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如何在交流中成长的

㈠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正如世界上其他种类一样，人类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性情。从广义上讲，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而个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化的角色。正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个性才有魅力和存在的价值。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源流和文化传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背向和发展的异途。这和个人发展的走势有相似之处。因而，要想洞察一个民族之文化和由此衍生的制度、伦理、审美价值等观念的内在灵魂，就必然涉及到对文化的梳理和辨别。然而文化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来加以界定，这样有利于阐述。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从地理环境方面，之所以把这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部分，那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成长离不开他的环境所赋予他的种种特点和品性。同样，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也必然对一民族的文化个性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西方各个国家的领土普遍都不是很大，并且紧紧相依，四周又有诸多的海域。国土面积不大，意味着他们的能源就会想到贫乏。在能源处在危机状态，就会向外扩张（亚洲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早期的西方人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劳作，但随时代的发展，国内的能源匮乏，影响到了自身的发展。所以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世界大战”和各式各样的侵略战争，都或多或少带有能源上的经济因素，当然政治野心是离不开的。正是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他们的资源状况，决定他们的民族的性格都具有外扩性特点。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就显得内敛许多。
这也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细细息息相关。中国可谓地大物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夺。当然元代的铁蹄曾穿越欧亚，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那只能算是凤毛麟角。整体而言，中国对外的扩张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这样的地理环境，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闭关锁国，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据历史的记载，清代的一些官员还不知中国的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甚至闹了笑话：“说的是一位官员对于英国来访的使者，不愿下跪，解释为外国人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等等。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个性当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讲究含蓄（不张扬）、圆容（在一个圈里转）。这种特点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的审美和文化心理。例如，在审美上，女性行为上讲究“笑不露齿”的含蓄美，文学艺术上，讲究含蓄美，重表现而不重再现。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在美术上，讲究散点透视，讲究计白当黑，不讲究三维透视等等。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让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个性。具体在个体上，也是如此，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西方的传统注重“个人本位”“集团意识”而不太注重“家庭本位”“天下意识”（梁漱溟），而中国正好颠倒。正如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中所谈到的“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轻个人，故欧西之自由主义遂莫能彰；后国家，故近代之国家主义遂非所夙习”。西方强调个性要张扬，要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包括身体的魅力（如希腊神话中所展现的人体美以及后来发展的雕塑艺术）。而中国则强调个体应该服从集体，应该把自己融入集体当中，不要张扬自己，要处处体现集体的意志和作风。以大局为重，为了大局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是个体的尊严。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相对而言，只不过中西方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这正如，市场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运用，只不过是以哪一个为中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民族的性格的塑造是具有特殊意义。正如法国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理论着作《艺术哲学》中所强调环境的意义那样。不过他过分强调把环境对于民族的成长的意义和作用罢了。可以说，东西方民族的不同的特点应该以不同的地理环境作为一个前提来加以考虑。
有了这一前提，我们才能在其基础上进行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的（据着名学者梁漱溟对文化的内涵的界定为其三方面）对比探讨。下面就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述。
首先，在物质层面（衣食住行），中国的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西方在中古阶段的物质生活也是以农业为主，只不过中西方的气候不同，所适合种植的东西有所不同，但其发展的内涵是差不多的，没有质的区别。在物质层面，西方与中国出现质的不同应该表现在产业革命以后，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工业上大展宏图，尤其是英国，而中国还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汲汲以求。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我们用的极黑暗的油灯，而西洋却用电灯；我们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骡车，而西洋人用火车飞艇。”（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在中古时期，在物质层面是没有多少质的不同，但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呈现出来的穿着打扮也有所不同（西方由于宗教气氛比较浓烈，参加教会活动时，穿着以黑色为主），住的方面也一样呈现出文化特色和地理特点。直到产业革命以后，这一切才发生巨大变化。
从社会生活层面讲，西方由于受到希伯莱文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宗教可以是如影随行，非常之重要。在中古阶段，还一度对整个西方起到垄断作用，教会的势力之强已达到主宰国家运行的地步。同时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在文艺复兴以后，它们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近现当代的西方的发展可以说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就是它们的瑰宝。使得自然科、社会科学研究得到的蓬勃的发展，国家的法制意识、人权意识得到深入的贯彻。而中国由于在“伦理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对外的探索没有表现出过大的热情，而一心在人事上下功夫。社会的一切包括国家制度都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思维中蔓延开来，家与国是同构关系，国的制度与家的制度没有多大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讲，皇帝就是一家之主，只不过这家的范围比较大罢了。伦理的名分思想让家和国都得以有秩序的存在。在加上礼乐的协助和促进，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温情脉脉的道德秩序。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建设是道德建设为核心，所谓的“修心养性”“修己安人”就是其的表现。就连德国的着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都很惊讶中国的国家建设，说“中国是用伦理治国”。可想而知，中西方的巨大差异。
从精神内涵上讲（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西方表现出来的向度也是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别。先从中国谈起：
中国文化具有“儒、道、佛”三元合一的文化内涵特征。儒家主“入世”学说，道家、佛家主“出世”学说，它们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中国的文化内涵。儒家主要的贡献是那种“天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的精神以及“敬鬼神而远之”的“科学”精神。至于它的“尊卑等级”的观念从现在的角度讲应该放到历史博物馆去。“中庸”（不偏不倚）思想是不利于当今社会的竞争，不利于培养创新精神的，所以也应该取其利避其害。还有其为了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统一、稳定的“伦理纲常”如：“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以及“唯上是尊”的思想，是应该采用“拿来主义”（鲁迅）的态度来进行鉴别、吸收、继承，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其政治上的主张也应该持有历史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如：“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仁政”思想是值得提倡的。如果能融合当今社会的“民主、科学”精神，那么，其精神将会发扬光大。总之，应该充分挖掘其精华，抛弃其糟粕。
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出世”上，道家的“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以一种超世的眼光来普照万事万物，不局限于人世间的“衣食住行”（在庄子时代，经济主体形式是属于小农经济，其周遭环境没有现在社会贫富差距这么悬殊的竞争氛围，大部分百姓过的都是比较贫困的生活。因此，庄子能够纵情于天地山水之间而忘乎人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当时的自然环境允许他在其中“逍遥”思索）。道家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艺术上，尤其是其关于“意境”的阐发在艺术史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极深远的意义。
佛家（指的是中国化的禅宗）讲究“轮回”，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认为人间处处有佛，只要心中有佛。则可以成佛而不必隐居修行。这种思想的传入对中国的文化心理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民间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知识分子当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唐代诗人王维、宋代词人苏轼，就是典型的榜样。
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早熟文化，如打个比方则像是小孩老成化，活像一个小老头。按照梁漱溟所言，则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而这一位小老头却屹立东方几千年，其原因何在？有一位学者曾有点夸张地说：中国的历史是孔教的历史。这话虽然过于偏激，但却不无道理。周孔教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佛、法、道都只是它的助手，围绕它而转动。中国古人总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其中的“兼济天下”就是儒家的入世精神，而相应的“独善其身”则是道家、佛家起作用的所在。至于法家，中国除了秦朝统一时，采用了李斯的法家思想为其突出外，其他朝代都鲜于见到，因为秦朝短暂的历史寿命，不能不归咎于法家的严厉，历代王朝对此都有见识，并以此为鉴。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定儒家于一尊，儒家得到弘扬发展，并奠定了儒家在中国的地位。而儒家又凭借什么来巩固其心脉，按照梁漱溟的说法，那就是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礼俗代替法律”的一种以“伦理本位”为基础的建设思想。这一思想，通过一个家庭套一个家庭组成一个大的家庭——国家，并且通过“士”这一阶层的积极努力宣传，通过礼乐的熏陶，使得整个秩序得以强化和巩固，从此绵绵不绝。要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这一套运行机制还会维持整个中国的运转，就算过几千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总之，中国文化由于早熟，过分向内发展，而忽略了对外的探求，打个比喻，那就是，身体发育还没有完全，智慧已过早发达，越到后面，越发现体力不支，难以为继。这就是跨越发展阶段的结果。
相对于中国文化精神而言，西方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则是异样的色彩。如果说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向内探求的生命活力，那么，西方则表现为一种向外扩张的生命张力，无论是其科学还是其民主。如果说中国文化精神的倾注的对象更多的“人”的话，那么，西方更多的关注“物”，也正是因为关注物，并且把人和物进行分离，“物”是“人”要政府的对象，而不像中国“人”与“物”是统一的，讲究“天人合一”。由于西方“人”与“物”的对立，所以，人要想方法认识客观事物，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才逐步诞生了科学精神。而中国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好亲兄弟一般，当然就不会用心去加以研究对待了，从而也就没有科学精神的诞生，早期中国的科学发明，只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并没有把所发现的东西，提炼成知识，做系统的研究。这也就造成了中国本有的发明成了别人利用后发展的工具。
而西方文化的另一核心“民主精神”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生根发芽呢？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民主，例如，孟子就提出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中国的民主没有西方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如果按梁漱溟的话说那就是：民主精神可以有五种表现，即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取决多数、尊重个人自由，而中国的民主只体现了前面的三种，没有后面两种。而后面两种就是西方的政治民主和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中西方为何会如此不同呢？我们来看看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阐发：“西洋之政治和法律，早于古代海国城邦见其端倪。其次，则基督教会又有千年更好陶冶：在教会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直属于团体；破除家长家族之间隔。最后则经过中古后期之自由都市，培养出近代国家。在近代国家稳定进步之中，乃更发展了其政治和法律。但家族生活偏胜，又演为伦理社会如中国者，天然缺乏政治其事，法律其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与西方发展方向的差异，也就明白了其之所以存在的样态。
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方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和西方是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属于不同的发展路向，就好比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应该认清各自的文化优势和不足，从而扬长避短。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
或是“敝帚自珍”。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竞争、合作的世界，我们应该善于从西方那里学习其“科学”和“民主”精神来丰富自己。我想这才是应有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气度。

㈡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在传播内容上，先术后理，首器次道。海外异域，国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在国内叫得好、叫得响的作品、项目，在国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响；反之亦然。想当然把国内的做法，运用到国际上传播，很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说，在国内传播传统文化，我们一般是先从理论上讲其重要意义，解决认识问题，然后再着手贯彻实施具体项目。而在他国，相关背景缺乏，文化圈差异带来的理念截然相异，对我了解有深有浅，感情有好有差，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不一，认知不等于认同，因此或许正好相反：先实施具体的文化项目。如此说来，我们应尊重差异，不强求对方点赞苟同。特别是，不纠缠于文化观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实证和器物层面上多下工夫，先让对方感性了解，然后激起其主动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热情的学习。
《意见》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在例举的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实用价值。有谁能拒绝一个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们包含神奇针灸、丰富多彩的医药，色、香、味俱全的烹饪饮食，养生技击一体的武术健身等，颐养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对其他国度的人民亦大有补益。像园林、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千百年来熏染陶冶出来的精神产品结晶，情感色彩浓厚，如音乐被称为“无国界的语言”，自然也能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受魅力”。中华典籍、中国文物闻名于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寻文明根源的惊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质的、感性的表层上相互接触，然后慢慢深入至神经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础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来一起研究，然后进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们所说的汉学交流、智库合作、图书出版，也有可能进一步地展开和扩大。
第二，在传播方式上，途径不一，模式多样。任何文明、文化传播，都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术条件限制，各个不同文明板块来往有限。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大踏步提高，国家和民族交流逐渐多了起来，但文明主体的互动染上了大规模殖民和战争的色彩。世纪之交，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正在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变成一个信息瞬间传递、扩散的“村落”，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主办，26国学网承办的“国学孔院行”启动仪式上，有专家就提出：应结合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有关文化项目，契入进去，丰富其内容，使活动的单向展开变成一种双方的需求。我们理解，《意见》提出的“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来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有较大主动性的文化中介机构或人员：比如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还有华侨华人、各方面出境人员，我驻外机构、中资企业、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一个是双方合作开展的活动项目，比如说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我们也可以作为主动的一方）；一个是对方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可以考虑参与进去。这样看来，只要积极性调动起来，并给予适当政策鼓励甚至资助扶持，机会还是很多的。与某些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图谋不同，我们不是去故意搞乱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其中“大众传播”强调了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电子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工具，受众庞杂；“群体传播”相对范围小，针对的是利益、观念、目标、关心等因素相互联结起来的集合体；“人际传播”专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感官参与度高，可使用语言和大量的非语言符号（如表情、姿势、语气、语调）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观念，还和经济利益挂钩。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文化除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教化功能外，出现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现象。过去是卖产品（成本+利润），现在是卖品牌、卖文化、卖价值观。文化产业已成为全球成长最快、利润最大产业之一。但是，不要说同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就是和日韩相比，我们在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也是很低的——这与文明古国的历史地位、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很不相称。新世纪伊始，我国的文化产业年年攀升，潜力巨大。为此，要充分运用我们的经济对外贸易、“企业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础，配合国家制定的经济开放新格局（如“一带一路”），扩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使得双方受益、多方获利。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么？恐怕一下子也很难讲清楚，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实践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互通有无、友好协商，切忌自以为是、单向流动。在传播我方文化活动、文化理念的同时，还应注意发掘和汲取所在国的文化精髓。传播、交流实质是不同文明的对话。换个角度、换个方位看自身，对我们在今天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外来的比对“刺激”因素。当一种文化具有全球性影响和眼光时，对比使它能够回到对自身的反思和自觉中。
第三，在传播目标上，虚实结合，互利共赢。所谓“实”，就是让交流的双方能够受益得利；所谓“虚”，就是《意见》指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这是我们单向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向对方的好故事、好声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学习。
“故事”在传播交流中最富有亲和力、感染力。来自于生产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传达的信息可看可听，大家都乐于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论的层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汇聚和表征中国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炼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有利于我们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使我们不仅身置国际舞台中心地带，还能在舞台中心发出强音。

㈢ 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壮大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壮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完善了中华文化的进步等。

其实追及过往的历史来看，古印度文化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候，像是佛教思想，便是从古印度传过来的，然而现在的印度，却是那么的可怜又可悲，他们曾经的文明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剩下的只有一群盲目自信的后人罢了，他们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里不想起来。
这是一本以简易的语言方式来解说《道德经》的书籍，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到《道德经》里面的文化，让我们可以一直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要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点击下方蓝色链接把这本书带回去细细的品读，慢慢的参透里面德的深意。

㈣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繁荣

中国文化发展趋势

〔内容提要〕 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以来，世界各种文化纷纷在中国亮相。中国文化先后出现了五种主要范式：“中体西用”范式，“全盘西化”范式，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政论”范式，“综合创新”范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呈现这种态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化 发展态势 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 繁荣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舞台，五彩缤纷，世界各种文化竞相纷呈。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儒、道、释文化，无不登台亮相。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各种不同性质、色调的主义、理论、学说、思想和主张，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争夺和占领阵地，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什么？这不仅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想围绕这个中心命题，重点谈谈当代中国文化曾经出现的几种主要范式和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问题。由于水平所限，自己的看法是否得当，还希国内外专家、学者批评教正。
一
中国现代文化的起始，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迅速解体，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敲响了封建主义文化的丧钟，同时也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亡与图存成了全民族的头等大事。无数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在各个战线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恩格斯在1857年就科学地预见到：“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五种文化范式。
一是中体西用范式。清末张之洞最早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所说的“体”是指原理原则，“用”则是指原理原则的应用。“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其实质是以封建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体”、为“本”，以西学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用”、为“末”，其目的在于维持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思维范式，反映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理论流派。
二是“全盘西化论”范式。系统提出这种主张的是陈序经（1903－1967）。他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如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 而创造新文化的唯一出路，则是“全盘西化”。如果不“全盘西化”，则必然为西洋文化所压迫，其结果则是“国家灭亡”，“连了种族也许灭亡”。 “全盘西化”论不时在我国以不同形态浮现出来，在一些提倡者和鼓吹者看来，中国的一切不如人，甚至连中国的月亮都没有西方的圆。在理论上则是不加分析和消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成为十足的洋人的“传声筒”。
三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间接性。“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权威的思维模式。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概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文学原理”、“文艺学引论”等等，成了高等学府必修的教科书。但是无可否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教条主义倾向，并留有庸俗社会学的痕迹。这种思维模式自然要突出意识形态性。因此，文化的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对各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规律的研究和论述就显得相对薄弱。在文艺领域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果，必然要排斥世界各民族文艺中出现的新理论流派。斯大林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主义一概斥之为反动颓废的文艺思潮就是重要佐证。前苏联文化领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
四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文化专政论”范式。这种范式的代表作是林彪委托江青炮制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以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大批“人性论”、“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鼓吹“根本任务论”。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实质。因此“纪要”所代表的是一条形“左”实右的极“左”文艺路线，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直接成为毁灭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的前奏曲。
五是“综合创新”范式。在我国较早倡导“综合创新论”的是张岱年、王元化先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就主张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解放后他又明确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吁学术界应重视综合研究法，认为综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趋势，并提出应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进一步强调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应走综合创新之路，他认为不仅在观点上应综合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也应综合创新。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古今巨变、中外汇合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潮流纷至沓来，我们面临多种的机遇和选择。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以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表明前四种范式都不可取，而综合创新才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发展，有益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范式。
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转瞬已成为历史。中国文化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呈现于21世纪？未来学家在作着种种预测，浪漫主义诗人正在构思自己梦幻般的畅想曲，现实主义不忘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站在哪里，脚步又要迈向何方？站在新世纪伊始的门槛上，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考虑到时代挑战，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的机遇，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主导多元，综合创新。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向。就全世界范围来讲，意识动态领域（包括文化艺术领域）出现多元化景观，很难说有哪一种哲学观、价值观、文化观、艺术观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主导理论。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同意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中国现在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多元化呢？我认为这仅仅是说明了部分特征，不能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向。
主导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方向。历史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整体，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理论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我们所说的主导，具体来讲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去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二是要求我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化现象，去从事理论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多元与多样是有区别的。多样是指同一种性质的文化体系中，可以有多种多样不同的表现形态。如同是儒家学说，既有孔孟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学说，又有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还有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中，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心理学、马克思主义艺术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等不同形态。它们虽然研究的内容、表现的形态不同，但其理论基础则是共同的，都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形式。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基础上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文艺学来讲，我们看到的有：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英伽登的现象学的文学理论；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理论；弗洛伊德、荣格的文学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瑞恰兹和美英“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 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尧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德里达及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及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等。这些不同文学理论派别的倡导者,他们的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美学观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学派的学者们,追求的学术目的又有其共同性,即在探讨和研究文学艺术活动的 特点与规律方面又可以走在一起,取得共识。
在一个多极化世界，某一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中，主导与多元能否统一，多元文化之间能否共存，国内外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Huntington) 教授在1993年发表在《外交》双月刊上的《文明的冲突 ? 》一文中说：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不同的文化。他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对于亨廷顿先生的观点，国际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按照亨廷顿教授的看法，由不同民族和宗教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必然是一个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地区。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林任君博士以新加坡文化发展的成功典型，有力地反驳了亨廷顿的观点。他说，新加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移民是我们的共同历史，世界各民族与各种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资产。由于新加坡是个多元的种族社会，又处于不同文化潮流的要冲，我们有幸继承了世界的四大文明：中国文明、马来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换句话说，“亨廷顿预言会发生冲突的那些文明正在新加坡并存。然而，文明在新加坡小岛范围内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导致冲突，也没有破坏我们国家的团结，相反地，却产生了美好的成果。” 耳闻为虚，眼见是实。1997年春本人经去新加坡实地观察和体验，我深深感受到新加坡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确处理和利用了多元文化的资源。新加坡文化发展和繁荣有两个显着的特征：
第一，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新加坡人清醒地懂得，随着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多媒体的广泛应用和交通的革命，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借鉴和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制度经验。他们强调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不是全盘西化，反对盲目接受西方文化。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一度沦为日本殖民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独立后坚决摈弃了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平庸的、消极的、对青少年有害的成分，而借鉴和吸取了西方文化中有价值有成分，保持和发扬了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性和 独立性。因此，在新加坡出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现象。竞争的观念、民主、自由的观念与透明的法律、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民族文化传统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
第二，主导与多元统一。价值观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在新加坡并存的多元文化中，东方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共识，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力倡以群体利益为重的价值观，批判和抵制西方的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的街道上、地铁中、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和文学作品中，随时可见儒家的一些着名格言。1997年春节期间，新加坡与山东省联合举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孔子成了最受尊敬的中心人物。滨河湾广场在孔子的高大的站立塑像周围,还塑了五个小学生的像,他们分别代表了新加坡存在的五大 价值观。这组群雕具有审美的象征意义,它形象地蕴含着新加坡 文化的主导多元的基本特征。新加坡这种文化发展的模式,、综合创新不仅给我们以启迪，而且也给我们观察中国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中外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在一定时代某个国家存在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平衡的关系，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原因,不同文化之中,往往由于一、二种文化适用于当时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大众的需要,而成为主要的或主导的文化。它之所以成为主导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某些人可以主观杜撰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对此说得很明确，他说：“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 。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 我们说在新的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这首先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从空间来讲,中国的主体即大陆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台湾和香 港、澳门地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澳、台文化的多元性和体现不同性质、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思想体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从时间来讲,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导多元的形态。事实也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体现不同价值趋向不同哲学基础和审美观点的文化理论着作纷纷介绍、翻译到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20世纪西方出现的种种 理论学派几乎都在中国文化舞台上亮了相。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打破了前苏联的僵化模式,清除了形“左”实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影响，开始真正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同时我们又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融合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允许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从一元走向多元，呈现主导多元的态势,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三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主导多元的文化形态，不是一种并行不悖、相互隔绝的静止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发展形态。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即可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对此，英国哈佛大学着名中国学专家杜维明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说：

最近十年国内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中国文化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是一种辐射性的文化，即从渭河流域、黄河流域，开始一点逐渐地向四方扩展开来。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多样性的、多源头的。有齐鲁的，有燕晋的，有荆楚的，有西秦的，这些文化慢慢地汇集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图腾时期，出现了最有象征意义的形象――龙。这个形象在自然物中是找不到的，它是由虎头、蛇身、鱼鳞、鹰爪、羊角等多种动物图腾、所集合起来的一个整合图形，是很多人的想象所汇集成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表明它的源头很多，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是整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我们比较强调汉族在中国文化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实质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集合体，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它特殊的价值，有它特殊的价值趋向。不可否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既是多源头、多侧面的，又是统一的整合体。

杜维明先生还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明中国文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多元的。在公元前六世纪，世界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产生的时代，中国文化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流派。以后在不同朝代，依据社会的需要，而往往以某一学派的思想为主导。大一统的秦代以法家思想为主；汉初出现了“黄老之术”，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玄学时代，则有老、庄、易各种不同的传统。后来，从印度传入佛教，从蒙古输进伊斯兰教，西藏带来喇嘛教，17世纪从西方传入了天主教。这些宗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大。“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趋向来看，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是各种思想互相撞击、融合的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综合的时代。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热合着的《从混沌到有序》中写道：“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理论学派的思想体系，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尽可能地加以综合。在综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综合，只有在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任何文化上的创新都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所继承，有所借鉴，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展。因此，综合不仅在内容上要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体系中的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方法上也要善于吸取不同文化中存在的那些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先进的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和创造新的科学范式，从而引起理论上的革命和文化事业的创新。
综合不是混合和凑合。“我们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并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勉强拼凑起来；综合的过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建设新文化体系的过程。” 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又反对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理论依赖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综合创新，只有紧密结合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才能获得强大的动力，真正走上创新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不断的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种不同文化和各种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既有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一面。它们之间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只有那些适应时代要求和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而又被实践证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那些背离人民的需要、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学说、观点和成分,自然将逐渐被历史所抛弃。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 比较而存在 , 相斗争而发展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 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㈤ 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发展的

1.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规划，加大投入，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认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实保护我们的文化瑰宝。

2.生活化。逐步使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成为日常生活规范。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创造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

3.社会化。使中华文化走入社区和社会，改造和发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风俗礼仪，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保持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和文化传承。

4.教育化。使中华文化成为小学、中学的重要课程。要切实做好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典籍诵读活动。

5.网络化。要把中华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数字、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使网络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㈥ 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如何进行的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亚洲诸国之间便已有陆路和海路彼此相通。当时，重要的陆路有四条：一条是自蓟（今北京，即燕）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半岛；一条是自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这就是着名的“丝绸之路”；一条是自巴蜀出发，经过西南夷，通到今天的缅甸和印度；一条是自南海（今广东广州）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桂平），到达交趾、九真、日南（以上三郡在今越南北部）等地。

由于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发展，更由于航海、造船技术的日益进步，当时的海路交通也很发达。比较明确的航线有两条：一条向东，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勃）海，可达朝鲜半岛，再南绕半岛东行，可达日本（当时，日本称“倭”，分为百余国，最大之国名邪马台国，在今九州）。汉武帝时，已有30余国与汉通使；一条向南，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沿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岛近海南行，可到半岛南部及马来半岛各国。又经今天的马六甲海峡，西过印度洋，可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从汉武帝起，便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并在今新疆一带屯田（汉以后历代政府利用兵士在驻扎的地区种地或者召募农民种地的措施），从而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中国与亚洲诸国，或国土相连，或一衣带水，千百年来，人民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往还，相互学习，相互融注，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谱写出了一页页壮丽篇章。

㈦ 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在中国文化形成与壮大中的作用

文化交流促进了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规则的统一。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现象，突出表现在国际分工日趋精细、国际贸易日益繁盛、国际经济组织作用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加速发展等。经济在全球范围进行活动需要一个统一的、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活动规则。跨地域的大规模经济活动本身就是文化实现交流的巨大载体，而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基本规则，却要依赖于文化完成一个阶段的交流后来健全和巩固，从而便于操作下一次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这说明，经济活动规则是通过文化交流不断磨合，最终达到符合相互利益的文化产物。

文化交流促进了生产力诸要素的配置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以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信息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为先进的载体。人类文明成果借助现代信息平台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传播和交流，全球性的信息共享正在形成。特别是信息网络的发展，为生产力诸要素优化配置需要进行的理论准备，提供了进行讨论和交流的现代化工具，同时使大量优化配置的方法得到推广，极大地节约了全社会的生产成本，避免了资源浪费和重复劳动。

文化交流促进了和谐的社会共生。全球化导致了人种迁移和新的种族分布，人和物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日益活跃。不同人种、不同种族在信仰、习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文化作为决定这些差异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和物的流动也进行着大规模的交流，通过广泛的传播和时间的推移，不同文化间开始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人类视野的不断扩展，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大，逐渐认识到文化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前进的轨迹表明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融合，没有文化融合就没有和谐的社会共生，文化交流是各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全球性的社会共生需要一个和谐的文化环境，只有进行积极的文化交流才能促进和谐的社会共生。

㈧ 中国文化怎样融入世界,在融入世界的过程要注意哪些问题

中国文化应该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世界，同时在融入过程中要注意发挥中国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首先，世界各国有很多人喜爱汉字、古诗词、古代瓷器等中国文化元素，只需要在中国文化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第二，中国文化融入世界的方式要符合新时代的要求，用更多的文学、艺术、电影、视频和互联网作品来打动世界人民，而不是生硬说教。第三，各国文化信仰不同，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不同，在推广过程中不能强求，应顺其自然。综上所述，只要下功夫，中国文化就能融入世界。

㈨ 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首先，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就始终处在发展这一动态上。这一动态的难以把握，在予它的多样性。在众多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中，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依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而彼此有别的众多发展频道：有的快速发展，很早就达到过某一时代的巅峰，而后迅速滑落向无边暗夜；有的曾经存在，踪迹鲜明，却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面“蒸发”；有的屡屡历经挫折、迂回甚至倒退，却百折不回，千年一脉，不断再造辉煌；有的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浮；还有的后来居上，等等。这种动态的多样性，造成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性现象，也给文化交流制作了基本背景。
其次，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都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是一种立体网络式的结构。正因为如此，诸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是立体网络式的。如果对它们仅仅作平面式的认知与理解，人们笔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苍白的，远远不能表现其错综复杂的无比璀璨。按照常规，我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的（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大的范畴，同时要知道它还有众多的、层出不穷的专门范畴。当文明之问发生碰撞，文化之间发生接触，这不同的三大范畴与众多专门范畴的内涵之间，必然发生的交流，显然也呈立体网络状。如果再向纵深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时候，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换的物质（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着丰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问碰撞，其交流的内涵中，亦包含着对物质（器物）文化赖以产生的不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与理解。
第三，它是双向与多向的，而非单向的。在讨论文化交流时，人们一般都注意到它的双向互动。这一认知，比较起那种单向认知的片面性、偏执性、主观性来，自然是大进了一步。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时期，不同文明与文化相遇的时候，其中某一种处在发展较高阶段的文明与文化，可能对另一文化墨高屋建瓴式的倾斜式“文化出超”。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上述这种双向运动时，就会发现，除了上古时期人类社会处在低级的原始的发展状态因而可能发生比较纯粹的双向运动以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典时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双向互动中，早已包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巨更多种文化内涵，因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其实也是一种多向性互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化交流的立体网络模式。
第四，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时，其璀璨辉煌的物质文化出超现象常常令人眼花缭乱。当人们集中注视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现象时，其实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事物往往被掩盖了。发掘并探究这些容易被掩盖的比较陌生的领域，尤具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制度、精神层面，中华民族似乎并非出超大户，相反，却有“文化入超”大户之嫌。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兰教文明流人中华，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国境内一度“寺满百城”，而中国的儒家学说流播的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来新加坡与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又如，即使在物质文化层面，比较起丝绸、瓷器与四大发明这些高级复杂劳动的产品来，在那些比较简单劳动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华民族恐怕也处于“文化入超”之列吧。
内容如此丰富多彩，难以把握的文化交流史，自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这是一场接力赛，垒人类各族人民共同承担的接力赛。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国学人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除了自己要挺身承担，更要不断与国外同行切磋、合作。文化交流史的学研、撰写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这场任重道远的接力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一良师主编、各位师辈学长共同合作的那部专书，就是我们接力赛的前面一棒；我们接过这一棒，努力疾跑，尽自己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这一棒的得失，自本书问世之日起，就已经要请下一棒去评说了。我深信不疑的是，这一永远的接力赛，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那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真实。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文明的朝霞时期，今日中国的边疆居民，便同境外诸族有了相当广泛的文化接触。这些文化接触，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都离不开交通这一媒介，离不开丝绸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丝的骄傲，属于中国。
早在7000年前，居住在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就知道了丝。夏鼐这位权威级的考古学前辈，以他学者的慎重，指出：至迟在殷商时期，即4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丝的秘密。事实上，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丝带、丝线和残绢片等物。经学者鉴定，初步认为，这是蚕丝织物。
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以它的精美享誉世界，历久不衰。
20世纪70年代初，在着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丝织品。一袭纱衣，残长1.28米，重仅49克。
唐代，一位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在广州会见市舶司的官员。透过中国官员的丝质衣服，阿拉伯商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胸痣。正当阿拉伯人惊叹，以为隔着两重丝绸衣服还能看清胸痣时，那位中国官员竞挽起了5件丝质衣服的袖口。
清代，《红楼梦》里讲述了一段趣事。一天，贾母从箱底找出一件丝织品，考问众孙媳孙女，谁能说出这件丝货的名称。无论宝黛还是三春，甚至连见多识广的凤姐，都答不上来，老祖宗骄傲地告诉她们，这还是她做女孩儿时的东西，名叫“软烟罗”。仅仅从那名称，就给人以美的无限遐思。
果然，精美的中国丝织品，从一开始就对欧亚大陆各族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文明与文化的冲击波。

㈩ 如何弘扬中华文化

孔子是一个有道的生命，他承奉天命而来，做一个混沌的暗昧的世间的木铎。他的高尚的人格，使得一群俊伟的青年追随着他失道绝粮，周游四方。他们虽然在现实的功绩上没有世功所建立，但是他们对于人性价值的永恒追求为这个民族奠定了永世的道德理想的方向。孔子未出世，我们只能向往于圣王之统，我们所有的生民，只能在少数圣王的照辐之中过生活，而孔子的出现却为我们确定了每一个生命的主体价值都可以尽其本分的于天地间挺立，这就是孔子所开创的仁教。自孔子之后，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力气完全对准了生命如何超越，如何在现实中表现最高的价值，这样的一种求道的方向。

仁教一旦开出，结果就是每一个后世子孙都可以在自己的份位上尽自己可能的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大家知道财富地位这是身外之物，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是你想求不一定能得的。而成德---生命的价值，是内在生命本质中，是有求便有，是求有益于得也，这是孟子里所说,所以孔子的价值在于,即便我们有很好的机缘，有财富地位权势，堂堂的可以挺立于天地之间，但是我作为一个人，纵使我一个字都不认得，我也可以凭我的良心在天地间尽我的本分，做天地人三才之一。这是孔子的价值。

中华民族由于原初文化的形态没有形成神的设教，而最终形成的是以人性的内在人格的挺立、而完成的尽己生命之所诚、便能够心诚而天下安这样的一个主体道德实现的文化。

一个好的老师,能让他的学生变化气质。而有一个人,有一本书,能让一个民族变化气质,这个人就是孔子,这本书就是《论语》,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种气质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质。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洽生民。国学专家、石雕老总潘守宇常说：千年文官祖,百代帝王师.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2500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2500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上下5000年文化代表非孔子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