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的范围从什么开始

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复兴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Ⅱ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要过程

蒋介石不仅为这场运动制定了思想纲领，还亲自出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会长。 他说：“中华文化之基础，一为伦理；故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其始也，固在‘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且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二为民主；故日：‘民为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为科学，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为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寿。而致富且寿道，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耳。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
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有经有权，有常有变。孔孟荀所称道的三代礼乐文化，内圣与外王之道是统一的。但到宋明理学之后，二者渐趋分离，使儒学仅仅成为一种心性修养功夫。孙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胆识和气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爱为哲学基础，以大同为社会理想的新形象，为儒学在现代的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但是，作为其政治纲领的三民主义，最初只是三个十分具体的目标（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缺少理论的超越性。稍后，将它们定义为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则又完全失去了中华文化自身的特征。
蒋介石的这一段讲话的意义即在于，在孙氏的三民主义思想框架里，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精华整合到一起，从而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实为贯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纲领。蒋氏据此纲领，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基本路线是“守经知常，创新应变”，表明复兴不是复古，一方面要发扬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之积极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一种新型的第三种文化。” 由蒋氏亲自挂帅，党政要员担纲的文复会从“发扬伦理道德，培养法治观念，促进生产建设”三个层面展开工作。这里的伦理道德较之“三纲五常”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孙中山尝谓，“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复会秘书长谷凤翔则说，“要健全社会，必须以孝弟仁爱的精神维护家庭伦常关系”，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建设互助尽已的大同社会。所谓“促进生产建设”，也不只是单纯经济发展，而是指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实施充分就业，做到均富安和”。至于“培养法治观念”，主要是指促进社会由“训政”向“宪政”的过渡。 尽管伦理建设表现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头戏，但实际并不表现为“运动”形式的民生主义经济实践，才是这一运动更为本质的内容。 同是儒教资本主义，在日本，儒学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民间促成了东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台湾，却是通过三民主义而被最高当局当作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自觉追求“东方式现代化”。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运动的领导者乃至孙中山先生看来，“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会为终极目标的民生主义经济。
中国历史上没有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传统。“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决定了执政当局必然在市场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扮演某种解色，来发挥协调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样，放纵个人行为，相信物竞天择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台湾官方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政策是根据民生主义而制定的，是计划性自由经济”。所谓自由，是指允许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所谓计划则是指公营经济以社会责任为动作轴心，二者公私相协互补，共同促进。从均富安和的社会发展目标出发，对自由的民营经济并不完全放任。当局一方面节制个人资本，防止两极分化，一方面又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有学者将此民生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对照，认为：资本主义偏于个体和自由，社会主义偏于群体和公平，民生主义则同时兼顾二者。换言之，在解决公平与效率这背反之二律的问题上，民生主义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种思想有着传统文化的背景依托。《易传·系辞》谓：“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及万民。”“富民”与“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义务。孙中山从“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义出发，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1）个人企业；2）国家经营。他特别强调，“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问题，分配问题也是要同时注意的”。毫无疑问，孙氏“实业计划”中的“分配社会化”，必须以相当规模之分营经济的存在为前提。1958年，台湾分营企业产值为全部工业产值的50%。随着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这个比率逐渐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时，便稳定下来。
蒋介石认为，“政治的内容，综合起来讲，就不外国计民生四个字”。但他并没据此即认为政治家即等于经济管理之专门人才。傅高义注意到，从表面上讲，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在实际上，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一部分受到技术训练的官员们被赋予极大的权力，指导工业的发展。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台湾的44位最高层经济计划官员中，有43位是大学毕业；其中52%在美国取得学位，9%在欧洲取得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员中工程师的比例较经济学家为高。因为民生主义并不崇拜市场，而注重社会系统工程的协调，强调政府在获得科技成果，为重点项目分配资金和指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将尹仲容、李国鼎这样的专家比作传统的儒家谋士。
正是由于这种儒家谋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资中公营事业的高投资比率得到维持，才使台湾经济的民生主义性质得到组织上的保证。在石油危机和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台湾经济大幅下跌，外贸出现巨额逆差。但十分注重协调就业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关系的台湾决策机构并没象一般资主本义国家那样，用裁减员工的手段以保证收入的增长，也没有通过压低工资以维持充分就业，而是通过由政府采取财政与金融措施，动用公营经济力量，保证老百姓在困难时期亦能争取就业率与收入的同步增加。
改革开放后，大陆主流典籍和辞书都以肯定的态度作诠释：“台湾当局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结果是关注和思考中华历史文化作的行为，运动促进了台湾同胞越来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台湾文化人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上是付出努力的，至少强调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是不能分割的。 文复会设有众多专门机构，各司其职，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负责伦理道德之发扬工作的是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1967年，文复会即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青年生活规范”三十条。“规范”包括通则、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则，以培养健全优秀的国民为目的。此后，文复会又制定了“国民生活须知”，对全体国民在食、衣、住、行、育、乐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重视教育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台湾当局对教育实行经费保证和法律保证。1969年，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至九年。这不仅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在社会生根。孙中山认为语文教育是统一国家，团结民族的重要工具。蒋介石亦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亡国先亡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台湾教育部门为增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自信心，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为重的政策，自小学至大专院校，均讲授《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及《国民思想》等课程，冀使中国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阐扬”。 台湾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后，1986年文复会又通过“现代国民生活纲要”，指出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的目标是；“提升现代化的国民素质，建立现代化的幸福家庭，缔造现代化的社会国家”。针对工商社会物质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蚀，这场“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重点推行孝弟、勤俭、礼节、秩序与整洁诸德日，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尤其是希望能通过发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着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之落根处在家，中国文化复兴之着力处亦必在家”。工商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理性化，人文资源日渐稀缺。东方式的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经济与伦理二元合一的特征。文复会将蒋介石去世的四月定为“教孝月”，以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团结，堪称为中华文化培根固本之举。文复会的具体措施有评选孝行楷模、编印《孝行传真》、鼓励三代同堂制度，建宗祠修族谱等等。八十年代，又会同教育部门推出了“加强家庭教育的五年计划”。
当局重孝，确有“推此孝顺之心，扩大为民族感情，为民族尽大孝”的考虑和作用，但同时也包含有移孝作忠，为专制党国寻求社会基础的动机。在体制上，国民党政权与其它专制国家的差别只在程度上。但从其五十年代以来的实践看，却属于亨廷顿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亦即传统文化所谓的贤人政治。从二个角度可以对这种新权威主义表示理解。其一是台岛孤悬海外，需要某种权威维持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其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极易发生的“发展病”，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分配不公和社会脱序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机构加以预防克服，为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