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问题以什么什么为激活生命链

㈠ 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问题，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实

一、现代化意识的曲折显现——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它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响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 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获得成功的，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丢弃自己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设“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打败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失误，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西化”论的主流思潮并非“全盘西化”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伦。“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氏这种除旧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比较，有许多观点是吻合的。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仍一直占居上风。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毫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以毫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他写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所说“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对此胡适加以发挥，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化化观点（《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在十余年内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西化”论到“中西互补”论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思想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在“五四”前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论战中，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展开的论战，是后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近代中国涌现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问题，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使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全新的复杂形势。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梁启超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观点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思潮。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化问题的一部论着，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在“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观论战的新争论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长期被人遗忘的书，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杨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地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着作。此书通篇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概括。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等，提出了新解释。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才能引起生产力的大变动，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这里所通俗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着。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必须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并不始于梁漱溟，在梁启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严复的后期言论也露此端倪，孙中山更是一贯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说：孙氏“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计划”中，讲完总的建设计划之后，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他打了一个比喻，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从欧洲绕道极远而到美洲，而现在则可采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径”。他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学习欧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来鼓励国人的现代化的斗志。在这方面，他显然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但孙中山以为中国对于外国的长处只要能够“迎头去学，十年过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很显然，这一估计失误是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对于旧体制改造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过去审视3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局限在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框架之中，这里扩大视角，提出探索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形成问题。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如有所谓“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适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征文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运用的正式开端。这次征文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四省丧失的背景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个方式的步骤。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等人。征文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论述深浅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即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大体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认为应采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或以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形式、统制经济、节制资本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约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对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讲步。 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是当时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尽是浮词和同语反复，空洞无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无论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经抛出，就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这是继“五四”前后那场大争论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20年代有过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这场论战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对立面、观点最激烈的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指明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因此实际上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与发展，于是对十教授宣言的评论也引起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的评论。 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 在这里，有一学术公案必须予以澄清。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有人根据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偶尔使用“全盘西化”一词，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事情是这样的：在讨论开展之初，陈序经或别的论战者都没有把胡适归入全盘西化派，而是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这是有案可查的。胡适由于被人说成是折衷论者，就在陈序经逼他明确表态之后，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这一声明为全盘西化论大为张目，一时群起而攻之。胡适察觉到“全盘”一词不妥，于是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用字的疏忽”，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推崇简直是五体投地，甚至否认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只能说胡适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决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 胡适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于他持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其基础是他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胡适认为，在多种文化冲突中进行自我调整，绝不能采取折衷态度。因为旧文化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编辑后记》）。胡适的这种独特的西化理论，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我认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的“涵化”理论。拼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倡导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不管怎样，这一激进文化革命观决没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这一点，在胡适对中国本位文化观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有明确的表白。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西方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些观点，胡适几年前就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阐明过。如果认为胡适为了政治上倒向国民党而修改自己的观点以与十教授调和，那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概念：中国思想界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观的讨论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前进了一大步，学院习气也要少得多。在几个月中就留下大约150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种观点都自由地畅抒己见，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非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民族资本主义性的文化即三民主义的文化，也有主张介绍社会主义文化的，但这场大争论仍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动向。 一、在这场争论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可见其立论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盘西化最终也仍要折衷和妥协，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观点（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胡适也在讨论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盘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解释为“全盘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来“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这可视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修正观点（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但总的说来，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这个昙花一现的口号，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辩论的双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观，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胡适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执迷态度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农业经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三、“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两极对立，在讨论中逐步接近，或者说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一是要彻底检讨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这叫作“认识自己工作”；二是须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欧美文化的本质，这叫作“认识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这叫作“比较认识工作”（刘jié＠①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这较之东西文化讨论时的泛泛空论，有明显的进步。 四、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在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与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概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引起哲学家讨论的兴趣。冯友兰曾指出“西化”改为“现代化”是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

㈡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解决是文化建设的什么问题

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

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2)文化问题以什么什么为激活生命链扩展阅读

“三个贴近”是关键。只有贴近实际的文化才是最真实的文化，贴近实际就是要事实求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文化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决定文化要贴近生活的原则。只有贴近生活的文化，才更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贴近群众是文化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的关键所在。

人民群众是文化直接服务的对象，要针对不同群众，发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比如针对农村文化建设，应多开展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文艺活动。在城市发展文化，就要与城市生活的特点相结合。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三个坚持”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我们一定要始终坚持好“三个坚持”，努力让社会主义文化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㈢ 一、为什么说未来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化问题”

矛盾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主要矛盾，其中将体现出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在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因为只有政治稳定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和平，因此政治问题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因为只有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才能建设一个强盛的新中国，也正是如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的一项国家战略。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中国进入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可持续发展，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那么，根据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最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其中的核心问题？建国初期必须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因为政权不稳定各项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当以政治斗争为核心问题的主要矛盾解决之后，国家的重点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则就会在无止境的政权斗争中导致力量的内耗和社会的衰竭。当经济繁荣之后，社会的核心问题是文化问题，否则，仅仅只是经济的繁荣可能会因为国民素质的低劣和腐败现象的剧增致使社会走向奢靡和腐烂。因此说，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的核心问题是文化问题。之所以说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许多问题都与文化紧密相连。如果文化建设得不到重视，人的素质将难以提升，那么政治改革、经济发展、腐败治理、法制建设等社会各项事业都将因为人的素质的制约难以跃上新的台阶，文化问题是制约中国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瓶颈。事实证明，中国很多问题都与文化问题分不开——首先，制度与文化问题。和谐社会将会建立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许多其它的规章制度也将会在此基础上加以相应的改革和创新，使之更加协调和完善。但是，再完善的制度如果不能在文化上达到认知和认同，并产生自觉和自律，那么这种制度有可能成为一种花瓶和摆设。制度的硬性规定和文化的软性导向必须在同一个层次上达到统一，否则再完善的制度也存在被钻空子的可能。当一项先进的制度引进到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这项制度可能会成为被玩弄和嘲讽的对象。制订或者引进一套制度相对容易，但是要让这套制度得以有效的执行和发挥必要的作用，则涉及到深刻的文化问题。拿我国来说，反对腐败的呼声不能说不高，打击腐败的力度也不能说不强，为什么腐败现象越来越猖獗呢？其中就是由于根深于人们心中的腐败文化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文化上的解决，导致了一种连锁反应。如何让那些权欲熏心的人在文化上改变价值观念，达到对民主法制的认同；如何让国民在文化上改变对封建等级思想的留恋，达到对公平正义的文化认同；等等，这些内容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和谐社会制度建设的成败。严厉的制度是打击腐败行为的手段，而腐败的文化则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仔细想想，二者对于反腐败斗争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如果不腐败，人们就认为你没有本事；如果不讲排场，人们就认为你小气；如果不拈花惹草，人们就认为你没有魅力；如果谦虚谨慎，人们就认为你缺乏自信；如果不低俗，人们就嘲笑你伪善……当正义遭到嘲笑，当清廉遭到排挤，当腐败称为能力，当制度被人玩弄，请问，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制度建设还有多少权威性？其次，经济与文化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经济的繁荣，但是，繁荣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拿一个家庭来说，作为家庭成员攒钱的目的是为了养家，攒更多的钱也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幸福生活涉及到文化问题，如果文化出了问题，攒再多的钱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幸福，反而会造成家庭关系紧张甚至导致情感破裂。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拿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国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国民能否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事实上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文化出了问题，或者说国民的文化素质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那么经济的繁荣反而会造成劳动剥削和经济压迫，畸形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富士康事件”。有这样一种人，当他们没有挣到钱的时候，他们常常因为贫穷而感到自卑和痛苦，但当他们有钱之后，也常常因为失去奋斗的目标以及由金钱带来的种种烦躁而痛苦。无论有钱还是没有钱，他们总是生活在烦恼之中，其问题的根源就因为他们的文化。如果经济发展脱离了文化建设，就会因为本末倒置导致社会生活异化。当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的时候，文化建设应该成为社会的重心。构建和谐社会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也是在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基础并且暴露出一些深刻的社会矛盾之后提出来的，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文化问题。拿我国的经济政策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目的是让他们起到好的带领作用，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却造成了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仇富心理。有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人们，他们不是想办法带领大家致富，而是千方百计获得一张外国的绿卡，想尽办法把自己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确实强盛了许多，社会发展也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绩，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化上的浮躁造成中国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资源浪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沦为经济型奴隶。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这场危机必将把中国发展推向文化建设的高潮。第三，社会安定与文化问题。文化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文化的混乱必定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从而导致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当社会在文化上缺乏一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当文化的发展违背了在人性上的合理性统一，当多元文化之间出现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将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社会。在一个文化混乱的社会，一旦出现矛盾摩擦，即使是很微弱的碰撞火花，也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并迅速扩散到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观念上的分歧常常导致利益上的纠纷，文化上的差异常常会造成生活方式上的冲突，文化的混乱将会给社会的安定团结构成极大危害。未来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多元文化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多元文化将借助互联网深入到每一个心灵的角落，产生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洗牌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由文化导致的思想冲突和观念上的矛盾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要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必须在文化上建立一种多元化统一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但要包容社会共同体之内的所有文化冲突，而且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化解其中的思想矛盾，进而把这种文化差异和思想矛盾维护在一个具有完整性的社会集合体之中。社会的安定团结离不开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统一，文化问题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当前，由文化导致的冲突虽然不是十分明显，多元文化冲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似乎很遥远，很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认识，但是中国的文化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初见端倪。例如愤青现象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矛盾性、仇富心里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冷漠，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和国际形象欠佳，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独生子女溺爱造成的人口素质问题、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文化代沟，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摩擦，国家之间利用文化矛盾干涉主权制造混乱等等……对于有着5000年辉煌文明和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而言，如果文化建设不能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等各项建设也将难以跃上新的台阶，中国将因为文化的落后性逐渐落后于国际社会的发展步伐并退出历史的舞台。……总之，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是认识上的进步，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文化的进步，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安定和谐，都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当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之后，中国必将走上一个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历史时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成果，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反之，文化将成为制约社会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文化建设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正是如此，文化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必须抓住关键，才能纲举目张；必须面向全球，才能与时俱进；必须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文化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必须在合理性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统一的文化发展模式，才能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在文化诊断学看来，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应该集中在下几个方面：一、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改善和不断提升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二、提升民族凝聚力，强化全社会的国际竞争意识；三、构建诚信行为体系，提高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改善公民的幸福感知方式和审美创造能力；四、文化面向全球化发展，强化文化的导向作用和文化激励作用，培育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并将这种精神转化为民族振兴的力量；五、构建多元化统一的文化发展格局，改革当前的教育制度，培育和提升人们的事实判断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实践判断能力，在此基础上，每一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六、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建立一个能够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被公民拥护的诚信政府。…… 二、在构建多元化统一的格局中，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文化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有向善的，也有邪恶的，有高尚的，也有低俗的，有精华也有糟粕。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导致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创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高尚的文化能激励人，并塑造出高尚的人格；低俗的文化能迷惑人，并造就低劣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分健康、亚健康、病态三种不同的特征。在多元化发展的文化背景下，在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尤其是在这个网络时代，文化发展可谓金石俱下、良莠混杂，如何区分文化的健康、亚健康和病态程度，并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对文化做出合理的借鉴？在良莠混杂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如果一个人缺乏对文化的批判和借鉴能力，后果会怎样？当一个人对经济邪教、政治邪教、恐怖主义等文化观念没有分辨能力，并对这种思想产生狂热崇拜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当一个人迷失在知识的海洋，分辨不出真理的方向，后果会怎样？当一个人错把任性当作个性，错把低俗当真诚，其文化的后果又会怎样……从2008年开始，我们举办了一项关于思考力测评的文化公益活动，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道问题：“您是否有一种被知识淹没的感觉？您是否觉得自己要学习的知识很多，而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够”？在我们收到的答卷中，有很多人选择了经常有，在补充说明这一栏，有许多人谈到了自己对知识和文化的困惑，体现了一种真理的迷惑和价值的迷失。其实，这种困惑和迷失是文化多元化发展背景下的一种普遍现象。对此，我们在测评分析报告中指出：当一个人缺乏对文化的诊断和驾驭能力，不能把知识纳入自己的思考力体系，就会出现被知识淹没的感觉。当一个人缺乏事实判断能力的时候，对于知识和文化往往很难做出真与假的科学判断；当一个人缺乏价值判断能力的时候，对于知识和文化往往很难做出善与恶的合理判断；当一个人缺乏实践判断能力的时候，对于知识和文化往往很难达到实践与理论的融汇贯通，也难以根据具体条件和环境变化恰到好处的把握其中的“度”，因而也就会生搬硬套，失去了灵活运用的创造能力。一个人一旦迷失在知识的海洋，很容易被各种错误观念和邪恶思想所掳获，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任何知识的价值都无法与自己的思考力相媲美，当一个人在知识面前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力，就会失去对知识和文化的辨析能力，其结果必定是可悲的。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面对全球化发展，在互联网突飞猛进的这个时代，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的健康发展问题，而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是提高人们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当一个人具有对文化的诊断和驾驭能力，就不会被各种思想所淹没，也不会迷失在知识的海洋；当一个人具有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那么，对于文化的健康、亚健康、病态等现象就能够做出科学判断并形成正确的态度。越是在文化繁荣的时候，越需要对文化做出批判；越是在文化混乱的时候，越需要对文化做出健康诊断。谈到文化的健康发展、谈到培育和提升人们诊断文化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得不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文化诊断学。关于文化诊断学，我曾经这样写道：“一种无序的文化繁荣和混乱的思想活跃，带给人们的不是知识和智慧，而是精神的疲惫和理性的迷茫。我们认为，在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针对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应该建立一门文化诊断学，使之具有学科的性质，并得到全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自觉运用”。对于这种说法我曾经做过调查，从调查反馈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人对此持赞成态度，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不健康的“文化繁荣”正在肆无忌惮的腐蚀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一代。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认为“文化必须是绝对自由的，文化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不需要诊断，也不能诊断……”对于这种糊涂观念我曾给予过针锋相对的回答，我对他说：“您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吧？！但是，毛泽东也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主张。请问，如果不具有对文化的分析和诊断能力，怎么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不是不能诊断，关键是看如何诊断！其实，让文化诊断学成为一门学科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自觉运用，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文化诊断学专家并从事文化诊断的行业，而是通过培育和提升人们对文化的诊断和驾驭能力，形成对文化的科学分析和合理借鉴。当一个人具有一定的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就不至于使自己迷失在知识的海洋找不到方向，也不至于使自己成为网络时代的文化牺牲品。一旦文化诊断学成为一门学科，这对于营造健康的文化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文化是创造力的对象化，创造力是思考力的对象化，因此——要培育和提升自己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必须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文化创造力水平；要培育和提升文化创造力水平必须提高自己的思考力水平；要提高思考力水平，需要建立完整的思考力体系和相对完善的思维方式。文化诊断学就是通过提高思考力水平以培育和提升人们的事实判断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实践判断能力，进而形成对文化的诊断和驾驭能力。广义上，文化诊断学分析研究一切文化现象；狭义上，文化诊断学主要是分析文化的创造力本质、文化创造力的美学形式、文化创造力的对象化过程等三个方面。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创造力始终是文化诊断学分析和研究的核心内容。文化诊断学不同于心理学——心理学主要研究心理现象，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想象、情感和意志等，也就是说，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思维主体，而文化诊断学主要研究的是思维中的客体，并通过思维主客体关系在认识方式上的统一性，追求文化创造过程中把握方式的合理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与存在的价值统一是一切文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就成为文化诊断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文化诊断学也不同于哲学——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是比较抽象和宽泛的，可以说是万学之母，任何对象都可以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文化诊断学则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它通过思维方式的完善性把握行为方式的合理性，进而在创造力的对象化过程中体现出对文化的诊断能力、驾驭能力、创造能力。关于文化诊断学，我在“文化诊断学思考力培训学习辅导材料”中做出了详细解释，指出了文化诊断学特定的环境、特定的目标、特定的方法、特定的需要。必须在特定意义上理解文化诊断学，而不是望文生义的理解文化诊断学。在此，我需要简单解释一下关于文化诊断学的这些“特定”内涵，这种解释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历史阶段，文化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特定的环境。我在《文化诊断学�6�1思考力专辑》的导言里明确指出：文化发展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环境，但是，假如类似色情、暴力、虚伪、邪恶等文化现象象毒草一样在文化的花园中不受限制地疯狂蔓延，那么，百花的开放会不会受到杂草的侵害？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要培育出好的花圃、种出好的庄稼，必须清除田间杂草，否则庄稼地里就会杂草丛生而成为“荒芜”。在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无序的文化繁荣和混乱的思想活跃，带给人们的不是知识和智慧，而是精神的疲惫和理性的迷茫。今天，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网络时代，各种观念五花八门、真假善恶模糊着视线，多元文化也呈现某种混乱现象，为此，我们开创并力行一门新型学科——文化诊断学。特定的目标。文化诊断学的特定目标就是要培育和提高人们对文化的诊断和驾驭能力，一旦形成了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那么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混乱；对于文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的病态现象和不健康现象；对于文化的邪教和伪善等等，人们就具有一种分析、诊断和把握能力，这时，就不会出现真理迷惑和价值迷失，也不会出现所谓的“信仰问题”。当一个人具有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实际上也就具有了相应的事实判断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实践判断能力，其思考力水平也就得到了相应的提升。特定的方法。要提高一个人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必须提高他的思考力水平；而要提高思考力水平，掌握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显然非常重要。这套理论和方法的主要内容有：思考力三要素理论和方法；思考力体系完整性的理论和方法；思维方式完善性的理论和方法；智慧曲线三维模型的理论和方法；思考力与行动力转化机制的理论和方法……将这套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思维实践和文化创造，就形成了一套关于文化诊断学的特定方法论系统。教育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教育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灌输，更应该重视能力的培育——通过提高科学思维水平培养事实判断能力；通过提高价值思维水平培养价值判断能力；通过提高应变思维水平培养实践判断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文化的诊断和驾驭能力。特定的需要。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必须提高自己的思考力水平才能从容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竞争已经表明，仅仅依靠应试教育得来的一纸文凭无法面对竞争的挑战，竞争迫使我们提高自己的思考力水平以获得精神上的优势，并需要将这种精神优势转化为行动优势和创新优势。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学习能力是一个人处在竞争时代和创新型社会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文化诊断学通过举办思考力的学习和培训活动，提高人们诊断文化和驾驭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将使一个人在创新方面、竞争方面、学习方面中得以充分发挥和灵活运用，文化诊断学也将在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过程中得到传播和发展。 三、如何培育和提升人们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未来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文化问题，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健康发展问题，而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培育和提高人们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需要，文化诊断学产生了。当人们获得了一种诊断文化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当文化诊断学能够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自觉运用，当文化诊断学成为一种分析方法和思想力量，可以想象，文化的花园将不再有杂草丛生和良莠不分的疯狂，那种虚伪的、邪恶的、充满低级趣味和轻薄思想的文化将受到人们的自觉抵制和批判，这对于净化社会的和文化的风气、对于我们子女的思想的健康成长都将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培育和提升人们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呢？对此，文化诊断学思考力教程中有系统阐述。为了让读者对此有一个梗概性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对此做一些简单的介绍。要想使自己获得一种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首先需要提升自己的事实判断能力，其次需要提升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第三需要提升自己的实践判断能力。所谓事实判断能力指的是对事物真实性的领悟、分析和判断能力，一个人的事实判断能力取决于他的科学思维水平。所谓价值判断能力指的是对事物价值属性的领悟、分析和判断能力，价值判断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之上，通过一定的价值标准（或者价值观念）对事物的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做出的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能力取决于他的价值思维水平。所谓实践判断能力指的是人们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需要对事物的力度、适度、量度关系的领悟、分析、把握和判断能力。实践判断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具体需要和具体条件创造性发挥的能力，一个人的实践判断能力取决于他的应变思维水平。事实判断的依据是“真实性法则”（也就是“真”），价值判断的依据是“合理性法则”（也就是“善”），实践判断的依据是“现实性法则”（也就是“度”，或者说“和谐美”），三者之间既有差别性又有统一性。掌握这三大原则对于培育和提升一个人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内容在文化诊断学思考力教程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做过多的说明。在事实判断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实践判断能力的有机统一和灵活运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人思维体系的完整性和思维方式的相对完善性，从中也综合反映了一个人的思考力水平。由于文化是创造力的对象化，创造力是思考力的对象化，因此，随着思考力水平的提升，随着思维体系的不断完整和思维方式的不断完善，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人诊断文化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当一个人的思考和创造活动针对不同对象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思考和创造活动运用于生产劳动的时候，根据其思考力和创造力水平，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思考和创造活动运用于科研和审美活动的时候，根据其思考力和创造力水平，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思考和创造活动运用于文化的分析、诊断和借鉴的时候，根据其思考力和创造力水平，就会对文化做出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分析，进而产生对文化的不同态度。因此，思考力和创造力是一切对象化活动的主宰。为了提高人们的思考力和创造力水平，为了培育和提升人们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文化诊断学，目前，文化诊断学工作的重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逐步推进它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一）举办思考力测评系列活动。从2008年夏季开始我们展开了一系列的思考力测评活动，例如：《测评一下：您的思维方式需要完善吗？》主要是针对思考力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分析测评，帮助参与者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并为他们有针对性的提供思考力的培训和学习，以帮助他们建立完整的思维体系和相对完善的思维方式，进而培育他们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分析一下：成功离你有多远》主要是分析一个人在思考力的对象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以提高他们的思考力水平和创造力水平，并在创造过程中不断的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我们之所以要举办思考力测评系列活动，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1）对于个人而言，通过这种分析建议，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提高思考力水平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改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事业目标，并确保目标的顺利实现。通过提供思考力分析，帮助他们拓展思维深度、提升思想高度、延伸思维广度、增加思维速度，在此基础上培养和提升他们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中。（2）对于文化诊断学而言，通过这样的文化活动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诊断学，让人们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感受到文化诊断学勤勤恳恳的学术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文化诊断学将通过这样的社会实践使自己不断的发展壮大。（3）对于社会而言，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恶性竞争和不诚信行为变得越来越频繁。恶性竞争会导致社会的行为异化，加速社会诚信体系的崩溃。一旦旧的社会诚信体系在崩溃，那么新的个人诚信行为体系必须建立，文化诊断学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在帮助人们提升思考力、增强行动力、锻炼意志力的过程中倡导建立新的个人诚信行为体系。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掌握文化诊断学的思考方法，指导人们在激烈竞争的社会背景下学会如何构建个人诚信行为体系，使更多的人成为诚信行为体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二）用文化诊断学诊断《周易》。当一个人具备了一定的诊断和驾驭文化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对文化现象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诊断，并形成对文化的合理借鉴和正确态度。同样，当我们运用文化诊断学方法对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系统分析的时候，在这个分析诊断过程中可以让学习者得到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实践判断方面的培训，进而也就能够培育和提升他们对文化的诊断和驾驭能力。为此，我们将文化诊断学运用于对《周易》的诊断，通过创造一个完整的文化诊断学案例，使人们更具体的感受到文化诊断学的魅力。2009年春季，我发表了《从“周易”到“文化诊断学”看中国文化的发展》的部分内容，简单介绍了诊断《周易》的目的、方法和主要内容。在这个文化诊断案例中，我们以存在根模式为理论基础，通过科学思维方法论提高人们的事实判断能力，进而在“真”的意义

㈣ 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以什么为指导，为什么人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不仅决定着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也决定着文化的性质。

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用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通过合理和进步的教育制度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4)文化问题以什么什么为激活生命链扩展阅读：

文化建设的意义：

1、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五千年历史创造了璀璨中华文化，而璀璨中华文化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中华文明是至今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辩证摒弃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又是中华民族昂首走向世界、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

2、文化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体现。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当它成为一种科学核心价值观时，它是精神动力、吸引力，是软实力；当它转变为文化产业时，它又是物质生产力，是硬实力。

㈤ 我国坚持以什么引领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从根本上解答了制度保障的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新时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大力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而且要大力强化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不仅要体现在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中，体现在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中，而且要体现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

(5)文化问题以什么什么为激活生命链扩展阅读：

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要在以标准化、均等化为手段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以多样化、特色化的文化产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2、要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促进文化融入群众生活，培育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3、要跳出文化建设看文化建设，站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建设在国家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真正让文化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4、要以国际视角和全局视野看待文化建设，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华文化的全球交流和展现，共塑包容并茂的世界文化格局，助推全球范围内的民心相通，使中华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