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孝和西方文化哪个好

⑴ 为什么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强调要孩子听话，孝顺

“孝”被如此放大，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在于“孝”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行为要求跟权力的统治需求是一致的。
在古代，一般民众的意识形态完全是由当权者决定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文化中的道德部分都会经过权力的删选后才向民众传播，经过数个朝代的灌输后，任何一种思想的影响力都可能会被数倍的放大，“孝”的影响放大基本就是如上过程。
而权力选择“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传统文化中的“孝”对“服从”看得很重，从“孝顺”这个词就能明显的看出来。而“服从”和服从产生的“秩序”对于权力的统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有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样的道德要求。
至于西方为什么没有产生这样的文化，简而言之，还是文化差异的问题，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什么，这些差异会导致人们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差异，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⑵ 请问西方和我们相比，有没有孝文化,西方子女，会不会和我们一样义务，养父母

西方没有孝文化，所以父母只养儿女到18周岁，之后儿女就自谋职业、经济独立、住宿独立啦。如果父母看子女，或要抱孙子，在子女家吃饭，是要开饭票的，也就是自费。所以在西方，子女是不需要尽养父母的义务的。。。但是自觉、自愿的探视父母，还是有的；但不是尽义务。。。。

⑶ 中国伦理的“仁爱”与西方伦理的“博爱”的文化比较

对中西方伦理价值观进行比较的一个难点是，应作全面系统和动态中的考察分析，不应该是片面、局部和静态中的比较。比较的目的主要不是了解它们之间的相同点，而是辩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探明这种差异性的缘由，带着批判的眼光，毫不留情地审视本民族伦理价值观中的弊端和西方价值观中的偏颇与缺失，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精华，吸取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寻求在克服弊端、偏颇与缺失的过程中，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路径。
一、仁爱与博爱
仁爱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性意识和丰富的社会观念。仁爱思想首先建立在突出和尊重人的地位的基础上。孟子认为人与禽兽（即人的自然状态）的区别之关键在于人的“人伦”关系，也就是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化本质。仁爱思想的不竭生命力在于将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它强调的是人性的正面，是道德创造的精神本源。这种可以称作维系文明社会人际关系的原则，发端于“孝悌”这种基本的人伦感情，所谓“亲亲为仁”。父母兄弟是人类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孝悌”既具有很强的自然血缘特征，又使父母兄弟的关系具有了人文特征。仁爱思想要求人们首先要将爱施予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人只有实现了“孝悌”这种基本的人伦感情之后，才能将爱推及到其他人身上。仁爱的向外展开，就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尊敬、敬重、忠恕与诚信为仁爱之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美人之美，暗含了对别人的尊敬、诚信和宽容心，暗含了对人的独立价值的肯定。仁爱思想在长达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使孔子荣获世界上公认的十大思想家之首的美誉。在国与国、宗教与宗教、社群与社群之间矛盾冲突、局部战争频仍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将仁爱思想当作全球的普遍伦理，作为解决人类纷争的准绳，作为建立人类行为规范的共同基础。仁爱思想的超时代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建立一套人伦道德规范（当然要注入时代精神），成为协调社会伦理关系的准则，使社会在保持稳定中求得发展，而且能为日趋多元化的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幸福，实现人类社会“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真正的和谐理想。然而，仁爱思想也具有难以消解的两大弊端：其一，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原则并不能在操作层面上不受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的制约，而具有超越国界和时代的特性。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利用下，统治阶级尽可以利用它向民众广泛地倡扬，而真正能身体力行者几许？有人认为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孕育了一个虚假的官宦群体，尤其是倡扬者本身，多是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封建伪君子，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双重人格，他们用双重价值和道德标准行事，导致社会伦理关系的恶化。其二，“亲亲为仁”的仁爱思想是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对事物的判断往往不是依据原则或公道，而是囿于人伦、人情，生怕对不起与自己关系近的人。这样的逻辑运作往往造成人们法律观念的淡薄、民主意识的匮乏，情感浸蚀法律，导致我国社会长期以来权大于法，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局面难以彻底改观。
“博爱”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指对人类普遍的爱。其实，在中西方传统伦理文化中早就有这个词，泛指爱一切人。韩愈《原道》中有“博爱之谓仁”，与仁爱很相近。“爱”在西方文化中的大多数场合下，指“性爱”或“情爱”。西方人认为，“爱”由自然本能欲望而产生，不仅人会产生爱这种情感，野兽同样彼此相爱，无论空中的鸟、水中的鱼、沙漠里的兽，都有爱这种感情。“爱是万物之主宰，对万物很公平，不差分毫。”（维吉尔：《田园诗篇》）这也可看作是对博爱的一种解说。西方人相信爱的力量，认为爱能征服一切，也能毁灭一切，这是因为爱有正邪之分。但丁在《神曲·炼狱》中说，“自然的爱是从没有过错的，但理性的爱却由于对象邪恶，或由于活力不足，或过胜而犯过错”。因此，“爱必定是你身上的美德的种子，也必定是你每一种值得惩戒的行为的种子”。由此可知，西方人的博爱的情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负面的认识基础上。在中国人看来，人的自然本能欲望属于人性恶的范畴。动物性的爱与人伦之爱大相径庭。西方的博爱的人性基石乃是一半为善、一半为恶，“善”与“恶”的原型即上帝和魔鬼，要想去除魔鬼那一半，使天使那一半不断得以完善，就必须对上帝的恩典充满信心，希望得到上帝的拯救。在奥古斯丁看来，博爱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上帝的信心和希望上，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就要爱上帝、爱真理，并由此出发爱世人，不仅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邻人，还要爱自己的仇敌。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创造并“爱”一切人，人的最高的爱也应当是对上帝的爱，而这种“爱”又需表现为对世人普遍的“怜悯”、“仁慈”，为此甚至应当蔑视、否定自爱和世俗的肉体生活。中世纪之后，这种神圣化的博爱虽受到冲击，但对欧洲人爱的观念仍有很大影响。至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博爱体现了人性从“神性”中的解放。博爱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西方人不认为恶是一种必须加以清除的异质内容，而是当成自身文化中血肉相连的存在部分以构成一种以毒攻毒的机能。博爱不像仁爱靠“善”自身的一种茫然的努力，而是借助于恶，依赖“恶”的成分的消长使自己产生力量。由于中国的仁爱完全建立在善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阴暗面发掘不够，尽管仁爱的思想体系完备巨大，社会现实的“恶”的现状却难以（甚至从未）改进。“这实质上是一个失去了‘半壁江山’的文化漏洞，失却了‘恶’，使中国文化对于‘善’的追索过程也难以完成。这形成了完全的‘善’与完全的‘恶’的对立，致使中国的传统在完全虚伪的‘恶’的形象和极端的‘善’的革命中很难把真正的民族性的瑰宝观念继承下来，往往在鱼龙混杂中被一概否定了。”（苟小泉：《试论中西善恶观的差异》）这样，使中华民族真正的“善”，真正的精华也不能得以深入。西方的博爱由于建立在恶的基础之上，善与恶的张力、恶与恶的运作，不断指向新的“善”的目标，由于善和恶都不可能被自身所评价，而要求一种普遍性，于是，博爱的孪生兄弟——平等、自由和人权便产生了。当然，博爱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所有人都施以爱，完全无差等的爱实际上是不可能也不存在的。至于资产阶级的博爱、自由的虚伪性早已昭然若揭，此不赘言。
二、整体与自我
重整体轻自我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先民们长期束缚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形成了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眷念家园国土的情怀。其社会结构是家国一体模式，家成了国的缩影，国成了一个扩大的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使中国人自然而然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事就是天命，人道即天道。人伦、人情与人缘三位一体，使个体成为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个体的价值只能依存于群体的实现而实现。在中国人看来，血缘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君臣、朋友等关系均由此推出，个人在这些群体的关系中是一依存的分子，几乎没有“自我”的空间和余地。中国人习惯于将个人称为角色而不称个体，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主动的个体，并且认识到其行为是由行动者知觉到这个关系中的其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所决定的。因此，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只有自我被放在合适的社会关系中时，才是最有意义、最完全的。中国人的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我的修养践履是为了父母亲人、光宗耀祖。作为年轻的父母，是为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为团体、为国家、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费孝通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1〕，这是很深刻的。从古至今，这一伦理价值取向引导中国人重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以公灭私”的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一体的凝聚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为国为民、伸张正义、坚贞不屈、历劫不覆、临难不惧、舍生取义、天下为公的民族精神。这种整体主义价值观念自古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正直的中国人发奋向上，不屈服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这种整体主义价值观念使海内外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及欧美各国所有华人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亲和力、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真正实现了中华形神一体。
但是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弊端也是不容回避的。其一，封建时代的整体主义是“民本”与“尊君”一体两翼的整体。爱国与忠君是一回事，自我名义上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实际常常被专制主义所愚弄，自我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过程中被专制主义几乎泯灭。其二，整体主义使“自我”无法生长，个体考虑的是如何在“二人”关系中“安心”、“安身”，自我人格受到压抑，“不敢为天下先”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创造力在自我的压抑下难以得到培养和释放。其三，整体主义价值取向使个人难以在调节公开的行为时承担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当这种行为隐含着重要的他人时。这种情况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可以十分明显地感受到，它容易导致权威主义，而不易产生真正的民主。这种负面效应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两次失去与当今发达国家并行发展的机会。一次是明清时期；另一次是战后50年代至70后代，这两次落伍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与过分强调整体而压抑了自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无关系。
崇尚个人与自我是西方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取向。 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民主制，在强调城邦的利益的同时就十分强调个人的作用。西方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工商航海为主，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可能长期保持聚族而居，血缘纽带比较松散。在社会变迁中，地域性的国家代替了血缘性民族，个人本位代替了宗族本位。个体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公民而不是家族成员。人与人之间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而主要是国家政治制度规定的法的关系。西方文化将人放在与自然对立的关系中去规定。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总是要使自己独立于他人，自我是独立自主的，自我表达和实现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将自我理解为其行为主要是参照自己内在思想、情感和意志，而不是参照他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才是有意义的。因而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伦理价值观称为“重个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崇尚自我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崇尚自我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塑造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善于直接表达自我，为求真而诚实、坦率，信奉靠自我的实力在合法的范围内运用种种手段和工具，以追求个人的表现和成就，不想依附权贵企图通过依赖他人压抑自我来寻求进步；在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寻求各种机会以充分展现自己、实现自身的潜能，不是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以迎合他人，不偏离规范、要求、习俗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崇尚自我的价值观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开放的个性，这恰恰是发挥天赋才能、迸发创造力火花的前提和源泉。一个人人都有个性的社会是容不得专制和一种声音的，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管理国家的过程经常奏出雄混壮美的交响曲。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来，西方世界在崇尚自我的价值观的倡导下，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涌现出无数影响整个世界的伟人，诸如哥白尼、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康德、歌德、达尔文、托尔斯泰、马克斯·韦伯、爱因斯坦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改变整个世界的最最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崇尚自我的伦理价值观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人成为互不相关的孤立、隔绝、人与人处在相互对立中的人。它在催化了资本主义市场并支撑其政治秩序的同时也酿成社会的精神病态，如人异化为谋取功利的工具，丧失了人的目的和生活意义，导致种种社会道德和精神危机。1979年7 月美国总统卡特在电视演说中指出：“这种道德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触及民族灵魂，危及社会制度。”今日西方社会的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不仅在西方社会泛滥成灾，而且早已波及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严重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的有序发展，并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巨大的误导。
中国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与西方的崇尚自我的价值观，体现在伦理文化与思维特质上的差异是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西方文化具有突出的求异性。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从未中断，儒释道在交融互补中传承下来，不仅在典籍文化方面资源极为丰富，传统文化通过社会行为文化层面使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延续下来。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的继承性这么强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继承性强并不等于自我封闭。儒道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善于汲取和涵摄外来文化的积极成果。眼下的中国青年对新科技、新思想的热切向往与追求，正是促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使之具有更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但是我们又不能讳言，在中国文化继承性强的优长中同时包含了它的缺失——求异性思维弱。儒家思想由元典至汉代儒学，从经学而理学，直到现代新儒家，虽然在理论形态上越来越完备，在思想内容上有对各种学说的吸纳、涵摄、融汇与改造、创新，但儒家的思想主旨则是一脉相承，几乎没有人敢另立炉灶，自创一种新的学说。西方文化虽说也离不开后人对前人的承接，但其流派之纷呈，新思想、新学说的创立具有别开生面，给人以刺激，使思想学说得以碰撞，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层出不穷。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逐步战胜封建神学专制主义的过程中，在思想领域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哥白尼把人类居住的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地位谪贬为星际世界的普通一员；达尔文强迫人类放弃自己高贵的血统，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与鸟兽有兄弟的亲属关系；弗洛依德使人类丧失了对自己理想的骄傲，洞察了人性之底蕴，发现了人的潜意识才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当然最为辉煌和伟大的功绩莫过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学说，给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光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都是在求异思维中突破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元典理论，才使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既要进一步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的优长，努力增强自己的凝聚力，使汗牛充栋的人文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又要努力培养新一代具有很强的求异思维品质，敢于大胆怀疑，富有远见卓识，有胆略、有魄力地提出新的思想和设计方案，善于突破陈规，创造出可以引以为自豪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21世纪是一个呼唤求异思维的世纪，惟有善于创新的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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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于‘孝顺’的理解

孝顺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词汇，只在中越韩新加坡等地被人们所认识，其他外国人是无法理解的。
所谓“孝顺”，首先在子女与长辈的关系定位上是不平等的，强调了辈份带来的尊卑之别，即子女要顺从长辈，但却没有明确指出长辈的义务；而西方一般把人与人的关系定位于平等关系，即使长辈与晚辈也是如此，所以根本不用类似“孝顺”这样的概念，而用“爱”，即彼此充满带着感情的巨大善意，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由此派生出关心、关怀、思念等等情感用词。
孝顺与西方的“爱”是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导致的虽然内容有交集却完全不同的概念，请注意把握。
我的个人观点是，爱的概念远比孝顺更符合时代要求，在21世纪还强调孝顺，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低劣愚昧的表现。

⑸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孝道方面的区别是什么

规范“仁义礼智信”五德，是中华社会坚实的文化基础。以前每家每户的堂屋中都挂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每个家庭都会终身敬奉。世界各个民族，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敬天地，主动顺应自然，尊敬和顺从天地造化对人类的影响；尊君，对帝王实行的使民众安居乐业的良好政策能遵从和拥护；尊师，对教诲过自己的师长毕恭毕敬，永不忘怀；尊亲，孝敬父母，关爱亲人，高度重视家庭孝道。

西方文化缺乏“孝道”这个词，没有“孝”和“悌”字的对应翻译。他们没有像中国文化这样具有巨系统和分支系统，在精神系统方面的论证和阐述可以说是粗线条式的。但这并不意味整个西方缺少“孝悌”就不具备类同性。西方人是用“爱”字对“孝道”这个中国专有名词进行了转换，用“爱”来包罗了这个内容。

也不是用中国孝道文化系统论中的“小孝”“中孝”“大孝”“至孝”这样一个框架理念来认识“子孝”的范畴，只是用“爱”来进行解释。西方是用“爱”的子系统感恩心来表达他们的孝意。感恩心中高度概括了“孝”与“悌”的内涵，但是并没有十分明确和细化。中国的“慈爱”和“孝顺”，构成一对和谐的整体；慈爱与感恩，同样可以构成一对和谐的整体，这是西方文化差异上的变通方法。

⑹ 中西方文化的比较

一,中西方启蒙教育的认知方式不同
东西方民族各自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结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不同,反映在思维,认识方式和风格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民族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则以直观综合为基本特征.中西方不同的认识方式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理论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
西方重唯理,思辩,中方重经验,直觉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辩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
西方的细节分析与中方的整体综合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可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突出地位,而这种整体综合观在考察事物时,通常忽略细节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关于对象模糊整体的图景.
二,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着眼点与执着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问题,人们立足于现实人生,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中国的哲学无论儒,道,佛学都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学求作为,道学求长生,佛学求悟觉.儒学以孔子思想为正宗,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者为"仁" 孔子曰:"仁者爱人!"可见是怎样做人的学问,兴趣在阐发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修身养性的目的即实现自己的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纯科学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成为多数人不屑选择的行为和兴趣.

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有着自己的执着.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共呼吸的和谐状态.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大地之中,中国文化自始即重农,"四民之中,士之下即为农","民以食为天"即缘由于此.道家思想更是要人们对人生留恋和在大自然中寻求到生命慰籍的杰作.
西方古代科学寓于对自然的探索之中,因此西方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一些名垂千古的专业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天人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应征服,控制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敌对力量.荷马史诗纯以海外遇险,征服自然为题材,他们的游戏都是在大自然的风浪中锻炼成长的人物.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第一,中西方人生价值取向不同
儒家给中国人提供的价值观念,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持下,逐步转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作为2000余年来的中国文化的一根精神支柱的这种人生信念,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在现世的作为之中,一个人在社会越有作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义的积极入世思想.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为最大者莫过于实现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统治着千百万中国文人碌碌无为的一生.受这种一元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多数人不愿问津自然科学,致使科学被困于萌芽状态.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政治权术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幻莫测而实质又超稳固的政治,文化模式.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产生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浪,于是道教,佛教随之兴起,贪生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第二,西方的个人本位和中方的家族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督教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 "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第三，西方讲功利,时效,中方讲伦理,道德
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比较重功利和实效,善于算经济帐.例如:在一个大公司,如果每人节约几秒,加起来可节约几个人的时间,可少雇几个职员,减少多少开支.又如:一个人在写字,圆珠笔的笔尖向外放还是向内放比较节约拿笔写字的时间,怎么放的状态最有效等.
中国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的农业社会,自然科学不发达,着重于人伦关系的调节.礼义规范高于一切,"义","利"之辩的结果使价值观念产生偏差,提倡人为了符合某种礼义规范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重义轻利"被视为高风亮节,品格高尚.更有甚者,到了"文革"期间,"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对外中国只考虑政治影响,不顾及经济效益.

⑺ 仁爱与博爱：中西文化比较

仁爱与博爱：中西文化析论三二
“博爱”的呼声遍天下，却已很少再听到“仁爱”之名！“博爱”虽然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更不是基督教的专利，但是，当我们在使用“博爱”这个名词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把它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美好词语。我们去赞美“博爱”，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赞美“博爱”的时候忽视、轻视、贬低了“仁爱”，就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于此相伴随着的，是失去对华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华夏文化讲不讲“博爱”？《论语》中说“泛爱众”，这不是“博爱”吗？《墨子》中说“兼爱”，这不是“博爱”吗？《周易》中说“厚德载物”、“生生之谓易”，这不是“博爱”吗？《老子》中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不是“博爱”吗？但是，华夏文化不单纯讲这种“博爱”，因为这只是“推爱”的必然结果，却不是途径。
大家都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不可能说对自己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付出完全同样的爱心，对自己的子女和别人的子女具有完全相等的爱心。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我们要祭祀我们自己的祖先，而不是去祭祀别人的祖先。如果有人不祭祀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别人的祖先，那么，这个人不是谄媚别人是为了什么呢？同样，如果一个人不孝敬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却去孝敬别人的父母，爱别人的子女，那么，他的心态能算是正常吗？因此，爱是有层次的，而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由对自己父母的孝敬到对别人父母的孝敬，由对自己子女的爱心到对别人子女的爱心，需要一个“推及”的过程，没有这个“推及”的过程，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不尊重别人的父母，只爱自己的子女却不重视别人的子女，这是自私的“孝”与“爱”，要知道，我的父母、子女对于别人来说，都是“别人”的，都这样的话，谁的父母、子女还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护呢？另一种是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完全相同的对待，这样可能做到吗？妻子对公婆的孝敬和对父母的孝敬、丈夫对岳父母的孝敬和对父母的孝敬，两者能一样吗？孝敬父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孝敬公婆或岳父母则是出于理性的修养。
如何实现这个“推及”的过程？第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第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对第一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要看我们是否努力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在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的时候，可曾想到过不要影响别人的理想追求？可曾想到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帮助别人实现他的理想追求？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意地在背后污蔑、损害别人，这是卑鄙无耻；有的人为了害怕别人超越自己而影响自己的目的，在能帮助别人的情况下也不帮助，甚至在对方遭遇不幸的时候幸灾乐祸，这是自私自利。卑鄙无耻的人，会遭到他人的唾弃；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有真朋友。
9 O5 a3 O9 Z" C9 x对第二条，大家更熟悉，可是，要做到这一条，比第一条难一些。遇到困难或危险的时候，自己避之惟恐不及，却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在需要担当风险的时候，自己推脱责任，却让别人去承担责任；看到别人为救天下而周游列国的时候，讥讽为“丧家之犬”，之后又对被大众奉为圣贤的人肆意侮辱。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仁爱之心，如何“推己及人”？这样的人，根本谈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他是把自己不爱做的事专门让别人去做，甚至别人做了之后还要冷嘲热讽，或者夺人之功为己有。
( h" v" F: H4 }) V/ J, [* K第三条涉及到推爱的次序问题。《孟子·尽心上》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人对于动植物，只有爱惜之情，却谈不到仁心，因为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说“仁者爱人”，对动植物的爱不能称之为仁。所以，动植物可以作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却要爱惜，不能为了奢侈享受失去节制，否则就是暴殄天物。官员对于百姓，必须有仁爱之心，却谈不到亲近，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一旦官员与民太亲近就难得保持公正之心，所以说“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官员只要尊重百姓的人格和本性就可以了。子女对于父母，需要亲近，却不是说只是仁爱的问题，因为亲近之中包含仁爱，仁爱之中却不包含亲近，所以，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一旦这种天然的关系遭到破坏，那么，家庭也就破裂了，家庭的破裂会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 }2 t7 j* O& L. c8 P. C有人会说：“如果只要求我去对别人仁爱，别人对我不讲仁爱怎么办？我的兄弟姐妹不孝敬自己的父母，我凭什么去孝敬？”华夏文化主张“正己”，就像孔子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知道，我们用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别人才可能对我仁爱；我们对别人不仁爱，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对我们的仁爱？要知道，父母是我与兄弟姐妹一起的父母，但是，更是我的父母，当父母受苦受难的时候，是我的父母在受苦受难，如果我能孝敬父母，那么，我与兄弟姐妹的父母就都避免了受苦受难，所以，孝不孝敬完全在我，何必攀着别人呢？
, M8 B t! o: d. K# y \' h v r+ _《周易》的“元亨利贞”对应“仁礼义智”，这里所说的“仁”是“五常”之中的一部分，四者合起来则是“生生”的“大道”。孔安国《尚书序》中说：“三皇之书，名为三坟，言大道也；五帝之书，名为五典，言常道也。”“五常”之中的“仁”是“爱人”，属于“常道”，也就是“据于德”的“德”中的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推及”，便可以达到“大道”之中的“仁”的境界，这个“仁”便是“至仁”、“至善”，也就是“无为无不为”、“无私无欲”的“道”。“至仁至善”的境界，就是“博爱”、“兼爱”的境界，但是，如果有了“推及”的过程，它就是我们的理想境界；如果没有“推及”的过程，只谈“博爱”、“兼爱”，却会导致使人把自己的父母与别人的父母同样对待的“妄爱”、“滥爱”。
1 [8 H2 e1 m* M* i“仁爱”是由立足点同时又讲究推及于人的，“博爱”则没有立足点而空谈爱心的；“仁爱”是实实在在的，“博爱”则具有迷惑性。如果他们不爱自己的民族，莫非能真心去爱其他民族吗？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不孝敬，莫非能真心去敬重别人的父母吗？他们对自己的子女不爱护，莫非能真心去爱护别人的子女吗？他们不关系自己的亲人，莫非能真心去关系朋友吗？他们对狗与猫特别关爱，关爱的程度超过了自己的亲人！不讲“仁爱”却讲“博爱”是我们选择文化的错误！

⑻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孝道方面的区别

中国文化之所以以家族为本位, 是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 在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父家长制的家族为本位, 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家族来实行的。在这样的社会中, 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 在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面都以父家长制的家族为本位, 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家族来实行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者十分注重维护家族的安定与和谐, 这不仅因为家族的安定是国家安定的基础, 而且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就是个扩大了家族。只有家齐才能国治,因此, 维护家庭的稳定和谐就成为最为重要的伦理目标和宗旨。而孝作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精神基础, 对维系家族的延续和团结起了很大作用。纵的方面, 孝可以使家族得以延续和发展,“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继志述事、光耀父母与家族。从横的方面, 几世同堂的大家族, 复杂的人伦关系, 也需要一定的伦理规范加以调节, 而孝以其敬顺与服从的伦理精神维护了家族内部的和睦团结,这对于维护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等级秩序是十分重要的, 故重孝。可以说孝是宗法制的家族本位的产物和家族伦理的核心。

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这里的初民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制(希腊半岛多山, 夏季气候干旱, 不适宜农业生产) , 很早就致力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人们聚集在一些城邦中生活, 经常流动和迁移。再加上社会政治的原因, 使得西方社会脱离氏族社会的影响比较彻底, 没有形成中国那样的宗法制, 思想上也没有染上家族主义的色彩。西方的家族组织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 子女婚后便离开父母另立。家庭成员各有自己的财产, 父母死后他们的财产根据遗嘱处理, 可以传给子女, 也可能赠予别人。因此, 西方的家庭要比中国的家庭松散得多, 家庭对个人没有多大的约束力。由于这些原因, 西方人一般不是以家庭的名义而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 他们的伦理与文化观念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种文化传统可以说是渊远流长, 西方文化发端于犹太教和基督教, 在基督教中就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 从哲学与科学思想的角度, 更有强调事物组成部分的“原子论”思想和“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 在中世纪, 虽然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但并未完全扼杀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和平等权力的传统。在近代西方, 个人本位的思想则成为西方文化的首要原则。这种原则倡导人的自由与平等, 这种自由平等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得到全面体现, 如男女、老幼、上下、同辈同事等等, 在父母子女之间也不能例外, 而西方人亲子之间以友爱的伦理相待, 正是这种自由平等的精神的体现。

其次，是老年至上与少年至上的差异所致。中西方在代际价值观上有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是老年至上或老年本位, 而西方则是少年至上或少年本位。老龄带来两个相关的问题: 精神的衰老与经验的丰富。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模式, 对此评价不一。例如美国社会更看重老龄的衰老一面, 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老龄的经验丰富一面。选择的不同, 使评价也就随之而异。美国因而号称是儿童的天堂, 青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墓; 而中国则是儿童的游戏场, 青年的训练所, 中年的工作间, 老年的王国。“老年的王国”与“儿童的天堂”这种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中、西方在代际价值观上的差异。老人在中国是家族王国的君主、上帝, 他们对子孙具有无上的权力; 是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支柱和支配者; 是社会的尊者, 连皇帝也要敬重他们、恩惠照顾他们, 似乎他们代表着本民族的经验、智慧与文化, 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而在西方世界,则恰恰是儿童至上的。美国人类学家许光在对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进行比较时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重视儿童或对儿童优惠。相比之下, 不夸张地说, 1949 年前的中国是一个最不关心儿童的国家。”“假如一个美国人骄傲于他们国家有许多的保护儿童协会, 那中国人就会有同样的自豪, 因为在他们民族古老文化遗产中, 儒家学说所说的子女孝顺是最高理想。”“美国人不仅向孩子们学习, 且以此为荣。中国人不仅以为孩子不成问题,而且极度轻视儿童的重要性。对于美国人来说, 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对于中国人来讲,重要的是孩子该为父母做些什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尊重过去与老人经验的老年文化, 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重视未来与青年创造性的青年文化。这种差异自然有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模式、文化传统等多种原因, 这里不再赘述。费孝通先生在其《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记录了他与一位美国教授的下述对话:“难道年纪不表示经验丰富, 世故深长, 眼光老到么? 在我们中文里,‘世故’,‘老到’, 都是好字眼, 用来恭维人的。一个社会中成败若取决于经验的话, 老年人就不致活活地被淘汰了。”“在西洋是讲新、讲标准化; 在东方是讲传统, 讲经验; 我们就分了家。”上述都说明老年本位与青少年本位的确是中西文化代际价值观的重要差异。尊老敬老必然讲孝,“孝”字按《说文解字》的说法本身就是“子承老”之意, 尊老是孝的基本精神, 甚至还有人认为孝是从尊老中产生的, 起码孝也是极有利于长上而不利于卑下的。而西方文化以幼少为价值本位, 这最少不会形成长上的特权地位,而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幼下, 从而容易形成亲子之间平等的友爱关系与相待之道。

西方人是用“爱”字对“孝道”这个中国专有名词进行了转换，用“爱”来包罗了这个内容。西方国家，孩子十八岁以后，父母就不再监管，甚至孩子在家里帮忙做家务父母都要按劳付酬。比如，父母让孩子把房间里边打扫一下，打扫完了，孩子把手一伸：“给钱。”父母就给他几块钱，因为他劳动了、付出了。孩子付出了劳动，父母就要按劳付款，好像很天经地义。孩子超过了十八岁，父母已经没有养育责任了，子女也会很自觉地付出劳动，索取相应报酬，他们对父母是用爱心来表达自己的爱，而不是用“孝”，不是用奉养的方式，也不是用中国孝道文化系统论中的“小孝”“中孝”“大孝”“至孝”这样一个框架理念来认识“子孝”的范畴，只是用“爱”来进行解释。
西方是用“爱”的子系统感恩心来表达他们的孝意。感恩心中高度概括了“孝”与“悌”的内涵，但是并没有十分明确和细化。中国的“慈爱”和“孝顺”，构成一对和谐的整体；慈爱与感恩，同样可以构成一对和谐的整体，这是西方文化差异上的变通方法。
参考资料http://www.waiwenfanyi.com/fanyi-187.html

⑼ 中国与西方的家庭观念有什么区别

中西方家庭观念的区别为：重视血亲程度不同、家族意识不同、子女与父母关系不同。

一、重视血亲程度不同

1、中国

中方家庭观念重视血亲关系，中国人的家庭结构的主要特点就是大家庭。包括核心家庭与延伸家庭。

2、西方

西方家庭对于血亲关系并不像中国人那么重视。在西方国家，核心家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延伸家庭微乎其微。

二、家族意识不同

1、中国

中方家庭的家族意识较强烈，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一直奉行敬老的传统。老人们往往会受到家庭、社会格外的尊敬。

2、西方

西方家庭的家族意识较淡薄，西方的社会的根基在个人，西方文化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赞扬人的价值，提倡人的尊严和个性自由发展。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较为平等。

三、子女与父母关系不同

1、中国

在中国家庭中，子女年幼时依赖父母，父母为家庭做出很多的个人牺牲，但要求子女更多的服从。子女成长后则对父母负有赡养的责任，但在某些情况下会继续依赖父母。

2、西方

在西方家庭中，子女中学毕业后就不在家里住，年轻人以独立自主为荣。而父母老了以后也不以子女为依赖，子女也没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双方没有这么多义务与责任。

(9)爱与孝和西方文化哪个好扩展阅读

美国法律规定，成年子女对于“贫困”父母有经济支援的义务，这里的重点在于“贫困”。而在中国文化中，“孝”是个核心概念，且“孝”与“顺”并行。“顺”老人心意，才是“孝道”。

在英美文化中，赡养父母并没有作为一种“责任”而被社会强加给个人。不过，大部分子女还是如中国人一样认真赡养父母的。辞去原本在大城市的高薪工作跑到小镇上与年迈父母一起居住的也大有人在。

若说不同，倒是今天西方年迈的父母正是“婴儿潮”的一代，他们中大多更为“独立”，不愿意与儿女住在一起，而更愿意享受自由的生活。

⑽ 孝道在中国是怎样一个存在，与西方的爱父母有哪些区别

一、孝道内涵：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在西周，孝的含义有：

1、尊祖敬宗。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在宗庙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人，这带有一定的宗教形式。

2、传宗接代。在周朝的人们看来，祖先是我辈的生命之所生，因此，崇拜祖先就是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总之，西周时期的孝是一种封建宗教伦理。

二、中西区别：

1、传统不同：

（1）中国的孝讲“无违”。鲁国大夫孟懿子曾经向孔子请教过关于“孝”的问题，孔子对自己的弟子樊迟说过这件事。孔子的回答，简单说就两个字“无违”。意思就是说对于父母尽孝不要超乎礼法，要合乎规矩。

（2）西方亲子之间是讲平等的，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而且鼓励孩子要有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要自我选择、自我发展。

2、养老模式不同：

（1）中西孝文化在赡养父母方面存在的差异，主要由养老模式不同所致。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直到现在，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养老的形式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在中国，比西方更为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2）西方国家，子女并没有突出的赡养老人的义务。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其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

3、家庭观念不同：

（1）中国人家庭观念浓厚，父母在子女身上的付出也是最大的。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旦条件允许，便倾向于把父母接到身边，以尽孝心。

（2）西方国家，子女一旦已经成年，都必须努力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的付出。子女成年后要独立在外闯荡，或上学，或工作，他们租房或买房，不愿意与父母同住，其父母也丝毫没有将子女留在身边尽孝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