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化怎么学

㈠ 古蜀文化

        汪大仙说我的星盘提示我会喜欢古代历史、宗教文化，这点还是说得挺准的。不过这个兴趣也只是这几年才慢慢开始感兴趣，估计是看了《盗墓笔记》、《藏地密码》、《鬼吹灯》后受影响吧。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但位于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遗址距今有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历史，跟中原文明的起源时间是同一时期，说明这里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古蜀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画像纹，但在三星堆发现的文物中，却发现了古代文字，并发现了象牙等不属于该地区特有的物品。这说明在当时，古蜀人已经开始跟周边地区的古人有交流。甚至有考古学家推测，在古蜀时期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正是这条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蜀，从横目，从勹，从虫。横着的目，代表“网”； “勹”，代表“包裹”；“虫”，代表“活物”，合起来表示用带孔的网包裹着活动的虫在里面，这就是蚕。这是因为古蜀人以养蚕为生，所以考古学家推测在南方还有一条丝绸之路。）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但无论在古代的哪个时期，国家的两件大事都是战争和祭祀，所以展览的文物多数是兵器和祭祀品。在一期文化中，以陶制品和玉制品为主，而二期文化中，则主要以青铜器为主。这次展览的文物确实很漂亮，还有不少国家级的文物。

       三星堆文物中有很多不同造型的青铜头像，这些头像分为三类：圆顶头像、平顶头像和金面头像。考古学家推测，佩戴金面具的金面头像代表地位高贵的巫师；圆顶头像的圆顶似戴有头盔，代表战士；平顶头像则可能代表一般的平民。而脑后有发簪的代表神权人物，头顶有辫发的代表王权人物。（这些头像的下颌都是向外突出，目的是表示这都是戴着面具的头像）

        传说古蜀人最早生活在重庆地区，后来他们的第一代蜀王蚕丛因为有“千里眼、顺风耳”（可能这位蜀王有甲亢，眼睛突出），看到远处的成都有一平原，适合居住，于是带着全族移居到成都平原，因此族民依照他的形象，铸造了这个面具来放在庙里祭祀。这个面具之所以成为国宝级文物，是因为这个面具非常大，宽138cm，通高66cm，光是外突的眼睛就有16cm。

        人像高2.62米，重180公斤，是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最庞大的一个，被誉为“东方巨人”。

        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罍器顶似一顶头盔，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自颈部至圈足，由四道高的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等份，其间分别铸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要纹；腹部为浓眉大眼的要龙、张口蜷身，独足四趾；腹下饰牛纹一周。三段皆以云雷纹为地。盖部顶端装饰有四道与器体相对应的鸟形扉棱，扉棱之间装饰有卷身要龙，以扉棱为鼻，云雷纹为地。这件铜罍的造型和纹饰，以浮雕和圆雕的手法突出主纹和装饰器物，对称布置，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具特色。整个铜罍通体碧绿晶莹，似有古玉的光泽，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其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综合了绘画、雕塑、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于一体，显得大气，带有民族原生时代的强悍、粗犷和勃勃生机。（罍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会、伤葬等礼仪活动中装食物、酒、水等的容器。在贵族中，分为三等：皇室用尊、诸侯用鼎、一般贵族用罍。）

        同期出土的商代青铜尊（就是供皇室用的）

        这个青铜壶的最大特色是壶身满饰嵌错图案，共120多个人物，分别从上、中、下层展现了当时生活、宴会、战争的场面。壶身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图，左为习射图象，右为采桑歌舞图象；中层是宴乐弋射图，左为宴乐战舞图象，右为射猎图象；下层为水陆攻战图，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攻战。这些嵌错图案是在烧好的青铜壶上用硬物一点点雕刻而成，并在雕刻的凹陷处嵌入金丝，然后经过抛光等特殊处理，使金丝跟壶身融为一体（我觉得有点像景泰蓝的做法）。虽然铜壶已经失去了金属的光泽，但壶上的图案还是可以看出很精致，如果加上青铜和金丝的光泽，确实是一件佳品。

        古蜀人认为太阳都是由太阳神鸟带着升上天空的，因此非常崇拜太阳神鸟。同时认为太阳有天眼，眼睛睁开就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闭上眼睛光明就消失，所以古蜀人对眼睛也是很崇拜。而月亮则是以蛙或蟾蜍作为象征物。

        这个图案被国家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据专家推测，中间的圆圈代表太阳，放射出十二道逆时针的光芒，代表着12个月；光芒外围四只首尾相连、循环往复的太阳神鸟，代表着四季的更替。

        在古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十二个神态各异的石跪坐人像，这些人像脸形方正渡削，额骨高凸，高鼻梁，大鼻头，大嘴巴，耳朵还有穿孔；赤身裸体，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他们的发式也非常奇特，头顶的头发人中间向左右分开，两侧修剪得极短并还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在腰间。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金沙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该遗址的祭祀区内，有的与石蛇摆放在一起，有的置于玉璋之上，有的跪于石虎之前，有的旁边还伴存着石壁、铜器、陶器等，这一切迹象说明它们是金沙祭祀活动时使用的特殊用品。这些石跪人像也可能是活人祭祀的石质替代品。

        除了有石做的跪坐人像，还有铜做的跪坐人像。

        此外，古人还有以璧祭天、以琮祭地的习惯。

        蝉纹，古人认为蝉能死后回生，因此在兵器上刻上蝉纹，希望战士们战死后能够重生。

        在兵器上刻上虎纹，希望战士像老虎那样凶猛善战。

㈡ 蜀文化的文化价值

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秦并蜀后，古蜀文明虽已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
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高潮。“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的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等综合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观。
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里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
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人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以华丽辞章着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对当时成都的富庶与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 蜀与华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统必然相异。杨雄《蜀王本纪》说蜀的古代，“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仅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大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是的，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五经》，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
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汉书·地理志》“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说，蜀人虽学儒家经典，但未能笃儒家学说，仍然酷好文字，长与词赋，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词赋见长，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浓厚关系。又如，蜀人在《五经》中，对《易经》特别偏爱上，以致西汉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经出众的经师，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结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更以“蜀学比于齐鲁”誉之。
由西汉开先河而兴起的蜀学，原本指儒学传播之意，后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广泛的认同。再经过发展演变，最后终于成为古代四川学术文化的统称，凡是蜀人所创造的学问都可以统称为蜀学。蜀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摄取着新的营养，至宋代趋于成熟定型，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北宋时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蜀学，名扬天下，与王安石的“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抗衡。正因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长起来的蜀学，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创造，是一面足以振奋蜀人精神的旗帜，所以，在近代维新运动中，一些进步的四川学者纷纷打出“蜀学”牌，给蜀学注入时代新意，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以宣传变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写的《议蜀学》的文章中，还提出了“重整蜀学”的口号和设想。从不同时代蜀学的广泛流传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 《华阳国志》对先秦至秦汉间蜀人生活方式由简朴趋向奢侈的巨变，作了简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时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汉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响，蜀人在衣冠、嫁娶、丧葬等各个方面，开始向奢侈看齐。“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典而羊豕夕姓，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蜀人养成了一种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说正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相作用的结果。古代蜀人对音乐十分喜好，而巴人则以善于击鼓唱歌跳舞而着称。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巴蜀人歌舞娱乐，主要是通过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动以起到娱人娱神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相对丰盛以后，这种对歌舞娱乐的爱好，很容易发展为对于享乐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原丰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设施先进完善，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此区自然条件优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为滋生奢靡风俗的土壤。对此，《汉书》作者云：“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隋书》作者也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迨人宋世，“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大抵时代不同，俗亦微异。然其人易于满足，追求享受，“溺于逸乐”的习性和传统，则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来，在宋代蜀人中产生的日益强烈的怀乡恋土，“罕趋仕进”的观念，以及“宴安于富饶，不求宦达”，醉心于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来就“地狭人伙”，耕地面积有限，人们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以扩大经营规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购大量土地，于是，整个社会财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于游乐消闲之中。这也是宋代成都游乐之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独立的鬼神思想系统。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蜀王蚕丛、柏灌、鱼凫都变成了神仙，其民亦随王变成了仙。与古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不同，蜀族则有魂魄归岷山之说，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原是有区别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表明，当时蜀人对自然、神灵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对天、地、山、河的崇拜，并且有了巫术思想。战国时，道家思想传进巴蜀，开始与蜀地原有的巫术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讲灾祥、律历、占卜和神仙学的学派。西汉时，成都人严君平着《老子指归》，影响及于东汉，为道都创始人张道陵所吸收，在其《想尔注》中，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指归》的思想，把《老子》一书从人学变成为神学，为道教正一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至于正一道用作解除、压胜、镇邪等方术的符录，其形式、构成、用法、意义，甚至方术仪式，也都是在“巴蜀符号”、“巴蜀符号印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滥觞于蜀地，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与蜀人的信仰方式和传统文化相揉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蜀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纵贯古今，而且还覆盖了蜀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长的蜀文化，不断辐射于整个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们代代传承，逐渐凝聚成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后代历史上，经常可以发现启用“蜀”的名号作为政治号召和舆论宣传的现象，如三国时刘备的‘蜀汉“政权、五代时的前后蜀政权、宋初李顺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权，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独立后建立的“蜀军政府”等。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领域深化的表现。凡此中以证明，源远流长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奋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帜。正确认识蜀文化的历史地们，有助于增强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励四川人民继承和发扬蜀文化的创造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㈢ 历史 | 古蜀文明

四川广汉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世人再次感受到中国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巨大成就和感染力。与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共享盛名的，还有坐落在今成都市城西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具有许多和三星堆文明相同的文化因素，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南早期青铜文化的基本风貌。三星堆以其谲诡奇异的青铜面具与人像，高大的青铜神树以及黄金制作的面具、金杖等带给世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刷新了人们有关世界上古文明传统知识图景。金沙遗址除了展现给人们与三星堆相类似的黄金面具，阴刻有鱼、鸟、箭连环图案的金带，大量堆积的象牙等考古场景之外，也以大量新的出土文物续写了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篇章，提供了中国上古精神世界更多的精彩画卷。

现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饰，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物精品，总体呈圆形，由含金量高达94.2%的金箔片制作，图案分为内外两层，经过了精心刻画和切割。外层的图案是由四只等距分布、首尾相接的鸟构成，内层的图案则是同样精确划分、等距分布的十二支芒叶，朝着圆心向左旋转。整个图案均衡对称，充满动感，在起伏跳跃的节律中又暗含着四方围绕中央、天道左旋、中央向外辐射出十二条光芒的深刻寓意。

人们之所以将其称为“太阳神鸟”，是因为这个圆形的金饰很可能象征着以太阳崇拜为中心的宇宙观。圆形的图案象征太阳，中心向外辐射的十二条旋转的金色光芒线以及最外围首尾相接的四只“神鸟”，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四季、十二月这样的天象与物宜。这里，还应当提到一个十分重要、但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考古现象：在金沙遗址中与这件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至少分属于七个个体的蛙形金箔，其中两件造型基本完整，可以观察到其造型呈蛙状，头部较尖，双眼圆鼓，背部中间有脊线，四肢修长，弯曲在身体的两侧，背部有两排麻点状的乳钉纹，这样的造型让人联想到“月中蟾蜍”。如果将太阳神鸟和月中蟾蜍联系起来思考，《淮南子·精神训》所言“日中有踆乌、蟾蜍”的记载可谓与之暗合。由于这批金箔原来都是贴附于某个物体的表面，所以有学者曾经推测，如果将金沙出土的这几件文物联系在一起加以复原的话，很可能复原后的构图是圆形的太阳神鸟居于中央，在四周等距离环绕着八个或者更多的蛙形金饰，共同组成一幅日月交相辉映的场景。这个推测不是没有根据的。

商周时期，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许多核心知识正在逐渐形成，天圆地方、中心与四方、阴阳变化、四季更替、日月星辰的定位、宇宙的框架模型等古老的天文地理经验，已经开始以不同方式得到表达，出现在考古材料中。如果说三星堆的青铜神树象征着人类远古文明中的宇宙树、太阳树，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所蕴含的深意，则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金沙遗址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石制、木制的农具，还有粟、稻等植物种子，金沙先民们对于日出月落、四季更替，尤其是太阳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有细致观察和深刻体会，他们所创造的代表日月崇拜、阴阳四季等观念的黄金制品，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世界、天地万物最为朴实而自然的表达，更以其几近完美的艺术赋形，为世界美术史、上古思想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典范之作。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反映在出土的黄金面具、玉器、象牙、青铜人像、陶器等不同方面。但其中最能够将两者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刻在黄金器物上的一组神秘图案。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黄金杖体，木芯外层包裹着由金条拓展成的金箔，由于出土于具有浓厚祭祀色彩的器物坑中，所以学者们一般将其认定为三星堆遗址中代表权力、威仪、等级等含义的“权杖”，或者称之为“神杖”“王杖”。引人注目的是，杖体上端保存着用两组阴线刻成的纹饰图案，图案相同，都是一端为并列的三个头戴宝冠、耳佩大环的人头像，另一端有两组相同的纹饰，各由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其中的神秘含义令人寻味。

无独有偶，在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被称为“金冠带”的金器，呈圆环形，出土时断裂为长条形，直径上大下小。这条金带的表面也錾刻着四组相同的图案，其基本构图特点也是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和一个类似人面孔的圆形纹饰，和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金杖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

目前还无法解释这两组神秘图案的意义。但是，无论将其视为象征不同族群的“图腾”或“族徽”，还是视为传递某种神秘寓意的符号，两件黄金器物上的纹样相似度如此之高，足以表明这是来自三星堆和金沙最高等级人群之间的某种原始信息，两处遗址有着共同的文明传承，很可能也有着共同的表达权力的象征：一是黄金权杖，一是黄金冠带，然后由一组相同的图案将其联系在一起。图案中的鱼和鸟由一支箭串联起来，箭杆从鸟的身躯旁边掠过，箭头则射进了鱼的身体内，让人不禁联想到这是否是三星堆和金沙的先民们在用符号进行思想表述、记录和传承？

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三星堆还是金沙，都没有发现文字，对于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古蜀青铜文明而言，这无疑是令人费解的。但是这组錾刻在黄金器物上的神秘图案，或许能够透露出古蜀文明中某些已经消逝的“知识密码”。汉晋时代有关古蜀的文献史籍中，曾记载古蜀国王的传承系统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蜀王本纪》）。这些具有神秘力量的图案如鱼、鸟、箭等，或许都和历史传说中古蜀的王系、世系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它们同时出现在三星堆和金沙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的黄金器物上，究竟暗示着权力的交替更革，还是意味着文明的传承不止？虽然我们今天还暂时无法破译它们的意义，但上古先民运用神秘符号来表达某种知识、思想的能力已经彰显无遗。

金沙遗址内有专门的祭祀区，位于遗址的东部，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滨河而设，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布。可以由此推测金沙人最初的祭祀活动是在河岸上举行，祭祀仪式完成之后再将祭品掩埋在河滩中。

和一般的生活遗址不同，金沙祭祀区内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都不是实用品，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祭器或者礼器。从商周时期中原卜辞中所反映的祭祀活动来看，有燔燎、沉埋等不同祭法，有的是焚烧祭品、烟气上升，使天上的神灵得以享用；有的是在土中埋藏祭品和牺牲，向天上和地下的祖先、神灵贡纳输诚。考古发现表明，三星堆和金沙有着与中原商周祭祀相同的做法，但又独具个性和特点。

金沙的祭祀活动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祭品大量使用动物的角、牙等部位。和三星堆祭祀坑一样，金沙祭祀区内也出土了大量象牙，其中最长的一根长达1.85米，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大象牙。除了以玉器、铜器、石器等作为祭品之外，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等动物骨殖，应为祭祀时的“牺牲”，尤其是野猪的獠牙数量多达数千枚，但并没有发现上述这些动物其他部位的骨头，这表明祭祀用品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可能具有特殊含义。其二，祭品中有专门制作的石虎、石蛇、石龟等动物形象，五官处多用朱砂涂红，与之共同出土的还有双手反绑在后的跪坐石人像，有的石人像五官也同样涂以朱砂，表明其身份和这些石制动物一样，应是作为祭祀的“人牲”，他们极有可能是战争俘虏或奴隶，这也折射出金沙时期的社会变化。其三，祭祀礼仪和程序逐渐形成。金沙遗址的祭祀活动经历了500年左右，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70-前476年的春秋早期，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金沙人的祭祀圣地才日渐荒芜。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金沙的祭礼活动大体上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为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以象牙、石器作为祭品；第二个阶段约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大量使用玉器、铜器作为祭品，象牙也仍然使用；第三个阶段约为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前一阶段流行的铜器、玉器和象牙等祭品数量骤减，而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等动物骨殖、美石、陶器等作为祭品。

虽同为祭祀，但金沙的祭祀区明显有别于三星堆的祭祀坑。金沙遗址在祭祀对象、祭器使用、祭祀场所等方面都和三星堆有所不同，并且没有出现三星堆祭祀坑中最具标志性特点的青铜头像、面具、大型立人像、大型青铜神树等重器。虽然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与三星堆祭祀坑造型相同的黄金面具、青铜小人像等，但是体量和规模都远不如三星堆，这究竟意味着金沙时期总体国力的消退、祭祀资源的匮乏，还是两者本身就是在不同场景下开展的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方式的祭祀活动？这些都有待开展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使用大量象牙、金箔神器、玉器祭祀来“沟通神人”这一点上，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从三星堆到金沙，大量的考古发现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从而提供给世人前所未有的中国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为何祭祀在上古中国如此重要而神圣？这涉及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基本问题之一，即天人之间、人神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和谐共处。上古人类普遍认为，世界上有某种“神秘力量”存在于自然界和天地人神之间，人类通过某些特定的仪式与仪轨，能够“通天达地”，或掌握这种神秘力量的法则密码从而得其护佑，或积极利用多种“法术”（也就是巫术）从而趋吉避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原始巫术和祭祀活动已见诸考古发现。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兽面纹、河南濮阳蚌壳龙虎图案、安徽含山凌家滩玉版图案、辽宁喀左红山文化神庙与神像等，都含有原始巫术与祭祀的寓意，被认为拥有“沟通天地、接引鬼神”的神秘力量。进入中原商周青铜时代，祭祀成为国之大事，甚至形成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一套礼仪制度并广行于天下。三星堆和金沙所展现给世人的，无疑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别样表达，它既继承了中国各地自远古时代以来神人混杂、“绝地天通”的宇宙观和神灵观，又以地处中国西南的独特视角和非凡的观察力、创造力，构建出时人对于上古精神世界的理解、想象、运思和表达。

当三星堆成为热门考古话题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客观、科学地认识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以更加宽广的眼界去阅读、理解古代文献中的古蜀传承与考古发现中的现实景象。同时不能忽略三星堆旁边的金沙，它们相辅相成、承前启后，互为镜像、寓意深长，共同书就了古蜀文明悠久而辉煌的篇章。

㈣ 蜀历史文化

一、蜀文化的传统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这一文化交流影响过程，正印证了考古学上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模式：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响过程中，曾经辉煌了千余年的古蜀文明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凝聚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却不会因此而消失。诚然，从考古器类学角度看，这以后再难发现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纹饰，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学上的文化意义。但如果从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角度来考察，便可发现，蜀文化作一种积淀了上千年岁月的传统文化，它的影响力决不会，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断一种文化能否继续流传下去，首先要看这种文化存在的环境和条件是否改变，传承的渠道不否通畅。由于东周以后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汉以来能上能下入的汉文化，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内陆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别无二致。所以，在经过这两度涵化后，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流，蜀文化的传承渠道仍旧，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仍会一代代接力传下去。

二、蜀文化的文化特征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

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间，就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已进入国家形态，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成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以至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从人民不知饥馑……谓之天府”之后，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使蜀之先民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两个系统的文字，一个系统是比较进步的表意文字，一个系统是表形（象形）文字，而两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遗迹；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辈出，杰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国两晋时期的诸葛亮、陈寿，唐代的陈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苏门三父子”、黄庭坚、张？、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来知德，清代的唐甄、费密、李调元，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一串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蜀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名人的不断涌现，不仅充分证明蜀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蜀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它汇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的意识。

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与西面的阿坝相连，与岷江上中游保持着密切的往还互动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为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致使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蜀文化必然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正因为蜀道之难，反而激励起蜀之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

于是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义上改造环境，进而铸就了蜀之先民于封闭中求开放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兼容和开放终于成为蜀文化最显着的特征。

从自然地理审视，蜀文化同周围不同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盆地周围（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岭。蜀之先民为了打破盆地地缘的封锁，创造了高超的栈道和绳桥技术（现在剑门关、广元等地仍保存有栈道，20世纪60年代连接都江堰内外江的竹索桥以及四川阿坝州，至今仍可见到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则是多种类型的绳桥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狭隘的封闭性。

借助剑门关、广元等地的古栈道，蜀地得以与陕西等中原地区沟通，蜀文化得以与原本就是同一血脉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礼制、风习、价值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四川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与江汉平原相通，蜀通过巴，与楚江水上下，一苇可航，“蜀风”早与“楚流”交流混融，从古至今，蜀文化都与楚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在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分别出土了海贝、象牙，阿坝州茂县则出土了琉璃珠，这些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证明蜀之先民与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迟到汉代，从蜀到印度、中亚再到西亚，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今天被学术理论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据考证，“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经“滇越”乘象国（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到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直至中、西亚。

另一条是东道，从成都出发，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西道重合。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蜀文化主要与云南、贵州地区的南中文化有着密切的往还交流和相互兼容。

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还交融，又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温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还表现在对滇黔文化的辐射，并远达东南亚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唐以后，文化的。

三、蜀文化的文化价值

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

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秦并蜀后，古蜀文明虽已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

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 *** 。

“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

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的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等综合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观。

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

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

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里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

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

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

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

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

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

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

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人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以华丽辞章着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对当时成都的富庶与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

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

蜀与华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统必然相异。杨雄《蜀王本纪》说蜀的古代，“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仅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大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

“是的，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五经》，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

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汉书·地理志》“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说，蜀人虽学儒家经典，但未能笃儒家学说，仍然酷好文字，长与词赋，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词赋见长，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浓厚关系。

又如，蜀人在《五经》中，对《易经》特别偏爱上，以致西汉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经出众的经师，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结果，等等。在文翁。

四、蜀川文化的历史怎样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

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

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

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

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

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

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

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

五、与乐不思蜀有关的历史人物

刘禅（shàn）(207-271)即蜀汉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

刘备的长子，母亲是昭烈皇后甘氏。三国时期蜀汉第二位皇帝，公元223-263年在位。

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刘禅投降曹魏，被封为安乐公。 刘禅降魏后，司马昭在一次大宴蜀国君臣时，特意令人奏起了蜀地音乐，以观察刘禅的反应。

蜀国旧臣听后无不现出悲慽之容，只有刘禅一人不悲反笑，开心得不得了，活脱脱是一个缺心少肝、苟且偷安的皮相。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马上回答：“此间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这个成语从此诞生。 说完这个话以后，刘禅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

果然，不久司马昭再次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啊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 司马昭说不对啊，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你说的，像你某个大臣说的。

刘禅马上把眼睛一睁：哎，对啊，就是他说的，就是他教我这么说的！乍一看，刘禅的确是一幅没皮没脸的嘴脸，而且 *** 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可细细一想，刘禅不如此回答又能如何？。

六、先秦蜀国历史

蜀国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蜀族在现今四川建立的国家，后被秦国所灭。

蜀族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华夏族群的古老民族。“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据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但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直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记载了关于蜀国的历史和传说。

古蜀人先祖为蜀山氏，有观点认为：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羌人的一个分支。蜀国不只拥有单独一个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诸族统领。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于广都樊乡（即今天的双流县）。到了开明九世建都于成都。开明十二世时“五丁力士”开辟了石牛道，打通了从蜀至秦的信道。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时秦国灭掉了蜀国，蜀地从此成为秦国的粮仓，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灭蜀后，蜀人残部一支在王子安阳王带领下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在现今越南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并持续了一百多年。

关于蜀国历史最着名的诗句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李商隐在《锦瑟》中有“望帝春心托杜鹃”的诗句。相传望帝原名杜宇，立荆州一个传说死而复生的人鳖灵为丞相。当时洪水泛滥，而蜀国四面环山，中间是盆地，水流不出去，鳖灵凿穿巫山，引导水流出去，形成今天的长江。隔几年，望帝因他功高，传位于他，自己修道，死后化为杜鹃鸟。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的风格与同时期中原一带的文化迥然不同，同时文物的精美也表明古代蜀人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文明程度。

㈤ 求古蜀文化的介绍·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算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它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

(5)古蜀文化怎么学扩展阅读

在四川德阳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北角，坐落着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1997年建成开放的三星堆博物馆则是一座现代化专题性的遗址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现设两大展馆，第一展馆（综合馆）主题为“灿烂的古蜀文明”，重在展示古蜀社会物质生活；第二展馆（青铜专馆）主题为“青铜铸就的人间神国”，旨在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

展馆建筑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一展馆为半弧形斜坡生态式建筑，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精神，二展馆为三部一体的变形螺旋式建筑，其整体具有“堆列三星”与“人类历史演进历程”的双重象征。

㈥ 蜀文化的传统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这一文化交流影响过程，正印证了考古学上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模式：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响过程中，曾经辉煌了千余年的古蜀文明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凝聚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却不会因此而消失。诚然，从考古器类学角度看，这以后再难发现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纹饰，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学上的文化意义。但如果从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角度来考察，便可发现，蜀文化作一种积淀了上千年岁月的传统文化，它的影响力决不会，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断一种文化能否继续流传下去，首先要看这种文化存在的环境和条件是否改变，传承的渠道不否通畅。由于东周以后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汉以来能上能下入的汉文化，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内陆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别无二致。所以，在经过这两度涵化后，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流，蜀文化的传承渠道仍旧，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仍会一代代接力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