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化怎么发展

① 商朝很伟大，商朝对中华文明有着哪些贡献

商朝最大的贡献是证明了在我们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奴隶社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历史文献和地下资料有限，关于商朝的可靠记录可能只有甲骨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阶级社会。阶级形式是自由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复杂，从奴隶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来看，奴隶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一般都是这样划分的。在中国的商代奴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其基本阶级是高贵的奴隶主和奴隶。

在古代文献中，还有关于 "俗亲"、"老人"、"邦伯师百执事 "和 "百寮书隐 "的记载。这些人是皇室成员，与商王关系密切，可以参与重要的政治事务，有时可以代替商王发号施令。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尚书-盘庚》中的 "劝谕众人，表其诚意"。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 "内姓择其亲，外姓择其老 "的说法，《盘庚章》中提到的 "老者 "应该是指世袭重要职位的贵族奴隶主。至于 "持佩"、"百寮书院"，则是指一般贵族奴隶主的大小官僚。

② 殷商文化的特点，为何注重商业化和技术生产力

从部落向朝代过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殷商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朝代，代表了从部落到封建王朝的转型，不同文化与民族慢慢开始融合，标志着新的发展方向，新的生产力的诞生。

③ 什么是殷商文化

殷商文化
殷商文化 ，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个层面，如玄鸟生商、王亥经商、成汤都商。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于中原 ，是全国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殷商文化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考古认为先商文化与下七恒文化关系密切。
历史渊源

夏朝时期
距今大约3800年前的夏代，商国的第七任君主、商部落始祖阏伯的六世孙王亥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肇牵车牛远服贾”，开始用牛羊帛粟等物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人们尊称王亥为“商业鼻祖”、“华商始祖”。从那时起已历经千年。商部落在契至商汤的先商时期一直活动于中原，史学界、考古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争议。“商人”与“商品”的称谓就来源于商部落。
商朝时期
商汤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在贤臣伊尹和仲虺的辅佐下，通过和夏朝人进行商业贸易，换取夏人的粮食，商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所以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仲壬继位；仲壬死后，又以大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即位三年，因为暴虐无德而被伊尹放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并还给太甲政治权利。后来，世权臣废立皇帝称“行伊尹、霍光之事”。

商朝在亳建都210余年后，第十任君主仲丁即位初年，亳都遭遇河决之害，遂将国都自亳西迁于隞（今河南郑州），商朝自此开始迁都。后又多次迁都，到盘庚在位时，迁都于于殷（今河南安阳），并固定了下来，商朝在殷建都270多年之久，因此商朝也被后世称为殷朝、殷商朝。
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社会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直至武丁即位以后，商四出讨伐，征服了周围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商朝这时的国力达到鼎盛时期。
武丁后，商朝逐渐开始衰落了下来。商代最后一个帝王——帝辛受德对开发中国东南，对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传播文明。
商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商周文化之根本区别。商人重交易也重农业，早在商汤革命之前，商部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汤的七代祖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还因为商业贸易的缘故迁居到黄河北岸，后来被有易族掠夺，他的弟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了牛车。
因为商人重视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所以殷商的手工业水平高超，商代青铜器非常精美，比如说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四方羊尊等等，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则远远不及商器；商人要实现与远方的交易，必须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商人始祖相土发明了马车，王亥发明了牛车。
《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殷墟出土文物中也确实发现有海贝和鲸鱼骨头，可见商人交易的范围之广阔；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债务繁多，所以债务奴隶也多；因为交往繁忙，所以常常和其他部落发生矛盾，又由于商品经济比农耕经济更容易积累物质财富，足以支持战争，所以战争频繁，战俘奴隶也多，如甲骨文上就说商王武丁时，王后妇好帅三万人去征讨羌人；因为奴隶来源充足，而且商品经济下，技术远远比人手重要，所以殷商的大奴隶主不惜人力，大肆杀殉。商品经济的社会，和农耕经济的社会，其经济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着眼点在开源，而后者更倾向于节流。商品经济不同于农耕经济的一点在于，商品的交易是有不可预测性的，而农业生产，只要尽人力，耕种三年总有一年要丰收，而一年至少可以获得三年之粮。
商人重鬼神，好占卜，而周人质直，不好鬼神。商人的占卜，其实更有点投票表决的味道，《尚书*洪范》说，王有疑难，要和卿士、庶民、卜、筮商量。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列举了六组商人的占卜，参与表决的有王、龟、筮、卿士、庶民五类人，但凡筮和龟一致赞同的，即使王和其他人等反对，事情仍然可行，只有龟筮都反对或龟筮意见相左时，事情才不可行。筮是巫替鬼神发言的方式，龟是史替鬼神发言的方式，巫和史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的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在当时巫和史近乎一类人，不像后来那样分家，可以都看成是巫，最多是分工不同的巫，其地位是很高的。后来周厉王防民之口，让卫巫监视老百姓，使国人道路以目，卫国是商之故地，卫巫即商巫也，可见商人的巫文化遗泽深远。
文化遗产
河南安阳殷墟是中国古代殷商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中最着名的古都之一。
殷墟 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景区就建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是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首批全国旅游景区级青年文明号，属历史遗址类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所在，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是宫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结构繁复，面积巨大，互相连属。这些建筑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
1961年3月，殷墟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殷墟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2006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兴建殷墟博物苑
为了保护和展示殷墟文化的风采，早在1987年，安阳市就兴建了殷墟博物苑，近年来又不断增建妇好墓、车马坑等附属建筑，以恢复其原数千年前的历史面容。
博物苑位于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坐落在殷商王朝的宫殿遗址之上，是安阳最重要的一处文物景观，被中国政府列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安阳殷墟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甲骨文和被誉为“世界青铜鼎之冠”的司母戊大方鼎都是在这里出土问世。
“在1899年‘一片甲骨惊天下’时，殷墟就已知名中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杨锡璋告诉记者。“殷墟博物苑能使人们直观了解和认识殷墟。”
弘扬殷商文化

杨锡璋介绍说，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才真正打开了这座地下博物馆的神秘大门，中国近代考古学也由此诞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经过几代学者的发掘与研究，在这里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群、王陵大墓、居民和宗祠、手工业作坊、车马坑等众多古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牙器等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2001年“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中，殷墟的发现与发掘名列榜首。杨锡璋认为，殷墟所蕴藏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就对华夏子孙有着神奇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
安阳移民
安阳市委副书记赵微说：“我们要利用好殷墟文物，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化。”为建造博物苑，安阳全市上下付出了很大心血，特别是小屯村的村民。
以最早出土甲骨文而闻名世界的安阳小屯，耕地原本就少，村民且有“恋土”习俗，轻易不愿离乡背井。但为了确保工程用地，安阳市政府在这个村划出了21万平方米的拆迁区域，要求区域内的村民迁到距离该地较远的地方安家落户。
骈秀如原为小屯村村民，不久前拆迁到了安阳市体育场附近。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文化，但很为身边有这样的古文化而自豪。打心里说，我们不愿意离开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但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殷墟参观，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先祖创造的文化，我们做点牺牲值得。”
她说：“政府也很为我们着想，拿出很高的拆迁费帮我们安家。想想越来越多的人会来看殷墟，心里就觉得透亮。这也算是我们为保护殷墟和弘扬殷墟文化对国家所做的一点贡献吧。”
相关介绍

殷商文化作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周部落以及后来的周王朝，农耕是其立国的基础，他们对于农业生产有着特殊的感情。纵观《诗经*雅》上的周部落的历史，虽然不尽可信，但确实是其真实历史的反映。周部落压根儿就没有过获得大量奴隶的机会，不象纣那样有通过战争俘获的“夷人亿兆”，文王要造个台子，也只是如《诗经*大雅*灵台》所云：“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作为农耕部落，在地多人少的当时，人民是最可贵的，人民即是财富，所以不惜用优厚的条件招致和厚养人民；而对商人而言，有技术的奴隶才可以算为贵重的财富，一般奴隶并不值钱，随时可以通过战争等手段加以补充。
商周统治者对小老百姓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刻薄而后者厚道，前者是统治者对大部分地位地下的被统治者的专制，后者几乎可以算是全民之共治，所以民心向背如斯。 由淮上南下长江下游一线，周文化也远及今浙江。如前所述，周人经营淮水流域，主要的根据地是蔡国及其附近的诸侯。

蔡国在春秋时代也沦为楚人附庸。但在西周时，豫南仍是中原文化进入淮水流域的起点。安徽，在新石器时代有大汶口文化以下到印纹陶文化的传统，在此地活动的部族主要是徐舒，属于东方的部族大集团。淮南的殷代文化遗存，不在少数，殷商是东方平原的部族，平原边缘是其自然的尾闾。周克殷后，西周一代淮夷与周人的冲突，史不绝书。文化上的交往，也因此极为频繁。发现安徽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为数不少。嘉山、潜山、肥西、屯溪，均有大批西周铜器出土。一般言之，安徽西周铜器往往基本与中原器物相似，同时也有一些在当地发展的特色。皖南屯溪离中原很远了，其铜器纹饰，显着的模仿了当地几何印纹陶的编织纹。伴同出土的釉陶与印纹陶，无疑是土着文化的特色。釉陶的硬度高，吸水性低，陕西西安张家坡，河南洛阳，以及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地出土的西周青瓷，都与皖南的釉陶有相似处。
江西地区的情形，与皖南甚为相像，也有不少西周青铜器出土，地域遍及清江、新涂、南昌、余干、萍乡、东乡、奉新。凡此诸地都在赣江下游及其接近鄱阳湖的支流河域，当是越长江南来的交通要道。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与中原器物并无二致；时期往往早到西周初期，中期以后反而较少。同出的陶器是几何印纹硬陶。几何印纹硬陶的分布甚为广袤，广东、福建、两湖以及皖、赣、浙江都有之，而以江西皖南为中心。这种硬陶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战国时代，长久为江右的土着文化。相对的，西周青铜器文化只是印纹陶大海中的点状岛屿而已（文物委员会，1979：243，248—249；薛尧，1963；郭远谓，1965）。靖安出土的春秋徐国铜器，有徐王义楚的名字。徐国原在淮泗一带，经过西周屡次攻伐，遂逐步南迁。据说周穆王时代，徐国还一度复兴，据《礼记》“檀弓下”，徐国在春秋时代仍记得“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的盛事。但是穆王以后，徐人渐次移入安徽濒江地区。《春秋》鲁僖公三年（西元前657）徐人取舒，已在淮南江北。
经过考古发掘，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台家寺遗址位，是商代早中期淮河流域的高等级聚落。确定了以台家寺遗址为代表的淮河流域的商文化属于中原商文化系统。

④ 商朝的起源与发展是怎样

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它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着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据王国维称，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丘，上甲微迁于殷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督亳，是为八迁。后来又有过五次迁徙，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仲丁迁于嗷，河直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商人的屡次迁徙，或许由于受异族的压迫，或许由于水旱之灾，或许由于扩张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区，并不一定表示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范围大概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

商代自汤开始，至纣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王世系，据《史记?殷本纪》载，结合甲骨文考察，除去个别有误，基本可信。在成汤以前，从契至成汤，凡传十四世。《国语?周语》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即所谓商族的“先公”时期。这在《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中也有记载。

商自成汤建国，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经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殷都经科学发掘证实，在今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的后冈、高楼庄、薛家庄、花园庄、小庄、四盘磨、孝民屯、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侯家庄、秋口及同乐寨等二十几个村庄方圆二十四平方公里或更大的范围内。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地，已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至于其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则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⑤ 殷商祖先来自哪里先商文化如何形成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记载，商的始祖叫做“契”，他的母亲是简狄，帝喾的次妃。传说，契的母亲简狄同她两个妹妹到河里去洗澡，看见燕子生下一只蛋，就捡起来吃了，因此怀孕生下了契。契是尧的同父异母哥哥，长大后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被舜封在商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赐姓子氏。其部族以地为号称“商族”，契成为商族始祖，是商朝建立者商汤的先祖。

从契到成汤，共迁都八次，最后定居于亳。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部落的发源地商地（今河南商丘市），商丘是商部落的肇兴地、商业的发源地、商朝的建都地等。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于商丘，是全国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殷商文化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 商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区别。

来自华夏，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自我们的祖先

商族的来源，自古有很多种说法，比如陕西说，认为商族发祥于陕西商洛或者关中地区；东方说，认为商族发祥于河南商丘，或者山东；晋南说，认为发祥于山西永济或者垣曲永济一带；河北漳水说；河北东北及环渤海湾一带说；东北说，认为发祥于辽西一带或者幽燕；北京说。

“陕西说”的依据是一些古代文献。

《书 汤誓》郑玄注：“契始封商，遂以商为天下之号。商国在太华之阳。”

《史记 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商喾之子禼所封也。”

《史记 六国年表》云：“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

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较大，直到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这种说法一直属于主流说法。

但是，自从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到现在已经100年了，在陕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先商文化遗迹，因为“陕西说”没有考古材料作为支持，所以这种说法已经少有人赞同了，多认为此说法只是汉晋学者的推测。

“东方说”的依据是 历史 文献和一些考古材料。

东方说的首创者是王国维。他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惟周独起于西方”。王国维认为最早的“商”在河南商丘，亳在山东曹县。他的东方说得到了很多着名学者的支持，比如徐中舒、和龚维英等。但各家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有商族起源豫东说、山东说等。由此不同，当然所言先商文化遗存就不同，或言为河南龙山文化豫东类型（造律台类型），或言为山东龙山文化，包括大汶口文化。

这个说法在考古材料上也有不足。东方说并没有建立在确凿的商文化遗存的基础上，虽然公认河南龙山文化与公认的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少量联系，但是它们之间显然缺环较大，不可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延续。

“东北说”尽管有少量文献记载，但是，东北、内蒙古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上，与商族建国的年代（距今3500年）相距太大，而且红山文化与二里冈期商文化根本没有必然的密切联系，中间缺环太多，而这个缺环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及由东北、内蒙古向中原迁徙的路线，东北说者又难以确指。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商族如果在东北地区活动，则不可能于夏周二族及尧舜酋邦建立一个密切的酋邦联盟。所以东北说难以成立。

晋南说，相对而言，在文献和考古材料方面，比以上几种都充分一些。商族在建国前曾活动于山西中南部，但是晋南说者认为垣曲商城为汤始居亳，且不说该城规模较小，根本就不具备商王都的气魄，而且该城的始建年代也与商汤居亳的年代不一致。而且此学说者之说商族最早活动于山西，但是具体在哪里，有哪些先王遗存，都说不出来。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商族发祥地在河北磁县，也就是漳水说。用“下七垣文化”代替“先商文化”的命名。下七垣文化是商族建国前300年间的文化遗存，期间商族并没有活动于陕西关中、晋南、豫东东部、山东、东北等地。下七垣文化直接发展成二里冈期下层商文化。

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一带，北至河北省中部，西至太行山，东至河南省濮阳市，南至沁河、新乡市一带，都已经发祥有下七垣文化遗存。此外，下七垣文化的势力也曾深入豫东西部地区。至于豫东东部的商丘地区，则是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的，不见下七垣文化遗存。

下七垣文化的直接来源，一是继承了当地的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很多文化因素，二是来源于晋南、晋中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以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下七垣文化中来自晋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因素，是该文化的主导因素，或者说是处于通知地位的商族所带来的文化因素，说明商族在河北磁县形成下七垣文化之前，商族的活动区域在晋中、晋南地区。

商始祖契至汤，曾八次迁徙。

契居番，是一迁。

《商颂》云：“帝立子生商”

《荀子 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世本》：“契居番”

《水经 渭水注》引《世本》作“蕃”。

番即商，是最早的商地，即今天的河北磁县。

昭明居砥石，是二迁。

《荀子 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砥石为泜石传误。泜石，即泜水和石济水的混名。泜水，今于河北隆平县北入宁晋泊。今石济水已经不存在了，泜水犹在，其地在今河北元氏、平乡一带。

昭明又迁商，是三迁。商即河北磁县。

相土居“商丘”，是四迁。

《世本》云：“契居蕃，相土徙商丘。”

古本《竹书纪年》“帝相即位，处商丘。”

这里的“商丘”，在《左传》里为“帝丘”，而“帝丘”在河南濮阳。故相土居的“商丘”是河南濮阳。

商第六代先公冥，是五迁。

今本《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说明商侯冥时商族活动中心在豫北、冀南的古黄河流段。

王亥迁殷，是六迁。

今本《竹书纪年》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

这里的商侯指王亥，殷在安阳

上甲微居邺，为七迁

《路史 国名纪卷三》：“上甲微居于邺”

邺在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

成汤灭夏前居亳都，为八迁。

《吕氏春秋 具备篇》：“汤尝约于郼薄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高诱注：“薄或作亳。”

《吕氏春秋 具备篇》：“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高诱注：“郼岐，汤武之本国。”

由此可见，郼薄对于成汤，就像毕裎对于周武王一样重要。

郼亳，在河南内黄靠近濮阳的郼地。

尽管商族建立商朝前八迁，但是迁徙的范围不出冀南、豫北地区。而这个地区恰好与下七垣文化范围一致。

下七垣文化并不能填满整个先商时期的时间段落，它只是先商文化中中期和后期的文化，而且下七垣文化不仅包括商族，也包括居于漳水附件黄河地段的“河伯”族和居于河北易水的“有易”族。下七垣文化准确的应该成为以商族为主体所创作的物质文化。

殷商的特征是人牲，巫文化比较发达。目前考古还未明确指出其发源地。可能是夏部朝中行使巫术群体的一次夺权，也可能是夏朝的汤部落利用 社会 动荡攻击夏王庭不敬神或敬神不虔诚，号召人们敬天敬神的一次武装夺权， 历史 上部族武斗似家常便饭。关键是周代商，武王看到人牲的罪恶，哥哥被煮吃了，自己差点也成了案板上的肉，还有就是参与反叛的姜子牙也有类似情节，废止祭神用人是周武王号令天下的正义之旗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殷商的祖先来自哪里这是在考古都存疑的问题。远古以来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文化，龙山文化似乎不能说是殷商的绝对母体。有一种假说殷商的祖先来自于内亚的迁徙部落，杂糅了当时太行山东西的地方部落。由此可见，殷商与古埃及的文明，两河文明有类似的地方。文字的象形，喜欢高大淳朴的石像等。他们的历法与占卜更加与两河流域的历法接近，占卜法更像埃及。

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其实中华文明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说是5千年的文明，其实说五万年前就有文明了，也说得过去。

⑥ 殷商文化的相关介绍

殷商文化作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周部落以及后来的周王朝，农耕是其立国的基础，他们对于农业生产有着特殊的感情。纵观《诗经*雅》上的周部落的历史，虽然不尽可信，但确实是其真实历史的反映。周部落压根儿就没有过获得大量奴隶的机会，不象纣那样有通过战争俘获的“夷人亿兆”，文王要造个台子，也只是如《诗经*大雅*灵台》所云：“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作为农耕部落，在地多人少的当时，人民是最可贵的，人民即是财富，所以不惜用优厚的条件招致和厚养人民，而不问同族异族；而对商人而言，有技术的奴隶才可以算为贵重的财富，一般奴隶并不值钱，随时可以通过战争等手段加以补充。
商周统治者对小老百姓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刻薄而后者厚道，前者是一部分本族人对大部分地位地下的外族奴隶的专制（有似于今日之城市户口持有者于外来务工人员），后者几乎可以算是全民之共治，所以民心向背如斯。 由淮上南下长江下游一线，周文化也远及今日的浙江。如前所述，周人经营淮水流域，主要的根据地是蔡国及其附近的诸侯。
蔡国在春秋时代也沦为楚人附庸。但在西周时，豫南仍是中原文化进入淮水流域的起点。今日的安徽，在新石器时代有大汶口文化以下到印纹陶文化的传统，在此地活动的部族主要是徐舒，属于东方的部族大集团。淮南的殷代文化遗存，不在少数，殷商是东方平原的部族，平原边缘是其自然的尾闾。周克殷后，西周一代淮夷与周人的冲突，史不绝书。文化上的交往，也因此极为频繁。发现安徽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为数不少。嘉山、潜山、肥西、屯溪，均有大批西周铜器出土。一般言之，安徽西周铜器往往基本与中原器物相似，同时也有一些在当地发展的特色。皖南屯溪离中原很远了，其铜器纹饰，显着的模仿了当地几何印纹陶的编织纹。伴同出土的釉陶与印纹陶，无疑是土着文化的特色。釉陶的硬度高，吸水性低，陕西西安张家坡，河南洛阳，以及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地出土的西周青瓷，都与皖南的釉陶有相似处。
江西地区的情形，与皖南甚为相像，也有不少西周青铜器出土，地域遍及清江、新涂、南昌、余干、萍乡、东乡、奉新。凡此诸地都在赣江下游及其接近鄱阳湖的支流河域，当是越长江南来的交通要道。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与中原器物并无二致；时期往往早到西周初期，中期以后反而较少。同出的陶器是几何印纹硬陶。几何印纹硬陶的分布甚为广袤，广东、福建、两湖以及皖、赣、浙江都有之，而以江西皖南为中心。这种硬陶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战国时代，长久为江右的土着文化。相对的，西周青铜器文化只是印纹陶大海中的点状岛屿而已（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43，248—249；薛尧，1963；郭远谓，1965）。靖安出土的春秋徐国铜器，有徐王义楚的名字。徐国原在淮泗一带，经过西周屡次攻伐，遂逐步南迁。据说周穆王时代，徐国还一度复兴，据《礼记》“檀弓下”，徐国在春秋时代仍记得“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的盛事。但是穆王以后，徐人渐次移入安徽濒江地区。《春秋》鲁僖公三年（西元前657）徐人取舒，已在淮南江北。

⑦ 安阳殷商文化节的发展趋势

2006年，安阳殷墟成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商文化节正是在这样厚重的殷商文化氛围中举行的。节会期间，各种活动丰富多样，既可观看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还可到殷墟博物馆品鉴神秘的甲骨文，到司母戊鼎故里感受青铜文化；文化交流、研讨会也会让游客更深地了解历史、了解祖国的灿烂文化。 近年来，依托殷商文化的名片，中国安阳殷商文化旅游节越办越大、越办越活，不断扩大其外延，深化其内涵，真正成为了安阳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吸引着众多中外游客前往，安阳的殷商文化正一步步迈向世界。

⑧ 商朝文化概述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一八九九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展和发掘。

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档案。原来商人要预测未来的吉凶，或探问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块龟腹甲（间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间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钻凿，却不令穿透，然后在钻凿处灼火，另一面便现出裂纹，这叫做“兆”。卜人看兆而断定鬼神或一种神妙的势力对于所问的反应。所问的事情，有时连日后的“应验”，就刻在兆的旁边，这可称为卜辞。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用牲的数目等；在关于气象的，如卜雨、晴、风、雪等；有关于岁收的丰歉的；有关于征伐、渔猎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关于疾病、胎孕和梦征的；有所谓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无灾害，和于日间卜是夕有无灾害的。还有别的事项这里不能尽举。卜辞以外，甲骨文书中也有少数短短的记事，例如记颁发矛若干，某人取贝若干，某日某人入觐之类；又有田猎获兽的记录，刻在兽头骨上的。甲骨文书全是商朝后期的遗物。根据甲骨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我们可作一商代的文化的速写如下。

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农作物有黍、稷、稻、麦、蚕桑。卜辞中“卜黍年”、“贞（卜问）我受黍年”、“贞其登黍”的记录很多，而此等处的黍字从未见有用别的植物名来替代的，可知黍为商人主要的农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干从糸的字的存在，证明丝织工艺的发达。有酒，以黍酿造。耕种全用人力。农具有耒耜。原始的耒耜，盖全以木为之。耒是一根拗曲的木棒，下端歧而为二，歧头上安一横木，以便脚踏。这是起土用的。耜和耒的分别是下端斜锐而不分歧，利于刺地而不利于起土，大约过于坚实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耒当是利用树桠做成。商人是否已用铜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确知。

渔猎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产副业。鱼的种类不见于卜辞。猎品，除野猪、鹿、狼、兕、兔、雉外，还有象。商王田猎的记录中，获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头的，获猪有一次一百十三头的，获狼有一次四十一头的。可见殷都附近的开辟程度。供食的家畜，除牛、羊、鸡、豕外，还有狗。牧畜业之盛从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见，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头的。驯役的动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马、犬外，还有象。至迟在商朝末年，商人并且曾利用象去作战。

商人已有铸造青铜（铜锡合金）器的工艺，铸造工场的遗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铜液十二三公斤和陶制炼锅，有铜制的型范，有铜矿石，有炼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铜制，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殷墟遗物中有铜制的戈头、矛头、瞿、箭镞、锛、小刀、针；石制的矛头、枪头、箭镞、刀、斧、粟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头、箭镞和骨锥。骨角制的兵器也许是仅作明器用的。

商人铸铜技术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宫和宗庙里所陈列的供饮食和盛载用的种种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饮器）、罍、（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缛丽的花纹的。可惜写此段时，殷墟的铜器，作者尚无缘寓目。兹根据他人参观（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一为提梁卣：器分三层，上层为一盖，以练系于梁间，下层为卣的本体，中层搁上是一盖，取下来却是一觚，提梁的两端，各有一生动的兔形的兽头，全器周围是细致的花纹。一为盂形的器：当中有一柱，柱顶成莲花形，其旁四龙拱绕，两龙锐角，两龙钝角，四龙相连，可以环柱为轴而旋转，孟身和柱周围也是细致的花纹。

此外殷墟铜器之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漏勺、筷子等，还有战士戴的盔。

殷墟的陶器包括种类繁多的饮器、食器、盛器和烹饪器，其质地有灰色、红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细陶和一种经高度烧加釉的陶；其纹饰多数是刻划的。细陶的纹饰极复杂，其母题有动物形，几何图案和图案化的动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艺在殷墟的遗迹也很丰富，举其特别可注意的：有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鸱尊；有一种雕纹的（也有绘纹的）骨制玩器，仿佛后世“如意”一类的东西，长形略曲，其花纹为龙、凤或蝉形，偶或嵌着绿松石；有各种式的佩玉，或作圆圈，或作半圆，或作长筒，或双龙相对成一圆形，或两鱼相对成一半圆，或状人物、人面、兽头、虎、兔、象、鸮、燕、鸽、鱼、蛙、蝉、长尾鸟、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体雕刻品，状人物、虎、龟、鸮、蟾、双兽等，以供陈设之用的。

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其鞋翘尖；知道当时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骊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准确性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枝，多的几十枝；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已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

关于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有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四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础，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长三十公尺，宽九公尺，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又发现一座纯黄土筑成的大台基，面向正南，与罗盘所指的完全相合。台基前十九公尺，也有大石卵，排成弓背形。台基的四周，遗下好些整副的野猪骨，可见这建筑必是和祭祀有关的。又掘出若干长方的坎穴，有阶级可上下，中有破陶片牛骨狗骨之类。坎穴内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坚固。有些坎穴之下又套一个坎穴。这些坎穴是否与上说的版筑柱础同时，不能确定。但我们知道，远距商朝亡后三四百年，还有贵族的地下宫室见于记载《左传》，则商朝后期之有这种穴居是很可能的。殷墟又掘出一些商王的陵墓。从墓室的情形可以推知王宫内部的情形。墓室一律作亚字形，原是木构，木料已腐化无存，却剩下木构上所装的各种立体石雕，作兽头、双面、牛头，鸟、兽等形的。又从墓中的遗迹推之，可知原来墙壁的内面是嵌镶着许多纹饰和涂着红色的。

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牛马或象驾的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其形式大略是舆作半圆形，由后升降，一辕驾四马，两服两骖，与后来周朝的兵车无多差异；这是从殷墟发现的铜质车饰推知的。据卜辞的记载，商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

上面讲的是商人的“物质文明”。其次要讲他们的社会组织，可惜后者的资料远不如前者的详晰。

商人是普遍地聚族而居的，而且每族自成为一社会的单位。每族有一名号，即所谓“氏”。所以后来商朝亡后，新朝把商遗民分派给新封的诸侯都是整族整族地分派的：例如以条氏、徐氏、萧氏、索、长勺氏、尾勺氏等六族分给鲁国；以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族分给卫国。卜辞记商人用兵，每有派某一族或某些族的人去作战的；例如“令斿族寇周”，“令多（众）子族从犬侯寇周”，“命五族伐羌”等。姓和氏的分别，商朝当已有之。姓是旧有的族号，氏是比较后起的族号。因为族人的繁衍，一族可以分成许多族，而散居异地。同源异流的众族保留其旧有共同的族号，谓之姓；同时各有其特殊的族号，谓之氏。姓字甲骨文及周金文皆作生，不从女。以生为姓者，溯生之所从来也。（古人名与姓氏不并举，因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互相接触的人，以同姓氏为常，自无以姓氏冠其名上之必要。此种习惯直至春秋时代犹然。以姓氏冠名乃是有了五方杂处的大都市以后的事。）

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间，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间五迁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最后的二百七十余年是在殷，即安阳的殷墟。商王统属着许多部族的君长，即他的“诸侯”。原则上他们对商王的主要义务，是当他需要时，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战，此外也许还有定期的贡献。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商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卜辞里生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伐那个诸侯的记载。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一。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与王畿的人民是属同一民族，或原来虽不属同一民族，而已经与商人同化的，这些可以概称为商人；但也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在语言习惯上皆与商人相异，而始终对商人保存着“非我族类”之感的，例如当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

商朝王位的继承，自第二传以下，以兄终弟及为原则。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末弟之子抑传其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末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每因堂兄弟争位酿成王室的大乱。最后的四传皆是以子继父，似乎已鉴于旧制的不善而有意把它改革了。诸侯的继承法是否也以兄终弟及为原则，无从知道，但至少有例外，如“周侯”的继承，始终是以子继父的。

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散布着许多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时寇略商朝或其诸侯的领域。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盖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卜辞所记商人的外敌还有好些，但其中除羌人外都与后来的历史失了连络。卜辞所记商人对外战争，用兵至多不过四千、五千、俘虏至多不过十五、十六，但这些似乎不能作代表的例，因为卜辞曾记一次杀敌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战争所获的俘虏，当有一部分是用作祭祀的牺牲，卜辞中屡有人祭的记录。但那不是常见的事。大多数俘虏当是用作奴隶。卜辞中有奴、奚、臣、仆等字皆是奴隶之称。奴隶除用执贱役外，当亦用于战争，卜辞中有“呼多臣”伐某方的记录，似是其证。又有所谓“耤臣”和“小耤臣”，似是奴隶之用于耕作的。

商人的商业已发展到使用货币的阶段，他们的货币以一种咸水贝为之，小块的玉器似乎也用为货币。从殷墟的遗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带商业之盛，铜器、玉器和绿松石饰品的原料都非近地所有；占卜用的消费量甚大的龟也是异地所产；咸水贝也是如此。特别是玉和贝必定是从远方辗转贩运而来的。

关于商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仅此。其次要估量他们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

甲骨文书包涵单字约五千，可识的约一半。这些文字虽然形体上与今字大异，但已识的字都可依照一定规则译成今字。其意义及用法大体上与今字不殊，习惯的保守性真是可惊的。除形体外，甲骨文字与今字的差异有两点可注意：（一）带有图象性的字无论物体的写生或动作性态的喻示，每随意描写，但求肖似，没有定构。例如龟字，或画正面，或画侧面，或画尾，或不画尾，或画两足，或画一足。又如渔字，或画一鱼，一网，一手；或只画一鱼，一手；或画四鱼在水中；或画一鱼傍水。（二）在意义的分别上，有好些地方比今字为详细。例如驾驭之驭，或从马，或从象，因所驭不同而异字。又如牧字，或从牛，或从羊，因所牧不同而异字，又如一兽的雌雄，各有异名；牝牡二字原指牛的两性，此外马、羊、豕、犬、鹿等，各于本字的边旁或底下加七或土，以别雌雄。

现存商人的文书只有契刻的甲骨文书。但商人所有的文书不只此种。甲骨文书是先写而后刻的。这从甲骨上一些写而漏

刻的朱墨迹可以推知。殷墟又发现一块白陶上写着字。从这些字迹可以推知毛笔的存在。又甲骨文中有册字，象竹简汇

集之形。既有笔又有简册，可知当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现存荟聚上古文件的《尚书》中，传说为商朝遗文的有五篇。

其中比较可信为真出商人手笔的是《盘庚》三篇，那是记商王盘庚迁都（自奄，即今山东曲阜，迁殷。）前后对臣民三

次训话的。

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

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鬼神充斥于他们的四周，预知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

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飨和贿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犹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问，照例要听命于龟壳和牛骨。

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们的祖先。王室对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众多，次数之频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象。

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当场生宰以供陈列外，有以火焚烧

，或沉于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时日，用牲的种类、数目、方法，有时连牝牡、毛色，都要凭卜人预先向所祀的

祖先请示。商人心目中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盘庚迁都前对臣民的第二次训词（即《盘庚》中篇所记）很可以看出。兹

将其中一段的大意，译白如下：“我念着先王为你们的先人劳碌，就关心你们，要保育你们。我若有失政，先王就要重

责我说：为什么虐待我的子民？你们若不知去求安乐的生活，不与我同心，先王便要责罚你们：为什么不和我的幼孙和

好？……你们若立心不良，先王便要革了你们的先祖先父在天的职位。你们的先祖先父受了你们的牵累就要弃绝他们，

不救你们的死亡了。我有了这样乱政的臣民，只得拿贝和玉去祈祷。你们的先祖先父便会告诉先王：惩罚我的子孙罢！

于是先王便大大地降下不祥来了！”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祗，以现在所知，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

，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风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凤鸟。卜辞中风与凤同字。

商人不知有没有占星术，但他们已会观察天象而定历法。他们的历法大致与旧时的阴历相同；一年为十二月，月有大小

，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有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

商人的乐器有磬、埙（有石制、陶制、骨制三种）、鼓、饶（形如铃铎而无舌，持以敲击，大小三枚为一套）、{龠禾}

（笙之小者）。又卜辞中有从丝从木的乐字，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亦已存在。

⑨ 商朝文化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 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一八九九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展和发掘。商朝的文化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商朝拥有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的纪录；商代文字已基本定型，是当时世界上的进步文字，由此开始了中国文字可考的信史。

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

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
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
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青铜

中国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
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
阶段。

司母戊大方鼎

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
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

商人铸铜技术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宫和宗庙里所陈列的供饮食和盛载用的种种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饮器）、罍、（食器）、方彝、
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缛丽的花纹的。可惜写此段时，殷墟的铜器，作者尚无缘寓目。兹根据他人参观（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
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一为提梁卣：器分三层，上层为一盖，以练系于梁间，下层为卣的本体，中层搁上是一盖，取下来却是一觚，提梁的两端，各
有一生动的兔形的兽头，全器周围是细致的花纹。一为盂形的器：当中有一柱，柱顶成莲花形，其旁四龙拱绕，两龙锐角，两龙钝角，四龙相连，可以环柱为轴而旋
转，孟身和柱周围也是细致的花纹。

天文

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音乐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
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
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人的乐器有磬、埙（有石制、陶制、骨制三种）、鼓、饶（形如铃铎而无舌，持以敲击，大小三枚为一套）、{龠禾}（笙之小者）。又卜辞中有从丝从木的乐字，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亦已存在。

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石磬，浮雕成瞪目张牙的虎形，纹饰与器物浑成一体，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大型乐器，也是一件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雕塑品。

⑩ 商朝文化有何特点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夏商周时期雕塑与青铜铸造艺术达到了高峰，商朝青铜器出现了平雕与浮雕两种技术，代表作有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商朝的玉雕水平也相当高。商朝的青铜铸造艺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现了大型青铜铸像是其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