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文化对汉初有什么影响

‘壹’ 古代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
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
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
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
《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
《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贰’ 楚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

楚国文化主要的还是本土文化，特别是楚辞，大部分是当时的民谣与宗教祭祀为主题的歌曲。当然我个人是认为屈原所代表的艺术可算是顶峰，到了宋玉之流就不敢恭维了。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但文化空前繁荣，这主要是因为： （1）这一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大变革，即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奴隶制逐步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社会的大变革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3）社会的动荡使得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这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社会的大变革使得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列国纷争，社会剧变，战争动荡，这些不仅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存在，而且使得当时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去钳制思想，因而思想也就空前活跃。 （4）社会动荡时期，各国统治者为了在争霸中获胜，纷纷重用有才学之士，一大批文化人被网罗在诸侯、大臣门下，他们为各国的争霸斗争和社会改革出谋划策，这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5）大国争霸，社会的动荡，一方面使得民族融合加快。由于战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加强联系，各族之间的地域界线被打破，这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丰富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6）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还有两个突出原因，即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叁’ 楚国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
荆楚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肆’ 什么是楚文化楚文化的性质和渊源

楚文化为东周时期中国南方的一支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的区域文化。
楚族源于中原，与中原华夏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文明的主源应是中原文明。从地理位置而言，楚的先民长期与华夏先民居住、交往，楚先民吸收了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先进文化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从统属而言，楚于西周初年被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统治。而且实物资料也表明，西周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它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中原文明特点，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别于其它区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兴起与其它文明一样，也应具备相应的文明诸要素，我们可以此来考察楚文明兴起的大致时间。 楚自鬻熊至熊绎受封的阶段，文献均记其“居丹阳”，而非“都丹阳”，加上又无相应的考古学资料相印证，当时丹阳只是一个地名，而非都城，也无城邑的建制，大型礼仪建筑也尚未发现。就是怀疑为楚国制作或断为楚国所有的青铜器，不仅未见于考古发掘，即使是传世品中也一无所见，文字就更不用说了。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其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以较单纯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楚的社会形态自然也比较原始。
熊绎受封
楚文化
熊绎受封是楚立国之始，他五传至熊渠之间的事实史载不详，也无明确的考古资料面世。看来，楚即使立国，也未必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代。但到熊渠时，楚有了第一次扩张，它应是楚经济、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的反映，青铜兵器应该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湖北当阳赵家湖西周晚期楚墓[49]中出有少量铜器，并有极少量的传世铜器遗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青铜冶铸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已有少量疑为楚城邑的遗址发现。而且楚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成了由部落联盟集团的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
文化面貌
由于在西周早中期，楚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响下发展，因而，楚人统治区内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风格，是时，楚文明虽处于襁褓中，但其个性特征开始孕育。西周早期，随着楚人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有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改造。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多民族环境和共存意识中奠定了后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征和鲜明的个性。
迅速发展
楚文化
楚武王熊通即位后开始谋求向外发展，“辟在荆山”这一狭小的区域也不能满足楚人的发展要求，楚文王迁都位于今荆州纪南城的郢，自此至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师攻陷郢都止，是为楚文明的成熟定型期。这一时期的楚国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逐步吞并了江汉地区、南阳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数十个文化因素各有特点的国家，其地入楚境，民为楚人。在这一系列并国扩境的过程中，楚人根据形式的变化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及实力条件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处理方式，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灭其国，绝其祀，县其土而有其民，在这一过程中，楚人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将其逐步纳入楚民族的共同体，民族融合进程加快。同时，这一范围内各种经济、文化因素相继融入楚系，从而为楚文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因素和有利基础。
洗礼融合
实物资料表明，独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来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的洗礼，通过融合、吸收被吞并的众多周王室同姓、异姓封国及其它诸侯国的先进文化因素加以综合、提炼并经过创造而成，正是在此时，楚文明以非凡的气势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篱，取得了质的飞跃，从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转折，进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发展逐步定型。 楚文化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击败吴人，后昭王迁都于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为楚文明的繁荣鼎盛期。 这一时期楚国历史虽然有起有伏，但楚国的发展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是连续不断直至达到最繁盛、最光辉的顶点。其政治体制方面有断断续续的改革，旧的县由大化小，并已在全境范围内普遍设立，边境设郡，官职爵秩已经相当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楚文明的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明一如冲出峡谷的江河，以奔腾万里之势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取得飞速发展，表现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以致盛极一时。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政治局势迅速改观。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在北面与中原诸国争雄，时有进退；西北、西南分别防御秦与巴蜀而主要是来自秦的威胁，以秦岭、巫山山脉相阻隔，并分别设立了汉中、黔中、巫郡等；东面是楚国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的方向，其军队多次出入齐鲁国境，并直至海滨，但战争频繁，建设难以连续持久；南面主要是“蛮夷”之帮，楚人沿洞庭湖两侧南进，直到五岭，这一区域基本没有大的战争，政局稳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续发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就主要在江汉平原及楚国南部的今湖南境内发现，并向楚全境辐射。 楚文化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迁都陈城，习称陈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城，习称寿郢，直至楚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是为楚文明的滞缓衰退期。 这一时期楚国基本处于动荡之中，尽管有相对的稳定，也是十分短暂的。楚国政治腐败，思想保守，经济上又因国土的沦丧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楚文明也丢掉了赖以发展和昌盛的坚实基础。楚国历史已成颓势，楚文明也随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昙花一现。
融入汉文明
当然，楚文明并未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失，在楚国被秦国灭亡后，楚文明也被秦文明所接受、改造，在楚人亡秦的过程中，楚文明得以部分恢复，随着西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建立，楚文明融入更广泛、更深入的汉文明之中。 楚文化
而且，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二千年。 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伍’ 汉代文化是如何继承秦文化与楚文化的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4]。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着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着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着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着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陆’ 楚国文化都影响到了哪些地方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代南方的霸主，在文化上楚国的影响波及汝、汉流域的许、胡、番、息、黄、邛、曾，淮、泗流域的宋、蔡、舒、徐以及江东的吴、越等国。他们和楚国一起共同创造了一种奇谲神秘、瑰丽烂漫的文化，书法作为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柒’ 汉文化和先秦的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吗

先秦的楚文化和汉文化是什么关系呢？说成一脉相承不是太准确的。汉文化事实上是先秦各种各样文化的大结合，而楚文化是这其中关键的构成部分。假如充分考虑打倒暴秦，创建汉朝的通常是以楚人为因素中坚和关键的这些人，楚文化对汉文化的干扰很有可能比大家想象得更加深入与悠久。

可以说，此刻发生的汉文化，是已有文明行为至今慢慢累积、沟通交流而磨合期为一个平稳的构造了。那么说，并并不是否认楚文化的鲜明特征，反过来，楚文化与众不同风采或是很显着的。我、充符、屈原，全是楚文化（文学类和逻辑思维）的楷模。

‘捌’ 楚文化的影响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
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
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
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
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
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
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
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
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
“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
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
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
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着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
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
·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
“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
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
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
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
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
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
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
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
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
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
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
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
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
“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
《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
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
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着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
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
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
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
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执着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
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
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
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
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
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
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
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
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
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
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
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
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
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
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着多，
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
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
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
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
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
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
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
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
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
《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
《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
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
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
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
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
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
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着名
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
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
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
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
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
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
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
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
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
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
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
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
“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
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着作
《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
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
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
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
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
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
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
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
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
出土了着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
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
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
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
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
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
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
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
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
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
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
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
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
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
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
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
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
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
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
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
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玖’ 随便谈谈“楚文化”和“汉文化”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 [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拾’ 楚族的楚文化及楚国发展

楚族在江汉地区发展强大，所建立的楚国后来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且曾一度成为霸主，其雄厚力量的积聚得益于他们对南方的苦心经营。在楚国日益强大的过程中，居住在南方的南蛮、百越等民族，逐渐成为楚国的庶民，被列入楚国的户籍（楚国后期），成为楚国的被统治者。在春秋前期，楚大举进攻蛮人，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
在政治上，楚国统治者基本上采用了量才录用的政策。随着楚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新征服地区的各族“蛮夷”成为其境内的人民。由于楚国地广人稀，人口的增加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因而楚国总体上是善待这些“蛮夷”的。这主要表现在楚国对待这些“蛮夷”采取了任用蛮夷、以夷制夷的政策上。如《左传》哀公十七年载，都国的观丁父和申国的彭仲爽被楚俘虏后，被任为军率或会尹，进而助楚“大启群蛮”。
在对待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楚国基本上实行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保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楚人不仅说“楚言”，并且用“楚语”着书、写文章。“楚语”成为楚人与蛮夷各族思想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楚国先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楚文化。楚文化的形成本身吸收了长江南北众多的土着文化的营养，而文化的多源性主要由民族的多源性所决定。楚族的发展与汉族的发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与周边民族长期相处交融，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其中商周时期的苗蛮或南蛮，与楚的接触最多，其族人和文化因素融入和传人楚人及其文化的也较多。文化上楚文化受南蛮的影响最深，范围也最广，在宗教、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均有较深的涉及，而以文学艺术方面最突出，如神话、诗歌、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工艺图案等。其中最典型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神话，多数神话学家认为这两个神话本是南蛮的神话，在楚与南蛮的文化交流中传给了楚人，后来楚人融入汉族后才得以广泛流传开来，成为中华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的着名神话。境内的濮、百越、戎等民族的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来源，从考古所见的出土文物看，在楚文化的考古学遗存中，保留或吸收了大量各民族文化的因素或遗物。
总体而言，楚族起始于中原偏南之地，随着其居住地域和统治重心的南移，以其相对平等的民族政策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四方各族的人民，并融会了其文化。尤其是在楚国极盛时期，今华东、中南、西南的大部分省区，都受到楚的控制或羁縻。在这辽阔的地域内，几乎包括了当时南方的蛮、濮、越、戎等所有的民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楚实际上是中国南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堪称当时民族联结和融合的一个典型。
楚族不断向东、向南发展，扩大了楚国的疆域，为以后秦、汉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夏商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楚人南下后通过兼并各周代封国和各原始部落氏族，使大量蛮夷成为楚国的庶民，经过长期繁衍，改变了地广人稀、人口不足的局面。并且帮助境内各族人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变社会生活，使蛮夷较快摆脱了落后状态，缩短了与中原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
楚国灭亡后，楚人直接受到秦汉中央王朝的统治，加入到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融合大潮中，最终为汉族所同化。但楚族与华夏或汉族的融合过程，却并非始自秦灭楚之时，而是在楚民族形成之初就已潜藏了这种趋势。
在楚族存在的大约七八百年甚至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其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上经历了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楚族向外扩展融合蛮夷各族的过程，后一阶段则是楚族不断被融合到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的过程。楚族的渊源与中原民族有很大的关系，楚文华中本身包含有许多中原商、周文化的因素，因而较容易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前面我们主要提到了南方土着文化对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其实楚文化的形成的发展，更多的是受到来自商周时期中原各地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楚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早在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就已处于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状态中，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
楚文化本身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它融合南方各土着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中原文化影响和融合的过程。或者说，在中原文化向南的辐射中，楚文化刚好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是中原文化扩大其影响的一个重要媒介。这为楚族最终融人汉族打下了基础。
楚国灭亡后，楚族并非就此消失，楚文化因素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楚文化因素的最后消亡，才是楚民族最终融入汉族之时。秦灭楚后，广大地区的楚文化很快就和秦文化及其他文化混杂相处。到了汉代，楚文化又和逐渐形成的汉代文化相互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楚文化终于逐渐消失了，而楚族也慢慢融入新形成的汉族之中。原楚地的文化虽然还带有不少地域性的特点，但这已非原来具有自身传统的楚文化的特点，而是各种文化经过新的综合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楚族及其文化是汉族及其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数百年里与楚族相处的南方少数民族大部分仍保留着其传统文化，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今西南和华南地区的许多民族，历史上本来就是楚地的原住民乃至楚先人的后裔，后来才逐渐迁徙到边疆和偏远地区，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与楚文化存在着不少趋同现象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