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西如何展开文化交流

⑴ 求解：我大明朝的科学和文化各方面是如何跟西方交流的

一是，欧洲人来我大明（古中国）朝跟明朝科学家交流科学技术；二是，明朝中国人去欧洲跟西方交流学习！另外各方面文化交流就是郑和下西洋！把番薯玉米等物种带回中国（大明朝）！把中国的各文化科技带给西洋！

⑵ 明清之际中欧文化交流产生的原因。这一时期西学在中国传播有何特点

明清之际欧洲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在正式的文化接触之前，在长期独立的发展中，中国与欧洲各自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系统。明清之前中国对欧洲的多重影响十四到十六世纪，中国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毫无保留地向全世界输出。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的早期阶段，在欧洲到处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影子。

文章从丝绸贸易、四大发明的西传和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于这种影响做出说明；同一时期欧洲文化借助景教、也里可温教对中国的影响。汉代丝绸之路与丝绸贸易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有悠久和曲折的历史，在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通过间接的或直接的、陆路的和海路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渠道，各种文化、经济、宗教、思想方面的交流都可以上溯到中国汉代。秦朝中国就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历史，至西汉，全国织丝者数以百万计，不同种类的丝织品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用品。正是中国丝织品上佳的质地和丰富的产品，使丝绸成为最早联系东西方经济的重要纽带。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根据张骞的报告，西域不产蚕丝，于是丝绸成为以后中国使者出使其他西域国家时所携带的主要礼品。作为回赠，中国朝廷则收到来自这些国家的稀奇物品。这种交换创造了一种习惯性的需求，非官方的贸易开始流行。公元一世纪，丝绸从安息传到地中海。奥古斯丁时代，丝绸在意大利成为常见的商品。历史上中欧之间的丝绸贸易，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途径。从陆路看，“出(甘肃)玉门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旁南山北麓至沙车，西逾葱岭到大月氏、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往西行可以到大秦，中国大批货物主要由这条道路运往西方。

另一条是沿北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也可以到大秦，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海路。以罗马所属埃及的红海诸港口为基地，直接从海上开拓驶往印度乃至整个亚洲南部的海岸线。先是水手们利用西南风发现了从红海前往印度西海岸主要商业中心的航线，公元一世纪末，罗马商船又利用季风横越孟加拉湾，绕过马来半岛，而接近于交趾(今越南)的东京。这样，除了陆路之外，中国丝绸还由来自红海的罗马船舶分头运输。

但因为进口的丝绸大部分还得运到叙利亚加工，而货物运到叙利亚并远达塞流西亚的自然路线，便是从陆路走完全程。在这里，我们通过丝绸贸易看到的，不仅是联系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一条经济带，而且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增进中西相互了解的重要媒介。实体商品贸易带动了文化的交流，这从一些拉丁文词语上可以得到说明，丝绸这个词显然是从拉丁语中指称中国人的“Seres”一词演变而来的，它的形容词sericum去掉后缀就成了“serie”，即中国货。文字在这里清楚地记录了文化交流的过程和结果。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直航东方海路的开辟。

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近国家有了比较准确的地理概念。同时，欧洲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游记。“由于这些游记故事内容丰富和数学式的精确来确定了河流、山脉、城市和部落的地理位置，因而受到了敬重。”于是，在这些游记资料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托勒密的《地理志》，及其绘制的图表和地图，充分显示了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较其前辈又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只要“阅读一下托勒密书中关于远东的一些章节，人们真为地理学知识在一个世纪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深感惊讶。”总的来说，公元一到二世纪，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处于朦胧状态，但是丝绸贸易的进展却有利于欧洲对于中国的深刻认识。

公元六世纪中期，随着养蚕术传入欧洲，中国和欧洲之间绵延六个世纪的丝绸和生丝贸易告一段落。这种贸易对于提高欧洲人的生活品味和文明程度，发展新兴的丝绸工业，以及关注与了解中国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⑶ 饮食文化交流的途径有哪些

历史上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渠道有多种，主要有六大类型：
一、张骞出使西域为代表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交流；
二、玄奘西行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交流中的饮食文化交流；
三、贡使与商人为主体的文化与商业性交流中的饮食文化交流；
四、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政府大规模的海上交流；
五、传教士对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作用；
六、华侨对饮食文化的外传作用。

⑷ 清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着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着、至今家喻户晓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着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⑸ 明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如何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

⑹ 急求资料-明清时期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明朝的中西文化交流

一、西学的东传
明末清初，欧西天主教士的东来，其最大的贡献，是将西方文化传人中国。以前宋元时欧西文化的东传，常是间接的、片段的、模糊不清的。唯明末清初的欧西传教士则是将西方的学术着作迢绎为中文，具体的介绍到中国来，许多事物理论，为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兹分述如下：
（一）语文学
利玛窦着有西字奇迹一书，系用拉丁拼音注读汉字。其后又有金尼合（Trigault Nicolas）着西儒耳目资一书，也是讲拉丁文拼音与注音的，其条理比西字奇迹更为完密，此为西人介绍拉丁文的最早着作。当时中国学人多受其影响，方以智之作通雅，即曾引述该书。

荷兰人占据台湾，曾设学校，教授当地人学习拉丁文。当时士人的应用文件，都采用拉丁文，朋人称为“红毛字”。所以在明末清初，已有许多人懂得拉丁文。

（二）天文历法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天文学和历法。先是在万历三十八年，因为日蚀不验，发现旧历的错误，就有李之藻与五官正周子愚等上疏。请采用西洋历法，以改良旧历，并推举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等西洋教士。朝廷未及采纳，而发生了南京反教风潮，而有禁止耶教、驱逐教土之令。后来延至天启、崇祯年间，再发生日蚀的错误，旧大统历与回回历都不验。明思宗便接受徐光启的建议，成立历局，以光启为监督，主持修订新历法。即以崇祯原年戊辰为新历元年，名之曰崇祯历。并起用李之藻，征聘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布、汤若望等。开局之后，徐光启便偕同李之藻、龙华民等，先从事译书研究与观察的工作。第二年李之藻病故，崇祯六年徐光启也去世。 当光启病笃时，举荐当时通晓西学的前陜西按察使李天经继续主持历局之事。后至崇祯七年，成历书一百卷，共分十一部，名曰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六年又议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历法虽成而明亡，竟未及施行。后来 清兵入关，即采用西洋教士所研订的新历法，并用汤若望为钦天监。继汤后又用南怀仁为钦天监。

南怀仁死，又用闵明我(Philippus Grimalali)、徐日升（Thomas Pareira)、戴进宝（Ignatius Kogler)、巴多明（Aominicus- Perrenin)、高慎思(Joseph d esphina)、汤士选（Alexander de gouvea）、毕学源（Cajetanus Pires)等人，或为钦天监，或任顾问。
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译述，重要的着作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着的干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有徐光启与诸教士共同译述的日躔历指、测天约说、测量全义、恒星历指、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与李天经所着的历元等书。有清初西洋教士共同编译的新法表异（汤若望作)、历法西传、康熙永年历法、历象考全书、仪象考成等书。

与文字着作同时介绍到中国的是天文仪器的制造。在崇祯时，历局成立，在邓玉函、罗雅各布等西洋传教士指导下，制成新式天文仪器多种。包括“七政仪”、“列宿仪”、“平浑仪”、“交食仪”、“天球仪”、“地球仪”、“日晷”、“时钟”。后来这些仪器多被闯贼李自成所毁。

汤若望、南怀仁继为钦天篮，又加以重造。在天文仪器中，观测天象最重要的是望远镜，最早的望远镜是利玛窦带来，明人称具千里镜。徐光启主持历局时，曾仿制了几架望遗铙，取名“窥筩”。

(三)舆地学
最早介绍现代世界地图知识至中国者，为利玛窦之坤舆图。利玛窦初到端州时，即绘有坤舆图以赠同好。及二十八年晋京谒见神宗时，除圣像、自鸣钟外，曾进万国图志一册。所谓万国图志，即当时的世界地图，并附有说明。除此之外，利氏曾绘坤舆万国全图多幅。当时中国人叹为得未曾有，好事者纷纷加以翻刻传布，一时遂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利氏世界地图。利氏世界地图的特点是:(1)说明地为圆形；(2)已有经纬度；(3)已有南北极与赤道，并说明南北昼夜之长短；(4)已有五大洲，为欧罗巴、亚细亚、利利玛窦的世界舆图之外，最着名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书成于天放三年。

艾儒略的着作是根据利玛窦与庞迪我两人的舆地资料，加以他个人所搜集的见闻记录而成。为之修订刊行的是杨廷筠。内容所记多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 情，卷首附有万国全图，以下分洲叙述，最后则为四海总说。此书内容述欧洲尤其意大利之情形为最详，因艾氏为意大利人也。
利玛窦、艾儒略之后，有南怀仁所绘制的坤舆全图，成于康熙十三年。图作两半球形，并附有坤舆图说两卷，内容有一部分是录自利、艾之书，别一部分则是增加的新材料。

(四)数学
数学中最早译为中文的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es）所着之几何原本，为利玛窦与徐光放所合译。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共六卷（第一卷讲三角，第二卷讲线，第三卷讲圆，第四卷讲圆外形，第五六卷论比例），所译并非原书之全部。此书刊行后五年，徐光放复与庞迪我、熊三拔等加以校订。

几何原本之外，有关数学的重要译着，有以下诸书：
1.圜容较义：万历三十六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论圆之内外初，属于几何范围。
2.测量法义：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论高深广远之测量法。
3.测量全义：徐光放与罗雅各布共着，内容包括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
4.同文算指：李之藻据利玛宝所授写成，内容为数学，包括四则算术与约分法。
5.大测：崇祯时，徐光放所主持之历局中所编译，内容引述托勒密（Claudius Ptomaeus）之数学定理。

自从西洋传教士将西方数学原理传人中国后，中国学人受其影响，各种有关西法之数学着作，如勾股义（徐光启着）、天学会通（薛风怍着）、几何论约（杜知耕着）、历算全书（梅文鼎着）、割圆八线（黄宗羲作）、赤水遗珍(梅谷成着)、杜式九术全本（张 冠着）、续增新法比例（陈厚耀着）、测量全义（袁士龙着）……等，有如雨后春笋，不胜列举。

(五)物理机械
(1)《远西奇器图说》：《远西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讲机械学的书，也是第一部具体介绍西方物理学的专书。原书为邓玉函口授，而由王征编着并绘图。王征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万历二十二年举人，天启二年进士。曾受洗入天主教，与西洋传教士邓玉函、金尼阁等过从甚密。王征最好研究物理学，除编着奇器图说外并自制机械多种，乡人称为诸葛孔明复生。奇器图说一书是以图为主，而加以说明。所列机械器物名称有六十六项之多，动力名称有二十九种，其原理则包括杠杆、滑车、螺旋等力学。盖邓玉函本为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之知友，其物理学知识或深受伽氏之影响也。

王征于奇器图说之外，又着有新制诸器图说，为其个人所发明创制的机械所作的图说。根据王氏的着作，知道王氏运用其所传授的西方物理学知识所作的奇器有“虹吸”、“鹤饮”、“轮缴”、“自行磨”、“自行车”、“运重机”、“连弩箭”、“生火机”、“代耕机”、“螺丝转梯”、“折迭梯”、“活闸”（自行启闭的水闸）等，这些奇器或为仿造，或为发明。

(2)泰西水法：泰西水法一书共六卷，为熊三拔所着，内容介绍西方取水、蓄水、运用水力之法。因水利有关农业灌溉，所以后来徐光启着农政全书，其水利部分曾抄录此书。后来清代初年的宫庭建筑，如圆明园的喷水他，即系采用西洋水法，并为西洋传教土所督造。

(3)钟表与小型机巧玩具：利玛窦到北京进贡的物品中，最使明朝皇帝感觉兴趣的，便是大小自鸣钟。在利玛窦之前，来中国的罗明鉴也曾以大自鸣钟一座送给中国的总督。后来万历三十八年来中国的金尼阁，也曾携有钟表进贡。

除了钟表之外，还有能自动的小玩具与小乐器等，在明末清初时，这类钟表曾大量的输入，特为中国皇帝与贵族所爱好，各类笔记小说中，有关钟表的记载特多，清干隆时，在圆明园中并特设有“钟房”，以招待管理钟表的西洋教士，直到现在故宫中所保存的各一型各式的巧妙钟表为最多。从钟表与各种小型自动玩具的输入，与王征所作的奇器图说看来，在明朝末年，这类小巧的机器工艺及其知识，已经相当普遍的传入中国的社会。

二、中学的西传

西洋传教土的东来，将西学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第一是中国经学的西传，利玛窦之来到中国广东，首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时为公元一五九三年（万历二十一年）。继之在公元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 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单与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欧洲思想界的波澜，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国，这留在后面讲清史时再谈。

第二是中国医药的西傅，为永历王太后致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着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此为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中国的美术工艺如丝织品与磁器，很早便由商人传入欧洲，唯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则在明清之际才传入欧洲，且一度成为风气，这其间也多少受传教士的影响。公元一七五○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W. Chambers）为肯特公爵（Kent）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着中国服装。又有德国园艺家温赤（Ludwig A. Unyer）着书盛称中国的园亭建筑，小桥流水、楼台亭榭，极尽变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胜；非若欧洲建筑之徒事整齐崇峻，而全无合蓄者所能比。

清朝之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交通至少已有二千余年历史，其间关系相交错，文化的交流斑斑可考。近代西方学术之输入我国，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盛于清康熙间，至干隆中叶而绝；第二期，始于清咸丰、同治间之洋务运动，以迄今日。

明末清初之西学输入，为那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而其余舆地学、 术、采矿术、语言、艺术、哲学则附庸焉。其在我国建设最大者为天文学，与清代学术团体关系最深者，天文学与数学惟均。

西学输入后，引起主观理学之反动，使得干嘉汉学者十九兼通天文数学；彼辈既得考古学上之新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数学之风乃大盛。天文学与数学侧重归纳之法，而汉学家之代表人物，莫不精究之，使得汉学研究饶富科学精神。然自雍正禁教后，除在钦天监外，西学已完全无输入机会。十八世纪是近代中西文化汇通初期由盛而衰之时代，欧洲传教士，尤以法国教士蝉联中国文化之西传工作。一七三五（雍正十三年），首在巴黎出版四大厚册对开本之中国通志；其次长期刊性那稣会士通信集；再次是一七七六（干隆四十一年）至一八一四年陆续刊行之中国丛刊，计出十六册，阐述中国文化，尢以冯秉正法译通鉴纲目与其自着之续编，流通广大。丛刊除学术论着外，复有绎之。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 又曾着长文多篇解说中国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崇拜中国文化之学者、政治家及来华传教士们所引起之余波。彼知中国文化高超，皆重视心智生活，为一个爱好和平宁静之国家。

当雍正禁教，西学中断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发生极大影响。十八世纪之欧洲学者，如德之莱伯尼兹（Lei-bniz）和法之伏尔泰（Voltaire）对于中国伦理哲学推崇备至。莱氏曾创“柏林科学社”，以沟通中国与欧洲之文化。

伏尔泰更编写元曲“赵氏孤儿”一剧，赞叹不已。使得极具人性情理之中国戏剧回荡于欧洲剧院。另一重农派学者奎斯奈（Quesnay）常引述孔子之言，以为农为财富之本立说，其后法王路易十五因其主动仿效中国，而亲耕籍田之举。奎斯奈慨然想继承孔子之道统，被称为欧洲之孔子。歌德（Goethe）在其名剧浮士德（faust）中，有“结了晶的人性”（crystllized humanity）之语，即是指中国人而言。综观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中国经籍之西传，促使西方产生尊重理性、自由之启蒙运动，对西洋腐败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促成改革之热潮。

十八世纪欧洲华化兴味，虽以法国为中心，却传播遐迩，英国亦从法国转贩中国文化，以致法文叙述之中国书籍，多译为英文。而法国人亦早知，惟从四书五精之译本去研究，总不能深明中国各方面及中国一般人民生活状态，乃复措意中国小说与戏曲，赵氏孤儿、好逑传之欧译本乃不断出现欧洲。

一七四七年（干隆十二年），耶酥会之教士通讯，复专讲中国之园艺，使十八世纪中叶之欧洲，又狂热于“中国式的园林”。中国园林的特点在利用人工以模仿天然，以接近自然，从而在园境之变化无定中，融合艺术兴优美，予人怡悦之感，园明园造园艺术可为代表。此中国式园林同时唤起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绘画与植物之兴趣，而成为对中国思想与艺术融合之追求。影响所及，欧洲美术产生十八世纪中叶之罗柯柯时代（Rococo），其特点重视奇幻莫测，活泼生动，皆用中国式柔和飘逸之曲线及椭圆形之细巧花纹．，亦使欧洲之中国式庭园布置风行于王公贵族之建筑中。此种狂热，使中国用具如服装、磁器、聚头扇、漆器、绸缎、绣品、立柜等西传欧洲。直至十八世纪末，欧人对中华文化之狂热，才开始消失。

十九世纪欧人对中国仅存着朦胧之印象。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尾随其船坚炮利，逾越重洋而来，使中国文化遭到亘古未有之冲击。中国在震惊之际，展开同光间之洋务运动，以模仿西方兵工及科技文化．，迨甲午战败，发动变法维新，积极输入法律、政治的知识，并逐渐扩大到哲学、思想、教育、经济、社会等学科。日俄战后，又模仿抄袭德日教育制度，冀从教育新式人才以变法图强。综观清末时期，西方文化节节冲入已动摇中国旧有文化之根基，中懊对西方文化之输入，亦逐渐扩大。甚范围已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而担当此文化交流工作之角色，首推西洋教士、驻外使旅、商人及留学生。尤以甲午战后所掀起之狂热留学运动，配合着国内学会、报馆、杂志之蓬勃建立，使留学生及国内知识分子担当继往开来之文化交流工作。

在西方文化狂澜之际，不少知识分子亦将中国文化传之西方。其中能皓首译经，将中国学术要籍作有系统译为英文者，以辜鸿铭贡献最大。辜汤生，字鸿铭，福建同安人，早岁游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旋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攻习工科。归国入张之洞幕府，担任英文译述工作。曾以英文着原华（一名春秋大义），力言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并英译论语、中庸、大学，弘扬民族文化之功，实与严复、林纡、梁启超等之译述，同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功臣。

从此，深厚之中国文化复注入新血液，得以在民族文化衰颓之际，重振生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患频仍之际，秉承传统香生之进取精神，维护固有优越文化之余，复融汇入西方新工业文明，加以融贯创新，为苦难之民族国家找寻现代化之发展途径。

事实上，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及民主政制，几乎是所有落后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不独中国为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全球人类皆展开狂热地“工业化”大竞赛，至今未有已时。但西洋近代文明，也正在此时暴露缺点，特别是工业化结果，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缺乏、社会问题之产生、核子毁灭之恐怖，使人类在精神上感到无比之空虚与彷徨。西方有识之土，已逐渐体认到中国文化之价值，如英国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便曾呼吁美人多接受中国伦理道德之古训，注意中国文明之精神力量，以挽救人类面临之危机。中国文化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经过严格地考验，又重新为世人注意，足证其客观价值之伟大。今日举世动荡不安，东西文化彼此交织成一极复杂之汇丛。值此时际，中国文化不仅要融汇西方思想之大流，并且要超出思想之范围以外，担负起解决人类全面问题之任务，相信中国文化必有一个辉煌灿烂之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