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化是哪个民族

① 巴蜀文化·少数民族·彝族

巴蜀文化·少数民族·彝族
巴蜀文化·少数民族·彝族
彝族，自称“诺苏”，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分布于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有人口一百五十多万。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古蜀族的后裔。早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据《史记》等史籍记载黄帝娶蜀山氏的女子嫘祖为妃，生子昌意，昌意又娶蜀山氏的女子，生子颛顼，颛顼后代的一支封于蜀，即蚕丛氏。蚕丛氏从其发祥地岷山山区——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建立蜀国，第一代蜀王即称蚕丛。历经鱼凫、杜宇(望帝)等帝后，来自川东的濮越民族开明氏入主蜀国。杜宇部族的一支沿岷江河谷南下进入今川南直到黔西北部和滇东北(云南昭通一带)，再由滇东北进入凉山，此即彝族中黑彝的先民。公元前316年秦灰灭蜀后，开明氏部落也向南迁至凉山，在先秦为“西南夷”的徙人和笮人，此即为彝族中白彝的先民阿莫斯都家和祖祖乌举家。

秦汉时期，彝族先民建立了夜郎国。汉武帝时辟夜郎国地为犍为郡。汉晋时，称为潦人，曾大举迁入四川腹地，广布于巴蜀地区。以后居住于四川腹地的潦人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居住于凉山地区的彝族人则统称罗罗(落兰、罗兰)。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元朝在凉山地区设罗罗斯宣慰司进行统治，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当时的彝族人住在城镇和坝区。元亡后，大量汉、回军队进入凉山，占领了平坝沃土、彝族迫于政治、经济压力，不得不迁入山地半农半牧。元、明和清朝前期都在这一地区推行土司制，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民国初年分属上、下川南道和建昌道。1939年建西康省，又改为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1952年成立凉山彝族自治区(属西康省)，1955年改为自治州。

(1)社会形态

新中国建立以前，彝族社会是一种以宗族(家支)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等级社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全体社会成员分属黑彝、曲诺、阿加、呷西四个等级。早在明清时期，彝族社会中“黑骨头”、“白骨头”之分就已十分明显。黑骨头即黑彝，是第一等级;白骨头即白彝，包括曲诺，阿加、呷西三个等级，依次为第二，第三，第四等级。彝族人以家支(主要指黑彝家支)聚居，以等级区分贵贱。

黑彝(包括土司、土目)彝语称为“诺”，有黑色或彝族主体的意思。黑彝是彝族社会的统治者，占有大量的山林、土地、牲畜和奴隶，具有世袭的贵族身份。彝族社会没有平民，除黑彝外其他等级都是奴隶。

曲诺，彝语“曲”即白，“诺”即黑，曲诺含有清白人的意思。曲诺没有人身自由，其人身属于黑彝所有，但黑彝不能任意杀死和买卖曲诺，只能转让，赠送给其他黑彝，也可以作打冤家的“命价”赔偿或赌注赔给或赌给其他黑彝。在其人身价有权变更之前，黑彝一般要征得曲诺本人的同意并不能拆散其家庭成员和扣留其财产。转让后曲诺仍保持其曲诺的地位，新的主子不能将其降为低于曲诺的其他等级。曲诺的组成一部分是早期社会内部分化后的氏族成员，一部分是被征服的彝族部落成员，还有一部分赎身的阿加。曲诺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经济上并不依附于黑彝，除必须住在黑彝的管辖区内不得随意迁徙外，可自由外出经商和探索。但曲诺不能自由处理自己的财产，如出卖土地时，要征得其主子的同意，有时还要给主子一定数量的“开口钱”。曲诺死亡后，其财产可由儿子继承。曲诺有自己的婚权和子女的亲权，并且有自己的家支。曲诺对黑彝的义务是每年为其服一定的劳役，充当打冤家的主要力量并负责事后的经济赔偿。

阿加是彝语“阿图阿加”的简称，意思是主子门里门外的人。阿加本身又分为彝根阿加和汉根阿加两种，彝根阿加即有彝族血统的阿加，汉根阿加即没有彝族血统的阿加，因其大部分具有汉族血统，故称汉根。

彝根阿加的人身隶属于黑彝，但黑彝不得无故将其杀死。彝根阿加主要是破产后等级下降的曲诺，没有土地和牲畜，有的有一小块主人给的“耕食地”或经主人允许开垦的荒地，也有的租种主人的土地。彝根阿加(包括汉根阿加)必须居住在其主人控制的地区内，外出活动必须经主人同意并在归定的时间内返回。阿加的子女也属于黑彝，黑彝可以将阿加的子女抽作呷西或陪嫁丫头，未被抽中的阿加子女一般也由黑彝指定婚配，少数经黑彝允许后可自主婚配，但如是女子外嫁，则聘金全归黑彝，如是儿子且自出聘金，所生子女除第一个女儿外，全归黑彝所有，或者是女儿一半归黑彝，儿子全归黑彝。彝根阿加有自己的家支，这是黑彝不得无故杀死他们的主要原因，因为会招致其家支的集体反抗。彝根阿加在其主人极需某项开支时，经主人允许交纳一定的“赎身费”后，可上升为曲诺。

汉根阿加的人身除可以隶属于黑彝外，也可以隶属于曲诺或其他阿加。汉根阿加的主人可以将其杀死或出卖，出卖方式既可以整户卖，也可以拆散或按股卖。汉根阿加必须住在其主人的住宅旁边，以便随时听其驱使，没有任何行动自由。汉根阿加若能多出聘金或少收聘金与贫穷的曲诺子女结亲，则有可能被允许加入曲诺家支，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呷西是彝语“呷西呷洛”的简称，意思是锅庄旁的手足，即单身娃子(奴隶)。呷西实际上是一种家养奴隶，其人身可隶属于黑彝、曲诺或者富裕的阿加。呷西主要是掳掠而来或买来的汉人，还有一部分是主人抽来的阿加子女和破产下降的曲诺。主人可以任意杀死或买卖呷西，呷西没有任何财产，必须住在主人家里，从事家庭和田间的劳动。呷西经主人指定婚配后，可以上升为阿加。

彝族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地方性政权，其社会秩序靠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家支来维持，因而家支具有政权的性质。家支带有父系氏族的躯壳，并保留了一些父亲氏族的习惯，是一种以父子联名制谱系贯穿起来的血缘集团。如家支内严禁通婚，一个家支若人口过多，即按血缘关系的亲疏产生分支。家支对其成员和家庭具有约束力，但同一家支成员之间地位平等，没有统治和隶属关系。

家支彝语称为“楚西”或“楚加”，黑彝都有家支，称为黑彝家支，部分曲诺和阿加(彝根)也有家支，称为白彝家支。

据统计，解放前约有七万黑彝人口，分为近百个大大小小的家支，其中男子在一千人以上的家支在十个以内。各家支依据其人口的多少和势力的强弱而拥有大大小小的固定的管辖地区。

黑彝家支没有常设的管理机构，家支内外的重大事件和纠纷由头人召开家支会议决定和解决。头人分为“苏易”和“德古”两种，由家支内的黑彝奴隶主公推产生。有见识、能排解纠纷的称“苏易”，阅历深、见识广、善于辞令、能排解重大纠纷、因而在全家支甚至其他家支中都享有很高威望的称为“德古”。头人的工作具有义务的性质没有固定的俸禄或报酬，也没有可以凌驾于一般家支成员之上的特权和强制力量，其头人的地位不能世袭，一旦失去威望，也就会失去头人的地位，这是非常明显的父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头人的义务是召开家支会议商讨决定家支内外大大小小的事情。

黑彝家支是黑彝赖以维持其世袭统治的基础，黑彝本人一旦被其家支开除，就会失去其黑彝的地位。

白彝家支在形成上与黑彝家支一样，但白彝家支的成员往往隶属于不同的黑彝家支，所以白彝家支没有完整的领地。白彝家支可以保护其成员不被黑彝主人随意杀害，在极个别独立的白彝地区，白彝家支也可以成为地方政权组织。

(2)风俗文字

彝族村落多位于山腰向阳处，多者二十至三十户，少者十多户。因冤家械斗的关系，村落大都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地方，周围一般筑有几个到十几个不等的碉堡，以防御对手的袭击。房屋一般是土屋，无窗，屋顶用木板盖成，木板上还要加盖一层石板以防风雨，称为“瓦板房”。一般为一楼一底，上层用于储放柴草等物;下层住人和圈养牲畜。屋内以火塘为中心，火塘由等边三角形的三块石头构成，火塘周围的位置分为上位、下位和客位，室内一般没有家具。彝族人民喜用木具，生活器皿凡碗、勺、盆、盒等均为木制。以用荞子、玉米磨面做成的“粑粑”和薯仔为主食。

彝族的衣着和装饰，男子穿黑色右衽上衣，长只及腰部，下穿浅色布裤，不同地区的裤脚的尺寸大小差别很大，以下留胡须为美，左耳佩戴红色或黄色珠子，头部正中额头上方蓄一小绺长发，俗称“天菩萨”。用青布缠头，在右方扎一锥形“英雄绾”。

女子穿镶边或绣花上衣，下穿布质“百褶裙。”该裙有区分等级贵贱的作用，黑彝女子裙长曳地，其他等级的女子只能着短裙，裙长不能超过膝盖。头上顶一块瓦状布帕，也可以青布缠头。未出嫁的女子只梳单辫，出嫁后改分双辫。双耳佩带耳环或珠串，领口别银制排花，戴手镯或戒指。无论男女老幼，都外罩形似披风的“擦耳瓦”，这是彝族衣饰最大的特色，冬天则在“擦耳瓦”内加一层羊毛披毡，彝族人不喜穿鞋，终年赤足。只有部分边缘地区受汉族影响，在冬天穿自制的毡袜和草鞋。

彝族实行一夫一妻制，黑彝严格实行等级内婚和家支外婚，整个彝族地区均实行姑表优先婚配，禁止姨表通婚，部分地区还有抢婚、婚后不落夫家等原始婚俗。彝族结婚没有一定的年龄限制，盛行早婚，男子十五岁，女子十三岁即可结婚。黑彝女子结婚的年龄以偶数为吉利，其他女子则以奇数为吉利。彝族婚俗保留了明显的婚后不落夫家的原始婚俗。结婚当天，新娘由夫家派人接来后，新郎不能与她见面，次日新娘即返回娘家，过一定时间后，新郎才能再去将新娘接回婆家，但住几天后又必须返回娘家，直到生孩子以后才能长住夫家。

彝族婚俗最大的特点是实行转房制，这种制度广泛实行于整个彝族地区。这种制度将妇女视为夫家的财产，与家支制一样，是彝族社会中保留的原始父系民族习俗之一。已婚妇女丈夫死后，若尚在生育年龄，则必须转给夫家近亲中的另一男子为妻，这就是转房。转房有一定的顺序和限制，称为转房规矩，其顺序是先尽平辈，如平辈中无适当人选，依次及于晚辈或长辈，限制是晚辈中不能转给亲生儿子，长辈中姑表婚不能转给公公。转房被民间视为夫家应得的一种权利，夫家如未按规矩将丧偶妇女转房，女方则会认为是一种耻辱，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冤家械斗。若丧偶妇女本人坚决不愿转房，则必须征得夫家和家友的同意并退还结婚时的聘金。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彝族实行火葬，葬后只将灵牌供于其幼子家中，三年后再选择吉日送灵超度，称为“作帛”。这是彝族保留至今的原始葬俗，彝族源自古蜀族，古蜀族源自羌氐，羌氐即实行火葬。

彝族历法分全年为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无闰年闰月，有趣的是，他们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画象轮回计年、计月和计日，这种习俗尤其是计年方法与汉族颇为相象，说明彝族与汉族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同源性。

彝族过年没有固定的日期，四川彝族过年多在下半年，一般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在秋收后某月的下半月，由“毕摩”(巫师)指定某日即为过年，若次年获得好收成，就继续沿用这一天为过年，否则再由“毕摩”另行择定。彝族杀牲一般不用刀而用棍，故杀猪称打猪。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打猪祭祀祖先灵位。曲诺、阿加要向主人送半边猪头，以示隶属。

彝族民间最大的传统节日是火把节。火把节源于唐朝，唐时西南六诏中南诏最为强大，南诏王为统一六诏，设计将其他五诏的王诱至南诏都城大理杀害，居于今西昌地区的邆晱昭王在去大理前，其夫人白节怕他遭南诏王杀害，特地在邆晱昭王手臂上套上了一个铁手镯。邆晱昭王被南诏王烧死在松明楼后，白节夫人领兵打到大理，根据铁手镯找到了丈夫的骨灰，在六月二十四日命令士兵烧起松枝火把照着丈夫的灵魂回家。彝族人为纪念这一悲壮的历史事件，就把六月二十四日定为火把节，历代相传，相治成习。火把节节期为三天，届时人们手持火把，绕田间和住宅巡行，口念：烧掉穷根、害虫。然后烧起篝火，相聚狂欢。火把节实际上应是远古彝族先民祈求丰收的仪式的一种折射。

彝族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宗教，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停留在巫教阶段，没有宗教建筑。反映出宗教在彝族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俗称老彝文。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为“爨字”、“书”或“夷经”。但使用并不普遍，只为少数“毕摩”等人掌握。而且由于彝族分布既广，居住又分散，各地彝文又有所不同，不能通用。这是彝族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地方政权，数千年来一直处于无政府的家支割据，各自为政状态的结果。

彝文是一种音节文字，到解放初，保留下来的约有六千个文字符号，经常使用的只有不到五百个。从这些符号的主导性质来分析，是一种表示彝语音节的音节符号，无偏旁，部首。书写方法是自右向左写。1956年，凉山州组织人力收集、整理、制订了以北部次方言为基础，以喜德(县)语音为标准音的《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在彝区推行。

② 求古蜀文化的介绍·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算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它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

(2)古蜀文化是哪个民族扩展阅读

在四川德阳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北角，坐落着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1997年建成开放的三星堆博物馆则是一座现代化专题性的遗址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现设两大展馆，第一展馆（综合馆）主题为“灿烂的古蜀文明”，重在展示古蜀社会物质生活；第二展馆（青铜专馆）主题为“青铜铸就的人间神国”，旨在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

展馆建筑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一展馆为半弧形斜坡生态式建筑，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精神，二展馆为三部一体的变形螺旋式建筑，其整体具有“堆列三星”与“人类历史演进历程”的双重象征。

③ 异域色彩很重的古蜀文明，真的会是华夏族的吗

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存在一个古老程度不亚于夏商周的古文明，被称为“古蜀文明”。李白在《蜀道难》中对古蜀国的悠远赞叹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个古蜀国在战国时代被秦，国所灭，随后大部分历史不被世人所知道。1986年，考古学家在广汉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其中青铜器就有400件，其辉煌程度不亚于殷墟。2001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2000多件。十分有意思的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文化特点和华夏文明差异很大，这给当今学术界带来了大量的谜团。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从其中出土的文物来看，其文化特征带有明显的异域之风。首先从冶炼术来看，中原文明的青铜冶炼十分发达，从殷墟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可以看出，中原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世界领先的。而古蜀文明的冶金术十分发达，在金沙遗址就出土了200件金器，中原的冶金术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冶金术是古代埃及、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都十分重视的技术，古蜀文明的冶金术很可能与之相关。

④ 古蜀文化

        汪大仙说我的星盘提示我会喜欢古代历史、宗教文化，这点还是说得挺准的。不过这个兴趣也只是这几年才慢慢开始感兴趣，估计是看了《盗墓笔记》、《藏地密码》、《鬼吹灯》后受影响吧。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但位于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遗址距今有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历史，跟中原文明的起源时间是同一时期，说明这里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古蜀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画像纹，但在三星堆发现的文物中，却发现了古代文字，并发现了象牙等不属于该地区特有的物品。这说明在当时，古蜀人已经开始跟周边地区的古人有交流。甚至有考古学家推测，在古蜀时期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正是这条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蜀，从横目，从勹，从虫。横着的目，代表“网”； “勹”，代表“包裹”；“虫”，代表“活物”，合起来表示用带孔的网包裹着活动的虫在里面，这就是蚕。这是因为古蜀人以养蚕为生，所以考古学家推测在南方还有一条丝绸之路。）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但无论在古代的哪个时期，国家的两件大事都是战争和祭祀，所以展览的文物多数是兵器和祭祀品。在一期文化中，以陶制品和玉制品为主，而二期文化中，则主要以青铜器为主。这次展览的文物确实很漂亮，还有不少国家级的文物。

       三星堆文物中有很多不同造型的青铜头像，这些头像分为三类：圆顶头像、平顶头像和金面头像。考古学家推测，佩戴金面具的金面头像代表地位高贵的巫师；圆顶头像的圆顶似戴有头盔，代表战士；平顶头像则可能代表一般的平民。而脑后有发簪的代表神权人物，头顶有辫发的代表王权人物。（这些头像的下颌都是向外突出，目的是表示这都是戴着面具的头像）

        传说古蜀人最早生活在重庆地区，后来他们的第一代蜀王蚕丛因为有“千里眼、顺风耳”（可能这位蜀王有甲亢，眼睛突出），看到远处的成都有一平原，适合居住，于是带着全族移居到成都平原，因此族民依照他的形象，铸造了这个面具来放在庙里祭祀。这个面具之所以成为国宝级文物，是因为这个面具非常大，宽138cm，通高66cm，光是外突的眼睛就有16cm。

        人像高2.62米，重180公斤，是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最庞大的一个，被誉为“东方巨人”。

        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罍器顶似一顶头盔，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自颈部至圈足，由四道高的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等份，其间分别铸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要纹；腹部为浓眉大眼的要龙、张口蜷身，独足四趾；腹下饰牛纹一周。三段皆以云雷纹为地。盖部顶端装饰有四道与器体相对应的鸟形扉棱，扉棱之间装饰有卷身要龙，以扉棱为鼻，云雷纹为地。这件铜罍的造型和纹饰，以浮雕和圆雕的手法突出主纹和装饰器物，对称布置，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具特色。整个铜罍通体碧绿晶莹，似有古玉的光泽，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其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综合了绘画、雕塑、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于一体，显得大气，带有民族原生时代的强悍、粗犷和勃勃生机。（罍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会、伤葬等礼仪活动中装食物、酒、水等的容器。在贵族中，分为三等：皇室用尊、诸侯用鼎、一般贵族用罍。）

        同期出土的商代青铜尊（就是供皇室用的）

        这个青铜壶的最大特色是壶身满饰嵌错图案，共120多个人物，分别从上、中、下层展现了当时生活、宴会、战争的场面。壶身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图，左为习射图象，右为采桑歌舞图象；中层是宴乐弋射图，左为宴乐战舞图象，右为射猎图象；下层为水陆攻战图，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攻战。这些嵌错图案是在烧好的青铜壶上用硬物一点点雕刻而成，并在雕刻的凹陷处嵌入金丝，然后经过抛光等特殊处理，使金丝跟壶身融为一体（我觉得有点像景泰蓝的做法）。虽然铜壶已经失去了金属的光泽，但壶上的图案还是可以看出很精致，如果加上青铜和金丝的光泽，确实是一件佳品。

        古蜀人认为太阳都是由太阳神鸟带着升上天空的，因此非常崇拜太阳神鸟。同时认为太阳有天眼，眼睛睁开就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闭上眼睛光明就消失，所以古蜀人对眼睛也是很崇拜。而月亮则是以蛙或蟾蜍作为象征物。

        这个图案被国家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据专家推测，中间的圆圈代表太阳，放射出十二道逆时针的光芒，代表着12个月；光芒外围四只首尾相连、循环往复的太阳神鸟，代表着四季的更替。

        在古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十二个神态各异的石跪坐人像，这些人像脸形方正渡削，额骨高凸，高鼻梁，大鼻头，大嘴巴，耳朵还有穿孔；赤身裸体，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他们的发式也非常奇特，头顶的头发人中间向左右分开，两侧修剪得极短并还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在腰间。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金沙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该遗址的祭祀区内，有的与石蛇摆放在一起，有的置于玉璋之上，有的跪于石虎之前，有的旁边还伴存着石壁、铜器、陶器等，这一切迹象说明它们是金沙祭祀活动时使用的特殊用品。这些石跪人像也可能是活人祭祀的石质替代品。

        除了有石做的跪坐人像，还有铜做的跪坐人像。

        此外，古人还有以璧祭天、以琮祭地的习惯。

        蝉纹，古人认为蝉能死后回生，因此在兵器上刻上蝉纹，希望战士们战死后能够重生。

        在兵器上刻上虎纹，希望战士像老虎那样凶猛善战。

⑤ 求 四川地域文化 从城市和农村俩方面说,还有四川人的生活习俗,习惯等等

四川地域文化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其西部是青藏高原，东部为四川盆地，数亿年的地质运动，沧桑巨变，造就了瑰丽险峻的巴蜀风光。四川，正位于中国西南交融、南北过渡的走廊，多年来既有利于揉合吸收东西民族之长，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精华，哺育出博大奇绝的巴蜀文化。
山清水秀的四川拥有无限的自然风光；
地灵人杰的四川有是着名的文化之邦；
在历史长河中，四川是人才荟萃之地；
在民族交融中，四川素有“民族走廊”之称；
中国的道教之源在四川；
世界的茶之源在四川；
……
数千年的时空传承，凝炼出四川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和特殊内蕴，也融造了四川旅游的无限魅力。
第一章 古蜀历史文化
四川的古蜀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系文化。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充分证明：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代，华夏大地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几个大块，它们各自有渊源，自成体系，在独立成长中又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其中的长江上游文化板块就是古蜀文化区。
第一节 古蜀文化的历史沿革
一、四川原始人类
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在四川东部的巫山县（现属重庆市）大庙，科学家发现了距今202～204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川中的资阳县，出土了着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在川东的铜梁县（现属重庆市）、川中的资阳鲤鱼桥、川西平原的成都羊子山以及四川盆地西南的汉源县，发现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和兽类遗骨，时代大致在几十万年到一二万年前。这些考古遗存和遗迹，便是四川先民生息劳动的最早的证据。
二、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1万年以前，四川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磨光石器、陶器、家畜遗骸等，在东起长江三峡，西至甘孜、阿坝的全川范围内广泛分布，迄今发现遗址200处以上，表明新石器文化的种子已经撒遍了巴山蜀水。
四川新石器文化的重要遗址有巫山（现属重庆市）大溪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岷江上游遗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遗址、西昌礼州遗址、成都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发现了密集的居址，大量磨光石质生产工具、陶器、动物遗骸，以及工艺品，这表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进入新石器的全盛时期。由于新石器文化的高度发展，引起了川西平原腹地文明要素的逐渐产生。大约4000年前，在广汉三星堆故地出现了早期城市，原始形态的刻划文字和青铜器，一个古文明中心于在那时的四川诞生。而这一时期，正与史籍所载“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结束和川西平原政治的一体化相一致，表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产生出来。这个政权，便是早期的古蜀王国。
三、古蜀国的消亡
公元前316年，巴、蜀战争风云再起，蜀王率大军攻巴，巴王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将军司马错率师伐蜀，蜀王迎战于葭萌（今广元市的昭化），蜀军战败，后为秦军追杀，秦遂灭蜀。同年冬，司马错移师东伐巴国，虏获巴王，巴国遂灭。
四、古蜀文化之后的蜀文化
古蜀国虽然被灭掉了，古蜀国作为一个政治形体从历史舞台消失了。但蜀文化仍然还保持着强大的惯性，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最后演变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新意义上的蜀文化。
（一）秦灭蜀及移民兴川
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的主要措施是：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劝督农耕，以收服民心。
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一系列反秦活动后，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
农业上，秦在蜀地大力推行《秦田律》，改变田制，开阡陌，扩大田亩面积。全面发展私有制，促成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工商业上，筑成都城，设立盐、铁、市官。在生产力上，主要是移民兴川。秦惠王时就迁移秦地居民移居蜀地。秦始皇在位后，鉴于蜀地人口过少，“徒上郡实之” 。灭掉六国后，将六国富豪、强宗大量迁入蜀地。
这些措施，使蜀地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兴建都江堰
李冰是秦昭王时的蜀郡守，以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名垂青史。都江堰修建在岷江上游与中游之交的灌口处，这里扼成都平原的咽喉。为了治理岷江泛洪，李冰集蜀中传统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壅江作堋，将岷江干流分为内、外两江，外江泄洪，内江既可泄洪，又兼有灌溉、航行之利。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宝瓶口、飞沙堰和鱼嘴三大主体工程构成。它的修建，为成都平原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都江堰水利工程经过历代维修和续建，今天仍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因而被中外誉为中国古代水利科学的结晶。
（三）两汉经略蜀地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将四川划分为若干郡县。前106年，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辖8郡56县。由于秦汉之际的连年战争均在四川以外进行，四川一直是汉王朝的大后方和关中饥民的“就食”之地。西汉建国后，鉴于蜀地是“帝业所兴” ，又是汉王朝重要的粮食和兵源基地，所以“不封藩王” ，划为“天子自有”之地，为中央直辖，这样也不受西汉时“七国之乱”的影响。长期处于汉王朝稳定政治统治下的四川，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到景帝末，四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出现歌舞升平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加快了汉文化在蜀地的传播及与原蜀文化的融合。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至广州，发现蜀商经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牂柯江（ 今贵州北盘江） 运至广州的枸酱。汉武帝命唐蒙招降夜郎，出兵牂柯江以攻南越，并使夜郎周围的部落归汉。汉王廷又发巴蜀数万民众修南夷道，直通牂柯江和滇池区域。汉武帝还命蜀人司马相如入川，抚谕民众，经营西南边事，招抚邛、笮、冉等西南夷部落，并在其地置县，归蜀郡统辖。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云南到身毒（印度）的道路，发兵攻占且兰（今贵州贵平、黄平一带）及夜郎，置牂柯郡。公元前109年，汉兵至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从此，西南地区大部纳于汉王朝统治之下，促进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东汉，四川政治比较稳定，时称“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73个县，民户达到117万多户、469万口，人口发展超过了西汉时期。
（四）四川的发展及蜀文化的新生
汉代四川的稻作农业十分发达，水稻亩产达到780～1160斤，成都平原已是全国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生产相当发达。成都平原边缘地区以种植芋类为主。汉代四川的林业、牧业和渔业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如柑桔、荔枝、桑、麻等，均普遍种植，尤以茶叶名闻海内，是中国茶文化的最早起源地。
汉王朝在四川设有3处工官，并在成都设车官和锦官，管理四川的手工业。除名扬海内外的蜀锦外，蜀布的名声也盛极一时。蜀布又称为“黄润细布” ，一匹蜀布价值数金，是布中极品。汉代四川的金银加工艺术非常发达，产品除畅销全国各地外，还远销乐浪（今朝鲜境）等地，蜚声海外。汉代四川的漆器制造业以成都为中心，产品多销于湖北、湖南，也远销朝鲜，以其质地优良、制作精美而名传于世。
汉代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网络继续扩大和发展。成都不但号为名城，为西南第一大都会，而且与中原的洛阳、临淄、邯郸、宛齐名，并列为全国“五都” 。公元初，成都人口仅次于京师长安，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汉代四川商业兴盛，成都的市场上，商品齐备，应有尽有，而且“市廛列肆” ，时人称之为“万商之渊” 。汉代四川进一步开发利用了“滇缅道”（蜀身毒道），发展了中印国际贸易，成都也成为着名的国际都市。
经过秦汉政治经济政策的改造及直接作用，四川的古蜀文化逐步消失了，但一种新的蜀文化在与中原主流文化的感应融合中诞生了。这种文化在多方面向着汉文化迅速转化，形成一种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体系。

第二节 古蜀文化概念及形成发展
一、古蜀文化的概念
（一）古蜀文化的渊源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和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使四川在遥远的远古就形成了比中国内地其他地区自律性更高的地域文化——古蜀文化。
古蜀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考古学上的文化。它指的是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和。考古学文化定名的一般原则是以最早发现的小地名作为文化的名称。“至于时代较晚的原始社会，因为它们毗邻的各个社会中有些已有文字记载，所以这些文化有时便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巴蜀文化。”
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首先是一种文化必须是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这些类型品是经常地、独有地共同伴出。第二是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换言之，不仅在一个墓地中的几个墓葬内，或一个居住址中的几座住宅内发现，而是在不同的墓地和居住址中都发现过它们在一起的。再者是我们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
从考古发现看，古蜀文化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方始消失。
古蜀文化，是指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古蜀族和蜀地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
过去，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只讲黄河流域——由龙山文化至夏商。七十年代扩展到辽河流域——由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长江流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到吴越荆楚文化。
八十年代，随着三星堆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考古工作，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长江流域上游在四千多年前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文明的光芒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放射出来，波及影响到了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有明显地理范围的文化区域——古蜀文化区。
（二）古蜀文化与巴文化
文献中和实际中常常提到的巴蜀文化，其实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多元总和。
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 《李斯传》载谏客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拨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在商周之际，这一区域则只称蜀。在古代文献中有蜀人的记载，甲骨文中亦有蜀的记载。根据彭州出土的“覃父癸” 、“牧正父己”铭文的铜觯，证明参与武王伐纣的蜀就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
从《尚书·牧誓》记，当时参加伐纣八国有蜀，以后与周王朝关系一度亲密。平王东迁后，特别是战国时期与秦交往较多，之后成为秦地，在统一战争中成为秦对楚作战的前方基地。
到了东周战国时代，由于巴蜀两大诸侯国并举，以及四川盆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形状，人们往往巴蜀并称。《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 。实际上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陕西旬邑周原卜辞有关记载中有蜀无巴。因此，我们将这遥远时代的区域文化称之为古蜀文化。
至于将巴与蜀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两地山水相接，导源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四川盆地，这是一个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巴与蜀曾有过长期同处一个盆地的时期，1997年前的四川省行政区域包括了重庆及三峡的巴文化地区。二是发现时它们是已是属于行将消失的晚期阶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且当时资料较少，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因此，巴蜀之称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的。
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巴文化和蜀文化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
巴蜀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从巴蜀文化中分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巴文化分布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逐渐迁至重庆，其渊源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后者则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其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安阳殷墟中称作“蜀”的地区，其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古蜀这个文化圈的范围，已被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所印证，具有三星堆——十二桥蜀文化性质的遗存在成都平原有密集的分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遗址甚至在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中坪均有发现，其中的蜀文化成份与距成都平原的距离呈反比，呈现出古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
二、古蜀文化的形成发展
（一）古蜀文化的兴起发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尚不能确定蜀文化的源头。但无需讳言，这种文化是远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的成果。
古代蜀人的主要活动地方就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盆地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区。因此，探寻蜀文化的源渊主要着眼于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充分表明：在距今4000年以前，成都平原星罗棋布般地分布着多种文化群落。这些文化群落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分布。成都平原这支具有空间广延性并具连续性分布状态的文化，便是早期的蜀文化。所以，成都平原有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在广袤的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物质文化遗存分布广泛。而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域，则是广汉、成都及周围地区，这一带的文化中心区是岷江流域及成都平原，而又以岷江与沱江之间的成都平原偏北地区为主，在这一地域陆续发现了多处早期的古城遗址。
继三星堆古城遗址后，1995年之后，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等早期城址。距测定，这些古城距今约4500年，在时间上早于三星堆。可以肯定，在成都平原一带早期还有更多的城市分布。根据考古研究，上述诸城早晚关系为：宝墩－芒城－郫县古城和鱼凫城，再是三星堆，它们构成了一部古蜀早期古城古国发展史。这些古城的兴衰，与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迁移有关。换言之，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后，最先修筑的是宝墩古城和芒城。后来由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政权更替），自然方面的原因（比如洪涝灾害），古蜀人从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移居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他们放弃了以前的城邑，相继修筑了鱼凫城、郫县古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往后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崛起和兴盛。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四周为高峻连绵起伏的山脉以及丘陵所包围，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复合冲积扇平原。来自西部高山的河流一出山口后即呈扇形散开，使得整个平原河网密布。同时，受盆地地形影响，河水不易外泄，地势低洼之处，容易积水成湖成泽，洪水一来更是一片汪洋。所以，正如《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 这就决定了蜀人进入成都平原时，必须首先同洪水和湖沼作顽强斗争，也就必然有一个辗转迁移治水的过程。在排水泄水、治理沼泽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农耕文明。
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城等古城遗址，多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部、西南部到腹心一带，说明古蜀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城市聚落生长点，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先从平原西南边缘治水建城起，再逐渐推进到平原腹心地带。这批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地带最早诞生的城市文明。
早期蜀地邦国林立的状况是相当持久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地区间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在考古发现的成都平原距今4000多年的几个古城遗址中，最大的面积达60万平方米，最小的则才10万多平方米，其出土的资料在文化上既相似又相异。此种状况说明：在古蜀这块土地上，各部落既有文化上的交流，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文化特点；不同古城城墙这一防御设施的存在，表明他们中呈现的冲突和矛盾。最后，强者进一步演化为胜者，成为蜀地的主宰。
从文献记载来看，确切可知的蜀人的历史是从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末叶）开始的，在武丁时甲骨文卜辞中曾多次提到“蜀” ，那时的蜀人已拥有强大的力量和辽阔的城域。由于蜀与商分属于不同的政权体系，并且蜀国没有成为商的外服方国，故蜀地城市建筑没有遵守商朝关于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新兴的古蜀文化兴起后继续相对独立发展着。例如，按照中原城市规模等级制度，方国之都绝对不能大于王都，如山西夏县的东下冯、湖北黄陂等中原古城就是如此。但四川地区不受中原规格约束，蜀地城市的建设方式与商城体系也不一样。在三星堆，古蜀城周边分布着密集的居址，城市内部都有主体建筑和一般性建筑，拥有作坊区、生活区、宗教区、宫殿区，城市的布局和功能分区与中原古城明显不同。
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的古城，代表了古蜀文明。其中尤以三星堆文明最为引人注目，它所代表的古蜀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这样高度发达的文化将向外扩张、辐射。两条向南的大江，为古蜀文化顺游而下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顺地势由高向低传播也是必然。跨过盆地北缘，早在夏商时代，古蜀文化就开始向北拓展，连续分布到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一带，在西周时期甚至影响到了渭水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成为蜀文化向北传播的边缘分布区。西南大渡河、青衣江一带也受到这种文明的影响。
先秦时期，蜀既是一族称，也是一方国。甲骨文中就记载蜀与商的密切联系，周武王讨纣时，蜀等国相从。之后，中原与蜀地文化的交流渐多，直至秦灭蜀。古蜀文明中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方始消失。
（二）古蜀文化的历史分期
四川盆地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根据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蜀地史前文化最早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早期古人类的化石、旧石器遗址等代表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野蛮状态的遗存，在区域内时有发现，如资阳人、汉源富林旧石器文化遗存、广元中子铺文化以及茂县营盘山文化、广汉三星堆早期文化等。
古蜀地区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目前还存在许多缺环，两者之间是否是有直接的继承演变关系，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如果以最早文明的诞生作为史前文化结束的标志及古蜀文化的开始的话，那么，古蜀史前文化基本结束于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叶。
古蜀文化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盛衰兴亡不可避免。纵观古蜀文化的发展进程，其文明演变的时序是：
第一期——滥觞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时期。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早期蜀文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着标志是早商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古城。这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早期的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青铜制作业已经出现，代表器物主要是兵器和工具。对应于文献，正是传说中的“三代蜀王”时期。
第二期——勃兴期，这个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到周初的时期。在此期间，城市生活方式基本确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雅安沙溪、汉中盆地等为支撑点的文化圈层。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达到极盛的顶点，经济也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蜀地青铜文化进入全盛期，代表器物主要是礼器和酒器。
第三期——扩张期，这个时期相当于西周到春秋早期。古蜀文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文化广延性大为增强，古蜀文明的空间架构不断扩大。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在精神领域和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已向纵深发展，城市体系扩大，国家形态日益成熟。
第四期——鼎盛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晚期。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体系的成熟，文字制度的形成，礼乐制度的完善。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之初是春秋早期的鳖灵入蜀，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了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文化影响都比较大的开明王朝。这一时期末是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然后秦从中原向蜀地移民，古蜀文化从政治形态上消失，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也随之中断了，逐步融入中国大文明的范围中了。
第五期——转型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叶。古蜀王国虽然退出历史政治舞台，但是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还存在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最后演变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新意义上的蜀文化。

⑥ 古蜀人是什么人种

古蜀人是黄种人，古蜀文明是指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时期早期，产生于我国今四川地区（包括四川省和重庆市等地）不同于中原文明却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文明。
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可能是研究古蜀文明形态特征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稻作文明、适应自然的文化传统——神话古史是前提条件，而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则是问题的核心。由此派生出古蜀文明另两个显着特征，即注重人物造型的艺术传统、多元文化的有机融汇的社会构成，进而在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和矛盾之中，影响着古蜀历史的发展，并因其人神相通的神仙观念，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古蜀文明如此鲜明的形态特征，使其在统一的进程中成为中华民族根基之一，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⑦ 人们常说巴蜀文化，那么巴文化和蜀文化有什么区别

就古文化区而言，蜀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依次分布在长江中上游。他们依托长江，辐射到长江南北。北黄河文化、南滇文化、岭南文化相互交流、激荡、融合，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流异源的巴蜀文化

共生融合的巴楚文化

巴楚文化主要是指巴文化与楚文化在原巴和后楚地区的共生和相互融合，是一种半巴半楚或巴楚兼而有之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巴楚文化主要是该地区的一种民族民间文化，形成时间不早于战国中期(公元前361年)。从这个角度来看，巴楚文化可以看作是在楚国统治下吸收了大量楚文化因素的巴文化。

⑧ 三星堆是哪个民族的文明

三星堆属于古蜀民族文化遗址。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