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长江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当中有什么作用
一、发达的稻作农业是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产生的基础
环顾世界，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发生的。例如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在以小麦、大麦种植和绵羊、山羊的伺养的经济基础，发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的。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是受到西亚的以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影响，分别在尼罗河和印度河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中美州的古代文明是以玉米为主的谷物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在那个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以小米的种植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这个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几个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在采集、狩猎经济的基础上不能产生文明？为什么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后面当然也有这样的文明）发生的很晚？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因为农业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需要对赖以种植的谷物做长期观察（在野生阶段就采集食用），对这些谷物有一些认识。一个是可食性的认识，一个是耐储藏的特性的认识。这就区别于薯芋等的栽培。至于薯芋的栽培问题，在考古学上很难证明，完全是一个设想，而且无法储藏，也看不出对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影响。而种植谷物，对土壤要有认识。对土壤的肥力要有认识，对水温有所认识，对季节有所认识，既然要栽培农作物，还要制造相应的农具。种植的农具，收获的农具，加工谷物的农具，然后，谷类食物做饭吃时，还得有炊具。这套东西整个构成一个文化系统。谷类的生长期，一年一个轮回，它的周期起码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与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能是一种短期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计划。这样就使文化本身复杂化。有积攒，有经验的积累；同时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人群，有比较大的集体，单个人很难去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定居。所以，我们看到农业村落远远比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村落大得多，堆积厚得多，也就是稳定得多。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稳定聚居在一个地方，而且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群，他们相互之间会不断交流经验，加速了文化的积累，从而也加速了文化的发展。所以，以农业为基础，以谷类作物农业（不是一般的种植的农业）为基础产生了几个古代文明。这种说法是好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总结出来的。
现在的谷类作物里面，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小麦，一种是大米。在大米这种谷类作物农业的基础上产生过文明吗？过去是问号，要寻求答案主要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印度的恒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现在是全世界稻米产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那么在长江流域有没有自身产生文明的土壤？还是说只有等中原文明传播到长江流域，或者说影响到长江流域，之后才产生了文明？这是摆在考古学者，历史学者面前的一个问题。由于前些年在长江流域很多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一系列文化的重要发现，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值深思。恐怕在看待中国文明发展时，不能仅仅是中原中心论，这个文明的发生，如果从多源的角度来考虑，可能更符合事实。那个多源里，当然包括长江流域。我个人觉得，稻作农业对文明产生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它同旱地农业相比，更有优势，而不是更差。因为稻作农业，基本上是水田农业。水田农业要求把田块弄平，如果不平，高的地方没水，低的地方稻苗被淹，旱地农业地不平也可以种植。水田则不行，而且搞平田块后还得在周围筑田埂，用来关水，水不流掉，天旱时，还得想法找水灌溉，雨涝时，还得想法排水，还得有排灌系统。由于水田必须要有灌溉，这种灌溉实际上也带来了一些肥力，自肥的效果比旱地要好。一块旱地，种植作物若干年，又不加人工施肥，肥力减得很快。所以就必须轮种。《诗经》里不是讲到“菑、新、畲”吗？要轮种，否则产量则要降低。而水田，长江流域的水田，种了几千年，现在还非常高产，袁隆平院士得了大奖，也就是在这块土壤上做出来的，而且还能不断的高产。由于是这样，这个农田，投入了那么多人力，农民一般不会轻易舍去。所以，水田农业的农民，更加固定在土地上，就是稳定性更大。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这样更有利于文化的积累。由于对土地的加工，需要更加精细。这样就养成一种素养 ，就是使这些农人注意精耕细作，事情搞得很细。这种素养带到一些手工业上，就会使一些手工业制品做得非常精巧。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比较一下，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他们制做的陶器、玉器与北方同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比。大不一样，我们在内蒙古地区看到的，陶器很大，陶窑也很大，很有气派，但质地很粗；而南方的器物制做精巧。几千年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与水土有关系。在一定的水土基础上产生一种经济，然后在这个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形成了一种传统。所以稻作农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在它的基础上完全有条件产生文明。这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这些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许多遗存，大家都很关注，在讨论文明起源时候，都提到这些文化，这些文化中并没有青铜器，只有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如制造玉器、丝绸等。但谁也不否认，它是在走向文明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只不过是对它究竟是否已经进入文明了，还是只走到文明的门槛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稻作农业是可以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文明的。
二 长江流域发生文明的三个中心
长江流域有三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一是长江中游，这里是目前所知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从湖南玉蟾岩到江西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一万多年前就有稻作农业的萌芽了，后来到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 ，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经过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发展水平就更高了。到屈家岭文化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城址，一些手工业也已相当发达，就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了，这些文化构成一个系统，以后的楚文化与这些文化暂时连不上，中间有缺环。但是它的深层的背景，还是在这些文化的基础上。不管楚人的王室是从中原或是从其它地方过去的，但做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这应当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二是长江下游。这里从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发展系统非常清楚。至于马家滨文化以前的文化，目前正在探索，但是从这些文化看来，已构成一个系统。以后发展到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不管受别的地区的影响多大，也应是在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中间还有缺环。以后发展到吴越文化。所以长江下游地区也很清楚，它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发展中心，以后成为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
三是长江上游地区。主要是四川一带，过去这里的新石器文化不清楚，最近在成都平原以宝墩村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被发现，知道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那里的文化水平已经发展的很高了。接着产生了三星堆文化，最后就是巴蜀文化。所以，这个系统也是很清楚的。
这几个系统的文化，是不是从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传过去的呢？完全看不出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是有影响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文化中心和这几个地区走向文明的过程，应该说基本上是独立的，不是从外面传过去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也产过原生文明 。但这几个中心之间也还有些亚中心。如江西，安徽一带，跟长江中游的不完全一样，跟长江下游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中游、下游地区比，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所以认为它们是亚中心。这样，在长江流域的这些文化的本来面目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但这些文明中心，我们怎么看，它与黄河流域的文明是什么关系呢？近些年，有的学者提出长江文明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有人相对来讲叫黄河文明，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我觉得，我们最近一些年，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多源的中心相互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过去张光直用一个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来概括这种情况，费孝通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我觉得他们都很贴切地概括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态势。到现在， 我们还不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有56个民族的，既是多元又是统一的这么个民族、这么个文化吗？
那么，我为什么不同意叫长江文明呢？原因就是，既然叫长江文明，它一定是有一个可以概括出长江文明有哪几个特点，它与黄河文明或别的文明有什么不同。我们比较一下。如长江下游地区几个早期的文化吧，马家滨、崧泽、良渚文化也好，与长江中游的文化，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相比，当然有不少关系，但这个关系密切的程度远不如它与山东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密切。至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等，与成都平原地区的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的关系，也远不如这些文化与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密切。所以，这样划一个圈，将关系不密切的划在一个整体，而将关系密切的又划开，显然说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不存在长江文明这个概念。只有长江地区的文明，长江流域的文明，长江流域的多个文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些文明又是一个整体，就是多元一体。这个整体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如我们讲商周时期的很多玉器，玉器上的玉琮、玉璧、玉璜等很多，不是说良渚很发达吗？中国早期的玉器中心有两个，一个是红山文化，一个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前也有一些，但没良渚文化发达）商周玉器主要不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在黄河流域，山东有一些玉器，但不多，中原地区很少有玉器。尽管是究竟怎么受良渚文化影响的，路线不清，时间也不衔接，但良渚的玉器对商周的玉器，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又比如商周青铜器上的雷纹、饕餮纹，这些纹饰，在良渚文化中就有，但是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中，基本不见。还有中国文明中的丝绸，在长江流域发生最早，也最发达，在河姆渡文化中，就有蚕的形象的雕刻，在良渚文化里，既发现了绢片，也发现了丝带。良渚文化的大墓，其实有许多丝织品随葬。但是采集不起来了。所以丝绸也是长江流域的下游最发达。中国又是瓷国。瓷器在哪里最先发生呢？还是长江流域，因为与瓷器关系密切的白陶首先在长江流域发生的。然后，最早的所谓的原始青瓷，也是在长江流域发生。到现在，中国瓷器做得最好的瓷窑也在长江流域。比如漆器，在河姆渡就发现漆器，在良渚文化中有许多漂亮漆器（现在没有修复起来），这都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里面，最早出现的闪耀着文明光芒的物质文化遗存，最早发生在长江流域。同时，也代表中国文化的特点。
所以，讲中国早期文明，不能只讲黄河流域，只讲中原文明，至少还要讲到长江。割裂开来说长江文明、黄河文明都讲不通，两者是多元而又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江流域在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道理，现在不妨再提一下，就是商周文明有的先生叫做“鼎鬲文化”，翦伯赞先生就这样认为。商周文化中，鼎鬲两种器物占重要地位，我们从新石器文化中看，鬲主要发现在黄河流域，鼎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当然商周的扩张主要是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去的，长江流域成为被征服者，但有意思的是，被征服民族文化中的成份--鼎，后来成为商周的礼器。而鬲原本是自己的东西，反而成为一般的生活用器。这样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的文化。原来有鬲的地方有的无鼎或少有，原来有鼎的地方基本上无鬲，到商周时合流了，成为一种鼎鬲文化。这件事形象的表明了中国的文化，由多源逐步走向一体或一统的过程。
㈡ 如果二里头是夏文化，那从考古学上来说，夏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夏文化的特征：青铜文化、广域王权文化
夏文化是青铜文化，这是从考古学上看，与之前龙山文化的最大区别；中原从距今9000年的贾湖文化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繁盛期，之后经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中原龙山文化（王湾三期） 二里头文化的发展，至二里头时代正式进入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也是夏文化 探索 的首席大遗址。
夏是中国 历史 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只所以史书以夏始，就是因为夏朝的广域特征。而考古中发现的第一个具有王朝气象的文化，正是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如何有广域影响力的？是因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特征器物扩散到了华夏九州：
陶礼器传播：
二里头时代，以盉（鬶）、爵等为代表的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四方传播：
向北：见于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向南：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
向西：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
向东：达到泰山脚下；
玉璋传播：
起源于东方海岱地区的玉璋，在龙山时代向西传播。
（PS：牙璋是源于 海岱龙山文化 的典型器物，有网友误认石峁牙璋年代早，是大谬论，石峁的牙璋、石雕很多是从陶寺掠来的，石峁对陶寺的破坏堪称4000年前的五胡乱华。石峁南下破坏陶寺详情参看许宏《何以中国》）
（龙山式玉璋，无扉齿）
但到了二里头时代，二里头式玉璋又以二里头都邑作为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
（二里头式牙璋，多扉齿，）
（石峁牙璋，有龙山式，又有二里头式，但又无自身发展序列，且插玉于墙，显然是掠来的）
绿松石铜牌饰传播：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一般认为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天水，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
这些都应是当地的土着文化选择性地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典型陶礼器、玉璋、铜牌饰的传播范围，超过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综上所述：
夏文化从考古上来看，应该是青铜文化与广域王权，综合这两个特征，只有二里头文化最符合。
参考资料：许宏，《何以中国》；
中原文物，《聚焦·石峁|关于石峁遗存年代等问题的学术史观察》；
有句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也适用中国的朝代更替中的文化传承。商朝文化必定受到夏文华的影响，周文化也必定受到商朝文化的影响。 所以，夏文华的特征必定与商文化存在很大的形似性，这样说来，部分人说的三星堆是夏文华就不攻自破了。
有人说考古学家就是与一堆“锅碗瓢盆”打交道。通过这些锅碗瓢盆来判定其人。这话虽是调侃，但是却很有到底。怎样辨别出夏文化的特征就需要这些所谓的“锅碗瓢盆”。
陶器器形上的特征
陶鼎、罐、盉、豆、觚、鬶、尊等器型都是从这一时期常见的器型。中国远古文化以鼎鬲文化着称，大体上看，用鼎（三实足炊器）的人群居东南，用鬲（三空足炊器）的人群处西北，交汇处恰在中原。 二里头文化中鼎、深腹罐、鬲兼有，到二里岗文化鼎鬲并存以鼎为重。
所谓的青铜器礼器是指青铜爵、青铜鼎一类的青铜器，夏商周看重青铜器，并以青铜制的器具为贵，应是一脉相承的。此外，二里头发现的铃，也被看作是“礼乐”文化的初始阶段的象征。
而青铜器上的图案，最能代表夏文华的就是“兽面纹”。这也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之一。
二里头的一处宫殿，也被称为最早的紫禁城。也是因为其带门楼的南大门，与故宫一脉相承。当然还有其方方正正的特点。
夏文化的文字当有殷商甲骨文的影子，至少要具有甲骨文的几个特征，也应为象形字。
陕西人:夏商两代要么没有，要么有也不能在河南，反正陕西的 历史 文化底蕴就是比河南强！只要是西周以前的河南 历史 文化我们都反对否认！！！所以说二里头夏都不管是人教版教科书还是国家文物局承认，只要我们陕西人不承认都是假的！！
很简单，夏就是专指农业文明，始自女娲联盟。
二里头夏都遗址是从夏朝走向商代的节骨点，让人很清晰的看到了 历史 前进的烙印，如果对夏都的称呼有疑问可以亲临现场了解感受一下，切不可人云亦云，跟着瞎哴哴，亲临现场，三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就象在眼前，你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感受。
夏人的来源有数个说法。一个说法认为夏人起源自东夷集团，主要支持者为王国维与郭沫若等人。根据《路史》、《吴越春秋》等记载，夏人的始祖禹来自西羌，因此夏人可能与古羌人同源。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提出夏人源自中国西部。学者徐中舒也主张夏民族源自羌人，他同时主张，中亚的大夏为夏人西移后建立的国家。冉光荣等认为夏人为羌族先祖。学者余太山认为，以黄帝为共同先祖的部落，如陶唐氏、有虞氏、少昊、颛顼等黄帝部落其后向西发展，先形成陆浑与阴戎等部族，后成为月氏人与塞种的先祖。余太山推测这些黄帝氏族可能与吐火罗人、印欧人有关。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认为中国古代有夏族与华族两大不同族群，学者许倬云进一步提出，夏族起源自黄河上游和中游的中国西北地区，与居住在山西的华族，两者融合，形成华夏族，为汉族的前身。刘学铫曾引用这个说法……
如是而言，除了第一说，后几种说法也许可以完美解释石峁，陶寺和二里头的真正脉络………初步猜想应该是石峁（黄帝集团主导的夏族）吞并陶寺（炎帝集团主导的华族），接着逐步入主中原，成为二里头的真正主人……如此，夏（华夏）之来历呼之欲出、不言而喻！
陶寺、石峁、二里头的崛起都是在各种外来势力与本地势力发生冲撞、本区域各新兴集团间经过剧烈角逐，由小集团的竞争与合作而演化出大集团的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说，各种势力和不同 社会 集团间的激烈碰撞与竞争乃是这几个早期国家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其中战争很可能起到了最重要的催化作用。
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器以及与冶铸相关的遗物目前已经发现上千件，西北地区出土的数量最多，出土的地点也最普遍，其次是中原地区，再次是北方和燕辽地区，山东地区最少，约20 件。这些铜器绝大多数出自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山时期的数量不多，其中山东龙山文化只有小件铜器。而下王冈和新砦有铜容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陶寺中晚期出土的5 件铜器，包括环、铃、盆、齿轮形镯和蛙，这些铜器的器形独特，看不出外来的影响，表明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铜器冶铸技术。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无疑形成了当地的冶铜业体系，但相关遗物的发现却远不如西北地区的数量多，而且从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到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和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见的铜器均与草原地带的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Seima -Turbinno Culture)和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有关。赛依玛—图尔宾诺青铜矛甚至出现在山西和河南西部的淅川下王冈。此外，在天山北路、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峁遗址所见的金器、权杖头、石人像等有中亚和草原地带的影响。
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新疆北部地区连续发现发源于萨彦—阿尔泰和中亚地区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o Culture）、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罗布泊地区分布着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小河—古墓沟文化，墓葬中所见人种有印欧语系的来源，林梅村认为他们属于受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排挤，自北疆南下的切木尔切克人的文化。同时，新疆东部哈密地区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马厂文化的踪迹，到四坝文化时期，天山北路墓地可见稳定的聚落并持续发展。四坝文化西城驿遗址的土坯房屋、齐家文化喇家遗址房屋的壁炉等受到了中亚地区绿洲农业聚落的影响。从中原地区经甘青向西至新疆的丝绸之路上在这一时期有定居聚落的发现，成为稳定的青铜时代全球化形成的标志。
夏周同源 商秦本家……惟殷先人 有典有册……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夏文化特点是西方文明标准:文字、金属、都城、奴隶，四样东西完备。
夏的起源是治水，如果按文献记载，已经把大地划为九州。所以不该把夏的边界定义在某个地方起源，就在附近活动，这不太符合人的流动性。
人是有 探索 和开拓性的，古代没有国都的概念，哪里适合居住，就到哪里去，因为人对自然是没有掌控力的。
夏的文化特征就是模糊性，神秘性，哈哈。江湖传说已久，就是不见庐山真面目。
搞笑 的是，我为什么要证明给后人看，我存在过？你们爱信不信，关我屁事。
商朝都说是从我这里得到的江山，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都知道我的孙子的孙子的是个暴君。为何我要拿东西证明我活着，为你们这些刨祖坟的王八羔子活么？你们的敬畏在哪里，现在还否定我的存在，数典忘祖么？有不有。我说我回火星了你们信不。。。
从荒蛮进入文明，华夏先祖一步一步把华夏文明推向前进，尽管步履艰难，但一步一个脚印为我们畄下丰富的遗迹，等待解读
㈢ 谁知道关于鼎的知识
1.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则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
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史记--封禅书》记载：“（夏）禹收九牧之金（铜）铸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后来，“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元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大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
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属于商代的有圆鼎、鬲鼎、扁足鼎、方鼎等。
商代用鼎制度，中、小型墓陪葬的一般是一具或二具。无论是殷墟或殷墟以外地区大都如此。但是王室的陵墓则悬殊甚大，商晚期殷墟妇好墓出土方鼎二、扁足方鼎二，大小不同的圆鼎三十二具，还有少数残破的碎片，可见中、小型墓和王室墓等级差别的森严。表现等级秩序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1号墓已出现大小相次三具一组列鼎，和另二具配合的鼎。奴隶主贵族等级愈高，使用数愈多，就是说享受肉食品亦愈丰富。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
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
诸候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但东周时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
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实是羊、豕、鱼、腊、肤；
士用三鼎，鼎实是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 2.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属于商代的有圆鼎、鬲鼎、扁足鼎、方鼎等。
㈣ 青铜器 鼎 编钟 尊 卣 鬲 铙 盘 簋 钺 用处
鼎是青铜器的最重要器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尊，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春秋后期偶有所见。尊与彝一样，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朝之后开始专指一类器物。
卣是古代用来盛酒的容器，也有说卣专门盛放祭祀时用的一种香酒
鬲，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宋·沈括《梦溪笔谈》 又如:鬲如(形状突起高绝如鬲鼎的样子)
古代煮饭用的炊器
铙，又称为钲和执钟。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其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
盘，承水器。商周时期宴飨用之，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
簋（音鬼），古代盛食物的器具。
钺作为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很可能是由扁茎短剑发展而来。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㈤ 青铜器——鼎
鼎是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一类器物，自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出现，一直沿用至明清时代，是青铜器中流行时间最长的器物。
兽面纹鼎，商代前期，饪食器，通高21厘米，宽18.3厘米，重1.04kg。
鼎圆体，深腹，薄壁，平口沿外折，口沿上有双立耳。腹下三扁足，足作夔形，首朝上，尾部作支点。颈部饰兽面纹，无地纹。
羊父丁方鼎，商代后期，饪食器，通高21.3厘米，宽17.1厘米，重3.12kg。
鼎长方体，口沿外折，口上有双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四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饰勾连雷纹，左右及下方各饰三道乳钉纹，口下和足部饰兽面纹。
器内壁上有铭文1行4字：作父丁。羊。
铭文记：为父亲丁做器。“羊”为族名。
史斿父鼎，西周早期，饪食器，通高41厘米，宽19.5厘米，重2.52kg。
此鼎口微侈，有立耳，分裆，实足。颈部饰列旗兽面纹，兽面中部附饰浮雕牺首。内壁铸铭文3行8字：史斿父，作宝尊，彝鼎。七五八。
记史游父做鼎。铭后所附数字是八卦符号，表明铸造此鼎时曾经进行过一次占筮。
师旂鼎，西周中期，饪食器，高15.8厘米，口径16.2厘米，重1.92kg。
鼎圆浅腹，腹倾垂，二直耳，三柱足。颈饰一周长身分尾垂嘴的鸟纹。
器内壁铸铭文8行79字：
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
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
以告于伯懋父。在，伯懋
父乃罚得、显、古三百锊。今弗
克厥罚，懋父令曰：“义，
厥不从厥右征，今毋，
其又内于师旂。”引以告中
史书，旂对厥于尊彝。
(仆:指师旂管辖的一些人。友:这里指同事或下属。内：交纳、上缴。这里指交纳一定的罚款。)
铭文大意是：这是三月的丁卯日，师旂因为他属下的许多仆官不跟王去征方雷，派了他的属僚引把这件事告到伯懋父那里。说：“在的时候，伯懋父曾罚得、显和古三百锊，现在没有能罚”。伯懋父命令说：“依法应该放逐像这些不跟右军一起出征的人，现在不要放逐了，应该交罚款给师旂”。 引把这件事告知中史写下来。师旂对扬这个判词，铸这件彝器。（唐兰释文解说）
这件铜器铭文记录了西周中期军法处罚事件，反映了当时的法律制度，是研究法律史的珍贵资料。
史宜父鼎，西周晚期，饪食器，通高37.5 ，宽37厘米。
鼎双立耳微向外撇，腹略鼓收敛成圜底，兽蹄足较粗壮。口下饰几何纹。造型和纹饰具备西周晚期青铜器的特点。
器内有3行16字铭文：史宜父作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陈侯鼎，春秋前期，饪食器，高23.6厘米，口径31.6厘米，重5.58kg。
鼎敞口，翻唇，口沿外附双耳，盂腹，三蹄足，腹上部环饰窃曲纹带。
器内壁铸铭文4行21字：
唯正月初吉丁
亥，陈侯作□
妫四母媵鼎，
其永寿用之。
该器的铸造时间为某年“正月初吉丁亥日”，铸器者为陈侯，物主为“□妫四母”，“其永寿用之”为祈语。器物主人妫姓，女姓，名四母，出自陈侯王室，妫字前无法辨认的字可能是四母的排行字。
从器物的特征看，陈侯鼎的盂腹较似以毛公鼎为代表的西周晚期同类器，但已变浅，蹄足也向细长发展，窃曲纹笔道略见粗疏。铭文在布局上注意上下的排列，同时也考虑左右之间的交替，笔道流畅，遒劲有力，从铭辞内容看属媵器之类。上述各项都具有春秋早期的同类器及其它类别的青铜礼器共有的时代特性，故定陈侯鼎为春秋早期器。
该鼎原为前清翰林院编修陈介祺旧藏，《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着录。陈氏手拓其铭，传之于世。五十年代，该器归为国有，入藏故宫博物院。
单孝子鼎，战国前期，饪食器，通高23.6厘米，宽31.8厘米，口径21cn，重4.64kg。
鼎圆体，三蹄形足，双附耳，有盖，盖上饰三牺。器身饰弦纹二周。
盖、器对铭，各铸铭文16字：王四月，单孝子以庚寅之日，命铸飤鼎鬲。
意为：在王四月庚寅这一天，单孝子命铸煮食之鼎。
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铜鼎，明，饪食器，通高21厘米，宽15.7厘米，重2.28kg。
此鼎为圆形，短颈，鼓腹，双立耳，四扁形兽足。器身饰花纹，以回纹、勾连纹为地，口沿下为一周对蝉纹，器腹主体纹饰为四组兽面纹，四足纹饰与造型相结合，形如上攀之龙。器外底有阴铸篆体铭文，字口填漆。方款为“敬一主人”四字，边款环以“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肆拾器”字样。
作为仿古彝器，此鼎融三代礼器的造型、纹饰于一体，把方鼎的四足移到圆鼎上，同时采用扁平外撇的兽体替代圆而直立的柱足或蹄足，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圆鼎三足而立的形式，完成了造型上对方鼎和圆鼎的双重模仿。纹饰的仿铸采用商周时期普遍流行的蝉纹和兽面纹，布局上也不改三代以兽面纹为主体、以蝉纹带为附属的古风。
雷纹四足方鼎，清干隆，生活用具，高14.8厘米，宽13.3厘米。
此鼎体呈长方形，平折沿，束颈，口上有双立耳，平底，四柱足。腹部四面均饰有雷纹和直纹，直纹居中，雷纹环绕于直纹四周。外底中央刻有“大清干隆年制”六字楷书款。此器是清宫造办处仿照西周早期的青铜方鼎制作的，不过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
西周早期的方鼎为直颈，而且这个时期的雷纹线条流畅。而雷纹四足方鼎则颈部内收明显，造型相对古板，雷纹装饰线条生硬，结构规整。此鼎内还有烟熏的痕迹，表明该鼎已被派作香炉使用。
㈥ 楚文化的发展经历哪四个阶段
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于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㈦ 长江黄河为什么成为母亲河
补充一点文明方面的。自古大河都是孕育文明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150万年前在现今山西省黄河边的芮城县境内出现西候度猿人；100万年前的兰田猿人和30万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黄河岸边取鱼狩猎； 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出现早期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出现晚期智人。 距今10000－7000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7000－37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3700－2700年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和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铁器文化遗址等几乎遍布黄河流域。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
【黄河文明】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与上述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据文献记载，他们的族团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早期文明。这时的社会是邦国林立，出现了城郭、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礼制规范化。贫富分化，阶级产生，文化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这时的黄河文明处于大交融的形成时期，可以称为邦国文明，也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河洛地区大体包括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内夹角洲、外夹角洲以及黄河北岸的晋南和豫北。河洛文化圈向西可伸入关中，向东可以达到豫东。在河洛文化圈内，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而且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考古发现了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有登封王城岗 原八方遗址 古城、新密新寨古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东周都城遗迹，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而且是延续约两千年的王都文化，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权体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家机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文字，科学技术、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划时代的青铜文化闻名中外。在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通过交流、吸纳、融合，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哲理丰富的《易经》等许多不朽之作。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学派也如雨后春笋在河洛地区一齐涌向社会，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河洛文化为黄河文明充实了内容，输入了新鲜血液，文明的光芒照亮了亚洲的东方，不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望尘莫及，即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是进入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来，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动着全国科学文化大踏步前进。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汉承秦制，对这一重大文明创造进一步规范、完善和推广。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等学说，在历代王朝都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宋代的理学，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东汉首都洛阳，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以上，历经曹魏、西晋，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天象历法、农学、地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冶炼、陶瓷、酿造、纺织、造纸、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都创造了历史奇迹；汉赋、唐诗、宋词以及书法、绘画、雕塑等，都攀登上文化艺术的高峰；留传后世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记载了古往今来王朝兴替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着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西汉时始于西安，东汉至隋唐时始于洛阳，西安、洛阳在当时是对外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的国际大都市，由此，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文明享誉世界。这就充分说明黄河文明的确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高度兴盛的黄河文明，其核心的确是在河洛文化范围内。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丰镐、洛邑；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近年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所确定的四个重点即临汾的陶寺、郑州的古城寨、新寨和王城岗也在这里，“河图”、“洛书”和“易经”等被誉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元典、华夏文化重要纽带之一的汉字也产生在这里。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现在播迁在外特别是海外华人，多自称是“河洛郎”，并且前来寻根拜祖，河洛地区成为文化寻根和姓氏寻根的圣地。第三，大一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基因。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
【长江文明】
长江，横贯中华大地，日夜奔腾不息，迄今大约有两亿多岁了。它同黄河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长江流域劳动生息，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属于“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170万年左右的历史，是长江流域人类活动悠久历史的有力证明。考古学家在长江上下游，还发现不少地方仍留下中华民族童年的遗迹。如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就有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湖北“长阳人”的化石和石器。这些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遗迹，距今亦有十几万年至一万多年了。70年代发现的江西清江美城和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处商代遗址，证实了这里至少在3000年以前已经发展了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基本相同的文化。在距今4000至6000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人已经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定居生活，创造出较高水平的原始社会文化。
在长江下游地区，同样有许多文化遗址。诸如，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4000年前的良诸文化等。南宋以后，长江流域更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长江、数千年来以自己甘美的乳汁孕育了无数杰出的英才，陶冶了许许多多各领风骚的文坛巨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尽了风流。春秋时期的庄周和屈原，他们都是荆楚文化的肥沃土壤培育出来的。庄周的《庄子》和屈原的《离骚》合称“庄骚”，开创了南方文化浪漫主义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宋时的苏轼，等等，也都是长江造就出来的。李白一生的足迹遍及长江上、中、下游，他一生写下了苦干首歌咏长江景色的佳作，如：
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长江流域又是历代宗教昌盛的地区。历代兴建的庙宇建筑和佛像雕塑，遍及大江上下，云南鸡足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是中国着名的佛教圣地；四川青城山，湖北武当山，则是道教圣地。金璧辉煌的寺观，重檐飞阁的殿宇，高耸于巍峨秀丽的高山峻岭之上，古木林海之间。下游地区的寺院也很多。唐代着名诗人杜牧的诗描述了六朝古都南京地区寺院之盛：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代兴建的寺庙，几经兴衰，至今仍保留一部分。近年来，有的经过重修，焕然一新，苏州的寒山寺，杭州的灵隐寺，装金彩塑的大佛，依然展现它昔日的风姿。唐代修凿的中国最大的石佛——四川乐山大佛，迄今依然，端坐在临江的凌云山上。
辽阔的长江流域，资源极为丰富，物华天宝，得天独厚，自古以来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这里地形多种多样，有高山，有丘陵，亦有平原和湖泊。流域内有3.7亿亩肥沃的耕地，占全国总耕地的1/4。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40％，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3。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赞誉长江流域的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国”，两湖地区是“渔米之乡”，太湖地区是“人间天堂”。
长江广阔的江河湖沼水面是中国的天然鱼仓，这里的淡水鱼产量占全国2/3。流域内地下宝藏丰富，种类很多，品位又高，如：铜、铝、锌、锑、钨、钴、锡、磷、铁、锰、铅、煤、石油、井盐……应有尽有。大江上下，还有许多重要工业基地和美丽城市。长江像一根银线串珍珠，把干支流上几十个名城重镇，紧密连结在一起。今日长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区和重庆为中心的西南经济区为依托，横贯东西带动南北，正在形成为中国国民经济走向世界先进行列的战略基地。
万里长江，壮丽富饶。但是，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长江流域也记载了许多苦难的历史。
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长江也曾给沿岸人民带来了无数灾难。据记载，从汉代至清代2000年间，长江中下游共发生较大洪灾200多次，平均年10年一次，中小洪灾则难以数计。到了近代，增加到3～5年一次。国民党统治期间，几乎年年闹灾。1931年大水，武汉市区行船百日，江汉平原14.5万人淹死；1935年再次大水，又夺去了14.2万人生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加强了专门治理长江流域的管理机构和流域各省、市、自治区的水利部门，大力兴修水利，开始了亿万人民征服长江的新纪元。
一、发达的稻作农业是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产生的基础
环顾世界，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发生的。例如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在以小麦、大麦种植和绵羊、山羊的伺养的经济基础，发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的。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是受到西亚的以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影响，分别在尼罗河和印度河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中美州的古代文明是以玉米为主的谷物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在那个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以小米的种植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这个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几个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在采集、狩猎经济的基础上不能产生文明？为什么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后面当然也有这样的文明）发生的很晚？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因为农业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需要对赖以种植的谷物做长期观察（在野生阶段就采集食用），对这些谷物有一些认识。一个是可食性的认识，一个是耐储藏的特性的认识。这就区别于薯芋等的栽培。至于薯芋的栽培问题，在考古学上很难证明，完全是一个设想，而且无法储藏，也看不出对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影响。而种植谷物，对土壤要有认识。对土壤的肥力要有认识，对水温有所认识，对季节有所认识，既然要栽培农作物，还要制造相应的农具。种植的农具，收获的农具，加工谷物的农具，然后，谷类食物做饭吃时，还得有炊具。这套东西整个构成一个文化系统。谷类的生长期，一年一个轮回，它的周期起码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与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能是一种短期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计划。这样就使文化本身复杂化。有积攒，有经验的积累；同时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人群，有比较大的集体，单个人很难去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定居。所以，我们看到农业村落远远比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村落大得多，堆积厚得多，也就是稳定得多。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稳定聚居在一个地方，而且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群，他们相互之间会不断交流经验，加速了文化的积累，从而也加速了文化的发展。所以，以农业为基础，以谷类作物农业（不是一般的种植的农业）为基础产生了几个古代文明。这种说法是好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总结出来的。
现在的谷类作物里面，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小麦，一种是大米。在大米这种谷类作物农业的基础上产生过文明吗？过去是问号，要寻求答案主要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印度的恒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现在是全世界稻米产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那么在长江流域有没有自身产生文明的土壤？还是说只有等中原文明传播到长江流域，或者说影响到长江流域，之后才产生了文明？这是摆在考古学者，历史学者面前的一个问题。由于前些年在长江流域很多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一系列文化的重要发现，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值深思。恐怕在看待中国文明发展时，不能仅仅是中原中心论，这个文明的发生，如果从多源的角度来考虑，可能更符合事实。那个多源里，当然包括长江流域。我个人觉得，稻作农业对文明产生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它同旱地农业相比，更有优势，而不是更差。因为稻作农业，基本上是水田农业。水田农业要求把田块弄平，如果不平，高的地方没水，低的地方稻苗被淹，旱地农业地不平也可以种植。水田则不行，而且搞平田块后还得在周围筑田埂，用来关水，水不流掉，天旱时，还得想法找水灌溉，雨涝时，还得想法排水，还得有排灌系统。由于水田必须要有灌溉，这种灌溉实际上也带来了一些肥力，自肥的效果比旱地要好。一块旱地，种植作物若干年，又不加人工施肥，肥力减得很快。所以就必须轮种。《诗经》里不是讲到“菑、新、畲”吗？要轮种，否则产量则要降低。而水田，长江流域的水田，种了几千年，现在还非常高产，袁隆平院士得了大奖，也就是在这块土壤上做出来的，而且还能不断的高产。由于是这样，这个农田，投入了那么多人力，农民一般不会轻易舍去。所以，水田农业的农民，更加固定在土地上，就是稳定性更大。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这样更有利于文化的积累。由于对土地的加工，需要更加精细。这样就养成一种素养 ，就是使这些农人注意精耕细作，事情搞得很细。这种素养带到一些手工业上，就会使一些手工业制品做得非常精巧。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比较一下，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他们制做的陶器、玉器与北方同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比。大不一样，我们在内蒙古地区看到的，陶器很大，陶窑也很大，很有气派，但质地很粗；而南方的器物制做精巧。几千年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与水土有关系。在一定的水土基础上产生一种经济，然后在这个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形成了一种传统。所以稻作农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在它的基础上完全有条件产生文明。这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这些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许多遗存，大家都很关注，在讨论文明起源时候，都提到这些文化，这些文化中并没有青铜器，只有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如制造玉器、丝绸等。
但谁也不否认，它是在走向文明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只不过是对它究竟是否已经进入文明了，还是只走到文明的门槛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稻作农业是可以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文明的。
二 长江流域发生文明的三个中心
长江流域有三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一是长江中游，这里是目前所知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从湖南玉蟾岩到江西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一万多年前就有稻作农业的萌芽了，后来到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 ，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经过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发展水平就更高了。到屈家岭文化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城址，一些手工业也已相当发达，就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了，这些文化构成一个系统，以后的楚文化与这些文化暂时连不上，中间有缺环。但是它的深层的背景，还是在这些文化的基础上。不管楚人的王室是从中原或是从其它地方过去的，但做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这应当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二是长江下游。这里从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发展系统非常清楚。至于马家滨文化以前的文化，目前正在探索，但是从这些文化看来，已构成一个系统。以后发展到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不管受别的地区的影响多大，也应是在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中间还有缺环。以后发展到吴越文化。所以长江下游地区也很清楚，它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发展中心，以后成为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
三是长江上游地区。主要是四川一带，过去这里的新石器文化不清楚，最近在成都平原以宝墩村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被发现，知道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那里的文化水平已经发展的很高了。接着产生了三星堆文化，最后就是巴蜀文化。所以，这个系统也是很清楚的。
这几个系统的文化，是不是从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传过去的呢？完全看不出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是有影响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文化中心和这几个地区走向文明的过程，应该说基本上是独立的，不是从外面传过去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也产过原生文明 。但这几个中心之间也还有些亚中心。如江西，安徽一带，跟长江中游的不完全一样，跟长江下游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中游、下游地区比，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所以认为它们是亚中心。这样，在长江流域的这些文化的本来面目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但这些文明中心，我们怎么看，它与黄河流域的文明是什么关系呢？近些年，有的学者提出长江文明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有人相对来讲叫黄河文明，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我觉得，我们最近一些年，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多源的中心相互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过去张光直用一个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来概括这种情况，费孝通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我觉得他们都很贴切地概括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态势。到现在， 我们还不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有56个民族的，既是多元又是统一的这么个民族、这么个文化吗？
那么，我为什么不同意叫长江文明呢？原因就是，既然叫长江文明，它一定是有一个可以概括出长江文明有哪几个特点，它与黄河文明或别的文明有什么不同。我们比较一下。如长江下游地区几个早期的文化吧，马家滨、崧泽、良渚文化也好，与长江中游的文化，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相比，当然有不少关系，但这个关系密切的程度远不如它与山东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密切。至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等，与成都平原地区的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的关系，也远不如这些文化与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密切。所以，这样划一个圈，将关系不密切的划在一个整体，而将关系密切的又划开，显然说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不存在长江文明这个概念。只有长江地区的文明，长江流域的文明，长江流域的多个文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些文明又是一个整体，就是多元一体。这个整体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如我们讲商周时期的很多玉器，玉器上的玉琮、玉璧、玉璜等很多，不是说良渚很发达吗？中国早期的玉器中心有两个，一个是红山文化，一个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前也有一些，但没良渚文化发达）商周玉器主要不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在黄河流域，山东有一些玉器，但不多，中原地区很少有玉器。尽管是究竟怎么受良渚文化影响的，路线不清，时间也不衔接，但良渚的玉器对商周的玉器，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又比如商周青铜器上的雷纹、饕餮纹，这些纹饰，在良渚文化中就有，但是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中，基本不见。还有中国文明中的丝绸，在长江流域发生最早，也最发达，在河姆渡文化中，就有蚕的形象的雕刻，在良渚文化里，既发现了绢片，也发现了丝带。良渚文化的大墓，其实有许多丝织品随葬。但是采集不起来了。所以丝绸也是长江流域的下游最发达。中国又是瓷国。瓷器在哪里最先发生呢？还是长江流域，因为与瓷器关系密切的白陶首先在长江流域发生的。然后，最早的所谓的原始青瓷，也是在长江流域发生。到现在，中国瓷器做得最好的瓷窑也在长江流域。
比如漆器，在河姆渡就发现漆器，在良渚文化中有许多漂亮漆器（现在没有修复起来），这都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里面，最早出现的闪耀着文明光芒的物质文化遗存，最早发生在长江流域。同时，也代表中国文化的特点。
所以，讲中国早期文明，不能只讲黄河流域，只讲中原文明，至少还要讲到长江。割裂开来说长江文明、黄河文明都讲不通，两者是多元而又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江流域在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道理，现在不妨再提一下，就是商周文明有的先生叫做“鼎鬲文化”，翦伯赞先生就这样认为。商周文化中，鼎鬲两种器物占重要地位，我们从新石器文化中看，鬲主要发现在黄河流域，鼎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当然商周的扩张主要是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去的，长江流域成为被征服者，但有意思的是，被征服民族文化中的成份--鼎，后来成为商周的礼器。而鬲原本是自己的东西，反而成为一般的生活用器。这样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的文化。原来有鬲的地方有的无鼎或少有，原来有鼎的地方基本上无鬲，到商周时合流了，成为一种鼎鬲文化。这件事形象的表明了中国的文化，由多源逐步走向一体或一统的过程。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
世界第三大河
中国第一大河
黄河中国第二长河
中国第三大河
㈧ 商.西周时期的鼎表示开始与后来发生了 什么变化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㈨ 你知道有关鼎的知识吗，查找有关的资料。
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属于商代的有圆鼎、鬲鼎、扁足鼎、方鼎等。
㈩ 鼎的资料，世纪宝鼎的资料！两个都要！
一. 鼎与古代青铜器
自从发现了青铜材质，人类文化从原始社会跃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青铜遂成为一个时代鲜明的标志。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有一半是由羽羽生辉的青铜器铸造出来的。从公元前二千年之前，由黄河流域中原二里头文化（即十三朝古都洛阳东郊）和其上游齐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面世的青铜器来看，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成为延续二千多年的青铜器时代，在中华文明史册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在青铜器早期为新石器时代，散见的只有陶器制品，而青铜器时代后期，则被瓷器和铁器制品所代替。所以在二千多年的青铜器历史长河中，其制品五光十色，其工艺流光异彩。既有权力象征的各种铜鼎重器，也有尊、壶、鬲、觥、觚、钟、灯、炉等各种宫廷礼器、祭器、酒器、盛器和生活用品、陈设品、工艺品，其造型也遍及龙、虎、牛、马、羊、鹿、象、人、鸟等各种形态和饰物，仅纹饰就有兽面纹、乳行纹、蚊纹、风纹雷纹、龙形纹、龟鱼纹、曲折纹、云雷纹、蟠螭纹、几何纹、竹节纹、菱形纹、直纹、斜纹、六山纹、叶纹等几十种。从生活用品到乐器，从饰品到战争武器。可以说如繁星满天，品种之多，不胜枚举，充分记录了中华文明史的辉煌时代，也是历代王室、宫廷、侯门、伯爵们生前陈设豪华璀璨耀目，死后追求不朽，陪葬昂贵富丽和考究的佐证。
世界各文明古国都经历过青铜时代，唯有古代中国赋予青铜器以重要的社会意义、深厚的精神内涵，以及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夏、商、周三个朝代，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近代以来，青铜器大量出土，使长久处于朦胧的中国古代史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从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而象征国家政治权势和军权、神权的青铜制造业，完全为贵族所垄断，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均是以贵族的意志、需要和审美意愿为依归。中国青铜器历经20多个世纪的发展衍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发展时期
时间分野
初期
夏代
商代风格盛行期
商代迁都殷（今河南安阳）以后至西周前期，约为商王武丁到西周穆王时期。
西周风格成熟期
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
东周风格盛行期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
青铜器中的鼎，原是上古时候极为普遍的烹饪器，其后实用意义逐渐减弱，成为权势的象征物。夏铸九鼎的传说，表明了青铜器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发生于春秋时代的“问鼎中原”事件，是这种观念的延续。而现今已发现的中国古代体量最大的青铜器——商代司母戊鼎，则可让我们感受到鼎予人的精神震撼。
二. 鼎文化概说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
鼎被赋予神圣的色彩，起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
历史上有“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
鼎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 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3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着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