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宋代瓷器审美特征表现在
宋瓷之美及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宋人艺术修养高,情感丰富细腻。他们在制作瓷器时,一定会想办法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需求和审美情趣,使得宋瓷看似简单但内涵非常丰富。
一是包含对佛道的敬仰。北宋年初,统治集团一改后周毁佛的做法,对佛教加以扶持和利用,使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佛教庙宇遍及全国达4万多处。佛教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巩固了北宋政权。宋瓷造型极简,釉色纯净,不好雕饰符合禅宗精神而大受欢迎。北宋后期佛教庙宇经济因过度发达而与皇家经济产生了冲突,统治集团对佛教加以限制而改信道教,湖田窑的青白色是道教首选。
二是包含对自然的崇尚。宋代是个盛产大文豪的时代,王安石、苏轼、欧阳修、黄庭坚、辛弃疾、陆游、文天祥、李清照,他们的作品更是耳熟能详,可喜的是宋代官吏大部分是文人,都有很高精神追求,有时他们把山水景色看得比权力更重要,在他们政治失意被流放时,却能怡情自得,并创造出很多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
三是包含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宋人喜欢青白瓷,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喜欢正直做人,清白为官。有很多学者羡慕宋代的政治环境,这得益于官吏们有较高的文化艺1术修养,有很多人在政治上是对手,但在生活上却是朋友,因政治相左而自请流放的官员不在少数,表现出了宋人很高的精神境界和政治品行。他们这些精神境界和1品行都能体现在对青白瓷的偏爱上。
❷ 宋代审美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书法方面:
文人的创作实践对书法艺术层面的提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宋代的帝王无论从本人创作还是组织倡导方面都与唐王都不尽相同,宋帝王虽有雅好,但并不象唐王那么专制,尤其是徽宋皇帝,本人的书画创作也独树一帜,具有极强的文人情怀,在文化政策上和在和创思想上还算是开明的,因此,宋代没有象唐代一样形成以帝王的喜好而风行的书家,有影响力的却是那些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书家,形成了从官僚书法到文人书法为主流的新格局。但是最初的文人书法品位并不太高,北宋时期,由于政治动乱,从帝王到官府,在思想上还不能一下子摆脱唐人正统观念的影响,书法只是成为文化工具,多以唐人为师,实用性一直伴随着艺术创作。欧阳修曾说:"余常与蔡君谟认书,以为书之莫盛于唐,书之莫废于今……"蔡襄、李建中等人的:"力求学得古人"的思想得到了一时的认同。但是在宋代以书取士制度影响下的士子是为了求取功名的实用,与秦汉时期把汉字书写做纯粹交际工具的实用的有着本质的差别。
一种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时代变迁了,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往往还停顿在旧有的思维状态中,这时,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具有敏锐头脑的文化人便是首当其冲,从实用为目的的书学观念中解脱出来,他们不但能够发现大众的审美要求,更能引领时风,成为新兴书风书论的创造者。宋以前,已完成了各种书体的进化的过程,书法艺术在形式上可以扩展的空越来越小,因此注重从书法艺术本质出发来体现时代风范成为时人所追求的目标,一些卓然不群的书家文人,在继承晋唐传统的基础上,重视以性情与修养入书,如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人的创作实践与书学论着,比较全面地继承了魏晋以来的书法精神,将韵的美学含意更深化了,书法的艺术性受到了空前的提升,这一史历性的进步,突显了文人在那个特定时代的作用。艺术往往也是在实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绝不应停留在实用的范畴,完全重复古人的宋人虽在当时颇受俗习推崇,但能够在历史上点有重要地位的恰恰是能够打破旧有规范,推陈出新的书家。
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并不是同步的。时代变迁对书法思想影响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过程。初唐时期人们还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王羲之的尽善尽美,重视对古人的摹仿,只是后来受南北朝玄学、佛教及中原儒学的影响才逐渐形成雄伟、强壮、雍容华贵之美,这种大唐帝国的思想意识一直波及到宋代以后,而唐代过于重视端庄、丰满的笔情墨趣,从某种程度上也束缚了后人的思想。由此可以看出,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一定是以一个王朝的更迭为标志,在书法意识空前活跃的时代,人们完全可以对前贤的书论汲取营养,将前人的任何一种书体作为创作楷模。宋人完全可以出漂亮的唐楷,清代大家们自包世臣、康有为尊碑抑帖以来,则又对秦汉字体情有独钟。因此,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对美的追求所形成的观念不会一下子消失。必然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谓非曰唐诗必出于唐人,宋诗必出于宋人,唐楷也未必都出自唐人。
当然,历史是不会简单重复的,而是对前代艺术成果的重新疏理,这种疏理与时代与书家个人的观念、才气都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宋代的苏、黄、米都是对魏晋传统的进一步阐译,形成了以书法来直抒胸怀的文人格调,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而元代的赵孟黻对二王书法的继承,是元人复古思潮的写照,但是这种只停留在技巧上的回归并没有把书法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宋四家不是一个层次。这除了他个人才智不足之外,主要就是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书画方面:
真宗以前宋代画院审美以西蜀画家黄筌、黄居寀父子绘画为审美标准,其特色是勾勒遒劲,设色浓厚,富丽堂皇,具有浓厚的宫廷色彩。院画排斥南唐徐熙一派的淡雅清丽,世称“黄氏富贵,徐熙野逸”。这种“富贵”与“野逸”的划分实际上反映了宫廷画与文人画的区别,体现出皇室贵族与文人士大夫之间审美旨趣的不同。以神宗为界,宋代院画审美标准有所变化。史称“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序,自(崔)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又,“至如翰林图画院中,较艺优劣,必以黄筌父子之笔法为程序,自(崔)悫及其兄(崔)白之出而画格乃变”。崔白兄弟、吴元瑜究竟有什么审美特色呢?史称:“崔白……善画花竹羽毛芰荷凫雁道释鬼神山林飞走之类,尤长于写生,极工于鹅,所画无不精绝,落笔运思即成,不假于绳尺,曲直方圆,皆中法度。熙宁初,被遇神考……即补为图画院艺学。”“崔悫,字子中,崔白弟也……悫之所画,笔法规模与白相若,凡造景写物,必放手铺张而为图,未尝琐碎……尤喜作兔,自成一家。”吴元瑜为武臣出身,画学师从崔白,能变世俗之风。从崔氏兄弟及吴元瑜的例子来看,主要特点是讲究“法度”,这里的法度一方面是观察细致,摹写逼真,不得与实际审美对象有差别。另一方面是布局整严,讲究空间结构。徽宗而后宋代画院讲“法度”之美时则达到了极致。宋代画论中记录徽宗赏赐“年少新进”正午斜枝月季 ,及论孔雀登高必先“举左”都是讲法度的最好例证。
宋代画院到了徽宗时期达到它的繁荣顶点。这首先是徽宗本人重视艺术,本人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他自称:“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他本人也极丹青之妙,“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其作品很多,“至累千册”,这些作品“冠绝古今之美”。其次是徽宗亲自策问考试画院学生,并多以古诗为题以提高画学生的文化修养。另外宋徽宗还特别注意提高画师的社会地位。史称:“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又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画院听诸生习学,凡系籍者,每有过犯,止许罚直,其罪重者,亦听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睿思殿日,命待诏一人能杂画者宿直,以备不测宣唤,他局皆无之也。”再次,徽宗时收藏名画达到极致,绘画理论也相当成熟。此时画院收集到的上至吴曹不兴下迄黄筌父子的名作达到1500件,并编辑成《宣和睿览集》,堪称历代精品之集成。又撰成《宣和画谱》分门别类评述历代名画,并着名画收藏目次。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后,南宋定都临安,偏安江左。画家一时集中于此,宋代绘画中心遂由开封汴京转到临安。南宋初年的高宗十分重视绘画,在位初期即恢复画院,他本人也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南宋时期先后产生了一批着名的画院画家,如两宋之际的李唐,此后孝宗、光宗、宁宗时期则涌现出刘松年、夏圭、马远等着名画家。而这一时期的画院的画风大约也与当时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心态有关,出现了由“雕篑满眼”到“残山剩水”的审美变化。
❸ 都说宋代人风雅,宋代人生活的风雅究竟体现在何处
宋人的风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处,不同于唐代的豪放不羁,宋人多了一分闲情雅。所以风雅的宋人便有了平日里"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种雅事,通过嗅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将感官与艺术相融合,从而表达出自己的内涵修养与精神境界。
一、焚香
香文化在中国流传久矣,宋人之所以喜欢焚香,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焚香能够营造出一种飘渺出尘的氛围,此外袅袅幽香沁入心脾,也能带来精神上的宁静致远。宋代的苏轼就终日与香为伴:"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席"。
至于花的品种,不仅有苏辙喜欢的菊花,欧阳修还提到了洛阳城中无论贵贱,皆喜插牡丹花。在北宋汴京城,从《清明上河图》中表现的场景来看,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卖花的鲜花店,你完全可以从这里得到任何你想要的鲜花品种。
"焚香点茶,挂画插画",宋人四大雅事,焚香嗅其香、点茶尝其味、挂画观其形,插画赏其色,这是宋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即追求雅致、讲究品质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体现了宋代内敛含蓄的审美风尚。
❹ 宋代美学的总体风格特点是什么
宋代处在社会结构重大变革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城市经济地位得以提高,其商品贸易不同于唐代有规定时间、固定场所,而是夜以继日、无有定所。《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即使地处远静之所,“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都城纪胜》记南宋临安,也是如此。“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都市繁华走向世俗化,市民文艺便得到孕育。人们几乎可以从宋代寻找到所有的通俗性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勾栏瓦肆的出现、百戏艺术的繁荣,对于中国美学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影响了审美的观念、形态和趋向。柳永词、话本小说和市肆风俗画便是其代表。绘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中所蒸发的是世俗市民热腾腾的气息,而没有贵族味。
宋代的佑文政策,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品位的提升、审美文化的发达。一直到南宋,人们仍然在赞赏着这一建国初期的国策。据《宋史·陈亮传》,陈亮就曾说:“艺祖(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6](p.1467)在这样的文化精神氛围内,文化艺术各门类之间出现了互融互通现象,这是文化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层面所必然出现的交叉交融现象。宋代加速了官吏的文士化、学者化历程,加速了文人的文化、审美素质全面提升的历程,他们身上总是兼备数艺、数技。例如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诗人、词人、散文家,还是音乐美学家。《宋史》本传谓“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弈、音律,无不通晓。”[7](p.1075)他们不是以单一的文化、美学的角色出现,而是文化、美学的全才、通才。文化、美学的互通现象,促进了相应的美学理论的提出,例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论才会在宋代出现,由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提出。诗、词、歌、赋、书、画、琴、棋、茶、古玩构合为宋人的生活内容;吟诗、填词、绘画、戏墨、弹琴、弈棋、斗茶、置园、赏玩构合为宋人的生活方式;诗情、词心、书韵、琴趣、禅意便构合为宋人的心态——在本体意义上是情调型、情韵型的宋人心态。他们对于这些文化艺术对象所怀抱的是玩味性、欣赏性(更多的是清赏性)、体验性的态度,这便进入审美层面。于是,审美上便崇尚和追求“韵”。“韵”风行于宋代文化和审美领域,成为对明代中后期美学最具影响力的范畴。解读它,需顾及三点:第一点,它是意义宽泛的审美标准和范畴。它在宋代表征着人体特别是妇女的美。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说:“时以妇人有标致者为韵。”“韵”,便是美;“韵”,便成为美的表征。第二点,它由艺术美学范畴扩衍为文学美学范畴。宋代范温《潜溪诗眼》作了详述,并富于历史感地描述了“韵”的演变过程:“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作为当代人,范温看到了“韵”在宋被美学界所广泛认同、接受,并作为“极致”性审美范畴,得到尊崇的态势:“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8](p.373)“韵”与美相连,“韵”存则美在,“韵”失则美亡。“韵”又“尽美”,是最高层次的美。第三点,“韵”在审美内涵上正是前述的“逸”。“韵味”与“逸气”相通相合。黄庭坚《题东坡字后》道:“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笔圆而韵胜。”所谓“无一点俗气”正是“逸气”,于是有“韵”便是有“逸气”。宋代社会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出现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宗室南渡,以及蒙元入侵,最终宋朝覆没。历史巨变给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以极大震撼,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产生了陆游、辛弃疾等爱国主义诗人、词人,产生了坐必南向,画兰露根不露土,谓“土为番人夺”走的爱国主义画家郑思肖。[9]南宋残山剩水的绘画形象,“夏半边”、“马一角”的绘画布局,都隐含着痛失江山的悲情伤绪。黄宗羲《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说:“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终两宋之朝,有识之士,或强谏争辩于朝堂;刚勇之将,或驰马效命于战场。裂变的社会势态给宋人的审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对象:或泼墨于沦陷山河,或哀伤于悲凄难民,或长啸于铁骑沙疆,或洒泪于黍离故园。他们有过“他年要补天西北”的高昂理想,但只能落为“可怜白发生”的悲凄叹息,出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悲愤感伤。这些都给宋代美学精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色彩和格调。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北宋风流,渡江遂绝”,他不禁问道:“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10](p.4248)确实,这是时运使然。
❺ 宋代美术特点
宋代绘画在其独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在题材选择的多样性、绘画技法的丰富性以及不同风格的美学追求上,主要的特点有:❻ 宋代诗歌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