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是如何融入汉文化

㈠ 古滇国文化有哪些

古滇文化作为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名片之一，是春秋末至东汉初期以滇池为中心，劳浸、靡莫、叟等部落融合周边兄弟民族文化、中原汉文化、楚文化、外国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

㈡ 昆明古城的文化传统

其一，古滇文化
古滇青铜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一大高峰，代表着先秦两汉时期云南众多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古滇文化是一种以“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为基础，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古滇文化的民族属性，虽学术界尚有较大分歧，但从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看，应与当时活动在滇中、滇东地区的古滇国主体民族“滇僰”最为密切，且与同一历史时期活动在滇池一线以西的古昆明族群，以南的百越族群在文化上不无诸多关联。此外，随公元前三世纪初“庄入滇”和西汉中叶以后大批汉族移民的进入，又有一定的古代荆楚文化和内地汉族文化渗入古滇文化中。古滇文化的腹心地带，以往多认为是以滇池东南岸的晋宁石寨山为中心，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到抚仙湖西岸的江川李家山和滇池东岸的呈贡天子庙，并由此辐射到滇东南盘江上游的曲靖珠街八塔台和滇西洱海东岸的祥云大波那及楚雄万家坝一带。但近两年来，随着今昆明东郊官渡羊甫头古遗址大量古滇文化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出土，表明滇池北岸地区同样是古滇文化腹心地带。古滇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最为深沉的叠积层。

其二，早期汉文化
早期汉文化主要是由西汉中叶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和“徙民实边”时，陆续迁入滇池北岸一带的汉族移民负载而来。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自两汉之世延至两晋末年，包括后世昆明古城的前身汉晋谷昌县在内的整个滇池沿岸地区，曾是汉族移民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并留下不少汉文化遗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二：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世益州郡郡治滇池县“南北有黑水祠”。以后，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后汉书·州郡志》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历史文献。对此，清道光《云南通志稿》考证说：黑水即后来的盘龙江，上有黑龙潭，在昆明城东北二十余里，旁有黑龙祠，即为汉黑水祠。据此，今昆明北郊黑龙潭公园内的黑龙宫，便是早期汉族移民在滇池北岸地区留下的文化遗存之一。二是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肃宗元和中(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王追始兴学校即开办儒学传播汉文化，不仅是信史记录中云南官办学校的拓荒者，而且通过办学的方式将汉文化广泛传播到了当地非汉本土民族中间，并收到了“渐迁其俗”的成效，故其所办学校虽早已淹没在时光的流水中，但仍可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早期汉文化遗存。此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晋谷昌县初名“郭昌”，盖以“汉开西南夷”时的统兵大将郭昌之名“以威夷”，后才改称谷昌。据此，故谷昌县名，亦应为汉文化的历史遗存。汉晋之世的早期汉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的次深叠积层。
其三，西爨白蛮文化
西爨白蛮文化是云南文化史上的第二大高峰，代表着自东晋初年以来到唐中叶南诏兴起之初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西爨白蛮”是由两汉以来徙居云南的早期汉族移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滇僰”的直系后裔滇中、滇东“白蛮”逐渐融合后形成。因而，西爨白蛮文化，乃是一种由汉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本土文化混合而成的复合型古代文化。一般认为，西爨文化是以当时的南中首府和上层统治集团爨氏家族的故里滇东味县为中心，而以分别出土于原曲靖县南的东晋《爨宝子碑》和陆良县境的《爨龙颜碑》为代表。西爨白蛮文化的覆盖范围，《蛮书》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由此可见，唐昆川(即昆州)故地今滇池北岸一带，是西爨地区仅次于石城(即味县治，在今曲靖麒麟区三岔)的第二大城市。同时有记载表明，这里还是爨氏家族支脉“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昆州刺史爨日进”的世袭领地，故应为爨氏在南中地区的次级统治中心。惟唐中叶天宝年间南诏灭西爨时，昆州古城一带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城以来，荡然兵荒矣”，因而极少留下可资证考的传世文化遗存，更多地还是反映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其四，南诏、大理文化。大体上一脉相承的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三次大高峰，同时也是最为辉煌的一页。南诏、大理文化主要负载者为今彝、白两族的先民即唐、宋“乌蛮”和“白蛮”，而以佛教文化为其典型代表，中心在滇西洱海沿岸地区。作为南诏“上都”、大理国“东京”的滇池北岸拓东、鄯阐两城，留下了这一时期的大量佛教文化遗存。其中有始建于南诏后期，迄今仍屹立在昆明城区南部的东、西寺塔；有同样是始建于南诏后期的补陀罗寺(今圆通寺)；以及始建于大理国时期、原在鄯阐城内的地藏寺古经幢等等。而在昆明古城的外围地带，南诏、大理时留下的佛教文化遗存，还有昆明西部玉案山麓的筇竹寺，安宁温泉曹溪寺和仅次于剑川石宝山的云南第二大石窟群安宁法华寺石窟，以及晋宁、禄劝两地的“大黑天神”造像等。大量传世的南诏、大理佛教文化遗存，与拓东、鄯阐两大古城一道，无疑为明、清古城的文化底蕴又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其五，元代的多元民族文化
元灭大理国和始置云南行省，确立了昆明在全省的中心城市地位。同时，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随着大批外来各民族人户的陆续植入和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位于滇池北岸的云南省会鸭池城，也逐渐呈现出自汉、唐以来空前的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的恢宏局面。其中，仅以宗教文化而论，不惟由南诏、大理时延续下来的阿咤力教即南传密宗教、中原传入的禅宗得以保留与发展，而且由蒙古族南下而带来的藏传佛教亦曾一度传入昆明地区，并留下了分属不同流派的祖遍山大德寺、西山华亭寺、太华寺、晋宁盘龙寺、昆明东郊官渡金刚塔及城区东部现已仅存地名的白塔等等佛教文化遗存。与此同时，随着蒙古大军中的大批中亚、西域穆斯林的到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也同期传入云南省昆明一带及省内曲靖、昭通、大理、保山等交通沿线各主要城镇。
另外，早在两汉之世便已传入滇中地区，但自东晋以后曾长期处于蛰居潜伏状态的汉文化，到元代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也重新活跃起来。史载元初为“敦行教化”，于鸭池“城中之北偏”建起文庙并“劝士人子弟以学”。这是信史记录中继东汉益州太守王追“始兴学校”之后，又一次在封建政府主持下的大兴儒学传播汉文化举措。元初所建文庙学宫，据考已历元、明、清三代而沿袭至今。
综上所述，在明、清昆明古城构筑前的2000多年间，滇池北岸一带业已积淀下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底蕴、尤其是经过昆州、拓东、鄯阐、鸭池四大古城的长期积累特别是元代的长足发展，不仅为后世昆明古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其奠定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基本格局。自明、清以来，昆明多元文化的显着特色始终相循不变并保持至今，并有较大发展。

㈢ 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五百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古滇国的青铜

这是华图网校的回答吗？这和你们的视频内容不符合啊，蔡金龙老师上的课，这题应该选B。

㈣ 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五百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古滇国的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

我觉得是D，因为春秋时期的古滇国是处于历史上的青铜时代，抚仙湖南岸江川县李家山墓葬群出土了数千件古滇青铜器，抚仙湖北岸相连的晋宁石寨山曾出土滇王印，这个都说明抚仙湖附近有一座皇城，而只要证明抚仙湖水下古城与古滇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就可以支持上述的推测。

㈤ 古滇国的文化求大神帮助

秦汉时期，在我国云南滇池地区生活着一个较大的部落，称为“滇”。滇池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居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亦饲养牲畜，兼营渔猎。滇人手工业发达，尤以青铜冶铸、金银器及玉石制作闻名。近年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在春秋末叶至西汉初年，滇人已进入兴盛的青铜器时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简称滇文化），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为代表。1955年至1996年间5次发掘的晋宁石寨山墓地，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墓地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证实了古代滇国存在的史实。此外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官渡羊甫头遗址，也都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 在以滇池、抚仙湖、星云湖等高原湖泊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地区，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址星罗棋布。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古代文化遗存，就像五彩的珍珠，散落在滇池周围。尤其是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工艺精湛，形制特殊，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在我国青铜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闪烁着古滇文化的璀璨光芒。 一、“滇王之印”与古滇国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晋宁石寨山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发掘20座古墓，其中第6号墓长3.40米，宽2.30米，深2.58米，墓内存放着一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随葬品有金器、银器和铜器等共计137件。其中青铜器最为丰富，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青铜重器，还有各种人物、屋宇、模型、饰物和贮贝器；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一组6枚）和随侍铜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剑、戟等；生活用具有铜镜、炉、釜、熏炉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显示了墓主的富有和显赫身份。当将要清理到棺底时，突然在随葬物中闪现出一枚亮铮铮的金印。考古队长亲自将它拾起，拂去尘土，只见上面清晰地刻着四个篆字：“滇王之印”。顷刻之间，发掘工地上爆发了一片欢呼声，人们奔走相告：千古传闻中的神秘古墓被找到了！ 据《汉书》和《华阳国志》记载，汉代益州郡首府为滇池县，即今滇池南岸的玉溪晋宁县。《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国故地设置益州郡，又赐封滇国最高首领为滇王，并赐给滇王王印。在西南各民族中，滇王最受汉武帝宠信。但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在各种史志中就再也找不到有关滇国的任何记载，古滇王国从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很怀疑古滇国的存在以及《史记》记载的真实性。滇王金印的发现，证明石寨山遗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也证明了《史记》等汉文古籍有关古代滇国的纪事是可靠的。 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曲，背有鳞纹。滇王之印是云南隶属中央王朝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虽是王印，但其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其原因可能是滇王虽被汉王朝封王，但在中央王朝的心目中，滇王的政治地位只等同于列侯。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滇王和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 “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此墓的墓主是一代滇王。在考古学上，“滇王之印”可以作为西汉时期“蛮夷”王金印的一种类型，为今后可能发现的此类印章（如同样见于史载，但至今仍未发现的“夜郎王印”）提供了进行比较、鉴别的可靠的实物资料，有着重要的考古学价值。“滇王之印”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云南地区隶属于中央王朝最早的实物证据。从这一点上说，“滇王之印”不愧是国宝级的文物。 二、滇国重器——青铜贮贝器和铜鼓 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30多件特殊的青铜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此类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因此，云南考古学界给它们定名为“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藏贝壳的器具。器内贮藏的贝壳，经云南大学生物系鉴定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长期以来，贝壳一直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据唐代樊绰《云南志》记载，南诏时期仍使用贝壳货币。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就是滇人象征拥有财富的特有习俗。 按照形制，贮贝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桶状贮贝器，另一类是铜鼓或其他容器改装的贮贝器。 桶状贮贝器是设计铸造时就是用来盛放贝壳的，外形似桶。腰部微收，上下较粗，底部有三或四足。器盖上往往装饰牛、虎等动物，以牛最普遍。 另一类贮贝器以铜鼓形贮贝器为代表。这是滇国最重要的礼器。滇国没有文字，就利用铜鼓平坦的鼓面，雕铸各种立体的人物、动物、房屋等，以人物活动为主，构成了滇国社会生活一个又一个生动场景。 滇国还有另一种国之重器——铜鼓。分别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两具铜鼓均属于同一种类型——石寨山型。其特征是：制作精美，纹饰繁缛，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纹。铜鼓原系统治权力的象征，并作为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宗教信仰中，认为击鼓可通神灵。因此，铜鼓是祭祀中必备之物。两汉以后，铜鼓除了用作重器外，还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传信集众、婚丧喜庆、歌舞娱乐等方面。铜鼓是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纹身踊”。总之，铜鼓已渗透到西南古代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之深，由此可见。时至今日，我国壮、侗、水、苗、瑶、仡佬、布依、佤等少数民族还相当珍爱铜鼓。 三、“牛虎铜案”与滇人独特的审美观念 江川历史悠久,是古滇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蜚声海内外的李家山古墓群已出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青铜文物4000具，分兵器、乐器、装饰五大类。其中“牛虎铜案”堪称天下无双的国之瑰宝。 “牛虎铜案”1972年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此器为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形体为一站立的大牛，四蹄作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中空，内立一小牛。牛后部一圆雕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此案中之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巨角前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有一虎，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在艺术风格上，充分利用对比、反衬、烘托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态、心理、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老牛驯良无私，小牛单纯可爱，猛虎凶恶残暴，构成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悲剧色彩，反映了滇人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全案构思精巧，造型完善，重心平稳，生动形象，风格写实，具有滇人青铜器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艺术审美和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是云南我国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在古代滇族的青铜饰物中，多有表现猛兽格斗或群咬的激烈情景。在描绘动物题材的扣饰中尤以刻画虎豹凶猛形象者居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画虎豹者也很常见。如有的青铜器常饰以虎豹纹，有的将器耳铸成虎形，有的铜器刻画饲虎形象，也有的在铜器上雕铸蟠蛇立虎的铜柱图像作为奴隶主权威的标志等等，足以表明滇人将虎豹作为勇猛威武的象征而受到崇敬。这种敬畏虎豹之风，古代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例证。 古代滇族青铜动物造型艺术的特点是：主题鲜明，构思奇巧，层次分明，热情奔放，概括而不腻味。以写实为主，又带有一定的夸张色彩，在强调动物外部特征时，又注意内心世界的刻画，从而达到形神俱备的境界。 四、从古文物看滇人的生活 经过相关的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综合分析，学术界已经确认，“滇”人分布在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属“西南夷”诸部落中“耕田有邑聚”的一类，他们的文化遗存，代表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 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青铜器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画卷。其中又以贮贝器反映最为生动全面。着名的青铜器有石寨山杀人祭祀贮贝器、纳贡贮贝器、纺织贮贝器、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铜案等。杀人祭祀贮贝器上，铜柱上捆绑着一个赤身的奴隶，立于两侧的奴隶脚上戴着枷锁，主祭的奴隶主梳着发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展现在人们面前。叠鼓形战争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激烈的战争场面，可能是当时滇人和洱海区域的“昆明人”作战的场景。杀人祭铜鼓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当时滇人举行“祈年”仪式，通过杀人祭祀，以求得农业丰收。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铜俑18人，均为女性，中间一人为女奴隶主，在监督女奴隶从事纺织劳动，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的生产图景。贮贝器反映的生产生活内容非常广泛，有战争、献俘、纺织、纳贡、狩猎、放牧、斗牛、乐舞等场面，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滇国青铜器中直接表现牛的题材最多。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的滇族社会中，畜牧经济仍占重要地位。牛马不仅是重要的家畜，很有可能还是当时衡量财富的一种标志。 经过研究可知，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制造已经掌握了合适的铜锡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兵器掺锡约20%，硬度较大，不易弯曲折断；装饰品约10%，硬度较小，便于打造成各种形状的装饰物。并知道用分范合铸的办法塑造人物、动物及壮观的场面，制范工艺及浇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璀璨的滇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㈥ 古滇国的人文历史

古代滇池一带生活着昆明（今彝族先民）部落。 21世纪，考古学者在今云南偏远地区某些少数民族发现同古滇王国人民生活文化习俗相似的人群。特别是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发现了一个名叫巴达人的部落，该部落所住的房子及生活文化和习俗都与古滇王国极为相似。在汉朝以前，滇池、抚仙湖一带建立了古滇国。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赐给了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这枚纯金铸就的滇王印，两千年后出土于石寨山）。 此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权利被郡守取代了，从此受制于汉王朝的郡县制度。到公元1世纪，荣耀一时的云南青铜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铁器文化之中了。关于这段历史，司马迁有过一个至关重要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39年，楚国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𫏋入滇。不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𫏋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一代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滇王存在，无从考证了。但在庄𫏋入滇之前的若干年里，滇人青铜文化已进入鼎盛时期。考古学家李昆声教授说，抛开艺术成就的因素，这时的楚文化应比滇文化先进，至少，楚人穿鞋子，而滇人打赤脚，但滇墓里似乎并没有留下他带进云南的多少楚文化踪影，也有学者质疑这段记载。 公元前1世纪左右，这个孤立的王国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位称雄滇池的滇王，向汉朝的使者提过一个认真的问题。他问：汉朝与我谁更大？在他的眼里，世界不会比滇国的地域大多少。可是，不久之后，这位可爱的滇王连同他的天堂，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世界远比他想象的广大得多，复杂得多。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赐给了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这枚纯金铸就的滇王印，两千年后出土于石寨山。此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权利被郡守取代了，从此受制于汉王朝的郡县制度。汉人的迁入让内地文化从此大规模地进入云南，仅仅在短短100年过程中，滇人的文化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到公元1世纪，荣耀一时的云南青铜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铁器文化之中了。

㈦ 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的渊源

    “傣泰民族”是东南亚、南亚地区一个较大的族群，除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外，主要分布于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中国将这个族群称为“傣(Dai)”，缅甸称为“掸(Shan)”，印度称为“阿萨姆(Assam)”，老挝称为“佬(Lao)”，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称为“泰(Thai)”，一般合称为“傣泰民族”。

    由于历史久远，我们也许已不可能再准确地探寻傣泰先民在秦汉以前的情况，但自秦汉以来的历史是可以追溯的，傣泰民族源于云南高原的古人类是毋庸置疑的。云南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生活的族群是“滇”、“嶲”、“昆明”、“哀牢”等族群，“滇”在今云南东部建有“滇国”，“哀牢”在今云南西部建有“哀牢国”，滇国和哀牢国之间还有未开发的地区，主要是“嶲”、“昆明”等游牧民族活动区域。汉武帝曾派使臣前往西南地区寻找通往印度的民间商路，汉使抵达滇国后，就因为“昆明”等游牧民族的阻挠无法前行，但从民间探寻到这些游牧民族以西地区有个文明国度，因当时汉使也无法得知这个文明国度的具体情况，便根据自己的理解将这个国度记为“乘象国”，实际上这个“乘象国”就是“哀牢国”，也就是傣史中记载的“达光王国”。

    哀牢国和滇国是同时期存在的云南古国，哀牢国位于今云南西部，滇国位于今云南东部，哀牢国与汉朝并存直至汉朝灭亡还在延续，而滇国则在汉武帝年间亡于汉朝。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占领滇国后，也占领了大片哀牢国领土，但哀牢国凭借辽阔的疆域，迁都后仍得于延续，滇国统治者则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反汉斗争，古滇人在滇国统治者与汉朝的冲突中大量涌入哀牢国境内，逐渐融入古哀牢人形成最初的傣泰雏形。

    古哀牢人吸收古滇人、古昆明人、古嶲人等古族群形成的傣泰民族，到底继承了多少古滇人的特征我们无法知晓，但通过考古获得的大量资料证明，古滇文化的特征只有在今天傣泰民族的身上才能找到一些，这也说明了傣泰民族就是古滇文化的传承民族。

    在当年滇国中心地带的晋宁石寨山墓地及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大量滇国文物，展示了一幅古滇文化的粗略图景，有力地证明了当今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的传承关系。在这些古滇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包括农具、生活用具、乐器、贮贝器等，最可贵的是这些出土文物除了有动物、建筑用具等图案外，大多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雕刻与雕塑，不少贮贝器上还雕塑有宗教祭祀、战争及家庭生活的场景，使我们能直观地窥见滇人的生活与文化。在各种滇国出土文物中，有不少都反映了与当今傣泰民族直接的文化关联，如干栏式建筑、纹身、耕田等等。这其中对孔雀的崇敬，更加判定了当今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传承关系。孔雀是傣泰民族最崇敬的吉祥动物，是善与美、勇敢的象征，在各种神话中，有很多英雄及圣贤都是孔雀的化身。孔雀在傣泰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傣泰文化的特征之一，不仅有大量的民间传说、绘画、歌舞、雕塑等来表现孔雀，通过孔雀来表现人们种种美好的意愿，在现实生活中傣泰民族也爱饲养孔雀，孔雀在其文化中的地位之重在其他民族中是不能相比的。在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就有刻孔雀图案的铜锄、铜铲，孔雀造型的青铜扣饰、铜孔雀、孔雀杖头等，还有不少青铜器上有孔雀的图纹。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片刻纹铜片上，上方刻的是一只巨大的孔雀，而下面的牛头、海贝、虎、马、人物等，都只有孔雀的一半大，甚至更小，这一图案的组合反映了孔雀，通过孔雀来表现人们种种美好的意愿，在现实生活中傣泰民族也爱饲养孔雀，孔雀在其文化中的地位之重在其他民族中是不能相比的。在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就有刻孔雀图案的铜锄、铜铲，孔雀造型的青铜扣饰、铜孔雀、孔雀杖头等，还有不少青铜器上有孔雀的图纹。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片刻纹铜片上，上方刻的是一只巨大的孔雀，而下面的牛头、海贝、虎、马、人物等，都只有孔雀的一半大，甚至更小，这一图案的组合反映了孔雀在当时滇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在“纺织场面贮贝器”的胴部刻有4只孔雀，同时在器身上还有圆雕孔雀4只。在傣泰社会中，孔雀可以镇邪。在滇池地区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上雕塑有孔雀口衔蛇、用爪践蛇的场景，甚至在石寨山M12号的一个贮贝器上，还有一名妇女在用蛇喂孔雀。在傣泰民族的观念中，蛇是性恶、凶猛的动物，这些青铜器造型上孔雀与蛇的组合表达的正是以善抑恶的愿望及孔雀的伟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蛇是东南沿海“百越”诸民族普遍崇敬的对象，而在傣泰民族中相反，这一点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傣泰先民与所谓的“百越”有很大的文化差别。滇人的孔雀文化有力地证明了当今傣泰民族与其的传承关系。滇国又一个重要的与傣泰文化有关联的因子是水稻种植。在云南境内，95%以上的地区都是山区，古滇国所处的滇池地区是云南最大的一个平坝，依山傍水，便于灌溉，是种植水稻的理想地方。滇池地区考古证实了滇池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通过考古发现证明，云南种植稻的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是栽培稻的发祥地之一。傣泰民族是中国种植水稻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而研究表明在云南民族中种植水稻历史最久远的就是傣泰民族。云南其他民族种植水稻的历史均不超过千年，各民族志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哈尼族、德昂族等民族还有傣泰民族教他们种植水稻的传说，说明当时掌握稻作技术的民族只有傣泰民族。古滇国的稻作农业与傣泰的稻作传统相对应又是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有传承关系的又一个重要佐证。

    傣泰民族中关于今天昆明称谓的传说也是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有传承关系的重要佐证。在傣泰语中，昆明被称为“勐些”，意思是“失去的领地”。“勐”是傣泰民族中特殊的行政区域概念，有国家、城邦、地方等内涵。据傣泰的历史文献及今天仍然流行的传说，远古时期傣泰的部分先民就居住在“勐些”，后因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而失去“勐些”，才向西迁徙。这也说明了昆明地区在古代曾是部分傣泰先民的家园。

    另外，还有滇国的“滇”这一称呼，很可能就是“傣”的变音。当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记录一些他听说的地名或部落时都是用汉字记音，他用汉字记下了“滇”这一部落的名称，我们今天很难判断记录的准确性，但音大至是相近的。对于傣泰来说，“傣”是这一民族最古老的自称，“滇diān”与“傣dǎi”的第一个字母都是“d”，用方言来发音“滇”与“傣”十分相近。当时的语言与今天的汉语并不相同，更加大了司马迁记音的糢糊性，这也是不能用今天的汉语来研究“滇”的含意甚至通过滇的字解来解释“滇”作为记录一个古代民族的真正含意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长期的发展或迁移中衣食住行种种都可能发生变化，但最可能被人们长期记住而保存下去的就是自己的族称，这已是历史所证明了的。滇人作为形成傣泰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傣泰传承其自称的可能性非常大，“滇”源于“傣”这一族称是可以信的。在大量滇人涌入哀牢国以后的数十年，汉朝对哀牢人的称呼也变成了“掸dǎn”，“掸”和“滇”、“傣”的发音也极其相似，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滇”和“掸”都源于“傣”这一族称。在中国的史籍中对傣族的记录有各种称谓，如“乌蛮”、“白蛮”、“白衣”、“金齿”、“黑齿”、“白夷”、“僰夷”、“摆夷”、“水摆夷”、“旱摆夷”等等，但这些记载都不是傣泰自己的称谓，这些史籍上或民间的它称并不为傣泰民族认可，甚至很多傣泰民族根本就不知道“摆夷”是什么民族。他们从古至今都自称为“傣”。在缅甸，傣泰民族被称为掸族，但当地傣泰从来不用掸来称呼自己的族属，他们仍自称“傣”，音稍微轻一些则变成“泰”。

综上所述，当今傣泰民族是古滇文化的传承民族，滇人也是傣泰民族主要的族源之一。

㈧ 透墓见人，滇文化墓葬中所见的古滇人社会生活

导语：古 滇国是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一支由古代滇人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时代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时期。古滇国是我国古代战汉时期除了巴蜀以外，最大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同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以及秦汉王朝相比，古滇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既保留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古滇国在对外交往中不断发展融合，最终被汉文化同化而走向衰落，湮没在 历史 发展的滚滚洪流之中。作为云贵高原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滇文化以其丰富的遗存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关于滇文化的发现多为墓葬遗存。墓葬，是滇人生活的缩影，也是 社会 结构、 社会 文化、 社会 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滇文化，一般是指古滇人创造出来的考古学文化，主体遗存为古滇国时期的滇人所创造，既包括汉人正式占领云南滇国以前的遗存，也包括汉人占领之后一直到东汉时期的遗存。滇文化墓葬发现较多，仅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寨、昆明羊甫头就发现有数量众多的滇文化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既包括被认为属于是滇王陵寝的大型墓葬，也包括属于身份地位低下的其他 社会 成员墓葬。不同规模和大小的墓葬聚集在同一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墓地。

滇文化墓葬的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墓区的选择，墓地一般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山丘和高岗之上，还有的位于盆地边缘的地势较高处。从这一点上来看，可能与滇人生活的云贵高原地区平原较少，多为丛山峻岭，为了不侵占用于农业耕作的平地，所以一般见都选择高地作为大规模墓区。初次除此以外，滇文化墓葬中一般没有封土，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的墓葬还和中原地区的墓葬一样设置课腰坑和二层台，用以陈设随葬物品和殉牲。

滇文化墓葬中的典型特点就是崇尚厚葬，尤其在墓葬的随葬物品中得到了重要体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无论墓区中墓葬规模是大还是小，都会随葬一定数量的物品。这些随葬器物的种类繁多，数量也非常可观，主要有铜器、铁器、铜铁合制品、玉器、陶器、金银器、玻璃制品、漆器、竹木器以及被壳等物品。有的墓葬当中还有随葬鸡、狗、牛等动物的习俗。器物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实用器、装饰品，还包括各种礼仪用器等。随葬器物的多元化体现出滇文化时期人们对于丧葬的多重视，以及厚葬之风的多盛行。

从滇文化墓葬中随葬物品的具体情况来看还体现出男性和女性分工的情况，在男性墓葬当中所见有各种铜铁质地的兵器随葬，而女性墓葬当中一般随葬有纺轮等工具。在滇文化墓葬中还见有一些特殊的葬俗，如有的墓葬的棺椁往往会髹漆，有的墓葬中墓主人身上还会覆盖一层以珠玉、金银等器物制作而成的"珠襦"，显然与中原地区战汉石器出现的玉敛葬以及玉衣葬制有一定关联。

滇文化的墓葬往往是成区分布，并且往往大墓和小墓位于同一墓地，似乎表明，这里还是一处氏族 社会 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进行入葬的氏族墓葬。中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氏族墓地就已经开始退出 历史 舞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体现个人权利和威势的单人墓葬。在商周时期也流行族墓地，比如殷墟遗址发现的位于洹河北岸的商王墓地，就是晚商以来历代商王埋葬的地方。尽管从性质上来说，也是商王的家族墓地，但是显然这里埋葬的人身份地位相当，都是商代某一任王，因此墓地内发现的墓葬规模相差不大，均为带墓道的商代大墓。

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是 历史 学家们眼中的奴隶制 社会 时期，而商代发现的大量被残忍杀害的人牲也反映出商代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社会 。也有人认为，凡是进入到青铜时代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属于奴隶制国家 社会 范畴。然而，滇文化的发现似乎开始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古滇国很有可能并不是中原地区那般的奴隶制 社会 。

从墓葬构成来看，滇文化墓地均为大小墓葬混合在一处的族群墓地，并且一般是同一墓地中大墓位于中间位置，小墓一般位于四周，形成了围绕大墓的主从关系，另外，大墓和小墓之间还有早晚关系，有的大墓还部分挖掘于小墓之上。这些现象都表明，滇文化墓地代表的是滇王及滇王室成员与其他部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尽管滇王以及亲属拥有更加崇高的地位和占有更多的 社会 财富，但是他们仍然维持着与普通部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过人类 社会 结构发展的四个阶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阶段。滇文化的这种 社会 结构模式和塞维斯认为的酋邦阶段非常相似：处于部落和国家交替阶段， 社会 间以血缘关系组成基本组织结构， 社会 中与酋长占据主要地位，掌握 社会 分配和调配权利， 社会 中地位身份的获得主要依靠与酋长的关系亲密程度而定。滇文化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以滇王为主的酋邦 社会 ，滇文化中还存在多个部族联合的情况，但是只有以滇王为主的一支能够在古滇国 社会 中占据主要地位。

滇人 社会 是一个重视厚葬的物质 社会 ，在数量众多的苏葬物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滇人 社会 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首先来说，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锄、锸、爪镰等青铜器具，这些器具的出现表明，滇人 社会 从事着稳定的农业。另外在滇人文化中的贮贝器中还见有绘制春耕祭祀、农业播种、畜牧、狩猎、纺织等场景，这表明滇文化时期存在着多样的 社会 经济活动。

滇文化时期还存在着跨地区的交往和贸易活动，在滇文化的大型墓葬中发现的贮贝器中存放有大量的海贝，这些海贝来自于遥远的印度洋海域。因其只在大型墓葬中发现，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当时 社会 高层之间直接往来的证据，还贝都当作是稀有的物品保存起来。在贮贝器上我们还能够看到有赶集、贸易等活动，这些景象都为我们揭示出滇人 社会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和距离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大。

关于滇人被汉人征服以前使用什么作为 社会 中普遍流通的货币，就目前的发现而言，还不甚明朗。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汉代将滇国纳入到所属郡县下的一个蜀国之后，滇人的 社会 受到了汉文化强烈的冲击。汉式的草木纹镜、昭明镜、蟠螭纹镜、星云纹镜、连弧纹镜等开始普遍出现在滇文化地区，这些器物能力可能就是通过贸易、赏赐等活动而来。另外，汉代的半两钱和五铢钱也开始广泛出现在汉代的滇人墓葬当中，显然已经是成为了当时 社会 中流通较广的货币。

结语： 滇人是中原地区国家 社会 之外的酋邦 社会 ，并且在 历史 发展过程中保持了长期而稳定的局面。究其原因，与滇文化处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林立的 社会 历史 传统有一定关系，在长期发展中，滇人与其他部落人群相互共存，各个人群之间互不干涉，也很难被统一为一个国家。其次就是，因为地理环境的阻隔，使得云贵地区也缺少成为统一国家的自然条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习俗、 社会 经济发展程度都大不相同，联合起来的难度较大。也正是如此，古滇国是一个以滇王为主的多个部落联合起来的 社会 联盟，其中以滇王所在的部族最为重要。然而在 历史 的裹挟下，古滇国逐渐被纳入到统一的国家进程当中，成为了中央控制下的郡县制国家。

参考文献

埃尔曼•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