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湖湘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
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并称之楚湘文化。
美术：
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是中国画的源头之一，西汉彩绘漆画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画。孕育了易元吉、张宜尊、齐白石等美术大师。
体育：
奥运湘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团夺得7块金牌。金牌：杨霞：女子举重53公斤级 占旭刚：男子举重77公斤级 龚智超：羽毛球女子单打 刘璇：女子体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双人 李小鹏：体操男子双杠
音乐：
娱神歌舞，是湖南民间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续的时间很长。透过风俗性的民歌，可以窥见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乐鼓舞"的某些古朴遗风。如在全省广为流布的《闹丧歌》、《干龙船》、《傩腔》、《猎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娱神的痕迹。
1993年以来，在全省和全国大奖赛中，有500余人获奖，获奖作品达300余件。《春满土家寨》、《摇篮之歌》、《拉着中华妈妈的手》、《我们是株冶人》、《太阳雨》、舞蹈音乐《踏水谣》、《南燕驾着春风来》、《走向明天的辉煌》、《中法集团之歌》、《山里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获得国家级音乐评奖的金奖。
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 近几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理论成果和优秀理论人才。在省以上公开刊物发表的音乐学术论文200余篇， 出版音乐理论着作60余部。
宋祖英，李谷一，陈思思，汤灿
戏剧：
湘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民间一般称之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湘潭班子”。“湘剧”这个剧种名称最早见诸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西兴散人序。因是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故又称长沙湘剧。湖南戏剧包括：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等。
长沙花鼓戏，其中《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啼笑因缘》等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排演的神话剧《刘海砍樵》，应华美协进社邀请，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演出。美《华侨日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等均载文评论，祝贺演出成功。长沙市花鼓剧团演出的《刘海砍樵》也应邀赴日本演出，倾誉东瀛。
舞蹈：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 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现有近400多个舞种，舞蹈节目多达几千个。湖南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悠久。湖南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之花，萌芽、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着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隋唐以来，《绿腰舞》、《白狞舞》、《柘枝舞》等着名的盛唐宫廷舞蹈，也流传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看到过南国佳人的舞蹈。他作《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描述了其时的情景。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丰富多彩、风情独具的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壮族、回族、瓦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各各不同的舞蹈艺术。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龙舞》、《盾牌舞》、《先锋舞》、《茶盘舞》、《傩愿舞》、《渡关舞》和鼓舞、芦笙舞等。土家舞蹈有《摆手舞》、《毛古斯》、 《八宝铜铃》、《仗鼓舞》、《跑马舞》、《造旗舞》、《团鸡舞》、《梅嫦舞》、《八幅罗裙》、《跳丧》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芦笙舞》、《多耶》、《冬冬推》等。瑶族舞蹈主要有《伞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龙》及多种祭祀舞。
文学：
湖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的南楚到明代，为古代湘楚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 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龄前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闿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
屈原的辞赋，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
当时着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 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宋元明时期湖南着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
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是铁门限”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他们以功业自许，以实务为先，写诗作文则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这一时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趋于繁荣。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着名作家，他们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义法，明确提出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范畴，认为文章除了必须讲究义理、考据、词章外，还应当力矫空疏，经世致用。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何绍基、王闿运等名家。他们都是门人****甚众，文采风流，盛于一时，交相辉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奇丽景观。
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熟练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为辛亥革命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文物：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晚唐时，长沙窑的产品已远销朝鲜、日本、东南亚和西亚， 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陶瓷产品之一。
较重要的有西汉牛镫、魏晋人形吊灯、五代马殷铁盆、马希广和马希范铜镜、宋代铜则、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双鱼大盘和清初的铁炮等。
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总数约有300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的四羊方尊，黄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狮形山的象尊，衡阳市包家台子的牛尊，湘潭县九华金盆养鲤的豕尊，华容、 岳阳、常宁的牺首兽面纹尊等。这些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马王堆西汉古墓，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临广西壮族自治区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出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分别被评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觅踪者湖湘文化溯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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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常德有什么旅游景点
常德位于湖南北部，江南洞庭湖西侧，武陵山下，史称“川黔咽喉，云贵门户”，那么，湖南常德有什么旅游景点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湖南常德旅游景点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澧县仙女祠
全洞广达两万平方米，三层相通，宽阔深远，形态奇特，据传为董永和七仙女重聚后自由生活之所，与神话传说形神相符，维妙维肖。
花岩溪
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常德市境内、与闻名遐迩的桃花源一山相连，面积45平方公里，距常德城区50公里，水陆空交通极为便捷。1996年被批准为湖南省级旅游度假区;1997年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2000年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首批“AAA”级景区。海内个致力于旅游文化研究的专家们，先后给花岩溪冠以了“中国白鹭之乡”、“江南休闲胜地”、“湖南的西湖”、“常德的千岛”、“水彩画的王国”、“红尘中最后一方净土”、“真正的世外桃源”等美誉。花岩溪民风淳朴，习俗古老。
柳叶湖
柳叶湖位于古城常德东北，是湖南省最大的山、水、城三位一体的生态型城市旅游休闲度假区，是常德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的省级旅游度假区，被誉为“长沙的后花园、张家界的姐妹花”。柳叶湖总体规划面积138.8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21.8平方公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城市湖泊之一。度假区的.基本定位为休闲度假的城市乐园，特殊定位为水上运动的国际赛场。度假区的开发以自然风光为旅游载体，以繁华的常德市区和历史悠久的荆楚湖湘文化为依托，以旅游度假休闲娱乐、水上运动为切入点，精心打造城市乐园、国际花园和国际赛场。
临澧县宋玉庙
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澧州诗人李群玉从洛阳参加制考落第归来，他决心以屈宋为师，痛饮读楚骚，抒发其“巴歌掩白雪”之愤。一日，他来到澧阳郡长乐乡浴溪河边宋玉墓(今临澧县望城乡看花村)拜祀宋玉。
石门县热水溪温泉
热水溪温泉位于石门县中西部的维新镇境内，距县城62公里，毗邻龙王洞，与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同一交通线上，热水溪温泉水温及涌水量在全省居第四位，热泉质量是湘西北地区最好的。
常德博物馆
常德博物馆于1990年开始筹建。1991年5月23日主体建筑奠基，1993年3月28日主体馆竣工，并成功举办了《全国“星火”计划科技成果展览》。南北专题馆于1998年3月动工，1999年5月竣工。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于1993年10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 常德博物馆占地面积2.13万平方米。馆舍面积1万平方米，为四合院式仿古建筑，由主体馆和南北专题馆组成。主体馆分前厅、中央大厅和后院。馆前临街面修有68米宽的-围墙，围墙内是宽阔的馆前场坪，场坪中心安装有彩色音乐喷泉。
古大同省级森林公园
津市古大同森林公园坐落于津市城南区，属武陵余脉向洞庭平原过渡段的丘陵区，东西长4.5里，南北宽近1公里，总面积211.7公顷。整个山体由西南向东北依次有大同山、关山、刘家山、羊人山、皇姑山等主要山峰。最高海拔251米，最低海拔60米。1992年经省林业厅批准为省级森林公园。津市古大同森林公园的前身是津市国有林场，始建于五十年代初期。
3. 湖南的特色文化有什么
湖南的特色文化有什么？
事实上主要是
湖湘文化
1，湖南文化习俗: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二者融贯，构成了独特的湖湘文化。
2，湖南（5A）级景区：
武陵源--天门山，南岳衡山，邵阳新宁崀山，岳阳楼-君山岛，韶山风景区，花明楼，东江湖景区。
4. 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吗为什么
每当人们在谈到湖湘文化时，总是会联想起楚文化。甚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湖湘文化就是属于楚文化系统，或者仅仅只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实这是一种由似是而非的观点所产生的误解。要搞清发生这种误解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荆楚”一名及“荆楚文化”的概念。
在古代，荆楚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楚”当然指的是位于湖北的楚国或楚民族早期生活居住的楚地;“荆”指荆山(关于商周时期的荆山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种说法，分别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一般认为指今湖北沮水、漳水发源地之荆山)，即楚族部落首领熊绎受封于西周之后所最早开辟的聚居地。这里的“荆”“楚”合一，便成为与楚民族或楚国密切相关的“荆楚”，此为狭义的荆楚地域概念。“荆”又指“荆州”，《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称：“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载：“正南曰荆州。”这里的“荆”也指荆山;“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认为即指位于今湖南的衡山。荆州指的是从湖北荆山至湖南衡山这块广阔的地域。故汉代置“十三部刺史”之一的荆州时，就一度将荆州的治所设在位于荆山与衡山之间的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正如在本章第二节介绍湖湘行政历史地理变迁情况时所指出的，在远古至先秦时期，湖湘地区还被视之为蛮荒之地，居住着各种“蛮”族，既没有形成方国，也没有建置具体有效的行政建制，故没有对这一地域进行命名。由于在“荆州”地域内，荆山附近的楚人(楚国)是当时文明程度发展最高的民族并建立了方国，他们的势力又一度进入湖湘，故往往又将广大的荆州地域称之为“荆楚”，此即广义的荆楚地域概念。产生于广义荆楚地域上的文化，当然被称之为“荆楚文化”。
一些人正是基于在先秦时期湖湘地区从属于广义之“荆楚”地域这一历史事实，然后又将广义之“荆楚”混淆于狭义之“荆楚”，进而等同于以湖北为中心的“楚国”或者是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然就得出“楚民族(楚国)文化”即是“荆楚文化”，当然也就是、或者代表着先秦时期“湖湘文化”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商周乃至先秦时期，在荆楚这一广袤辽阔的地域中，生活着许多不同的古老部族或民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源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方国，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特质;所谓“荆楚文化”，只能是生活在这一广袤地域范围内的所有民族文化的总构成，怎么能以点掩面地将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内由一个弱小的部族和方国发展起来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对其他部族及民族文化进行完全的掩盖!这种错误观点或模糊印象，无疑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认识湖湘文化并进而明确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支持这种错误观点的另一主要史实是：在先秦时期，湖湘部分地区曾经一度被纳入楚国的版图，以及曾经有一些楚人进入并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区。关于楚人进入湖湘地区以及楚国统治湖湘部分地区的情况，在前面已经谈到。这里看看楚国究竟对湖湘部分地域进行了多长时间的有效统治。
如前所述，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势力一度“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而进入湖湘地区，并在纳入其版图的湖湘部分地域建立起郡县制的行政建制——黔中郡。然而，楚国的黔中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史籍中关于楚国建置黔中郡的时间记载不详，但似应与吴起相楚后对湖湘地区的征伐有关，即应该是在公元前385年前后。然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国就“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秦将白起攻取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纪南城)，并向东攻至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向南攻至洞庭湖一带;楚国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后来，在秦军进一步的逼压下，楚国又先后迁都于钜阳(一说位于今安徽阜阳北，一说距陈不远)和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从此再没有能够回到江陵的郢都。最有意思的是，为了缓解面临亡国危机却仍然在醉生梦死的楚国王侯贵族们的思乡之情，楚国将历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仍然命名为“郢”。至此，楚国其实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灭亡只是迟早之事了。秦则在所攻占的原楚国疆域内设置南郡，以楚国的原都城郢(江陵郢都)作为南郡的郡治所在地。被放逐湖湘、流浪于沅湘流域之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国之沦亡、“哀故都之日远”、“生民之多艰”(《哀郢》)而约于此年投汨罗江以死殉其志的。由此可见，至此时，楚国与湖湘大地之间已经被秦国基本上隔离，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了。随后相隔只有一年的时间，正如在前文中已经谈到的，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秦国又命蜀守张若由蜀(今四川)出发征伐楚国，取巫郡(今四川巫山北)及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国所置的黔中郡，是在楚国的黔中郡基础上改置的，包括有现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川东、鄂西、黔东和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中心地区位于湖南沅水的中下游，郡治在今沅陵县。根据这些史实，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区的有效统治仅仅只有百余年时间。
楚国曾经将湖湘部分地区纳入其版图，只能表明楚国的军事或文化曾经影响到这些地方，但要据此认定湖湘之地已经完全被楚文化所覆盖，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须知，受到影响与被同化，是完全两个不同概念。近代以降，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来自于西方。但是，中国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谁能够说中华文明就已经被西化了呢?台湾被日本侵占五十余年，在日占期间，日本人有意识地在台湾进行了强迫日化，不论是在日占期间还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归祖国，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地域文化始终都保持了纯正的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能够说因为台湾一度被日本所侵占，就成为了大和民族(日本)的文化不成?持此说者，其实是对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是对文化理论、性质及特征的无知。更何况，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身还只是一个正在发育成长中的民族，在中原各国看来，他们也只是南方的蛮族之一，其本身还不断接受着中原各地区、各民族、各诸侯国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否有能力并且自觉地对被其占领的周边部族或民族进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怀疑的。
远在殷商时期甚至更早，湖湘大地已经有了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有了早就迁徙进来的部族群或民族，有着自身的社会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些都可以从考古发掘的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和其他物品中反映出来，而此时楚人还尚未来到湖北的荆山、更不要说进入湖湘。春秋时期，生活在湖湘地区的土着住民，虽然不断受到楚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和楚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以独特灿烂的本土文化卓立于世。战国中期，湖湘地区虽曾一度被并入楚国的版图百余年，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百余年毕竟为时甚短，湖湘原住民的本土文化要在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就被仅仅占据着一些中心城镇及交通线的楚民族所同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移风易俗需要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要说全国，仅仅只看湖湘大地的一些少数民族，自汉唐以降被纳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和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下，并经历了宋代的“开梅山”、清代的“改土归流”等多次同化，至今还保持着自身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便是明证。
正由于在楚人和楚文化的进入和影响下，湖湘地域文化还保持着自身的特质，当战国时期的楚国屈原(前339?～前278?)从楚都被流放到湖湘大地(具体在沅湘流域，而这还是所谓受楚文化影响时间最长最深的地域)之后，他所面对的乃至在其笔下流淌出来的湖湘地域文化，才会展现出如此奇异瑰丽的景色，并使他产生出如此多的创作灵感。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保留着更为原始、更脱离“世俗”、更具有“天人合一”、“人神交感”乃至震撼灵魂、拷问灵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这种异质文化氛围下的屈原才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从而导致其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升华。完全可以说，没有奇异瑰丽、独具特色的湖湘(沅湘)文化，就没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历史上的屈原;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远在先秦，湖湘文化就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以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的异质文化，即作为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以及作为民族(部族)文化的“古越”和“三苗”等文化。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湖湘文化以本来面目，确立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