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堡子文化是什么时期的文化

㈠ 沈阳民俗风尚是什么

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正是具有十分普遍意义的民俗的地域性。民俗志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便是其鲜明的地方性。地域民俗特点，是当地民俗运动过程轨迹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主要特征。需要注意，地域主要是个空间概念，但一个地域的民俗特点并非只存在和体现在空间层面。因为，地域空间意义上的民俗，无不有其自身发生、发展以及流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时间的过程。也就是说，地域民俗的特点，在时间与空间上是纵横交错的，构成其基本特点的各种因素是立体存在、运动着的，而非单一平面的运动和存在。

了解一个地方的社会，主要是了解它的文化，首要的则是了解其风俗。真正深刻地认识一个地方的社会和文化，民俗是最重要的入门证和钥匙。因为，历史常识告诉人们，民俗文化处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层面，包括地域民俗在内。若要在其间生活或工作，了解其风俗更是“入乡随俗”之首要了。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地方风俗志和风俗史类的着作的主要功能和价值。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就其性质而言，当属于地方史志类着作。

单就个中这本《民俗风尚》卷，则当属地方风俗志类性质的着作。那么，地方风俗志或风俗史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地方基于当地乡土社会记忆的基本民众知识。

有人根据我国的自然环境中地形、气候、物产的各异，把全国的风俗文化大致划分为七个风俗文化圈。即：在地理上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风俗文化圈，特点是满汉民族风俗的大融合。包括内蒙古大部，辽宁、河北、陕西三省的北部边缘，辽西一角、宁夏北部及新疆在内的游牧风俗文化圈，特点是强悍勇武的民风。此外，大致北起长城，南界秦岭、淮河，西抵青海湖东，东及黄海的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发祥地，其特点是重乡土情谊，崇尚平淡，注重实际，但比较守成趋稳。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到青海高原东侧，东、南均迄于海，具有发展快速突兀起伏的特点，民风朴实而又喜欢温情、浪漫、灵活和玄想，尚鬼神。青海风俗文化圈特点是藏族风俗同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富于宗教色彩。云贵风俗文化圈，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风俗文化千姿百态。再即闽台风俗文化圈，这里一海之隔，方言相同，习俗相仿，特点是保留了许多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为中国风俗文化的活标本。

按此划分的话，沈阳自在所谓的“东北风俗文化圈”之中。在撰写《沈阳市志·社会卷·风俗篇》时，我们曾在无题序言中谈到，“沈阳的民俗，是沈阳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积淀的结果”。个中，我们写道：

七千二百年前的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和五千年前的新民县偏堡子文化遗址，均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沈阳地区居民的农耕、采集、捕鱼、狩猎等原始生产民俗，以及与当时生产水平相适应的居住、饮食、服饰、丧葬等民俗和图腾崇拜、信仰等民俗。于洪区郑家洼子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及墓葬群表明，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沈阳居民的生产、生活和丧葬等民俗文化受到阶级分化的制约。其中大小墓藏中随葬物品精粗丰简不一，反映了墓主的政治、经济地位及习俗的差别。迨之辽金，尤其是清代、民国以后，沈阳地区民俗迁徙频繁，移民大量增加，近代工业的生产使沈阳成为辽沈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民俗的传承与变异，亦相应活跃，一如《奉天通志》所称，“近年风尚，日异月新”。城乡风俗发生明显改观，但未失传统风俗，仍然保持了多民族、多地域文化兼容以及淳朴、豁达、粗犷的文化性格等基本特点。

综合沈阳民俗文化运动过程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基本轨迹加以考察，显示了与辽宁地域文化相一致的主要特点。之所以如此，则是从古至今沈阳在辽宁地区所处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这一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此亦正是前面说到的“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积淀的结果”。具体说，沈阳民俗文化大致有三个主要特点。

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聚合在东北地方史上，秦汉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辽宁经济，由于各族统治者的割据战争而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于是，各族人民便通过频繁的迁徙来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息环境。这样，也促使并增加了各族人民相互接触的机会。特别是历史上因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高句丽族创造的“高句丽文化”，扶余族创造的“扶余文化”，契丹族创造的“辽文化”，女真族创造的“金文化”，满族人创造的“满族文化”等，以及由于宗教传播的关系而形成的“东藏文化”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作为中心城市的沈阳地区，影响着以满汉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聚合结构的形成。

满族是一个曾经入主中原创造了“康乾盛世”的“马背上的民族”。辽宁这块热土，正是清王朝和满族文化的发祥地。17世纪的中国明代（1368—1644），以女真人为主体结合其他部落或民族形成的满族，是个历史可以上溯至三千多年前周代肃慎的东方古老民族。其直系先人，即明代女真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建州、海西两部女真人为主体，把这些分散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统一而成为共同体。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 正式改“诸申”（女真） 为满洲。1911年辛亥革命后，则简称为“满族”。满族贵族首领努尔哈赤从辽宁的赫图阿拉（今新宾县）兴起之后不断向西南扩张，先后把都城迁到辽阳和沈阳。清军入关后，仍尊奉沈阳为盛京，把辽宁地区划属盛京特别行政区管辖。

满族在全国各地的分布，以居住在辽沈地区为最多，其他的则散居在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山东等省区和北京、天津、成都、西安、广州、银川等大中城市。满族如此分布特点的形成，显然是同满族在清代曾经是统治民族有关。

沈阳是汉、满、朝鲜、回、锡伯、蒙古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各民族小聚集，大杂居，和睦相处，友好交往，共建家乡，形成了多民族习俗风尚相互影响兼容的乡土文化特色。清朝建立后，满族文化一度几乎占据主导地位，对沈阳地区汉、锡伯等族居民的习俗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大量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汉族居民亦兼容和接受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满汉文化融合比较突出，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显着标志之一。汉族妇女有缠足陋习，满汉通婚后，由于满族妇女习惯于天足，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沈阳地区居民改变缠足风习。满族妇女的传统服饰“旗袍”，不仅为沈阳汉族妇女所喜欢，而且风行于关内广大汉族地区，流行当代。具有满族风味的白肉血肠火锅，其辅料酸菜、粉条则采自汉族居民的食俗。以“满汉全席”为代表的辽宁菜系，尤其反映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与风俗习惯的兼容。至于出自锡伯族的抓（欻） 嘎拉哈、满族的“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乃是沈阳地区妇女、儿童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

清末缪润绂《沈阳百咏》竹枝词中写道：“虚笼两鬓作鬅头，洗手盆圆上绿油；愿得庄农丰稼穑，银钗多绾万年收。”说的是当时“龙兴之地”的盛京，满汉妇女皆流行一种名曰“万年收”的发式。在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之前，原本是个精于骑射以渔猎为生的“马背上的民族”。儿童在七岁左右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女子策马扬鞭不亚于男子。满族男女的发型服饰习俗的形成，均与便利渔猎生产相关。为便于骑射，男子都剃去额上头发，垂辫于脑后，穿着两侧开衩、腰中束带的马蹄袖袍褂。女子，则天足，着高底花鞋，头顶盘髻，佩戴耳环，穿着宽大的直筒旗袍。清朝进关以后，满、汉服装逐渐交融一体，趋于一致。清代以来，各地妇女穿着旗袍成为一时的流行风尚，即直接与满族服饰的风行相关。满族信仰多神的萨满教，早期分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两种。清代历朝皇帝举行各种祭神祭天典礼，如宫廷萨满设“堂子”祭天，都用满语诵经跳神。旧时辽沈汉族地区民间迷信的“跳大神”，主要是受萨满教的影响。

清代以来，由于大量满族迁入中原地区和大量汉族移居山海关外，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密切，满族人民逐渐熟悉汉语文和汉族文化。满族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为弘扬祖国文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就在于她是一个既善于学习又善于创造的伟大民族。清代以来，由于满汉长期杂居共处，尤其是满族积极学习汉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不仅沈阳，就连关内的满族也已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无差异。现在，除了黑龙江等某些比较偏远的满族聚居村屯还有少数老年人会说满语、保持着满族的一些固有习俗外，辽宁等其他各地的绝大多数满族居民大都已通用汉语汉字。不过，从包括沈阳方言在内的许多汉语词汇和汉族习俗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源自满语语汇和满族习俗的内容。

如同高句丽文化、扶余文化、辽金文化，都曾在历史上成为本地区的主导文化一样，有清以来，随着清政权的建立和统治力度的强化，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满族文化在推行自身文化影响的同时，积极吸收汉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聚合。沈阳地区的这种多民族文化聚合结构，同时也是覆盖东北地区的文化结构的共同特点。

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文化本土化辽宁地域文化的多元结构形态，主要反映在多种经济文化的并存，本地乡土文化与内地文化（主要是中原文化） 的互动，以及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兼容。

在历史上，辽沈地区是汉族在东北地区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聚居区。然而，后来的辽宁汉族人口，却主要是关内的移民。远在夏商时代开始，历代帝王就已经有意识地通过派员设郡、迁徙移民来治理关东这块黑土地。早在西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汉族人口相率逃往辽东避难，与辽宁各族人民杂居。鲜卑族建立前燕之后，又索性把由内地逃来的十万户流民，安置在辽西屯种，客观上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开发和汉族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大规模地向沈阳等地的关外移民从汉代开始，但由于北宋之后本地少数民族的势力的发展，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口开始出现回迁或融入一些少数民族的趋向。

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沈阳城一举成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一股强大的“闯关东”移民潮，源源不绝地涌向山海关外。

明代为了加强对辽东的统治和防御女真族及蒙古族的南侵，采取了修筑边墙和屯田措施。沿着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口修筑了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边墙，设有州卫以屯兵实边，致使移垦人日渐增多。

特别是辽南地区，山东移民经海上过旅顺登陆大量北上。这些移民屯边措施，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永乐十七年（1419年） 时，辽东二十五个卫屯田面积已达二点一万顷，随后又发展到三点一万顷。大兴移民屯田之举，丰富了辽东农产品生产，在农业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础上，也使得本地以冶铁、制盐为主的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辽东的三万卫与四川的龙州、顺天的遵化一道，被称为三大冶铁中心而闻名全国。同时，东部山区的人参、貂皮和北部的马匹也开始与外地交流，繁荣了商品经济。

清代以来，不断涌来的闯关东者，大都并非前来朝圣这“龙兴之地”的故都、领略这塞外古城景致的，他们几乎都是为了生存而来谋求一块栖身之处。清末民初，在山东等地掀起了闯头东的狂潮。可以说，如今辽沈地区乃至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汉族居民，大多数属于当年闯关东者的后代。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申报》报道说，由于山东发生灾荒，“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人”。仅民国时期，山东流入东北的闯关东移民，即达一千八百三十六万人之巨。沈阳市沿用至今的“山东堡”等处，当年正是山东移民的聚居点。据有关历史文献显示，清代宣统年间，东北人口一千八百四十一万，移民约占一千万，在所有移民中，山东人约占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据此推算，清代东北的山东人即达到八百万到九百万之众。

明末清初，随着清军的南下，辽宁地区人口顿减。清王朝平定中原之后，于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所招民每日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并“免交三年钱粮”。在如此优惠政策的激励之下，处于贫困之中的山东民众纷至沓来，尽管后来清政府曾一度实行东北禁封政策，但实际上已经阻挡不住山东等地流民闯关东的步伐。而且，他们不再仅限于“栖息于奉天西南部金、复、海、盖等地”，而是“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蜂拥蚁聚，而长（春） 而吉（林） 而敖东，以至于图门江域”，足迹遍及东北各地。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力空虚财政困难，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日益削弱，便于咸丰十年（1860年） 正式开禁放垦，于是山东移民乃蜂拥北上，致使这一轮闯关东的浪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古代沈阳地广人稀，土着居民较少。各族人口增长趋势大都出现在唐代以后，关内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汉族居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沈阳谋生、定居，沈阳乡土文化同各地移民的风俗习惯相互影响渗透，逐渐融合、积淀，进而形成了兼容多种地域文化的特点。历史沉重地告诉我们，这里还曾是另种“特别移民”——朝廷罪犯“流人”的流放之地。清代顺治年间被清廷流放来沈阳“奉旨焚修慈恩寺”的僧人函可（1612—1660），在一首《初至沈阳》诗中写道：“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真切地记述了当年流人眼里的沈阳古城。

山东移民入乡随俗，在居住上，习惯住南北土炕、一头开门的“口袋房”以及“马架子窝棚”；在饮食上，也逐渐喜食高粱米、苞米面、荞麦面、苞米子及猪肉炖粉条和酸菜馅饺子。沈阳土着居民因受山东移民习俗影响，逐渐改变多辈同居一室、房舍家居简陋的习惯，接受了山东面条、煎饼等食品，煎饼铺生意兴隆一时，煎饼卷大葱同葱花大饼一样成为沈阳的一种风味小吃。山东的绣花虎枕与土着的摇车、摇篮，往往同见于一户人家。山东移民的耿直、勤劳，沈阳人的豪爽、乐于助人，合而成为更加淳朴敦厚的民风。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浙、安徽等地的民工、生意人及打工者大量涌进沈阳城乡，进一步丰富了沈阳乡风民俗多域化兼容的特点。黑土地接纳了闯关东的移民，闯关东的移民也为本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洒下了勤劳的汗水。同时，外来移民及其后代，与本地原住民们共同创造了辽沈地区以山东等地移民风情为基点的，关内外相融合的辽宁乡土文化。

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就历年考古发掘所见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而言，沈阳历史文化属于辽河文化的重要节点。主要表现在于大辽河入海口营口距今28万年之久的“金牛山人”旧石器文化，朝阳喀左境内距今十万年之久的“鸽子洞”旧石器遗址，遍布省内营口等各地的“石棚”巨石文化，距今8000多年的“中华第一村”查海前红山文化遗址，距今7200年的沈阳新乐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以及辽阳汉魏古墓、朝阳龙城宫城、叶茂台古墓、建昌于道沟墓地、大连营城子汉墓和北票惠宁寺等一大批分布于辽河流域及其支系的历史文化遗存。所以，单纯谈论沈阳文化未免狭隘，更确切地讲，应称之为“辽沈文化”。

南方各地描述辽宁、沈阳人的性格时，往往会用粗犷、豪爽、大气、仗义之类的形容词语来加以概括。实质上，这种文化性格正是本地乡土文化包容性、整合性极强的体现。这种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正是移民文化和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融合，以及本地特定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综合酿就的结果。这种性格，典型地体现本地恶劣自然环境下生存者的坚忍与锐气，同时又是吸纳了北方游猎民族与山东移民乡土性格混合的结果。

如果说辽沈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还存在另一侧面的话，我想引用作为“东北人写东北人”的大连女作家素素《独语东北》这本书自序里的有关看法。她是辽宁人。辽宁文化是东北文化的主干。她认为：

“东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王气和霸气，但许多时候，你能看见某些东北人将坦荡和无知连在了一起，将豪勇和粗鄙连在了一起。他们大多是高大的，看上去有力气，却不能吃苦，看上去有尊严，却过着苟且的日子。……东北给了东北人懒惰与野蛮，东北又给了东北人落后与滞重。走东北，我常常感到舒展，气畅，有阳光，有时也觉得窒息，厌恶，焦急。在我的文字里，我有时是乐观的，有时又是相当悲观。”为何是这样，我以为，这位辽宁女作家是看到了本地乡土文化人文性格的劣根性的一面。

同是东北的一位社会学者在《东北人：关东文化》这部专着中分析道，“关东文化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一些独特的价值观念，如勇武好斗的强悍民风，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求大尚侈的风气；艰苦创业的开发精神。这些价值观念已积淀在东北人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并通过若干传承机制获得绵延，在当代东北人身上仍会看到它的影子”。所讲的，也同样是辽沈乡土文化的人文性格。

还是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乡土文化的人文性格，塑造着一方乡土的一代又一代。弘扬乡土文化中的优秀人文性格，汰除其中的劣根性，是现代文明对现代辽宁人的最基本要求。在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也为本地乡土文化人文性格的包容性和整合性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用固有的这种乡土文化的包容性、整合性品格去接受各种现代文明新事物，当是辽宁人与生俱来的一大优势。扬长避短，利用这种优势广交天下友朋，吸纳各种外部先进事物，发展各项地方事业，建设现代文明的新家园，这个过程，也是塑造乡土文化文明向上的新人文性格的新起点。沈阳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农牧渔猎文化传统浑然一体，构成了沈阳地区民风淳朴、豁达、粗犷的丰富文化底蕴。待人热诚、乐于助人、性格豪爽、吃苦耐劳，既是沈阳各族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基本道德风尚，也是沈阳人备受海内外赞誉的美好形象。

基于上述，在本书中，我们主要想通过一些内容板块引导读者从具体事象上，总括地把握沈阳民俗风尚的主要特点。主要板块有，人生礼仪——婚丧嫁娶生日寿诞；四时八节——传统岁时节日；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细节；游艺娱乐——童年记忆留痕；信仰习俗——心灵中的历史遗绪。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是记载、保存地域民俗文化信息最基本的载体，是地域民俗史的最具“复原性能”的“语言化石”。因而，则力求通过本地形式上五彩纷呈的、大量的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生动地展示本地区的民俗风尚及其主要特点。或者说，采用了语言民俗志的方式。另外，清末沈阳名士缪润绂的百首风俗竹枝词《沈阳百咏》，一向为研究沈阳乡土民俗文化的人们所看重，被誉为沈阳文化的“清明上河图”。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对于一般读者来讲，它又是了解沈阳这方乡土民俗文化的通俗读本。但长期以来阅读到其全部内容的只是很少一些专业人士，所以，根据笔者此前发表在《文化学刊》上面的点校本加以简化，作为简明读本附于卷末。

㈡ 辽阳有什么文化遗产啊

辽宁省辽阳市位于辽东半岛城市群的中部，是一座有着24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是新兴的现代石化轻纺工业基地，2004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辽阳是一座有着2400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历史上先后曾有6个地方割据政权在此建立国号，定都辽阳。唐太宗、清圣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青史留名的帝王文士留下的吟咏辽阳的诗文达百余篇。旅游的地方有辽阳汉魏壁画墓群,白塔公园,东京城、东京陵,辽阳博物馆,燕州城,清风寺,曹雪芹纪念馆,冷热地公园,华表山、通明山、铧子林场、龙峰山、龙顶山、石洞沟。
市人民政府驻地：白塔区民主路38号，
地名由来
辽阳古称襄平。辽阳名称始于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载：“大梁水（太子河）西南至辽阳入辽（指辽河）莽曰辽阳”（小辽）水出辽山西南流经辽阳县与大梁水会。“小辽水即现在的浑河。“水北曰阳”，汉代的辽阳（今辽中县茨榆蛇公社偏堡子古城址）因地处小辽水之北，故名曰辽阳。

㈢ 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半坡文化等等在年代上与夏、商或西周是什么关系

大汶口文化、与红山文化仍是母系社会，半坡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向父系社会进化，但仍属原始社会，而夏、商与西周已经是完全父系社会并已变为奴隶制社会，从年代上讲，大汶口文化、与红山文化半坡文化要比早很久

㈣ 什么是外来的偏堡子文化

继新乐下层文化之后，又是什么人在沈阳这块土地上生活，他们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这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新乐遗址时就在不断追寻的一个问题。细心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新乐遗址时，意外地发现，在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还有一种有别于上下层的新文化，虽然这种文化的堆积层很薄，但文化特色非常明显。由此可以证明，继新乐文化之后，是这种文化的人在沈阳居住。因这种文化1956年首先发现于新民市偏堡子，因此定名为“偏堡子文化”。

偏堡子文化的内涵偏堡子遗址位于新民市张家屯乡偏堡子村西沼泽地中的沙丘上，西距辽河十公里，遗址东西长400米，南北宽200米，文化层厚20厘米～40厘米。由于风雨的剥蚀，文化层暴露出来。

1956年，东北文物工作队的考古工作者做了调查和地面采集，采集的陶器有深腹罐、四耳罐、高足钵等，石器有斧、刀和细石器等。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沈阳市铁西区肇工街遗址的试掘中，发现这种文化被叠压在青铜时代文化层之下，年代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偏堡子文化在新民市高台山遗址也有发现，它位于新乐文化层之上、高台山文化层之下。除沈阳地区外，偏堡子文化在大连境内还发现多处，对大连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遗址（三堂一期） 进行的发掘，使我们对偏堡子文化的文化内涵有了一定的认识。关于这种文化的年代，经过C14测定和与相关文化的年代比较，估计在距今约五千年至四千五百年左右。

偏堡子遗址出土陶器石器图

偏堡子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夹滑石红褐陶和灰褐陶。器型有深腹罐、高足钵、短颈长圆腹壶等。深腹罐口沿多外折或附贴叠唇。陶器纹饰主要有几何划纹与竖行泥条附加堆纹。几何划纹以平行双线组成三角纹、菱形纹、回字纹、人字纹、弓字纹等，双线内填以细密的斜线纹。竖行线条堆纹是用细泥条挤压成绳索状，等距离地附加在器腹的上半部；在两种主体纹饰的下部边缘，往往又装饰一圈稍粗的泥条弦纹。罐的口沿外侧也多饰附加堆纹。此外还有网格纹、蓖划纹、叶脉纹、刺点纹和窝纹等。

石器主要为磨制，少数为打制，也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器型有刀、凿、磨盘、磨石、环刃器、砍砸器、矛形器、镞、网坠、球和石片等。除此之外，偏堡子文化还出土较多的骨、角、蚌、牙器。在长兴岛三堂遗址还发现有玉璜和玉牙璧。总的来看，偏堡子文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比新乐文化进步。

在三堂遗址还发现了三座房址、两座墓葬和十座灰坑。三堂遗址发现的房址有圆形、圆角方形和椭圆形三种，均为半地穴式，近壁处有分布稀疏的较大柱洞，有的室内有石柱础。门道为斜坡式。未见明显的灶，仅在居住面上发现有较大范围的红烧土和草木灰堆积。两座墓葬均为小孩墓，长方形土坑竖穴式，仰身直肢葬，方向315度，有一墓骨骼上压有石板，未见随葬器物。

偏堡子遗址出土陶器

偏堡子文化的来源偏堡子文化是继新乐文化之后，在沈阳出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文化在沈阳地区分布比较广泛，在市区和新民市、辽中县已发现近十个地点。但沈阳地区的偏堡子文化的堆积都比较薄，可见这种文化在沈阳地区存续的时间较短。另外，从偏堡子文化的敞口深腹罐、高足钵以及刻划纹来看，应该与新乐文化有一定的承袭关系，但陶器含滑石、筒形罐有叠唇、出现陶壶和竖条堆纹，却是新的因素，目前在沈阳原始文化中还找不到它的源头。陶器含滑石是鸭绿江流域和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而泥条附加堆纹在大连、本溪和朝鲜半岛都有发现，其施纹方法与偏堡子文化如出一辙，而这些遗址的年代都早于沈阳的偏堡子文化。这说明，偏堡子文化是继承新乐文化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外来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还有学者认为，偏堡子文化特有的细泥条堆纹是由山东的北辛文化传播到大连地区，然后又从大连向沈阳地区逐步发展的。因此可以说，五千年前沈阳的偏堡子文化主要是一种外来文化。

㈤ 新乐文化的新乐遗址博物馆

由于在新乐遗址发现的遗物具有独特的风格、特征，构成一个新的文化类型，所以被命名为新乐文化。 新乐遗址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上、中、下三层。 上层被命名为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这一层文化堆积厚，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素面夹砂红褐陶器为主。石器有石锤、石镞、石杵等。陶器有鼎、鬲、钵、罐等，多为瘤状耳、桥形耳，也有少量柱状耳、三角形耳，质地都比较粗糙，砂粒较大，全部为手工制作。中层为偏堡子类型文化，年代为新石器晚期，距今约5000年，文化层较薄，没有出土完整的陶器。从已经出土同一文化类型的陶器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器形有深腹罐、深腹钵、高领壶，上面装饰着堆纹，陶壶上刻着几何图案。
下层被命名为新乐下层文化，据今约7000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居地，已发现多处房址，最大的面积有100平方米，中型的面积有70平方米，小型的面积有20平方米，平面成长方形或圆角方形，中间有火膛，四周有柱子洞。出土文物十分丰富，石器有石凿、网坠、削刮器、石镞等。陶器有高足钵、簸箕形斜口器、弦纹筒形罐、之字纹筒形罐。1978年出土的斜线纹高足钵，高12.3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6.5厘米，红陶衣、高足，通身饰以抹压斜线和网格纹，是新石器时代的盛食器。 同时出土的还有少量玉器、煤精制品、木雕艺术品等。煤精雕刻艺术品有球形、耳当形，晶莹乌亮，雕工细致，在当时条件下能制成如此精细的艺术品，使人难以置信。 沈阳出土的骨制品种类繁多，时代较全。其中主要是1978年新乐遗址下层房址出土的骨柄、骨锥为新石器时代骨制品。骨柄长11.2厘米，从侧面观察，很象两片骨板粘合在一起，有一道较明显的合缝，用以镶嵌细石片，作复合工具之用。骨锥长10厘米，顶端宽1.4厘米。体扁平，尖部弯曲且锋利，是钻孔工具。

㈥ 沈阳除夕哪些景区不开放 2021春节沈阳景点开放时间景区汇总

沈阳故宫博物馆 汗王宫遗址陈列馆 张氏帅府(金融)博物馆 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陈列馆 盛京碑林陈列馆

春节期间，沈阳的一部分博物馆和陈列馆都是调整了开放时间，很多除夕以及初一都是不开放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工作，这些地方目前是有调整时间的，顺便了解一下博物馆活动。

沈阳故宫博物馆

除夕、初一(2.11、2.12) 闭馆

初二至初六(2.13—2.17)

开放时间9:00-16:30，15:45 停票

展览·活动：

镂月裁云——院藏清代宫廷雕刻精品展

盛世典藏——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国宝展

曾在盛京——沈阳故宫南迁文物特展

清前三京——兴京 东京 盛京展

干隆在盛京文物特展

清前历史陈列

清代宫廷钟表展

院藏珍宝展

以及原状陈列大政殿、崇政殿、清宁宫、关雎宫等

汗王宫遗址陈列馆

除夕、初一(2.11 2.12)闭馆

初二至初六(2.13—2.17)

开放时间10:00-18:00

张氏帅府(金融)博物馆

除夕(2.11)初一(2.12)全天闭馆

初二至初六(2.13—2.17)

8:30开馆，16:30停票

张氏帅府博物馆

展览·活动

帅府3D展馆

帅府数字文物展

清风民韵馆藏晚清民国瓷器特展

帅府720度全景展

“百年张学良”陈列展览

张作霖与张氏家族展

复原陈列展

“程潜将军与新中国”临展

“永远的长安”陕西唐代文物精华展等线上、线下主题展

沈阳金融博物馆

展览·活动

金融720度全景展厅

金融馆3D展馆

金融馆基本陈列展览

金融馆4项系列临展

金融馆“纸醉金迷”巡回展等线上、线下展览

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

除夕、初一(2.11、2.12)全天闭馆

初二至初六(2.13-2.17)

开放时间9:00--16:30，16:00停止入场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因展厅升级改造闭馆

具体开馆时间未定

线上展览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出九一八历史陈列、众志成城共同抗疫——沈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展、中国东北的韩人抗日斗争展、宝岛烽火展、劳工展等5个线上展览及“金牛迎新岁 年味溢旧年”活动。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除夕、初一(2.11、2.12)闭馆

初二起正常开馆(冬季)

开放时间 9:00-16:30，16:00停止入馆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展览·活动

线上推出新中国沈阳审判系列故事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

展览·活动

线上推出《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友人》展和二战日军战俘营纪实秘档《战俘存亡录》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除夕、初一(2.11、2.12)闭馆

初二起正常开馆

9:00-16:30，16:00停止售票

展览·活动

常设展览《沈阳历史源头》《新乐遗址出土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文物展》，临展《重温红色经典，感悟爱国情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影海报专题展览》等。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除夕——初三(2.11-2.14)闭馆

初四至初六(2.15—2.17)

9:00-16:30，16:00停止入场

展览·活动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推出线上的中共满洲省委百位英雄人物专题及缅怀英烈三分钟线上讲解和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革命斗争事迹展。

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陈列馆

除夕——初三(2.11-2.14)闭馆

初四至初六(2.15—2.17)

9:00-16:30，16:00停止入场

盛京碑林陈列馆

春节期间闭馆，不对外开放

㈦ 新乐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聚落遗址。遗址区东西约350米、南北宽约150米，总面积5.2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遗址中心区域田野考古发掘面积已达5,000多平方米，确认这一地区存在着上中下三层文化堆积，下层文化距今约7,000年。在遗址中，现已发掘半地穴式建筑房址40座，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有制作精细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颇具特点的陶器及煤精制品、炭化谷物，其中以炭化木雕艺术品最为精美，反映了原始先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方式。 新乐遗址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上、中、下三层。 上层被命名为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这一层文化堆积厚，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素面夹砂红褐陶器为主。石器有石锤、石镞、石杵等。陶器有鼎、鬲、钵、罐等，多为瘤状耳、桥形耳，也有少量柱状耳、三角形耳，质地都比较粗糙，砂粒较大，全部为手工制作。中层为偏堡子类型文化，年代为新石器晚期，距今约5000年，文化层较薄，没有出土完整的陶器。从已经出土同一文化类型的陶器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器形有深腹罐、深腹钵、高领壶，上面装饰着堆纹，陶壶上刻着几何图案。
下层被命名为新乐下层文化，据今约7000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居地，已发现多处房址，最大的面积有100平方米，中型的面积有70平方米，小型的面积有20平方米，平面成长方形或圆角方形，中间有火膛，四周有柱子洞。出土文物十分丰富，石器有石凿、网坠、削刮器、石镞等。陶器有高足钵、簸箕形斜口器、弦纹筒形罐、之字纹筒形罐。1978年出土的斜线纹高足钵，高12.3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6.5厘米，红陶衣、高足，通身饰以抹压斜线和网格纹，是新石器时代的盛食器。 同时出土的还有少量玉器、煤精制品、木雕艺术品等。煤精雕刻艺术品有球形、耳当形，晶莹乌亮，雕工细致，在当时条件下能制成如此精细的艺术品，使人难以置信。 沈阳出土的骨制品种类繁多，时代较全。其中主要是1978年新乐遗址下层房址出土的骨柄、骨锥为新石器时代骨制品。骨柄长11.2厘米，从侧面观察，很象两片骨板粘合在一起，有一道较明显的合缝，用以镶嵌细石片，作复合工具之用。骨锥长10厘米，顶端宽1.4厘米。体扁平，尖部弯曲且锋利，是钻孔工具。 1984年国家为保护新乐文化遗址，在遗址上造起一座现代化展览馆，是沈阳市第一家专题性遗址博物馆。馆舍建筑风格系用窝棚式大屋脊建筑结构，外饰红色双曲瓦和长方形乳白色釉面砖。展厅设计造型是仿照原始穴居形状，由两个梯形建筑和两个三角形建筑构成，显得格外古朴、独特、美观。第一期工程建筑面积为860平方米，展厅面积为400平方米，分为第一展室、第二展室、二号房址等部分，并从出土文物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物数百件，组成新乐遗址文物展览。此外，还将颇有典型性的考古发现——“木雕鸟”制成大型雕塑，立在展览馆的前面，做为新乐文化的象征。其中有一件木雕艺术品尤为珍贵，其样貌似鹏鸟，称为太阳鸟，为古代先民的图腾，刀法精湛,为研究中国艺术发展史提供一份珍贵资料，这在中国考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金碧辉煌的太阳鸟雕塑，高高耸立在市政府广场，已成为沈阳市城市的象征。

㈧ 什么是沈阳北部的新乐上层文化

在商周之际，沈阳地区北部还分布一支青铜文化——新乐上层文化，它因1973年首先发现于新乐遗址的上层而得名。新乐上层文化在沈阳地区的分布要比新乐下层和偏堡子文化广泛，目前已发现遗址四十余处，主要分布在沈阳北部，说明这个时期沈阳地区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不过，因为对新乐上层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得比较少，缺少成批的材料，所以，现在对这种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目前，新乐上层文化常见的是灰坑和壕沟，房址发现很少；仅2007年在沈北新区道义发现两座房址，皆为半地穴式，一座为圆形，未发现柱洞，一座圆角方形，发现四个圆形柱洞。两座房址内皆有灶。新乐上层文化的墓葬，在新乐遗址北部高冈上和辽宁大学家属宿舍院内都有发现。墓葬绝大多数为单人土坑竖穴墓，有的有二层台。葬式为侧身屈肢，头向有南北向与东西向两种。墓内随葬品较少，一般仅有二至三件陶器，有壶、罐、杯、纺轮等，但不见高台山文化那种壶钵相扣的葬俗。在新乐遗址北部墓地，还发现一座儿童瓮棺葬。

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出土石刀和石斧

新乐上层文化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红褐陶，手制，陶质粗糙，砂粒较大，胎厚，火候较低。器物以三足器鼎、鬲、甗、甑为主要特征，此外有盆、罐、碗、豆、壶、盘、纺轮等。多素面，只有少量陶器上有手捏纹、指甲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陶器口沿常有外叠唇，肩腹部多附有横桥耳、鸡冠形鋬耳、柱状耳和瘤耳。陶器的制法以泥片套接而成，三足器有的器型做得很大。石器已是磨制为主，不见细石器，器形有斧、刀、磨棒、棍棒头、镞、杵、锤、纺轮等。石斧有长方柱状与梯形板状两种；石刀有直背弧刃、弧背直刃和长方形几种，刀背上有二至三个穿孔。

新乐上层文化铜器发现很少，在新乐遗址附近两个地点分别采集到束腰平刃铜斧和环首刀各一件。这个时期，虽然出现了青铜器，但种类与数量都很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仍然主要使用石器。所以，社会性质实质上仍然是金石并用时代。这个时期的生活器皿——陶器，已经一改新石器时代的面貌，开始使用中华民族特有的三足器来作炊具。这虽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但也说明此时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已经有所改变。农业生产已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辅之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也由肉食、野果为主改为以粮食为主，所以，出现了用于蒸煮的鼎、甗、鬲、甑等陶器炊具。从出土的遗物分析，新乐上层文化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要低于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河以西的高台山文化。新乐上层文化可能要略晚于高台山文化，年代大概相当于它的中晚期，估计在三千年以前。新乐上层文化有些器型和文化特征与高台山文化相似，受到高台山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但新乐上层文化以鼎和甗为主要炊具，鬲较少；而高台山文化以鬲、甗为主要炊具，少见鼎，所以，二者应属于不同的文化。

㈨ 什么是影响深远的高台山文化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原正值夏商时期，这两个王朝创造的青铜文化令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个时期，辽宁地区大致与中原同时进入了铜器时代，不过铜器的冶炼远不如中原发达，铜器多是兵器和一些小件饰品，很少有大件礼器；也没有出现统一的王朝，而处于方国林立时期。考古学界一般将距今四千至三千五百年，大约相当于夏代到早商时期东北地区的人类遗存，称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考古发现证明，这个时期，在辽宁从东到西，分布着多支大的考古学文化（方国），主要有：辽西和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医巫闾山以东的下辽河平原的高台山文化；在辽东山地的马城子文化。

高台山遗址墓地发掘现场

进步的高台山文化高台山文化是与沈阳历史有关的早期青铜文化，因1973年首先发现于沈阳市西六十公里的新民市高台山遗址而得名。高台山由东高台、腰高台和西高台三座小山组成，西有柳河， 北有养息牧河， 东有辽河，南有柳河故道。1973年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为配合基建工程，首先在腰高台山清理了七座墓葬和两个灰坑。翌年，又于同一地点发掘墓葬五座，并对东高台山遗址进行了调查。1976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短期培训班配合教学实习，在腰高台山清理墓葬十三座，同时对东高台山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1979年和1980年又在东高台山发掘750平方米，发现灰坑八个、墓葬六十座。五次发掘结果表明，高台山是一处包含上中下三层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古代遗址；下层属于新乐下层文化，中层属于偏堡子文化，上层属于青铜时代文化，而以青铜时代的遗存为主，包括遗址和墓葬。墓葬分布于腰高台山东南山脚下的坡地上和东高台山东南山脚下；遗址主要在东高台山。发掘的墓葬皆为上层墓葬，随葬品多为一壶一钵，钵皆覆扣于壶上，少数还有罐和碗。独特的葬俗和文化内涵，表明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不久，考古学界将其命名为“高台山文化”。198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发现并发掘了属于高台山文化的彰武县平安堡，新民市公主屯后山，阜新县平顶山、勿欢池，法库县湾柳等遗址，进一步丰富了对这一文化的认识。

高台山文化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进步性。平安堡遗址发现的房址已为地面建筑，圆形房址的中央有两个主柱洞对称分布，四周有沟槽，起边柱洞的作用。由于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长方形土坯，推测已用土坯砌墙。根据柱洞的排列位置推测，房屋可能是木构架圆锥形。发现的青铜器虽然不多，而且都为耳环、小刀、斧、戚等，但平安堡发现小型石铸范表明，这些青铜器大都是在当地铸造的，说明高台山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

高台山遗址出土陶器

在阜新勿欢池遗址还发现一处高台山文化时期人工挖修的原始农田灌溉系统，可分为干渠、支渠和毛渠，还有控制水流的闸门设施。根据这一发现推测，当时可能已有水稻田的存在。高台山文化的农具虽然仍然是石器和骨器，但已经比较进步。石器有扁平长身石斧、穿孔半月形石刀和拱背石镰。

骨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选料加工都很精细，其中有用动物下颌骨和肩胛骨制作的骨铲、骨耒等，这在其他相邻的文化中很少见。各类陶制纺轮出土的数量也很大，且形式多样。

高台山文化已有相对独立的墓葬区。墓葬多为南北向东西排列，布局紧凑。墓葬均为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式，大型墓发现有二层台和木棺痕迹；全部为单人侧身屈肢葬，头向不一。随葬陶器放置于下肢附近，多为一壶一钵，且多施红陶衣，不见三足器，下葬时钵覆扣在壶上。这种特有的丧葬习俗是高台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高台山文化的陶器几乎全部为夹砂红褐陶或灰褐陶，泥条盘筑，火候稍低。大多数陶器为素面并经磨光处理，只在居住址有少量陶器上有划纹、锥刺纹、绳纹和附加堆纹。陶器口沿多采用内侧抹斜、外侧叠唇的做法。遗址出土的器类有鬲、甗、鼎、罐、盆、豆、钵、壶等，鬲和甗是主要炊器，出土的数量较多。其中鬲主要有直腹鋬耳鬲和弧腹桥耳鬲两种器型。器耳较发达，种类有桥状耳、銴耳、盲耳等，竖桥状耳有时与鋬耳相配合使用。在高台山遗址发现一座陶窑址，略作方形，窑底南高北低，有四条十字形放射状火道，中部有一个圆形箅孔，已是比较进步的形式了。

彰武平安堡遗址还出有骨笄、骨玦和各种穿孔骨牌饰，反映了高台山文化的精神生活。在法库湾柳遗址的一个灰坑内，发现四块兽骨，其中三块有刻划符号，有的颇像文字；另外在平安堡还发现蚌仿贝，这些都说明了社会的进步性。

高台山遗址出土石器

高台山文化的影响从目前的资料看，高台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以辽河支流柳河两岸为中心的下辽河平原，西到医巫闾山，东北至法库、康平，东不过辽河，目前在沈阳市区还没有发现高台山文化的典型遗址。根据C14测定的数据分析，高台山文化的年代大体在距今三千八百至三千三百年之间，证明高台山文化是下辽河地区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它的起始年代可能略晚于医巫闾山以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约在夏代晚期和商代早中期，二者有一个同时平行发展的阶段。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两种文化曾有过密切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而在晚期，高台山人可能向北、向西迁移。对于辽西地区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形成，高台山文化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可能是它们的主要来源之一。而高台山文化对辽河以东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可以从浑河流域的新乐上层文化和辽东山地的马城子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中得到反映。

高台山文化的来源，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人认为，高台山文化陶器多素面少纹饰，表面磨光；陶器形制又以壶为主，壶上多附耳，耳除常见的竖环耳外，大量使用横耳，还配以盲耳和贴耳，这些特征恰恰都是龙山文化的固有特征。据此，高台山文化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孑遗，东夷的一支，或即古史记载的肃慎。当然，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㈩ 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发现了那些新石器时期遗址。

偏堡子遗址 张家屯乡偏堡子村 李家套菜园遗址 法哈牛乡李家寺菜园 含辽金遗物
公主屯后山遗址 公主屯镇公主屯村 含战国、辽金遗物、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车家屯遗址 含辽金遗物
南山里遗址 张家屯乡南山里村 长山子遗址 大喇嘛乡长山子村 含金遗物，并出地动物化石
郎家山遗址 公主屯镇下洼子村 西高台子山遗址 高台子乡西高台子村 含辽金遗物，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杨家岗遗址 梁山镇北荒村 高台子东山遗址 高台子乡腰高台子村东 含辽金遗物，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梁山遗址 梁山镇北荒村 腰高台子山遗址 高台子乡腰高台子村 含辽金遗物，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团结北岗遗址 梁山镇团结村 含金元遗物 狼尾泡遗址 兴隆镇狼尾泡村
建设遗址 梁山镇建设村小学 含战国遗物 周家岗遗址 兴隆镇孤家子村
大刘屯遗址 梁山镇大刘屯 沙岗子遗址 大红旗镇大北台村 含金元遗物
林场遗址 梁山镇林场 团山遗址 东蛇山子乡前莲村
高家岗遗址 梁同镇獾子洞村 龙头山遗址 东蛇山子乡大同村
毓宝台遗址 大民屯镇毓宝台村 半拉山遗址 东蛇山子乡房申村
金五台遗址 金五台子乡三台村 周坨子遗址 周坨子乡大岗子村 含辽金遗物
牛营子遗址 三道岗子乡牛营子村 潘家岗遗址 柳河乡潘家岗村 出土有动物化石
红花岗子遗址 三道岗子乡红花岗子村 含辽金遗物 魏家屯遗址 红旗乡魏家屯村 含辽金遗物
沙坨子遗址 三道岗子乡茨榆岗子村 双山子遗址 姚堡乡南王岗村
巴图营子遗址 法哈牛乡巴图营子村 杜板牛遗址 胡台乡杜板牛村
窑地遗址 法哈牛乡巴图营子村 含辽金遗物 马圈子遗址 新农村乡马圈子村 含辽金遗物
场院遗址 法哈牛乡巴图营子村 含辽金遗物 小四台子遗址 于家窝堡乡小四台村
东南岗遗址 法哈牛乡巴图营子村供销社 含辽金遗物 后长岗遗址 大红旗镇后长岗子 战国时期
大北台遗址 大红旗镇大北台村 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