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怎么读

Ⅰ 《芈月传》中的楚人楚文化

《芈(mǐ)月传》是由郑晓龙执导，孙俪、方中信、黄轩、刘涛、马苏、高云翔、蒋欣等主演的大型古装电视剧，以下是我整理的《芈月传》中的楚人楚 文化 的 文章 ，欢迎大家阅读。

热炒了大半年的电视连续剧《芈月传》，11月30日晚终于开播了。芈月这个曾经称霸秦国的历史人物，却是地地道道的楚国女儿。已经播出前两集，不仅塑造了楚威王、屈原、唐昧、黄歇等一批历史上的楚国名人，而且也在荧屏上一定程度展示了璀璨夺目的楚文化。

屈原：那时还是小孩子

在《芈月传》前两集中，将楚威王率兵出征、取得徐州大捷作为一段 故事 背景。

张硕介绍，楚威王是使楚国国势发展最强、疆域最大的君王。历史记载，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打败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在长江边石头山(今清凉山)上建立金陵邑(南京城)。宋代有所谓威王埋金的故事，楚威王觉得南京“有王气”，吩咐在龙湾(今狮子山以北的江边)埋金。同一时期，楚威王还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战于泗水，进围徐州，大败申缚。楚国的势力至此不仅直推泗水之上，更扩张到长江中下游与江淮地区。

当然，电视剧总有虚构之处，在剧中人物的登场时间上，就与真实的楚国历史存在较大不同。

在《芈月传》中，屈原是楚威王的大祭司，并被幼小的芈月请求拜其为师。张硕说，这其中的时间表述，与真实历史相差了数十年。

以楚威王七年(前333年)的徐州大捷为例，电视剧里在这一年前后，芈月请求拜屈原为师。真实历史里，这一年屈原还只有7岁，尚居住在秭归乐平里。楚威王在世期间，屈原还只是个小孩子，基本与芈月属于同一时期的人。

芈姓：稀奇不稀奇?

在《芈月传》热炒之前，很多人连“芈”(读音m)，这个字都没见过。其实芈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是周时楚国贵族的祖姓。

为何芈姓在后代却很少见到?这与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有关，氏作为姓的分支，其产生时间自然要晚于姓，氏乃是尊卑等级的标志。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硕介绍，真实历史上屈原、项羽都姓芈。生于秭归的我国最伟大诗人屈原，名平，字原，但实际上他姓芈，并不姓屈。“屈”实际上是和姓相关的另一个称呼——氏。历史资料记载，屈原芈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人们更习惯叫屈原而不叫芈原。与屈原同姓不同氏的历史名人还有“西楚霸王”项羽。

先秦时期，姓氏有别，姓是有血缘关系的整个部族的共同称号，氏是某个支系的称号。氏，经三代后成为姓。所以，“芈”姓衍生出不少大家熟悉的“氏”，如白氏、叶氏、伍氏、项氏等。

网上有种说法：北宋着名画家米芾，本来也姓芈。张硕表示，这种说法值得推敲，米芾祖籍太原，后迁居襄阳，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楚地人氏，与芈姓应该关系不大。

霸星与台：天文建筑很发达

电视剧《芈月传》里，以楚太史令唐昧夜观星象、发现霸星来展开故事。

张硕介绍，楚人的先祖是已知的中国最早天文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们创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文历法，为观象授时、确定农事提供了依据。

历史记载，楚人先祖创立的历法，在4600年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先秦时期的楚国也是一个天文历法发达的诸侯国，所用的《颛顼历》就是后世所谓农历的先驱。

我国已知最早的天文文物出土在楚地，一件是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的衣箱上关于二十八星宿和北斗的图画，一件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早期的《天文气象杂占图》。其中，尤其前者描述了楚人天文学的成就。

Ⅱ 古代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
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
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
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
《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
《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Ⅲ 湖北的简称是怎么读

湖北的简称为:鄂 [è]

来历有几个说法：

一、清代湖北的行政中心宜昌，为隋以后鄂州的治所，故湖北简称“鄂”。

二、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商，周时代，噩鱼大量分布在长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捕噩为生的民族，称为鄂(古时噩，鄂同音，同义)，这就是湖北省简称的来历。据清县志记载，公元前887年，西周中期，楚国君主熊渠封他的第二个儿子熊洪为鄂王，修建鄂王城，开始了鄂州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三、西部有鄂西山地，故简称鄂。

1. 湖北，简称“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为武汉，因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地处中国中部，东邻安徽，南接江西、湖南，西连重庆，西北与陕西接壤，北与河南毗邻。

2. 湖北文化底蕴深厚，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的故里就在湖北。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湖北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武昌辛亥首义到新中国成立，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有70万革命英雄献出了宝贵生命。
   

Ⅳ 探寻楚文化—楚文化博物馆

楚文化，是我国古代一支极其灿烂的历史文化，它同“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一起，被誉为“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区域之花”，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

寿县博物馆，是安徽省建馆较早的博物馆之一，仅次于安徽省博物馆，是国家重点博物馆。与友人共同顺着历史的遗迹，一路探寻楚文化的渊源，感受他的厚重与沧桑。

博物馆分别设有楚都遗珍、晚蔡履迹、楚墓撷宝、汉魏流韵、璀璨文物、淝水之战、翰墨流芳、彩瓷缤纷、古窑之光、宗教艺术，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寿州大地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秦晋的“淝水之战”，东晋以弱胜强，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以少胜多的不朽篇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来到这里看一看，对淝水有了更直观的印象。而今这里留下的芸芸众多的人文景观，无不昭显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刘安为求长生不老之药 ，招方士数千人，有名者为苏非等八人，号称"八公"。他们常聚在楚山，即今日八公山，谈仙论道，着书炼丹。在炼丹中以黄豆汁培育丹苗，豆汁偶与石膏相遇，形成了鲜嫩绵滑的豆腐。刘安炼丹未成，却发明豆腐。

作为古老历史的见证，寿县人非常珍爱至今保存完好的城墙，也为有这样的城墙充满自信和自豪。当询问起寿县还有什么值得观看的景观时，几名老人纷纷推荐：“你们就去古城墙，离得不远，可以去那里走一走，很不错的。”

古城墙有4门，并各有瓮城，呈方形。与友人聊起，当敌人困入瓮城时,如将主城门和瓮城门关闭,守军即可对敌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想想那种场景也是挺血腥与恐怖的，不禁后脊背涌起一阵凉意。遂想起在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墨攻》中，他主演的墨子，主要指导城内百姓为守城池演绎了此惊心动魄的场景。此时身处瓮城之中，不禁感叹古人的智慧、冷静与计谋。

仰头望着那高耸的城楼和绵延的城墙，用手轻轻触摸着它的坚毅和斑驳，这古城墙上刻印着历史那悠长的身影，仿佛这就是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巨蓍，她的深沉与厚重，也让人痴醉留连。

留下一张背影。轻轻的，我走了。

心中默默呼喊：“楚国，我来过了……”

Ⅳ 湖北和湖南都属于楚文化，怎么简称为鄂与湘

由于楚国总地域太大，湖北地处古颚州就简称颚，湖南位于湘江流域就简称湘。当然在原来楚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些简称，那会的楚国就是有很多州组成的。

当年的楚国统治时间也就四百多年，当然他们的位置就主要在湖北，湖南，安徽，陕西，山东，江苏这一块区域，这么一看其实楚国的面积还不蛮大，而且他所在的区域大部分都是经济比较好的地区，所以鼎盛时期的楚国可以说没有别的国家赶惹，所以这些地方一直受到楚文化的熏陶。当时楚国的控制面积确实比较大，而且他是有很多国家组成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楚哥先后吞并了很多小的一些国家。当时由于地区跨越太大，为了管理这些地区，逐渐的开始让他们划分明细，这样一来方便管理。

Ⅵ 郢爰怎么读

郢爰的读音yǐng yuán。

词语解释

古代黄金货币。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也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其含金量在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到99%。使用时，根据需要将金版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使用。

历史价值

当时黄金的流通限于上层社会，而且只在国际礼聘、游说诸侯、国王赠赏、大宗交易时才使用。它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东汉之前，盛行黄金货币，在交易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东汉之后，由于白银产量增多，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形式为银饼或银锭，直至清末银元产生。因此，郢爰金币在古代货币中，有极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Ⅶ 介绍一下周朝楚国历史

楚，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芈姓（普通话拼音读作mǐ），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是三苗人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楚国由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地开始，居楚地丹阳（今湖北秭归，有争议），从一个附庸小国逐渐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强国。前704年，楚君熊通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华夏各诸侯经常发生战事。通过战争，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楚国的族源

大致可分为五说:

华夏说

苗蛮即上着说

东夷说

西方民族说

民族融合说

参阅
楚国的族源

楚文化

语言

在春秋时代，楚语和中原语言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楚国的官名和其他诸侯国不同：楚国宰相叫令尹，司马叫莫敖。除此之外，《左传·宣公五年》还记载春秋时代楚语的两个特殊词语：

于菟wūtú（上古汉语发音为
aa-laa）为“老虎”（有人怀疑可能和缅甸语 ''kla''“老虎”有关）

谷为“哺乳”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因为令尹子文名字叫做斗谷于菟，《左传》对他名字的原意做了
解释。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一句话：“楚言而出”（今译：“他们讲楚语就撤退了”），证明当时的楚语和中原的语言不能通话。

在战国时代，屈原楚辞的词汇也显示出楚国语言的特点。

楚国君主列表及在位年份

:楚武王（约前740年至前690年）
:楚文王（前689年至前675年六月庚申）
:楚王堵敖（约前674年至前672年）
:楚成王（前671年至前626年冬季十月）
:楚穆王（前625年至前614年）
:楚庄王（前613年至前591年秋季）
:楚共王（前590年至前560年）
:楚康王（前559年至前545年九月或以后）
:楚王郏敖（前544年至前541年冬季）
:楚灵王（前540年至前529年五月）
:楚平王（前528年至前516年九月）
:楚昭王（前515年至前489年秋季七月或以后）
:楚惠王（前488年至前432年）
:楚简王（前431年至前408年）
:楚声王（前407年至前402年）
:楚悼王（前401年至前381年）
:楚肃王（前380年至前370年）
:楚宣王（前369年至前340年）
:楚威王（前339年至前329年）
:楚怀王（前328年至前299年）
:楚顷襄王（前298年至前263年秋季）
:楚考烈王（前262年至前238年）
:楚幽王（前237年至前229年）
:楚哀王（前228年）
:楚王负刍（前227年至前223年）
:昌平君（前223年）
:楚怀王孙心或楚义帝（前208年至前206年）
:西楚霸王项羽（前206年至前202年）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
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
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
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
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
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
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
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
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
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
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
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
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
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
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
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
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
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
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
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
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
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可怜兮兮的，流
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
夷越的“首领”地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
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
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
长的时间。楚国在秦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
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
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
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公元前638年，宋、楚
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
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
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
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着名战例。晋国
打败了强大的楚军，挫伤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
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
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而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
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
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
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
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吴，灭蔡，后来又灭
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
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
安徽、江苏等地。《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
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
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
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
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
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
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
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
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
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
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
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所谓“楚人”，非但芈姓一族。楚人的上层统治者，即屈
原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夏人后裔，
本为游牧民族，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江、
汉之间的土着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与土着民族。
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说：“此土着之民族，自历史发展论之，当
即《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苗民。此时其主要部分，当已
随时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则当为屈子所谓之‘南人’、
‘南夷’，为三苗沿途遗在沅湘辰溆间者。”” 从周代的情况
来看，江汉沅湘一带的土着居民相当复杂，除了三苗及其遗
民之外，“还有越、濮、巴三族。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到
这里来的”。先民的迁徙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
出现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前，迁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猎、采
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都要求在不断的迁徙
中寻求较好的生产和生活场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谋
发展，更是要求迁徙的原因。同族之间的“不相能”，近亲族
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都会引起大规
模的迁徙。 从土着居民的构成来说，可能还不仅是苗、
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蛮”，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
族。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荆
蛮”的强大的楚民族，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楚武王前
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
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造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的
局面。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吞并了吴越，并以咄咄逼
人之势，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在兼并战争不
断取胜的过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
围内得以实现。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
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
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
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
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
<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
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
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
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着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
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
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
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
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
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
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
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
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Ⅷ 楚文化的影响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
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
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
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
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
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
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
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
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
“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
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
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
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着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
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
·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
“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
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
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
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
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
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
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
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
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
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
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
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
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
“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
《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
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
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着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
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
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
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
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执着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
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
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
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
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
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
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
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
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
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
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
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
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
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
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着多，
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
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
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
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
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
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
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
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
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
《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
《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
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
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
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
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
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
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着名
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
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
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
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
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
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
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
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
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
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
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
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
“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
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着作
《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
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
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
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
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
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
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
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
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
出土了着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
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
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
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
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
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
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
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
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
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
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
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
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
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
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
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
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
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
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
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
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Ⅸ 楚文化的文化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秦楚国遗址、墓葬等的发现，激发了学界探索楚文化的热情。其研究范围从先前的文学、哲学领域扩展至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文字、建筑、服饰、风俗、科技、歌乐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渗透，逐步向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
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沙地区发掘的大批楚墓为楚文化这一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契机；上世纪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国故地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特别是随州市曾侯乙墓的发现，使得楚文化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也认为，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引发了学界对楚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也为其拓展和精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占有最新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的。”刘玉堂说，“随着大量楚简的不断问世，其所承载的丰富讯息为楚文化研究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可能。例如，传世文献记载楚国迁都六七次，都城先后称丹阳和郢，但清华简《楚居》则记载楚国迁都达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见丹阳名称，这将引起学界对楚都问题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楚人先祖季连活动的年代不会晚于虞夏之际。可是清华简《楚居》中则将季连与盘庚连在一起。若此盘庚即商王盘庚，那么季连活动的年代岂不要向后推约七百年？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所长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纪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这套丛书是20世纪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经过多年的积累，楚文化已经有了全方位、多角度、体系化的研究和总结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当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紧密跟踪考古新发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着力解决其囿于资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难问题。”蔡靖泉说除了注重考古发现之外，将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对于推进楚文化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万全文向记者介绍说，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比如，张正明的《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王纪潮的《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等，就将楚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进行宏观比较。中观角度则是将楚文化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譬如张正明的《秦与楚》，清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微观比较，则是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对比探讨，这也是目前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
刘玉堂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重大。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不同区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和规律，进而发现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蔡靖泉也表示，将楚文化与并世共存的诸地域文化进行比较探讨，是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不仅能够拓展楚文化研究视阈，也必将促进中国区域文化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纪的深入发展。刘玉堂表示，尽管楚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还比较薄弱，某些关键的研究领域多年没有突破。他认为，上世纪楚文化研究的辉煌，多半基于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轰动性发现，楚文化研究很可能会出现“瓶颈”，甚至无话可说。因此，学界需要对楚文化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寻求方法论上的突破创新。万全文认为，从楚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楚简帛研究的推动。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原因，是由于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相对上世纪有所减少，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很难得到解决。
针对此种情况，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说，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没有上世纪90年代那么轰动，重大考古发现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于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的陆续开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发现，而对这些考古资料进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将这些新发现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据此继续深化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则强调说，除了对楚文化考古资料系统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强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他告诉记者：“准确释读诸如楚简、玺、货币、器物上的文字资料，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寻新的突破点，还能够对过去的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对出土文献这些一手资料辨识的准确性，对于酝酿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