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academic culture是什么
academic culture 学院文化
❷ 谁懂得中国古代学术文化
对啊，问题比较笼统，给你提个思路啊，比如可以讲四书五经啊，将孔子孟子他们的学术思想，讲他为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可以讲儒、道文化，这里给你讲讲“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学术文化。给你抛砖引玉 汉武帝独尊儒术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传说中的黄帝和春秋时的老子）道家思想。西汉王朝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从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出发，针对秦朝的残暴统治而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西汉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儒家对秦朝暴虐统治的批评，赞成儒家倡导的仁政。刘邦最初十分鄙视儒生，认为儒学烦琐而迂阔。但是后来他也笼络了一批有才干的儒生，如郦食其、随何等人，利用他们为自己争夺天下效力。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又令儒生叔孙通制订了一套君臣礼仪，从礼制方面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和威严，刘邦高兴地说：“今天我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滋味！”这时谋士陆贾也向刘邦指出：“当初秦朝统一天下后，若能够推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您还能有今天吗！”他告诫刘邦说，汉家天下可以通过“马上”（指武力）得之，但不能依靠“马上”来治理！陆贾的意见受到刘邦的极大重视。于是陆贾从儒家思想出发，全面总结了秦失天下、汉得天下以及古代兴亡成败的原因，前后共着成论文十二篇。陆贾的论文每上奏一篇，都博得刘邦的赞许。刘邦在死前的一年，甚至用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备的祭礼）隆重地祭祀了孔子。
以后汉文帝时，儒家学者贾谊也多次强调，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为了消除暴秦的影响，他建议改正历法、变易服色制度，重定官名，提倡礼乐，并且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以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汉景帝时，研治儒学的晁错又提出一系列固国安邦的建议，其中包括鼓励向北边移民以抵御匈奴的骚扰和利用诸侯王的过错削弱各王国实力的“削藩之策”等等。我们看到，这些儒家学者们所鼓吹的儒术和政治主张已经同先秦时的儒家思想有很大不同了。他们往往是从儒家的仁义观点出发，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所变通，因此能够被西汉统治者所接受。西汉前期，由于统治者最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面对地方诸侯王国势力的增长而无所作为，使诸侯王国的势力得以恶性膨胀，造成干弱枝强的局面，这就最终酿成了景帝三年（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乱终于被平定了，它促使统治者认识到，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寻求更有效的理论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这时法家的暴力统治已被秦末农民起义所否定，黄老的“无为”思想也表现出十分软弱无力，于是封建统治者就把这时的儒家学说当作得力的思想武器，利用它宣扬的“君权神授”、“大一统”等思想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这就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根本原因。儒家被尊奉到唯我独尊的地位上，不仅适应汉武帝个人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统治特点，而且也符合加强中央集权的社会需要，因此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汉武帝实行的“独尊儒术”，实际上还是以法治相配合，儒法兼施，也就是对被统治者并用安抚与镇压两手。所以后来汉宣帝斥责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这充分说明，西汉统治者所谓的独尊儒术，也只是取其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部分。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使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家都赞成统一，把分裂看成是暂时的，这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有积极影响的。同时，儒家的许多观点，如讲仁义、谦让，讲孝道、讲信用等也逐渐形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了。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着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着：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❸ 什么是学术文化的下移
本来学术文化（学问）只有贵族阶级才能接触得到，但是随着社会格局的改变，新贵族的产生，地主阶级逐步替代奴隶主阶级，手工业者通过资产积累形成资产商人，慢慢的“新贵族”越来越多，而且每个人都有成为贵族的可能（相较原本的只有贵族血缘才能成为贵族来说）于是接触到“学问”的人越来越多，而除了“新贵族”以外，平民也有接触“学问”的机会，这就叫做学术文化下移
❹ 英国留学生学术文化是什么样的
一、英国学术文化
出国留学，或许同学得花点时间来适应英国的学习生活。根据学科、学习阶段和学院类型的不同，学术文化和期望也会随之改变。然而，还是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值得同学注意：
1、学生经常独立工作，大多数时间是靠自己来完成学习的。
2、对于学生而言，培养批判性判断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同学要能判断一个论证是否正确和充分。
3、学习很多事实数据在某些学科是很重要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性的思维更加重要。
二、对学术文化了解之后，那接下来就需要知道课程的要求是什么知道满足课程要求的要素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寻找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同学也许能对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当写论文或作业的时候，应该花多久时间?
2、手头的任务是用来评估的还是只用于练习的?
3、手头的任务和测试在同学的学科成绩中占多大的比例?
4、同学必须要下多少工夫，以及同学要在某个课程达到怎样的高度?
大多数信息同学都能在课本的指南里找到，它能成为同学学习这门课程的一个有效的参考。
❺ 文化学术包括哪些方面
广义上的文化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
拓展：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中国古代国学包括经、史、子、集等内容。现“国学”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❻ 什么是国学文化
“国学”文化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冲击，日本学界发出了提倡“国学”的呼声。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商议，想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并于次年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当时旅居日本的章太炎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
将国学看成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主要是章太炎和邓实提出来的。显然这种意义的“国学”就是“中国学”，是针对“外国学”而提出的，“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定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已为大众所普遍接受。
“国学”如果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可分为六类：六艺(六经)、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中医)。如果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可分为四类：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如果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中医学、古代科学等。按照学术流派来说，主要有儒学、道学、佛学以及中医学等。不能把国学仅仅看成是儒学。
从传统分类看，经典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经典，是中国原创精神的主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源头。被称为当代圣人的马一浮就说过：“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他说的六艺是大六艺，也就是六经。古文经学派按时间先后排序，将《易经》排在六经的第一位。另一位当代圣人熊十力则出佛人儒，最后归宗于大易。
一源三流：国学的基本结构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是“一源三流”，如同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一样。中华大地的源头在青藏高原，在玉树，从这里流出三条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中华文化的源头是“易”，三流是儒、道、禅。
为什么《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因为《易》在六经中起源最早。传说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伏羲就创作了八卦。目前最早的一个八卦图案是2006年5月在河南淮阳发现的，是离卦，刻在一个黑陶纺轮上，距今四千五百年。八卦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先有八卦，后有《易经》。
《周易》经文(易经)学术界已认定为西周初年所作，传文(易传)为战国时期所作，从汉代开始历代都有解“易”之作(易学)。《易经》、《易传》、“易学”不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阶段，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周易》成书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
《易经》这本书，是世界四大元典之一。世界四大元典分别代表了四大文化：《圣经》是西方文化第一经典，《吠陀经》是印度文化第一经典，《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化第一经典，而《易经》作为东方文化的第一经典，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日本、韩国这些东方民族所尊崇的。韩国国旗就是太极八卦;日本民族叫大和民族，“大和”就是取自于《周易》：“保和大和，乃利贞”，日本的国教叫神道教，取自于《周易》“神道设教”。如果将世界文化分为东西方文化的话，那么西方文化可以用《圣经》来代表，东方文化可以用《易经》来代表。
距今3000年左右(西周前期)成书的《周易》经文过了500年之后导源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及其他诸子百家，也影响了中国化的佛家。从学术源流看，孔子弘扬了《周易》干卦精神，老子弘扬了《周易》坤卦精神。《周易》不仅是人类轴心时代唯一一本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经典，而且是唯一一本书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儒家将《周易》奉为五经之首，道家将《周易》奉为三玄之一。
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前后，从古印度传来了佛教，它是从三条道路传来的——南传、藏传、汉传。此后，佛教就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到隋唐朝时代，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八个宗派，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禅宗。我们绝不能说佛家源于《易经》，但禅宗则受到《易经》的影响，我认为禅宗就是印度大乘佛教与中国三玄(易、老、庄)结合的产物。
“一源三流”可分解为八个字：易为主干，三教互补。我做了一副对联：“易贯儒道禅，道统天地人”。其中“儒道禅”的“道”是道家、道教;而“道统天地人”的“道”则是“大易之道”。这个“大易之道”不仅深深影响了儒家、道家和中国化佛家，而且影响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如果加上中医，这副对联就是“易贯儒道禅医，道统天地人心”。所以说，中华文化表面上分出这么多家，实际上是互补的，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
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易经》用源头的那一泓清泉，聚成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水，汇成了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大易之道”构成中华文明的主线和中华文化的支点。
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词汇的出现很早，从《周礼》开始，“国学”一直指的是国立学校。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在晚唐时称“白鹿洞国学”。这明显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
现代“国学”概念出现的最早文献则是在1902年。变法失败后，当时同处湖南的梁启超和黄遵宪，一个被迫远走东洋，一个被革职永不续用后回梅县老家。1902年，黄收到梁启超从日本来的信，梁提出要办《国学报》，黄回信表示反对，认为此时办《国学报》还不是时候。
“注意，这时黄梁通信提到的’国学’，指的就不是国立学校，而是学术的概念。张之洞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旧学’还是’中学’，说的都是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千年传承下来的’学问’。”刘梦溪提醒大家。
第一次对国学概念做分梳的是胡适。1923年，北大国学门创办《国学季刊》，在发刊词中，胡适把“国学”定义为“国故学”的简称，直接来源于章太炎先生之《国故论衡》。而章先生之“国故学”，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制度、人物、风俗和文学、艺术等，几乎中国古代的所有东西都被包括在“国故”之中。
但这个定义并未被学术界采纳，后面的一二十年中，很少看到有学者把国学解释为“国故学”的，而国故这个词，后来也很少有人使用。大家都把国学当成“中国固有学术”，即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
爬梳“国学”理路后，刘梦溪反戈一问：“如果国学只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国学跟中国的普通民众有什么关系?如果中国的国学跟老百姓都没有关系，那算什么国学呢?那是专家之学。”
然而，在刘梦溪看来，真正给国学赋予准确而富有生命力之定义的，当属“国学研究会”之“主讲大师”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将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之学”。正如马先生所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除了学理内涵的恰切之外，最关键的是，以此定义国学，不仅可以激浊扬清，厘清打着“国学”旗号，糟粕混杂之术士杂学;而且在教育领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有助于“国学”学科的课程设置，更能将儒家最醇正之思想精华播撒至普通民众之心田。
可见，刘梦溪先生认为，传统文化与国学最重要之区别，在于传统文化包容更广，儒释道各家全算;而国学则应单指“六艺之学”。
新儒家之旧途径
张之洞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旧学或新学，中学或西学，“国学”概念与精神就在这先贤的争论中越辩越明。马一浮先生亦曾留洋，通读过《资本论》，最后依然尽其一生研究本土之学问，终成一代学宗。章太炎、胡适之、陈寅恪等亦是以国学为根基，扎实之后才旁览西学，故能得其腠理，为我所用。也许国学之根本重要地位正如刘梦溪先生研究的另一学人——陈寅恪先生所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传统文化在生命当中生成智慧
人刚生下来是一张白纸，随着成长，开始物质积累和精神积累。人们更看重的是由简到繁的物质的积累。但实际上，精神积累也很重要，我更看重的是由繁入简的精神积累，因为大道至简。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也未知。那么要想使自己的生命实现一种智慧的升华，能留点东西在世间的话，就要达到大道至简的境界，这是传统文化能给到我们的。我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没有悟道之前经历很多挫折，第二阶段，开始进入道的境界之后很多事情就水到渠成。将传统文化和当下结合，开始传道，我想是祖先对我的荫护，我开始做符合天道的事情，所有困难都能解开。
❼ 简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着，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着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着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着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