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分急求跨文化理论的权威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文献综述更好!
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学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读者来者来说,跨文化传播是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跨文化传播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稀罕的事情。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在因特网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与来自境内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天、游戏。如果说传播是一种生活方式,跨文化传播则是“地球村”中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跨文化传播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少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便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 (Sitaram & Cogdell, 1976, 第六页) 。然而,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第一人则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学呢?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见诸于有关文化差异(文化维度)的着作中,特别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 C. 特兰狄斯(Harry C. Triandis)、方斯•特龙皮纳尔斯(Fons Trompenaars)、沙龙•施瓦兹(Shalom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着作中。目前,这些学者的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地运用到传播理论和传播情景中,特别是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之中。
二、 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爱德华•霍尔其人
(一)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
跨文化传播学始创于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的土着居民是印第安人,后来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继涌入美国,于是美国便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在这个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白人占统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移民便自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于是,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开始蔓延。
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被派往欧洲;同时,美国经济并未受到二战的太大影响,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外派的工作人员都因文化差异,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美国的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来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剧增,外派工作人员不断,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二)爱德华•霍尔的生平
爱德华•霍尔正好处于这个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使他成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人。爱德华•霍尔1914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1937年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写成自传《三十年代的西部》。二战期间,爱德华•霍尔曾经在欧洲和菲律宾服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间概念研究。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的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任教,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期间,他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并撰写了几部非常畅销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着作。
爱德华•霍尔生平和事业主要事件
时间 事件
1914年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Webster Groves
1918-1932年 在新墨西哥长大
1933-1937年 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
1936年 获丹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
1938年 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
1942年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2-1945年 二战其间,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
194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国军队机关府特鲁克岛管理处从事研究
1946-1948年 任丹佛大学人类学系主席并从事丹佛的种族关系研究
1948-1950年 与Eric 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教书
1950-1955年 华盛顿特区外派人员培训学院第四课程体系主任
1952-1956年 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55年 在《美洲科学》杂志中发表了发表《礼节人类学》一文
1959年 《无声的语言》一书发表
1960-1963年 又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63-1967年 成为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人类学教授;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资助进行空间关系学和不同种族交往的研究
1966年 《隐藏的维度》一书发表
1967-1977年 成为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直到退休
1976年 出席在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主办的跨文化传播会议
1976年 《超越文化》一书发表
1977年 在柏林国际传播协议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1977至今 退休后居住在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偶尔在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的会议中及暑期跨文化传播学院讲学;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
1983年 《生活的舞蹈——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一书发表
1983年 《隐性差异:国际传播研究》一书发表
1987年 《隐性差异:与日本人做生意》一书发表
1990年 《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一书发表
(三)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经历和专业背景
前面我们提到,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爱德华•霍尔能够开创跨文化传播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是分不开的。
爱德华•霍尔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自己所属“文化身份”是来自北欧的美国白人文化。从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可以发现,他前后跟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菲律宾文化有过较深的接触。这些经历使得他对各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也为他从事跨文化研究积累的第一手资料。
爱德华•霍尔四岁时,举家搬迁到El Paso(在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处,属于德克萨斯州),家里雇佣了一位来自Juarez(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镇)的保姆,后来他们又搬迁回了圣路易丝。到了这里,保姆和她的两个女儿便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五岁时,霍尔和一群西班牙小孩同在一个幼儿园,后来在法国也住过一段时间。可以说霍尔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我小时候经常碰到这类事情。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1933-1937年,霍尔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钱来激励当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坝,以便改善那里的生存环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与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霍尔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时候,常常考虑如何才能跟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这里我发现他们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他们根本就不管用。” 这段期间的接触让霍尔知晓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跨文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及其复杂性。” (Hall, 1992, 第76页)
1942-1945年,二战期间,霍尔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期间领导了一个非裔美籍士兵组成的军团。他认为自己的领导工作非常具有创造性,“我非常自己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因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们,并且常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们的利益。”
霍尔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跨文化传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注意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第一手的资料,从此对跨文化传播获得了感性认识;而真正引领他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应该是受到的学术影响。霍尔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也曾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中工作过。这些学习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触到相关方面的学者,最后形成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后来,霍尔把他受到的专业影响分成四个部分:(1) 文化人类学;(2) 语言学;(3) 动物行为学;(4) 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Hall, 1992; Sorrells, 1998)
三、爱德华•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
施拉姆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传播学的建立。他说拉斯韦尔、勒温、拉扎丝菲尔德、霍夫德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来到传播学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当他们为传播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便像游牧民族一样离开了这片绿洲,继续其他领域的研究。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创始人,因为他来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后,跟其他游牧学者相反,他留下来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Rogers, 1994) 。
海默借用了施拉姆的比喻来描绘跨文化传播学的建立。二战后,来自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如马格丽特•••米德,卢丝•••贝尼迪克特,格里果力•贝特森离开各自的研究领域,短暂地涉足这块人类当时很陌生的领域:有关文化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交叉领域。这些人后来都离开了,霍尔却留下来了,在这块文化与人类互动的交叉领域安家,并把这块领域叫做 “跨文化传播学”。
霍尔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相关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经历已经让他产生了“跨文化” 这一概念,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教学工作期间,他就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这些思想进行了梳理后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该书已经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 ,“空间会说话” 。霍尔非常重视非言语传播问题,该书花了将近20%的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1969年间便发行了505000册,还被众多着作、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转摘,前后被翻译成6种文字。 ( Masao Kunihiro )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这一学科的诞生。在霍尔的努力耕耘下,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传播学诞生了,霍尔成为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创立者。
自跨文化传播学创建以后,这门学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我国外语教学、国际关系等涉外专业中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1970年,国际传播协会中还下设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197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在美国马里兰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成立。跨文化方面的着作、杂志也相继出版,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rter ,1972年)、《跨文化传播学》(L.S. Harms ,1973年)、《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 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从大量的跨文化传播着作和文章来看,霍尔依然在该学科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着作的引用率依然最高。
我国学者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意到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大学也相继开设了传播学课程,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交际)的着作和外文的影印和翻译文本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着的《跨文化交流学》,胡文仲着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和《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郭镇之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Larry A. Samovar 和 Richard E. Porter合着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A Reading的影印版本已经在我国发行,并被麻争奇等译翻译并命名为《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1995年,我国还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会议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2005年5月举办了第六次会议。可以说,霍尔在文化和传播之间拓展的这一领域已经跨越了太平洋,在我国不断的影响日益扩大。
2. 媒介是什么
一、媒介即艺术 “媒介”一词在很多场合下被频繁使用,当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媒介”会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含义。对“媒介”在各种情况下的含义做出统一的定义是十分不明智的。着名学者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他是站在媒介内容的使用者的角度说出这样的定义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是从受众的角度,而是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媒介即艺术。”艺术的定义和媒介的定义一样,是含义丰富而又充满争论的焦点,笔者曾经在论文中发表过如下观点:“艺术是一个符号化的信息传递过程。”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它使用了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美术有美术的符号系统,音乐有音乐的符号系统,影视有影视的符号系统。同时艺术又是一个信息的传播的过程,是艺术家对信息编码,欣赏者对信息解码的过程。从艺术的角度说“传播是一种艺术”,从传播的角度说“艺术是一种传播”。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也曾提出过“艺术传播”的概念。 媒介在艺术上不仅包括诸多门类的艺术样式,比如报纸包括了文学的样式,广播包括了音乐的样式,电视又包括了美术和音乐的样式等。媒介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样式,是一种具有独特符号系统的独立艺术。媒介的符号系统包括了意识形态,媒介经济,社会效应,传媒伦理等。意识形态在媒介的符号系统中不可避免,媒介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要受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约束。媒介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走向产业化,文化被用来经营,文化也开始直接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媒体要生存就会考虑经济的问题。社会效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媒介经济起作用,比如收视率的高低,然而社会效应不仅仅指人们接受信息的行为,同时还包含了使用媒介后的心理效果和行动效果,媒介所十分关注的自身“美誉度”常常和此直接相关。传媒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道德审判”,当新闻事件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媒体常常善于给出自己的判断。上述的四种符号被艺术化地隐含在媒介传播的信息之中,当受众接受信息本身的同时,它们也在对受众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媒介的符号系统是媒介成为艺术的本质所在,它们被新闻素材所承载,同时它们传达着新闻文本之外的信息,这种信息通常是深层的,是具有“能指”的符号所蕴含的“所指”。 受众的媒介素养决定着受众对信息的解码过程,媒介素养越高,解出的媒介艺术符号也越多。就好比普通观众和美术评论家同时欣赏一幅画,美术评论家往往能解读出更多的隐含信息。笔者认为媒介素养的提高首先要理解媒介的艺术符号系统,要对意识形态,媒介经济,社会效应,传媒伦理等如何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有清楚的认识。其次要作积极的受众,主动地使用媒介,有效地利用媒介延展我们的感官,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各种媒介信息的轰炸。在后现代的语境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在新媒体技术花样百出时,人们更难于找到自我的方向,很容易被不良信息干扰,提高媒介素养变得很有必要,对媒介的艺术化解读能有效地提高对媒介的洞察力,成为积极的受众能把我们的信息通过媒介反馈给传播者,完成传播学意义上的“双向流动”。当然,媒介素养的提高还有赖于受众个体的文化素质和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研究在媒介理论中也具有独特的地位。 二、 媒介与文化 媒介在以往的社会分类中可以被划入文化的范畴中,文化与政治、经济常常被人们并列使用。究竟什么是文化,对文化的定义也是丰富多彩的。在我们对媒介的讨论中,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传播特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说中国有茶文化,在客人进门之后给客人上茶,主人表示礼貌,客人也这样认为,那么上茶这种方式就传播了特定的信息。文化具有了传播特性,不仅仅使文化本身可以在有相同文化的社会中传递,同时也促使符合此文化的信息的传播。媒介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要想使传播更有效,就要了解受众群体的文化,因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层面上的,它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信息刺激人们的感官,引发人们的知觉,参与人们的意识,这一系列的心理学过程都投射出文化的影子。传播者和受众的交流如果建立在相同的文化基础上,那么交流就变得容易,认同感加强,话语方式高度一致,情绪情感易于共鸣。从艺术符号学的角度说,文化是编码和解码的催化剂。 文化对媒介来说是“水”,媒介对文化来说是“鱼”。上文论述了文化的重要性,而媒介对文化的反作用也是十分显着的,没有鱼的水缺少活力,媒介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先有文化还是先有媒介的问题,但就电子媒介对文化的作用谈几点看法。首先,电子媒介加快了文化的传播和更替。比如通过各种影视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这在传统媒体的时代是很难做到的。文化的传承也因为媒介的长期存在而更加容易,但媒介的兼容性和多变性也加快了文化的更迭。第二,电子媒介在文化的塑造上毁誉参半,比如一些影视剧作品用脱离生活的幻想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在潜意识中改变了观众的价值观。第三,电子媒介在新媒体技术中变得更加深入文化。生活中的角落都开始被各种新媒体占据,手机、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网络电视、数字报纸、数字广播等深入我们的文化,文化被媒介占据,好比水中的“鱼”越来越多,看上去鲜活,却没有足够的“水”来滋养,导致文化草根化,文化同质化,文化快餐化。第四,跨文化传播在媒体的帮助下大行其道。各个不同的文化群落分享着对方的文化产品,好莱坞大片像一把利剑横扫全球,而中国电影在美国却影响不大,这和媒体的实力是分不开的。第五,受众在使用媒介的方式上影响文化的发展。受众被动地使用媒介,则低俗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加大,受众如主动地使用媒介则会强化原来具有的文化,受众在指导下使用媒介则能发展文化。 媒介工作者的文化素养对社会的影响正逐渐加大。随着媒介产业化的进程,和媒介的广泛使用,对内容的监管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媒介自律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对媒介工作者的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精神家园,作为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媒介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将直接渗透到媒介的文化产品中,受众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很难达到传播者的批判高度,在一方面加强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同时,对文化在传播者中的依存也要进行考察。传播者不仅要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素养,还要与时俱进地对文明进行传承和发扬,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媒介工作者在媒介泛化的时代要注意发掘新的好的文化来充实媒体的内容,用新媒体的发展带动文化的繁荣。传播者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尽量给予指导,可以做好内容的分类、分级和专业分发,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进而对媒介的文化需求进行反哺,促进文化高雅化,文化多样化,文化深度化。在内容的制作上谨慎运用意识形态,媒介经济,社会效应,传媒伦理等媒介艺术符号,用合适国情的意识形态指导制作,保证良好的社会声誉,坚持正确的伦理,引导大众舆论,合理发展媒介经济。媒介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也是文化素养的内容之一,媒介是大众文化传播的主力,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终究是要被社会被大众所抛弃的。文化不仅对大众传播影响深刻,同时也影响着人际传播。人际传播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媒介工作者的重视,因为新媒体提供了传播转型的可能。 三、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 传播学经常被人们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大众传播被人们用来指对大范围人群的传播,人际传播用来指小范围的人们互相之间的传播。然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正逐渐走向分众传播,“分众”传播正向人际传播过渡。新媒体的出现促使了媒体内容的级数式增长,人们可以从互联网等媒介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信息在受众中可以是不相同的,获得个性化信息的受众可以使用新媒体发布他们自己的信息,最终这些信息可能被若干个人获得,受众同时也变成了传播者,而信息的传播呈现出人际传播的小范围和个性化的特点。大众传播很好地发展了宣传理论,因为传播者是信源中心,向外辐射信息,而人际传播在宣传实践中常常会对信息造成误传,影响宣传效果。但人们对重要信息,比如国家大事,还是有了解的愿望,所以在人际传播模式日益兴盛的时候,更多的人选择权威的媒体来获得重要的信息。对媒体而言,保持信息的权威是主要的新媒体战略,同时注意信息的个性化和及时性。对权威信息发布的媒体来说,发布此信息的高峰时刻是大众传播,其余时刻可能的是人际传播的模式,媒体正处在一个状态多变的时代,在大众传播的模式和人际传播的模式中共生。 大众传播对媒体来说也许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究竟有多少人在收看电视节目,不是电视台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固定标准。大众传播相对于人际传播而言,受众人数较多,但这时的大众传播和过去的大众传播时代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某一财经新闻播放的时候,受众人数较多,但大部分都是对这期财经新闻感兴趣的观众,而不是像过去在很少的选择余地中的被动收看。这时的大众传播可以称为“分众”传播,它更多的带有人际传播的影子,人际传播的理论也方便地进入了这种传播模式的研究中。传播的对话性质在新媒体中大大加强,这就让媒体具有了更大的人际传播的色彩。人们在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用任何方式和任何人进行交流。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快地成为了主动的信息接受者,对信息进行能动的控制,同时反馈信息。人们在人际状态下会更关心信息的来源,对媒介的真实性要求同时加强。 人际传播对媒介来说曾经是以电话的应用作为典型例证的。人们通过电话这种技术可以进行远距离的人际传播。
3.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地球村:这个词语已成为几十亿人的口碑’’虽然绝大多数人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了。
电子信息瞬息万里,使全球生活同步化。
第二、媒介:根据他隐而不显的媒介观念,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最为宽泛、无所不包的定义:
媒介是人的一切外化、延伸、产出一句话,媒介是人的一切文化。
第三、媒介即是讯息:90 年代之前,人们对此也许半信半疑。人认为媒介仅仅是形式,
仅仅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它是空洞的、消极的、静态的。可是他认为,媒介对信息、
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
1951年,麦克卢汉第一本专着《机器新娘》出版,这本书广泛分析报纸、广播、电影和广告产生的社会冲击和心理影响,但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直到六十年代初,麦氏依然不名一文,在大学教英美文学。衣着随便,丢三落四,清瘦的面相中透出几分厚道。在时尚的美国学界看来,这个北美人像是个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
但接着他的二本着作出版:《古登堡星系》(1962)、《理解媒介》(1964),一时间令人叹为观止,在人文学科领域引起强烈震撼。《旧金山记事报》称为 “最为炙手可热的学术财富”。
4. 马歇尔�6�1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主要有那几个观点你是如何理解的请结合实际生活中的媒介例子加以说明。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年-1980年),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主要着作有《机器新娘》(1951年)和《理解媒介》(1964年)。麦克卢汉1933年在加拿大曼尼托巴(Manitoba)大学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1934年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不久到剑桥大学留学,继续文学方面的研究;1942年获得剑桥博士学位。 麦克卢汉在对传播的研究中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试图从艺术的角度来解释媒体本身,而不是用实证的方式来得出结论。在这种艺术的探索中,麦克卢汉得出了那个后来震动世人的结论:“媒介就是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作为一位文学学者,麦克卢汉以诗人的想象力来探索语言的极限,而不是接受那些现成的教条。诗歌艺术为文化定位和感觉意识提供了新的视角。麦克卢汉欣赏诗歌语言的艺术特征,在他的着作中多处可以看到诗歌的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在技术非凡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我们假如不想成为文盲的话,或者在“媒介本身直接影响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意识的情况下”不成为被动的受害者的话,我们就必须采取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的头脑在大家都认可的文化中对现实扭曲的暴露总是最敏感和最机智。”(Mcluhan,Nov,1955:109-110)。1964年麦克卢汉出版了他的《理解媒介》,在该书的第一章第一段里,他这样写道:“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假如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吃惊。”(1964:7)。“严厉的艺术家是仅有的能够在遭遇新技术时不会受到伤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熟悉感觉变化方面的专家。”(1964:18) 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探索,就意味着放弃逻辑推理式的话语,放弃因为、所以那类的推断。麦克卢汉说:“我不解释,我探索。”(Stearm,1967:xiii)当他说他探索的时候,他指的是他喜欢发现和辨识、用双关语等类似的技巧,而不是利用逻辑分析和实证测试等学院派的传统做法。他在学术上的艺术尝试,以及传统社会科学界对媒介本身研究的忽略,使麦克卢汉的理论在他毕生工作的学术圈里要遭到冷遇。 尽管麦克卢汉的观点从纯学术方法上难以接受,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却很轻易理解。他在北美严厉的学术界倍受冷落,但在中国的传播学界却是享有盛名:几乎翻开任何一本传播学教科书,都能看到作者拿出专门的章节介绍麦克卢汉的理论。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展较晚,研究者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中文系出身,相同的文学背景使他们更轻易接受和理解麦克卢汉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二是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国新闻受文学的影响很深,各种文学化、艺术化的方法经常被用来增强新闻作品的感染力。
5. 中国如何应对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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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跨文化传播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类已经迈入了21世纪,在这个崭新的世纪里,世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也必将越来越频繁,这对于各国本土文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正面临着挑战;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在彼此的传播、影响和融合中,生命力将得到不断增强。对于我国而言,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构架尚未形成,文化产业起步不久,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的法制建设和管理还很滞后的情况下,如何迎接人世后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冲突的挑战,在学习、吸收、借鉴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弘扬和发展我国优秀民族文化,壮大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对我国本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西方的强权政治,使得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把经济触角伸向全球,而且通过文化传播输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对于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我国本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的冲击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自古就有为祖国、为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襟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也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既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观,也有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既有孔子的学、问、思、辨、行结合的教育思想,也有近代形成的科学民主精神......,这正是在古代四大文明当中惟独我们中华文明长久不衰的真谛。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广泛开展社会主 义道德教育、民主和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人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公民,这些都离不开文化所具有的教化、激励和导向功能。
经济全球化以来,外国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文化样式也随之大量涌入我国。从积极意义上讲,这对丰富人们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学习和借鉴别国优秀文化都是有益的。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宣扬西方个人主义的道德伦理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涌入,对我国本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无疑会产生一定潜在的负面影响。比如崇洋媚外的风气泛滥,一些人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像瘟疫一样吞噬着人们的良知,腐蚀着人们的灵魂,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的认识。
2.对我国本土文化优势地位的冲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祖祖辈辈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然而,近年来它的主导地位日益受到挑战,甚至于被歪曲、排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渐加强,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正日益扩大。由于一些外国文化产品大量地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其产品的娱乐性、观赏性、知识性较强,又有生产制作成本低、价格便宜等优势,再加上能够满足人们渴望了解和欣赏外来文化的心理,因此受到广大文化消费者的欢迎,而且在一定时期仍然还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①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入就达18亿美元。笔者从浙江省电影公司了解到,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入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入达3654.8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人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
这一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美国电影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影响。观众在观赏影片的同时,不仅了解了美国文化和艺术,而且会受到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的影响,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一些缺乏批判眼光的消费者就自然会觉得"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
台湾学者郑贞铭先生称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介中最具渗透力的利器",他还引用麦克鲁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的观点说:"电视不仅是娱乐工具而已,还是制造现代人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不容吾人忽视。"①这段话也同样能帮助我们认识美国影片对广大中国观众的巨大影响和渗透力。
3.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多元论的碰撞造成的冲击
从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来看,世界文化正向多元一体的现代格局迈进:一方面全球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全球文化多元化趋势更加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后一趋势正是对前一趋势的反击和响应。自从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诞生以来,在所谓"西方文明中心论"面前,其他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都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甚至面临着被西方文明所覆盖、彻底丧失自身文化个性而湮灭在西方文化席卷世界的洪流里面的危险。面对西方强大的文化工业和现代传媒帝国的冲击,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和自觉意识在加强,各个文明都在强化自身个性,突出自身特点,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抵抗西方文化的全面同化,世界文化大战的警示不再是危言耸听。民族文化相对封闭、互相隔离发展的观念早已过时,甚至区域文化的概念也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多元论的碰撞中,我们的本土文化如何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自己的应有地位,更好地谋求自存自强,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对我国本土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对于以信息接受为主的非英语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将会造成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但另一方面,这种跨文化传播对于本土文化又提供了一种发展机遇,各个民族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生命力将得到不断增强。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立的起源、成熟、衰亡的动因和过程,而且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替代另一种文化自身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具有"不可交流"的对抗性,因而整个世界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文化场"。当不同模式、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相遇时,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就不能是畅通无阻的,必然出现不同文化的冲突。而历史已证明:文化的冲突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开放、比较和竞争中才能获得新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正好为文化交流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对我国本土文化而言,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机遇:
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十全十美、无需发展的;相反,由于中国文化长期植根于农业社会和封建专制的土壤之中,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往往是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剧烈碰撞形式(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的。西方文化也有许多优秀的方面,而不仅仅是"狼来了"。所以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依然离不开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沟通。经济全球化正好为这种交流沟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和操作平台,我们可以抓住它所带来的开放环境,加强文化交流,学习、吸收、借鉴他国优秀文化,积极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不但"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而且"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①,以使我国本土文化得到创新与发展,壮大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为我国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但由于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以及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加上多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对新中国的或敌意或片面的宣传,致使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甚至产生种种误解。这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弘扬是极为不利的。经济全球化恰好给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华文化在全球得到传播和弘扬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途径。
三、面对挑战和机遇,我国本土文化应采取的对策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已不仅仅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未来世界生存权利、发展权利的竞争,是如何赢得更加有利的国际地位的竞争。在手段上,也不仅仅是政治军事实力的竞争,而且包括经济竞争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是自然国力(面积、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国力(主要是政治国力、军事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等)、物质国力(以经济国力为主)和精神国力(以思想文化为代表)等多方面的统一体。但文化乃国家之心,民族之魂,文化国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来自文化的挑战,首先应当以文化的手段来响应。我们应当加强对外文化战略研究,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理清思路,制定策略。21世纪的中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关系到国际文化力量对比的调整,新的国际文化关系的重构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而且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和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振兴中华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既不放过任何发展的机遇,也有信心迎接各种挑
战。在分析我国本土文化所面临的众多冲击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我们有优越的社会制度,有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有新中国成立50余年丰厚的文化建设基础,只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必胜的信心,有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措施,我们一定能在学习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以理性科学的精神积极参与文化全球交流活动,取长补短,而不是关起大门,消极地逃避。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直进行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璀璨的中华文化之花,是56个民族共同培育而成。但尽管这样,我们的本土文化并非完美无缺,需要而且也应该吸收外来文化,经过不断筛选和融化,使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愈益丰富发展。如汉唐时代对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吸收,明代和清代对一些西方文化的吸取,都表明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伟大气魄。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改变我国落后挨打的状况,我们的先辈刻苦学习一切有用的救国救民真理,"五四"运动学到了民主和科学,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复兴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更是为全世界所瞩目。今天,我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面前,更应该向世界敞开大门,吸收外国的一切先进成分来充实提高自己或改进自己的落后部分。
第二,反对"全盘西化",对外来文化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华文化凝聚全世界华人的精神财富,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牢固壁垒,我们应该珍惜、继承和发展它的优良成分。当然,它其中也有损伤民族活力的劣质,比如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帝王统治的权术、暴力(含文化暴力,如文字狱)、宗法、迷信等。为了使我们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弘扬和发展,我们就得善于消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而且,在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中难免鱼龙混杂,会出:现一些负面现象,文化交流的过程和后果也不可能获得完全而彻底的控制——文化的交流会促使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自然不可能纳入完全的社会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此问题上要保持应有的辨别力和批判力,采取辩证的观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三,开展多种形式的跨文化对话,加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本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从而使我国本土文化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得到弘扬和发展,进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世界文化是由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组成,多样性既是世界文化的本来的、自然的面貌,也是世界文化的魅力所在和生命力所系。正是在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在这种交流及其必然产生的相互交融和冲突中,世界文化被不断地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历史上,古希腊文明就曾在欧、亚、非广大地区传播。汉唐盛世,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东亚、南亚、西亚等周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17世纪以后,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国文化又西渐欧洲。当时《论语》、《周易》及许多中国文化典籍都被译成西文在欧洲传播。同样,印度佛教的传人,又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近代,西方文化又以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影响了世界。①可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人类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所以,为了使我国本土文化在新经济时代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我们就得加强跨文化交流与对话,或者说不但要输入文化而且要输出文化,即在这个问题上要同时采取"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我国现在在外贸上有"顺差",在文化交流上则是"逆差",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北京申奥成功和中国加入WTO,正是中华文化扭转"逆差",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
第四,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要充分利用被视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开拓视野,进而更好地弘扬我国本土文化。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得到了飞速发展,并且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一方面应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勇气,热情拥抱、接纳互联网络这一科技明星,另一方面要积极抵御互联网上滚滚而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侵蚀,为建设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世界性网络传递中国的声音,使因特网上有足够多来自中国的信息,从而实现平等的跨文化传播。正如中文对国外用户是个障碍,网上充斥的英文信息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用户也是个障碍。目前,我国的因特网用户绝大部分是经济能力较强、学历较高又懂英语的人,虽然网络用户在我国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相对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来说,还只占很小的比例。跨文化传播是双方的,若无国内用户的充分参与,所谓有效地利用因特网进行跨文化传播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加速建立中文历史文化站点,全面地反映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大量准确的学术资料,以及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性、普及性的内容,促进因特网在中国的普及。历史文化站点除中文外,还应有英文版,通过大众传媒跨越国家地域的界限,向国外用户展示中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帮助广大国外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而又能展现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
第五、开拓创新,努力把我国本土文化培育成为代表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的建设,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抓住机遇,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超越。这就是说,要把中国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与时俱进地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站在世界的高度,视野宽阔了,就不会局限于传统而固步自封,也不会因世界变化无穷而不知所措,而是冷静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历史局限,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世界,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主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古代,在外交受到限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实现了对印度佛教的兼容以及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并且,在18世纪的欧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百年来,中国曾几度被动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由于思想准备不足,导致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没有形成主动参与型的大思路。现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的本土文化应努力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主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只有做到这两方面,才能保持我国本土文化的先进性,并代表前进的方向。
四、展望:昨天我们曾是世界文明古国,明天我们
必将成为世界文化强国
在广袤的土地上原生、历经至少五千年而不衰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文化,植根于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之中,依托着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力量,正在逐步地成为世界强势文化之一,具有独特的巨大优势。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和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为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开放的外部条件和充分的技术手段。我们应当针对新的形势,及时调整策略,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的高度保护本国文化,从祖国自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壮大发展本国文化,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国力,实现中华文化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崛起。另外,我们还要尽量使我们的文化与经济相结合,让精神产品与现代传媒手段相联姻。从而使得我们的文化产品不仅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实现着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还以其高附加值实现着自身的经济价值。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服务的方向,坚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就一定有能力、有信心建设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新文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我们这个世界文明的东方古国,也一定能永葆青春,成为新千年世界文化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