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蜀文化是怎么来的

㈠ 蜀汉文化、金沙文化的来龙去脉

蜀汉文化的中心——四川成都

成都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间，是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沿革

西周、春秋时期为古蜀国领地。公元前4世纪，古蜀国开明五世(一说九世)迁蜀都城至成都，取周太王迁岐“年成邑，二年成都”意，成都之名即源于此。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蜀王旧都一带置成都县。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人仿咸阳建制兴筑成都城。周赧王三十八年，秦人始以蜀国地置蜀郡，成都为郡。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改蜀郡为导江郡，公孙述在成都称帝。东汉末年为州、郡、县治所。三国为蜀汉国都，兼郡、县治所，两晋为“成汉”都城，南北朝为州、郡治所。隋炀帝大业三年改益州为蜀郡，为郡、县治。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在成都县之东偏置蜀县，始为成都、华阳两县治所。唐肃宗至德二年，升成都城为“南京”。五代十国时期为前蜀、后蜀都城。元朝时为四川行中书省成都府路、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二县治所。明末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农民政权，改名西京。清朝时设四川省，下设道，为省、道、府、县治所。

1949年12月后为川西行署所在地，1952年始为四川省省会。

旅游资源

成都气候湿润、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天府风光”、“熊猫故乡”、“蜀汉文化”是其三大旅游特色。西岭雪山、青城山、九峰山、九龙沟、天台山、朝阳湖、龙泉湖、桂湖、黄龙溪和农家田园风光共同构成了绮丽多姿的“天府风光”；崇州市鞍子河、大邑县黑水河、都江堰市龙溪——虹口三处自然保护区及成都市大熊猫繁育基地居住着世界上约80%的大熊猫，游人不仅可以观赏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还可以了解到有关大熊猫的最新科研成果；成都不仅有独具一格的自然景观，还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如望丛祠、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北周文王碑、文殊院、青羊宫、永陵、孟知祥墓、朱悦廉墓、僖王陵、彭大将军纪念碑，彭家珍祠、十二桥烈士墓等。

文化特色

早有“蜀戏冠天下”之誉的成都是我国戏剧之乡。形成于清代的川剧是我国重要的地方戏剧之一，尤其是“变脸”、“吐火”等绝技独树一帜，令人叹为观止。

川剧：又名川戏。由四川本地的车灯戏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吸收了来自苏、赣、皖、鄂、陕、甘等各地的声腔，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剧种。有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大声腔组成，使用四川话演唱，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具有鲜明的蜀地特色。传统剧目：《柳荫记》、《情探》、《秋江》、《评雪辨踪》、《拉郎配》、《夫妻桥》、《望娘滩》、《白蛇传》等。

变脸：变脸是川剧表演的特技之一，用于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情的变化，即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形象——脸谱。最初的脸谱是纸壳面具，后发展为草纸绘制的脸谱，现在使用的大都是绸缎面料。变脸脸谱会选用一些不知名人士，包括侠士、鬼怪之类的造型，而人们所熟知的脸谱，如关公、曹操、包公等人物的脸谱一般不用于变脸。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编辑本段发掘概况
1929年春，四川广汉月亮湾，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掏地下水坑时挖出玉器400余件，翻开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页。在挖出宝物之后，燕道诚怀着特殊的心理，将其中大部分赠给了亲友邻居，这使得部分文物流传到成都，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
198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进行联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几个月的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仔细挖掘，三星堆遗址终于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开始发散出它


迷人的光彩。
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过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址。当晚，考古专家初步鉴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遗址是一个很有研究和考古价值、规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对挖出来的浮土进行翻查，并开始着手考古发掘工作。[1]
编辑本段出土文物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

出土文物
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如太阳鸟金箔等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 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1]
编辑本段遗址意义社会生活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们的祖先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们和华夏族的祖先是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迁过程中，由于和岷江峡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开始定居农耕时，其民族成分已经和他们祖先有了一些区别，相貌也发生变化(如三星堆出土铜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长、脸部狭长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边形、鼻梁高挺、鼻翼宽阔、嘴唇宽扁、耳垂大而张。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为早期政治宗教场所；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凭着成都平原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并在其带动下发展着畜牧业，出现了早期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古代蜀国建立。在古蜀国，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领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筑、雕塑为宗教服务，祭祀中心也纷纷建立，体现着神权的强大；祭师阶级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政权；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生活特点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同时期黄河流域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满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异域色彩。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象长着"尾巴"；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1]

仅供参考

㈡ 四川人是从何而来“川人”文化又是怎么形成的

四川人，一部分是蜀人或巴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还有一部分就是外来移民。山水秀丽，资源丰富的四川，环境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天气比较湿润，更是让四川人变成了无辣不欢的人群。

公元759年，诗圣为了躲避战争的伤害，一路从华州等地，来到了现在的成都，初到成都的他被这里的所震撼，更是做出了一首诗《成都府》，诗中的他只是不听的感叹道成都的魅力：“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见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清朝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更加丰富了四川这一地区，各地风俗都开始进行渗透、逐步走向融合，更是形成了现在独具个性的四川文化。后期的四川商品交易开始发展，有很多外地的商人前来做生意，人们的交流和接触异常的频繁，可也为现在的四川人热情好客的性格打下了基础。

㈢ 蜀文化的文化特征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间，就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已进入国家形态，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成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以至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从人民不知饥馑……谓之天府”之后，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使蜀之先民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两个系统的文字，一个系统是比较进步的表意文字，一个系统是表形（象形）文字，而两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遗迹；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辈出，杰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国两晋时期的诸葛亮、陈寿,唐代的陈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苏门三父子”、黄庭坚、张?、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来知德,清代的唐甄、费密、李调元，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一串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蜀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名人的不断涌现，不仅充分证明蜀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蜀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它汇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的意识。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与西面的阿坝相连，与岷江上中游保持着密切的往还互动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为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致使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蜀文化必然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正因为蜀道之难，反而激励起蜀之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于是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义上改造环境，进而铸就了蜀之先民于封闭中求开放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兼容和开放终于成为蜀文化最显着的特征。从自然地理审视，蜀文化同周围不同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盆地周围（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岭。蜀之先民为了打破盆地地缘的封锁，创造了高超的栈道和绳桥技术（现在剑门关、广元等地仍保存有栈道，20世纪60年代连接都江堰内外江的竹索桥以及四川阿坝州，至今仍可见到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则是多种类型的绳桥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狭隘的封闭性。借助剑门关、广元等地的古栈道，蜀地得以与陕西等中原地区沟通，蜀文化得以与原本就是同一血脉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礼制、风习、价值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
四川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与江汉平原相通，蜀通过巴，与楚江水上下，一苇可航，“蜀风”早与“楚流”交流混融，从古至今，蜀文化都与楚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在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分别出土了海贝、象牙，阿坝州茂县则出土了琉璃珠，这些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证明蜀之先民与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迟到汉代，从蜀到印度、中亚再到西亚，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今天被学术理论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据考证，“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经“滇越”乘象国（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到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直至中、西亚。另一条是东道，从成都出发，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西道重合。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蜀文化主要与云南、贵州地区的南中文化有着密切的往还交流和相互兼容。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还交融，又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温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还表现在对滇黔文化的辐射，并远达东南亚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唐以后，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双向交流上。这一方面如明代状元杨慎所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一方面又如清代学者赵熙所说：“从古诗人多入蜀”。这种人才频繁的双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依据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点，不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库，汇纳南、北、东、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个聚宝盆，会聚周边农耕、游牧、渔猎文化，进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并包，渴求开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外地人单向移入四川，而鲜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周边向蜀的移民，客观上带来了周边的多元文化；蜀汉时期上层荆州士人集团及大批普通民众的迁入，客观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经济昌盛，文赋繁华，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仅使蜀成为全国文化最盛的地区之一，而且促进了蜀文化与各种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干隆的“湖广填四川”，一方面恢复了蜀地战乱后的人气，复垦了因战争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粤文化与蜀文化的融会。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杂糅各家，兼容并包，灿烂辉煌。 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今天蜀文化资源的主要源泉。现存的蜀文化资源主要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2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2处，省、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0余处，各种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64所，其他人文景点200多个。蜀文化的文物古迹主要包括历代寺庙、园林、古建筑、古城镇、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庙、宫观主要有成都昭觉寺、文殊院、青羊宫等；摩崖石刻主要有乐山大佛、安岳卧佛、广元千佛寺等；园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公园等；重要古文化遗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兴盛，在中国宗教历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遗迹保存下来，成为今天蜀文化的组成部分：除鹤鸣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新都的宝光寺，平武的报恩寺，德格印经院，都是当今着称国内外的宗教名胜。
蜀积淀丰厚、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年按农历次第举行的节庆盛会有：正月成都灯会，二月成都花会，三月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五月乐山龙舟会和郫县赛歌会，八月新都桂花会，腊月自贡恐龙灯会等。而“麻辣鲜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种繁多、价廉物美的小吃，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积淀丰厚、传承数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征。 蜀文化作为年代久远、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长期积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审视，属于维系封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正面和负面交织，精华和糟粕混杂，封闭与开放并存。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蜀文化，精华、进步、开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旧的负面因素也不可忽视。蜀文化这种多重性，既反映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也表现在同一事物内部。比如受道教影响较大的蜀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顺应自然和“无为”，总体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强调人为天地的中心，重顺应自然和社会人事，忽视向自然界作科学探讨和征服自然，并斥技艺为“奇技淫巧”的弊端，这无疑阻碍了蜀科学思想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普及。
总之，用唯物史观审视，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历史的积淀，是该区域社会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灿烂辉煌的一面，也有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有分析地扬弃蜀文化的上述特征，既有利于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又有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㈣ 巴蜀先民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那里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

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并且具有独有的特性和区域性。

巴蜀文化是中国从古至今延续的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在历史的连续性上面非常有区域化的特性。纵观整个巴蜀文化在历史中的地位，是拥有值得对于西部开发过程中有着研究和利用的价值，它也构成了川蜀独有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巴蜀文化也遵循了这个道理，他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稳定性。也拥有着自己的区域特点，于其他的中原文化截然不同。

巴蜀文化在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整体转型和超前精神，使他的社会根基同川蜀的人一样，具有冒险的精神。巴蜀精神和川人的完美性和稳定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具有了重要的价值，通过巴蜀文化研究，对于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在封闭的中华文化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对于社会结构转型的阻碍能力和封闭性习惯的更新能力更大意义上起到了突破创新的作用。

总体来说，巴蜀文化是中华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国四川和重庆利于文化的代表。川蜀文化在历史过程中与中原文化能够更好的融合，进而发展成新的巴蜀文化，这和中国独有的文化改革是分不开的。巴蜀文化的艺术性风格比较独特，里面包含了四川等独有的地域性特点，也是勤劳文化沟通的方式。整体来说，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活在川蜀地区的人能够利用自己的聪明与祖先流传下来的信息，形成独有的巴蜀信息和文化，也表明了中国老百姓的智慧，同时巴蜀文化也就充满了生机和浓厚的韵味。

㈤ 为何有巴蜀文化的说法，巴文化和蜀文化一样吗

因为巴蜀文化他们是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都与四川有着深厚的关系，但是他们在四川内部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而巴文化和蜀文化之间，他也有着自己的差异性。这种具体的差异性就表现在他们各自生长和繁衍的土地之上，巴文化他最早源自于重庆一代，也就是长江三峡一带吧，而蜀文化则是在成都平原这附近为主。但是最终这两种文化殊途同归都会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代表文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主要的组成部分，为我国的文化发展贡献出了许多不可估量的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巴蜀文化，那就是巴文化作为一种水域文化，而蜀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内陆文化。这两种文化的融合发展反映的是一种水陆文化的融合发展，它体现了独具特色的四川文化魅力，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推动之下，才让巴蜀文化逐渐成为了四川文化的代表性文化，也更加的被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道，逐渐让四川这座美丽的城市呈现在人们的视野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