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从西周末到战国末800多年间音乐文化发展的水平与成就有哪些
从西周到战国末 800 多年间，音乐文化发展的水平与成就：
一、西周时期形成了我国古代的专业音乐文化，有许多受到严格训练的专业乐师，进行传授、 表演等音乐活动。
二、歌唱，这个新乐的典型特征，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 “采风”制度就是采集民间歌谣以 查民情，其产物为《诗经》和《楚辞》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民间歌手。
三、器乐在这个时期获得较大发展。 1.乐器已有约 70 种，有系统化的乐器分类法，称作“八音” 。 2.器乐合奏相当发展。最重要的形式有以编钟、鼓为主体的“钟鼓之乐” 。 3.这个时期的一些乐器发展为独奏乐器，并出现如“高山” “流水” “阳春白雪”等琴曲。
四、这个时期已形成古代乐理观念。出现了十二律以及计算乐律的三分损益法。
五、西周时期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音乐教育制度，规定十分严格。
六、春秋末至战国时期，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相当发展，有很高的理论水平。
⑵ 周代文化具体有哪些
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国近三百年，这一时期创造的文化亦是灿烂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此外，儒家经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时出现的，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堪舆等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原来西伯侯在狱中弹琴之馀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因六十四卦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后天易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
司马迁曾说：“《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说文解字》易部解说道：“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八卦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象，其象也是阴阳。日为阳，月为阴，是以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来阐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都是如此。
《周易》内容丰富切如此，是人们了解宇宙、世界的一个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爱，孔子为读它竟然三次磨断了扎书简的绳子。“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儒家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易》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可见儒家对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还是中国传统医学之源，二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医张景岳在其着作《医易义》中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赐，《易》不可无医”。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内容比甲骨文更丰富。从殷商器上的一两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数百字，记录了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契誓约、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其形式要求庄严，稳重，端肃，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礼于器”的礼仪文化的特点。
较长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陕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记述了关于西周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陕西临潼出土的记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通过这些文字，更加丰富了后人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今人容庚《金文编》 收录了二十世纪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三千单字。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第三、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详细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 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来访使臣用小雅《鹿鸣》、《四度》、《皇皇者华》。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即通过收集民歌，来观察风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经孔子删定，汇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可以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
西周所用雅乐的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和《小雅》。而《国风》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后期用于等级较低的“礼”。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进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今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说明《周礼·地宫·大司徒》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着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当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 。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以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征、羽、宫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征、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就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诸侯、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穿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饰中最尊贵的一种。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着，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诸侯朝觐、大婚亲迎时也要穿冕服，其服饰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带、大带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饰，周代共有九章花纹，即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隆重性仅次于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礼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但有一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被称为“深衣”。
女服也是与“礼”相合。《周礼·天官》中记载道：“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祎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禄衣、素纱。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禄衣、素纱。”王后跟从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祎衣”。王后跟从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画揄狄纹十二章纹，揄狄羽色亦为五采。王后跟从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的祭服是“阙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狄纹。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是“鞠衣”，也是诸候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礼见王及宴请宾客的礼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燕居时的常服是“禄衣”，也是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素纱”主要是衬在六服的面，这样可以显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说，古代的服饰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礼教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具有装饰的意义，而且还是当时人们身分和言行举止的标志。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二十八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天文学家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早晚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所记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这是中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地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第二、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第三、医学
西周时，专门的医学书籍还没有出现，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已经可以认识，并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诗经》中就记载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症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山海经》、《周礼》等也分别记载了多种疾病的名称和内容，如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是这样记载的：“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在治疗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虽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并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记述了初步对药物分类的“五药”；记述了对外用腐蚀药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的炼制过程。再比如《诗经》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
西周时期的人们还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周代起专职医生开始出现，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疾医职责是负责百姓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要负责动物疾病的治疗。
周朝还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其系统是：医师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病和瘟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驱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们的级别和俸禄要根据他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来决定。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据病人不同的患病情况进行分别处理，并对其治病过程全程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到了西周，人们对饮食卫生更加重视。人们“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 人们还意识到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食医》中记载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另外，从已经挖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的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到了周代，人们使用了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的方法，对此，《周礼》、《易礼》、《诗经》中都有相关记载。
第四、数学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周髀算经》 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来的。
第五、生活设施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则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凿。到了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裙、井盖、井亭等设施。根据出土的殷墟遗址，发现当时已经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比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此外，对于如何防暑降温，周代较之商朝有了新的发展。夏商时代，人们一般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们普遍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还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诗经》、《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⑶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成就
夏朝：创立语言；最早的历法《夏小正》
商朝：开始青铜时代，各种青铜器具（农具，兵器，祭器）；创立文字（甲骨文）；创立“庠序”，即最初的学校
西周：最早的史书《鬻周》；最早的“共和”（古罗马式）；文字水平提升（金文）；创立干支纪年法；最早的日食记录（武王伐纣之年）以及最早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懿王元年）
东周：封建制度成形（盗跖起义）；发明铁器并在后期普遍化；百家争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鬼谷家学说出现）；数学、物理思想启蒙
器具制造艺术一直很牛逼。。
⑷ 简要回答夏、商、西周时期我国的科学文化成就
一、甲骨文和金文
1．殷墟与甲骨文
2．商周金文
二、科学与技术
1．夏商天文历法
2．商周的科技成就
三、史学和哲学
1．我国最古的史书——《尚书》
2．《周易》及其评价
四、闻名于世的青铜铸造艺术
⑸ 夏朝商朝与西周分别有什么成就，夏朝的地位是什么(๑• . •๑)
夏朝地位： 夏朝标志着我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是中国第一个朝代，代表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类的进步，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始；
成就：1.夏朝：创立语言；最早的历法《夏小正》
2.商朝：开始青铜时代,各种青铜器具（农具,兵器,祭器）；创立文字（甲骨文）；创立“庠序”,即最初的学校；烧制出原始瓷器
3.西周：最早的史书《鬻周》；最早的“共和”（古罗马式）；文字水平提升（金文）；创立干支纪年法；最早的日食记录（武王伐纣之年）以及最早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懿王元年）
（夏商西周的成就我不知道你要哪一方面的，一般最多就是文化，大概就这些了）
⑹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主要科技文化成就有哪些简要归纳，最好有一个表格
(1)出现了甲骨文和金文
(2)历法:有<夏小正>,<干支纪日法>
(3)天文:有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
(4)有医药学常识
(5)生物学:有动植物的名字,对保护环境有初步认识
(6)地理学:<周易>朴素辩证法,有中华民族的精神
(7)雕塑和青铜铸造艺术达到高峰
⑺ 西周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些啥
西周王朝是继夏、商两代之后中原出现的第三个王朝。简括西周王朝在缔造多民族统一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贡献，主要有四点。
首先，创制周礼，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周原优良民风加工整理，并吸收夏、商礼仪的一些形式，借政权力量推行全国，这就是周礼。
周礼分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五类，是使人终身受文明教育的系统方式。人幼年时受幼仪教育；上学后尊师；毕业时参加乡饮礼和乡射礼，供选拔走向社会。20岁行冠礼，标志成人； 20岁至 30岁“理男事”，包括参加籍田礼以经营井田，参加大蒐礼以训农成兵；参军作战后要参加誓师、献捷等军礼； 30岁左右结婚行婚礼，成为家庭主要成员，遵守内则以和睦家庭，同时在官府中从事具体工作。历练到 40岁左右，获得士的爵位，按道义与人交往，行“士见礼”。50岁后可以任大夫，成为主管官员，可以参加朝廷举行的祭天礼、祭地礼、飨礼、食礼、燕礼、聘礼、觐礼。 50岁后，享受养老礼。人死后，亲属友人为他举行丧礼和祭祖礼。
周礼体现了周人敬天、孝亲、循礼、保民、尚贤、无逸、尊老、重教、明德、慎罚等价值观念。周礼的各种礼仪都配以自卑敬人的动仪、得体抒意的礼辞，情感高尚的乐舞，使人在举手投足、揖请拜送之间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人们乐于接受，容易习得，遂把它作为区分野蛮与文明、人类与禽兽、中国与夷狄的标志，成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和精神风范。
其次，统一黄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奠定了后世中国版图的轴心。周人本来只是泾渭流域的小邦国，当时的商王朝占据着中原广大地域，无论是国土面积、物力资源还是军队，都在周人十倍之上。但周人却有自己的特殊优势，这就是周礼。由于有周礼，周人抢占了文化高地，具有了统一中原的文化力量。
周礼起源于周原谦己尊人为特色的优良民风。早在周文王时，周原已是礼乐文化的示范地。时黄河边上的虞芮两国争夺一块闲田不能决，西行到周原请文王调停，“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斑）白不提携。”优良的民风让虞芮国君大为佩服，都归服了周邦。周人从此看到了文化的力量，遂编成宣传周礼的诗歌向四方传播，南方的庸、蜀、羌等国也都归服，周人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奠定了灭商的基础。
公元前 1046年，周武王率诸侯联军伐商，商纣王纠集 70万兵抵御，敌众我寡，战斗意志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周武王在牧野阵前誓师，宣布纣王的四大罪状和伐商战争的正义性，鼓舞了士气，致纣王大军前线倒戈，顷刻瓦解。
商王朝被推翻以后，新生的西周政权首先做的工作是“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同时旌表忠臣商容、比干，恢复战争创伤，休养生息。实际上，这些工作都是在践行周礼，扩大文化影响。
武王在灭商两年后病逝，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引起管叔鲜勾结武庚及东方各国叛乱。周公平定了叛乱，分封齐、鲁、卫、燕、唐等诸侯国巩固东方。这些诸侯国既是军事殖民点，同时也是周礼推广站。各国皆大力推行周礼，从而使中原有了统一的文化基础。
周公分封的诸侯，东至大海，南越江淮，西达陇西，北至燕辽。由于有周礼作统一的文化基础，遂逐渐认同为一国，从而奠定了后世中国版图的轴心。
再次，促成中原各族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华夏族。创建西周王朝的主体民族是姬姓周人，参与创建西周王朝的民族是姜姓羌人。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之后，势力扩大到广大的东方。创建西周王朝的姬周和姜羌功臣亲贵带着族人奔赴各地建立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起初大者百里，小者五十里，在异民族的包围中发展。武力征服固然是其不可或缺的途径，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周礼使民心逐渐相通。周礼的推行催化民族融合浪潮，山东半岛的东夷，江淮流域的淮夷，江汉流域的荆楚，陇西的嬴秦，晋北的赤狄白狄以及中原的殷商族逐渐融为一体，形成华夏族。华夏族两汉以合称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
最后，“中国”称谓始出，奠定我国国名基础。在殷商时，商人自称“中土”，而称东夷为“东土”，南蛮为“南土”，北狄为“北土”，周人和西戎为“西土”。周人也自称“西土之人”，而称殷商为“中国”。
武王灭商后，在返镐京途中曾视察洛河入黄处，指示周公在此建洛邑大城，举行祭天礼时表示：“余其宅兹中国，自此治民”。“中国”称谓自此产生。
周公东征胜利后，封康叔于卫，特别告诫他：“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彊土于先王。”所以要向文王、武王那样实行德治。
以上两处所说的“中国”都指一定的地域，即中原广大地区。由于周礼的推行，西周的丰镐与洛邑王畿及各诸侯国形成周礼文化区，到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称周礼文化区为“中国”了。时中国一词包含着三层意思，其地域意义指中原，其民族意义指华夏族，其文化意义指礼乐文化。
中原辽阔物阜，华夏族人文荟萃，礼乐文化文明高雅，所以时人说：“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样的中国观的产生，化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华夏族热爱中国，保卫中国，也召唤着周边民族向往中国，融入中国，才形成今天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周代确实奠定了中国国名形成的基础。
⑻ 夏、商、西周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成就
原始社会时，我国已有了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奴隶阶级的辛勤劳动，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代时，在农牧业生产的推动下，开始了对天文和数学的研究，制定了较好的历法，并已使用十进位记数法。商代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统治，严重
地阻碍了奴隶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生物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许多农作物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从野生植物培植选育而成的。我国至少在六、七千年前已经种植粟和蔬菜。四千七百年前已有了粳稻、籼稻等不同品种，而且当时可能已应用了中耕、施肥和人工灌溉等技术。商代甲骨文中有黍、稷（谷子的一种，谷子粘的叫黍，不粘的叫稷）、菽（豆类）、麦、稻、禾等多种农作物的名称。西周的《诗经·大雅·生民》中有种植大豆的记载。西方到十九世纪才开始种植大豆。 五、六千年前我国已有原始畜牧业，饲养猪、牛、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当时的养猪技术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养蚕是我国古代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四千多年前我国已经养蚕。商代蚕桑业已有较大的发展。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于二世纪传入日本，六世纪传入欧洲。 商代已经使用牛耕田，牛耕的发明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但是由于当时奴隶主大量役使奴隶耕田，牛耕得不到推广。 商代畜牧业已较发达，周代已设有专职官员管理马政，已把马按不同用途分为几种，还有了马的饲养、管理技术的记载，并已发明了马的去势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去势技术的国家。 周代我国劳动人民已掌握利用微生物和酶加工食品的技术。当时已能用淀粉糖化的方法来制造饴糖，也掌握了制曲酿酒的技术，这是世界酿酒史上的重要发明，另外还掌握了制醋和酱的方法。
气象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天气现象的记载，有晴、昙（云彩密布）、阴、霾（天气混浊）、雾、虹、霓（副虹）、霜、雪、雷、电、雹等字。
西周初年的《诗经》记载七个月中的自然现象和农事活动的内容，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物候记载。
物理学
西安半坡村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尖底汲水陶罐。这种陶罐两侧系绳，空时倾斜，将满时直立，水盛满时自动倾覆，表明当时在实践中对于物体的重心与平衡已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商代我国人民已能制造石磬和成套的铜铙等乐器，经过对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后期的铜铙的研究，推测当时已具有十二音律中的九律，并已有了五度谐和的观念。商周间我国已有"五行说"和"阴阳说"。"五行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元素所组成，"阴阳说"认为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是"阴"、"阳"两种相对抗的力量，这是我国古代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的关于物质构成和变化学说。周代我国人民已使用"阳燧"（亦称"夫燧"，即凹面镜）聚焦阳光取火，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太阳能的一种方法。
水利
传说公元前二千多年前，夏代大禹曾领导人民进行治水，整理黄河河道，疏导洪水入海。这一传说表明我国人民在很早以前就进行过治河工作。
四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已会凿井取水，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水井的遗迹。
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许多种病的名称，如疥、疟、耳病、眼病等。
周朝设置了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医生已有食医（营养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和兽医之分，我国医学开始分科。
地学
《竹书纪年》载有夏代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590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我国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为地震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国人民在商周之际可能已发现天然油气苗的燃烧现象。
周初为了选建洛阳城址，曾经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生动地记载了公元前780年陕西一带地震引起的山崩及地壳变化等现象。。
化工化学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彩陶。约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采用快轮制陶技术，制成的黑陶表面光亮，有的黑陶厚度仅1-2毫米，被称为蛋壳陶。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陶制的专用酒器成组随葬，表明当时已会酿酒。
河南郑州二里冈、安阳小屯以及江西清江县吴城村等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釉器，经研究，是用高岭土制坯，经过1200℃左右的高温焙烧而成，表面施釉，吸水性低，质地坚硬，其胎质和釉的化学成分同宋、明的瓷器十分接近，已是原始青瓷器。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建筑工程
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木结构建筑遗迹，其中的木结构已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并采用了榫卯结构，形式复杂，反映了当时营造技术的水平。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木结构框架建筑遗迹中，有些夯土墙已经过火烧硬化处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能烧制石灰作建筑材料。商代已有城市、宫殿、宗庙等建筑，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商代宫殿遗址的发掘表明，当时在建筑设计和营造技术方面已有相当的水平。据《诗经·大雅·大明》记载，西周初周文王时曾在渭河上架设浮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梁即桥）。"
西周初我国人民已会制瓦，陕西省沣西客省庄出土了西周初期的瓦。
天文
我国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最系统的天象观测记录。《竹书纪年》中载有夏桀十年（约公元前1580年）"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流星雨的记载。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月食和新星等的记载。
商代甲骨文中已采用干支记日法。商代制定的历法中已有闺月。
周代我国已用圭表观测日影来确定季节，用刻漏（亦称漏刻）来记时。这两种仪器在我国古代沿用了很长时期。
西周时我国已用二十八宿（我国古代把天上某些星的集合体称为宿）来划分周天。
数学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器上，绘有多种几何图形，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六角和九角形的陶环，说明当时已有一些简单的几何知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制记数的国家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十进制记数，最大数字为三万。
商和西周时已掌握自然数的简单运算，已会运用倍数。
冶金
在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红铜制造的铜器。在稍晚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单范铸造和经过冷锻的红铜器，表明当时已能冶铜。商代的青铜冶铸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河南安阳、郑州等地发现了商代的大规模青铜冶铸作坊遗迹。各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早商青铜器的研究表明，当时在铸造中已采用了多合范。商代的许多青铜器形制宏伟，造型复杂，制作十分精巧。湖南宁乡沩山出土的商代四羊尊可能已采用"失腊铸法"。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商代墓葬中还出土了镀锡的铜器和锡、铅、金器。公元前十五-前十三世纪的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铁刃青铜钺（古代的一种兵器，形似斧），刃部是经过锻打的陨铁薄片，表明当时已有一定水平的锻造技术，并且对铁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其它技术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大量陶制纺轮和骨针，有的陶器上有麻布纹的痕迹，表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和原始织机。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大量精细的丝麻织品，麻布的细密程度约与现代细布相当，表明当时纺织技术已有较高水平。商代丝织技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出土的商代丝织物残片已有斜纹、花纹等比较复杂的纹样，有了象绫织这样相当高水平的织物。西周早期已有了斜纹提花织物，表明商周时已有了原始的提花织机。漆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之一。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漆器残片已是薄板胎，色彩鲜明，花纹精细，表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相当发达。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玉器玉饰，制作十分精致，已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和抛光等多种琢制技术，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分析，当时已应用旋转的圆形工具（可能是安装在简单的原始车床上）琢磨复杂花纹，用"杆钻"和"管钻"来钻孔。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玉、石工艺品已能巧于运用玉料上的各种自然色泽，雕琢成造型和颜色绝妙配合的"俏色"产品。这些都表明商代的琢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代甲骨文中有不少"车"、"舟""帆"字，说明在商代我国已有车和船，并会使用帆。河南安阳殷墓中有驾四匹马的战车的遗迹。周代已使用动物油脂作车轴的润滑剂。周代我国劳动人民已掌握了丝帛的染色技术，把染色分为煮、曝、染等步骤，已使用矿物及植物染料，能染出深浅不同的色彩层次和用几种染料套染得到间色和复色的织物。《诗经·郑风·出其东门》等记载了当时已有多种色彩的织物。周代劳动人民已能利用天然冰来进行冷藏，在冬季储藏天然冰，到夏季用来冷藏食物和保存尸体。
第五章 覆、商、西周的精神与文化成就
第一节 三代的文字
与典籍《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说我国商代
始有典籍或文书档案。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我国文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夏代甚至更前一些时候，但作为运用于档案记录和文学创作的文字体系，仍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两种文字体系最早都出现在商代中期，沿用于商周两代。但商代主要以使用甲骨文着称，西周则除早期发现有甲骨文字外，主要以金文着称。不过这两个朝代都不仅限于有甲骨文和金文，还应有竹简、帛书、陶文、石刻等。所谓"殷先人"的"典"、"册"，大约主要是用竹木书写的，特因竹帛一类物质易朽未能保存至今而已。我们今天只能主要依据甲骨文、金文研究当时的文字制度。至于保存至今的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诗经》等，亦相当多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字制度。
一，甲骨文
二、金文
三、《尚书》、《诗经》、《周易》
第三节 三代的科技、文学与艺术
二、文学的产生及《诗经》的艺术成就
文字的发明，为书写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早期史字词汇贫乏，且受书写条件限制，还不可能对语言作进一步润色和加工。商代甲骨文字绝大多数属于这种性质，只有少数记事之辞使用了简单的修饰词语，写出了事情的规模和气氛，它们可视作书写文学的萌芽。
《周易》中的卦爻辞比卜辞更多地运用了文学表现手段，它里面被用来喻示人事吉凶的短歌民谣、格言警语之类，便充满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描写，如《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呸人，凶。"言一位瞎而跛之人，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非要勉强行路，结果踩着虎尾，被虎吃掉。此描写事情的凶险，可谓形象而生动。又如《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以羝羊触藩作比喻，将人之轻举妄动以至进退失据之窘状，刻画得惟妙惟肖。此外，卦爻辞中还广泛使用了对照、对偶、层递、警语等文学修辞手段，不烦一一列举。就其使用的这些文学手段而言，《周易》可称得上是我国书写文学的开山。
在书写文学产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散文。所谓散文，即是具有文学意味的记叙文或论说文。在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及西周金文中，都有这样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其中《尚书•盘庚》篇最值得注意，它通过商王盘庚迁殷时向臣民发布的一番话语，反映了商代社会的现实，同时塑造了一位具有政治眼光及开拓精神的统治者形象。盘庚的讲话辞情恳切，为了表白迁都之举是"视民利用迁"，他反复申明王室与臣民休戚与共的道理。他用纲和网的关系喻示臣民应该服从自己的命令："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他告诫煽动浮言反对迁都的人，指出浮言对于人心的蛊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他还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作比喻，告诉不愿迁都者将自食恶果。以上比喻、警语都用得十分贴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起到了很好的文学效果。周初其他一些诰词也往往使用这样的比喻和警语，如《大诰》喻后人应继承前人事业："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蕾，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梓材》亦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诸事作譬喻，告诫后人应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完成未竞的事业。西周金文中也有少数长篇使用了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如共王时的《墙盘》铭文，上下篇分别追记历代周王及自己祖先的业绩，层次清楚，言简意赅，韵散并用，其中对每一位周
王的颂扬，采用排比句式，语多形容与夸饰，可以认为是一篇有相当造诣的历史散文。
韵文的产生大约在此同时或稍后。其产生的途径，一是对民间短歌民谣的整理。《周易》中的卦爻辞或被称作"繇"，繇即谣的借字，这是因为《周易》卦爻辞不少借用短歌民谣的缘故。其另一个来源，当是祭祀用的乐歌。这些用于祭祀鬼神的祝祷之辞多数都是有韵律的。西周金文中便有不少这类祭祀祖先的祝祷之辞。学者辑录的西周金文中的韵读，合计已达200篇之多，如王国维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指出的，这些金文的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当然，韵文不一定都有文学色彩，韵文而再加上文学色彩，那就是诗歌了。
如前所述，《诗》三百篇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反映了我国上古时期，特别是西周文学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诗经》按其内容的不同又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又称《国风》，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是周朝大小贵族所作的诗歌；《颂》则是西周王室和鲁、宋两国公室在庙堂祭祀祖先所用的乐歌。《诗经》在文学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这主要指它深刻而广泛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画面：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包括他们所受剥削和奴役之苦，他们的劳动、家庭、婚姻、爱情和各种习惯风俗，也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各种状况，包括他们的家族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各种际遇，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各种礼仪，其中也涉及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及民族矛盾。文学史家给予《诗经》很高的评价，称它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这种评价是不为过的。
《诗经》的艺术表现方法，前人归纳，主要有赋、比、兴三种。其中，赋之言铺，是直接铺陈事物的写作方法。为了铺陈生动，往往大量使用形容与刻画。如《小雅•车攻》描述周王狩猎场面之壮观：
浃拾既饮，弓矢既调。射夫既同．助我举柴。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又《雅•采芑》叙宣王南征所命大臣方叔车马仪容之盛：
其车三千．旃旒央央。方叔率止，约牟氏错衡。八鸾沧跄。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殓葱珩。以上描写，皆极尽形容铺饰之能事。学者认为，汉魏时期的许多赋作，便明显受此创作方法的影响。
比言比喻。这在《诗经》中是运用得更广泛的艺术手段。其中最常见的是明喻，如《小雅•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小雅•小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有一类不用"如"字的隐喻，也较常见，如《豳风•东山》"仓庚于飞，熠耀其羽"，喻新婚妇人之鲜丽；《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喻用贤治国。还有一种拟人化的比喻，如《豳风•鸱鸦》一篇，以吞食小鸟的鸱鹗比拟凶残之人，以小鸟比拟家中子女，以大鸟比拟家长自己，抒发歌词作者不避辛劳维护家族利益的感情。以上各种比喻都很自然贴切，说明《诗经》使用比的表现手法是很成功的。
兴的手法在《风》诗中最常见，《雅》诗中抑或用之。所谓"兴"，据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引起诗歌正题的"开头"或"引子"。它可以与正题有关，也可以无关。其有关者，多数是起譬喻或象征作用。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以伐柯之事起兴，同时以伐柯用斧喻取妻用媒。也有的兴句起烘托气氛，点缀环境的作用，如《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此为弃妇诗，以山谷中的风起兴，渲染其忧患的心情。至于与正文内容无关的兴句，则可能只起着声调上的起韵作用，如《小雅•鹿鸣》："呦呦鹿呜，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此外，《诗经》在语言运用(如重言和双声叠韵)及章句结构(复沓章法)等方面也很有特色，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诗的感染力，使《诗经》臻于文学艺术的高峰。
三、美术、音乐
美术，即造型艺术，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及装饰艺术三者。三代的绘画本自主要图绘于白色布帛之上，即孔子所谓的"绘事后素"。上世纪50年代曾在洛阳东郊摆驾路
口一座商周之际的墓葬中发现有布质画幔的痕迹，其上有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画成的几何图形，证明当时确有使用多种色彩进行绘画之事。特因布帛年久易腐，使我们今日很难再见到其他具体的彩绘实物，故于三代绘画一事，目前实不能多说。所可考者，一为三代的青铜器装饰艺术，一为三代用各种材质塑造的雕塑艺术品。
从艺术角度来讲青铜器，一在于它精美的纹饰，二是它特殊的艺术造型。青铜纹饰的产生在夏商之际，但其发展的高峰却在商末周初。其时一些最精致的花纹采取了类似浅浮雕的三叠花纹的表现方法，即在凸起的用作纹饰主体的粗线条外雕刻上云雷纹作为底纹，复在这些粗线条上再作勾勒，使整个纹饰繁复而又主次分明。在布局上讲究对称。在表现题材上，则以动物纹饰为主。这些动物，一部分是写实性的，包括象、虎、牛、羊、兔、蛇、龟、鱼、蝉、蟾蜍和各种鸟的形象；另一部分是虚拟的神兽或怪物，主要表现为一种被称作饕餮纹的有首无身的凶兽的形象、一种被称作夔纹或夔龙纹的侧视的龙的形象，以及被加上华丽花冠和羽毛的凤鸟的形象。这些纹饰总的看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显示了那个时代宗教神权对于社会的主宰。所谓青铜器的特殊艺术造型，主要指一部分铸造成各种动物形象的酒器，包括各种鸟兽形尊、鸟兽形觥和鸟兽形卣。其所表现的动物主要为象、牛、羊、豕、虎、鹗等。许多器形构思巧妙，如《商周彝器通考》图697收录的一件商末象尊，躯体比例适当，象鼻高举、通体饰夔纹、饕餮纹及四瓣花纹，在象背上又立有一同样形象的小象作为盖纽，整个造型显示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商末帝辛时之小臣赊犀尊，犀角宛然，犀腹浑圆，四蹄粗短，颇显出犀牛躯体的特征及行动迟缓的神情。
此期雕塑首可举出殷墟安阳发现的各种玉、石、骨、牙等雕刻艺术品。过去在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就曾发现过不少圆雕的石刻，包括石鹗、石虎、石鸟、石牛头、石蟾蜍及石对尾双兽等，其雕工古朴简洁，动物形象多有夸饰而颇具神态。在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巨型石磬上，则用复线勾勒出一张牙舞爪的蹲虎，亦使用夸张手法，大其头，裂其口，张其目，显示出虎的气势。近年在小屯发掘的妇好墓中，更出土了大批用玉、石、骨、牙雕刻的艺术l品。其中十余件人物雕像比例适当，或跽坐，或站立，其中一些衣服冠带俨然，可以看出商代不同阶级人物的衣冠发l式。玉雕中的动物种类尤多，包括写实性的虎、熊、象、马、l牛、羊、猴、兔、鹤、鹰、鹗、鹦鹉、鸟、鸽、鸬鹚、燕、鹅、鱼、蛙、龟、鳖、蝉、螳螂之类，亦有非写实性的龙、凤、怪鸟等。 另一批值得重视的雕塑艺术品是近年在l匹lJ11广汉三§星堆发掘出的为数颇多的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及各1种动物(包括神化动物)形象，其时代约在商周之际。其中1-尊身高170厘米、底座90厘米的青铜立人像，身着衣冠，§表情严肃，似为方国首领的身份。另一些直径134厘米到l数十厘米不等的大型青铜人面像则以夸张的造型见长，l有的目睛凸出，有的耳如张翼，似强调其具有类似神话中l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特征。这些作品，无疑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代的音乐艺术，一则表现在当时所具有的各种乐器上。商代的乐器，见于考古发掘的已有鼓、铙、磬、埙数种，见于甲骨文字的还有龠、言、稣等。至于笛子之类，则早已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其中鼓有用木质、陶质或青铜制成的三种，鼓面则蒙以皮革。铙为青铜铸造，像倒置的钟形，柄朝下而中空，可插入木橛，用手执之，以木槌敲击发声。一般3或5件组成一组，大小相次，声音亦高低相次，称为编铙。1993年湖南宁乡师古寨出土一组9件的编铙，经测定，发现敲击每件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磬为石制之打击乐器，上有孔，可悬挂，亦以槌敲击发声，分特磬与编磬两种，特磬一般形制较大，单个使用，编磬一般3至5枚，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小而厚者音高，薄而大者音低。埙为陶土制作之吹奏乐器，出现甚早，但早期之埙音孔数少，商代之埙，如安阳、辉县等地出土的埙皆有5个音孔，前面3个，后面2个，用各种不同的按孔方法，每个埙可发出11个音。龠，据甲骨文此字的写法，乃像编管吹奏乐器之形，一般认为可能是后世的排箫。稣即和的古字，据《尔雅•释乐》，乃是一种小形的笙。言，据《尔雅•释乐》，是一一种大箫，即单管吹奏乐器。
西周讲究礼乐，乐器种类大增。《周礼•春官》提到当
时各种乐器可按8种不同的制作材料进行分类，它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合称八音。有人统计，仅见于《诗经》的周代乐器就有20多种，除旧时所有之外，新增加的比较重要的有青铜钟、鳟，弦乐器琴、瑟，竹制乐器篪、箫、笙等。其中的琴，据《诗经•小雅•车摹》"六辔如琴"句，知为六弦琴。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主要是钟和缚。它们都是口朝下悬置的打击乐器。鳟的体形较大，用以节奏乐队；钟则相对较小，然每枚钟可敲击出两个音。二般几枚钟按声音高低排列在一起使用，称为编钟。西周前期的编钟一般3枚成组，以后发展成5枚、8枚。由于钟的音量较大，表现力亦丰富，使之成为周代最重要的乐器。
商周时期的乐律知识，可由上述乐器的实测知之。大致在商代，人们就已有了绝对音高的观念，此由安阳和辉县两地出土陶埙都具有相同的基音这一点得以证明；同时，也已具有一定的对于音程组合或音阶结构的知识，如妇好墓所出5枚一套的编铙及辉县所出陶埙，都可奏出四声或六声音阶的序列。西周后期的编钟，既有按四声音阶(宫、角、徵、羽)排列者，如《仲义钟》及《柞钟》，亦有按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排列者，如新发现之《晋侯苏编钟》。其中晋侯苏编钟共两组(肆)16枚，出土于一墓之中，经对第1组8枚编钟的测定，知其具有两N8度音。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及十二律，在西周亦已形成，1979年陕西扶风出土之《南宫乎钟》上有无射的律名，传世《郑井叔钟》上有妥宾的律名，殆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
⑼ 周朝有哪些文明成果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内容比甲骨文更丰富。从殷商器上的一两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数百字，记录了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契誓约、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其形式要求庄严，稳重，端肃，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礼于器”的礼仪文化的特点。
第三、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详细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第四、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诸侯、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穿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二十八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天文学家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早晚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所记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这是中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第二、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第三、医学
西周时，专门的医学书籍还没有出现，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已经可以认识，并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诗经》中就记载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症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山海经》、《周礼》等也分别记载了多种疾病的名称和内容，如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是这样记载的：“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第四、数学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第五、生活设施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则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凿。到了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裙、井盖、井亭等设施。根据出土的殷墟遗址，发现当时已经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比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