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如何促进徽文化的发展

A. 徽商的文化传统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
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勤俭精神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奉献精神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文化精神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着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执着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着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着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着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着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精神文明
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B. 谈谈徽商在历史上的贡献

在殷商时期，就有许多人善于经商，周武王将商朝灭亡之后，这些经商的人作为商朝遗民继续在周朝从事商业，周朝百姓称他们为商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商人。

徽商

商朝时期的商人使用的货币是贝壳，后来逐渐发展为金属货币，商业在商周时期也都是由国家管理。到了春秋时期，这种由国家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都出现了商人和市场，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一、徽商的起源和发展

历代的封建王朝中，有的朝代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商业的发展速度 也有朝代鼓励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到了宋朝时期，因为宋朝统治者对商业的重视，所以商业在宋朝发展到了一个十分繁荣的地步。

徽商发展

再到后来的明清时期，商业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的产业。徽商是商业的一个分支，徽商的崛起也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徽商文化

在封建社会时期徽州人有着宗族聚集居住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明清时期，加上徽州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太多战乱，于是形成了徽州独有的人文环境。宗族第一是许多徽州百姓的真实心理，这也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在徽州宗族之间一起经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明清时期，许多大大小小的商帮开始合作，共同建立商业网络，而徽州商人也以宗族为纽带联合建立了一个商帮——徽州会馆。

徽州会馆既是以徽商为主要成员建立的组织，又是一个含有宗族性质的团体。而当徽州会馆建立之后，徽商团结的力量就开始发挥出来，减少互相之间的竞争损耗，一致对外，排挤外地商人势力。

徽州会馆不但对各地经商的徽州商人提供经验上的帮助，也为外出的徽州人提供食宿或者资助，这些举动对于当地徽商的商业发展和整个徽州会馆的扩张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提高了徽州人之间的凝聚力。

徽商成功的捷径就是依靠官吏，除了同为徽州人的官吏，还有宗族之中进入官场的人可以依靠。徽州对于教育十分看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能够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徽州人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不在少数。封建官僚和徽商互相帮助，让他们的势力渗透到了政治上，无论是地方政权还是中央政权都有徽商的影子，这也是徽商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商结合，依托官吏，这就是徽商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徽州人重视学术，文化之风盛行，尽管许多人从事商业，但是对于未成年的孩童的教育却十分重视。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兴盛，许多人从小接触儒家思想，许多儒士也开始从事商业。

徽州会馆

而儒士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徽商的整体素养，他们将传统的治事与治人之术和商业互相结合，在商业上更加成功。儒商通过对商业的经营发现只有读书，才能明理知事，才能对复杂多变的商业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商业的成功。

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明朝和清朝时期，这个时候的徽州人在朝廷中的势力也十分强大。

三、徽商壮大之后的影响和作用

徽州人大多是以小本起家，为了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在商界站稳跟脚，大多徽州商人都是勤俭节约，坚持经营。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致富的徽州商人因为知道最初经商的不易，更是以勤俭自勉。

徽商故里

但是徽州商人中也有致富了之后喜爱奢侈享乐的，有人沉迷酒色，也有人购买田地宅院。而徽商虽然勤俭，但是在疏通关系上可不小气，为了打开官府对于经商的方便之门，许多徽州商人在赠予官吏财物时都是一掷千金。

但是商业的根本目标是利益，在明清时期，商业因为已经发展的较为繁荣，许多人开始用商业关系来看待周围的人或物。《林居漫录》记载："天下之人，惟利是趋，视仁义如土芥"，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徽商已经是国家中最强大的商帮之一了，但是徽商仍然表面上追求任仁义，主张正义比利益更重要。

但是实际上徽商依旧是追求迅速增加财富，利益至上。儒家的思想虽然帮助徽商在经商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儒家仁义和礼让的思想并没有对徽商造成影响。儒家强调要以"仁义"来约束自己，舍小利而取大义，但是商人们长久以来受到商业思想的熏陶，仍然认为利益为先，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些排斥。

但是有文化的徽商并不会和心中只有钱财，追求利益至上的商人一样。在封建社会中，文人阶层是一个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并且十分看重名声。

而徽商中有不少是儒商，儒商和只追求利益的商人不同，他们遵循儒家思想，讲求仁义至上，因此在文人阶层中受到的待遇也和普通商人不同，封建社会对儒商的认可程度也比较高。

徽商

儒商改变了封建社会时期百姓对于传统商人的一些看法，将他们和明事理，知仁义的儒商联系到一起，提高了徽商的声望。而徽商和文人阶层的接触多了，也做出了许多符合儒家思想教义的事情，如舍小财和取大义，救助贫苦人家等，在百姓中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结语

C. 徽州文化、徽商究竟是怎么起源的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

徽州文化，总带着一种风韵！带着一种传奇！究竟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又是怎样发展的？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山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人

徽州人，世世代代勤于山伐，不畏险阻，艰苦劳作。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水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

“地理环境对徽州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的融合铸就徽州文化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

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人民被迫举家迁徙。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P、徐?ぃ?瞥??︾摺⒑榫?诘龋?即罅ν菩欣褚堑嘉难а拧保?晌?罩莸纳缁岱缟小Ｓ谑牵?性?幕?ソフ季萘酥鞯嫉匚弧Ｈ欢?⒉荒芩担?性?何木腿〈?说钡厣皆轿幕??/p>

唐人吕温说：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强好胜、健讼喜斗而言。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

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

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海外贸易颇为兴盛。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

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宋南迁后，“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辅郡，即畿辅之郡。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又活跃在华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

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徽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明清时期达到高潮

这种交流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在这种交流中，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徽商置业四方，称雄宇内，徽人出仕、游学，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独领风骚的徽州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在各地开花结果。

徽州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交汇之地与辐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这个广阔的舞台，有赖于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至宋代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宋统治者大力开科取士，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优势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科举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两宋时期徽人登科总人数为861人，而在唐五代时期徽人登科者仅10人。宋代徽人担任过四品以上官职者达30余人，所谓“宋兴，则名臣辈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实现了崛起。

宋代理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朱熹理学甚至影响东亚，远播欧洲。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

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犹邹之有孟子、继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之后，向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即徽州乃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发祥之地，其所处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后，徽州迎来的另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宋元以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显着发展。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其显着特点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商路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增加；大商业资本兴起，等等。总括起来即是全国性市场形成。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机会大致是相同的。

那么，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徽州人，最后是徽商称雄四海呢？这与徽州文化有密切关系。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时代，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徽州人能够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勇于外出经商，并且成为一种风尚，是很不简单的。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当然，徽州人外出经商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由于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但明代各地因饥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极为众多，这些人沿街乞讨者有之，为人帮工者有之，充当奴仆者有之，更多的人则是四处流浪，难以控制，史称“流民”。

终明之世，流民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而徽州人外出则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因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莫不有学有师。

正是教育的普及为经商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无需赘言，目不识丁是难以外出经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至于那些在全国性市场环境下从事商贸活动、进行大商业资本运作的富商巨贾，更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徽商许多人本来就是儒者，他们以儒家理念来指导其商业活动，贾而好儒，而被称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开放的一面，对徽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筹集资金，为徽商创业提供资本；输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对行业的垄断；利用宗法，来强化徽商的商业组织等。徽州宗族成为徽人外出经商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

历史记载的徽商

明人谢肇淘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从偏远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岛，乃至于海外；其资本雄厚，积累了巨万财富，藏镪百万、千万；他们掌握着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如盐业、典当业等；他们拥有各个商帮之首的地位；他们从明中叶兴起，至嘉靖、万历时达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称雄于全国商界数百年之久。

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等等，显露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时代转型之意义。在这一时代转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商人集团的兴起，二者也是一个互动过程，并非是商品生产发展了，全国性市场形成了，然后才有人集团的兴起。当时，徽商经营的范围甚大，地域极广，影响至深。

“其货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团与有力焉，贡献尤大。徽商乃为这一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领军者，而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着。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又说：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商贾，民之正业。”他们不仅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

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转型的负面影响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中，亦步履蹒跚。

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

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归根结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广阔舞台，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构成了徽学研究的深厚根底。而对徽州文化史的探索，无疑是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继大型学术丛书《徽州文化全书》出版之后，多卷本的《徽州文化史》又付梓问世，不啻为徽学研究之一盛事。

（文章来源：徽州门户网）

D. 徽商属于徽州文化吗徽州文化首推徽商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着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那么，我们来 徽州文化 看看徽商属于徽州文化吗？

徽州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而不是安徽商人。由于背离人心的徽州改名事件，徽州易名黄山市，没有了地级市徽州的行政区划，别有用心之人与社会组织为假借徽州而美化自己，欲泛滥“徽”字。“安徽”之“徽”来自“徽州”，安徽的简称系皖，而不系徽（徽是徽州的简称），安徽商人应该是叫皖商。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着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着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

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E. 徽商在明清时期繁荣几百年,谈谈徽商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徽商经营的产生业有哪些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干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PS：复制的，其实微商很不要脸，明末清初的时候靠着江淮的盐运发家的，死死跟着满清。

F. 徽商兴起的原因和显着特点

徽商产生条件
1、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2、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4、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干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

G. 谈一谈徽商的产生与徽州社会的关系

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所置的歙州。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除元末曾改称兴安府（1357—1367）外，直到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的790年间，徽州之名前后沿用长达780年之久，所辖六县也一直没有变动，这对徽州孕育出相对统一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时至今日徽商的成功仍然是社会各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徽商的成就是因为徽州，还是徽州的成名是因为徽商，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一府六县”的古徽州，历来因其境内黄山、白岳、横江、练水等秀美山川而闻名于世。不过，“万山丛中”的徽州山水虽好，但“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无疑是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首徽州歌谣的作者和创作的年代了，但代代徽州人都对此了熟于心。在漫长的岁月里，出生在徽州，决非仅仅意味着品赏“清风明月”的怡然自乐，其中更蕴涵着多少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此间的几多艰辛又堪与何人说？代代的徽州儿郎在村口告别了慈亲发小，挎上行囊，越过崇山峻岭，向着他乡、向着人生的下一个驿站进发。哪蝗数十年后，他们白发苍苍、垂垂老矣，激荡在内心深处的仍然是这曲人生的悲歌、奋斗的悲歌：“前世不修来世修，转世还要生生徽州；多少辛酸多少泪，悲欢荣辱也轮流”。
徽州人前仆后继，硬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的“徽骆驼”和“绩溪牛”的精神，打造出称雄中国几个世纪的“徽商”。以致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判断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看这个市镇有多少从事商业的徽州人——所谓“无徽不成镇”也。
以当时的商业重镇扬州这例，它的富庶繁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客居的徽州商人。甚至晚清民国时代南社的重要成员陈去病先生在《五石脂》中带有几分无奈地感慨道，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徽州商人在商场上获得成功的同时，也极其重视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加之徽州人信仰艰苦奋斗的人生哲学——在此种情势之下，一个人才辈出的徽州便成为必然。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徽州人创造了诸多奇迹：“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当时人口不过十几万的休宁县而言，从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现出十九个状元，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赫的苏州，稳居全国之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当然，科场上的佼佼者并不必然意味着能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但它提供了一个标尺来证明当时徽州文教事业的成功。在考虑到当时徽州的人口若悬河不过百万（即使在今天，徽州的总人口也没有突破两百万），回过头来看好一长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星光璀璨、熠熠生辉的徽州人的名字，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徽州子弟成才率之高，确实不负“东南邹鲁“的美誉。
一个拥有极强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商人群体的出现，便函从另一个层面成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徽州商人对故土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功成名就之后他斥巨资在故乡营造华屋巨厦，畏以雕梁画栋的装饰。除此之外，徽商还关注故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散尽千金黄色建桥修路，并延揽名师兴办义学。在风水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徽州人，在社会层面也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和谐美”。
类似徽州这样自然地理条件的山区在中国也不在少数，但为何单单是徽州成就了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此中原因有二，或者可以说徽州社会经济发展由两大车轮推动：一为商业，二为文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徽州社会发展的这两大驱动力，用当下的话语业诠释，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和基础教育。徽州的经验，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徽州商人的功成名就，带动了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使得徽州在中国甚至世界享有盛名，同时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徽州社会的进步，也为徽州商人的成长造就了特殊的社会环境，徽商和徽州社会就是在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H. 徽商文化的历史作用

徽商以长途贩销的形式互通有无，使全国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渠道畅开，扩大和加强了全国各商品市场之间的联系。由于徽商的纽带作用，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农民们从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摆脱出来，愈来愈依赖于市场经济。徽商在扛南市场频繁地进行棉布、丝织品和粮食交易，就是当时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
徽商还对各地区城市市场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徽商足迹遍天下，不仅从事贩卖贸易，而且开店铺、侨居、投资公益事业，对当地的市镇建设做出贡献。徽商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达，促使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社会进步。徽商云集的吴江县盛泽、黄溪镇丝织业，明代弘治年间以后就出现了雇工经营，这正是小生产者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生产形态。徽商汪氏益美棉布号让加工者在布上缝上“益美”字号的标记，充当了商标和广告媒介的作用，采取自由竞争的手段，已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另外，徽商与封建官僚合为一体，本身就具有封建特征。又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捐输，建祠堂，牌坊、庙宇，造会馆，修族谱，办学堂，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对维护封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什么说“无徽不成镇”是明清时期流传于江南一带的一句民谚，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便形不成市镇。这句民谚既说出了到处都有徽州商人的事实，也是对徽商为当地市镇建设做出贡献的一种肯定。
明清时期乃至于近现代，江南市镇经济都极为发达，这同徽商不无关系。清干隆时，绩溪商人王泰邦在周庄创设商业。后人称颂王泰邦：“我祖泰邦公，作贾在吴中。设市周庄镇，居然端木风。春季市茶叶，冬季海货通。”王泰邦在周庄镇，春季卖茶叶，冬天贩海鲜，因地设市，应时经营，对周庄镇的发展贡献巨大。再如盛泽镇，明初仅是五六十家的小村庄，嘉靖时也只是百多家的小市。明末发展绫绸业，约有千百余家。至清康熙竟然达到“居民万有余家”的规模，号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其中徽商功不可没。清嘉庆、道光时盛泽镇建徽宁会馆，董事会中，徽商就占了48名董事席位。镇上的市镇建设，假如离开徽商的投资(会馆公产投资、私产投资、公益投资)，盛泽镇不可能达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的规模。
徽州境内山多田少，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群峰竖立，高峰陡绝，开发艰难。即使勉力垦辟，种上农作物，收成也很难保障。唐宋以后，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出现收不敷食的情况，百分之七十的食粮仰扛西、江苏和浙江供给。为了获得换取食粮的货币，徽州人充分利用当地山多水清的自然地理特点，开展多种经营，植茶、造纸、制墨、制砚，形成徽州土特产富和手工业发达的经济特色。
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而盛产土特产与手工业品的经济结构，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输出土特产和手工业品，换回粮食。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从商经验。
进入明代以后，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光靠输出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已不足以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始走出山门，出外经商赚钱养家糊口。而徽州的学者又适时提出“商何负于农”、“贾何负于儒”的主张，鼓励徽州人出外经商。明代中叶以后，徽州人经商形成风气，便出现了十三四岁就出去当学徒学做生意的局面。

I. 徽商繁盛与徽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 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 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着。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又说：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商贾，民之正业。”他们不仅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

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亦步履蹒跚。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

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9)徽商是如何促进徽文化的发展扩展阅读：

徽州文化，又称徽文化。主要由徽剧、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研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是日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徽学”，其与敦煌学和藏学齐名于世。

徽文化形成的背后，是徽州盛行的读书风气和徽商亦贾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特别是热衷于开学堂、办试馆，培养人才。同时自唐代以来一千余年稳定的“一府六县”格局，也为徽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时期，仅有六个县城、人口最多时不过七十万人的徽州府，就出现了1136名进士，因而造就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一榜十九进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让人惊叹的是，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八百多名，平均三个县才有一名。

而历史上人口长期不过十七、八万人的休宁县，却拥有十九名状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状元第一县。更是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黄庚、黄轩、黄思永三位黄姓状元都来自于休宁县五城镇的黄氏宗族，可谓“一镇三状元”。

盛行的诗书礼仪之风，孕育了瑰丽而鲜明的徽文化，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徽州文化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