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哪些文化霸权现象

❶ 什么是强势文化

强势文化相对弱势文化而言。

强势文化是一种植根于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在事物规律内办事情的方法论。其要求以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为基础规范人的行为。

简单来讲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反之弱势文化则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就是期望可以救主的文化。假如说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之为“秘籍”，那么弱势文化则因为由于易学、易懂、易用，就成了流行品种。弱势文化其本质上讲的是依靠以及跟随，而且弱势文化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破格获取。

❷ 文化霸权主义有什么影响和危害

（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导致部分国人产生文化自卑感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国家将西方文明作为进步的现代文明，要求各国效仿甚至是遵从其文化观念，由此，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一种文化自卑感，严重的甚至丧失文化主权，不自主的成为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危害极大。这让一些国人以牺牲自我去崇拜西方，对外来的文化不加分辨全盘接受，而对自己的本国文化不予珍惜，对本国历史轻易否定，导致国人文化自尊大幅缺失。如若一个民族对对自己的文化丧失自信，那其是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
（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破坏国人的价值体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垄断世界传播媒介进行文化侵略，力图推行其经济、政治模式，达到西化中国目的。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文化思潮经由各种渠道，不断异化我国文化。这种异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向心力，改变了公民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评判标准。另外，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将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负面精神文化、社会理念、价值观念输到中国，逐步形成强烈的道德、文化的冲击，扰乱和破坏了我国的价值体系。
（三）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向他国输送文化及文化产品。在现代社会，网络作为媒介已然成为主要的文化传播工具。很多发达国家发挥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不断通过互联网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其文化、意识、价值，逐渐改变和同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思想和意识。随着现代社会中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各种新兴通讯工具的出现，为西方大国实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更多的利器，使他们更方便改变整个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

❸ 国家文化安全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

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主要有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在此，我们讨论一下语言文字的安全问题，同时也对其他方面略作论述。
1、语言文字的安全
在文化安全中，人们很少说到语言文字的安全，但这却是文化安全最基本的内容。这是因为，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创造了文字之后，语言安全和文字安全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语言文字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符号系统，它既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载体，也是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稳定、最持久的构成部分。改变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比掠夺他们一些土地和粮食更为痛苦的事情，必然触及其心灵深处。在整个文化中，相对于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等来说，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更为持久和稳定的标志和符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可能被不断更新和改变，甚至被完全抛弃和重新选择，但是语言文字却是难以完全更新和改变的，是难以完全抛弃和重新选择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被改变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被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可能也就名存实亡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和消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标志就是汉语从来没有中断和消亡。有些文明古国的文明后来之所以中断甚至消亡了，其重要原因和标志也是它们各自的语言文字中断和消亡了。我们中国人至今可以读懂古代汉语，而有些文明古国的后继者却无法读懂前人留下的文字，更不用说使用前人使用的语言了。
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之基本内容的语言文字安全，最基本含义就是指一个国家使用自己固有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其次是指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本身不因他国语言文字的影响或侵入而失去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三是指语言文字在内外各种文化和非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保持合理的纯洁性；第四是指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发展能够安全稳步进行，而不至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多于益处的害处。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兴衰存亡，常常伴随着其语言文字的兴衰存亡。由于中国在唐代的兴盛，中国的语言特别是文字便对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也使得汉语言、汉文字、汉文学兴旺发达起来。由于英国在近代的兴盛，由于美国在当代的强大，英语这一本来只在西方部分民族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现在几乎成了世界语言和文字，无情地迫使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这一第二语言，否则就可能被时代所淘汰。英语在当代世界的霸权地位既与美国在当代世界的政治军事霸权地位相适应，同时又在互相推动，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相反，一个国家衰落和灭亡，也常常伴随着其语言文字的衰落和灭亡。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个国家灭亡了，其语言文字还能够继续兴盛，还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同时，一个国家对外侵略与扩张，常常包括了语言文字的侵略和扩张；一个国家被他国侵略和威胁，也常常包括了语言文字的被侵略和威胁。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就曾强行在中国推行日语教学和日本文化教育，企图从语言文字方面彻底征服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强迫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的中国人，遭受着难以想象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折磨。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也常常强行把他们的语言文字变成了遭受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主导语言文字，其后遗症至今还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存留着。在西方国家之间，这种语言文字的侵略和被侵略、安全与不安全，也有突出的表现。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Daudet1840—1897)的《最后一课》，不仅反映了一个爱国主义的主题，而且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言语文字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法文老师在最后一课上对他的学生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最后一次我给你们上课了。柏林来了命令，在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里，只准教德文了……”
其实不仅战争期间存在着他种语言文字对本国语言文字安全的威胁和侵害问题，而且在和平时期和国际交往和交流中，也存在着语言文字的安全问题。当代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政治等等方面凭借着其明显优势占据着世界霸主地位，有意无意间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霸权立场和态度，而且文化领域甚至在语言文化领域也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霸权立场和态度，从而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以及包括生活话语霸权、学术话语霸权在内的话语霸权现象，直接或间接地侵蚀着欠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字，影响甚至威胁和危害着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文字安全。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不少国家的民族语言保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目前民族语言保护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人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民族语言重要性的认识。正如中国学者周海中教授所言：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其社会使用功能正处于逐渐弱化或消失的危险境地；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危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2、风俗习惯的安全
除了语言文字安全之外，风俗习惯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另一方面重要内容。
所谓的风俗习惯，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而稳定的风尚、礼节、信仰、做法等等，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活动、巫术禁忌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行为模式中。在这些方面，任何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都有自己的特异之处，而这些特异之处不仅是历史形成的，为本国本地本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便利和精神寄托，增加了亲和力和向心力，而且对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团结和稳定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
风俗习惯的相对稳定和继承发展，以及在稳定基础上的变易更新，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安全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更是一个国家战败投降之后以期复国振兴的最后资本。当作为社会基础的风俗习惯受到外力的威胁和破坏时，特别是当他国他族作为入侵者和殖民者强迫一个国家和民族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时，必然要遭到本国家和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强烈抵抗。一个国家的军队比较容易被打垮，政权也比较容易被颠覆，但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则是难以改变的。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十分清楚的是：彻底征服一个国家，不仅仅是要征服他的军队和政府，更重要的是要征服它的文化。正因如此，历史上许多征服者在打垮一个国家的军队，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改变其文化，包括改革其日常所用的语言文字和所执的风俗习惯；而一个被打败亡国的民族，也总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以图东山再起。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被征服过但没有被消灭掉的民族，当今的以色列国就是由这样一个历尽千难万苦而不丢弃自身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民族重新建立起来的。
在强调风俗习惯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强调风俗习惯的保持与延续对国家文化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风俗习惯并不都是优秀的、积极的、先进的，也并非永远不可更改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都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不断变革着。所谓的移风易俗，就是要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但是，这种变化和改革应该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渐进的、温和的。
3、价值观念的安全
如果说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言行模式，是文化中较为外在也较为浅层的方面，那么价值观念则是这种言行模式背后发挥支撑作用的精神支柱，是文化中更内在也更为深刻的本质方面。
在哲学理论层次上，价值观念亦即价值观，是指不同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价值的本质、价值的结构、价值的类型、价值的表现以及社会应有的价值取向等有关价值问题的认识和观点的总和。这一方面虽然也是一个国家价值观念安全必然涉及到的，但却它更趋理论性，而对社会实际生活不发生直接影响，因而并不是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最重要的内容。
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重要方面在于广大国民对传统和现存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因此，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价值观念则是广大国民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的是非判断和基本态度，以及他们对自己将欲采用的行为目标、方式、手段等方面该与不该的价值定向。国家价值观念的安全问题，也正是广大国民对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在的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由于这种态度不仅与家庭、社会、国家对国民的教育相关，而且与其他国家各方面的文化影响、渗透，甚至文化侵略、意识形态煽动等相关，因而国家就不能不对国民价值观念的变化给予高度关注。国家价值观念的安全，也就是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和广大国民中合理而有效地得以保持与延续，而不至中断与消失。
价值观念的安全是相对的，它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变就是安全，更没有要求任何国家都必须保持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变，而是强调保持一个国家基本价值观念的连续性，同时又不否认价值观念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4、生活方式的安全
生活方式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个人内在之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外化，也是社会外在之风俗习惯的个体性活化。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不同，集中表现出来的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样，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也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冲突更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的冲突。
正因如此，在美国历届总统每年提交国会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生活方式的安全总是其关注的重点。乔治·凯南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目标是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受外国的干涉和威胁。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我们国家的安全战略一向是寻求实现广泛的、一贯的目标。我们总是设法保护我国的安全，保护我国公民和我国的生活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生活方式的定义差别很大，但这里所讲的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等相对的狭义的生活方式，而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质和精神、经济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等领域的言行模式，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在内，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内；既包括经济生活在内，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既包括私人范围内定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生活。因此，一个人对时间、金钱的消费态度和模式属于他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度和参与模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方式已经超越狭义的文化领域，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
虽然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社会集团，在生活方式上必然存在差别，但在与另一个国家的比较中，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又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同时又区别于他国的特征。这种具有国别特色的生活方式，为国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条件和便利，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文化特质和民族特质的重要内容。
但是，生活方式安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民生活得更舒适、更方便、更自由、更有尊严，因而当传统的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影响这些目标实现的要素时，当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要素可以选择时，那么无论它们是在本国生长出来的还是由他国传来的，国民都是可以考虑对原有生活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以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这是历史进步的要求，并不是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破坏。当然，生活方式的变革应该是进步的、合理的、渐进的，一方面符合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不至于引起社会的过度动荡而危及国家安全。在我国，当前提倡确立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❹ 什么是文化霸权主义

文化霸权，由葛兰西提出的。是指除了以暴力来维护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之外，还必须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由此导致被统治者在心里观念上的顺从和满足于现状，而这种领导职能建立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信仰之上，也就是建立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上。

(4)生活中有哪些文化霸权现象扩展阅读：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开拓了大众文化领域，以双重视点去看待大众文化，即既不把大众文化看作是麻醉剂，是腐蚀愚弄大众的工具，也不是对大众文化一味地欢呼欢迎（文化民粹主义的观点）。

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冲突的场所，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相互斗争、相互协商和谈判的场所，这样就能更为丰富和深入地帮助我们去理解大众文化，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以话语理论做了重新思考，批评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所残存的两个“本质主义”方面，一是坚持领导权的阶级主体性，而忽视了非阶级的社会力量之间所展开的斗争。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领导权并不以阶级、阶级斗争为核心，它是一个差异体系，是不同社会力量在对抗中所展开的斗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文化霸权

❺ 文化多元化对世界有哪些影响

多元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要资源，它可以造福于子孙后代。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文化多姿多彩，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因此，文化多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民族文化带来一定冲击，但总的来说，文化多元化有利于世界民族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增强生命
事物相异相合、相辅相成，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也就是说，多样性有利于事物取长补短，创新发展；单一性使事物没有活力，经常会导致生机窒息。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文化创新或某种新文化的创造，在许多情况下是有赖于对不同文化元素的重新组合。一个社会已有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多样性就越丰富，人们的选择就越多，就越能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创造、发明就越是丰富，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完全适用于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文化规律。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而印度佛教也在中国发扬光大。可以说，古今中外许多着名舞蹈、音乐、文学、绘画、工艺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维护平衡
就像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慧。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是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和智慧、它们的信息库藏都是其他的文化所无法替代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与接触，并对异质文化作出选择过程中发展的。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在消失。一种落后的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一批文化群落消失的时候，文化的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我们面临的是自然生态破坏、自然资源减少的问题。①因此，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才能避免文化走入“特质化”道路，“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性，就如保护濒临绝灭的稀有种属一样，是为了人类全体文化的永续存在而保存”。②文化多样性给文化进化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更大的可能，而保护文化多样性是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是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必要前提。

抗拒霸权
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将本国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一种做法，其实质就是维护文化一元化。美国着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着文宣称：“虽然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和最拒斥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美国“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优越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③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与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入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亨廷顿清醒地看到，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已日益成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种强大力量。为此，他才提出要学会与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非西方民族和谐相处的文化对策，并主张要尽力去辨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的共性因素。未来世界只能是不同民族共存的世界，时代要求每个民族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利益，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化解冲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当今世界并不安宁，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如阿拉伯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愈演愈烈。化解民族矛盾，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条件，而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础。因为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都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都应该是平等的。而在每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对异质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也应该得到尊重、理解和认同。
影响
当然，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个悖论。“文化多元化”还是一个前瞻性的远景，还是一个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内谈论的话题，而“全球一体化”则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都在批评西方中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问题，但其理论术语、思维空间、批评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仍然局限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内。在赛义德那里，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观性的投射、权力的反映，他对西方的解构与批判，仍然是西方话语，而并非是“有关东方的真正话语”。 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何种意义上实现“文化多元”，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这要取决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以及发展方向。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京所作的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第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第三个影响是对人自身的影响，他援引W·本杰明的话说，“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话概括一点地讲，这三个影响分别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全球化当然首先会对国家的政治权力产生制约，会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让渡出来的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将越来越被跨国性经济组织所接替，例如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全球化对人自身的影响涉及到文化问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都无不以对人的关怀为自己的主要职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越来越明显，对人的主观感受也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超空间的团体；可能产生的人类的新的感性、导致感性体验变异、产生新型的超时空的人”， 这都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需要考察全球化带给人自身的另外一个结果，即全球化带给人们的认同危机。的确， 全球化不仅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异，而且还随之带来了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曾发生在工业化之后，大工业化生产产生了人的异化，而信息时代所产生的人的孤独感一点也不比过去减少，甚至有加大的趋势。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看电视、在电脑互联网上搜索来建立与他人更广泛、更直接的联系，但毫无疑问，靠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联系都无不带有一种欺骗性、虚假性，人们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现实幻影，而失去的则是作为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自我的真实体验。缺失就是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向往一片纯净的私人空间，自然会追寻那个安适的精神家园。近代诗哲们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人们可能会对“我们属于谁”这样的问题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丧失，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这样，人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我认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正是根置于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土壤之中。

理解
文化多元化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它不仅仅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它也意味着在某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时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转变到多元式思想方法，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
要谈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过“文化是什么”这个头疼的老问题。迄今为止，有关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150种，在将来，数量肯定还会增加。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与文化这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关的；而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又最有可能与文化本身的多层次性有关，人们很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来界说文化，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是那种无所不包、无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认可文化整体性概念，即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结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在这个整体性结构中，一定存在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别。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围内将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 。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待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话，那些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会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们看来，即使真有那么一天，人们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房子，也不会使文化导向单一的一种。正像一首被广大华人所传唱的歌所说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
作为深层结构的核心文化也不同于那种在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的概念。这种文化概念，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诸如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在我们看来，这些文化形态只是文化结构的表层，而在这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东西，它们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个人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文化，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对于前者而言，它与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对于后者而言，它却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会随社会体制的改变而改变。赛义德认为，文化首先“意味着那些所有的惯例，诸如艺术的描写、传达和再现等，它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常常存在于审美形式之中，其中一个原则性目标是追求快乐”⑹。 作为“相对独立于政治、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文化，虽然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绝不是线型决定论式的关系，它还具有着一些超意识形态的特质。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致力于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但这决不会妨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决不意味着它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拥护。
假如我们将这两种文化都看成是构成文化整体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体制文化构成为文化结构的表层，而体现着民族特性的文化则居于文化结构的核心（深层）。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变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引发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并在核心周围构成一道保护地带，这个保护地带起着将冲击力引向自身的作用，保护着文化的价值核心不受到摧毁。只有在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以及思维、行为模式彻底发生变异的情况下，也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核心也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彻底断裂了，消亡了。
正是基于文化深层结构的稳定性，它才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以及作出对挑战的积极回应，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在保证本民族文化核心延续的前提下，可以无顾虑地吸收与融合来自异质文化的对本民族的整体性文化发展有益的东西，从而实现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文化的多元化。或者还可以走得更远些，在保证本民族文化主导性地位的前提下，对于异质文化、他者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本民族国家的存在也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它不构成对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侵害。而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赖于一种多元化的思想方法。

应对
不可否认，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确开始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自立，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外，别无其他法门。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 的原因，一面也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唯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经历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觉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梁启超在此所说的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的三个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分别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应。这形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循环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也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五四已彻底断裂了。林毓生在《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中，曾就五四与传统的辩证关系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用思想“内容”和思想“模式”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指称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是在“思想内容”这一层面上进行的，而在“思想模式”这一层面上，五四却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这种在“思想模式”上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⑼。由此看来，向西方学习，并不一定会带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是我们在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 发展在经历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西方化循环之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我们也似乎正在重复着这个循环。不过顺序有所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接受西方文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政治层面的改革则显得稍微滞后。我在此所说的政治层面的改革当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主要是指管理制度的改革。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现代化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从现实的要求出发，经济改革要进行得顺利一些，管理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相应的，人们的一些法制观念、公民意识、财产权、工作的敬业精神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理应得到加强和改善。如果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东西，向西方学习便是必要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放弃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呢？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核心价值的东西。这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即我们如何看待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即把文化看成是一种思维与行为模式，看成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趋向，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日益发展着的现代化的趋势宽容一些，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改善的属于西方体制文化层面的成分，这并不会导致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核心价值的改变。而且处理得当的话，反而会加强对核心文化传统的认同。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极力宣扬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常常是那些经历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国外华人比我们这些生活在国内的人更容易体验到对中国文化的需求。道理很简单，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信念只有靠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才更容易确立起来。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即使我们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又不致使我们丧失自己文化的认同，我想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
所以，我们既没有必要因担心中国传统的丧失而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及管理制度，也没有必要因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去反对和放弃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说到底，文化的根本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系统，两者不能用谁决定谁的单向思维来看待。我们尽可以参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没有必要担心这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思想应该统一，但是，思想的统一只是个方向，它和两平行线相交于无限远一样，是在有限时间内无法实现的东西。思想是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思想的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的核心。思想的多元化有的来自世界的一体化，有的来自现实的思维。前者属于历史的积沉，后者来自社会的现实发展。
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落后会制约文化的发展，同样，文化的落后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排除文化的发展在某一方面脱离经济的制约超常发展的情况。如果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与具体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那么，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同样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人类社会只有平衡发展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文化的多元化表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不管是文化的整体还是在文化的哪一个具体方面都不能过快走向单一化，都必须与其它方面的多元化相适应，更应该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方向
保留现有文化、吸取外来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多元化就是不要把文化搞得单一枯燥。

动力
文化的基本原则就是表现，这种表现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现，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表现。因此，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性同现代社会在经济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个体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都是文化多元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