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类电视节目是怎么崛起的

‘壹’ 2017年以来《国家宝藏》《见字如面》等文化类综艺节目为什么会纷纷走红

因为央视出品所以算得上是精品，形式比较独特，内容比较走心。让人们真正懂得，文化不是简简单单地存在于书本里，文艺节目一种全新的形式，带我们回到过去，在读懂历史、读懂人物、读懂情怀，感受来自文化海洋里的浩瀚激荡。

《国家宝藏》在题材选择、节目模式和内容表现等方面都跟《朗读者》等节目大有不同。可以说，《国家宝藏》找到了文化类综艺的全新打开方式，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的文化类节目，多数都以演播室录制的形式为主，节目形式比较单一，因而很容易让观众失去新鲜感。《国家宝藏》在节目形式上有明显的创新，既有在演播室录制的环节，有拍摄的文物纪录片，还有演员们演绎的小剧场，多维度地讲述每件国宝背后的故事。

‘贰’ 从“娱乐至上”到“文化至上”—— 传统文化节目热潮的基因解码

在娱乐明星、流量小生大行其道的综艺领域，各大卫视推出的娱乐综艺、明星真人秀节目如《奔跑吧》《极限挑战》《中国好声音》《乘风破浪的姐姐》等接连火爆荧屏，获得收视和口碑后，又争相推出了第N季，彼此竞争激烈。

而看过春节期间河南卫视的出圈节目《唐宫夜宴》，观众无不为其中的古典韵味而感到震撼。在播放平台B站上有弹幕评论：“你看，根本就不用刻意煽情，精华的文化本身就会让人感动。”这条评论道出了万千网友的观后体验，获赞无数。

“娱乐至上”已经不足为奇，我们正迎来一个传统文化强势复兴的时代。

静水深流 各美其美

近年来，电视工作者在文化选题上的创新探索，让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翻开了新的局面，成为电视节目中的一股清流。《见字如面》《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等一系列颇具人文情怀与艺术效果的文化类节目开播一个、走红一个，掀起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文化类节目的崛起，正说明了观众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偏好正在改变，不再局限于明星、搞笑、选秀等类型的娱乐节目。回归传统文化价值的节目正好满足了观众的需求和期待。

虽然文化类节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知识性，容易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但现在借助娱乐元素，大胆创新，积极寻求突破，以新颖的节目编排形式、既富有文化底蕴又与现代流行元素结合的节目内容，在探寻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面校准了定位，大大激活了节目文化内涵。

从历年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来看，文化类综艺节目占据了综艺节目入围名单的大部分席位。《典籍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上新了·故宫》《国家宝藏》《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接连获得了近几年的白玉兰奖“最佳电视综艺节目”，一改娱乐综艺节目霸屏的局面。

业内人士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持续火爆并不令人意外，“这是时代必然，也是价值回归。文化类节目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中国的文化基因密码，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度。”在中华上下五千年浩瀚的文化艺术宝库中，成语、诗词、戏曲、文物、汉字、风俗……是文化类节目取之不尽的创意来源。

薪火相传 烛照万年

一书一画一石刻，一鼎一灯一珠花，创新的节目形式为观众实现了古今对话，在有效输出知识性内容的同时，又将节目做得妙趣横生，观众眼含热泪感慨“此生无悔入华夏”。

“过去我们面对文物，满怀敬畏、顶礼膜拜。今天我们用《国家宝藏》探索了一种对文化的新意表达，用‘文博+ 文化+ 文艺’的表现手法，让沉睡已久的文物与鲜活的人物故事结合，展现文物在国家民族命运交汇处的历史光芒，从而焕发出一个节目的全新面貌。”《国家宝藏》总制片人吕逸涛表示。

《国家宝藏》已经成功热播了三季，是中央电视台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以及西安碑林、莫高窟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遗产携手制作的文博探索节目，每期邀请一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作为“国宝守护人”，由他们为观众讲述国宝级文物的前世今生。借力自带流量的明星解说阵容，增进节目的话题性和关注度。创新通过小剧场的表演形式，将文物的历史重现，并运用全新的舞美设计以及虚拟视觉技术呈现视觉效果，通过艺术化的历史演绎、跨学科的立体解读，把遥远又抽象的文物故事通过亲切具象的大众化方式呈现出来，让观众深入感受一眼万年的文化传奇。

业内人士认为：“文化类节目将高雅的传统文化以一种通俗的、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是高雅文化、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同时证明，高雅文化也能吸引大众，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在文化类节目成功走红的影响下，很多电视从业者已经意识到，优秀文化类节目的影响力远比娱乐综艺节目更广泛持久，但在创作上也需要更深的功底，极具挑战性。

用创新赓续传统，不同形式的文化内涵为创作提供了支撑。节目形式上，有文化益智类、文化知识类、文化真人秀、文化纪录片等多种艺术形态。《见字如面》通过名人朗读书信的形式，打开历史，带领观众走进那些鲜活的时代场景和人生故事，感受人物情感和社会风物；《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优秀中华文化典籍，通过时空对话的形式，以“戏剧+ 影视化”的表现方法，讲述典籍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源起、流转的闪亮故事；《中国味道》通过寻找记忆中的味道，谈中国情，品中国味，探寻美食背后蕴含的历史和情怀；《如果国宝会说话》跳脱出常规纪录片“文物展示+ 旁白解说”的模式，赋予文物生命，让文物自己“开口”讲述自己的精彩故事；《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记录故宫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展现文物修复技艺的薪火相传；《中国诗词大会》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通过比赛的形式重温经典诗词，带动全民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

中华文化延绵不息，历久弥新。文化类节目的兴起，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更激发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如何坚守文化内核、坚持守正创新，以文化的方式传播文化，继续创作有思考、有深度、有温暖的高品质节目，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在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灿烂银河中，还有无数的星辰等待着我们一一点亮。

‘叁’ 如何看待当下文化综艺越来越多的现象

文化类综艺节目越来越多，但节目模式化、同质化也在消耗着观众的兴趣。文化类综艺要想创新突围，不仅需要在形式上适应大众口味，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观众的审美需求，更要在节目素材挖掘上下功夫。近两年掀起的文化类节目热潮，改变了现象级节目的驱动形式。以往的现象级节目往往诞生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争夺收视率、获得更多的收视人群进而挖掘更大的广告潜力是曾经以“好声音”、“跑男”为代表的“现象级综艺”得以发扬光大的内在驱动力，可称之为市场驱动。而当下文化类节目则是政策驱动，在“命题作文”的形式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节目创新的养分，进而改变综艺节目领域过度娱乐化、低俗化的现状。“现象级综艺”不再以单个节目的形式出现，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现象级节目集群”。虽然在这场潮流中也有诸如《朗读者》《国家宝藏》这样的领头羊，但总得来说，没有什么节目能够一枝独秀或是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综艺节目领域的文化转向依赖众多文化类节目的密集问世，而非单一节目的力量。

‘肆’ 文化类综艺节目将统治荧屏

今年春节档，董卿主持的《中国诗词大会》火爆荧屏，成为文化类节目中的一个爆款。《朗读者》随后跟进，这是否意味着文化类节目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呢？董卿回答道，“其实文化类的节目真的很难做，我并不认为因为是《中国诗词大会》或者《朗读者》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标志着今天中国文化类的节目就开始大火或者说真的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但是起码它是个风向标。但是文化类的节目真的是不好做，它需要更精心的设计。”

‘伍’ 为何河南卫视文化节目频频出圈，背后原因是什么

河南卫视的文化节目频频出圈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的原因总的来说包括：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变得更高、现在人民国家对于我国的古代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以及幕前幕后的人员的共同努力。

‘陆’ 文化综艺的春天到底何时来

综艺节目是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形式，通常包含了许多性质的演出，例如音乐、舞蹈、杂技与搞笑等类型，而且通常只在电视上播出。大部分的综艺节目会邀请现场观众参加录影，但也有现场实况播出的节目。

中国内地的综艺节目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才初现端倪，当年最有名的节目就是《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2004年10月8日，《综艺大观》成为央视综艺频道正式改版播出后首批被淘汰的栏目之一，拥有14年历史的《综艺大观》被淘汰，改版为《欢乐中国行》，成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97年，湖南电视台模仿港台节目制作了《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此后，中国内地以“欢乐”、“快乐”和“速配”为主题的节目掀起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第二次浪潮。此后，湖南卫视一直是大家心目中公认的综艺大哥大，其《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在综艺节目还没有完全遍地开花的年代可谓是红极一时，用现在的“霸屏”一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柒’ 文化类综艺的创新及火爆原因是什么

这个论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论：
从根本上讲，娱乐的火爆只是有利于文化传播，但这种传播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展。甚至有可能是文化倒退、坍塌的主要原因。这种娱乐文化是不经过沉淀的、没有主体价值的，就像是一堆炫彩斑斓的泡沫一样，看着光彩夺目，实则乏漏可陈。 这一点重要在一个“理”字，娱乐文化缺少社会主体文化中的这个“理”。
从现象上讲，娱乐节目的现状糜烂不堪，各种低级趣味与浮躁、迷乱掺杂在一起，虽然容易让受众产生共鸣的状态，但同样也容易让受众变得充满低级趣味和浮躁。 这一点主要就是一个“人”字，“人”才是文化的基石。

‘捌’ 90年代的电视剧文化，是如何发展的

90年代的电视剧文化的发展，这种再现机制因中国社会的独特结构而始终呈现出相当的保守性和妥协性，天然带有强调个人审美经验而非总体性权力斗争的"后女性主义"色彩，甚至被一些激进的评论者称为"女性重新拥有自身的性别神话"，"与中国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无关"，"有可能掩盖或忽略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但与《北京人在纽约》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同理，理论上的阐释不能取代我们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对历史事实本身做出的价值判定，通过逆来顺受并不断以无原则牺牲来赚取观众同情之泪的刘慧芳所代表的所谓"传统女性"没有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荧屏形象的主流。

恐怕是90年代电视剧文化领域一种十分积极的现象，势必为女性观众重新认识自身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改编自文学名着的电视剧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十分引人注目，且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无一例外地引发已是老生常谈的"尊重原着与否"的讨论，但讨论的热度显然已无法与精英话语盛行的80年代相比。"四大名着"中的两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被搬上荧屏，总体而言前者比后者口碑和反响均要好得多。

但实际上，就如同80年代的《红楼梦》与《西游记》一样，文学名着的电视改编不能被视为一个单纯的电视传播现象，其采用高度"反电视"的表现形式却在电视荧屏上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实折射出主流的文化观念对于电视所代表和倡导的通俗文化始终存有戒备之心。对于改编剧应当充分尊重原着的强调在90年代仍乏善可陈地进行着，王扶林担任总导演的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甚至将原着中大量半文半白的人物语言照搬至对白中，但观众们对此欣然接受。

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在体制上高度一元化的中国电视业即已呈现出地域性文化差异的端倪，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发达工业城市的上海以及毗邻港澳的广东成为各具特色的三种电视文化的代表。在完全实现"上星"之前，各省级台制作的节目除选送中央电视台和作为外宣之用外，主要面向本地观众播出，因而势必要在文化上尽可能追求本土特征。

如果说京、沪、粤三地电视业的风格差异在80年代仍体现得较为含混的话，那么90年代所确立的更为灵活的电视体制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日趋成熟的电视产业则为上述风格差异提供了更为丰沃的土壤。电视剧是艺术创作色彩最为鲜明的一类电视节目，因而必然成为电视文化地域差异的直接承载物。对于各地制作的电视剧而言，本地观众是收视率的主要贡献者，本地工商企业则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和赞助者，因此电视剧的制作必然要迎合本地文化独有的审美需求。

一项调查显示，早在1990年各地方电视台制作电视剧所需的资金便已高度依赖本地企业的支持，用财政拨款拍摄电视剧的数量仅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左右。例如，安徽电视台1990年获拨款30万元用于拍摄电视剧，实际开支则为100万元，所缺70万元经费通过"赞助""合拍"等经营方式从当地企业获得。

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每年获拨款35万元用于电视剧拍摄，实际开支则超过135万元，需要从社会上筹集100多万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资本得以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电视剧的生产，进而对电视剧所呈现出的文化气质产生显着的影响。因此，在90年代末省级台"上星"完成之前，除中央电视台外，全国各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均有十分浓郁的地域色彩。

‘玖’ 运用价值观,说明文化类节目火爆的原因

近段时间，两档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和《见字如面》先后播出，引发社会热议。这两档节目不仅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还唤起了大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值得一提的是，节目被赋予的价值意义还走出荧屏，延伸至现实生活中。
诚然，上述两档节目能成功做到文化推广并广为大众接受，难能可贵，值得赞许。然而，人们对于文化类节目的期待显然并不止于此：除了书信、古诗词之外，更多广泛而具有深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何借电视传播在更大范围内深入人心，又如何在节目播出之后，不仅仅停留于“火一阵子”，而是持续引领传统文化热，这或许是文化类节目在创作之初以及走红之后，需要考虑的又一个问题。
其实，从早年间的《百家讲坛》，到近几年热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以及如今的《中国诗词大会》，央视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节目，成功做到了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冷知识转化成公众关注、参与的热话题。与此同时，地方卫视也曾创作过诸如《汉字英雄》之类的优质文化节目，在收视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实现双丰收。此类节目的成功固然值得业界对其创新之处、传播之道等进行研究，不过在笔者看来，文化类节目的成功案例不应只是区别于众多娱乐节目的偶然现象，而要成为电视节目产出的常态。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类节目的供给应该持续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