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化二者有何区别
我认识知识是一种学识,而文化是一种精神,两者主要有以下区别:
1、定义不同
两者的定义存在明显的不同,知识不等于文化,而文化也不等于知识,就相当于两个人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文化的定义非常广泛,而知识的定义可以用我们上学所学的书本内容来定义知识,不要认为自己读了书本内容就是有文化了,这是代表你拥有了知识,文化是你吸收知识所延伸的内容。
虽然文化和知识有很大的区别,但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知识就是基础。这些区别看似毫无关系,实际上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两者的共同点,这说明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不过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而没有知识你也很难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B. 为什么中国文化是一种实用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理想与实用相结合的文化,中国文化也是,这样的文化才有发展下去,才能存在。
C. 现在什么文化最实用
现在社会最重要的,一、是文凭;二、是经验。有这两样你就好找工作了,不管你学什么都可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有能力的人到哪里都不愁找不到。
D. 文始道文化概述
文始道文化体系,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关尹子。因其在老子西出函谷关时,得到了老子的《道德经》,并流传后世,被世人视作是老子思想的嫡传继承人。而老子思想又最为古老,堪称文化的源头,故而后人称关尹子流传下来的文化体系,为文始道。但文始道,作为先秦时代形成的一个文化体系,历史以来一直以神秘面纱示人。历朝历代都奉文始道为正道嫡传,包括明代张三丰也说“文始最高”,都知其文化体系的纯正和高度,但是却都不能具体描述其到底高在何处、纯正在何处。我们下面从思想传承、文字传承、易学传承、养生修身中医经络传承等,四个方面简单来介绍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见其大略。
(一)思想传承
文始道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解读,很多方面也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下面从《道德经》、《阴符经》两部经典来举例说明。
大家都知道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那么,到底怎么才算是“道法自然”呢?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传统道家思想是清静无为、退让不争、无私无欲、功成身退等等。但文始道给出的解读却不是这样的。老子在《道德经》里讲“无为”一词的后面,跟着的是“无不治”;在讲“不争”时,后面跟着的是“莫能与之争”;在讲“退让”时,后面跟着的是“天下乐进”;在讲“无私”时,后面跟着的是“能成其私”;即便老子说的“功成身退”,那也是为了达到“长保”子孙“祭祀不忒”的目的;当老子说不要“杀人”时,后面告诉我们其目的是为了“得志于天下”;当老子说“吾将得而杀之”时,他的目的是“夫孰复敢矣?”——我杀鸡骇猴,看看谁还敢不顺服,也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无为、不争、退让、无私、不杀人或杀人、功成身退等等,那都只是手段,而目的是“无不治”、“莫能与之争”、“天下乐进”、“成其私”、“得志于天下”、“长保”子孙“祭祀不忒”等等。老子说“言有君、事有宗”,你必须先弄清楚自己说话、行事的目的何在后,才能找到最为妥善的方式、方法、以达到和实现此目的。否则,那就成了没头的苍蝇、只能是瞎冲乱撞、即便成功那只能归结于幸运,而不能算是智慧。
那么,什么才叫智慧。《道德经》在讲道德。只有当我们弄明白了什么道、什么又是德,这才算开启了智慧之门。道是自然规律、是辩证法。德,与获得的得本是同源字,但多了一个目和一个心。这就告诉我们,道德的“德”与普通获得那是不一样的,那是眼睛仔细观察、心中仔细想好后的一种获得,是讲究方式方法的一种获得,是对人对己有交代的获得,是自己受益、别人还说你好的一种获得。别人认同你的获得,你才叫有德;别人反对你的获得,就会说你缺德。能够实现德的方式方法,称之为术。
道,讲的是自然规律、是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讲的是原理性的东西;而术呢,是方法论、是行事的方法、手段和策略;德呢,是你的最终目的、目标,是最为妥善的获取结果。术,是道与德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只有明澈了“道”,才能够找到行为处事最好的“术”,也才能实现最为妥善的“德”。中国古文化之所以被称之为实用性文化,就是因为很多经典都是在讲术用的方法论。所以古人称道家思想为黄老道德之术,就是黄老思想指导下为人处事的行为策略方法论。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读懂老子思想的真谛,错把手段当目的了。为了无为而无为、为了不争而不争、为了无私而无私,这就迂腐了。很少有人去思考,我为何要无为、我为何要不争、我为何要无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收获。当“无为”不能达到“无不治”这一目的时,那怎么办?那就要“有为”。所以老子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当不争手段,达不到谁与争锋目的时,那就要去争。
所谓“道法自然”,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道无亲、惟德是辅”,上天是没有思想感情的,谁能够认识自然、把握自然规律,谁就能够从自然之中获得更多、发展更好。
而《阴符经》讲的就是如何看透竞争的本质、以及如何去竞争。比如什么“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什么“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化定基。”等等等等。我们这里重点解释一下“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一句里的“贼”字。因为对于这个字的解读、历朝历代那么多人都没有得其精义。贼字,从则从戈,是靠武力建立起和维护的一种规则。用毛主席的话来说,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光靠嘴皮子是不行的。老子也说“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武力,可以保持不用,但不能没有。必要时,还得靠胳膊粗、拳头硬说话。五贼,是易学里五行的反生反克理论。而五德是五行的顺克理论。我们都知道的金克木,那是顺克,大家都不熟悉木又能反克金的理论,这叫反克。“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一句的意思,通俗来说看透正规则的人,你在社会安身立命没问题;只有看透反规则的人,才能成大事。
道家思想,旨在教人成为通透自然之理的明白人,不是为维护某个阶层利益而偏执说教的。谁听懂了、谁受益。听不懂的,也只有被“神道设教”愚弄的份儿。这与儒法等家思想不同,他们主张的“君权神授”“命由天定”等思想,那是在维护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是愚民思想。而文始道传承的道家思想主张的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谁有本事谁上台、谁得天下;没本事的、你就得下台让位。你的天下是你凭本事集聚了众多力量拥护你、而打拼来的,而不是什么神赐予的。你继承的天下,那是你祖辈父辈们提着脑袋换来的,不是神赐给你的。你只有懂得了的艰辛,你才能珍惜已有的成果。否则“崽卖爷田不心疼”、早晚要败亡。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到后期之所以衰败,其根源就在于统治阶级自己都被自己的洗脑思想给洗脑了,天真地以为他们自己真就是“天命注定”的,天生就比下层人高一等。殊不知想当初他们祖辈的成功,恰恰是在那些所谓的下层人的支持和拥护下才取得的。也正是每到一个朝代的末期,总有智者看透这一点,然后利用“贼”的思想,发动底层群众推翻了现有统治。
所以文始道文化旨在教人“不为人王、亦能自主”,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做一个通达的明白人。进则王侯将相、退则隐士贤人。
(二)文字传承
文始道传承的文字解读,与历朝历代字典的注解很多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个“贼”字的解读,字典里也是没有的。我们下面不妨再试举两例。
比如简体字的无和繁体字的无。其实甲骨文里是有简体字无的,那么后来为什么又与表示跳舞的那个繁体无字扯上关系了呢?古往今来的字典也都没有说明白。文始道传承的说法是:所谓简体的那个无字,甲骨文从头从万[mò],表示一个人的头颅已经与身躯分离,失去了头颅。万[mò]字,本义是指无头人,进而又指祭祀无头人——战神刑天的一种舞蹈。据说刑天被黄帝砍掉头颅后,依然以脐为口、以乳为目,手舞干戚战斗不止。万[mò]舞是古代战争前军队誓师的一种祭祀舞蹈,旨在鼓励将士们不要恐惧死亡、虽死犹生的大无畏的抗争精神。所以,后来这个无字就和表示跳舞的无字通用了。
再比如繁体的“万”,历朝历代字典的解读说,甲骨文画的是一个蝎子形象。文始道文化传承的解读是,万字从廾[pān]从九(不理解这个九字的,可以查看附录视频《甲骨文数字之真义》),廾[pān]是两只手的象形,是用双手摆弄小木棍儿进行运算的意思,而九呢表示运算达到了一个极致。万字发的是廾[pān]的音,意思是用双手摆弄木棍进行运算的最高极限单位,再多就玩不转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文字的解读呢?所谓,“文以载道”嘛。你只有真正弄明白了文字的意思,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古人在典籍里到底要表达什么思想。如果连文字的意思都不明白、或者似是而非、甚至完全错误,那你理解的思想,可能要与作者想要表达的就南辕北辙了。咱们文始道文化在对古文献典籍解读时,非常注重文字表意的研究。他的本义是什么,衍生义又是什么,为什么会衍生出这些个意思等等。后面我们会出一个APP字典,把一些重要的字都整理讲解一下。
(三)易学的传承
大家都知道连山、归藏、周易三易法。连山、归藏在历史上是失传的一种状态,而周易即便有传承,其中很多秘密也都难以破解。但在文始道文化体系里有相对系统的传承。
我们不妨先从周易里的一个千古之谜谈起。秦汉以降,易学界对于河图洛书与八卦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一直争论不休。直到宋代争论已经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欧阳修主张河图洛书本身就是伪作、更别提与八卦有什么关系了。他曾上书给皇帝,建议“顺非而泽者、杀无赦”。而苏轼、王安石等人虽然认定河图洛书与八卦必然存在联系,却又无法证明。后世的邵雍、二程、朱熹,直到清代的江永等易学大家,也都试图破解二者之间的推演过程,却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而这个推演过程,文始道文化就完整传承了下来。因为过程极其复杂,这里就不展示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附录里的推演视频,叫做《河图洛书是如何一步步推演出八卦的?》
我们且说从这个推演过程中得到的八卦所对应的数字是:离1、坎2、震3、巽4、艮6、兑7、坤8、乾9。
这组数字有什么神奇之处吗?我们把他们代入先天八卦就会发现,阳仪和阴仪是左右呈现的,且阴阳两仪是平衡的、数字之和都是20,这反映的是年的立春和立秋历法思想;我们再把他们代入后天八卦,这时候阴阳两仪就变成上下了,数字之和也都是20的平衡状态,这反映的是一天的晨昏昼夜分界线的历法思想。我们再把他们代入彝族八卦图,就会发现彝族八卦图既包含了左右阴阳两仪的年的立春立秋历法思想、又包含了上下阴阳两仪的晨昏昼夜历法思想。
另外,被称为八大国宝、十大谜团之一的秦始皇陵文物“石博茕”,自出土以来无人能解其谜。但我们通过河图洛书推演八卦的一些基本理论,就能轻松破解其设计原理。这个石博茕竟然是一个天地宇宙立体模型,他上半球刻的是先天八卦的六子卦、下半球刻的是后天八卦的六子卦,上下两个半球共用一个天、一个地,即干坤二卦,所以他是个十四面体。具体推演过程见视频《秦始皇陵“石博茕”的秘密》。
(四)养生修身中医经络传承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世人养生修身大多都是盘腿坐了。而文始道传承的依然是秦汉之前、道家原始的跪坐采气法,并系统保留了上古的道引养形术——熊经鸟申。
下面,我们就来参考几个小视频:
通过以上概述,我们不难发现,文始道文化可以说涵盖了中华文化主体内容,无愧“文始最高”之名。至此中华盛世时代,传统文化复兴之元年,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复兴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是儒家君君臣臣的封建奴性思想?还是佛家消极的厌世、弃世思想?还是像文始道文化、这类阴阳对立和合、辩证统一的道学思想?文化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新时代的百家争鸣已经拉开序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中华民族思想之魂的道学文化,必然会在此盛世、重获生机、造福天下。
E. 在企业文化中什么才是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呢
在企业文化中一个有效测量和比较不同团体获取真理的方法差异的途径是采用英格兰德的道德主义实用主义量表。在他的管理价值的研究中,他发现管理者在不同的国家要么倾向于实用主义,试图在他们的经验中寻求验证;要么倾向于道德主义,在普遍哲学观、道德系统或传统中验证。例如,他发现欧洲更倾向于道德主义,而美国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如果我们将这个维度用到团体的基本假设中,我们就能指明界定真理的不同基础。道德主义实用主义维度不仅凸显了真理的决定基础,而且与不确定性规避及模糊性容忍有关,不确定性规避是霍夫斯泰德基于调查的跨国研究的一个主要维度,模糊性容忍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不同国家和不同公司的管理者和员工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可变程度的接受水平会有所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在特定的管理领域对模糊性的高忍耐水平与高效能相关,但是这种结果自身可能仅适用于对模糊性有更多包容力,甚至重视模糊性的宽泛文化背景中。关注规划并适合于不确定和无法控制的未来分析家们,会认为随着未来环境变得更为动荡,对不确定性的容忍能力对于生存和学习会变得更为必要,并据此提出能够更加轻松地包容不确定性的组织和国家文化将从本质上更具适应性。为了达到分析的目的,需要确定团体成员所持有的潜在假设是否达成一致。如果小存在这样的一致性,那么即使人们集中在一起,也可能不会一开始就致力于团体发展。这种观点能够通过阐述两个组织对它的应用来很好地概括。DEC在两个方面都具有高一致性:根据实用主义的标准和讨论的方法界定真理,对模糊性要有高忍耐力。例如,我在DEC做咨询时,从来没有人要求我给过建议。如果我给予一个建议,委托人的各种观念会立即否认它,然后再把它拿到成员之间讨论。汽巴一嘉基公司则通常将我看成权威,将我看成给组织带来学问的科学家,常常询问我从研究和其他咨询经历中获得的知识以及我的建议,而且我经常发现他们会精确地按我的建议执行。然而,如果我的建议与基于其他文化成分的过程有冲突,建议就会被当场否定,例如,我曾在建议更多横向交流的时候遭到否定。汽巴一嘉基公司根本不能容忍模糊性,而在更靠近这个维度的道德主义一端起作用。一个团体在企业文化中如何检验现实以及如何做决定与数据由什么组成、信息是什么以及知识是什么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计算机在提供信息时的作用有争论,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信息技术的内行所持的基本一致性假设与赍深管理者不同。例如,很多公司总裁会指出所有电脑屏幕上的是数据,而真正需要的是信息,其暗含的意思是仅仅停留在数据分析水平明显是不可行的,除非缜密的决策支持系统或专家系统已经被程序化了。一个团体要有能力做现实的决策,必须对即将到来的任务的相关信息达成一定程度的一致。
F. 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孔子高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渡江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安定。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如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围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开来。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堂屋,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辈份较高者住在右侧(古人尚右),辈份较低者住在左侧,四合院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于外部社会隔离开来。北京的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长城也是一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以上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其中,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些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向内追求和自我封闭的倾向,其消极面至今还造成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对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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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实用文体与文学体裁相比有什么特点
什么是实用文体?
俗话说“口说无凭”,现代社会离不开文字交流。文字交流就像人穿衣服似的,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身材就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写文章也是这样,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目的就要用不同的文体,这不是某些人的特殊想法,而是长期磨合而成的社会共识和规范。衣服穿着不合适,还只是看着别扭,还是个人的事。文体使用不当,不仅会损害交流沟通,甚至影响到企业与个人的形象。
如同生产中的操作规范,各种实用文体的规范和格式也是可以学习和“速成”的。学习了它,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文采的人也可以写出符合规范的文章;反之,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即使高学历的人也可能闹笑话。
本课程系统讲述了下列常用的实用性文体的写作原理和写作方法:公务文书(包括公文、事务文书);生活、学习应用文体(包括书信、读书笔记);社会活动应用文体(包括演讲稿、应用作文);其他应用文写作简介(包括新闻写作、财经写作、法律文书写作)。本课程重视写作实践训练(包括作文、讨论和讲评)。旨在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常用应用文体文章的写作理论知识和方法,提高学生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各种文体文章的写作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除了有配给学员的学习包(文字教材、6学时的授课光盘、形成性考核册)外,还有网上资源的支持。整个课程的教学量为54学时,面授学时不应少于总学时的1/3,考试由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开卷)组成,形成性考核占总成绩的40%,终结性考核占总成绩的60%。
什么是文学体裁?
文学体裁
文学作品特定的样式,指各种文学作品形式上的类别。它是作品思想内容的外部表现形态,属于作品的形式范畴。文学体裁是历史地形成的。各种文学体裁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表情达意、塑造形象、结构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逐渐形成各自相对稳定的特点和规律,成为文体分类的依据。 文体分类的沿革 中国历史上对于文体的分类,早在周秦时代就已萌芽。如在《论语》中就曾出现过"诗"、"书"和"诗"、"文"等名目,但当时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性着作还没有严格地区别开来。到了两汉,随着辞赋等纯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文章"、"文学"等名目。当时所谓"文学",亦称"博学",一般指经、史等学术着作;而所谓"文章",亦称"文辞",则指带有辞章意义的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史传、奏议等。这类名目的出现,意味着文学作品与一般学术着作开始有所区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体裁的日益多样化,文学分类理论逐渐形成。曹丕《典论·论文》所谓"夫文本同而末异"之说,可以看作文体分类的滥觞。他根据这个原则把当时认为属于文学的着作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稍后,西晋陆机的《文赋》,提出了根据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事物的形态来进行分类的主张。他把文学作品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并对每一种体裁的特征作了精要的概括。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总结了历代文体分类的经验和当时人的看法,提出了以"文"、"笔"归类的主张,即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这 种分类法着眼点主要是作品的语言特点,即把各种作品按其语言之有韵或无韵,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体分类的两分法。它曾被后世所普遍采用,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分类法。梁代萧统编纂的文章总集《文选》则更注意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提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他把"经书"、"子书"与历史着作划为非文学的范畴,不予采录,而把属于文学的作品分为39目。文学分类的这种繁杂化趋向推动了文论家对众多的文学品种作综合的研究和归类。宋元以后,小说、戏曲文学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被传统的文学观念排斥于文学之外,在文学分类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变化。晚清以来,随着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包括文学思潮的传入,外国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逐渐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国创作的近代小说和近代戏剧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而在当时的某些文学杂志和文学论着中出现了把小说和戏剧文学列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趋向。"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新诗歌(自由体诗)、新小说(现代白话小说)、新戏剧(现代话剧)得到迅速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法已不再能说明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的文学样式在表情达意、塑造形象方面的不同方式和特点。于是,古代传统的两分法便逐渐被吸收了西方分类法长处的现代分类法所代替。 现代文学体裁的分类 "五四"以来流行的现代文学分类法主要是三分法和四分法,而尤以后者为人们所习用。 "五四"文学革命,也涉及文学的分类理论,当时的一些先驱者,在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为新的文学分类法特别是四分法奠定了基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从提倡白话文学的立场出发,奉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的白话小说为文学正宗。钱玄同响应其说,认为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佳者"。刘半农《我的文学改良观》提出:"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他把诗歌、戏曲归入韵文一类,把小说、杂文归入散文一类,虽然沿用了中国传统的两分法,但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无疑是一个突破,这表现在他同当时其他文学革命先驱者一样,十分重视小说和戏剧在文学中的地位。他还提出,应当"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预言"白话之剧"(现代话剧)必将出现"昌明"的前景;并断言小说是"文学之大主脑"。实际上已把诗歌、戏剧文学、小说、杂文(狭义的散文)看作是四种相对独立的文学体裁。他的这种文学分类主张,在当时得到了陈独秀的赞同。"五四"以后,诗歌、小说、散文、戏曲(包括一切戏剧文学)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要体裁,并成为人们所习惯的文学分类。30年代编集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即采取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四分法。自此以后,四分法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刊物和文学理论、文学史着作中普遍采用的文学分类法。 在欧洲历史上,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起,到德国的黑格尔、俄国的别林斯基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在文学分类上都主张一种三分法,即按文学表情达意、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把各种文学体裁分为三大类:叙事类、抒情类和戏剧类。叙事类的作品主要由作者以叙述人的口吻描述客观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注重生活事态的描述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这类文学体裁包括叙事诗、小说、寓言、神话、童话等等。抒情类的作品主要由作者以主人公的口吻抒写内心的思想感情和主观感受,一般不要求完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这类体裁包括抒情诗、抒情散文等。戏剧类作品主要由作品中人物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完成艺术形象的创造。它不同于叙事类和抒情类文学,又兼有两者的某些特征,如它既有叙事类文学所具有的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又有抒情类文学所具有的抒情性特点(特别是诗剧和歌剧)。戏剧类文学一般包括悲剧、喜剧、正剧等。这种三分法着眼于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和内部规律,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科学性。 在中国传统分类法和外来分类法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文学体裁的特点而形成的四分法,兼顾了作品在表情达意、塑造形象等表现手法方面的特点和作品体制、结构、语言特点等外部形态方面的差别;不仅注意了文学分类的科学性,而且尊重了中国传统文体分类的习惯,因此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学体裁出现最早,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中诗歌一类包括三分法抒情类中的抒情诗和叙事类中的叙事诗,因为两者在塑造形象、组织结构、语言特点方面的相同点多于相异点。至于把散文列为独立的一个大类,除了尊重中国传统的分类习惯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学体裁范围广泛,科目繁多,而在反映现家、塑造形象以及体制结构、语言特点等主要方面又有别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等类作品。其中有些品种如杂文、小品之类,虽不具文学的全部特征,却又确实具有明显的文学性。小说一类,由于在中国成熟较晚,在传统的分类法中没有引起重视,在西方的三分法中,长期以来也没有列为独立的体裁。但是,它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描写和表现生活的容量方面,都长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而且,由于它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性格刻画、环境描写、情节叙述、结构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与诗歌、散文相比有明显的区别。由于这些原因,小说这一体裁在近代、现代的世界各国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成为最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至于戏剧文学,则基本上采用了外来的分类法,不过所包括的品种,比西方更丰富。 在文学的分类上,无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都是采取综合、归纳的方法,把特点、体制相似的各个文学品种归为一类;而就某一类体裁的作品而言,还可采取分析的方法作更细的分类。如诗歌又可分为抒情诗、叙事诗或格律诗、自由诗等;小说又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或现代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等;戏剧又可分为诗剧、歌剧、话剧等,其中歌剧还可分为现代歌剧、传统戏曲等;至于散文,则更是品种繁多。
文学体裁的变化和发展 文学体裁的分类是相对的。有些体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吸取其他体裁的因素,从而出现不同体裁之间的汇合或交叉。例如散文诗,按其内容的性质来说,它具有诗的因素,但就篇章体制和语言特点来说,又接近于散文。又如诗剧,按其基本特征而言,属于戏剧,但其中的韵文对话或台词,却又是地道的诗歌,可以独立出来归入诗歌一类。再如文学史上的寓言,既可归入小说类,也可归入散文类。现代新出现的报告文学,有时带有小说的某些特点。这一切说明,对文学进行分类,不能绝对化。 从中国传统的两分法、欧洲传统的三分法到中国现在流行的四分法,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的迁移、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以及人们审美趣味的演变,文学的体裁也必然会发生兴盛衰亡的变易。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神话是在人类童年时代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这说明历史上某一种文学体裁的兴起和衰亡,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原因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文学体裁的兴衰,有时还同阶级斗争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五四"以来杂文的兴起就是一例。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要求作家迅速而及时地反映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于是,就产生了象报告文学那样的具有强烈现实性、战斗性的新的文学体裁,产生了象电影文学、电视文学、微型小说这样一些新的文学品种。这些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必将引起文学分类上的 新的变化。因此在文学的分类上,不应该抱凝固不变的观点
H.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怎么样
虽还未读该书,但李老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之末《试谈中国智慧》一篇中,已经详细探讨了“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这两个概念。 关于“实用理性”,他提到“中国实用理性主要是与中国的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联系。”。这种理性,在哲学上,“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重点在解释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另外,“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他最后总结这种实用理性塑造了中国民族的”中庸心理“,或者说民族性格:”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 正是在这一理性的基础上,李老先生定义了相对西方的”罪感文化“的,中国的”乐感文化“。这一文化”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哲学正是这样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寻求道德的本体、理性的把握和精神的超越,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它即是所谓中国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 然而”乐感文化“或者说”乐“做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这一提法,并非李老先生首创或独创。《王守仁全集》之卷十中提到”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厚无间隔。来书谓’人之生理,本自和畅,本无不乐,但为客气物欲搅此和畅之气,始有间断不乐‘ 是也。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最后一章《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有的态度》中提到的”仁的生活,”孔子的生活“是“不外乎养的一种和乐恬静的心理”,在这种心理下,人不是“统驭抑制冲动”,而是通过“先事的调理,俾冲动发出来就是好的、妥洽的,没毛病、没危险的“。江文也写(杨儒宾译)的《孔子的乐论》 一书,认为孔子是一位杰出音乐家,并提出”法悦境“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源头则是《乐记》中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只有生命中具有’法悦境‘情愫的人,他们才能进入孔子这位伟大哲人的心灵深处” (见《孔子的乐论》译者序)。 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凡是一个伦理学拍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或说他的伦理学,都是从他对于人类心理的一种看法,而建树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也许,”乐的精神“就是孔子的心理学。而“思的精神”则是柏拉图的心理学。
I. 谁知道什么叫实用性
实用性的概念
实用性,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申请的主题必须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须是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并且能够应用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换句话说,如果申请的是一种产品(包括发明和实用新型),那么该产品必须在产业中能够制造,并且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如果申请的是一种方法(仅限发明),那么这种方法必须在产业中能够使用,并且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产品或者方法专利申请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
所谓产业,它包括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体育、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等行业。
在产业上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的技术方案,是指符合自然规律、具有技术特征的任何可实施的技术方案。这些方案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机器设备,或者制造一种物品,还可以包括例如驱雾的方法,或者将能量由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方法。
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在提出申请之日,其产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效果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预料到的。这些效果应当是积极的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