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论文文化

‘壹’ 我的论文是文化差异与翻译 论文老师答辩时问我 全文的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怎么回答好呢

一般来说，文章采用的基本推理形式，决定着文章的内在结构形式。例如，一篇文章主要是探讨某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反映在结构上，必然有因果关系的两个部分，或者是结果推及原因，或者由原因推断结果，缺一不可。文章要有层次，有条理。如果在写作中，材料的安排不当，就会使层次不分明、条理不清楚。事物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材料之间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例如，平行关系、递进关系、接续关系、对立关系等。总之，理清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结构中体现出来，文章的眉目就清楚了。而有的文章内容上拼拼凑凑，论文层次既不遵循各部分内在逻辑顺序，也不符合作者和读者的认识规律。作者心中缺乏总体布局，写作时信马由缉，任笔端自由驰骋，因而出现前后不衔接，甚至前后重复、前后矛盾，或颠三倒四，东拉西扯，上下两段明显地割裂开来，缺少自然的过渡，使人感到突冗、生硬，意思不连贯。有的论文分段太长，甚至一连好几页也不分段，显得层次不明，看起来费力。

‘贰’ 关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论文从哪方面入手比较好

第一，肯定要从东西方文化的性质入手、
第二，由文化的性质入手浅谈不同的文化所形成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
我这里有一段我的政治经济学导师的一段话，希望作为一个引子，给你灵感。
问： 何老师，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一种畸形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民众素质被指责低下，年青一代的迷茫与困惑，外国文化肆无忌惮的侵袭、、、、、、
就我个人觉得而言是源于文化的漂浮，简单的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应该是传承数千年来的民族传统文化，所教人的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以及其他的种种做人的信条，这是我们的根。或者说是一个信仰问题——作为一个民族的精髓，一个支柱，他必须得是这个民族数千年的沉淀。
反观如今，中华民族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政党的阶级纲领，一个千千万万年轻人从小学记事起就学习而可能一辈子都不很了解的阶级纲领。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可以算是压迫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某一政党的纲领取代这个民族的信仰，这是一个讽刺更是一个悲哀。
答：
你好!与你一样,很多人也在思考这一问题。目前的答案没有统一.一是因为现在流行的观点,它占据了舆论和理论研究的上风.一是有人从历史上找答案,与你的观点一致,认为背离了历史，背叛了传统,忘了根.还有人认为应该历史现实,国内国外,新老因素结合.第三种声音最小.但它最理性.但 建构第三种最难.这一方面,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希望你在其中据有一席之地. 第四种观点认为，政党观点也未必不能变.但趋势不明显.祖先的文化是生存文化,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政党文化是意识形态文化权力文化想象文化.用一种文化取代压制另一种文化往往适得其反,特别是其并非如人们想象那样的情况下。在我看来,科学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强大,民众醒悟的情况下，新的生存文化将占据熬头.把你的观点写出系统的文字来.我很高兴读它.夏安!

希望这个答案可以帮助你，有一些灵感。

‘叁’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应持有的正确态度：

1、“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2、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内容，必须“移风易俗”，自觉地加以改造或剔除。

3、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要把握好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4、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拓展资料：

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肆’ 浅谈文化的论文

浅谈文化的论文

自进入21世纪，全球化成为众多领域面临的共同趋势，不仅科技、经济如此，文化、艺术等领域亦然。当不同肤色、不同语系的人们都在使用着完全相同的PC机或苹果机，当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们都在享受着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当我们走出了世代居住的四合院，住进了水泥洋房……我们是否能感觉到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正在逐渐消失?我们能否感觉到我们的“母语”正在逐渐失声?现代设计面对国际化、标准化的汹涌之势，又将提出怎样的文化诉求呢?

1设计“母语”的消失

母语的本义是指“第一语言，是一个人最早接触、学习并掌握的一种或几种语言”，通常被引申为本原的、本初的事物或内容，用来指代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意涵。设计“母语”是指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内容与符码。进入21世纪，我们必须意识到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全球西化”的趋势，无可否认，这种趋势对于多元文化、区域文化是一种极大的损害。而在设计领域的表现则是消除设计中的文化取向，而以单一的美学原则和思维方式作为设计准则。我国的现代设计远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在先后经历了“西潮”“东洋风”“韩流”的侵袭之后，才发现自身的设计语言一直都是舶来品，而“母语”也在一次次的模仿中逐渐消失。

2设计“母语”何在

对于“母语”的探寻，我们总是会追忆到咿呀学语时的情景和环境，同样，设计“母语”也蕴含在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如果试着翻开中国文化史，我们会为中华文明的辉煌绚烂而欢呼雀跃，但也会为今天的状态黯然神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古老华夏大地上创造出来的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文化，展现出了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魅力。就设计所能涉及的文化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宏观思想、中观方法和微观元素三方面。

2.1宏观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层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哲学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理性积淀和内在体现，尽管三者所坚持的信念和立场存在差异，但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心理和思维方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三者也并非完全的三足鼎立，而是彼此互补并相互渗透融合，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形成了“三教合一”的传统哲学层面。其中最本质的哲学观念就是“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天人合一”是指把宇宙人生或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的一种思维模式。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因此，和谐在传统哲学文化中也被看作是世界万物的最高准则。

2.2中观方法——中国传统技艺层面

中国传统“重道轻器”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传统技艺的发展。而古圣先贤更是对生产技艺等“百工之技”持贬抑与排斥的态度，如《礼记王制》中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由此可见，在以儒学为正统的古代社会中，“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便成为传统观念，这也使得中国民间的工艺家、机械家、土木工程家等艺匠备受轻视。

2.3微观元素——中国传统器具层面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其风格特征异常鲜明。从传统建筑的梁架结构到家具的榫卯结构，从石雕木雕中的纹样到服装布料上的纹饰，无不表现出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特征的相通性。例如，家具以明清家具样式为主，建筑以大屋顶和梁柱结构的寝殿式为首，器皿以瓷器最为突出。此外，传统工艺中的陶瓷、漆器、木雕石雕、刺绣、染织、印刷、剪纸等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和借鉴内容。从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中形成的“文化符码”在实际设计应用中也展现出特殊的文化内涵，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器具设计之中，这也就为彼此之间的元素转借、符码互换、交叉利用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源”。

3设计“母语”再现

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我们拥有丰富的设计“母语”，但自近代以来，身处其中却未能合理运用和传达。相反，西方世界却多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西化的“中国风尚”。

“传统”不是身外之物，甚至不能外在化、对象化，而成为与我们没有血肉关联的客观实体。传统是浸润在个人和群体中，或直接或间接，或积极或消极，影响并且塑造着我们的信念、人生态度以及行为规范的势能。从设计文化的角度来看，正视传统、理解传统并发扬传统是现代设计形成民族风格的关键所在。要使传统文化“母语”在现代设计中再现其文化内蕴和精神实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展开：首先，以民族精神为主旨，形神并举。“民族精神”是民族与设计形式交流的中介物，设计形式就像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而民族精神则是民族设计的灵魂。简单的一句“Made…in…China(中国制造)”，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产品质量的优劣，更多的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设计水平和文化的评价和判断。要再现中国传统设计“母语”，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在设计中进行全新的解读。仅仅依赖从原有的元素、符号和纹样的重组整合来构思新的“形”，只会流于形式、流于浮泛之虞。我们必须在切实了解民族符码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并注入新意，使表现更加传神，即“形真意切”。其次，以传统文化为源泉，兼收并蓄。

华夏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延续，孕育出造型温文儒雅、踏实敦厚的“中国形”，备受西方世界推崇，却被自己的子孙鄙弃近乎百年，这值得我们深思。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哲学思想、造物法则、美学观念以及涵盖其中不胜枚举的经典实例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今日之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只是我们尚未能够充分利用。当然，我们要做的是“师古”但并不“复古”，也不“泥古”。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就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使得中国文化延续至今而未中断或消亡。

4结语

时至今日，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世界，而我国传统文化更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失去自信，而设计“母语”更是濒临消失。因此，我们要发展中国风格设计，就必须从未来发展远景出发，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对传统文化加以综合改造，剔除陈腐固陋的糟粕，探求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形式。同时，民族风格体系的形成必须立足于民族自身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既适应世界潮流又切合国情，既蕴含传统又具有时代精神的展现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艺术家何怀硕曾说：“我认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绝不诞生在民族艺术贫乏颓萎的地方，而必是诞生在民族艺术繁荣茁壮的土壤上。”这一观点用于民族设计的当代化，道理亦然。

‘伍’ 急求一篇关于从某一文学或艺术形式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2500字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着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陆’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论文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
①面对传统文化，要辩证地认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分辨其中的精华和糟粕。
②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应该继续保留和发展。
③对于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必须“移风易俗”。

‘柒’ 求日语专业论文题目 从语言看文化

你可以找同一个词的日语和中文不同表现，借而说明文化的不同。或者是针对某一个词来写。我认为这样比较不错。

‘捌’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玖’ 怎么看一篇论文的质量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因学科门类庞杂、研究范式多元，论文的质量判断始终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人们通常容易接受自然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对于人文社科研究的规范和创新往往不置可否，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是否拥有明确的质量判断标准呢?

本文就力图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论文质量的判断建构一个基本的框架，以利于论文质量的判断更加理性和专业。

一、论文的基本质量特征



人文社科论文背后事实上隐藏着遵照不同范式进行的人文社科研究。虽然如此，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的人文社科类论文仍然会有一些通用的一般性标准，我们可以视之为此类论文的基本质量特征。基于人文社科研究的学术属性和该领域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论文的基本质量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两个方面：

1、学术特征

学术既指系统的学问，又指研究学问的过程，因而学术作品一方面含有作为名词的学问信息，也必须内含学问产生的规范过程，我们所面对的论文则是学术过程的产品。

人文社科类的论文，有的是显现研究过程的，有的则只是呈现结论及相关的论证和说明，即使显现研究过程的论文，也不可能展现研究过程的全部信息，因而，我们所面对的论文基本上是以文本方式存在的研究结果。面对这样的学术作品，我们需要把握以下量的和质的特征。

信息量、知识量和学术含量

学术性论文具有天然的求真倾向，其作者要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遵循学术的规范为读者贡献新的信息和知识，只有包含一定的信息量、知识量和学术含量，才会具有公之于众的价值。

信息量指一定篇幅的文本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内容，它可以是事实性的、概念原理性的，也可以是方法性的，但无论是哪一种性质的信息，都需要具有经验上的或者逻辑上的可靠性，这是一个文本有意义的基本保证。经验上的可靠，首先意味着文本信息具有经验上的可能性，其次意味着信息来源的真实性。这样的信息可以让读者间接地获得关于世界的真实。逻辑上的可靠，则指文本所提供的信息是我们的理性可以想象的。不真实和不符合理性逻辑的信息是没有意义的，学术文本需要避免这样的内容，相反地，应该提供与文本规模相称的具有经验和逻辑可靠性的有意义内容。这是我们从心理上接受一个学术文本的第一条件。

知识是一种信息，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学术研究的求知本性决定了作为学术作品的论文必须提供比例较大的知识性信息，否则，该文本的报道性质就会大于认识论的性质，其背后的研究劳动是值得怀疑的。学术文本中的知识信息，不可能是全新的，更多情况下是较少的新知识信息与较多的旧知识信息之间的联系在文本中得以呈现，给人的阅读效应是充实、宏阔和连续。这样的论文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的良好学养。

学术含量，是学术作品在结论上的创新程度和得出创新结论的研究过程规范和高明程度。学术研究旨在探索未知、修正已知、追求真知，其结论的底线是具有一定的新意，如果没有新意，一个学术文本要么是“科普的”，要么只是用丰富的资料示范了一个学术过程。真正的专业研究者所提供的论文在他们自己看来通常是有不同程度创新的，在此基础上，更为深入的考察即是论文所内含的“研究过程”的规范和高明程度。学术作品的质感离不开足够的信息量、知识量，但更为本质的还是作品的学术性，即创新性和创新的规范和高明属性。

基础性、思想性和文化性

换一个维度，还可以从质的角度判断具体的学术文本。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这一领域研究者长期的经验，一个学术文本所内含的研究的基础性、思想性和文化性是其质量高低的重要特征。

一般学科都存在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其中的基础研究是认识取向的，应用研究是实践取向的。即便是基础研究的内部，也存在着更为基础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通常是贴近一个学科领域核心问题的研究。由于原创性的研究最容易发生在基础性的研究领域，也由于基础性的研究难度相对较大，所以一个学术文本所含研究的基础性程度通常也能反映出其高深的程度。

应该说越是基础性的学术文本，其思想性的潜质就越大，因为思想性意味着具体的专业研究成果可以对专业领域之外的人们产生明显的启示作用。显然，越是基础性的研究，因其可迁移的程度较高，其启示的范围相对也是较大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研究应具有思想性的追求，这是使最终的学术文本具有灵动感的重要前提。我们需要意识到专家实践导致的专家人格很容易造成学术文本的局促与狭隘，这样的论文即便在专业意义上精巧，其更大范围的意义是不可想象的。

学术文本的文化性与思想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思想是文化的灵魂。除此之外，学术文本的文化性还指文本作者把所研究的主体与人类历史文化总体相结合的状况。孤立的专业探讨表现为写作上的就事论事，由此而来的论文难有恢弘、广阔与厚重气象，即使把专业的问题说得通透，总是少了一些质感。论文的文化性取决于作者的学术视野，宽广的学术视野有助于论文的文化内涵提升。单从研究的角度讲，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只有既懂得人性，又有文化的兴趣，才能把自己要说的专业问题说清楚。人文是社会的人文，社会是人文的社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需要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

2、意识形态特征

自然科学研究在现代社会基本上无涉意识形态问题，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不大相同了，原因是人文和社会现象总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总与该背景下的主流价值观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意识形态特征在论文中的体现通常被理解为政治标准问题，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落实到具体的学术文本，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标准的把握是一个特殊的学术问题。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论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对每一类论文的认识和把握总体上是一个学术理性过程。

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学术文本

不难遇到明显有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论文，极端者会走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反面，这也就是无需争议的政治标准问题。此类论文一般是表达文本作者所推崇的政治观念和制度，虽为学术文本，但字里行间能够流溢出作者的情感和态度。

客观地说，凡存在此类问题的论文，在学术发展上通常并无新意，只是表达了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因另一种意识形态已经经历了理论的和历史的过程，其学术的价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学术文本

有一类论文并不反对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所论及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会具有间接的意识形态效应，这是人文社科学术领域中较难把握的。以宗教问题为例，众所周知，我国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但当我们面对论述欧洲历史上的宗教宽容问题时该如何决定取舍呢?

笔者觉得，虽然宗教宽容是一个历史现象，但在启蒙运动时期，它主要表达了要求国家允许个人选择并非国家认可的宗教信仰形式的诉求，这与当下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是有偏差的。从学术的角度看，宗教宽容问题只是一种历史学信息，并无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增长。

西方批判理论研究类的学术文本

对现实的批判是西方现当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取向，在这一潮流中，出现了很多发展性的研究成果，增益了人类的知识。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比较典型的批判现实的经济哲学着作。被称为批判理论的流派起源于192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除了方法论上的贡献，这一流派的理论家重在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文化构成。

应该说批判理论是具有极强学术性的，但也不可否认对现实社会支配结构和文化构成的揭示，会与现实的批判运动具有现实的逻辑关系。

二、论文的具体质量判断



人文社科研究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范式的研究成果，其学术质量判断标准是有差异的。因而我们只能就不同的范式来谈论论文的具体质量标准。

现实地看，人文社科类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

哲学思辨类、人文解释类和经验实证类，在此作具体说明：

1、哲学思辨类论文

哲学思辨类论文不只是指哲学学科的思辨类的论文，而是指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成果。此类优秀论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我国学术教育和研究传统历来不重思辨。加之学术从业者对于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钟爱，哲学思辨类的研究成果数量上较少，质量高的不多。由此还带来人们对此类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的怀疑和轻视。

质言之，思辨即以思来辨，它发生在经验辨别的边界，要依靠研究主体的直觉和逻辑能力，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寻觅意义，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新的理解。

对于哲学思辨类的论文，我们首先要判断思辨对象的价值。因思辨发生在经验辨别的边界，经验世界的事物是无需思辨的。对于经验以外的东西，原则上都能思辨，也只能思辨，但并非一切的对象都有思辨的价值。如果我们承认进入思辨范围的对象仅是经验世界在思维中的自然延伸时才有意义，那么，一切关于与经验世界平行的、主观设置的思辨对象，至少在学术研究中是没有价值的。

所谓经验世界在思维中的自然延伸，我们可以借助哲学本体论中的“存在”概念加以理解。“存在”不是“是”，它与“时空”这一经验框架保持着关联，所以，“存在”与“是”相比较，不是最抽象的概念，可与具体的“存在者”相比较又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显而易见，“存在”概念处于经验世界的边缘，再向前抽象，就到了“是”，也就只剩下纯粹逻辑的规定性了。原则地说，类似“存在”这样的思辨对象是有重要价值的。各个具体的人文社会学科，都有基础研究领域，其中不乏需要思辨的对象，知晓了思辨的旨意，就容易判断具体论文思辨对象的价值。

其次，要判断具体论文的思辨水平。这是一个与逻辑有关又不只是纯粹逻辑学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能够言说的却又只是关联逻辑的部分。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思辨就是以概念为元素、以判断为中介的推理过程。那么，面对哲学思辨类的论文，要先寻找文本中的关键概念，看其意义是否清晰、界定是否恰当以及前后意义是否一致；再寻找文本中的基本判断，尤其是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判断，看其是否具有经验的和逻辑的可靠性；最后，也是很核心的是析出文本的逻辑理路，即推理路线，看其是否合乎思维形式的规则。其实，这只是判断论文思辨水平的初阶，再进一步还可考察文本的辩证水平，这就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范围。不仅如此，高水平的思辨文本通常能够反映出作者“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逻辑功夫和思维浪漫。

再次，要看思辨结论的新旧与正误。一个学术文本必须提供新的结论才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有学术追求的作者通常都力图做到这一点，因而他们通常会自认为有新的进展。这就需要读者具有较好的学术视野和学养，要能判断具体论文的结论是否在已有的最先进的结论基础上有所进益，具体地说，要看其结论对原有认识是否有补充和丰富、是否有纠正和完善。若发现结论确有新意，则要进一步判断其正误。新，并不意味着真，仅意味着不是旧有。对正误的判断又要回复到论文思辨水平的判断上，可见对哲学思辨类论文的质量判断在实际工作中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

2、人文解释类论文

中国传统学问以人文解释为其要务，以致中国学者多乐于并善于做人文解释的功夫，此类论文也比较多。

然而，对于人文解释类的学术研究质量判断却是最难形成共识的，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此类研究的性质缺乏到位的认识。

人文，以文、史为主要领域，兼及一部分哲学的工作，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用“做学问”来表达。既是做学问，功夫当在学、问之间，学者虚心涵泳，析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借助对经典(或重要)文本的训诂，使人明白文本之义，也可借此阐发研究者的新意。其效用主要在于唤醒历史，彰显人文的活力，传承优秀的文化。从此意义上讲，判断人文解释类论文的质量，不可以创造新知为标准，而是要评估其所释文本的价值、解释的水平及所阐发意义的新旧与启发性。

所释文本的价值是人文解释类论文学术质量的基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本是巨量的，虽然每一个历史性文本都具有自身的意义，但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就大相径庭了。人文历史的残酷性表现之一就是只选择和留存可以为时代代言的重要文本，此外的文本客观上充当了重要文本产生的背景，正如“一将名成万骨枯”，无数的学者被湮没，无数的文本被搁置，名垂青史的只是有数的节点性人物及其作品。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本着创新的立场，存在着对重要历史性文本的解释性研究，也有把目光转移到较次要文本的做法。然而，文本的确有价值上的差异，如果一个论文所选择的文本少有价值，整个后续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一种体力的劳作，整个论文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是不可取的。

假如文本的选择合适，读者则要审视其解释的水平。

说到解释，中国传统学者所作的基本上是考据释义之事，他们忠实于文本，慎言言外之意，讲究无一念无来历，上乘者能够博学、慎思、明辨，其人可温文尔雅，其文能条理不紊。这样的学者有学养，这样的文本见功夫，这样的研究比的是学问的见识和功力，若言思想的创新和知识的增进则乏善可陈。考虑到人文学科的价值主要在于通过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解读延续文化的血脉，弘扬人文精神，读者是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判断此类论文的，但考虑到解释一事在西方已由技术而方法论以至成为一种哲学的思维，又使人无法不面对传统解释作为人文学科研究手段的局限性。且不说当代伽达默尔(1900-2002)已将受到人们关注的历史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文本化，狄尔泰(1833-1911)早已把历史世界这一人的经验的整体实在视为解释学的对象了。中国人文学科有悠久的历史，却进步缓慢，看来需作哲学方法的文章，否则，高水平的学术作品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解释文本以喻人为要义，但绝不仅仅使人明白文本自身的意义。当我们把解释视为人文学科创新方法的时候，解释已经不是教书先生的一种本领了，它必须转变为人文学者阐发、挖掘人文新意的途径。在对经典的无限阅读、解读的过程中，人文世界的新思想才能不断涌现，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这也正是人文学者的应然使命。

文本启迪学者，学者阐发思想启迪众人，方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常态。面对大量的人文解释类论文，学术期刊的读者作为论文“社会化之筛”的第一关，固然要审视论文所释文本的价值和论文作者人文解释的功夫，也应该关注人文解释的文化效用。不能简单地认为基于经典文本的思想挖掘和阐发是一种主观的随意，在阐发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被自然地创造，经典文本也因此不仅是永世诵读的对象，而且成为思想创造的资源。耳闻有的学者表达阅读经典的心得，屡被有功底的专业学者诟病，笔者意识到的是两种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和方法。批评的一方自然是坚守传统经学方法的学者，被批评的一方自觉不自觉地实践了狄尔泰解释学的方法。

应该说，双方的学术性工作均有其个性化的价值，但相对说来，被批评一方的工作是应该被理解的。在理解的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有义务帮助这样的研究逐渐规范起来，如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才能够在延续优秀传统的同时获得新的生命。

3、经验实证类论文

还有一类论文是借鉴自然科学范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类论文并非来自某个单一的学科领域，几乎分布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中。

其特征是接受实证哲学方法论的指导，用经验的方法获取数据，用数学的方法处理数据，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的结论并进行相关的讨论。

对于这一类论文，长于思辨和人文解释的读者是深感头疼的，一方面对经验实证的方法本身缺乏深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对此类研究的价值持有怀疑。对此，我们需要具有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固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但的确也存在着一些数量的事实以及可以量化的事实，这也是经验实证方法可以合理移植的基础。要说有问题，主要在于许多研究者对计量研究方法背后的数学哲学思想不甚了了，加上对研究本身的追求缺乏较高的认识境界，实际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借助一个价值不大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实证方法的演练，不免使人对此类论文感到头疼。

事实上，经验实证方法的进入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值得珍视的。对于这一类论文的判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第一，问题与目的。一切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这一点在经验实证类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按照实证研究的路线，此类学术文本必先交代要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话题(item)，而是研究意义上的真问题(question or problem)。我们可以进一步把question解读为“需要解答的问题”，把problem解读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引发研究过程的问题要么是认识上的困惑，要么是实践上的阻障，不用说，这里的困惑和阻障应该是一个领域的人们共同面临的，如果只是研究者个人的困惑和阻障，由此引发的研究对个人是有意义的，但在具体学术领域是没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只有第一而无第二，因而，发现或触碰到了研究领域的真问题时，其后的研究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审视经验实证类的论文，必先对论文所包含的问题作出真假判断。好的论文还会对问题消解之后的效应作出说明，这也就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很多作者容易把问题的解决本身视为研究的目的，虽不为错，却不彻底。当言明了具体问题解决的后续效应，等于把具体的研究与整个研究领域联系了起来，研究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

第二，过程与方法。经验实证类研究的一个显着特征是方法意识明确，这与哲学思辨和人文解释类的研究有所不同。从此类研究文本中就可以看到，问题提出后，必有具体的研究设计，具体包括研究的过程及方法。人文社科研究所设计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调查、实验、文献的计量分析等，研究文本通常都会作出操作性的说明。

判断研究方法选择恰当与否的依据是研究方法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适切性。研究方法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复杂越好，原则上最好的方法选择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方法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所研究的问题意义不大，所得出的结论缺乏新意，整个研究文本基本上在展现研究者(也是作者)的方法修养。这只能说明一部分研究者还没有走进具体学术领域的堂奥，结果是：研究论文层出不穷，我们却很难感觉到学术的明显发展。

判断研究过程设计的严谨与否，主要是对研究过程规范意义上的审查。每一种研究方法的使用都是以过程的方式展开的，都有自己规范的步骤，如果严格遵循了规范，研究方法就能发挥出其特有的功能，否则，即使方法与问题是适切的，研究的目的也无法彻底达成。单就研究过程本身来说，若不能完全规范，轻者导致研究不到位，重者还可能导致伪研究的出现。事实上，尽管经验实证类的论文在结构上呈现了研究过程与方法的信息，但文字文本的局限性也会使得研究过程信息无法完整呈现，因而，对研究过程与方法的审视必须着重用力。

第三，结论与讨论。研究者运用种种方法获得有效数据和资料之后，通常会对数据和资料进行数学的或哲学的处理，以此得出研究的结论，并对结论作理论的分析和讨论。这一部分最见研究者的理论功力，也恰恰是这一部分目前普遍比较薄弱。

这样的薄弱在感觉上表现为一篇论文的结构失衡，缺乏美学素质，实质上是因作者的理论功力不足使得研究所获得数据、所作出的结论一定程度上被浪费。

三、相关参考因素



面对论文，我们主要进行的是纯粹学术性的判断，同时也会考虑一些相对于学术研究本身来说具有边缘性的因素。

比如，文本的情况、作者的情况以及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情况，这些因素虽然是边缘的，却非不重要的，应属于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的相关参考因素。

我们所说的文本情况是指写作意义上文本质量，也可说是写作意义上的文本成熟度问题。说一个人学问好，文章也好，显然把学问和文章分开而言了，这是具有合理性的。文章自身的独立性也是写作学成立的前提。

上述三类研究中，经验实证类的论文，其文章的结构通常是格式化的和规范的，越接近自然科学样式的文本，其格式化的痕迹越是明显，以致很容易认为这种研究类型的论文在写作上不需要十分考究，其实不然。要知道，即使在纯粹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专门的科技论文写作的训练。虽然经验实证类的论文的大结构难以摆脱共同的规范，但对研究成果的表达还是有高下之分的。相对而言，哲学思辨类和人文解释类的论文，写作上的质量就非常重要了。由于这两类研究的表达没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因而一个论文的质量实际上是学术质量和文章质量的综合体。

读者在判断论文质量过程中，还会考察论文作者的情况。

这听起来是一个与论文自身质量无关的问题，但有经验的学者从来不会忽略这一方面的考察。其中的道理是作者年龄、学历、专业方向等信息能够为我们提供论文质量判断的辅助性信息。大家知道，研究人员普遍反映论文发表难，站在期刊的立场上看，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期刊编辑部对优质的论文求之若渴，巨量的论文因不符合期刊的质量要求客观上耗费了编辑们大量的精力。发表难，准确地说是在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难，是不符合发表要求的论文发表难。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人员考核、职称评聘、博士生毕业，都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无疑逼迫了那些尚不具备较高研究能力的人们作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情。谁能否认作者和作品无法分离这一事实?

此外，目前已经普遍实施的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可以高效、直观地发现论文与已发表文献之间的重合程度，牵涉到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问题，无法忽视。数据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减少了劳务，却掩盖了许多学术的具体细节。

笔者发现目前的“查重”至少遇到了以下两种情形：

与其他作者学术文本的重复问题。这里面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有注释的过度引用，这是学术规范问题，二是无注释的抄袭行为，这就是学术道德问题了。

与文本作者自己以往发表文献的重合问题。这中间确有作者心性懒惰的因素，也有作者无法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表达已有思想的能力因素。有一种情形是可以宽容的，即新的学术文本是过去零碎思考的系统化整理，这样的新文本具有学术价值，感觉上存在着新旧文本的高比例重复，但不属于懒惰或低能问题。

综上所述，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质量的判断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问题。

正因如此，只有把论文质量的判断与人文社科研究联系起来，才能够触及问题的本质。可以说，把握住了论文的基本质量特征和具体判断标准，加上对相关参考因素的考察，读者对论文质量的判断就能逐渐步入自觉、有序的理性轨道。

‘拾’ 如何阅读古代散文 论文

一、回望必修教材，加强选修必修的联系。

例如教学“散文之部”，我们可以回望苏教版必修三第四专题的“寻觅文言津梁”，加强选修与必修的联系。苏教版必修三第四专题“寻觅文言津梁”有三个板块组成，即“因声求气”“仔细理会”“融会贯通”。“因声求气”重在声情并茂地诵读，“仔细理会”重在字词理解基础上的品味，“融会贯通”就是阅读的综合运用。选修教材的“散文之部”就为我们品味欣赏文言散文提供了三种渠道。“创造形象，诗文有别”要我们从“理解散文的形象性”的角度去“仔细理会”，“散而不乱，气脉中贯”要我们从“把握散文的逻辑性和抒情性”的角度去“仔细理会”，“文无定格，贵在鲜活”要我们从“体会散文的灵活性和趣味性”的角度去“仔细理会”。

再来看“创造形象，诗文有别”这一单元选了三类散文，独具韵味的山水风物的山水游记类，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的人物传记类，直观形象的事实呈现的寄寓言志类。第一类散文的特点是情景交融的意境、灵活多变的笔法、多角度多侧面的细致的真实描写；第二类散文的特点是正面描写、侧面烘托、精湛的场面描写、个性化语言、动作神态细节描写；第三类散文的特点是寓言说理、铺叙夸饰、渲染描摹、繁简搭配、多种修辞的运用。如果我们在欣赏《项羽之死》之后，将《史记》刻画人物的手法即选取典型事件刻画人物、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运用多种手法来描摹人物、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进行总结，再来反观必修教材《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鸿门宴》两篇文章，并将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比较一下，学习就会更有文化意味。

二、欣赏诗文不求面面俱到，力求重点突破。

作为选修课，授人以渔是必要的，知识短文在于梳理欣赏的知识，“赏析示例”在于明示学生欣赏的方法，自主赏析在于老师引领学生欣赏，在这些基础上我们提出两点，一是欣赏不求面面俱到，求突破重点。二是规划每一篇的欣赏重点，在课外实践中加强，积淀学生素养。

例如教学“诗歌之部”，笔者首先研究确定单元欣赏方法的重点，那就是“因声求气，吟咏诗韵”重点在诵读，“以意逆志”的重点在体验，“知人论世”的重点在探究，“置身诗境，缘景明情”重点在想象。教学时，我们在某一方面突破，欣赏效果会最好，也利于学生迁移课外诗歌甚至高考诗歌鉴赏。例如教学《长恨歌》和《夜归鹿门歌》：

《长恨歌》的教学笔者确立的欣赏重点是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探究诗歌的主题。

一是让学生明白爱情说、讽喻说、爱情讽喻说这“三说”由来的根源。二是让学生明白从哪些方面来探究主题。一要看作品怎么写和写了什么。二要看相对历史，文学作品作了哪些处理。三要将同类作品进行比较，看看它们的同中之异。四要看创作时代背景。

《夜归鹿门歌》的教学笔者确立的教学重点是在想象画面中辨清衬托和烘托。江边的喧闹、山中的寂寥怎么组成一个有机统一和谐的意境，那就是衬托和烘托手法的运用。在这一首诗的教学中，笔者重点讲清衬托和烘托的手法，让学生迁移阅读其它运用同类手法的诗歌。

三、丰富学生学习的课外活动，重视他们文化素养的积淀。

1．一句成“名”活动——让学生评点欣赏某一首诗歌中的某一名句，品一品成“名”的价值。例如学生品味杜甫《旅夜书怀》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一名句，写成一段文字。

2．诗人素描——就是抓住诗人创作的风格、诗歌的内涵、生活经历、思想修养等来描述诗人在自己心中留下的美妙的情怀，让诗人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3．诗意写画——诗意写画就是借助诗意，展开想象，运用多种手法，对诗歌的意象、情感等加以描绘、阐发。之所以名之为“写画”，一是强调描写的画面感，二是强调语言的美感。

4．编辑意象小词典——就是积累意象为自己阅读欣赏古诗服务。例如学习《春江花月夜》，让学生编辑以下意象的小词典：月亮、流水、浮云、南浦、扁舟、玉帘、捣衣、鸿雁、双鲤、落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