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齐鲁文化有关的难忘经历有哪些

1. 齐鲁文化是山东文化代表，这种文化具有哪些特点

齐鲁文化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源于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的蓬勃精神、崇尚诚信的爱国精神、从世界上拯救世界的精神、使人征服自然的积极精神、重民轻民的以人为本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无私的群体精神、勤奋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都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战国末期，齐鲁文化有以下特点。

第三，驳杂宏富。先秦时期，由于交通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落后，形成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每一种地域文化往往是在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从而使得一些地区的文化在内容上比较保守和单一，而齐鲁则不同。

比如平原，位于原流的不同文化早就以自由开放为特征，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驳杂宏富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齐鲁区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儒家，黄老道家，法家，阴阳家，军家，墨家等。都是在这里形成的，有着深厚的基础。在各自的传播发展中，相互融合吸收，呈现出驳杂宏富和内容充实的特点。

2. 求一篇关于齐鲁文化的文章

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思辨
【关键词】精神,和谐,传统文化,孔子,文化,论语,思想,孟子,天道,强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孕育了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孙子等伟大思想家，容纳了儒家、道家、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诸子之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基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齐鲁文化传统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可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丰富的滋养。

一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
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着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3. 齐鲁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对中华文化做出了哪些贡献

齐鲁文化的精髓用传统的概念，那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几方面拿出任何一个方面来都可以中国人的一个品格。只是到了齐鲁文化里面，把这几个品格都拿出来做要求。

在疫情的早期，全世界的华人华侨，都可以自发的去把世界的医护用品搜罗干净寄回中国。这难道还能用某地的文化来冠名吗？

所以山东文化的精髓，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他不但在全国已经开花结果，还推广向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这种文化都在。

4. 齐鲁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核心作用和主体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齐文化的源头是尊贤上（尚）攻,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思想.主要分为在军事是富国强兵,思路上不拘一格,注重经济的发展,在礼仪方面将就简单实用.是一种重利的文化.
鲁文化的源头是亲亲尚恩,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思想文化.注重礼节,是儒家文化的前身.更注重与社会礼仪.是一种尊礼的文化.但是实用性不强.传统的文化是仁,礼.注重人伦,纲常,宗法,秩序稳定.
齐国兵学独树一帜,其他各国无与伦比.孙子集其大成,着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孙子兵法》.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齐鲁.鲁班不仅是能工巧匠,被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他也是一位发明家.传说锯、伞等是他发明的.
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着作与魏人石申的着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看甘氏早于也高于石氏.
在地理学方面,邹衍的大九州说,虽是由近及远、“由小推大”地推测加想象推出来的,但征诸后来的地理发现,不能说他不是一项科学的推测.同时,他深观阴阳的变化,作“五德终始”论,也是有天文学深厚基础的.
在医学方面,神医匾鹊——秦越人出于齐地郑阳,在当时也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
五岳独尊；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孔子故裏－－曲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铁道游击队影视城等等.

5. 你所不知的山东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着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

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

《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干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孔、盂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

（见《史记，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管仲，自古有争议。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难后，召忽死之，管仲不，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因此，有人非议他。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问题。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扞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6. 齐鲁文化的风俗文化

自远古时代，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份。
山东地区庭院经济的开发始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经济纳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构画了一个田宅、农桑、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样不关心耕稼园圃。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敛财富的潮流，领导这场 新潮流的是山东琅邪（今临沂）人王戎。 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山东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分，却显示了山东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着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桑麻滋养出无与伦比的齐鲁“女工”。姜太公到齐，即“劝其女工之业”。到春秋时，齐地女工率先使用铁制的刀针。《管子·海王》载：“一女必有一刀一针”。《论衡·程材》讲：“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齐地制做的精美丝织品有“冰纨、绮绣、纯丽 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到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成为丝织业的三大中心。唐代诗人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足以反映齐鲁家庭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中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唐代登 州东牟郡（今蓬莱）、莱州东莱郡（今莱州）、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山东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 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其三，古代山东人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 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

7. 论述：齐鲁文化与山东旅游

齐鲁文化与山东旅游
程 勇

内容提要： 作为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的人们的独特的生存样态及其表现形态的齐鲁文化，属“中国传统文化或中的正统派”。而山东旅游呈现出的人文视界正是对中国正统文化的巡礼。本文即依据对文化旅游的一般理解，从文物古迹、民俗风情、艺术文化三个层面就齐鲁文化之于山东旅游的氤氲化生意义略做述论。
关键词： 齐鲁文化，山东民俗，文化旅游
作者： 程勇，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山东本为地域名称，但从汉代起就有人用以专指齐鲁之地，正式转成独立的政区名称，则是在金代以后的事。明代置山东布政司，清代改称山东省，由是固定下来。这片辽阔的地域之所以世称齐鲁之邦，则是由于在历史上曾分属齐鲁两国。山东不但有海岱湖山的自然胜景，更因齐鲁文化的氤氲化生而富藏人文旅游资源。所谓齐鲁文化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的独立的地域文化体系，也就是生活在山东大地上的人们的独特的生存样态及其表现形态。与其他文化体系一样，齐鲁文化也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既有横向的地域扩展，也有纵向的历史演进。若以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方国文化为标尺，可将贯通古今的山东地域文化概分为先齐鲁方国文化、齐鲁方国文化与后齐鲁方国文化，其中自有一脉相传的精神气质。若依照杨向奎先生所说：“在中国历史上，齐鲁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派” ，则山东旅游呈现出的人文视界也便是对中国正统文化的巡礼。下面就依据对文化旅游的一般理解，从文物古迹、民俗风情、艺术文化三个层面就齐鲁文化之于山东旅游的氤氲化生意义略做述论。

一
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凝结、载体和象征，满载着历史沧桑的文物古迹构成文化旅游的基础性层面。在山东辽阔的地域上，文物、遗址、史迹、古建筑星罗棋布，展现着齐鲁文化的精神气质、历史进程与辉煌成就，从而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的胜地。
齐鲁文化可远溯至四五十万年前与北京人同时的沂源猿人，并在山东境内形成从沂沭旧石器文化以迄岳石文化这样一个国内罕见的完整的史前文化谱系，古文化遗址遍布各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给我们展现出这一远古文化的辉煌灿烂，大量的古人类化石、旧石器、细石器、青铜器文化遗存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进程，而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的陶器、石器、玉器，以及文字和夯筑技术的率先发明，无不昭示着远古时代山东人的智慧，影响及于黄河中游、江汉、长江中下游、辽东、冀北以至粤北地区。在山东，更有传说中的古老部落，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居住在山东南部和西南部的传说中黄帝、炎帝和颛顼帝的后裔，构成诸夏族；一是太皞（又号伏羲氏）和少皞（或作少昊）后裔的东夷族。传说舜生于诸城，皋陶生于曲阜，而大禹治水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对于这些上古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英雄与圣王的想象与纪念，不仅深植于齐鲁文化的观念层，孳生出诸多民俗节庆典礼，其物质性表现也构成山东旅游的一个主题，齐鲁风物因此沾溉神圣气韵。今天，在博物馆中徜徉，在文化遗址上信步，凝神谛听那些文物传达的历史脉动，我们仿佛可以超迈时空的阻隔，得与中华民族的古老身影亲切照面。倘去济南千佛山瞻仰舜王庙，到曲阜城东凭吊少昊陵，抚今追昔，基于华夏民族想象性认同的根源性的存在感也便会油然而生。
公元前11世纪，周王为控制殷商旧部，封太公望于营丘，建国为齐，以临淄为中心，辖域包括今鲁东、鲁中、鲁北、鲁西；封周公旦于殷人的发祥地奄，建邦称鲁，以曲阜为中心，辖域包括今泰安、新泰、泗水、兖州一带。两国以泰山为界，地理不同，风俗各异。因此，虽然都以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为源头，齐鲁两国却分别发展出功利型与伦理型或可说是智者型与仁者型的方国地域文化。虽然先秦时山东地域内还存在着邾、滕、薛等古国，齐鲁实际是东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可以说大致以泰山为界，齐鲁两国将山东切割为两大政治板块，构成两大文化区域，流风余韵，泽及后世。
齐鲁古都遗址迄今犹存，两国长达八九百年的历史更是遗留下极为丰富的文物史迹。考古发掘已经探明，齐鲁故城皆规模宏大，交通便利，功能完备，铜铁冶炼与制陶制骨的作坊遗址尚存，城墙的断壁残垣迤逦可辨，宫观古台痕迹依稀，故城内外墓冢累累。参观古都遗址，你尽可想象临淄“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的繁华，体味依循周礼“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周礼•考工记•匠人》）定制的鲁城布局所象征的庄严秩序，设计的精巧与施工的精良使人不能不惊佩祖先们的聪明才智。你甚至可以沿着东周殉马坑、汉画像石、陶舞俑等文物古迹所指示的方向，去遥想古人的生存样态，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构成了怎样绚丽多姿的生活世界。你还可以登临胶州穆陵雄关的齐长城遗址，济南北郊鞌之战的战场马鞍山、华不注山，前往莘县的马陵道古战场，田单以火牛阵大破燕军的平度即墨古城，寻访那些着名战役的遗迹，于残阳斜照时感慨历史行进的惨烈悲壮；你也可以在春光明媚之日登临曲阜的尼山、舞雩台，虔敬地瞻仰孔子的阙里故宅，和他带领学生习武的矍相圃、讲习诗礼的杏坛，以及颜回居住的陋巷故址、邹城的孟母三迁处，优入圣域，探询儒门圣哲的生命历程与文化传承，在邹城峄山的孔子小鲁处、泰山的孔子登临小天下处，放眼四望，体味一代哲人的宽广胸襟与心灵境界。于是，往圣先贤的音容笑貌，平民百姓的生活百态，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纵横议论，古战场上的烽火硝烟、金戈铁马，便都在穿越时空隔阂的知识意义追寻和情感体验中浮现出来。
黄松先生认为：“与鲁文化重视义理、道德的伦理型文化形成鲜明对照，齐文化更注重事功、物利。而齐文化的这种功利特质，从未使人产生肃穆的压抑感，却带有极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恢宏的气势中，透出无所不在的空灵。” 在人文旅游的历史文化层面上，现存的曲阜孔庙和烟台蓬莱阁虽多属明清建筑，却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两种文化的精神气质。
孔庙是西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地方，与北京故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并称我国三大古建筑群。其构成是我国历代的庙堂格局，以殿堂为主，廊庑为配；以台阁为变化，门坊为中轴，墙垣为区划，大成门、大成殿是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整个建筑群贯穿在南北垂直的中轴线上，左右对称，结构规整，布局严谨。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给人以肃穆庄严、博大宏深之感。细致考量，孔庙建筑群实是土木写就的强调礼乐和谐的伦理学。就基本格局说，孔庙的中轴线意识十分强烈，八进序列，使整个建筑群的纵深感很强，加强了崇祀即礼的意义，大成殿规模最巨，历代陪祀者居于两庑，孔子妻屈尊寝殿，也无不显示着主次分明的礼的秩序；另一方面，整个建筑群又呈现出一种左右匀齐之绝对对称布局，使其不仅具有礼的特性，而且具有乐的意蕴，是中国式的以礼为基调的礼乐和谐。 这是重视理性、道德的伦理型文化的典范体现，充满了内向的忧患意识和理性的反省思考，静穆、壮阔、伟大。
蓬莱阁建筑群座落在蓬莱城北面的丹崖山上，由吕祖殿、蓬莱主阁等六个建筑单体组成，每个建筑单体又由许多别具风格的亭台楼阁所簇拥，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虽然建筑技术极尽巧妙，各亭殿的廊壁之间更多有历代名人楹联字画，堪称人文萃聚，但蓬莱阁旅游的文化基点却是齐文化空灵特质所构筑起的神仙世界。登临蓬莱阁，或许你能幸运地看到神仙显市的奇景，如苏轼《登州海市》所描绘的：“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摇荡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海市蜃楼的自然幻景翻成蓬瀛神山的无尽想象；漫步于吕祖殿和仙人桥，令人悠然神往的则是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而倘在雾天伫立于主阁明廊之上，凭栏四顾，看楼台殿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便不禁顿生置身仙境、出尘超凡之感。蓬莱因此被视为仙山的代称，“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神仙世界似乎触手可及。海外神山传说和蓬莱仙话的文化积淀使得蓬莱阁建筑群充满着轻盈飘逸的气息，而人间仙境的成型则体现了齐文化精神空灵和行为功利的奇妙融合，神奇、端庄、宏丽。
秦汉以后，齐鲁两国文化便融汇于仁智合一的传统文化之中，不复具独立的方国地域文化意义，虽然在齐鲁两国所辖区域内依然保存了一些地方文化特色，在思想、心理、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方面仍有不同。 而且，虽然今日山东大地上遗留下的文物古迹多沿循着传统文化儒释道杂糅的总体格局和发展态势，但山东旅游别具风调的当然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齐鲁方国文化融合所造就的神韵。这里就简单谈谈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汇之于泰山人文旅游的氤氲化生意义。
泰山有日出云海松涛飞瀑等极为壮美的自然景观，但泰山之所以高踞五岳之首，号称岱宗，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却更仰赖于其深厚的文化内蕴。早在上古时代，泰山就已经受到东夷部族的顶礼膜拜：泰山是大地的主宰——地主，人死后亡魂都归泰山神管辖，因而是归宗神山。齐、鲁两国都承东夷旧邦而建，也均有泰山祭祀，但文化取向却有差异。齐国更多受到东夷原始自然崇拜遗风的影响，盛行祭祀自然神；鲁国更多周礼文化的影响，注重祭山中的等级名分。两国文化的融汇便造就了泰山的一体两面形象，一为宗教性的神山，一为伦理性的圣山。这便构成以后泰山封禅的信仰基础，进而，齐文化的兼容并包导致了多元综合的封禅典礼，鲁文化的尊尊亲亲构建了封禅典礼的象征意义，而齐、鲁文化共有的重民意识则铸就了国泰民安的封禅主题。 于是，围绕上述信仰、意义展开的封建帝王的封禅设祭、文人名士的吟哦题咏、黎庶百姓的踏访寻根，为泰山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和古迹，宗教建筑遍布全山，碑铭石刻所在皆是，巍峨雄浑的自然胜景集聚了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五岳独尊的泰山理所当然地成为首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位于泰山前麓的岱庙，作为泰山古建筑的典型代表，也很鲜明地体现了齐、鲁文化的融汇。虽然历代帝王到泰山封禅时皆驻跸于此，其实乃是供奉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宗教建筑，主体建筑宋天贶殿内传为宋代所作的巨幅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便点明了主题，从而与泰山之巅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碧霞祠遥相呼应。但是，这一源自东夷——齐文化的民间信仰主题的表现，却依循了鲁文化的伦理规范：整个建筑群贯穿在南北垂直的中轴线上，东西两侧则均衡对称地配以殿庑廊亭，即使是碑石的安放、树木的栽植也十分讲究对称和谐；主要建筑物尺度高大，次要建筑物则按等级降低，天贶殿正如高高在上的帝王，统摄着其他所有建筑，红墙黄瓦显示着无比尊荣，一切都那样井然有序——这不正是礼乐和谐的孔庙的建筑模式吗？神灵信仰与儒学规范便是如此和谐地融合为一体。

二
以人为载体的民俗风情旅游是文化旅游的重要层面，是以入乡随俗为追求目标所营造的旨在使游人亲历和参与的文化与生活空间。 民俗学家指出，民俗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既具有由民俗事象本身存在属性显示出的内在特征，也包括民俗事象在时空及其发展中显示出的外部特征。 山东旅游在民俗文化层上的体现自然是其民俗的乡土特质，而与本文相关的则是在纷繁百态的山东地域民俗事象中集聚呈现的齐鲁文化底蕴。
山东民俗源远流长，代代传承。早在新石器时期，反映东夷文化的民俗就在山东地区大量存在，诸如饮食器物、衣着妆饰、生产工具、成年礼仪、婚姻形式、墓葬类型、图腾崇拜、山川信仰等，都显示出史前时期山东民俗的特色。齐鲁封建之后，齐国较好地整合了东夷文化与商周文化传统，“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较少受宗周礼制的束缚，通商惠工、尊贤尚功，具有商品经济的鲜明色彩；鲁国则更多地保持了宗周文化传统，对东夷文化传统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敦本抑末、祟礼重教，延续和加强了小农经济形态。 商业繁荣的齐人“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史记•苏秦列传》），而以农立国的鲁人“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汉书•地理志》）。齐鲁民俗之别对后来山东民俗的地区差异与复杂多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齐人的疏阔多智和鲁人的俭啬好礼便至今犹有印记。不过，随着孔孟儒家学说在西汉中叶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便逐步树立起齐鲁礼仪之邦的整体形象，而齐人至少在唐代中后期也以忠义闻名于世，所谓“化青齐为邹鲁”，“风近邹鲁”于是便长期被高悬为评价各地民俗的准则。
俗语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山东地域广阔，地理环境的差别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各具观赏性的民俗文化事象。你可以去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的渔村海岛，体验滨海文化的神奇瑰丽；你可以去东营、惠民一带的黄河三角洲地区，感受母亲之河的丰厚馈赠；你可以沿京杭运河山东段巡行，体味运河民俗的迷人风情，从漕运习俗、商业经营习俗、造船习俗、城镇集市习俗、行帮会馆习俗中感叹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在微山湖、东平湖的渔船上感受北方江南的别样风致；你可以在泰山、千佛山的山会庙会上观览山岳文化的民俗画卷，亲身感受深深楔入百姓日常生活的民间信仰世界，可以在梁山、阳谷、郓城等地欣赏精彩的武术表演，上景阳岗、黄泥岗、狮子楼，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怀想水泊梁山英雄好汉们的轰轰烈烈 ……这些琳琅满目的民俗风情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旅游的民俗层面，其中活跃着的是山东人的精神信念和伦理情怀，并说到底是山东人个性气质的隐喻性或象征性体现。
刘德增先生指出：“粗犷、豪放、刚烈、节俭、好客、勤劳、坦直、忠信、孝义，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 在文化旅游的各个层面中，以人际交流为表象的道德伦理文化层最为直接地体现着山东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而世代传承的儒家伦理也便凝结为山东民俗的核心。
山东人的豪爽坦直，重然诺，讲孝义，由来已久。梁山好汉和瓦岗寨众英雄那些脍炙人口的的传奇故事，《二十四孝》中山东孝子的动人传说，便足够充分地表征着山东人性格的历史影像。而倘若亲身参与进山东人的生活世界，结交一个山东朋友，你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山东人的活法：见面称“二哥”，不仅可以让人顿生打虎影响武松一般的豪气，而且透着一股子比“四海之内皆兄弟”还要亲热得多的情意；声嗓粗大，不善言辞，吵不上几句便剑拔弩张、挥拳相向，让你不能不信服“不到山东不知胆大”的谣谚，就连山东女子也刚烈过人，她们哼唱的摇篮曲让人不得不顿生感叹：“这样的催眠曲好像也只有带些男子汉气派的山东小孩的娘才唱得出” ；胸怀坦荡，感情外露，喜欢开门见山，直来直去，但你尽可放心与山东人交往，因为“山东人的直，是极纯正而不含任性、蛮横或粗野的味道。其直是发源于良心深处，公正庄严的动机。所以，这样的直是一种美德”，是“顺道直行”与“顺理直言” ；与朋友交，尤重孝道，不孝顺父母的人在哪里都会遭到唾弃，而一旦倾心相交，便可为朋友两肋插刀、断头沥血，举手投足间都带有忠诚二字，让你觉得山东人实在是可以完全托赖的人——这样的性格，再加上强悍的体魄和颇为典型的北方人的脸孔，称山东人为“山东大汉”实在并非虚誉。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食俗也的确可以鲜明地体现某一地域人们的性格特征。虽然因为气候、地理、物产的缘故，山东各地的食俗有不少内涵差异，例如宴席的座次和格局、饭菜设置和上菜的顺序，在鲁东和鲁西南就差异甚大，但其中体现的山东人性格气质却是基本一致的。山东固然富产山珍海味、美馔佳肴，但给外地游客以极深印象的则还是鲁西南的煎饼卷大葱、鲁东的玉米饼就大葱蘸酱，那股生吞活剥、酣畅淋漓的劲头让你不能不敬佩山东人的粗犷。山东人生性节俭，自幼儿起就接受节俭即品行端正的教育，以贪吃好奢为戒，可在对待客人上却又无比大方，宁可自己的家人食不果腹，也要倾囊而出甚至不惜借贷以款待客人。而且，一醉方休是山东人待客的礼数，虽然未免总使外地客人感到不胜酒力的难堪，酒席过后也是一片狼藉的景象，可在豪饮海量当中就体现了山东人的爽直实在。且不说酒酣耳热之际的放言无忌、摩拳擦掌，就是只看看山东人用的海碗大盘，便能深切体味到扑面而来的豪放大气了，这可与讲究精致风雅的江南食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深受儒家礼教熏染的山东人在饮食上也颇重礼节，举凡安席、敬酒、劝菜都有种种讲究，足可见出山东人对体现在男女、尊卑、长幼关系上的礼仪的重视程度。
民俗学者认为：山东的腹地济南、青州、泰安、兖州一带的民俗传承，对周围各地有典型意义，可以作为山东民俗的代表，其中曲阜、邹城、泰安的民俗特色尤为显着。 举凡家族亲族俗制、祖神祭祀、婚丧礼俗、节庆典礼习俗以至衣食住行，在体现齐鲁礼仪之邦的整体形象上都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这当中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为重要的则是直承宗周文化的儒家伦理对山东民俗的构型、规范与重铸。假如你有一探究竟的兴味，你便会发现不少婚姻、丧葬、祭祀的礼俗形式可以在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中找到依据，而忠、孝、仁、义的儒家伦理观念也正是那些民俗事象的核心思想，其中在家族（敬老爱幼、嫡长子继承制、男尊女卑、妇女三从四德等）、婚姻（尊父母之命，听媒约之言，要求妇女守寡、守贞节等）、丧葬（服丧、入殡、停灵、出殡、葬礼、家祭等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你也可以发现，这些观念还赋予了一些习俗以新的意义，固定为具有儒家伦理精神的民俗事象。例如，在曲阜，元宵节观灯便不仅是娱乐性的民间游艺活动，当多年不育的妇女去偷吃那些用豆面、萝卜做成的灯，以祈求怀孕生子，或者去祖坟上“上灯”“送灯”时，体现的乃是基于“灯”“丁”谐音象征的对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的仪式性隐喻。 你还可以发现，这些观念甚至催生出了别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例如，中国各地都有供奉财神的民俗，但外地特别是南方，香火最盛的是赵公元帅，传说这个道教中的瘟神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禳灾，招财进宝，但在山东，民间信仰的财神却有文武两位，文财神是比干，武财神则是关羽，他们之所以成为财神，则是因为他们的忠义，是通过这种信仰提醒志在逐一什之利的商人切勿见利忘义。
当然，在其他民俗文化圈也不难见到儒家伦理对乡土民俗的规范与重铸的印记，但不能不承认山东民俗在这方面的典范性质，那就请你到邹鲁圣人之地，在色彩斑斓的民俗事象中去寻访正统文化的回响吧！钱穆先生说：“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在为山东人的崇礼尚义折服的同时，你不也能悄然萌生出极为亲切的文化认同感吗？

三

艺术文化旅游是山东人文旅游的重要层面。齐鲁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培植出了璀璨夺目的艺术奇葩，而就在“汤汤乎若流水”、“巍巍乎若泰山”的齐鲁艺术中，折射着正统的山东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去山东旅游，欣赏那些极具地域特色的艺术表现形态，感受其雅正绚丽的审美品格，于怡然陶醉之际，你同样可以把捉到齐鲁文化的脉动。
山东的艺术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距今八千年至四千年的东夷文化时代，艺术萌芽已经在山东大地上产生了。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角、杯型笛、陶埙等乐器，音色洪亮优美，能吹奏音阶和乐曲，而传说发明排箫的舜帝命其乐师质创作的乐舞《韶》，扮成各种美丽飞鸟的舞人在形似凤翼的排箫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款款而歌，很典型地体现了东夷民族以凤鸟图腾为特征的原始舞乐文化，当中就包涵着诗歌、音乐、舞蹈的萌芽。而龙山文化的薄胎高柄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碧玉铲、透雕花瓣纹象牙梳、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夯筑房基，则是雕塑、书法、绘画、建筑等艺术形态的源头。此后，以齐鲁建邦为标志，山东艺术文化不但呈现出雅俗分层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与两国文化气质相应，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泱泱大风”的齐国更重娱乐性，“周礼尽在”的鲁国更重教化性。从出土的石磬、编钟、陶埙等乐器，保存在《诗经•齐风》、《曹风》、《鲁颂》中的诗篇，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典籍中有关乐舞表演和评论的记载，我们不难想象当时乐舞之盛、技巧之高，也可约略体味齐鲁两国艺术精神的不同。其中，以宗周礼乐文化传统为思想资源、植根于鲁国艺术精神的儒家美学，对于后来山东的艺术文化创造更是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山东的艺术文化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你可以去“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的济南，信步于趵突泉等四大名泉、大明湖、万竹园，在慨叹天地造化无比神奇的同时，感受北方江南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艺术的独特韵味；你可以去泰山、峄山、灵岩寺，到孔庙、孟庙、岱庙，在饱览自然胜景、倾慕圣哲风采、感悟宗教精神的同时，观摩或雄浑或轻盈的碑刻艺术，体味或遒劲或俊逸的书法艺术，欣赏礼乐和谐的建筑艺术、形神兼备的造像艺术；你可以去省市地各级博物馆、艺术馆甚至工艺品市场转转，尝试去鉴赏美轮美奂的古玉古陶、铜塑石雕；你可以到胶东、潍坊、高密、淄博等地小住，欣赏民间风味浓郁的剪纸、版画、年画、风筝，那欢快热烈的色彩搭配、饱满匀称的造型构图、生机盎然的形象刻画、匠心独运的制作工艺，不也能令你欣然神往吗？假如在大饱眼福之余，亲自印几版年画，剪几张窗花，烧几件瓷器，从中体会艺术创造的快乐，岂不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体验呢？
若综合考虑地域特色、审美类型、文化精神各种因素，齐鲁艺术文化可分为民间与庙堂两大类别。民间艺术文化包括民间美术、民间曲艺、民间舞蹈、民间工艺、民歌许多种类，每一种类又因各地地理状况、生产生活方式甚至语音的不同孳生出繁多的品种，例如戏曲，流行在山东境内的剧种就有柳子戏、山东梆子、柳琴戏、五音戏、吕剧等三十余种，但是虽然在题材与艺术表现手法上各有特点，各种类别和形态的民间艺术文化在反映普遍百姓的生活、表达劳动者的情感愿望、体现山东人的性格气质上却是一致的：民间年画里的人物形象一般都丰满厚实、乐观自豪，景物不分远近、人物不分大小，画面均匀饱满，色彩多用红黄绿紫，这种与文人画大相径庭的色调、形象和意境所体现的正是劳动者的审美意识与情感愿望；往往是全员参加的鼓子秧歌、胶州秧歌，那花花绿绿的服饰道具、刚劲剽悍的舞蹈动作、惊天动地的阵阵鼓声，呈现出的正是劳动者顽强的生命力与昂扬的精神风貌，而穿插于舞队中间的丑角的即兴表演，则突出了劳动者的幽默；流行于鲁西南的山东梆子，动作粗犷，架势夸张，唱腔高亢，黑脸一角在表示愤怒急躁情绪时，便吹胡子瞪眼打飞脚，很能表现山东人性格刚烈的一面；山东快书演说武松故事，轻松、热烈、豪爽、明快，开篇即道：“闲言碎语不用讲，单表好汉武二郎”，一下反映出山东人的率直，至于夸张而富于情趣的细节、语言，则体现了山东人性格上爱诙谐热闹的一面。
这些绚丽多姿的艺术品类带给人们的更多是基于地域特色的奇异的审美享受。不过，虽然这些艺术形态植根于以生命繁荣为理想的民间文化的沃土，但从思想和审美取向上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思想的规范，即以“和”的形态表现“仁”的内容，体现厚重里有典雅、淳朴中见灵秀的中和之美。例如，同样表现生殖内容，山东的民间美术就极少见山西、陕西地区直接表现性与生育的“抓髻娃娃”，而是多用莲生贵子、麒麟送子、鱼穿莲花等象征性图案来含蓄地表现主题，色彩既鲜亮热闹又稳定淳厚，造型既粗壮敦实又不失细腻灵巧，构图既物象饱满又变化均衡，这些与各地民间艺术相比较为突出的特点所体现的正是儒家中和的审美理想与民间文化精神的有机融合。
庙堂艺术文化也包括建筑、音乐、舞蹈、诗歌等等许多种类，典范地体现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和审美思想。礼乐和谐的建筑艺术我们在前面已有分析，这里再以曲阜的祭孔乐舞为例，对音乐、舞蹈、诗歌略做讨论，须知去山东旅游，祭孔乐舞是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
祭孔乐舞是在孔庙祭祀仪式中使用的乐舞，是诗、乐、舞合一的正宗祭祀乐舞。乐章以颂扬孔子功德为主要内容，从格律上看是对我国周代雅颂乐歌诗体的承袭。祭孔的音乐形象端庄肃穆，旋律古朴，节奏舒缓，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属于最方正的祭祀乐歌。祭孔的舞蹈形式按歌诗每字音阶而动其舞容，从其授、受、辞、让、谦、揖、拜、跪、顿首等舞姿，及其衡、落、拱、呈、
这两大乐舞都体现了儒家伦理本位、美善合一的艺术精神和古朴雅正的艺术理想，从而与那些充满生活气息和原始生命力的民间艺术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已经习惯了现代艺术文化的你或许会感到舞容有些过于呆板，感到节奏有些过于迟缓，感到旋律有些过于单调，但却不能不为这种“接人神之欢”的极简易而又极堂皇的艺术所感动，这种感动并非瞬间激发的强烈情绪，而是潜移默化的境界升华和精神感染，其中灌注的是指向自身的伦理理性——这便是中国最为正统的艺术。

注 解：

8. 齐鲁的齐鲁文化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齐道家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齐国，这一流派由姜太公开创，稷下道家、管子等继往开来，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
在此期间，学术着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趁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官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关于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确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来的。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黄老之学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着作也很多，慎到着十二论，环渊着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着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而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着作。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着《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稷下学宫道家
我们习惯上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然就先秦道家来说，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着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形成道家中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说，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形成了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黄老派最盛。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官学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后黄老道家思想主张的萌芽，为早期黄老道家的经典着作。对黄老学的发展影响至深,黄老学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齐推崇黄老、设稷下学宫，为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着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非道家莫属，田骈, 季真, 环渊、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别说那些介于道家与法家、介于道家与儒家或介于道家与墨家之间的人物了。他们还把源于楚国的道家新流派发展到非常拉风的程度，并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这个学派就是黄老学派。那么他们为什么叫黄老学派呢，因为孔子讲周公，墨子讲大禹，孟子讲尧舜，道家呢，讲黄帝，所以黄帝是道家的祖师爷，再往下则为老聃。大致而言，田骈偏于法家一些，其后的慎到则干脆就是法家。尹文偏于墨家一点，和宋钘类似，一方面主张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张世界和平。而邹衍、驺奭则竟成了阴阳家的创始人。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
其实首先将黄帝与老子联系在一起的，应当说是庄子的《知北游》。这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但将黄老形成学派的首先应推崇战国时齐国的稷下道家学派。稷下学宫前后经历了大约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出现，与战国时“百家争鸣”有很大的关系。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时代，规模较小。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时，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于此时达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道教将黄帝与老子同尊祖师的根源也是从庄子的文章里宣传出来的。在《庄子·大宗师》就说黄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将黄帝尊为祖师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与黄老术士以及神仙方技家。这样，将原来老庄学派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的学说，转变成为黄老学说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这给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后的内丹术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两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成了一种人生境界。由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我们对老子思想发展的这两种倾向看得更为清楚，同时，如前段所说，黄老之学本身的发展线索及显学地位也更加明显。不过这时让庄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后学拿着他的“真人”主张，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流派，那个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黄老与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着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着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