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西方文化史

1.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意思是耕作土地（故园艺学在英语为Horticulture），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由此可见，文化的覆盖面极为广泛，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又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中西方言谈的差异
在中国，对别人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是有教养、有礼貌的表现。但对西方人的健康表示关心，就不能按中国的传统方式了。一个中国学生得知其美籍教师生病后，会关切地说“you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你应该到医院看看）。”不料，这句体贴的话反而使这位教师很不高兴。因为在这位教师看来，有病看医生这种简单的事情连小孩都知道，用不着任何人来指教。如果就某种小事给人以忠告，那显然是对其能力的怀疑，从而大大伤害其自尊心。中国人在饭桌上的热情好客经常被西方人误解为不文明的行为。因西方人认为：客人吃多吃少完全由自己决定，用不着主人为他加菜添酒，而且饮食过量是极不体面的事情，因此客人吃饭后，主人不必劝他再吃。一位美国客人看到中国主人不断地给他夹菜很不安，事后他抱怨说“主人把我当猪一样看待。” 中国人路遇熟人时，往往会无所顾忌地说：“啊呀，老兄，你近来又发福了！”或者以关切的口吻说：“老兄，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啊！”而西方人若听你说“you are fat（你胖了）”或“you are so thin（你又瘦了)”, 即使比较熟悉，也会感到尴尬和难以作答。
二、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
1.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2. 怎样对待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尊重人、尊重人的权利的人文主
义传统，在西方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文化并无高低之分，差异也并非无沟通之法。对待文化，正确的态度是持
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需要共同学习和包容，而不是封闭和诋毁

3. 如何看待西方历史文化

一，“西方”和“西方文明”的概论

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许多新词汇，大多与两个人相关，一个是严复，一个就是梁启超。如果说严复创造的许多新词汇后来还基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话，那么，梁启超在清朝末期创造出的许多新词汇，语义则往往是飘忽不确定的。梁启超早在30岁之前就因为参与变法运动而闻名中外，他当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召感力是十分大的。但是，他这样的年纪，常常使他自我把握不准一些词汇的语义内涵，这，可以通过他的许多着作看得很清楚，大概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通过梁启超的创造而后来在中国社会中广泛流行的许多新词汇，曾经给中国思想文化界造成过许多麻烦，这一点，现在的人们应该高度注意到。
“西方”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本是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并不指国家文明文化。19世纪末期，张之洞等人将欧洲地区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称之为“西学”，大意是指“西边国家的文化”的意思。
1896年，23岁的梁启超开始在《时务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时评《变法通议》，当时，他将我们现在所说的欧洲定名为“泰西”，“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但是，他又在该文中说：“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同上），他这里说的“西方”，同样是指的欧洲国家的意思，这样，“泰西”和“西方”的指意就重复了。后来，人们在传播梁启超思想的时候，慢慢的约定俗成，就将“西方”指意成为了“欧美国家文明”。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从文明文化角度所说的“西方”，是由梁启超最先创造的。
也许令许多人所想不到的是，现在中国文化人经常挂在嘴里的“西方文明”，无论在中国词典里还是外国词典里，都是没有的，这个组合词汇至今尚还“年轻”！
我们中国人现在常常说的“西方文明”，主要产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与当时中国留学日本的人员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人物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影响相关。日本的“文明（ぶんみぃ）”一词，是直接从中国《易经》里取出来的汉字，仿汉语发音，意思也与中国易经中说的“文明”涵义相近。但是，中国历史上很少使用“文明”一词，而福泽谕吉在他的着作中使用的“文明”一词，则主要是指与一种文化相应的历史社会形态，当时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将“文明”词汇引入进了中国，这真可谓是“出口转内销”。之所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热衷于谈论“西方文明”，这和当时社会上的文化人普遍关注和比较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文明文化的异同性质问题直接相关。但是，当时人们常说的“西方文明”，却与西语中的occident（欧美国家）还不是一回事情，却与外国人说的hesperiacivilization（西方的文明，意指希腊语境中的“罗马社会，此语境产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代）很相似。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崇拜西方的中国人接受了一些妄自尊大的西方学者的思想价值观，所以，他们往往认为“西方文明”这个词汇指意着人类的“先进文明文化”内涵，这就如同德国哈拉尔德•米勒说的那样：什么是“西方文明”？对于一些具有冷战思维的西方人来说，这个答案是清楚的，“‘西方文明’的特征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人权、市场经济、现代化技术、典型的民主制度、公民权。‘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是文化的多元性、政教分离、自由和宽容。……但是，现代所谓标准的西方民族国家，原先其实也是个人化的武力垄断，直到后来才变成现行的民主政体。”（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文明是谁—从“西方文明”的起源说起》 新华出版社）。这就是说，将“西方文明”指意成为“先进、政教分离、民主、人权、现代化技术”等这样的概念，这纯粹是一些具有典型的冷战和霸权思想的西方人的思想，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文化”的概念，这，是今人所应该弄清楚的！
英国的罗素是个大智慧者，他曾经于1920年来中国讲学一年，1922年，他在他的《中国的问题》中曾经对西方文明的性质有个很准确的概论，他说：“西欧和美国实际上带有类似的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可以追溯其三个来源：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及其伦理；3，现代工业主义——它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成果。”（《罗素文集•东西方文明比较》 改革出版社）。罗素这里说的“西欧和美国”，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说的“西方文明”。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社会中的学者的严谨看法，还是我们中国人从文明文化学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明”这个概念，“西方文明”都应该是指意着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形态，而不是指意着其他。
那么，为什么罗素会将西欧和美国单独列出来作为一个文明文化概念和范畴呢？罗素为什么又会将西方文明的来源说成为是希腊文化、犹太宗教及伦理、工业主义这三者呢？这是因为：
1，历史上，欧洲是个荒蛮之地，即使是现在欧洲地区的考古也无情证明了这点。这就是说，欧洲文明，其中当然也包括罗素所说的“西方文明”（即西欧和美国的文明），其源头直接和欧洲蛮族文明相关，却与希腊和罗马文明没有直接关系。罗素之所以在1922年的文章中将西方文明与希腊文明相联系，当然不是他个人的臆造，而这是自17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学家们所共同的一种认可，因为，在这些历史学者说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欧人曾经通过阿拉伯文明和基督教教会而继承了希腊文明中的一些文化传统，所以，17世纪以后，西欧知识分子开始普遍将自己的文明和希腊文化联系了起来，而之前，西欧人从不认为自己与希腊文化有什么联系。但是，这里不能不指出一个事实，欧洲历史上，真正大量继承了希腊文化的，不是西欧文明（西欧文明是在西罗马帝国的版图上建立起来的），而应该是“拜占廷文明”，既公元2世纪到5世纪时代的东罗马帝国的遗留文明，既现在的东欧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国家文明的前身。
另外，在历史上，西方文明与当年的西罗马帝国有一定的联系，而罗马文明的源头，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分析法，则是来自于希腊文化。但是，希腊文化则不属于欧洲文化，而是应该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维尔•杜仑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叙述之所以从东方开始，不仅仅因为亚洲是我们已知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而且还因为它奠定了希腊与罗马文明的背景和基础，一个叫亨利•梅因爵士的人错误地认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根源，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大多数的发明，我们的经济与政治组织，我们的科学与文学，我们的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于埃及和东方。”（维尔•杜仑：《东方的文明•前言》 青海人民出版社）。由此可见，如此溯源下去，西方文明主要与欧洲蛮族文明有关系，也与罗马文明有一定关系，而罗马文明又与希腊文化有一定关系，希腊文化则又来自于东方埃及。这样的历史衍化次序，我们是应该搞清楚的；
2，西方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西部本土上的蛮族文明形态，就是由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说的“他们的全部生活只有狩猎和追逐战争”（《高卢战记》 P142 商务印书馆）的日尔曼人所创造的文明。这些蛮族文明形态在罗马时代尚处于被罗马政权的统治和压制中，但是，到了公元1世纪以后，这些蛮族便不断骚扰已经衰败的罗马人占领区域，公元5世纪，他们在部族首领克洛维的带领下占领了罗马人的土地，建立了覆盖西部欧洲的法兰克帝国。按照20世纪英国汤因比对世界历史文明的划分，这个法兰克帝国，才真正算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直接源头，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在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的法兰克人灭亡以后才真正算起的。而法兰克文明之所以后来能够逐步发展壮大，并演化出了今天西方的各民族国家社会形态，则又直接与克洛维在公元496年带领自己的士兵和部落集体皈依了基督教相关。克洛维建立的法兰克政权皈依基督教以后，法兰克军事政权开始与基督教文化相结合，并逐步接受了基督教的文化同化，从而将西方文明引入到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这样的政教合一政权在西欧历史上维持了1100年之久，一直到了16世纪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西方文明才开始逐步走出政教合一时代。而西方文明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文明形态，按照现在世界上的历史学家的共同认可，则应该是从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算起的。这就是说。西方现代意义上国家文明，至今仅有220年时间；
近代以来，许多西方人出于对西方科学和西方现代民主政体的褒奖，他们习惯将欧洲中世纪描绘成为十分黑暗的时代，这样的理念对中国人的影响特别大，但是，事实上是，真正的西方文明，恰好孕育于这个所谓的黑暗中世纪，否则，西方文明还将在“狩猎和追逐战争”的历史恶性循环中不能够自拔和进化。公元8世纪的后期至9世纪初期，法兰克的政教合一帝国在查理大帝时期进入极盛时代，这个查理王朝直接奠基了现在西欧各民族国家形态的诞生。这就是说，西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起源，是西欧历史上的基督教文化。细心的读者们应该注意到，当今世界上所有描述西方历史的书籍，特别是西方人自己着作的的历史书籍和思想史，几乎都是将西方文明和基督教历史混合起来讲述的，就是因为该历史原因所致。因此，一向缺乏宗教文化历史知识素养的中国人在阅读西方历史的时候，应该高度警惕自己的历史知识习惯，不要使用中国历史上的世俗历史文明观去看待西方的历史，这就是说，我们看待西方的历史，一定要将西方的历史和西方的基督教历史混合起来进行考察，如果不这样，我们将很难看清楚西方文明文化的本质
3，没有基督教文化，就没有西方文明。但是，基督教文化的最早起源，的确与犹太教有相当关系，所以，西方文明中的文化内涵，有犹太教成分。罗素当年之所以将西方文明的起源之一说成为是犹太教，而不是说成为是基督教，这可能与两方面原因相关，一是他希望将西方文明的源头追溯得更远一点，二是他可能是在回避当时名声不太好的基督教；罗素写作《中国的问题》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正在全国发起一场“非基督教化运动”，即使在西方，当时的基督教也以阻挡科学和民主的名声而口碑不好，所以，罗素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回避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问题。
4，工业主义，也就是以物理学和数学为基础规范的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以科技商业发展为主导动力的工业社会，的确主要发源于西欧地区，而不是最早产生在其他地方，所以，罗素将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强调成“工业主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纵观欧亚大陆，就可以发现，现在人们常说的中华文明（注：我认为西方近代学者从自己宗教文化习惯角度，去将中国历史文明文化看成为是单纯的儒家文明，这显然是一种历史误会，所以，我在这里将中国历史上的文明称之为“中华文明”，这个“中华文明”包含了中国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共同创造的文明文化内涵），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几乎是从东到西的一字线的排列。古印度文明中产生的佛教文化，现在已经基本上在其本土上消灭了（注，20世纪以来，印度本土的少数人开始复兴佛教，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至今为止，印度的佛教发展并不顺利，教徒至今甚少，我认为，今后，佛教在印度大规模的复兴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佛教文化的主体已经转移到中华文明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中的汉传佛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而一直具有扩张性质的西方文明则因为伊斯兰文明的阻隔，他们始终没有从陆地上进入东部亚洲的中国，一直到了近代，他们才从海上将自己的基督教和经济及其政治军事力量扩张到了东部亚洲地区。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本土上的最大一次扩张行为，就当属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了。

4. 对于西方文化，你是怎么看待它的

西方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西方文化为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的阶段，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成分，也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动力。但是，从辩证角度来看，西方文化中的不少缺点，也构成了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因此，我们国人必须从正反两方面看待西方文化，既不应对它盲目崇拜，也不应无视它的存在。我们应当借鉴包含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摈弃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来充实自己的文明体系，更稳健地走好自己的路。

在人类文明进入新阶段后，西方文化的缺陷显得更为明显。新冠疫情爆发后，西方文化的自由散漫、利己孤立等因素，给西方国家的防疫带来了重大的困难，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了典型的反面教材。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充分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充实自己的文明体系，并以西方的教训为例子，避免走西方文明走过的弯路。因此，我们不宜对西方文化过度崇拜，更要保持好自己的文化自信。

5. 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问题，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实

一、现代化意识的曲折显现——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它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响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 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获得成功的，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丢弃自己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设“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打败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失误，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西化”论的主流思潮并非“全盘西化”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伦。“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氏这种除旧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比较，有许多观点是吻合的。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仍一直占居上风。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毫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以毫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他写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所说“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对此胡适加以发挥，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化化观点（《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在十余年内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西化”论到“中西互补”论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思想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在“五四”前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论战中，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展开的论战，是后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近代中国涌现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问题，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使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全新的复杂形势。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梁启超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观点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思潮。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化问题的一部论着，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在“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观论战的新争论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长期被人遗忘的书，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杨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地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着作。此书通篇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概括。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等，提出了新解释。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才能引起生产力的大变动，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这里所通俗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着。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必须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并不始于梁漱溟，在梁启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严复的后期言论也露此端倪，孙中山更是一贯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说：孙氏“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计划”中，讲完总的建设计划之后，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他打了一个比喻，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从欧洲绕道极远而到美洲，而现在则可采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径”。他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学习欧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来鼓励国人的现代化的斗志。在这方面，他显然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但孙中山以为中国对于外国的长处只要能够“迎头去学，十年过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很显然，这一估计失误是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对于旧体制改造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过去审视3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局限在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框架之中，这里扩大视角，提出探索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形成问题。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如有所谓“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适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征文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运用的正式开端。这次征文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四省丧失的背景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个方式的步骤。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等人。征文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论述深浅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即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大体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认为应采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或以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形式、统制经济、节制资本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约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对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讲步。 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是当时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尽是浮词和同语反复，空洞无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无论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经抛出，就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这是继“五四”前后那场大争论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20年代有过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这场论战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对立面、观点最激烈的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指明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因此实际上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与发展，于是对十教授宣言的评论也引起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的评论。 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 在这里，有一学术公案必须予以澄清。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有人根据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偶尔使用“全盘西化”一词，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事情是这样的：在讨论开展之初，陈序经或别的论战者都没有把胡适归入全盘西化派，而是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这是有案可查的。胡适由于被人说成是折衷论者，就在陈序经逼他明确表态之后，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这一声明为全盘西化论大为张目，一时群起而攻之。胡适察觉到“全盘”一词不妥，于是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用字的疏忽”，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推崇简直是五体投地，甚至否认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只能说胡适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决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 胡适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于他持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其基础是他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胡适认为，在多种文化冲突中进行自我调整，绝不能采取折衷态度。因为旧文化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编辑后记》）。胡适的这种独特的西化理论，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我认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的“涵化”理论。拼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倡导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不管怎样，这一激进文化革命观决没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这一点，在胡适对中国本位文化观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有明确的表白。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西方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些观点，胡适几年前就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阐明过。如果认为胡适为了政治上倒向国民党而修改自己的观点以与十教授调和，那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概念：中国思想界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观的讨论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前进了一大步，学院习气也要少得多。在几个月中就留下大约150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种观点都自由地畅抒己见，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非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民族资本主义性的文化即三民主义的文化，也有主张介绍社会主义文化的，但这场大争论仍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动向。 一、在这场争论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可见其立论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盘西化最终也仍要折衷和妥协，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观点（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胡适也在讨论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盘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解释为“全盘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来“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这可视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修正观点（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但总的说来，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这个昙花一现的口号，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辩论的双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观，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胡适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执迷态度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农业经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三、“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两极对立，在讨论中逐步接近，或者说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一是要彻底检讨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这叫作“认识自己工作”；二是须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欧美文化的本质，这叫作“认识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这叫作“比较认识工作”（刘jié＠①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这较之东西文化讨论时的泛泛空论，有明显的进步。 四、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在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与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概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引起哲学家讨论的兴趣。冯友兰曾指出“西化”改为“现代化”是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

6. 如何对待西方文化

1，不迷信，不媚外。
2，不排斥，不贬斥。
3，学其长，改其短。
4，重创新，勿照搬。
5，采众长，创独家。
6，广胸怀，耀中华。

7. 一般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文化

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互补是我们常谈的话题，时到今日，在文化差异后面所反映的历史，经济，观念上的变革已是日新月异，下面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是义利关系问题。

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种文化意识.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这种重礼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从侵华战争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为不虚伪,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东方的绝大多数而言的。在东方比如中国人的生活中，谦让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对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

第二，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

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比如中医和西医，中医强调的是整体，西医不一样，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它重视整体中的局部。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差异还表现在交往中，比如在很多报导中，一为中国人到西方人家吃饭，当主人问今天吃中餐还是西餐时，客人很客气的说道：“随便。”“客随主便。”西方人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他们说一听到这个词就头疼，不知道怎么弄好，不好操作。我们思维方式深处，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是对主人的尊重，可西方人不这样看，这就是区别。反过来看看，欧洲人到中国来，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他一定不会说“随便”，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

第四，是东西方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

在很多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是的，西方人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一定看不得懂，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中国人细腻含蓄的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无想象，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时的家法等一切束缚主义的思想。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诸多方面，但简单加以概括其实并不复杂：反映到思维方式上是抽象和具象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中国人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比如把法语单词和中文文字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中国文字造词多注重形象，而法文里更多地考虑第三是对象的实用价值。象中文里的名片，法文里直译就是访问用的卡片，而航空母舰在法文里叫载飞机的军舰等等，都是从实际用途出发来造词的，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但是，差异带来的并不总是分歧，它恰恰给文化艺术大师们留下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如能从中找到一个准确的结合点，那不仅会给两个民族，而且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更具包涵意义的和谐与美丽，

中西方的文化有着很多的差异，也存在着很多分歧，其中的很多习俗也产生了很多笑话。但是，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点就是这些都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这些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这是客观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必将引起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丢掉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让我们共同来维护各种文化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定，东西方的文化互相促进，互相学习，这样，我相信，人类的文化历程会走得更好。

语文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语文是文化的载体，词汇是文化信息的浓缩，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直接反映着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弦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我国的群体性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中国人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英美国家，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生活。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在不相同。如lo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等。“老张”，“老王”，透着尊敬和亲热，“张老”“王老”更是尊崇有加。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的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英美人忌讳莫深的fat一词，见人说fat会令人沮丧不快而且反感。说到fat meat（肥肉）多半会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该扔掉的废物。而中国人见了小孩子说“胖嘟嘟”“胖乎乎”，表示对孩子的喜爱，对成年男子说fat有“发福”之义，对成年女子讲fat有“丰满”之义，都有赞美恭维之意。日常生活工作中，也经常听到人们说某种东西是块“肥肉”或某差使是个“肥缺”的话语，言下之意是不可多得的东西或是求之不得的位置。中国人不但不讨厌fat，而且对其赞美有加。

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影，看法大相径庭。中国人蔑视狗，因而有“走狗”“狗腿子”“狗东西”“赖皮狗”“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说法。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则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如aluckdog（幸运儿），love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8. 试用辩证的否定观谈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走两条道路。

1. 泓扬传统文化。那该怎样泓扬传统文化呢？八荣八耻就是在泓扬传统优秀文化。传统文化是需要发展的，没有发展文化就会停滞，就会灭亡。土地和文化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消亡了就不会再兴起。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复兴了没有？消亡了就消亡了，神灵是不会保佑哪种文化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首先要从各方面消除国人崇洋媚外的意识，崇洋媚外不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它深刻暴露了中华文明面临的危机。上次叫嚣取消中医的事就非常典型。中医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医学这个领域发生的激烈碰撞，并不是偶然的。在中医走向世界却在本国慢慢凋零的同时，西医又为什么一定对中医赶尽杀绝呢？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中医无效。当你的孩子从小习惯了西医治疗后，他能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吗？之后开展新儒家运动，这是件好事，但不要走入岐途。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儒家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更不是唯一。古为今用，并不是要我们弯曲历史，而是不要重蹈履辙。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才是正确的态度。最让人欣喜的是，新儒家运动、儿童读经运动是民间自发兴起的，这表明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回归。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对港台网络语言对文化的毒化不可轻视。网络语言总在不断更新，如果任由语言毒瘤横行，我们不必等到被英语打败，自我毁灭就够了。

2.国人要正确对待，吸收西方文化。中国要合理融入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西方文化中还有大量属于自然科学内容的东西。这种自然科学内容方面的西方文化，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当然必须努力学习和吸收。不融入世界，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但一味强调融入世界的共性，却不强调本国民族文化的个性，是极其危险的。所以在融入世界，在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保持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端正国人的文化思想，让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文化价值观，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家而言究竟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根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我们在接受洋文化时不能舍本逐末，让我们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我们手里旁落他家。振兴民族文化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所在。但我相信对于我们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里，在汉文化根深蒂固的思想里，外民族文化只会让我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中国文化一定会更加繁荣。

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 我们难免会有误区。为此，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首先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现实的发展可以割裂和历史的联系，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二是复古主义，片面台高传统文化，用传统的价值观点来看待、衡量、评价现实的实际，否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本质的区别。对待外来文化也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闭关自守，绝对的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对体现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畏之如虎，这实际上是不思变革，抱残守缺。 二是全盘西化，一方面把现代化等与西方化，另一方面把现代化和中国固有文化对立起来，因而把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西画文化的移植于我们民族的过程。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其错误的东西，继承其积极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对待外来文化，应该有鉴别的，有选择的学习，努力走出一条既能体现现代世界文明水准又能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9. 如何辩证看待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特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科学理性精神、民主法治精神、竞争意识等。

中西文化区别：

1.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天人互应、天地人为一体,强调中庸,强调人和自然的和睦共处。而西方文化强调对自然的思考,把人与自然割裂，把自然界当作纯客观的物质存在没有命,只有规律。

2. 中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民以食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文化首先追求的是公平—这与善本文化相适应。小农经济赋与中国文化的属性必然表现为“重农轻商,厌恶竞争、平均主义以及清心寡欲。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恰恰相反，市场经济机制就是在最大限度内给人们提供追求利益的方便,因此西方文化的属性表现为:商品经济的扩大再生产,促使工商迅猛发展,提倡竞争以反对平均主义,商品生产使社会成员物欲横流而力求进取创新。

3. 中国古老文化附丽于宗法政治,中国文化以善为本,官本位,具有德主刑辅的人治传统,求长治久安,以人际的和谐来企求社会的稳定,为巩固政权而提倡“学而优则仕”,提倡尚同精神，西方的社会政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称文化超越政治,不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为艺术而艺术”,其主要功能是发展科学、发展生产。以功利为社会道德标准,轻仁义,当然,完全超越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4. 社会目标不同中国文化是大一统的,强调天下一统,定于一尊,重集权而轻分权,重中央轻地方。“天下太平,长治久安”是中国文化迫求的理想社会目标,为此,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体化。而西方的多元冲突性文化必须导致多元并存的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城邦林立,近代西方更是多元林立,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西方文化强调个体,认为个体乃国家之本,社会应该是人人都充分发展的社会,因而社会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5. 文化性质不同中国文化属于人文文化。重人伦、轻器物,价值取向以道德为本位。重综合、轻分析。重意会、轻言传。讲求一种静观、玄览、格物致知。崇尚群体意识、强调同一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文化属于理性文化。重物质,轻人伦,价值取向以功利为本位。重分析,轻综合。重概念,忌笼统,强调人权,主张个人至上,重视特殊的辨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索取。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一方面要批判地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另一方面全方位开放,大胆吸收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和进步的价值观。不能盲目地继承传统,也不能无批判地“西化”。在对待文化的伺题上,“实事求是”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邓小平同志也一再阐明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学习和借鉴我国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坚决清除来自这一方面的精神污染。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他还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丫有选择地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能学习和引起丑恶颓废的东西。”

10.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如何看待和理解西方文化

首先一点，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事物，否则先入为主的思想一定让你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
其次，自己探求真理的脚步，除了真实的历史以外，其他人的评论只能做为参考，要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西方的文化历史，这样才能了解西方历史。
最后是比较，假如你对东西方历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你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比较，假如这你也能办到的话，欢迎你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