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楚文化

‘壹’ 楚文化的基本简介

楚文化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艺术品更是独步海内外，其设计形式和风格充分体现了楚人的想象力和审美意识。楚国艺术设计乃至整个楚文化的成熟是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明有关。
所谓“文明”，包含多种含义，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指文化的总和，即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具有特定性的文化，有时也指某一延续时间长、传播地域广且又有若干分支的总体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等同于文化。二是指一个氏族制度已然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当一个先进文化达到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运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已经发展到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等方面的某些问题时，才表明它已进入了文明时期。楚文化最重要的便是编钟。

‘贰’ 什么是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简介】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荆楚部族的兴起】
楚，也称荆楚，春秋时代的这个国家为什么叫做“楚国”呢。“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但是，构成楚民族主体的，却并不是江汉流域的土着，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支部族迁移到江汉流域，不断地与周围的土着民族（九黎、三苗的后裔）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
荆楚部族在与北方商王朝的对峙中也吸收了先进的商文化，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周朝初年，转投周王的荆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先抑后扬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当北方有炎、黄部落在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并创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这之后，随着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击败，以及后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强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渐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后与中原的另一个原因是江汉流域多山林水泽，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那样较快地由采集和渔猎转入农耕和畜牧，这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相应地限制了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当北方已经出现了夏、商等奴隶制国家后，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屡遭中原势力的压迫和征伐。但就是在这种持续千年的蛮荒背景下，逐渐孕育发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后的楚国家，并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时、地利融汇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着文化，开创了独具异采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辞”】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目前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荆楚文化的八大内涵】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叁’ 楚国的文化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楚辞，是楚国文化的代表，是汉赋的源头。
楚辞，也作“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
2002年在湖北枣阳市区东南约21公里吴店镇与兴隆镇交界处的一条土岗上发掘了九连墩墓葬群。2号墓中还出土了大批乐器，包括两幅保存完好的漆瑟，漆瑟上留有弦痕。另外还有钟、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还保留有簧片。
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这两幅帛画，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
来到钟祥莫愁湖上的阳春白雪岛，一定会被充满楚国风韵的建筑布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楼和阳春台，舜帝南巡亲手种下兰花蕙草而得名的兰台宫，威武富贵的楚王府，还有笑声阵阵的万花阵。在这些景点细节点缀之处，凤的图案或凤鸟的陈设俯拾皆是：如白雪楼和楚王府的雕栏，兰台宫楚王座位后面的屏风，阳春台抚琴弹唱的现代莫愁女华丽服饰上的图案，还有守卫楚王府的门神“羽化鸟人”脚踩凤凰腾云驾雾······
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证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的渊源。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
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肆’ 楚文化的文化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秦楚国遗址、墓葬等的发现，激发了学界探索楚文化的热情。其研究范围从先前的文学、哲学领域扩展至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文字、建筑、服饰、风俗、科技、歌乐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渗透，逐步向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
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沙地区发掘的大批楚墓为楚文化这一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契机；上世纪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国故地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特别是随州市曾侯乙墓的发现，使得楚文化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也认为，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引发了学界对楚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也为其拓展和精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占有最新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的。”刘玉堂说，“随着大量楚简的不断问世，其所承载的丰富讯息为楚文化研究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可能。例如，传世文献记载楚国迁都六七次，都城先后称丹阳和郢，但清华简《楚居》则记载楚国迁都达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见丹阳名称，这将引起学界对楚都问题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楚人先祖季连活动的年代不会晚于虞夏之际。可是清华简《楚居》中则将季连与盘庚连在一起。若此盘庚即商王盘庚，那么季连活动的年代岂不要向后推约七百年？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所长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纪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这套丛书是20世纪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经过多年的积累，楚文化已经有了全方位、多角度、体系化的研究和总结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当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紧密跟踪考古新发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着力解决其囿于资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难问题。”蔡靖泉说除了注重考古发现之外，将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对于推进楚文化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万全文向记者介绍说，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比如，张正明的《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王纪潮的《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等，就将楚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进行宏观比较。中观角度则是将楚文化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譬如张正明的《秦与楚》，清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微观比较，则是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对比探讨，这也是目前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
刘玉堂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重大。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不同区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和规律，进而发现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蔡靖泉也表示，将楚文化与并世共存的诸地域文化进行比较探讨，是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不仅能够拓展楚文化研究视阈，也必将促进中国区域文化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纪的深入发展。刘玉堂表示，尽管楚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还比较薄弱，某些关键的研究领域多年没有突破。他认为，上世纪楚文化研究的辉煌，多半基于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轰动性发现，楚文化研究很可能会出现“瓶颈”，甚至无话可说。因此，学界需要对楚文化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寻求方法论上的突破创新。万全文认为，从楚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楚简帛研究的推动。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原因，是由于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相对上世纪有所减少，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很难得到解决。
针对此种情况，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说，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没有上世纪90年代那么轰动，重大考古发现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于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的陆续开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发现，而对这些考古资料进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将这些新发现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据此继续深化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则强调说，除了对楚文化考古资料系统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强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他告诉记者：“准确释读诸如楚简、玺、货币、器物上的文字资料，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寻新的突破点，还能够对过去的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对出土文献这些一手资料辨识的准确性，对于酝酿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无裨益。

‘伍’ 什么是中原文化什么是楚文化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他们是如何发生冲突的

中原文化信天命、祖先，楚文化信鬼神、巫术，中国人如今的文化呢，信天命也祭祖先，信鬼神更信巫术。这就明白了吧

‘陆’ 古代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
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
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
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
《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
《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柒’ 楚国有怎样的文化

楚文化的兴起比中原文化迟，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可以说是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有许多地方甚至远远超过中原文化。在楚国，艺术，无论娱神的还是娱人的，都是在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展示的是人的活跃的情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地的歌谣演变出了楚辞。

‘捌’ 什么是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先民最初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河南新郑），南迁后给楚地带来了先进的华夏文明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向前发展楚文化。

‘玖’ 什么是中原文化什么是楚文化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他们是如何发生冲突的

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分别指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文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文化差异导致冲突，但同一居多，相互影响，中原文化的图腾代表龙，楚文化的凤，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墨子等和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老子等不都是中华民族的嘛，不都是人类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