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泰岳文化传媒一场多少钱

❶ 如何发扬传统文化，做一名传统文化的优秀传播者

目前乡村文化沙漠化、乡村老人自杀等问题表明,乡土文明在一些方面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乡村文化与乡土文明需要输血式急救,乡土文明需要重建。在儒学遭受空前的历史摧残之后,它的复兴也必须遵循归根复命的规律,从最为荒漠化的乡野开始进行灵根再植。嘉祥儒学讲堂的一些学者和工作人员,从2013年年初开始,在曾子故里山东嘉祥乡村进行乡村儒学实验。乡村儒学实验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以解决当代儒学魂不附体的时代难题。乡村儒学返本开新,最终实现学堂、祠堂、道堂三堂合一,以完成儒家在乡村再造传播体系的重构。乡村儒学讲堂不但要替代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学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而且要提升它的公共性,提升其现代性,提高其教化功能,让它与现代社会更好衔接。乡村儒学绝对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要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

❷ 神州泰岳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对中移动的依赖性有多大

神州泰岳是一家对单一业务和单一客户依赖度较高的文化传媒公司。对中移动的依赖性很大。具体如下所示：这家公司的业务并不复杂。而且其对中移动的依赖，可以给一个最新的财务数据作为参考，“2011年1-9月，飞信实现营收45524.52万元，占总营收比重的58.8%，同比增长28.13%。”

北京神州泰岳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机械设备、通讯设备；数据处理；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产品设计；租赁计算机；经济贸易咨询。

❸ 深山藏古寺，隐藏在济宁嘉祥山林间的一处寺院，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深山藏古寺，幽林听梵音”，这句话中单单一个“藏”字，是何等的清幽，是何等的深邃而幽远。

在济宁嘉祥县城南8.2公里处，便是松柏葱葱、山峦突兀的青山风景区，被誉为鲁西南“小岱宗”。“山色霭霭人间胜地，水声潺潺世外洞天”，青山风景区总面积9375亩，属碳岩构成的丘陵型自然保护区，由青山、寨山、马家山、龙泉山组成，虽然每座山峰并不高耸，但是四座山峰连成一体，宛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腾风而起。

景区内有“四寺、两庙、四泉”，四寺为：青山寺、普兴寺、法云寺、龙泉寺；两庙为：三官庙、玉皇庙。青山景区还有十八个溶洞，八十五块古代碑刻，数千米石墙石堡，上千亩松柏林。千百年来，青山景区以它瑰丽的山林景观、奇特的自然风物、玄秘的神学文化着称于鲁西南，是人们祈福纳祥、休闲度假的 旅游 胜地。

穿过“泰山行宫”的牌坊，便算是进入了青山景区内，慢行几百米，空气中忽然传来了淡淡的幽香，分不清是路两旁不知名的鲜花散发出来的香味还是青山寺庙里传来的阵阵香火味道，让人的心情顿时平静了下来。

前行数百米，便是青山风景区最核心的景点青山寺。传说是周武王所封诸侯国王焦王的神庙，古称“焦王祠”，北宋宣和年间，改称惠济公庙，后经明清多次重修扩建，终成现存规模，其中惠济公大殿是主殿。因这座千年古刹位于青山，俗称青山寺。

青山寺顺应山势修建，层层递进，设计巧妙，别具一格。以“惠济公殿”为主要建筑，根据史料和碑刻记载，由于惠济公“灵极变而莫不测”和“有雨变化之功”，所以“河南冀北有不与泰岳，而朝青山”之说。殿中供奉惠济公塑像，塑像高达2.8米。像前两位侍女分别是传说宋代八十岁中状元的梁颢（hào）和战国十二岁做宰相的甘罗。

惠济公殿下方有两座配殿，分别为南享殿和北享殿。南享殿又被称为药王殿，原供奉药王三皇，神医华佗、灵耀马明王、伏羲、女娲和神农，因此南享殿被视为可以祛病消灾、驱除邪恶的场所。北享殿又被称为三官殿，原供奉天地水三官、真武大帝和文昌帝君，人们在此祈求风调雨顺。

青山寺内还建有“子母殿”、“关帝庙”、“泰山行宫”等建筑。相传，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东巡“求医问药，祈求长生不老”。“登泰山封禅，下泗水捞鼎”，专程来此览胜并设立泰山行宫。殿内供奉碧霞元君及侍女九尊神像，因此又称“九女阁”。殿前月台宽敞，凭栏眺望，山林叠翠，农田阡陌，令人顿生心旷神怡之感。

青山风景区古树众多，不仅有千年紫藤，还有青檀树。在惠济公殿前就有“国家一级保护树种”七棵青山寺古柏，树龄已经有1000多年。惠济公殿南侧有青山寺一大奇观“柪 （āo）榆抱碑”，柪榆这个树种在鲁西南只有青山独有。

惠济公殿前的庭院中还有一处泉水名为“感应泉”。泉水是从大殿后的山坡上透过殿底流向殿前的，经殿前的龙首口中，潺潺流进石砌八角形的“玉液池”内。泉水雨季不涨，旱季不枯，非常神奇。泉水处有一棵何首乌，攀附于石碑之上。古语讲“山水环抱必有灵气”，“柪 榆抱碑”加上“感应泉”，让这座深山古刹充满了灵气。

拾级而上，登临青山顶峰，极目远眺，嘉祥县城尽收眼中，这座隐藏在深山密林的寺院，让这里常年香火不断，钟磬长鸣，诵经声、祷告声不绝于耳。

每年农历的年初一、三月十五、腊八，这里还会举行青山庙会，山上山下人流如潮，旗帜招展，锣鼓喧天，香烟缭绕，各种车辆络绎不绝，如长龙般蜿蜒十余里。

❹ 泰山文化的形成历史及利弊

（一）第一阶段：古代至1949年
传为汉代人应劭所着《泰山记》当为泰山专着之滥觞，惜其书早已失传，仅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古籍中留下片断，据周郢统计，自《泰山记》乃至1949年，泰山专着共127种。自《泰山记》后至明代，见于着录的仅有北宋刘跂的《泰山秦篆谱》。有明一代泰山专着开始大量问世，共有30种之多，其中最着名者当属汪子卿《泰山志》和查志隆《岱史》。 1、清代时期 有清一代，泰山专着更加繁荣，共计53种，使泰山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其中以聂鈫《泰山道里记》、金棨《泰山志》和唐仲冕《岱览》最为着名。 2、民国时期 泰山专着共胡42种，亦属洋洋大观。如王连儒《泰山游览志》、胡君复《泰山指南》等。值得关注的是高宗岳《泰山药物志》，专录泰山所产中草药，在历代泰山专着中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最为权重者当属泰山学者王价藩、王次通父子编辑的大型文献《泰山丛书》。《泰山丛书》系王氏父子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编辑而成。泰山文献卷帙浩繁，王氏父子披阅泰山文献一百八十多种，予以审慎细评，对其中有些篇章的内容还作了实地考察核对，按文词水平和资料价值选录四十种，共一百一十卷。用毛笔手抄成四十五册。按文献内容分甲、乙、丙、丁四集(注：其中一集与泰山无关)：山经水志为甲集(十三种六十一卷)；舆地人文为乙集(三种十四卷)；文苑诗稿为丙集(十四种十五卷)；年谱记事(包括王价藩自撰着述)为丁集(十种二十卷)。全书有例言、目次、后记等。1936年出版《泰山纪胜》、《岱宗大观》、《泰山图说》、《泰安州志》四种作第一辑，内有序、跋和梁漱溟题签，王易门的题额以及出版概况等。《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泰山丛书》中的《泰山纪胜》、《泰山图说》、《岱宗大观》各一卷。《泰山丛书》全部手稿今存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1989年11月复制印刷，是古代近代泰山着述的集大成者》［以上参见《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46－277页。］。
3、西学东渐时期 二十世纪的学术新思潮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了一批学术巨子，而这些学术巨子也每每用其新的思维与视角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研究，泰山文化他们偶有涉及，但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学术高点，同时也反映了泰山文化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精英的新思维。 如章太炎在《訄书》中专设《封禅》一节，在《检论·原教》中也专论封禅。章太炎在《封禅》中称：“人主方教民佃渔，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议礼？”[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可见,“人主”教民打猎与捕鱼以防飞禽走兽侵扰的草昧时代，尚谈不上礼仪。他认为帝王“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步演变成社会习俗，“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以祭天以肃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顺其礼，文之以秩群神以扬其职。是其示威者，则犹偃伯灵台者也。”[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章太炎对斯宾塞社会学思想情有独钟。早在1898年，时任《昌言报》主笔的章太炎和总翻译曾广铨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着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中《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1]）及《论礼仪》（Manners and Fashion）。“章太炎行文的思路正是借助斯宾塞《论礼仪》中所阐明的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与政治统治、宗教统治一样，有其整合社会思想的目的[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1期。]。所以他认为“然则所以恶伤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草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号于九围，而实阴收其利，故封禅可尚也。”[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8页。]章太炎还从社会风俗习惯变迁、新陈代谢的角度，诠释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河图》。实际上，随着宇宙的进化与更替，“河图”之说同“封禅”一样，不过是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诠释的结果，其原意与章太炎所处的近代社会对此的审视完全是两码事。这样，与《史记》所彰显的“封禅”观念形成强烈对比，为泰山封禅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
又如：顾颉刚以其现代学术眼光对“封禅”、“五岳”及“碧霞元君”等泰山文化现象进行了阐释与解读。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尚严等组成调查团对妙峰山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调查，调查文章在当时的《京报》副刊连续刊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宗教学者江绍原、社会学家何思敬、艺术学家傅彦长、心理学家崔载阳等都从不同的学术领域撰稿予以高度评价。1928年29篇调查文章集结为《妙峰山》一书出版。此次调查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使西方的民俗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妙峰山因此被誉为中国民俗文化的发祥地。根据调查，顾颉刚认为，京津地区的民间多认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对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的身世提供了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和确凿的结论，同时也极大的拓展了泰山文化研究的空间，拓宽了泰山文化研究的视域。 4、本时期 本时期体现泰山文化研究最高水平的当属王献唐。王献唐综合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对泰山上古史事的全面研讨。 王献唐的泰山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在《炎黄氏族文化考》［《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一书中。王献唐认为：“征诸故书所载，泰山一带，为中国原始民族聚居之处”，“往古先民，生聚于斯，万代诸皇，建业于斯……木本水源，血统所在，泰山巍然，同族仰镜”、“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伏羲发源祖地，证以现存地名、山泽名，殆即今之泗水一带。”“伏羲伏字既为族地名称，羲字又作何解？曰：羲犹雄也、皇也，推尊之呼号也。……伏羲亦曰太昊，昊，弘声，声转训大训高，亦犹皇也，雄也，羲也。其称太昊，犹云太皇、太雄、太羲。太即泰字，泰山之谓。《史记》：‘泰帝兴，神鼎一。’师古谓泰帝即伏羲。”［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53－455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王献唐云：“伏羲族居泰山一带，故称泰皇。……今邹城、凫山、染山均有伏羲庙，鱼台、寨里有伏羲陵，陵南有伏羲画石，其他鲁南各地，如嘉祥、滕州及兰山各处，有伏羲、女娲画石，作蛇身者亦伙。而山陵古迹，父老传闻，时有羲娲旧事，正以地为羲族旧壤，崇祀仰镜，迄今不替，非无因而然也。古代帝王受命，必封告泰山……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534－537页，齐鲁书社，1985年。]主张以泰山为中心，形成了东方的伏羲文化圈。他还认为：“伏羲出于泗水，以泗水之故，知古代羲族实居泰山一带高耸之地，为中国东方古族发源之乡。其源既明，则凡他处如濮县、永济各地，地名与泗水相同者，皆族迁名随，为羲族后徙所居，不能执此以为伏羲生长之乡也。而凡伏羲施政之处，如陈与仇池各地，又皆都迁所在，足迹所经，亦不能执此以为伏羲兴于西方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492~493页，齐鲁书社，1985年。] 5、十九世纪后期 因受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影响，泰山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开始进行，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率先展开对泰山杂岩之探索，此后张相文、翁文灏关于泰山山脉的论争，竺可桢关于泰山高度的实测，孙云铸等关于泰山地质的调查及泰安高宗岳关于泰山药物的着录，都取得突出的成绩。——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泰山研究，诸多学者已自觉运用现代学术理论，筚路蓝缕, 使研岱之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一时期值得重视是一批外国学者的泰山文化研究。泰山文化不仅为东方学界所重视，还曾引起西方世界的瞩目。自十七世纪以来，众多的西方汉学家都对泰山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海外"泰山学"的出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册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6、明末清初时期 随着利玛窦等人的东来，一时出现了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泰山之名亦由此开始为西方所知。十七世纪之俄罗斯帝国大臣尼·斯·米列斯库（N.Spataru.Milescu）所着《中国漫记》中已出现有关泰山的介绍。米列斯库（1636～1708）原籍罗马尼亚，1676年作为俄罗斯使节入清觐见了康熙皇帝，据其见闻着成《漫记》一书。其中第二十九章中写到了泰山："济南府……附近有高山，其中一座名泰山，高四十华里，即十四俄里，他们说黎明头一次鸡叫，在山上即可以看到日出。这里有许多山洞，有无数名士隐居于此。"（蒋本良译本页88）。荷兰纽霍夫（J.Nieuhoff）1665年所刊《德·戈耶尔和德·凯塞荷兰遣使中国记》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这一时期西人笔下的泰山，多是片断记录和零星述闻，真正转入深层次的研究阶段，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逐步开始的。
随同近代古老帝国大门的开启，大批欧美人士奔赴泰山，访古览胜，至今五大夫松附近山崖还有清末所镌"德人巴贺"的题名，便是西风东渐泰山时留下的雪鸿之痕。许多外国汉学专家，更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对泰山展开探讨和论说，先后有多种论文专着出版，大大推进了泰山研究。这一时期出现的较有影响的泰山研究或记游文章有：阿·威廉松《北中国旅行记》（1869）、伊莎贝尔·威廉松夫人《中国的古老之路》、帕·贝尔让《中国史记----一个旅游者在泰山》、瓦·安泽《中国苏北到山东的冬季之旅》等等。这些文章从各种角度介绍了泰山景观与历史，对欧美读者了解泰山，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所知第一部西人泰山专着，是德国学者帕·蒂施佩（P.Tschepe）撰《泰山及其宗教信仰》一书。蒂氏生平不详，其书亦未见传本。根据沙畹的着录：此书出版于1906年，除了长达百页的考论外，还附有33幅照片。继蒂施佩之后，法国学者沙畹于1910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法文泰山着作，这就是在西方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泰山祭礼》（LeT'aiChan:essaidemonographied'uncultechinois）。?沙畹本名埃马纽埃尔--爱德华·夏瓦纳（Emmanuel-EdouardChavannes），沙畹是其汉名。1889年，沙畹被任命为驻清公使专员，在华三年中，他利用公务之余从事汉学研究，并很快通晓了汉语。1890年，沙畹完成《史记·封禅书》的法译，引起学术界的注目。日本福井文雅评价沙畹："尽管他在年仅53岁便已去世，但他是一位大学者，甚至可以说他什么研究领域都涉猎到了。"（《欧美的道教研究》）特别是对历史地理、宗教、古文字学研究，沙畹用力甚勤，成就斐然。所着有《西突厥史料》、《中国之旅行家》、《佛经中五百故事》、《斯坦因在东土耳斯坦所获汉文文献》、《摩尼教旅行中国考》（与伯希和合撰）等数十种。 沙畹因从事《史记·封禅书》的法译，引发了其研究泰山宗教的兴致。1891年1月24日，沙畹首次登临泰岳，此后又曾于1907年6月17日至25日赴泰安考察。两次泰山之行，沙畹都对其风俗信仰、名胜古迹作了细致调查，收集了较多的地方文献，第二次登山时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沙畹回国后，开始了对泰山的案头研究，至1910年推出了《泰山祭礼》一书。《泰山祭礼》全书分列六章，分别是：第1章《泰山的祭礼》，内容为泰山崇拜及其源流的概论；第2章《泰山风景名胜》，着录介绍了山川、庙宇、遗址等景点252处；第3章《关于封禅祭礼的资料》，分别摘译了《后汉书》、《旧唐书》、《宋史》的有关记载；第4章《碑铭》，分别译录了《纪泰山铭》、《泰阴碑》、《重修蒿里山碑》、《重修朝元观碑》、《去泰山神封号碑》、《重修岱庙碑》等11种泰山石刻全文；第5章《祈祷》，收录北魏、唐、明、清各朝祭告泰山文33篇；第6章《民间信仰》，包括民间传说、五岳真形图、泰山宝镜、泰山神玺等内容。书后附有《中国古老的地神》一文。
沙畹认为：在中国，每一座山都被认为有神灵主宰，神被视为一种具有思想意识行为的自然力量，而为世人所崇拜、信仰。在中国山神之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岳，而五岳里尤以泰山声望最着。因而便以此作为研究专题，试图对泰山崇拜产生的心理动机、宗教意识中山的作用以及造就泰山显赫地位的原因等问题进行探讨。本着这一命题，沙畹对泰山崇拜、地狱观念、封禅活动与元君崇拜几个泰山宗教的重大关目，分别作了论说。沙畹《泰山祭礼》一书，无疑对研究泰山宗教及历史文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由于着者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故其中比勘泰山与西方信仰之异同，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为以后的研究开阔了思路。沙畹第一个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了泰山的历史文化。在其之前，虽西人间有着述，但都浮光掠影，难现全豹，即蒂施佩之书，在沙氏看来，其亦未能充分阐述出泰山之宗教及其历史作用（见沙着"前言"）。沙畹以汉学专家的高深功力，箴缕百家，对泰山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将此悠久而丰富的东方文化介绍给欧美，首功甚伟。?而且沙着还是较早从理论上研究泰山的，他关于泰山崇拜、封禅等问题的探究，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日本道教专家福井文雅曾从道教史角度，对沙畹泰山一书的学术成就，作过很高的评价。沙畹还以西方学者的眼光，详实地记录了二十世纪初的泰山，其中很多内容都是中国学者未予记录或未予重视的。这为今天全面了解泰山历史，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故其书在泰山研究史上，实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另一法国学者多类（Dore）亦着有一部《泰山宗教》，此书出版于1933年后，记述了1914～1933年间的泰山宗教情况。其书有法、英两种文本行世。 沙畹、多类等人主要是用文字对泰山进行研究，而爱伯特·肯恩（1860～1940）则是用摄影机来记录泰山的风貌。肯恩为本世纪初巴黎知名金融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将面临着一个大变革时代，因而他不辞辛劳，环游世界，以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其间，肯恩于1908～1909及1912～1913年两度来到中国，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其中有泰山彩色照片47帧，为了解当时泰山面貌的珍贵档案。这部分图片，后来收藏在巴黎西郊的上塞纳省立爱伯特·肯恩博物馆。与沙畹、肯恩同时，还有一位西方汉学大师也对泰山文化予以关注，此人便是被誉为"世界公民"的卫礼贤教授。卫礼贤（1873～1930），原名理夏德·威廉（RichardWilhelm），德国人。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青岛，对中华文化一见倾心，从而开始了对汉学的研究和翻译。此后他在法兰克福创办了中国学社，为实现沟通中西文化的理想作出了不懈努力。卫礼贤崇尚儒学，尝数度访古于邹鲁之区，登泰岱，谒阙里。并在所着《中国心灵》一书中,专列《圣山》一节,对泰山之历史文从作了精辟评述。1924年，当卫礼贤准备登程返德之际，特地重登泰山，以此作为对生活了25年之久的中国的告别式。他在致友人信函中抒发了他此时的感想："从南天门上来，我们置身于一片浓重的雾霭之中。不一会儿，云开一线。太阳升起之际，刹那间云层、平原、山峦，尽收眼底。啊！中国真美！这里有多少东西，使人流连不舍。"（卫礼贤夫人莎珑·卫着《卫礼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使者》页302）。----这一声长长的感叹之中，蕴含了卫礼贤对东岳泰山的无比热爱和万分留恋之情。 意志杰出的文学家歌德曾在他《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一诗中留下这样的名句："视线所窥，永是东方。"（参见钱春绮译《歌德抒情诗选》页166）我们借用此语，用以形容诸多西方汉学家对泰山这座东方神岳的密切关注、热心研究和无比倾倒，或许也是恰当的吧。
（二）第二阶段：建国后至上世纪末
1949年后，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学术界对泰山的研究均有所开展。大陆在此后三十年中，有多种泰山着作与论文刊出，其中顾铁符、俞剑华、张鹤云、何幼琦等一批文史专家分别从不同领域对泰山文化的有关内容进行揭析，深得精要；郭沫若的泰山为“中华文化史局部缩影”之论说更为人所熟知。但这一时期泰山人文研究的力作相对较少，许多重要领域的探研或呈空白，或现停滞。而同一时期的泰山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断深入，地质、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方面成果众多，其中关于“泰山向”古代断裂带、张夏寒武纪地层剖面，“泰山群”古代变质岩等课题的研究, 均有重大突破。此时在港台地区，苏雪林、凌纯声、饶宗颐、余英时诸人精研义理，深造有得，他们从世界文化的宏大范围中，探索泰岱文明的源起和形成，这种贯通东西、纵横联系的研究方法，使泰山之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七十年代末至本世纪结束，随着大陆文化事业的复苏，泰山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不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活动广泛开展，中老年学者在学术上日趋成熟，年轻一代崭露头角；这使得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而且质量也有显着提高。举凡历史、文学、艺术、美学、文物考古、宗教、民俗、旅游及自然科学诸领域，泰山各个层面的学术课题均被触及。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学术难关被一一攻克（其中人文研究中关于泰山封禅、宗教、石刻、文献的研讨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关于红门醉心石质的探讨，都在学术界深有影响），新方法、新史料迭见层出，泰山的学术影响明显扩大。据统计，建国后共出版泰山研究专着计53种，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论文。1993年以来，泰山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泰山志》穷12年之功而面世，《泰山大全》、《泰山珍石》等大型图书相继出版。这些成果或史料收集，或掌故辑录，或史迹评点，或风光鉴赏，或着眼总体，或遴选专题，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人们对泰山的认识。与此同时，泰山研究群体不断壮大，组织机构建设不断加强。泰山研究会、泰山文化研究会集合了泰山研究的主要力量。1996年10月，泰山文化研究所成立，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泰山研究机构。这些都为泰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仍存有诸多缺失，就人文研究而言，许多学者由于学术上储备不足，加之治学心态浮躁，导致一些研究硬伤累累，许多着述在低水平徘徊。但就总体而言，这二十年仍是泰山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其总体成绩不容低估。在充分肯定泰山文化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仍需清醒地看到，泰山研究在基础建设、成果数量与质量等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我们的研究工作距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些差距与不足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在研究内容方面。一是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目前泰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在于缺少系统的、全面的基础资料整理。由于种原因，泰山历史资料零星散乱，时间跨度大且不系统，涉及门类多且不集中。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钩沉泰山史实殊非易事，但这是泰山研究的基础，功在当今，利及后人，必须要做。二是研究缺乏广度、深度。现有的泰山研究成果，其内容相当部分集中于景点介绍、旅游概述、诗词选录、名人简介等方面，涉及面不够宽，角度比较单一。泰山内涵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应当也能够对其进行如地理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哲学的等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俗语有“有限不识泰山”之说，此谓眼之所识者表面之泰山、感性之泰山，眼所未识者内蕴之泰山、精神之泰山。因此，我们对泰山的研究，不能仅驻足于对泰山客观描述的层次上，而应当重在理性分析、艺术观照、宏观把握，重在揭示泰山之深层内涵。现在已有研究者涉足这些领域，但尚未取得相应实绩。在研究方法方面。一是不重实证。一些研究者缺乏踏实作风、严谨态度，在研究中不重考据、不重实证。一些不甚确实的二手、三手资料被作为“定论”、“成说”转来引去，充当论据，以至于讹误相传。二是许多论证浮躁空泛、逻辑混乱。一些文章只是拼凑的一些所谓的新方法、新论点、新成果，罗列一些离题甚远、无关主旨的资料，而并不管这些方法、资料与泰山有无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些现象，影响了泰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立足基础。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泰山研究体系是泰山研究的当务之急。
（三）第三阶段：2000年后
纵观二十世纪的泰山研究，在中国名山研究或是区域文化研究中都是十分突出的。仅从人文研究而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在山言山”，只将泰山研究拘囿于方志编纂、艺文辑录与金石考订的格局，逐渐从微观走向宏观，从封闭走向开放，力求将泰山文化投置于中外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审视，由此进而厘定其文化的地位与特色。一些新的方法如“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皆被广泛采用，使泰山研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生机与活力。这些新方法、新材料的引进、挖掘及新学科的切入，无论是对泰山文化的总体评估, 还是对泰山一些具体课题的考论，都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泰山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泰山学”的提法也由此得到越来越多学人之认可。当然，与同是勃兴于这一世纪的甲骨学、敦煌学、红学这几门显学相比，
泰山研究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相形见绌，难与争胜；与同属名山文化的五台山研究相较，也有着明显的差距。如泰山着述中的名胜、封禅等等，其内容颇多重复，陈陈相因，殊乏新意，而有些具有更高价值的课题如“泰山通史”，“泰山文化史”，“泰山文学史”“泰山学术史”皆乏人问津，殊为憾事。凡此种种，皆当“诚望杰构”于二十一世纪之“来哲”（借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语）。 新世纪泰山文化研究综述进入新世纪，泰山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研究人员构成、研究规模、研究对象、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各个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进步与突破。 首先，适应现代知识生产的新趋势，泰山文化为总主题从各个不同方面确立课题项目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智慧与力量，通力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与实绩。2001年，马兆龙主持的“泰山文化与旅游经济”被山东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该项目横跨泰山文化、旅游、经济三大领域，紧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的热点，从旅游经济的角度展开对泰山文化的研究与反思。 同年，袁明英主持的“泰山石刻研究”被山东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该项目组合文化研究、书法、美术、地理、历史等专业学科人员，对首次对泰山丰富的石刻资源进行整体研究。 2002年，叶涛主持的“泰山香社碑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列入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该课题对泰山十分珍贵的363块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和认识的香社碑进行了系统细致地整理与研究，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调查线索和第一手资料，有很深厚的前期科研基础，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它不仅为今后的进一步解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今天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作中也有理论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此基础上，叶涛完成了其博士论文《泰山香社研究》。该论文共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交代选题意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范围、研究方法、资料体系和结构等。第二、三章是泰山香社历史沿革述略，分前当代篇和当代篇，描述泰山香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当代泰山香社的活动状况。其侧重点是分别讨论泰山神和碧霞元君信仰与香社兴盛的关系。第四章是泰山香社的内部组织结构分析，着重讨论了泰山香社的结社原因、奉祀神主之演变、香社领袖权威的形成、香社的仪式分类及典型的香社组织――合山会的历史。第五章是介绍泰山香社的外部社会环境，如泰山庙会与香客店史略，香税与泰山管理等。第六章是余论，讨论泰山香社的基本特征，进而为民间信仰辨名。最后，本文的附录部分，以具象的资料展示相关各章所论述的内容，即：一、邹城西关泰山香社香头刘绪奎访谈录（样稿），二、青州市五里镇井塘村民间香社调查资料，三、泰山香社碑碑文选录，四、泰山香社碑目录。 可以说，该论文首次全面开拓了关于泰山香社的研究。系统地描述了民众的进香活动，弥补了泰山文化研究中对于民间信仰行为观察、描述和学理分析的缺失，揭示了以泰山香社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信仰组织的基本形态。对民间信仰组织生成、发展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社会基础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分析，并在宏观政策的层面审视了国家对民间信仰的不同态度，这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民间信仰的运行机制与功能，推进了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结社问题的讨论，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 2002年袁明英主持的“泰山石刻资源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及应用研究”被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立项，该项目动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泰山石刻资源进行研究与保护，为泰山石刻的研究与保护开辟了一条现代技术路径，确属独辟蹊径之作。

❺ 我国有哪些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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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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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新四军军部旧址（1-27，泾县）
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2-55，凤阳县）
安丰塘（芍陂）（3-53，寿县）
龙川胡氏宗祠（3-84，绩溪县）
潜口民宅（3-88，黄山市）
许国石坊（3-102，歙县）
花戏楼（3-131，亳州市）
广教寺双塔（3-145，宣城市）
和县猿人遗址（3-184，和县）
薛家岗遗址（4-9，潜山县）
大工山—凤凰山铜矿遗址（4-27，南陵县）
棠樾石牌坊群（4-141，歙县）
老屋阁及绿绕亭（4-142，黄山市）
罗东舒祠（4-143，黄山市）
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4-248，肥东县）
陈山遗址（5-44，宣城市）
凌家滩遗址（5-45，含山县）
尉迟寺遗址（5-46，蒙城县）
寿春城遗址（5-47，寿县）
寿州窑遗址（5-48，淮南市）
柳孜运河码头遗址（5-49，濉溪县）
繁昌窑遗址（5-50，繁昌县）
皖南土墩墓群（5-164，南陵县）
曹氏家族墓群（5-165，亳州市）
朱然家族墓地（5-166，马鞍山市）
水西双塔（5-314，泾县）
亳州古地道（5-315，亳州市）
白崖寨（5-316，宿松县）
程氏三宅（5-317，黄山市）
呈坎村古建筑群（5-318，黄山市）
渔梁坝（5-319，歙县）
宏村古建筑群（5-320，黟县）
西递村古建筑群（5-321，黟县）
寿县古城墙（5-322，寿县）
查济古建筑群（5-323，泾县）
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5-452，潜山县）
人字洞遗址（6-93，繁昌县）
临涣城址（6-94，濉溪县）
李白墓（6-252，当涂县）
蒙城万佛塔（6-567，蒙城县）
许村古建筑群（6-568，歙县）
祁门古戏台（6-569，祁门县）
南屏村古建筑群（6-570，黟县）
江村古建筑群（6-571，旌德县）
振风塔（6-572，安庆市）
溪头三槐堂（6-573，休宁县）
郑氏宗祠（6-574，歙县）
竹山书院（6-575，歙县）
黄田村古建筑群（6-576，泾县）
世太史第（6-577，安庆市）
齐云山石刻（6-825，休宁县）
刘铭传旧居（6-957，肥西县）
李氏庄园（6-958，霍邱县）
冯玉祥旧居（6-959，巢湖市）
半塔保卫战旧址（6-960，来安县）
淮海战役总前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旧址（6-961，濉溪县）

山东：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1-54，济南市）
嘉祥武氏墓群石刻（1-55，嘉祥县）
四门塔（1-62，济南市）
曲阜孔庙及孔府（1-99，曲阜市）
城子崖遗址（1-140，章丘市）
临淄齐国故城（1-144，淄博市）
曲阜鲁国故城（1-145，曲阜市）
孔林（1-163，曲阜市）
灵岩寺（2-21，济南市）
蓬莱水城及蓬莱阁（2-37，蓬莱市）
大汶口遗址（2-48，泰安市）
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3-9，威海市）
冯玉祥墓（3-39，泰安市）
驼山石窟（3-46，青州市）
千佛崖造像（3-48，济南市）
光岳楼（3-65，聊城市）
聊城山陕会馆（3-77，聊城市）
孟庙、孟府和孟林（3-83，邹城市）
牟氏庄园（3-92，栖霞市）
十笏园（3-95，潍坊市）
岱庙（3-125，泰安市）
崇觉寺铁塔（3-146，济宁市）
云峰山、天柱山摩崖石刻（3-170，莱州市）
铁山、岗山摩崖石刻（3-171，邹城市）
薛城遗址（3-202，滕州市）
田齐王陵（3-232，淄博市）
苏禄王墓（3-252，德州市）
北庄遗址（4-10，长岛县）
丹土遗址（4-11，五莲县）
曹植墓（4-67，东阿县）
广饶关帝庙大殿（4-106，广饶县）
魏氏庄园（4-173，惠民县）
丁氏故宅（4-174，龙口市）
烟台福建会馆（4-205，烟台市）
青岛德国建筑（4-206，青岛市）
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4-244，莒南县）
西河遗址（5-58，章丘市）
桐林遗址（5-59，淄博市）
丁公遗址（5-60，邹平县）
景阳岗遗址（5-61，阳谷县）
安邱堌堆遗址（5-62，菏泽市）
即墨故城遗址（5-63，平度市）
汉济北王墓（5-168，济南市）
北寨墓群（5-169，沂南县）
汉鲁王墓（5-170，曲阜市）
颜庙（5-336，曲阜市）
临清运河钞关（5-337，临清市）
泰山石刻（5-454，泰安市）
白佛山石窟造像（5-455，东平县）
青岛八大关近代建筑（5-492，青岛市）
沂源猿人遗址（6-104，沂源县）
北辛遗址（6-105，滕州市）
王因遗址（6-106，兖州市）
贾柏遗址（6-107，汶上县）
小荆山遗址（6-108，章丘市）
东岳石遗址（6-109，平度市）
白石村遗址（6-110，烟台市）
两城镇遗址（6-111，日照市）
尧王城遗址（6-112，日照市）
东海峪遗址（6-113，日照市）
后李遗址（6-114，淄博市）
三里河遗址（6-115，胶州市）
傅家遗址（6-116，广饶县）
教场铺遗址（6-117，茌平县）
归城城址（6-118，龙口市）
郯国故城（6-119，郯城县）
邾国故城（6-120，邹城市）
逼阳故城（6-121，枣庄市）
东平陵故城（6-122，章丘市）
中陈郝窑址（6-123，枣庄市）
龙华寺遗址（6-124，博兴县）
寨里窑址（6-125，淄博市）
嘴子前墓群（6-256，海阳市）
萧王庄墓群（6-257，济宁市）
洗砚池墓群（6-258，临沂市）
崔芬墓（6-259，临朐县）
韩氏家族墓地（6-260，莘县）
明鲁王墓（6-261，邹城市）
卞桥（6-613，泗水县）
隆兴寺铁塔（6-614，聊城市）
颜文姜祠（6-615，淄博市）
泰山古建筑群（6-616，泰安市）
曾庙（6-617，嘉祥县）
尼山孔庙和书院（6-618，曲阜市）
济宁东大寺（6-619，济宁市）
蒲松龄故宅（6-620，淄博市）
西天寺造像（6-832，淄博市）
洪顶山摩崖（6-833，东平县）
圣经山摩崖（6-834，文登市）
洪家楼天主教堂（6-976，济南市）
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6-977，青岛市）
王尽美故居（6-978，诸城市）
烟台山近代建筑群（6-979，烟台市）
万字会旧址（6-980，济南市）
台儿庄大战旧址（6-981，枣庄市）

江苏：

太平天国忠王府（1-3，苏州市）
中山陵（1-19，南京市）
苏州云岩寺塔（1-68，苏州市）
拙政园（1-121，苏州市）
留园（1-124，苏州市）
苏州文庙及石刻（1-131，苏州市）
保圣寺罗汉塑像（1-135，苏州市）
明孝陵（1-177，南京市）
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2-2，南京市）
玄妙观三清殿（2-22，苏州市）
网师园（2-41，苏州市）
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3-3，南京市）
周恩来故居（3-14，淮安市）
雨花台烈士陵园（3-26，南京市）
孔望山摩崖造像（3-42，连云港市）
南京城墙（3-59，南京市）
寄畅园（3-93，无锡市）
环秀山庄（3-94，苏州市）
何园（3-97，扬州市）
个园（3-98，扬州市）
南通博物苑（3-99，南通市）
栖霞寺舍利塔（3-143，南京市）
瑞光塔（3-147，苏州市）
将军崖岩画（3-164，连云港市）
南京南朝陵墓石刻（3-167，南京市）
丹阳南朝陵墓石刻（3-168，丹阳市）
焦山碑林（3-177，镇江市）
淹城遗址（3-203，常州市）
南唐二陵（3-245，南京市）
扬州城遗址（4-52，扬州市）
大伊山石棺墓（4-57，灌云县）
汉楚王墓群（4-63，徐州市）
明祖陵（4-73，盱眙县）
罗汉院双塔及正殿遗址（4-84，苏州市）
彩衣堂（4-137，常熟市）
盂城驿（4-170，高邮市）
瞿秋白故居（4-202，常州市）
镇江英国领事馆旧址（4-216，镇江市）
国立紫金山天文台旧址（4-233，南京市）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事处旧址（梅园新村）（4-247，南京市）
龙虬庄遗址（5-38，高邮市）
普哈丁墓（5-159，扬州市）
浡泥国王墓（5-160，南京市）
徐霞客故居及晴山堂石刻（5-283，江阴市）
退思园（5-284，吴江市）
宝带桥（5-285，苏州市）
耦园（5-286，苏州市）
龙王庙行宫（5-287，宿迁市）
水绘园（5-288，如皋市）
国山碑（5-446，宜兴市）
千佛崖石窟及明征君碑（5-447，南京市）
薛福成故居建筑群（5-484，无锡市）
原国民政府旧址（5-485，南京市）
南京人化石地点（6-69，南京市）
藤花落遗址（6-70，连云港市）
大墩子遗址（6-71，邳州市）
花厅遗址（6-72，新沂市）
三星村遗址（6-73，金坛市）
骆驼墩遗址（6-74，宜兴市）
青墩遗址（6-75，海安县）
绰墩遗址（6-76，昆山市）
天目山遗址（6-77，姜堰市）
宜兴窑址（6-78，宜兴市）
钟山建筑遗址（6-79，南京市）
明故宫遗址（6-80，南京市）
龙江船厂遗址（6-81，南京市）
鸿山墓群（6-246，无锡市）
徐州墓群（6-247，徐州市）
象山王氏家族墓地（6-248，南京市）
洪泽湖大堤（6-506，淮安市）
泰伯庙和墓（6-507，无锡市）
沧浪亭（6-508，苏州市）
惠山镇祠堂（6-509，无锡市）
南通天宁寺（6-510，南通市）
崇教兴福寺塔（6-511，常熟市）
海清寺塔（6-512，连云港市）
紫金庵罗汉塑像（6-513，苏州市）
报恩寺塔（6-514，苏州市）
太仓石拱桥（6-515，太仓市）
盘门（6-516，苏州市）
狮子林（6-517，苏州市）
轩辕宫正殿（6-518，苏州市）
寂鉴寺石殿（6-519，苏州市）
昭关石塔（6-520，镇江市）
户部山古建筑群（6-521，徐州市）
瞻园（6-522，南京市）
泰州城隍庙（6-523，泰州市）
东林书院（6-524，无锡市）
昭嗣堂（6-525，无锡市）
赵用贤宅（6-526，常熟市）
张溥宅第（6-527，太仓市）
东山民居（6-528，苏州市）
艺圃（6-529，苏州市）
全晋会馆（6-530，苏州市）
淮安府衙（6-531，淮安市）
师俭堂（6-532，吴江市）
莲花桥和白塔（6-533，扬州市）
吴氏宅第（6-534，扬州市）
扬州大明寺（6-535，扬州市）
小盘谷（6-536，扬州市）
高邮当铺（6-537，高邮市）
甘熙宅第（6-538，南京市）
天下第二泉庭院及石刻（6-821，无锡市）
俞樾旧居（6-928，苏州市）
阿炳故居（6-929，无锡市）
中央体育场旧址（6-930，南京市）
国民大会堂旧址（6-931，南京市）
中央大学旧址（6-932，南京市）
金陵大学旧址（6-933，南京市）
金陵女子大学旧址（6-934，南京市）
春在楼（6-935，苏州市）
荣氏梅园（6-936，无锡市）
张太雷旧居（6-937，常州市）
柳亚子旧居（6-938，吴江市）
朱自清旧居（6-939，扬州市）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6-940，南京市）
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6-941，盐城市）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6-942，淮安市）
人民海军诞生地（6-943，泰州市）

甘肃：

莫高窟（1-35，敦煌市）
榆林窟（1-36，安西县）
麦积山石窟（1-38，天水市）
炳灵寺石窟（1-39，永靖县）
万里长城—嘉峪关（1-103，嘉峪关市）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1-130，武威市）
拉卜楞寺（2-43，夏河县）
北石窟寺（3-43，庆阳市）
南石窟寺（3-44，泾川县）
大地湾遗址（3-189，秦安县）
马家窑遗址（3-190，临洮县）
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3-210，敦煌市）
齐家坪遗址（4-21，广河县）
骆驼城遗址（4-40，高台县）
锁阳城遗址（4-50，安西县）
张掖大佛寺（4-112，张掖市）
兴国寺（4-127，秦安县）
武威文庙（4-163，武威市）
鲁土司衙门旧址（4-164，永登县）
马蹄寺石窟群（4-190，肃南县）
会宁红军会师旧址（4-237，会宁县）
南佐遗址（5-120，庆阳市）
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5-121，礼县）
黑水国遗址（5-122，张掖市）
悬泉置遗址（5-123，敦煌市）
许三湾城及墓群（5-124，高台县）
白塔寺遗址（5-125，武威市）
果园—新城墓群（5-185，酒泉市）
汪氏家族墓地（5-186，漳县）
雷台汉墓（5-187，武威市）
伏羲庙（5-430，天水市）
胡氏古民居建筑（5-431，天水市）
凝寿寺塔（5-432，宁县）
圆通寺塔（5-433，民乐县）
圣容寺塔（5-434，永昌县）
东华池塔（5-435，华池县）
武康王庙（5-436，崇信县）
西峡颂摩崖石刻（5-468，成县）
水帘洞—大像山石窟（5-469，武山县）
天梯山石窟（5-470，武威市）
文殊山石窟（5-471，肃南县）
哈达铺会议旧址（5-511，宕昌县）
林家遗址（6-202，东乡族县）
牛门洞遗址（6-203，会宁县）
寺洼遗址（6-204，临洮县）
西河滩遗址（6-205，酒泉市）
火烧沟遗址（6-206，玉门市）
破城子遗址（6-207，安西县）
八卦营城址（6-208，民乐县）
八角城城址（6-209，夏河县）
永泰城址（6-210，景泰县）
明肃王墓（6-288，榆中县）
湘乐砖塔（6-794，宁县）
玉泉观（6-795，天水市）
后街清真寺（6-796，天水市）
红城感恩寺（6-797，永登县）
秦安文庙（6-798，秦安县）
张掖鼓楼（6-799，张掖市）
西来寺（6-800，张掖市）
罗川赵氏石坊（6-801，正宁县）
永昌钟鼓楼（6-802，永昌县）
延恩寺塔（6-803，平凉市）
张掖会馆（6-804，张掖市）
云崖寺和陈家洞石窟（6-868，庄浪县）
木梯寺石窟（6-869，武山县）
王母宫石窟（6-870，泾川县）
《新修白水路记》摩崖（6-871，徽县）
兰州黄河铁桥（6-1070，兰州市）
瑞安堡（6-1071，民勤县）
灞陵桥（6-1072，渭源县）
俄界会议旧址（6-1073，迭部县）

❻ 我们为什么必须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在规范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维系家庭的孝亲观念和培育个体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其一，传统文化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巩固。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农业文明，它建构起以孝为本的伦理纲常、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以及物我不分的认知方式。

其二，传统文化有助于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观念的形成。传统社会建立于血亲关系的基础上，相对于公共社会而言，它是一个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固定血缘和亲属关系的集合体，是一个熟人社会。因此，传统社会注重人际脉络和家族归属，建构起“以孝为本”的家庭关系模式。

其三，传统文化有助于培育以“德”为中心的个体价值取向。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认知中，传统文化注重人的德性的形成和培养。《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其中“学”与“习”指的就是对于德性的修养和践行。

从整体来讲，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现代化并非西化，也无固定模式，但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脱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否则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传统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纽带。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可以凝聚社会各领域的力量，激发各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认同意识和进取意识，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最后，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可以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帮助。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标识，是华夏儿女保持族群认同和精神团结的文化符号。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我们既要保持民族文化底色，守住民族精神阵地，又要参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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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出炉

教育部表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活动，是不断创新新时代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形式与方法，充分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与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引领学生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

是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探索学科融合协调发展，整合优化教育资源，全面提升高校美育体育质量的创新之举。

教育部要求各传承基地要扎实推进建设工作，进一步对标基地建设原则、任务和要求，紧密围绕课程建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示交流六个方面建设任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以传承项目为内容的选修课程，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实行学分制管理，切实落实2个学分；

建设2—3个校级传承项目学生社团和1个实践工作坊；加强以传承项目为重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辐射带动当地3所左右的中小学校和1个社区，开展基于传承项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活动，加强成果交流与展示，切实将传承基地打造成本校的特色和品牌。

教育部将对传承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引入退出机制，定期对建设效果与质量进行跟踪监测和综合评价，对建设成效明显、具有推广价值的传承基地，将进一步予以支持。根据建设目标，2019年教育部将启动第二批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