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徽州及徽商的文化历史
徽州文化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
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
在此后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
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
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名称的不断变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对稳定，这就为徽州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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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文化历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
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干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干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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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在漫长演进的中国封建社会，徽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的产生、崛起、兴盛和逐渐从顶峰消退，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演进，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又和中华文化大背景、和长三角历史地理条件紧密相关。
古徽州山多田少人众，许多人必须“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
这一义，无反顾的“丢”，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条生存新路的开辟，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步很了不起的迈进。
“徽民寄命于商”，是一种生存选择，是一种顺时应变。
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为中原移民，顽强的生命力是构成徽人开拓性的重要基因。
徽人不仅在儒学原典中发掘到不少“士商异术而同道”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明清实学思潮特别是王学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鲜的思想营养，“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商贾何鄙之有”的呐喊给徽人为商者“治生为先”信心的坚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现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广阔的中国长三角大市场。
南宋以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临安(杭州)都城的繁荣，使长三角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凭便利的新安江水运手段输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产竹、木、茶、石料、药材、纸张等有较大需求量。
在长三角大市场里，徽商进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抢占先机经营盐业，获得了商业的空前发展。
典当等行业也在江浙两淮遍地开花。
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徽商，“贾而好儒”，将儒、官、商进行了灵动的．协调，交替为用，以儒饰贾，以仕护商，以商促仕，终于在长三角这一得天独厚的大市场上首先创出了一片天下，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声望。
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言，商的兴衰，说到底一靠市场二靠商品，在某些时候，这些客观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
清道光以后，江浙两淮的地利之便，泛长三角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崛起。
受外国资本主义工商影响，这一带新型工商业快速发展，沿海浙商、广东粤商崛起，而传统工商业则逐渐衰竭，一落千丈。
徽商主要从事盐、典当、茶木等传统的商业，随着时间推移，清廷官盐经销制度的改变使徽商失去了盐业专利之优势，机器生产方式又占尽了徽商一类传统商人手工作坊生产之先机。
特别是咸同太平天国战乱，泛长三角兵荒马乱，徽商昔日快意驰骋的天地已成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战乱将平静的徽商故里变成了拉锯战场和荒野废墟，“十室九空”。
这场战乱对徽商的打击是致命的。
在变化了的时势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思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有的则定居经营之地，成了近现代的宁波商、浙商、广商。
所以梁小民教授认为，说徽商清末以后衰败并不确切，其实是分化了。
当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们则在外国列强挤压和自身的种种局限制约之下r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徽商这种从历史颠峰的消退，徽州各县的徽商并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后，徽商盐业整体消退，而茶、漆、酱行业仍鼎行一时。
婺源、黟县的徽商则在道光以后的仍在各地浩浩荡荡开辟新的市场，直至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周仲友、吴荣寿，郑吉仁、周绥之、程霖生、曹廷声这样一大批名传内外的徽商。
至于有人提出，为何当代以来徽商已销声匿迹，风光不再?众所周知，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长期的“灭资兴无”一直发展到“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个徽人还敢执意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徽商后代湮灭了当年先辈们的开拓闯劲，思想太保守太陈1日，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市场和商品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广东，泛长三角商潮汹涌，在“南下”、“东进”打工经商热潮中， 当代徽商也正在崭露头角，上海码头的歙县徽商，把徽菜馆开到欧洲的槐塘农民，把茶叶叫响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们正在和继续承传徽商的优良传统，创造新时期的更大辉煌。
因此，我们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才能理解种种似乎矛盾的徽商现象，恰如其分地评析影响徽商兴衰的内外因素，准确把握历史背景，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论。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
历史妁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
“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这样一个跨时宋、元、明、清、民国数百年的庞大特定人物群体，在各类史志、各种宗谱、族谱、家谱及有关文献记载上有名有姓有事迹可寻的不下数千上万，仅一部光绪《婺源县志》，就载有婺源徽商千余人，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见记载的徽商，其数目也不在小。
要评析和把握这样一个庞大人物群体的整体特性，准确认知其“主体形象”，似乎有几点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我们既要把握徽商的总体共性特征，又要同时关注其群体内部千差万别的个性表现，从这些丰富的个性内容中准确地归纳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
我们应该坚持从徽商客观实际，史料文本实际出发，认真对这一庞大人物群体作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多种思维方式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将个案分析和整体把握相结合，而且这种量化统计和分析必须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系统的，而不是主观、随意和严重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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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何让东西方文化融合
如何让中西方文化融合。自从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文化就象两条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现在相交汇流了。时至今日，运用先进通讯技术，信息传播极快，地球上的各种文化真正进入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相作用的时代。举个例子来说，如今圣诞节已由原来传统的宗教节日发展成一个充满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聚会。在西方，人们这天更多地选择和家人在一起。国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则更多地把过圣诞作为一种时尚，他们更愿意和朋友到酒吧、歌厅和商场去狂欢，他们的这种推力正把圣诞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洋节中国化。更多热衷过圣诞的人恐怕是一种从众心理，他们更愿意把圣诞当作一个休息放松、聚会的机会。国务院批准出台的节假日放假方案中已将端午、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使人们在对圣诞、情人节等洋节的喜欢和追捧中也不数典忘祖，不淡漠中华文明哺育的传统节日。其实喜欢洋节，并不代表我国人们崇洋媚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出国、留洋已不再神秘，近年来，不少美国、澳大利亚人都兴致勃勃地过起春节，这充分说明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中，中华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正在互相影响和改变着。
虽然中西文化逐渐相交、融合，但是两种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鲜明个性，因为在我看来，融合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各自实现本土化的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说，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合流的话，这也是一种泾渭分明的合流。交会是一个事实，而融合则只是一种可能。文化总是具体的、个别的，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历史形态，没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出于一源，也不能以某一种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标准。首先，随着东方经济，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崛起，东西方在经济上的差异已逐步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政治上的两大体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都在不断异化，相互借鉴，去他之所长以补己之所短，争取建立更完善的体制。其实，随着经济政治的不断跨国化，文化层面已经不自觉的做出了反映并一定程度的发生了融合。一种单一的文化无论如何潜力总是有限的，只有不断的借鉴，吸收，创新，才有发展的前途。况且这种交融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历史潮流。中国作为东方世界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大国，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文化来创新，同样世界文化也更需要中国文化来丰富。基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决非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霸权，奴役，而是平等互利的，因此确实是必要的。
无论如何，文化，这种人类所创造出的永恒瑰宝，有着其隽永的魅力与强大的力量。世界上美好的文化，文明，远不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然文化两种，他们有的将顽强的继承了下去，有的已然沉默的消失，他们都如同其自然诞生的过程一般，本就没有任何界限，暂时的冲突，只是为了更长久的存在，只是为了更加的丰富与完美。而站在城内的我们，不要总是向往城外的美好，无论内外，守住已有的，关键在于用自己的双眼展望真美的，那么我们文化的发展，正如千百年来，正如所有事物那浩浩荡荡的前进一般，是自然的，是自有其结局的。
文化的沟通交流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达到交融境界的。交流当然应该允许争鸣，但争鸣必须是以尊重、宽容为前提，以借鉴、扬弃为手段，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最终回归到交融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