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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有哪些文化因素影响了李白

发布时间:2023-01-19 11:25:07

① 李白深受什么思想影响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人眼中那个骨骏清新常带有仙气的诗人形象,与道教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领域的宗教——道教,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骚客的文学创作,是其文学创作内容与题材之所以丰富多彩的重要影响因素。道教形成于东汉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到唐代达到极为盛大的境况。道教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一方面与本土的其他思想及外来的思想不断斗争、交流,自身得以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它不断向社会上层发展,逐渐取得统治阶级的支持和信奉。唐王朝之所以高度崇尚道教学说,正是道教自身发展与社会时代发展需要的一次不谋而合的协作。任何一个新兴王朝的崛起,为谋求王朝发展初期极为需要的社会平和状况,往往是离不开借用一定的思想学说控制整个社会思潮。因此,为了谋求稳固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唐朝李姓统治阶级便将老子李耳搬了出来,同时加大力度广为宣扬道教学说,使得初盛唐朝野上下普遍热衷于道教信仰。并且唐玄宗天宝元年立崇玄学,还专开“四子科”以取士,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为考试内容。来自网络。

② 李白诗风的形成因素

李白诗风成因及特点

大诗人李白有“诗仙”的雅号,这与他和道教结下仙缘密切相关。李白慕道、修道、入道,其许多诗作都堪称“仙风道骨”,可以说,不了解道教就读不透李白的诗。下面一起来欣赏欣赏李白诗风成因及特点,希望对您有帮助~

李白的诗,在文学史上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其诗以飘逸豪放的风格而为后人所熟知。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唐朝是诗歌的盛世,诗家辈出,绝句荟萃,我们想了解,是什么原因让他能够在“唐朝三百年,诗传五万篇”的诗歌王朝里占有一席之地无以替代呢?天才的资质是一方面的原因,扎实的文化基础是形成浪漫文采的另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其奠定飘逸奔放的诗歌风格的同样豪放不羁放的性格,以及他一生志向未酬的际遇和他丰富的出游阅历。

我们先从他的一生的重要事迹说起,适当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隋朝末年,迁徙到中亚碎叶城,李白于武则天长安元年( 701年)即诞生于此。五岁时,其家迁入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市)青莲乡,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景云元年( 710年)开始,李白开始攻读《诗》《书》,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着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开元五年(717年)左右,李白曾拜撰写“长短经”的.赵蕤为师,学习一年有余,这段时期的学习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岁,在戴天山大明寺读书。这是他青年之时的学习情况,从这我们看到,他从此有了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以经取士的唐朝,饱读诗书的有识之士为数不少,因此这只是成就诗仙光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李白约在二十五、二十六岁时出蜀东游,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但是,丰富的交游经历,使他遍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这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题材,是他的创作的开始。他在这时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已是满天下。

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好作赋,奇书,神仙,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对恢宏的功业抱负持有信念,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写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而其“好剑术”“好道”这类潜在的行为和思想也时常会出现在其诗歌中,对其诗风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其影响到了晚年犹着。

李白奔放不羁的诗风,自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性格。李白一向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个性。这从李白让贵妃研磨、高力士脱靴一事可见一斑。而从其早期的诗文看,“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等等皆可见其以不世之才自居,且常以吕尚、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等自比,希望能象他们一样安社稷、济苍生。但因其傲睨权贵,放浪形骸,于是诋毁交至,不得不于天宝三载(744)自请放还。这是李白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对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和黑暗的现实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从而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悲叹。

李白经历虽然很多,有自负之时、有得意之时、也有失意之时,存在着入世和出世、积极和消极的矛盾思想,但他的诗风是很终一的。

李白的诗飘逸奔放,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其悲喜异常强烈鲜明。在《蜀道难》中,开篇发唱,“噫吁戏 !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情感犹如火山爆发。强烈地表现了其追求向往却又愁怨悲愤的感谢色彩,赋予了蜀道以高不可攀的雄姿。而讴歌理想,抒发悲愤的也有许多,像《行路难》全篇:“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着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直抒了他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再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李白的诗中经常引用新奇的比喻和奇特的夸张,寓神话传说于铺叙之中,三者融为一体,增强了诗歌的纵深感,其强烈的艺术效果是其余诗人难以超越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描绘梦中的洞天仙境:“日月照耀金银台”,神仙们“霓为衣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与现实的黑暗、丑恶形成鲜明对比。《蜀道难》中描述瀑流的“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望庐山瀑布》里同样描写瀑流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都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夸张手法展示了雄伟壮观的画卷。其余的如“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也都是飘逸奔放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

李白的诗具有和谐的韵律、灵活的句式、一咏三叹的节奏。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一回一叫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横江词》)等,这些明白如话,通俗生动,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蜀道难》,其长诗在句式上,以七言为基本句,骈体、赋体、散文笔意杂糅期间却又自然完美统一。音韵和谐,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精彩、飘逸,而又显得很自然,用他自己的诗说,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豪放中有飘逸,飘逸中有豪放,读之令人哀婉低回,荡气回肠,这种“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风是李白所独有的。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千余年来,已早有定评。但是,对李白诗歌的研究与探讨,千余年来,却从来没有停过。

③ 李白受哪种思想影响最深

李白一生受道家思想影响最深,其中儒、道文化精神造就了李白独特的个性与对人生的追求。李白创造了古代浪漫主义文学高峰、歌行体和七绝达到后人难及的高度。

儒家影响:
1、浪漫主义性格:“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种天真烂漫的情怀,让李白的诗句具有了一种清水芙蓉般明丽清新的美。
2、高度自负
儒家的浪漫主义(法家够现实),追求功名。

道家影响:
1、傲岸不羁性格: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李白虽然向往功名,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否则,他宁愿放弃,也决不接受“嗟来之食”。这是道家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的思想在李白身上的影响。
2、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昌隆所在的绵州地区,自汉末以来,便是道教活跃的地方。因此,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

④ 地域文化对李白诗词的影响

李白成长的文化与文学背景 当李白成长之世,唐代已有了近百年的繁荣与安定.武后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基本改变了此前六朝的统治格局.科举制全面推行,扩大取士范围与统治基础,统治阶层保持了吸收社会精英的能力,进而形成了崇尚文士文化导向.其时李峤、崔融、苏味道、张说、苏颋等皆以文才而位及人臣。 武后至期文学导向为李白所面临的文学传统与文学环境,其时文学经历了唐初模仿南朝阶段,开始以汉赋古诗为正宗的复古导向。同时,随着声韵艺术的成熟,近体诗也成为人们喜好的主流诗体。 地域及家庭文化环境与李白出蜀前的创作 自西晋末以来,西蜀之地,久离中原文化中心区,形成一种相对特殊的地方文化。其时有影响的文化区域是三块,世族文化居主导地位,各有特色。关陇,以勋贵阶层为主体,留有鲜卑文化强悍之气,尚实力重阀;山东,以有文化传承的世家大族为主体,在文化上居正宗,以家传经学礼法为尚;江南世族,以诗赋才艺立身。南朝时蜀中属益州,较多受南朝诗赋文化影响,又因与中央王权少直接联系。士族文化不甚发达,少显赫之世族。其世族多为当地庄园豪族。这种当地豪族,较少山东世家经学传统。而多诗赋之学与杂学。故其地在唐多出才士与怪才。陈子昂即为其中最明显的例子。陈出身于于西南豪族,富于资财,故有一掷百万金的豪举,也能不受儒家礼法拘束,主动劝进武则天以周代唐。其次,蜀地道教发达,对陈、李都有所影响。 李白家世与陈子昂接近。其家世不甚明朗,或因李白自己即不太清楚,或是因有苦衷不便明说。其家庭材料不多,且有矛盾。大体看来有以下方面的特征:一、其父李客在西域生活时间较长,李白五岁才到内地,其父前半生是在西域度过的。这自然也接受了西域胡人文化习惯与观念的影响,故其家庭有胡人文化因素。二、其家于隋末因罪被谪边地,神龙年才逃归潜还。可能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是因遭遇隋炀帝之害,唐时一定会被平反,不得称为逃回。至所以潜还,只能是犯了其他刑事罪。总之,其身份与社会地位一定较低;三、其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李客“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髙卧云林,不求禄仕。”似一庄园主,“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李客也应通文学之事。这种家庭有条件培养李白,支持李白,同时,也决定了李白的成长与士族子弟有所不同。仅从文化学术背景看,其家庭地位决定了他既不能入州县之学学习,也得不到“郡举”机会。唯求得特殊成名的机会。李白于儒家经学较少有深究。而倾心于道家与杂家也是这一原因所致。这一家庭背景对李白成长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为他发扬个性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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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怎么理解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丰富而灿烂的花园里,唐诗无疑是众芳中的奇葩,而李白则是其中夺人耳目的硕果。李白,作为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以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雄奇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记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贺知章称赞他为“谪仙人”;杜甫说他的诗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唐代的诗坛,李白之出现,犹如石破天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千年来后人对他的研究一直热情不减,其人其诗是一个长盛不衰、经久弥新的话题,形成一道绚丽多彩的文化景观,这就是“李白文化现象”。现代学者用浪漫、豪放、飘逸等词语来概括李白的精神与艺术风格。本文试从盛唐气象来探究他的作品清新俊逸风格形成的因素。

一、没有盛唐,就不会产生李白。

盛唐是诗歌黄金时代的神话,后代往往将这一时期等同于李白和杜甫,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旦把李白和杜甫从时代里抽出去,“盛唐”这个词眼便显得空洞无力、暗淡无光了。但是,天才人物左右不了时代的步伐,恰恰是随时代的推移,才不断有所谓的天才出现。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人物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正视最伟大的诗人。
从环境、时代的背景出发,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一个艺术家家族的杰出代表。有如百花盛开的园林中的一朵更美艳的花,一株茂盛的植物的“一根最高的枝条”。而在艺术家族背后还有更广大的群众:“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的嘹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能成其为伟大。”(丹纳《艺术哲学》)
唐诗在开元、天宝盛世全面繁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把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的美表现得让人心驰神往;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情慷慨;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后人对此时期的唐诗有许多的评论,概括地说就是骨气端翔,兴象玲珑,无工可见,无迹可求,而含蕴深厚,韵味无穷。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李白,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而又变幻莫测,情则滚滚滔滔,美如清水芙蓉。他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包容了那个时代所拥有的特色,又超越了那个时代,反映了那个时代昂扬的精神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讲,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他的名篇《望庐山瀑布》这样写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将庐山一个最典型的风景点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大手笔,描绘得有形有神,奔放空灵。“紫烟”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很美,而且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的风俗。

自公元624年唐王朝一统中国,经过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前期一百年的持续发展,唐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的朝代。国力的强盛,政策的开明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儒、道、佛三家思想并行发展,这一切为唐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盛唐的士子们因此对人生普遍抱有一种积极、乐观、进取的态度,集自信与狂傲于一身。如王维《渭城曲》:“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与常见的送别诗不同,它一反往常送别诗常见的黯淡笔调,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清新轻快的景象。再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与王维的《渭城曲》一样,同为送别友人的诗,都是给人一种朋友间的依依惜别之情,但是抛弃了传统的悲伤情调,没有沉重的感觉。盛唐诗人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更具有理想色彩,使其成为盛唐精神的一个标志。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整幅画面情景交融,给人苍茫广阔的感觉。诗人对朋友远行的惜别之情,对于不能同游的惋惜,以及对扬州胜景的无限神往,尽在江边送别的形象之中了。再如李白的《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是一首旅人思乡的的情感诗,他乡客愁可以说是诗歌的一个普遍的主题,李白这首诗却有意翻新,把“兰陵”和“美酒”联系起来,“玉碗”有了“琥珀光”的感觉,这样扫除了别诗那种沮丧的外乡异地凄楚情绪,而带有一种使人迷恋的感情色彩,一种留恋忘返,宾至如归的情绪,使他“不知何处是他乡”。全诗写得豁达开朗、一泻无余,充分体现了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并从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
唐代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使得它比起汉代和宋代等统一的封建王朝,诗坛成批涌现脱略小节、豪荡使气、富有开拓精神的才士,发出中国诗史上音量最足的浪漫主义合唱。“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这就像植物只有在适宜的气候、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李白的出现与盛唐的方方面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李白的《忆秦娥》曰:“太白纯以气象胜。”这亦可以用来评价他的诗歌。气象,指作品通过气势和意象所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所谓“纯以气象胜”,意思是完全以气象雄浑取胜。这气象不是一个人就可以造就的,是在盛唐气象的照映下才光芒万丈。严羽《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厚。”“笔力雄壮,气象雄厚”八个字是能够概括盛唐诗歌风貌。开元时代诗人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首联“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二句,一开始就形成开展的、向前行进的气氛,诗人眺望眼前的山水,带着欣赏的意味。颔联写出长江下游水势浩淼、风帆高举之情状。王夫之说“风正一帆悬”一句是“以小景传大景之神”,指从“一帆悬”中传出阔大顺畅的景象。颈联写残夜还未消尽之际,海上一轮红日已经喷薄欲出;旧年还未过尽之时,春天的气息已经预先进入大江。虽是一年将尽而又一夜将尽,且又在路途之中,然而所表现的却是一种光明展望、辞旧迎新的情绪。这首诗在阔大的境界中有一种和乐的气氛、雍容的气度。
唐代这样一个兴旺发达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情,而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诗人又往往更多地带着一种诗意的眼光看生活,因而即使是在平常的、习见的生活中也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美。如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为乐府旧题,是六朝时南方着名的情歌,多抒写少女对情人的思念,表达真诚缠绵的爱情。李白借旧题不单是表达相思愁苦,更借思妇之口,“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表达了对胜利的渴望,对和平的呼唤。全诗先景语后情语,将秋月、秋声、秋风织成浑然的境界,见境不见人,而人情俨在。语言自然清新,明白如话,流丽婉转。唐诗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在他繁荣昌盛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美,也表现了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们比较健康昂扬的精神状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表现的就是人们在和平岁月里的生活感受和情思。面对着浩渺的春江、海潮,面对着无边的月色、广阔的宇宙,萦绕着绵长不尽的情思,荡漾着对未来生活的柔情召唤。人们的思索、追求、期待、召唤,表面上是由春天的良辰美景惹起,被春天的旋律催动,实际上却是那个健康发展的时代生活带来的。
从以上的几方面可以看出,李白的豪放洒脱的个性魅力在当时不是孤木,不是独一无二的,只是由于他天生的气质融入这个时代更具典型性。但这不是说否认李白的天才。他是天才!正如丹纳所说,“严格说来,精神气候并不产生艺术家;我们先有天才和高手,像先有植物的种子一样”。艺术家需要一种必不可少的天赋,便是天大的苦功天大的耐性也补偿不了的一种天赋,否则只能成为临摹匠与工匠。正如李白所言,“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的材便是天才诗人的灵感与想象,便是那种天生的独立个性,以及将这个性很好地融入诗歌中的天赋。当他像石子一样投入雄浑的时代之海里,便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⑥ 浅谈道教对李白的影响

只要提及唐代文学,李白自然是无法绕开的环节,正如只要提到道教,也无法不提及其对李白诗歌与人生历程的影响。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人眼中那个骨骏清新常带有仙气的诗人形象,与道教有莫大的关系。

作为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领域的宗教——道教,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骚客的文学创作,是其文学创作内容与题材之所以丰富多彩的重要影响因素。

道教形成于东汉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到唐代达到极为盛大的境况。道教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一方面与本土的其他思想及外来的思想不断斗争、交流,自身得以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它不断向社会上层发展,逐渐取得统治阶级的支持和信奉。

唐王朝之所以高度崇尚道教学说,正是道教自身发展与社会时代发展需要的一次不谋而合的协作。任何一个新兴王朝的崛起,为谋求王朝发展初期极为需要的社会平和状况,往往是离不开借用一定的思想学说控制整个社会思潮。

因此,为了谋求稳固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唐朝李姓统治阶级便将老子李耳搬了出来,同时加大力度广为宣扬道教学说,使得初盛唐朝野上下普遍热衷于道教信仰。

并且唐玄宗天宝元年立崇玄学,还专开“四子科”以取士,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为考试内容。

道教由此在唐朝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了大力支持,便自然而然在唐代发展到了顶峰时期,尤其是在诗歌方面,对社会以及文人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唐文化精髓脊柱的唐诗,理当是唐文化的典型代表象征。

李白是唐朝尤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道士司马祯曾称赞李白言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十五岁便开始羡慕道教,直至晚年也一直虔诚奉行道教修行之事,他一生可谓与道紧紧胶着为一体。纵观李白这一生与道教的关系,可以断言: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没有一位像李白那样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之深刻。

李白曾在《感兴八首》一诗中坦言道:“十五岁游神仙,仙游未曾歇。”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李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接触道教,并一直倾心于游仙的道教思想中。

李白此番早早就接触道教与其出生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李白自幼生活在道教的发源地———巴蜀,而巴蜀之地又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在此创立了五斗米教并30余年传道于此的地方。

四川作为道教的发源地,道教宫观、圣地、场所以及教民更多,呈现出“五里一宫,十里一观”的壮观景象,在当地人民群众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无一例外,这些都是幼年时期李白之所以对道教产生浓厚兴趣是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李白就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渐渐学会将自己放逐于无穷无尽道的世界中,并穷尽一生不断地探索仙的境界与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李白对他人给予自己“谪仙”、“酒仙”、“谪仙人”等“仙”的美誉常是深以为然,其《留别西河刘少府》诗中云:“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其《对酒忆贺监二首》也谈到:“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不仅如此,李白还直接以“谪仙人”自居,其《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诗即自诩为“青莲居士谪仙人”。李白把修炼道术作为完善自身人格的一种方式。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人应顺应自然,和自然融为一体,在山川中静养修行,抛开凡尘杂念以达到与神仙会合。这也就是名山大川中多道观的原因。

山水的秀美往往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从而忘掉人世间的烦恼。

所以,尽管无论是炼丹服药或是寻访仙人都没能让李白飘飘乎幻化为遗世独立的风清骨峻的仙人,但是长期对道家思想虔诚的奉行赋予他一抹独特的气韵与风度,这是一种超乎凡间世人的魅力。

在大量创作的游仙诗歌作品中,他不仅寻觅到一处妙不可言的仙境,也使得自己出色地成功处理好总是郁郁不得志的抱负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

李白山水诗是唐朝诗歌的一座高峰,道教对他诗歌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要想探究道教与李白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不得不紧紧联系于李白的生活历程。

道教是一种珍视个体生命并渴望现世快乐的宗教,它蕴含着对生存的欲望和享乐的欲望,也是触发李白一生始终不断追求建造一番丰功伟业、大展宏图的理想根源。

这种过分自由的生活态度或许并不值得效法,但它却大大地破除了艺术的禁忌,充分地拓展了审美的空间。而所有这一切,在李白的生活和创作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对李白的文学创作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

从道教与道家的渊源关系可以知道,道教奉庄子为南华真人,奉其《庄子》一书为《南华真经》。

李白的人格理想主要体现在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他追求自由的自然审美观源于庄子。

《庄子·知北游》:“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李白的《赠僧崖公》说:“虚舟不系物,观化游江愤。江愤遇同声,道崖乃僧英。”《寻阳紫极宫感秋作》说:“静生观众妙,浩然媚幽独。”都表明他“循庄子之路,以理悟为审美指向,以原美为理悟途径”。

在遍访山水名胜中,大自然以其神奇壮观开拓了李白的视野、开阔了李白的心胸,形成了他独有的山水情怀。李白的山水诗歌正是以这样无比亲和的山水情怀为依据。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李白只是热爱山水,没有道教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话,中国历史上不过多了个徐霞客而已。

而正是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的思想使李白的诗歌意境得到了升华。李白不愧为诗仙,诗人那种自由翱翔,奔驰于山水间,万物无所滞的洒脱和豪迈正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二十五岁出蜀以后,李白就在安陆生活了将近十年。

在此期间,他曾写《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向刘侍御述说他想在桃花岩隐居的出世情怀。诗中所描写的山中生活,一派恬静而不乏生机勃勃,表达了李白对神仙世界的向往。

这种向往在他和很多道士均交往密切可以体现: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寻雍尊师隐居》,《元丹丘歌》,《题元丹丘颖阳山居》、《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因叙旧以寄之》、《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居》,《玉真仙人词》等等。

李丽荣在《道教文化对李白人生道路及其诗风的影响》一文中认为“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与李白悟道的灵性完美结合,促使其山水诗具有人格化、神灵化特点,形成独特的仙灵化风格”。作者着重从道教文化对李白山水诗风的影响着手,探索其山水诗歌仙灵化风格的原因。

罗崇宏在《道教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一文中认为“道教文化为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庞杂具有道教色彩的意象群,并催生出其诗作中浓厚的主观色彩和磅礴壮阔的诗境诗风”。

杨晓霭在《道教清净与李白飘逸诗风》一文中探讨了李白的道教信仰与其诗歌创作以及诗歌风格形成的联系,并指出李白飘逸诗风是其体悟道境的产物。

综述这些研究理论结果,我们可以得知,道教是影响李白山水诗创作的关键要素,其诗歌飘逸风格的形成与对道教世界深深的探索有密切关联。

游仙诗是在道教文化最直接的影响下成熟起来的,在内容上,它常常通过描写道教所追求的神仙境界,抒发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对人生短暂的感慨,以寄托超脱尘世的高蹈情怀,表达对自由永恒生命的追求。

而这种神仙追求与对生命永恒的执着正是道教思想的核心。在形式上,选用大量的仙山神物、神话传说为意象,构筑神奇瑰丽或清虚神秘的仙道境界,曲折地反映现实,表现诗人的思想情感,这些都是游仙诗的共同特征。

李白游仙诗在其整个诗歌创作中占了不小的比例,并且最能体现李白“诗仙”风格。李白在诗歌中描绘高蹈超越、奇丽不凡的神仙世界,不管在他的意识中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存在,但他总是努力通过诗歌创造的境界表现自己极力超脱现实束缚、实现个人抱负的高远理想和强烈愿望。

神仙幻想中体现的那种超越的、自由的精神在鼓舞着他,成了他生命和创作的动力,直接影响了其诗歌创作的构思、联想,使之具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特征。

文伯伦在其《试论李白的游仙诗》一文中这样评价“不研究游仙诗,不足以研究李白,不正确评价游仙诗也不能正确评价李白”。

毋庸置疑,李白的游仙诗和其道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经历了与天子王公的亲自打交道失败后,李白的道心弥坚,他从高天师受符正式成为道士就在这个时期。

李白是想建立功业,但他高洁的操行和傲岸的性格不容许自己向权贵折腰,因之不能容于世,只能在寄情山水和寻仙访道的道教理想中寻求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持。李白的游仙诗中,写的做多的还是对神仙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通过仙境和神仙生活的描绘和想象,来表达他对自由理想境界的追求。

这一点在李白着名的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表达得最为明确:“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里的神仙境界不只是李白个性化的神奇想象,个体人生经历的折射,也是李白仙道信仰在文学中的形象展现,体现出道教文化对李白的影响。

道教把现实人生看做受各种欲望、外物所控制的痛苦人生,始终把摆脱外在的束缚与依赖,摆脱内心欲望的控制,通过性命双修,返归自然,得道成仙,获得永恒自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生命作为自己的理想人生追求,这种生命追求化之于文学,化之于形象,便形成了美丽神奇,逍遥自在的神仙境界。

因此,这里的神仙境界折射出的是整个道教文化对生命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对生命自由、快乐、永恒的追求。

如 游仙诗《古风》(十九),前半段写升入仙境、不纠缠世事的超脱:“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后半段写地上的生灵涂炭:“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贯缨。”仙界与人间的强烈对比,批判现实的精神溢于言外。

又如《古风》(三)前半段写秦始皇何等威风,后半段突然话锋一转,与蓬莱仙山的神仙相比,“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人间的富贵功业也不过如此。“诗圣”杜甫也曾经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刻画了李白以“仙”抗“帝”的傲岸风骨(杜甫《酒中八仙歌》)。

李白主要在神仙幻想里寄托了解脱现实羁绊、实现意志自由以及愤世嫉俗的道教理想,这一隐藏在他内心的巨大情感就会凝结为一种力量,共同发酵而成为一种创作的激情与灵感,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中存在大量的游仙诗。

道教万物一体、与自然为伍的价值去向,独立超迈的人格追求,超凡脱俗、逍遥自在的人生理想,美好的神仙信仰成就了“诗仙”李白,也成就了飘逸洒脱的李白诗歌。

     总之,道家思想在李白诗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老庄精神和道教文化的影响下,李白在他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里开垦出精神自由漫游的领地,将想象与夸张植入诗篇,最大程度地实现着心灵解放,营构出一个扑朔迷离,虚实交错,绚彩奇异,气势磅礴的艺术版图。

纵横李白这一生,虽满怀豪情壮志,迫切想要建功立业,却总是郁郁不得志。

即使曾经有机会如此近距离接触最高统治阶级,也未能使得他成功实现自我理想抱负。

孤独中的李白只能把这种矛盾与困惑以积极的浪漫主义诗歌曲折地反映出来,并间接折射出了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矛盾。

从道教影响的角度说,李白是以自己的出色才情发挥了神仙道教信仰的审美因素,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为一代神仙美学的独特表现。

在不断归隐与出仕的人生曲折的旅途中,他似乎只能借早年就倾心的道教思想解救凡世间的痛苦,可以说是他选择了道教,也是道教选择了他。

 

 

⑦ 李白能写出大唐盛世荣耀繁华的文采都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说,好的诗歌写作离不开天赋(知识储备)、诗意(感知)、诗性思维(想象)和经验( Insight )。来源永远在勤奋和天赋之间。凡是伟大的诗人,都充满了诗书气,个个才华洋溢。当然,他们有深厚的学识和或高或低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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