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荆州文化

‘壹’ 什么是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简介】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荆楚部族的兴起】 楚，也称荆楚，春秋时代的这个国家为什么叫做“楚国”呢。“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但是，构成楚民族主体的，却并不是江汉流域的土着，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支部族迁移到江汉流域，不断地与周围的土着民族（九黎、三苗的后裔）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 荆楚部族在与北方商王朝的对峙中也吸收了先进的商文化，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周朝初年，转投周王的荆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先抑后扬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当北方有炎、黄部落在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并创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这之后，随着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击败，以及后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强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渐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后与中原的另一个原因是江汉流域多山林水泽，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那样较快地由采集和渔猎转入农耕和畜牧，这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相应地限制了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当北方已经出现了夏、商等奴隶制国家后，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屡遭中原势力的压迫和征伐。但就是在这种持续千年的蛮荒背景下，逐渐孕育发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后的楚国家，并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时、地利融汇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着文化，开创了独具异采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辞”】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目前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荆楚文化的八大内涵】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贰’ 建城史2700年的湖北省荆州市，有着怎样的历史

《尚书 夏书 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楛，三邦厎贡厥名。

“荆州”这个名字来源于《尚书》中的夏书禹贡篇，这本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也就是春秋早期的儒家经典最早出现了荆州两个字，而且确定了荆州的范围。

一、荆州的由来

荆州来源于荆山，因为荆山以南称为荆州，荆山是位于湖北省境内一座历史悠久的山，位于神农架的东边，襄阳的西边，武当山的南边，宜昌市的北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说和氏璧就是一个叫卞和的人在荆山发现了一块未经雕刻的玉石，他两次把这块玉石献给楚王，但没人识货，楚王还砍了卞和的双脚，直到楚文王时期，这块玉石才被开发出来，并打造成和氏璧。

今天的荆州古城墙

五、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

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自从楚文王在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都建城以来，存在了2700多年，荆州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灿烂的荆楚文化和深厚的三国文化流传至今，另外荆州现在还完整保留着清朝顺治年间修建的古城墙，还有护城河，在中国七大古城墙中排名第二。

荆州地区的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等遗址属于大溪遗址，这一文化形成于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左右，距今有5千多年的历史了。荆州附近埋藏着大量的楚国国君及贵族的墓葬，更是出土了数不清的历史文物。

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作为地级市，下辖荆州、沙市两城区，江陵、公安、监利三县和松滋、石首、洪湖三市，和荆州经济开发区、荆州高新区和纪南文旅行区3个功能区，总人口约647万，荆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长江中游重要的港口城市，中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轻纺基地。

‘叁’ 什么是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简介】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荆楚部族的兴起】
楚，也称荆楚，春秋时代的这个国家为什么叫做“楚国”呢。“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但是，构成楚民族主体的，却并不是江汉流域的土着，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支部族迁移到江汉流域，不断地与周围的土着民族（九黎、三苗的后裔）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
荆楚部族在与北方商王朝的对峙中也吸收了先进的商文化，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周朝初年，转投周王的荆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先抑后扬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当北方有炎、黄部落在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并创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这之后，随着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击败，以及后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强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渐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后与中原的另一个原因是江汉流域多山林水泽，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那样较快地由采集和渔猎转入农耕和畜牧，这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相应地限制了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当北方已经出现了夏、商等奴隶制国家后，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屡遭中原势力的压迫和征伐。但就是在这种持续千年的蛮荒背景下，逐渐孕育发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后的楚国家，并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时、地利融汇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着文化，开创了独具异采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辞”】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目前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荆楚文化的八大内涵】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肆’ 荆州的风土人情

关帝庙会 每年正月和农历 5月l3，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了延续千年的习俗。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逢年过节，荆州人玩龙灯，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荆州城生产的旅游纪念品，也有以关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如绣有关羽像的丝织手绢，印有关公的精致背包，还有关公画片、小塑像等等。荆州城内的宾馆、商店和许多民宅，多喜欢在大堂供奉关公像，有的还一日一拜。荆州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关公的忠义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国朋友来荆州朝拜关公，进香还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常聚在荆州关帝庙，用不同的语言赞颂关公的忠义精神，给关公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荆州花鼓 荆州花鼓戏作为一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一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1955年有一位老艺人搜集记录了花鼓戏的全部唱腔，整理出从未有过的第一套完整的花鼓音乐曲谱，并大胆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一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如今，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唱腔悠扬、甜美、悦耳，已有《家庭公案》、《水乡情》等几十个剧目，既取材于湖乡生活，又展现湖乡风貌。在民间，男女老幼走路、劳作，不时哼唱花鼓调。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衷喜爱。 鼓盆歌 《鼓盆歌》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盆歌是在丧事中演唱、为丧礼的内容之一，现代俗称“丧鼓”。鼓盆歌，古代亦称“鼓缶、击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诗经》和《周易》的记载。“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今主要分布于荆州市沙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历史中，从形成到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形式上，打击的乐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后定型为单一的鼓。沙市城区的艺人现在仍保持着原生态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彩，尉为壮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演义、市井习俗、风花雪月、幽默笑话、民间丑态、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现已发现曲目多达500多篇，大多数为艺人手抄本，可谓“案积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语言为基础，本地人极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一的伴奏乐器，击鼓者双手持鼓槌，左手为“板”，右手为“敲”、“扎”，击鼓面的中部、侧部、边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构成了鼓声的丰富性特征。鼓的节奏总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结束前，悖于音乐拍的常理，出现强拍无重音的独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荆楚文化的一朵奇葩。它形式简单，不受地域环境之限，扎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众欢迎。 马山民歌 曾经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践剑的荆州区马山镇，素以民歌之乡着称。这里悠久的历史、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风格，被誉为荆州民歌的摇篮，在整个湖北民歌音乐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山民歌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流传久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田歌”。战国楚襄王时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关于“郢中田歌”的记载。马山民歌代表了江汉平原民歌的总体形态特征和音乐特色，具有浓郁的原生态风味。它奇特的五句成歌、句尾点题的唱词结构，是荆楚文化的一块瑰宝。“喇叭调”、“伙计调”、“ 嘚嘚调”、“叮口当调”、“哦嗬调”五大调和五句子歌更是闻名遐迩，久唱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马山民歌内容涵盖历史朝代故事、生产生活知识、四季花鸟虫鱼、婚丧习俗礼仪、节日玩灯贺彩等各个方面。种类有田歌、号子、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宗教歌等数十种。“五句子歌”又有“喊五句”、“赶五句”、“ 穿五句”之分，曲体结构差别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异。荆州区在收集整理的同时还对传统的马山民歌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出了以民间歌舞《车水锣鼓》、《火烧粑》、《凤鼓齐鸣》、《开秧门》、《夜渔》、《山歌唱出农家乐》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马山民歌，使马山民歌更具时代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公安说鼓子 公安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安说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一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到了宋代，说唱艺术盛极一时，涌现了许多说唱的形式。鼓子词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宋代以后，鼓子词几番变化，经元明时期“词话”，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发展衍变为公安说鼓。清代至民国时期，公安说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说鼓艺人不断增加，曲目逐渐增多，内容也日益广泛丰富。公安说鼓，亦叫公安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说，即在本地方言声调上加以适度的夸张，有起有伏，带有韵味，富有节奏感，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吐词清晰，层次分明。唱，一般是夹在每个小段落的结尾处。往往是在一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收腔后用唢呐重吹一遍下句的旋律，打一阵鼓，然后再起下一个段落。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唢呐牌子两部分。唱腔曲牌又分为主腔、花腔和哭腔三类。公安说鼓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一是取材于街谈巷议，闾里琐事，笑话趣闻；二是来源于民间传奇故事；三是来源于武侠及历史演义小说。此外，也有从地方戏曲和外地曲种中移植的。公安说鼓采用鼓和唢呐配合伴奏，乡土气息浓郁，极富表现力，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和艺术特色；公安说鼓这一文艺形式形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因而具有民俗学价值。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经过百年来的积累衍变，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乐研究价值。 松滋说鼓子 松滋说鼓子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现存资料考证，松滋说鼓子原名“说古书”，由元、明朝的“词话”演变而来，并逐步形成一种民间说唱形式。清同治年间（1862年前后）开始在松滋境内的大岩咀、西斋、街河市、纸厂河一带流行。鼓书说唱经过历代艺人们的传承和不断改进，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曲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说唱乃至表演伴奏乐器作了进一步改革，韵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说唱并重；音乐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调；伴奏除唢呐外，还增加了管弦、弹拨乐器。使得演唱、音乐、击鼓于一体，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奇葩，深受群众欢迎，在湘鄂边界尤其是松滋境内广为流传。松滋说鼓子曲目丰富多彩，尉为壮观。街谈巷议、民间琐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故事、神话演义、风花雪月、幽默笑话、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松滋说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种，采用的是方言俚语，起初是以说为主，在末尾一句或两句加上唱腔，并以松滋“南五场”的地方语言为基调，乡音土调，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说古书在松滋已流传上千年，古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茶余饭后听“说古书”，可谓是一种精神依托，人们对这种听书的习俗有一定的依存性。特别是乡音土调使人备感亲切，人们爱听、爱学、爱唱，由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啰啰咚 “啰啰咚”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监利自古属江汉楚地，尚楚风，作楚声。“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间戏曲唱本为内容。属接力式的传声唱法，曲式结构具有复调音乐的特色和“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俗称“打和声”。“啰啰咚”的发音是监南地区的方言，处于西南官话和湘鄂方言的过渡地段，开口呼的音节占所有音节的一半。在民歌音调中监南和洪湖东，这是鄂中、鄂东南、湖南冻庭几种语言音调的汇合之处，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歌词的结构类型可分为：简单的一句子结构、较复杂的多段体结构。监利以第二种居多，这种结构形式，新颖别致，此起彼落，博采口语，妙趣横生。构成了“啰啰咚”歌词的艺术特色。“啰啰咚”在音乐上自由的节奏，悠长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区山歌风的特点：行一般以四、五度跳进为其特征；句法上构成先扬后抑的旋律线；上在高音区运用富于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监利文化历史环境中，在长期农耕生活和稻作劳动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传承性。“啰啰咚”曲调高亢悠扬，旋律抒展自由，有“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啰啰咚”是平原地区唯一的具有山歌特点的原生态民歌，运用大量的衬词衬腔，在调式调性及曲式结构上具有复调音乐特色，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荆河戏 荆河戏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北荆州地方传统剧种。系以本地弹腔吸收昆腔和高腔的优点融合而成。明代永乐二年(1404)，沙市已有荆河戏演出，时称“楚调”。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调《金钗》演出。晚清至民国年间，着名戏班有“三元班”、“泰寿班”。现今茶社、酒馆亦常有当地“围鼓”班子为群众清唱。荆河戏有南路、北路、子母调(南北反)三大腔调，板式有导板、三眼、原板、摇板、三流、平板、一流、慢二流、流水等，行当有生、旦、净、末四种，乐队分文场、武场。常用曲牌约150支，堂曲150支。荆河戏表演重做功，讲究“内外八块”。唱词及念白以荆州口语为基础，京白、苏白、川白夹杂其中。以武功戏见长，尤以各种姿态的“拗军马”、“抖壳子”最具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荆河戏是荆州及鄂西群众最喜欢的剧种，民谣称“汉腔偏是客帮重，调爱荆河本地哥”。荆河戏传统剧目极为丰富，保留下来的有“三杀”、“五图”、“十二山”以及《大回荆州》、《打黄盖》等500余本。研究荆河戏的兴衰对揭示戏曲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习俗，与人们的心理、文化需求的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认同，有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荆河戏经过荆河艺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其剧目，声腔，音乐表演等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荆河戏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荆河戏故事叙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道白准确生动，唱词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学价值。研究荆河戏的声腔，曲牌，锣鼓经，乐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译音乐旋律中的密码，对解读戏曲音乐、声腔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滚灯舞 松滋滚灯舞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是我国花灯艺术中纸灯的一种，源于江浙一带，由于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传入湖北松滋。史籍灯节起于汉、隋、唐有群众观灯游乐活动，以后愈盛。八宝东岳乡民间艺人刘守玉的父亲刘鲁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滚灯形式为四邻乡亲们贺新年，讨吉利。新中国成立后，刘守玉把她父亲当年口授于她的滚灯舞传承讲授，使这一民间艺术流传至今。1978年，词曲经整理改编后，收入《湖北民间歌选》；1980年，选入《中国民间歌选》（上海出版发行）。滚灯舞以“拖、戏、晃、摆”为主体动律，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生动活泼、祥和喜庆。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对“团、圆、亮”的美好心愿。滚灯舞表演时，打击乐起着贯穿，烘托、连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锣、大钹、马锣、小锣五件击乐组成。鼓（冬）音色热烈、厚实；大锣（广）音色深厚，奔放；大钹（且）音色稳健，明快；马锣（得）音色开朗、活泼；小锣（太），音色清脆、悦耳，合奏起来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击乐音响体，独奏时又可充分显示击乐本身的特点和性能。“滚灯舞”是根据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五闹花灯”玩“滚灯”的传统习俗演变而来的，一般都在元宵节前后进行，它具有民间习俗的传承特征。“滚灯舞”选自别具一格的松滋乡土击乐音响，特别是马锣起着指挥、协调作用，并贯穿于整个舞蹈的始终，锣鼓点谱主要有：花锣、长锤、大小收头、乱锤、滚头子等，演奏时随舞蹈的变化而变化，时轻时重，快慢交替，节奏鲜明，气氛热烈，使整个舞蹈场面更富活力，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滚灯舞”舞蹈通过表演者采用“推、拖、戏、晃、摆”等动律，加之大小“圆场”，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的场面，因而极具审美特征。 挑担围鼓 “挑担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挑担围鼓”俗称“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进演奏的一种民间吹打乐演奏形式。先秦时期，古楚乐盛行，已八音俱备，凡重大庆典、祭祀、宴乐之举，必有鼓乐演奏。汉唐以来，荆州民间吹打乐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运用十分广泛，南北朝时期直至宋代，荆州民众于腊八日举行“驱傩”民俗活动时，“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人们敲锣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时期，泊于沙市长江码头的船只，有击鼓鸣锣开船的习俗。南北朝以来，沙市龙舟所用击节之乐器便为鼓、锣、马锣。入宋，“唐代俗乐，盛传民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荆南，曾从其都城江陵得精艺乐工32人纳入教坊乐部。明代荆州王府所用之乐曲及演奏方式，对“挑担围鼓”的影响极大。“挑担围鼓”演奏和乐曲一部份源于明、清散曲和套曲，一部分为荆楚民间音乐。清代，荆州城为将军府所在地，据“挑担围鼓”老艺人讲，过去荆州的将军出行，都用“挑担围鼓”演奏。“挑担围鼓”主要是在荆州市的中心城区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内各条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胜利街、拖船端口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担围鼓。市郊如：跃进村、张沟村、连心村、同心村、三板桥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种类主要分为上字调、六字调、正宫调及洋盘等几种类型。如表现曲调低回的“上字调”曲牌“大红袍”，表现曲调婉转的六字调曲牌“唢呐皮”，表现曲调高吭的正宫调曲牌“风夹雪”，以及洋盘曲牌“闹龙舟”等都是挑担围鼓曲牌的代表作。乐手们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曲牌进行演奏，如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工商庙会节日（布财神会、轩辕会、土地会）和民间喜庆礼仪（婚庆、寿诞）等多用正宫、六字、洋盘等曲牌。白喜事（丧事）多用上（合）字，六字、洋盘等曲牌。“挑担围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间形成基本形态流传至今，演奏曲目丰富，乐器独特，道具工艺精美，其保护、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 跳丧鼓 跳丧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丧鼓，唱孝歌，这种民间风俗几乎流行全国各地。旧时习俗，成年人死后要在家“停灵”三至七天；守灵时，不仅灵前要灯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请会唱孝歌的歌师击鼓唱歌，通宵达旦，彻夜不息。绝大多数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荆州及鄂西地区是又唱又跳，故名“跳丧鼓”。跳丧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灵堂内夜间进行。一般是在灵堂中央放一张方桌，俗称“歌台”，三名歌师中有一人坐在歌台旁边击鼓，鼓径二尺许；另二人则一手持铜钹、一手持竹筷在歌台前边边歌边跳。跳丧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动作。先由击鼓的歌师（一般是长者）击鼓三通，并高声“叫白”，念一些哀悼之词，表示丧歌开台。击钹的歌师则由歌台两边出场，想死者灵位弓身拱手，然后就开始按照鼓点节奏边击钹、边舞蹈。鼓声一停，舞步则止，跳舞的歌师就开始唱孝歌，击鼓歌师负责帮腔。唱完一段再跳一段，跳完一段又唱一段，循环反复，直至天明。在表演过程中，丧家要不时燃放鞭炮，烘托气氛。跳丧鼓唱和舞的节奏由鼓师掌握，唱则一拍一鼓，舞则一拍四鼓，舞师在舞蹈过程中要和着鼓点击钹。拿钹的方法很有讲究，一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缠紧铜钹上的绸带，再用拇指控制钹的发音，拇指与钹分开时击钹，声音清脆明亮，称为“明击”，拇指顶住钹敲击，声音沉闷，称为“闷击”。每段击乐有五小节。跳丧鼓的鼓师和舞师均为男性，舞蹈动作刚劲有力，主要舞步为“颤步”（俗称“一步三颤”），其它的舞步还有“四大步”、“滚身子”、“吆耶嗬”、“风摆柳”等，这些动作均源于生产生活，如“扯萝卜”、“倒线耙子”等，也有模仿飞禽走兽的姿式，如“老鹰散翅”、“吊鹰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