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为敦煌文化做出哪些贡献

⑴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近几年，樊锦诗获得过无数崇高的荣誉与奖项，她把所有奖章、证书和奖金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在她心里，自己只是一个“代表”，去把奖给领回来，最终还要还给她用一生守护的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1

30岁那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分娩时医生问她丈夫为何不在身边，告诉她生了个男孩子。樊锦诗平静地说：生个金孩子也没用。

武汉出发风风火火赶到敦煌，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看到孩子的第一面时，已经是孩子出生几天以后了。虽然最需要丈夫陪伴的时候不得不独自面对，樊锦诗仍然感念丈夫：几千公里路程，只靠一个担子带来的鸡蛋，居然一个都没有碎。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这是樊锦诗与丈夫用爱与生命践行的神圣誓言。从25岁到48岁，一生中有23年的时间，樊锦诗身处敦煌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北大同班同学、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工作。直到40多岁，彭金章毅然离开自己创办的石窟考古专业，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商周考古的教学，只为与妻子团聚。

因为对敦煌文化的热爱，樊锦诗大半生都在环境恶劣的敦煌度过。地板上永远布满灰尘，半夜总有一两只老鼠落在枕头上，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樊锦诗都是爬起来掸掸土，再继续睡过去。她是来自江南的大家闺秀，却比任何人都能经得住敦煌风沙的洗礼。当年丈夫第一次到敦煌看望妻子，只是心疼地说了一句：才两年就变土了。

考虑到敦煌艰苦的生活条件，樊锦诗与彭金章的两个孩子有着相似而漂泊的成长轨迹：在敦煌度过童年，到远方的亲戚家求学，长大后再回武汉，回到父亲身边。

分别太久，樊锦诗曾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大姐的一句“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就让她泪流满面，樊锦诗在耄耋之年仍然自称是“不称职的母亲”，从心底感谢儿子们的理解和宽容。

近几年，樊锦诗获得过无数崇高的荣誉与奖项，她把所有奖章、证书和奖金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在她心里，自己只是一个“代表”，去把奖给领回来，最终还要还给她用一生守护的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去年，81岁的樊锦诗先生用10天时间与作家顾春芳对谈，回顾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内容编纂成书，取名为《我心归处是敦煌》。

“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敦煌56年，也就是说命该如此在敦煌。”走在人生边上，有人向樊锦诗请教“幸福的秘诀”，樊锦诗干脆地说：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

文史哲研读间想说，樊锦诗平日里是一位干练坚韧的女性，《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文字讲述却多了一些温柔与沉静。樊锦诗是幸福的，因为家庭的开明，亲人的理解和照顾，让她得意从事一项艰苦卓绝却有富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她的人生也有诸多遗憾，在退休之时丈夫的突然离世，成为了她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

一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敦煌艺术崇高之美，石窟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筚路蓝缕娓娓道来，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艰难又动人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领会中国古老而美好的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2

樊锦诗个人事迹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樊锦诗和雕塑《青春》(2张)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着。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⑵ 樊锦诗事迹概括是怎么样的

樊锦诗事迹概括从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提出多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到“数字敦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具体事迹为：

1、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3、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4、樊锦诗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5、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樊锦诗：我心归处是敦煌

⑶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都保护了哪些重要文物

樊锦诗作为我们国家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他一生的贡献其实就是保护了我们的敦煌莫高窟，并且一直潜心研究我们石窟考古等方面的工作，完成了对于敦煌莫高窟的一些分期断代。他一直致力于带领自己的团队为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修复。

我觉得她对于文物保护以及我们国家多项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的修订都是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因此我觉得她完全有能力，获得我们国家的杰出文物保护者这个称号。而且我认为她也是我们当代青少年所应该要学习的榜样。一直在国家的边远地方坚守，始终以自己保护文物理想艰苦奋斗，始终没有放弃。这也是我们当代年轻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她的精神也应该被现在的年轻人继承。

⑷ 樊锦诗为敦煌做出 哪些贡献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着。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樊锦诗说：“我将高高兴兴地卷铺盖走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啥时候再回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⑸ 樊锦诗感动中国人物

《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播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敦煌女儿”樊锦诗再获殊荣，当选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敦煌叫人着迷，我的心一直在敦煌，要去守护好敦煌，这就是我的命。”樊锦诗说，她用57年的执着和坚守、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的坚定信念，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颁奖词如是说。

(5)樊锦诗为敦煌文化做出哪些贡献扩展阅读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57年来，樊锦诗用爱和生命践行着守护敦煌的神圣誓言，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坚持改革创新，构建“数字敦煌”，开创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

樊锦诗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奋斗了57个春秋，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改革先锋”称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中宣部“最美奋斗者”称号等。

⑹ 此生命定，她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人

1987年，中国的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就是这样一座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宝库，因为经历了动乱，战火，盗贼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废墟。她花费五十多年的时间来保护和修复这座宝库，从青春少发到满头华发，为它的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倾尽了全力。

她就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者、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也被人亲切地称为“ 敦煌的女儿 ”。

樊锦诗是一位出生在北平，成长在上海的瘦弱的姑娘，她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一位大姐了，她和二姐是双生子，父亲希望女孩子饱读诗书，就给姐妹俩分别取名叫“樊锦书”和“樊锦诗”。

名字取自人生八雅中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有书有诗，寄语了父母对孩子的美好期望，不奢望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愿她平静淡然，优雅地过完此生。

却不知小小的樊锦诗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在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体现的淋漓尽致。

中学时期的樊锦诗成绩优异，喜欢看书，尤其喜欢历史，看到历史书中有一段专门写莫高窟的片段。

那莫高窟不仅有着精妙绝伦的壁画，还有引人注目的飞天。壁画上的飞天，有的臂跨花篮；采摘鲜花，有的怀抱琵琶，轻拨银弦，有的彩带飘浮，满天傲游，还有的舒展双臂，翩翩起舞。

樊锦诗被这些美丽的文字所吸引，对敦煌充满了向往，想象着有朝一日亲眼去领略这大美风光。

自身对敦煌的向往，加之受到父亲的影响，高考时便不假思索地报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考古专业。

父亲叫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名工程师，曾在北大做过两年讲师，经常去博物馆看文物展览。

因此她很早便知道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她对考古专业充满了遐想，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不仅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认为这是一个好玩又有趣的职业。

1962年，也就是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宿白先生选择她去敦煌实习，她开心极了，因为书本上那些精美的敦煌图片给她勾画了一个格外美好的世外桃源。

没想到到敦煌一看，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其他各方面都难以尽如人意。

尤其是当地的生活条件。既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房间里也没有卫生设备，对来自大城市的她来说，条件十分艰苦。

由于水土不服加营养不足，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不得已提前结束了实习工作。

毕业后被学校直接分配到了敦煌。当时的她其实是想不明白在敦煌水土不服，为什么还会把自己分配到敦煌呢？

或许是命中注定就做好的选择，也或许是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喜爱敦煌的。

就这样服从了分配，想着报销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开启了她与敦煌的不解之缘。

到了敦煌，跟随常书鸿，段文杰两位老专家学习，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敦煌研究专家。受到老一辈人的精神所感染，看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优渥的生活，扎根在敦煌。

最后就埋在莫高窟的前头，还守望着莫高窟，这份守护的信念也融进她的灵魂里，内心也越来越坚定，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呆着，并且越发得爱上了敦煌。

愿倾尽所有，为敦煌奉献一生。

奉献不是只是喊口号，需要做出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敦煌。

她说到“ 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要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于是她开始了对洞窟断代分期的考古研究，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座洞窟。

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这本书被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称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

这是樊锦诗领衔多年不懈努力的成果。

为了留给后人保护和研究的财富。

敦煌考古于她而言是时间和岁月的积累，是时光的礼物。

就这样她扎根在了敦煌，异地分居了19年后，她的丈夫彭金章先生为她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只因她说“我爱敦煌，我舍不得离开”

所幸，彭金章先生到敦煌后，开启了文物研究工作，甚至也深深地喜欢上了敦煌，他率先勘探清理莫高窟的北区，将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有人问彭金章他和樊锦诗的爱情。彭金章回答：

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就连樊锦诗也说“ 老彭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 ”

“没有他的支撑，这个家可能就散了”

有了彭金章爱的支撑，樊锦诗才能更安心扎根敦煌，才能更好的为敦煌的保护研究做贡献。

董卿在朗读者中曾说“ 敦煌莫高窟它是以一种非常缓慢地但的确是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 。”

而樊锦诗院长正在拼尽全力把这种不可再生，不可永生的文物用一种方式让它永续利用，永久保存。

为了做到永久保存，永久延续，她开启了“数字敦煌”的大门。

事情的由来是源于1908年莫高窟被盗，其中一个法国人叫伯希和，他不是一般的毛贼，他是一个考古学家，他在洞窟里拍了好多照片，从照片里就看见，当时的莫高窟有的地方已经模糊，有的地方已经退化了，有的地方已经脱落了。

樊锦诗想着必须加紧做档案留存下来，那么就是加紧做档案要拍照，但是照片时间放久了要变色，这个档案有用吗？

做着做着就过了十年了，到了八十年代末到北京出差，有朋友知道她在关注这个科技保护，并且带樊锦诗去看电脑，说“图像只要变成数字，它就永远不变了。”

说干就干，她自此开启了“数字敦煌”的大门。

甘于做冷板凳，守得住初心，耐得住寂寞，不怕困难，一遍遍的努力，尝试 。

就这样又过了十年，到了九十年代末，通过跟国外合作，就洞窟里铺轨道，《五台山图》十三米多长，三米多高，四十多平米，用六千多张这样的照片拼接出来，一点都不能变形，

这样呢数字敦煌也保存下来了，达到了初步的效果。

这个项目初期遭到很多人反对，因为耗资巨大，且效果还未可知。

但樊锦诗从未犹豫，力排众议，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一切，

她希望子孙后代也能和她一样享受到敦煌莫高窟这个绝美的艺术宝库。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

就这样，她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敦煌，了解敦煌，亲近敦煌。

故宫院长单霁翔曾说“ 文物是有尊严的，它不愿呆着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悄然流逝，它渴望被人看见，渴望活起来 。

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促进保护和利用均衡发展，让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经过我们的时代，经过我们的城市，能够把它真实完整地传给我们子孙后代。”

这一切，樊锦诗做到了，她把敦煌莫高窟送到了世人面前，甚至是送到了未来。

她成功地延续了敦煌。

着名作家冯骥才曾这样评价莫高窟： 历史是未来最忠实的伴侣，这条曾经跨州际的最古老的丝路，不会只躺在这荒漠上被人遗忘，它必定还在地球上所有人对未来的企望与信念中。如果你静下来心，一定能从莫高窟五彩缤纷的窟壁上听到历史留下的雄浑凝重的回响。

它一定是人类的敦煌，它必定是永远的敦煌。

假如没有樊锦诗五十多年如一日的坚守，莫高窟的发展之路还处于一片迷雾之中。

它就像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波澜壮阔，身上充满了被历史洪流消融的痕迹 。

樊锦诗五十多年来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莫高窟的“申遗”及“数字敦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永远保存，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她付出了最实在的努力，最刻苦的坚守，花光了所有的勇气，改变了历史，创造了奇迹，感动了全中国。

在2019年感动中国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灯。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真不愧是敦煌命定的守护人，敦煌的女儿。

—end

你好，我是艾莉呀，很高兴认识你

愿你在余生有勇气也有想象力，还能赚点钱

2020年9月11日旧文，修改于9月15日

天气阴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