‘壹’ 这天男人们外出拜年女人们在家接待客人表达了老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什么精神
表达了老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精神、
着名作家老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但他吮吸了时代的乳汁,
在对封建旧文化的反叛中,形成了自己与传统文化水乳相融的艺术风格。
‘贰’ 老舍对传统文化的独特看法都有哪些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叁’ 请结合作品谈谈老舍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别妻抛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之后,又转到重庆,“文革”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着《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肆’ 老舍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老舍(l899.2.3—1966.8.24),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着《四世同堂》。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着作书目: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4,的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样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着,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着,
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
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
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选》
19567,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
1959,百花;l—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老舍小说集外集》
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选》
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选》
1984,百花
一位世纪性文学大师的复杂经历和杰出创造,在中国近百年文学史发展的整体链条中,往往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认识和阐发它的丰富内涵,需要研究者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眼光进入大师的世界。走进永恒需要一种认识永恒的魄力和沉潜。平庸的阐释只能增加文学史研究中一些浮光掠影的砝码。真正下苦功夫精心结构的制作,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学术史的天平。它送给别的研究者的是一份难得的惊喜。最近高兴地读到的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关纪新撰写的《老舍评传》,就是这样一部令人惊喜的,以新的视点诠释老舍这位世纪性文学大师的着作。
《评传》在老舍生平的叙述中,非常注意对于研究视点的“聚焦”。在老舍降生伊始的一章文字里,作者就开宗明义地说:“老舍是满族人,老舍是北京人,再加上下文将着重谈到的老舍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三个基本属性,大约,就是营造起那后来看去极其辉煌的艺术殿堂的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作者立传的问题意识非常清醒。同情和描写下层穷苦市民或农民生活,眼下已经不怎么“看好”。但《评传》作者有一份历史的理解和同情,有一种科学的态度。他没有像有些研究者那样,把作家一旦由个人主义走近人民群众,以作品同情和描写下层穷苦人民,就看作是丧失知识人独立的自由主义人格、沦落为“民粹主义”的行为,而是理直气壮地论述了老舍本身来自最贫苦的市民阶层而最为理解下层人民的命运,最善于表现北京下层劳苦人民生活的这一始终一贯的特点,并把这些视为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胜利,在全书中加以揭示。这种不扭曲历史而是尊重历史的学术品格,在今天是很难能可贵的。
在这三个“人文支点”中,作者并不是满足于将作家描绘成贫苦劳动人民生活的浅层次的表现者。《评传》着力于以丰富的材料和严谨的论证说明,贯穿老舍文学创作始终的,有两个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一个是,在真切地关注北京下层劳苦人民群众的悲惨与抗争的同时,努力深入地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正视和挖掘整个中华民族国民性的病态和孱弱,在形象的描绘中,开掘作品人物后面深藏的文化意蕴,对于病态的国民性进行愤激的解剖和痛苦的批判;一个是,揭示作为一个满族作家的老舍,怎样怀着与生俱来的满族意识和无法排遣的满族情结,在不同的时代处境和生存气候之下,甚至在被压抑的情境下,回眸历史足迹,触笔人世沧桑,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命运的高度,执着地探索满族由盛到衰的历史根源,展示满族文化及性格的荣辱与悲哀,在眷恋、憎恨与同情的矛盾交织中,对于他生养于斯的民族自身的深层次性的悲剧,进行了最为痛苦的反思与追问。四十五万余字的《评传》,作者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饱蘸着自己对于作家的深厚感情,对于满族历史与文化的细密体认,从上述这两个方面的视点切入作家,给我们送来一份富有创见的回答。
对于第一个方面,《评传》的努力,比起老舍的已有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大的超越。无论是《二马》,是《猫城记》,是《离婚》,是《牛天赐传》,或是《四世同堂》与《茶馆》,均显示了本传作者在“历史-文化”层面中,对于“暗含的深刻历史底蕴”的深入开掘。而作者告诉人们,老舍这种对于“老”中国民族国民性的批判,绝非孤立地展示民族的病态与劳苦者的愚昧,落后,而是“始终与反帝反封建总主旨密切相依的母题”相联系,并且以擅长“靠拢和理解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心灵”,“肯于将他们心灵挣扎过程中真、善、美的一方面,如实地绘写出来”。《评传》在强调老舍的启蒙思想同时,没有忘记对于他是个“当之无愧的平民文学大家”的独特角色的确认。
比起前者,《评传》在作为满族作家这个视角进入老舍这个方面的论析,显示了作者更大的功力与特色。作者对于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族有很深的感情与思考,完成此书时又汇进了近25万字的《满族作家老舍创作论》的先期成果。因此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寻踪觅迹,条分缕析,在充分论证了老舍的满族意识的前提下,通过对于《小人物自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的分析中,第一次如此系统而鲜明地揭示了老舍怎样描写了在长期的历史际遇养成的满族生活“情趣”,旗人怎样整年整月在将消遣变为“生活艺术”中消磨时光,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和“好面子”,论述了曹雪芹、文康、老舍代表的“京旗文化”,乃是“满族先民的固有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的混成体”的最高成就,深刻反思了满族历史发展的悲剧性内涵,论述了如何看待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整个现代大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在五四以后出现的西方各民族的异质文化、大一统的中华文化、满族的京旗文化的交融中,为老舍的“文化定位”作了可贵的理论探求。《评传》在为人们忽略了的领域作出的成绩,和留给我们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个世纪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是很有学术探索价值和理论启示意义的。
‘伍’ 如何理解老舍创作中的文化批判视野特点
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市贫民形象,老舍在描绘时都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意识。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着名作家,他一生笔耕不辍,给读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老舍的小说创作为读者构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北京“市民世界”。这个“市民世界”里主要活跃着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和城市贫民这四类形象。老派市民闭塞、保守;新派市民一味追“新”逐“洋”,人格堕落;正派市民体现了老舍对理想和未来的追求;城市贫民表达了老舍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批判。
老舍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老舍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一部分中国人之面貌,从而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及中国人仍生活在黑暗世界之中。老舍的小说善于从很细微的方面写城市市民的生活、处所等等,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最宽泛而最恰当的恐怕就是“文化”——老舍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型”的作家。
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既批判了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风俗,又揭露了在新旧交替时代中包含的悲剧因素,既反映了市民群众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殖民地化的批判态度,又反映出这种批判本身的正义性与落后性。老舍不给人们廉价的“光明”与“希望”,他总是以悲惨的命运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写出市民在不同程度上是怎样被毁灭的,向我们展示出一幅真实的画面。这也表现出老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对此不抱有任何幻想与希望。
‘陆’ 老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作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 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老舍在茶馆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 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 《老舍论创作》 (1980)、 《老舍论剧》 (1981)、 《老舍曲艺文选》 (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着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至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柒’ 老舍的平民意识对中国文学界有什么影响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另外,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情感是复杂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地欣赏、陶醉,以致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及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无用而惋叹不已。
老舍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特殊的幽默艺术独树一帜。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与鲁迅、张天翼、钱钟书和林语堂等现代文学名家的幽默艺术互有异同.喜感因素和悲感因素相交织,构成了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景观。含蕴丰富,独具一格的幽默感。老舍的幽默,是温暖的北平的幽默,简朴、利落、善良、生气勃勃。老舍小说的幽默风格是逐渐成熟的,早期是“为幽默而幽默”,《二马》显示出他的幽默风格趋于形成,《离婚》则标志着他幽默风格的成熟。老舍笔下的幽默以悲喜剧交融的形式,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获得了“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
http://..com/question/2150080.html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作者:许自强
来源:《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年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年5月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着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着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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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京味小说”
老舍与“京味小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人生活中掀起的“京味文化热”的背景下,“京味小说”以其朴拙大雅的风貌登上北京文坛,引起了京城内外、乃至海内外人土的关注和厚爱。
“京味小说”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独特审美内涵与审美外观的文学品类,并非始于今日,那些“旧京小说”,如林语堂《京华烟云》不能说没有一点北京味,然而,真正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京味小说”却是在老舍手中创立的。老舍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声音,我都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老舍正是靠着这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匠心独运地开创了“京味小说”这一文学品类,并不断地从其题材范围、人物形象、语言韵味、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文化意识与美学意蕴等多方面深入开掘,精心淘沥,使得这独具北京风味的艺术佳酿品味更正、更浓、更醇,从而日臻完美,获得了独具特有的美学风格和跨代传世、超越国界的艺术生命。老舍生前虽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自封为“京味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没有将老舍的小说冠之以“京味”的头衔,然而,在人们的审美感受与审美判断中,“京味”与“老舍味”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甚或是可以画等号的。如果我们从研究“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出发去追溯它的起源便会发现,老舍的小说正是“京味小说”的滥觞。
京味小说家是老舍风格的继承人。他们写的“京味小说”,或成为京味小说家,应该说是有意为之,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使然,或者干脆说就是师承老舍的结果。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都谈到过,自己曾有意地、自觉地以老舍为师,追求老舍作品的艺术风韵,学习老舍作品的语言风范。北京文坛上这种以老舍为宗师、效老舍之遗风的文学现象,已充分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从中可看出“京味小说”与老舍关系的一斑。
‘捌’ 如何理解老舍笔下市民世界的文化反思
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反思——市民的世界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他生于北京城一个贫苦家庭,在大杂院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舒庆寿是一个皇城的护军,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去世了。老舍的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但长成人的只有老舍的大姐,二姐,三姐和三哥。他从小是靠他母亲和姐姐们给人洗衣,缝补衣服才勉强度日。据老舍后来自己回忆说:“苦的时候是一把盐,一点菜和粮食掺在酸豆汁汤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顿,就算是饭了的过生活。”在四十岁时,老舍写过一个自传,其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和童年的:“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因此他从小就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他的好友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老舍打小爱听小茶馆听听书,上天桥看个‘噌儿戏’,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街头艺人屁股后跑熟北京的大大小小的茶馆。”将“北京松人”的那套处世哲学有了经一步的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沾王八蛋,树叶掉下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那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就会有一帮敲锣边的。过路人必然有伸脖子瞪眼上来掺合的。”北京人豪爽的一面,也尽收眼底。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那就得说人家有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咋听“恶得厉害”,事后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肋插筷子……。所有这种阅历多有利于日后他的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
光绪三十一年,八岁的老舍进入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儿两等小学堂读书,不久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后来老舍考上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师范学校,读了四年书。毕业后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绩。品学兼优的秉性,加之恩师的推荐,十七岁就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跨出令所有同辈侧目的一步。四年后,他被派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九一九年。南方之行,使得舒庆春的眼界大开,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生活困苦的下层百姓,又使他更多了一份对苦难祖国的忧患意识。一九二六年,舒庆春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了一位中文讲师。在英国期间完成了《老张的哲学》,并由国内的郑振铎发表于《小说月报》,正式署名老舍。一九二九年六月到法国巴黎,写下《二马》和《赵子曰》。不久又从法国到新加坡,在此期间写下《小坡的日记》。到三十年代中期,老舍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猫城记》( 1932 年)、《离婚》( 1932 年)、《牛天赐传》( 1936 年),其中最出色的《骆驼祥子》( 1936 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除了这些长篇小说外,他还创作《月牙儿》等中篇小说和《断魂枪》、《柳家大院》、《微神》等短篇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了以后,老舍任总务部主任,积极投身抗敌文艺工作。四十年代最主要的长篇是《四世同堂》。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有话剧《茶馆》( 1957 年)和小说《正红旗下》
( 1961 - 1962 年,但遗憾未完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受到残酷迫害,于八月二十四日投平湖自杀。他的一生共写一千篇(部)作品,约七八十万字。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是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的问题格外的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达到的。他是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和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提高市民阶级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另外 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更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俗。他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是独具一格 的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他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重要的突破。
(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潮对老舍市民世界的反思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初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这一切必然会影响与之共同成长的一代甚至几代作家文学创作,并将时代的烙印深深烙在这个时代的作家的身上。但是老舍的作品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有明显的差异,即他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蜕变。看重的是“文化”对于韧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国民性的探讨是独特的,格外注重现代文明探索的病源,那是更发人深思的。
1. 首先,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老舍的影响是深远的。据老舍后来自己说:“反帝、反封建这两种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得并不深刻,可是没有‘五四运动’给了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来。这点基本的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的文化反思、国民性的探讨是直接植根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的。
2.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 , 鲜明的提出思想上的“人权、平等、自由的,”文学上的“人的文学”这些都能够唤醒青年和文学作者,于是他们纷纷选择运用西方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以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叛逆、自由、创造的精神。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老舍更多则是以市民世界中活跃着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理想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人物的性格构成来阐释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
其中写得最好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有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对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度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并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以至穿通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在他于英国完成的长篇《二马》中的老马就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是人物,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脚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 Q ,因为他们都是落后国民灵魂的勾画。
另外老舍非常注重市民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人生观及其文化根底的展示老派市民形象。《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四,《四世同堂》的祁老人、祁天佑,《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样一类人物。以张大哥为例的话,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而他的一生“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基于这点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封闭、自足的一面;同时辛辣的揭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这位张大哥也正是这类老派市民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巨大冲击“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当日本人达到北京市,他只是认为是准备些粮食和咸菜,堵上家门就万事大吉的一个主。将人严格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按祖宗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作家在批判祁老爷子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起老人发现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属于老派市民系列,不过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了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重表现他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表现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小说正是通过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画,生壳的反映了北京市民及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了那种一味追逐“新”,寻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在写此类脚色就使用的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写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行“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广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浅薄的脚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类“洋派青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时期“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老舍笔下的这些脚色因嘲讽的意味太浓,刻画的并不算深入,有类型化的倾向。较之老派市民那种批判又同情,而给新派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肖之情则溢于言表。这里就包含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的反思。而且常常把批判传统文明的失落和新潮的愤激之情交织在一起,贯穿在老舍的小说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中也贯穿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中篇小说《月牙儿》是些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代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老舍的笔下,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潮靠拢,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老舍对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说过类似的话:“爱与不爱,穷人的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写中,这种批判就或多或少的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而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的倾向。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占优势的文明古国,是有着特别深厚的土壤的。较同时代的,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下的作家中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价值。
老舍笔下的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也是那个时代所呼之欲出的一类的形象。因而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更有思想和启蒙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的性格。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使《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中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自然反映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的。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头百姓除奸,从而获得“大团圆”的戏剧结局。这也造成其小说这类人物的平庸的一面。但随生活的发展,老舍的创作的深化,特别是抗日时期特殊外部环境,他所写的《四世同堂》中,这类理想人物开始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成功的塑造了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在民族危难一旦降临,他们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看到四面墙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还有诗人钱默吟也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市民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物的出现,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与同时代的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关于城市文明并与人性关系的比较。老舍和沈从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两位很具代表性作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共同关注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的阐述者的角度,二者具有很好的可比性,从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老舍作品中文化反思与众不同之处。
从所描写的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老舍笔下有一种属于城市地层的贫民的形象,这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老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体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而以表现湘西人民特异“生命形式”小说成名的作家沈从文的笔下这是他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计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
以老舍的《骆驼祥子》来说,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到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有社会原因的,是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为背景,是的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同时也揭示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这一切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从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水手的柏子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相会,他觉得是满足,像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的前行而不知不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
对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中的柏子,我们可以发现:祥子似乎注定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最终原因。而柏子这是对一种肯定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将雄壮和柔顺集于一身的人性的讴歌。从而我们更能理解老舍笔下的人物,在城市文明病、人性关系中深深的忧虑。这是三十年代,象《骆驼祥子》这样批判现实同时又试图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独树一帜的。
(三)从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中可以看到对文化反思的痕迹。在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地地道道的“京味”和独有的“幽默”,这个问题初看起似乎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艘线必须明白的是,情感把握与形式创造的关系:在文文学创造中,情感是推动认识的动力,认识是情感形式的依凭。从内容出发去选者与创造形式,但发挥形式对艺术表现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当内容确定以后,需要用适合的形式去表达它。形式的完美创造能够使内容得到深化和升华,或者说形式具有帮助内容生成的作用。正因为这个理论依据,可以说老舍作品的“京味”和“幽默”这个表达形式更加有利、有助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的作用。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是雍熔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事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画卷中洋溢着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正是由于这“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了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是,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从而达到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北京文化”的精魄渗透于老舍的人物刻画,使得其作品呈现出“连走卒小贩全有风度”
老舍作品追求“幽默”,也同样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更内蕴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小市民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创作中。但是从《离婚》开始,老舍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的意味,谐而不虐,是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是幽默成为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和分寸感。产生喜剧和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这种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中市民世界的表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做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又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在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的气息。
总之,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对“五四”运动也采取旁观的态度,还与二三十年代时代主流保持一些距离,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不苟时尚的自足心态但丝毫不影响他是一位真正试图在文学创造中超越一般感时忧国的范畴,取用文学手段探索现代文明的病原,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伟大作家。在他的笔下许许多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势必列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人物形象走廊之中,老舍也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标志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和个性化追求中取得重要突破的作家。
‘玖’ 老舍小说中老派市民有哪些特征,如何体现他文化批判的意图
结合老舍小说对"市民世界"的展现,谈谈老舍艺术视点的独特性?
参考答案:
角度:始终关注的“文化”问题,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基本视点:“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 (一)老派市民形象描写,包含着老舍对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美德的书写与追怀,是含泪的批判与哀挽。包括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祁老太爷、祁瑞宣(《四世同堂》)。 (二)新派市民形象 是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生活情调,丧失人格的堕落形象。 是一群“胡同纨绔子弟”,如《离婚》中的张天真等。老舍漫画式的描写,蕴涵有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 (三)正派市民形象 塑造并不成功。其中寄含着同时超越传统和现代文明弊病的理想追求。包括李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等。 (四)城市贫民形象 贯穿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包括祥子、小福子(《骆驼祥子》)、沙子龙(《断魂枪》)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市民世界包含着老舍对北京及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消极成份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外来文化的谨慎甚至排拒。《月牙儿》中的母女处境,体现了老舍站在底层贫民立场对个性解放思潮的独特判断。
‘拾’ 老舍都为中国做了些什么
老舍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老舍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是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老舍是唯一一个能够身体力行地将文学与曲艺进行结合,长时间地关注曲艺发展,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亲自参与了曲艺,尤其是主要曲种(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家。
老舍的《茶馆》、《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的风格,创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