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哪个教授被称为活文化

❶ 北大教授吴小如：越是伪学术越容易名利双收

“言寡尤，行寡悔”，是说做人说话要问心无愧，做出来的事情不至于做完后悔。但是这话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而是自己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不是说，说的话一点儿没错，不做别人不满意的事情，那就变成滑头了。

学者吴小如：越是伪学术越容易名利双收，比如《百家讲坛》

（吴小如，1922～2014，安徽泾县人，着名书法家、诗人吴玉如先生的长子，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并于1949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受业于朱经畲、朱自清、沈从文、废名、游国恩、周祖谟、林庚等着名学者，是俞平伯先生的入室弟子。）

拜访吴小如先生，是萌生已久的念头。5月18日，北京大学召开《学者吴小如》出版座谈会，其实也是为纪念先生90岁诞辰，因他声明不组织生日宴会，不接受礼物，他的学生们就以这种朴素的形式祝贺他的生日。那天他又因病未能到场，这个寿星缺席的庆生会，开得真挚感人。

吴先生先后师从游国恩、俞平伯、周祖谟等先生，学养深厚，深为学界推崇。他对《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所作的贡献，深深为学生们感念，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大优秀教材”之誉。

近年来，他被称为“学林警察”，对学界不良现象的批评毫不留情；他研究京剧，并写了70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担心父亲说自己“不务正业”，他以“少若”的笔名发表小说、诗歌；他擅长书法，却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他自言“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最大快乐，以讲课为主要‘嗜好’”，在北大中文系孜孜不倦执教28年，为何选择离开？90岁的吴小如，何以如此锲而不舍地做着像小学教师般的纠错指谬的工作？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忧虑？

6月18日，记者如约拜访吴小如先生。房间格局不大，家具也是80年代的立柜、平柜，床上整齐地放着书籍报刊。先生清瘦得很，但精神不错。他说，自己有些顾虑，因为一说就是些不合时宜、跟时代的潮流“不配合”的话。

真学术伪学术不分

我们总是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社会上对于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从上到下重视不够，而且，伪学术跟真学术分不清楚，越是伪学术越容易名利双收，越容易讨好读者。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不能说误人子弟，至少也在误导观众。我只看了老朋友周汝昌的讲座，别的都只是扫一眼。一些主讲人连基本常识都不过关，原文都讲错了，但是名气很大、又出书，销路还挺广。

有人讲《红楼梦》，还得到了周汝昌的好评，可是他讲的东西，凡是研究《红楼梦》的没有同意的，他还续写了《红楼梦》，还卖得很热，要我说，这都是伪学术。

学术普及，你得传播正确的，不能传播错误的，不能曲解古人的话。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通俗不了。只能是一部分学术变得相对通俗，不能要求所有的学术、所有研究学术的人都通俗化。对通俗可以提倡，也不能冷淡不通俗的东西。把高深的学问变得通俗化，确实有这么个需要，得往正路上引。通俗化不能庸俗化、媚俗化。

我的一个学生叫彭庆生，十年时间写了《初唐诗歌系年考》，收入《国学研究丛刊》，36万字，一分钱稿费没拿到，自己掏钱买书送人。现在学术界就是这么一个风气。越是学术文章，越是得自己掏腰包拿去发表。这样的话，学术能振兴吗？

为什么离开北大中文系

陆志韦先生和中文系高名凯先生跟我没有私交，1951年，他们把我从天津调到燕京大学，待了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我留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好多事情，都是破例，讲师没有带研究生的，我就带过一个研究生。那时候我做讲师，我编的教材，印了几十万本，被美国好几个大学拿来做古汉语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学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凡是搞中文的，都应该读读吴小如的《读书丛札》。现在很多学者也在编文学史，编多少本也没用，课时太少。那时候我在中文系讲文学史，一个周六学时尚且讲不完，现在更是讲不完。学生一考研，忙死了，考研不注重专业课，注重外文、政治。书是书，课堂讲授是课堂讲授，没法代替。

我当了28年讲师，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复评职称时，我直接从讲师当了教授，工资加了23块钱。文革结束，中文系党委开会，我的学生里有好几个是党员，他们透露说：“内定了你是‘秋后算账派’，对你不利。”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问题。从1952年到1980年我在中文系，我的课最受欢迎，结果，学生告诉我，提升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吴小如。

不在中文系，是因为中文系的环境，对我来说很不好。我离开中文系，决定调到中华书局，档案都调出了。王学珍是老北大，他登门道歉，说你是北大老人，你别走。我说：“我给北大看门都干 ，死活不在中文系。”

北大历史系主任周一良先生和邓广铭先生三顾茅芦，他们劝我说：到历史系来吧！我不是搞历史的，到了历史系后，也没发挥我的长处，变成边缘人物。周一良先生的书里，就说我在历史系也没受到重用。他们当初调我，主要为培养青年教授，培养研究生，可是我只培养一个人：孔繁敏。1991年，我69周岁在历史系退休。《学者吴小如》里，有学生提到，我不应该离开中文系，可是，文革以后我是第一个离开的。有一次纪念吴组缃诞辰一百年周年，我有个发言，全场学生给我鼓掌，中文系系主任坐我旁边，坐不住了，他打了好多“补丁”，解释了半天。老实说，“我爱国，国不爱我”。

我不写传，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生们说预备给我过90岁生日，出一本《学者吴小如》，我很高兴，别人都是死了后出一本纪念文集，我活着时看看这些文章，看看大家对我评价怎么样，免得我死后看不见了，等于是追悼会的悼词我提前听见了。实际上，收进去的文章都是捧我的，但每篇文章都有实际内容。作者里有些是我学生，有些是学生的学生，好些我都不认识。看了以后，我想：这评价准确吗？好话说得太多了。我有一个学生已去世，叫沈玉成，写文章批评我对他不留情面。他说：“连我这老学生都受不了，所以吴先生到处受挤兑碰钉子，一生坎坷。”我几十年的处境就是如此。

但是我没后悔过。我这人，一向就是主张表里如一，而且我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对名利看得很淡。名利对我来说根本是身外之物。当我年富力强，我想培养青年人，青年人不找我；现在有些人要来找我，可是我年纪老了，又有病，处境不好。 

“言寡尤，行寡悔”，是说做人说话要问心无愧，做出来的事情不至于做完后悔。但是这话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而是自己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不是说，说的话一点儿没错，不做别人不满意的事情，那就变成滑头了。

有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写。写回忆录等于给自己树碑立传。邓广铭先生生前有一句话：活着时绝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术警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古人说，吉人词寡。我还是说，有机会我还是说，我对于简化汉字有一个意见，让简化汉字能够永远生存下去，首先得把本身的缺点都克服了，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简化汉字出来五六十年了，一点儿没改。武松的“松”和肉松的“松”变成一个字了，还有“种”，宋朝有姓这个姓的，念冲，现在变成种地的种，不在简化笔画，而在于把字合并了，可是在繁体字里，这个字还有它的生命还有它的用处，这样不就毁了吗？

好多广告也好，文章也好，只要有繁体字，就老出错。有一本杂志用繁体字，可是老出错。它的书在香港台湾北京同时出版，这不丢人吗？我要求学生懂繁体字，懂草书，懂古文字。有人问我，念中国古典的东西有什么必读书，我说就两本，或者说是三种，一个是《四书》，过去清朝有一个话：“诗四观”，诗是《唐诗三百首》，四是四书，观是《古文观止》，要我说，国学必读书要这三种就足够了。把这三种书从头到尾都念过，都背过，那你的国学基础比现在硕士、博士、博士后都要强。

有人称我是“学术警察”，我对这些也不在乎。要我说，现在不是学术警察太多，而是太少。我就觉得，电视、电台、报纸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国家的文化好坏都看这些个窗口，结果这窗口漏洞百出，好些是乱七八糟。我看不过去就写文章，别人认为我是多管闲事。

我二十几岁时写过大量书评，不是所有事情全锋芒毕露，我还有做人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有一条，己之所欲，不强施于人。否则，必然很糟糕。

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我是文革后加入作协的，1950年代初，北京第一次文代会我参加了。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想当作家，后来发现不行，我兴趣不在文学创作，而在于研究古典。1940年代，我写过短篇小说、散文，写过古体诗，用的都是假名。我父亲认为在报纸上投稿是不务正业，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用“少若”的名字发表作品。我在作协登记时，笔名就这一个。

我教中学时，要教文言文和古诗。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诗人，我为了深入作品，我就实践。所以我会写文言文，会写旧诗，那还是二十几岁，为了教书，才下那个功夫。

那时我替沈从文编副刊，邵燕祥来投稿，那时他才15岁，我比他大11岁，我们俩加起来不过40岁。可是邵燕祥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大概经我手发表的，很多很多。

书法最关键的是，功夫在书外，意思就是说，有两条，一是多念书，一是做人要好，这是最基本的。我父亲有一条，做学问首先是做人，首先人品要好。这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到书法本身，只有一条，就是路子正，别学邪门歪道，古人讲横平竖直，写字，字得规范，写出来的字得规矩。临帖，最好不临古里古怪的帖，也别临颜柳的帖，劲都在外头，搞得不好容易出毛病。最好还是先练“二王”的字，王羲之、王献之，我说过一句话：“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

父亲认为我写楷书不够料，上中学后写草书还像样，父亲说就走这个路吧！到我教书了，我就不练字了，可是我有一个学生，是钮骠的哥哥，叫钮隽，他跟我学写字，他说，您有基本功，为什么20年不写字，假如不撂下，至少写得比现在好！这算是给我的警告，三年困难的时候，好的纸张没有了，我的钢笔都是名牌钢笔，怕在坏纸上写把笔磨坏了，太可惜，就用毛笔写讲稿。从那会儿，一直到2009年我生病，我一直在练字。我到现在感激他。

现在人人都是书法家，我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得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家。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❷ 小学毕业生成北大教授，“未名四老”之金克木，为什么活成了传奇呢

金克木的原生家庭的组成略显波折，在失去前后共三个妻子之后，金克木的父亲征得第四房妻子的同意再娶了家中的一个烧火丫头，这个丫头便是金克木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在来到他父亲身边之前也已被转手多人。

同金克木先生的出世形成对比的，是二十世纪伊始的他的离世，一代大师金克木形容他为“笑着走”。

2000的盛夏，北京的天光无甚变化，金克木先生在这里辞世，“北大三支笔”倒下了一支，遗憾之至。同时，金木克还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并称为“未名四老”。

也是在这份珍惜中，金克木也满足于北大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外文书籍，在一本又一本不同语言的文献中金克木有种鱼儿入海的自在感，天赋与兴趣的助澜让他越发多识。

然而纵观北大图书馆，真正浩如烟海的还有诸多文人学者以及层出不穷的年轻学生，金克木也与他们做朋友聊学问，在这种交流中收获良多，吴宓便是这些朋友之一。

❸ 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着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❹ 北大教授：郭德纲就是个泡沫，没几天就完了，他为何会这么说

一路崎岖走来，所以他势必疾恶如仇——侯耀文这是郭德纲的师傅侯耀文对他的点评，在相声路上郭德纲总是崎岖而行，回顾往昔总有那么一群人在无事生非，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世人都以为相声要濒临灭绝之时，对郭德纲的质疑也是最大之时。

2007年关于相声界是沉痛的一年，不断有相声大师相继离去，在侯耀文离世之后，郭德纲将其遗像请到了德云社的后台，每逢春节过节都会拜一拜，这是郭德纲的程门立雪，也是郭德纲对相声传承的保留。在2009年郭德纲前往山西演出，其时入住的是山西最好的酒店，当进入房间后发现有一个赤色签字薄，翻开之后一看有自己师傅侯耀文的签字，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云散风消花残月缺，在不知不觉中师傅侯耀文现已离去两年之余，看似平静的日子下又充满了多少纷争。

❺ 北大教授戴锦华称不能让流量主导文化生产，你如何看待她的这一观点

北大教授戴锦华称不能让流量主导文化生产，你如何看待她的这一观点？

近日有关流量文化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在谈论流量明星带来的一些变化，而针对这一实时现象，北大教授戴锦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能让流量主导文化生产，应该重新引导当下网络以及在青年当中存在的扭曲价值观，不能够让文化生产充斥着这种乌烟瘴气。观点一出立马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当下文化生产创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经济效益挂钩，而追求经济效益最快的方式就是用流量吸引，通过引入大量的流量文化或者流量明星来更快的创造经济效益。

我们需要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也需要优秀的文化作品出来做个榜样，一扫当下流量为主的阴霾。

❻ 冯骥才与民俗文化的资料

保卫传统文化的“箱底儿” 嘉兴在线新闻网 2006年05月1日 09:18:12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 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 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 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 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着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着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 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 宣言书 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 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 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 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 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 “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 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 观点论 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 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 “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 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 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 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 “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 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 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 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 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 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 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 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 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他山石 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 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 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 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 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 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 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 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 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 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 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 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很不错哦

❼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陈独秀
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 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和李大钊等人举行了五四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学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蔡元培是着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胡适
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率先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他还试作白话诗。
鲁迅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称为“民族魂”。《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李大钊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
刘半农
刘半农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着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着名思想家。曾主张废除汉字。
周作人
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着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

❽ 300年间没有文凭一大把，但只有他被称为最博学的人，他是谁

他是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3、家世背景强，祖上都是文化人。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着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这样的学术背景，这样的家庭出生，这样的文化成就，他很难不被称为最博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