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是什么文化集合体

Ⅰ 福建三坊七巷是咋回事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中轴线以西，西、南至安泰河，东至八一七路，北临杨桥路。向西三片称“坊”，向东七条称“巷”，自北而南依次为：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总占地面积38.35公顷（575.25亩）。它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建省福州市重要的标志之一，1999年国务院批复的《福州城市总体规划》即列为历史文化保护区，2006年5月，三坊七巷－朱紫坊建筑群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福州三坊七巷基本保留着唐宋遗留下来的坊巷格局和大量明清时期古建筑，涵盖了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建筑计159座，其中包括全国重点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挂牌保护单位8处，历史保护古建筑131处，被誉为“明清建筑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称“三坊七巷是全国留存至今最好的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众多的唯一性”。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自从晋、唐代形成起，便是贵族和士大夫的聚居地，于清至民国走向辉煌，见证了自中原人入闽以来福州城市发展，浓缩了福州城市文化变迁历史，也涌现出大量对当时社会乃至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旭、严复、林觉民、林纾、林徽因、冰心、卢隐、郁达夫、郭化若等。他们无论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还是对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乃至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科技和军事的发展进程，均发挥了重要的乃至影响全局的作用。同时，众多才学兼优的良吏、能工巧匠及富商、实业家等萃聚于三坊七巷，如唐代着名学者黄璞，宋代理学家陈襄、诗人陈烈、国子监祭酒郑穆，明代抗倭名将张经，清代台湾挂印总兵甘国宝，以及民国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杜锡珪、蓝建枢，海军将领陈季良，近代文化名人陈衍、何振岱，革命烈士翁良毓等人。此外，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还是闽台历史文化亲缘的见证，福州城市精神的集中代表以及闽学的发源地之一。

与三坊七巷相邻的南后街是三坊七巷历史街区的中轴，是连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主要通道。沿街分布多处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保护建筑及老字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古旧书籍、裱褙、花灯等传统文化商业。明清时期，这里两侧曾聚集着书肆、刻坊、花灯、裱褙、铜器、笔庄、生漆、当铺等大小商店数百家。我国第一部外文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正是从南后街刊刻出版的。清末举人王国瑞有诗句描述南后街的繁华景象，“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将南后街比作北京的琉璃厂，足见当时街市的繁荣。

为此，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成为了福州人文荟萃的缩影，凸显着因历史上多种文化交融而形成的独具地域特色的闽都文化以及多元聚合的地域文化，承载了福州城市发展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充分体现着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特色与价值，是福州“四大文化”品牌之一，被评为“福州十大名片”之首。

保护修复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是对城市建筑遗产的保护与恢复，有利于推动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进程，对于建设“文化强市”、提升福州城市竞争力和城市文化品位、扩大城市影响度、培育和开发文化旅游市场等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也为福州在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中打基础、挑大梁、树形象、走前头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历史原因，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内古建筑缺乏维修、保护，院落内搭建、破坏、老化严重，房屋质量持续下降；街区内人口密度过高，居住条件拥挤，环境恶劣；街区内现代市政基础设施缺乏，居民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缺乏必备的消防设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到了非保不可、急需抢救保护的关键时刻。对此，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充分认识到保护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意义，将保护修复福州三坊七巷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并决定投资40.5亿元保护修复三坊七巷。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黄小晶、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及国家建设部领导多次视察三坊七巷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并对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福州市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袁荣祥为组长的“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利用领导小组”，聘请全国着名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教授等8位专家为领导小组的专家顾问，对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作进行全程指导，聘请我国着名的历史街区保护及古建筑修复专家张杰教授和张之平高工担任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对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程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文物修复及工程质量等工作进行把关。并在2008年9月，成立正式机构福州市三坊七巷管理委员会，全面统筹开展各项工作。

为了确保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006年以来，福州市先后编制了《福州市三坊七巷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批准颁布了《福州市三坊七巷、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搬迁修复保护办法》、《三坊七巷保护修复资金管理使用办法》、《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程审核制度》、《三坊七巷文物保护管理细则》、《三坊七巷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技术规范》、《文物建筑修复工程定额》以及《工程造价审核制度》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为整治街区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人居环境，使其成为保持传统文化特色的居住社区。福州市根据保护规划的要求，按照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采取积极、持续、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合理疏散居住在三坊七巷不协调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中违章搭盖建筑内的居民，努力解决居民居住和发展需求，制定切实有效的原住民保护措施和政策，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让传统风貌的保护成为居民的自觉行动。在疏散过程中，只要条件允许，尽量让提出留住申请的原住民留下来，让那些有代表性的民间商业，如老字号、手工艺作坊等留下来，在政府统一规划的前提下，积极组织留住居民参与保护修复工程，并由政府补贴修复费用（文保单位政府补贴40%,历史建筑政府补贴10%）。

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程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方针为准则，按照“政府主导，居民参与，实体运作，渐进改善”指导思路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修复。依法保护好街区现存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等，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国家、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文物古迹进行重点修复和展示。二是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充分挖掘三坊七巷历史文化内涵，保护和传承街区特有的戏剧、曲艺、习俗、人文精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街区历史风貌的修建保护。修复历史街区原貌，拆除和改建街区内不协调建筑。四是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对街区内给排水、供电、供气、安防、通讯、道路、河道进行整治，将现代化的设施通过地下入户。在具体实施中坚持最大可能保留旧有建筑及历史信息，体现真实的传统构造的建筑形式表达，对于更新建筑的外立面（木构或青砖）均采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与构造做法，力求反映三坊七巷风貌的原真性，而内部空间则立足于建筑的使用功能与满足当代的生活需求。

三坊七巷保护修复工程于2006年12月底正式启动，目前正根据“镶牙式、微循环、渐进式、小规模、不间断”的原则进行保护修复，已完成国家级文保单位林觉民故居的维修及重新布展并对外开放；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水榭戏台修复工程经过一年多的修复，现已基本完成。水榭戏台的保护修复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尽可能的保持了原建筑构件，保留文物的原真性。我们还认真总结本次修复工作的经验，用于指导其他国家级文保单位的修复工作，其中林聪彝故居、二梅书屋、小黄楼的修复工作已全面启动；欧阳花厅、陈承裘故居、沈葆桢故居正在进行修复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在做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修复工作的同时，其他各级文保单位及保留历史建筑，福州市也将继续根据“镶牙式”原则进行修复。此外，南后街沿线建筑已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三坊七巷历史文化保护区南后街地段建筑保护与整治设计方案》修复完毕。三坊七巷的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周边风貌协调区的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

保护修复后的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将保留着明清到民国时期的福州特色传统建筑风格，挟裹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延着浓烈的闽都文化，保持着流传千古的神秘色彩，将成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名片。

Ⅱ 闽都文化是什么的集合体

闽都文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集合体。闽都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它离不开中华大地，离不开闽都本身的地理和历史，也离不开周围的影响。它的渊源主要来自古闽文化、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

福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是福建历史发展的缩影；而福州先秦时期的文化，则是闽族和古闽文化发展的代表。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明，闽族先民应是壳丘头、昙石山的主人。

纵观闽都文化，其形象和精髓，可以引用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概括。闽都文化从古代发展至今，犹如滚滚长江奔流到宁沪平原，烟波万里，汹涌澎湃，形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闽都文化将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随着和平和发展这两大世界主流，汇入大海，吞吐吸纳，汪洋浩瀚，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Ⅲ 福州有哪些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

福州疍民群体文化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趋同于汉文化，而构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很多方面，但主要是表现为移民融合与通婚汉化、文化渗透与制度强制、疍民社会地位角色的变迁等。
“疍民”，是古书上对水上居民的称呼。疍民（蜑民）这一称呼由来已久，“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蜀，北接上庸。其属有奴、獽、夷、蜑之蛮。”这是历史上对疍民的最早记载。而福州疍民历史亦悠久，他们多是生活在闽江流域中下游及出海口区域的水上居民，又被福州话俗称其为“曲蹄”或“科题”。学界一般认为，闽江流域的“疍民”，最早应源于汉晋时期福建闽越土着。在中国历史上，疍民一直是个特殊的群体，他具有与其他所有民族的不同特点，即是以船为家的水上族群。在历史上，疍民遭受到了各种歧视和剥削偏见，其社会地位角色极其低微，历史上关于福州疍民及其相关的史料记载相当有限，《隋书》、《北史》、《太平寰宇记》、《藤山志》、《闽都别记》、《三山志》及民国时期的《福州疍民调查》等历史文献史料均对福州疍民进行一定的记叙。在学术界，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对福建福州疍民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有陈碧笙《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起源、特征及是否少数民族诸问题》、韩振华《试释福建水上居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蒋炳钊《疍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林蔚文《福建疍民名称和分布考》、杨济亮《福州疍民考略》、刘传标《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等都对福州疍民作了专题探讨研究 。
在古代社会，福州疍民形成并在一定程度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清代的《闽都别记》中描述“曲蹄”，即福州疍民，形成了一个与汉文化反差相当大的、概念化、符号化的疍民文化现象。如在道德品性上，“曲蹄”是自私自利、贪图小恩小惠、见利忘义；在待人接物上，他们冷漠无情、自我封闭、自我保护，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上，他们的子女“不待呼唤，该来接客才是”，不能“自称小生”；在社会心理上，他们与来自鬼怪世界的危险有关，等等。这些可以充分反映福州疍民“曲蹄”文化与中原北方汉文化的差别之大，反映前者的明显特殊性。但在了解当今社会福州地区的疍民情况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了今日“曲蹄”的生活形态、心理状态等各个方面与福州地区的“汉人”表现的并无特差，显然，这与历史史料上所记载的福州疍民的文化状态、生活形态、心理状态等表现得为汉民族文化所同化，即逐渐趋向“汉化”。鉴此，本文欲就福州疍民的“汉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在学术界里，“汉化”一词用法颇有争议，当今学界对“汉化”词义本身的解释和讨论已寥寥无几，而对“汉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中国人民大学祁美琴教授在其《关于十年来“汉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考察》一文中比较典型地概括了“汉化”一词的深层次的涵义：“汉化”是指改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使该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都同化于汉族。这里的汉族是指北方中原文化群体。历史史料记载，福州疍民“愚蠢不谙文字，不记岁年”，所描述的福州疍民文化状态是还不懂得文字表达这一原始现象，表现出了其自身文化发展明显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唐刘禹锡云：“闽有负海之饶……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 “家桴筏者”即是指水上居民，即疍民，这说明了在福州地区的疍民有形成自己的语言。疍家的风俗习惯与汉文化风俗习惯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异处，闽江流域的疍民是一支古老而源流多元的群体，所以其也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习俗形态。刘传标在其论着《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一文中，指出了福州疍民文化习俗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可窥其闽越传人特征：“以舟为居”，“干栏式民居”，“跣足不冠”，“生食水产品习惯”等等。而福州疍民的心理状态也与中原北方汉人的有着一定的差别。疍民由于其生活的空间、地理环境相对较封闭等客观因素，心理状态与陆上居民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的隔膜。因此，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福州疍民的群体文化是不同于中原北方汉文化的。而在当今社会，在闽江流域依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疍家人，但是这些疍民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已基本与福州人同化了，表现不出明显的异样性或特殊性，福州疍民已几乎完全为汉文化所同化了，但这一“汉化”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本文欲对福州疍民的“汉化”问题进行初涉地探析。
同历史上其它少数民族的传统汉化历程相比，福州疍民的“汉化”现象既有其独特之处，又有这某些共同的特点，如历史上诸异族群体的“汉化”一般都表现为移民融合、通婚、文化渗透、制度强制、社会地位角色的变化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上，福州疍民的“汉化”表现得也不例外。

一、移民融合与通婚汉化
历史上最早关于水上居民的记载是晋代的《华阳国志》，而历史上对福州疍民的最早记载是在隋朝时期，“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即福州）”，在隋朝时，福州地区就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疍民生活存在，而且大多数是“为亡命”，可以知道，在战乱时期，包括汉人在内，一部分人为了逃避战乱，顾全性命，成为了福州疍民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也反映了早期的移民存在，这些移民与其它来源的疍民一起，成为了闽越土着居民的组成部分。《史记》有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在汉晋南北朝时期，闽越地区被中原势力所征服，在闽越地区的土着居民被迫迁徙到“江、淮间”，闽越地区出现人烟荒芜的同时，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原汉人也不断南迁，汉文化开始在闽越地区传播。而由于这一时期生活在陆上的居民也被迫北迁，所以仍生活在闽越地区的居民则大多数是生活在水上的疍民。因此，这一时期中原汉人移民到了闽江流域后，与福州疍民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虽然在此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某种文化抵制现象，但是通过移民，通过融合汉化，汉文化已初步影响到生活在闽江流域的疍民文化。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北方战乱，“江东衣冠右阻”“八姓入闽”，又有大批汉民避乱南移，其中的一部分就定居在闽中地区，闽江流域疍民群体的原始文化受到了艰巨的挑战。中原汉文化的输入往往会对福州疍民的原始习俗、制度和文化形态产生一定程度的征服和挑战。
中原北方汉人向闽中地区的迁徙、定居，开始了汉人与疍民的融合过程。而这种融合更加表现为通婚汉化的过程。通过汉族与异族之间的通婚，是推动汉文化传播发展的最便捷途径，唐景福三年，汉人王潮、王审知率领三千部队入闽，由闽南攻打福州后，这三千士兵驻扎在福州。王审知为立足福州，安定福州，采取了“汉蛮联姻”以缓和民族对立。福州土着疍家女被迫与汉人士兵通婚联姻，从而是汉文化与疍家文化进一步融合，并逐渐趋向汉化。这是中原北方汉人通过“通婚汉化”对福州疍民迁移、传播甚至灌输其汉文化的典型史例。
二、文化渗透与制度强制
中原北方地区的汉人迁徙到闽越福州地区，推行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典章制度于福州土着，尤其是当时占福州土着大多数的疍民。
汉文化从文化领域对福州地区的疍民群体进行渗透，表现得较为显着。以福州的闽江口地区的疍民为例，唐朝时期，该地区的疍民甚多，如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就认为“唐代福建境内的土着少数民族人口应该超过汉族人口”，而唐朝时期在闽越地区较大多数的“土着少数民族人口”是属于疍民身份，可见唐时该地区的疍民数量之多。而“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陵、细陵等，并授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唐朝政府通过这种招抚的办法对闽江流域的疍民进行思想文化的“唐化”，目的是为了是这些疍民“不为寇”。从而保证了海疆的稳定，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这里既是文化渗透的手段，又有以制度强制的意味。为了使闽江流域的疍民归顺朝廷政府，政府通过利用汉文化对前者的渗透，使这些疍民逐渐地被“唐化”，而“不为寇”。 “授骑都尉”，这已上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制度的规定强制疍民归顺汉文化，归顺朝廷政府。“贞观十年始输半课”，说明唐朝已经对这些归顺、被招抚的疍民施行了租税制度。而这些疍民既然已经被招抚了，就别无选择地要去接受这些文化、制度和政策，从而逐渐推进其自身的“汉化”进程。因此，不论是从文化渗透还是从制度强制方式来看，中原北方的“汉文化”对福州疍民的文化影响和制度影响，使福州疍民原始的疍家文化进一步淡化，而不得不去吸纳、接受来自异地的汉文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原北方政府对闽越福州地区的疍民推行“汉化”政策，可以方便统治者对海疆边防的控制，提高中央集权的统治力，从而能够合理地把海洋土着、疍民纳入其政治结构中去。

三、疍民社会地位的变迁与其“汉化”
疍民的社会地位历来都是极其低微，福州地区民间较为流传的“骂语”、“咒语”都与疍民有关，如“好个‘曲蹄瘟’”，“鬼穿人皮变曲蹄婆”，“曲蹄贪食，不来报知”，“疍家贼”“疍家妓女”“疍妇卖淫为生”等之类的话语都要与福州疍民“曲蹄”联系起来。而历朝政府也为了方便管理，把疍民同其它弱势群体一起被列为贱籍，因此，在古代疍民“曲蹄”几乎与贱民等同在一起，受到了世俗的普遍歧视和偏见。
自有明一代以来，各朝政府出于诸方面的考虑，逐步取消了疍民的贱籍身份，尤其是入清以来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雍正七年颁上谕准疍户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下旨对疍民“解放”：“凡无力之疍户听在船上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并令有司劝令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加田为务本之人。”政府已经把疍民与齐民对等，允许疍民上岸居住、耕作。虽然当时疍民的生活水平仍较为低下，但在较过往历史已经有巨大的变化。疍民的社会地位可以与齐民相媲比，又可以在岸上居住，从而可以摆脱其在水上居住的艰苦条件，原本的生活形态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变化，并逐渐与陆上居民的生活形态演化靠拢，从而进一步推进其汉化进程。如干隆年间，颁发上谕“……准其（疍民等）报捐应试”，使疍民进一步接触汉文化，吸纳、接受汉文化，而允许疍民报捐应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疍民与其它人群同等对待了。但在实际上，清朝对疍民的“解放”是很不彻底的。正是因为疍民的社会角色地位“解放”的不彻底性，民国时期，福州疍民又曾几次请愿咨议局，请准与平民平等。民国元年孙中山下令“开放疍户堕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福州闽江流域的疍民再次请愿要求“疍族复权”，“……亦有人民一律平等之规定，其不能独外于疍族也明矣”，反映了包括福州疍民在内的“贱民”的平等意识的觉醒。
因此，从福州疍民社会地位的变迁这一角度而言，一方面，福州疍民的社会地位上升既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又是自有明以来各朝统治者调整其政治经济政策，图求进一步维护其统治利益的结果，这一变化客观上是为疍民群体所接受；而从侧面观之，疍民能够接受其社会角色地位的变化，能够顺服统治者的政策制度规定，自觉要求平等，也是反映了疍民对先进汉文化的仰慕，要求与全国平民地位平等，要求“汉化”，甚至要求其“封建化”的愿望。因此，福州疍民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从原始的“贱民”逐渐演化成后来的“与齐民平等”，是其逐渐地加深汉化的过程体现。

四、福州疍民汉化的表现
中原北方汉人通过移民融合、通婚汉化、文化渗透、制度强制和提升疍民的社会角色地位等途径对福州疍民推行其汉文化，使后者逐渐地淡化了其自身的原始文化、生活习惯等，在此基础上又不得不吸纳、接受汉文化，融合于汉文化，从而在民族归属方面产生某种意义的文化认同，逐渐演化成为今天的福州人的一部分。《闽县乡土志》云：“本境（闽县）内无他种人，止有疍族”，可见当时的疍族之多，而这 “疍族”在面对汉文化渗透，利用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抵制的同时，又或被动，或主动地吸收汉族群体的文化因素，丰富和调整自己的文化形式和生活习惯。而以上几个因素对疍民“汉化”影响最大无疑是移民融合，疍民与移民长期共处，在抵制与反抵制之间最终顺从了移民的原本文化传统，不得不服从“汉化”。

五、余论
综上所述，疍民在学习、吸纳、接受以至认同汉文化的同时，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疍族异于其它群体的特色部分，但其发展的主流是对汉文化的认同，福州疍民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是疍民逐渐“汉化”的过程，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从宏观而言，如果一定要把文化分出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疍家文化较之于汉文化显然是属于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终究要服从于先进文化，或是主动自觉吸纳、接受先进文化，或是后者对其强制推行，这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势（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疍族文化也影响到汉文化的发展变化），福州疍民对汉文化的依赖是顺应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由选择，因此福州疍民的“汉化”历程是其自身历史前进发展的体现，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从文化角度而言，不同层面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存在对等的关系，处于下风的文化要吸纳、学习处于上风的文化优点，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历史上，福州地区的疍民较为广泛地吸收汉族社会的文化因素，学习、借鉴汉文化的长处，以丰富和调整自身的文化形态和内容，提高其文化内涵水平及社会地位角色，而这一过程又往往是表现为对汉文化的认同，顺服于汉族统治的过程，是以一定的代价换取其历史进步、社会地位提高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较之于疍民文化所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这种代价显然是轻微的，福州疍民群体也只能通过对汉文化的认同这一途径，才会逐渐地顺应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潮流。

Ⅳ 闽都文化有哪些

闽都文化有以下五种，分别为语言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
1、语言文化
闽南语起源于泉州，但闽南语的流播已不仅仅在闽南地区，早已超过省界和国界，在外省传播闽南话最广的地区和国家是台湾和新加坡。
2、建筑文化
依功能可分为民居、祠堂、寺庙、宫观、牌坊、塔、幢、亭、台、榭及桥梁、海防建筑（崇武古城）等，丰富多彩的闽南建筑，堪称既富有独创性又集中外建筑之大成。
3、宗教文化
闽南人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地区宗族文化十分兴盛，重视宗族亲情、重视编修族谱和重视宗祠建筑是其标志。
4、民俗文化
指闽南人共同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文化事象（事物和现象）的泛称。
5、饮食文化
闽南菜的发展与传承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泉州发源，流传到漳州、台湾、厦门等闽南文化圈中。

Ⅳ 闽南文化是闽都文化的一种吗

闽南文化不是闽都文化的一种。

闽南文化的生成范围十分广阔，包括现有闽南金三角所在地厦门、泉州和漳州，以及龙岩、莆田、三明、宁德等部分地区和潮汕、台湾的大部分地区，同时辐射浙江、海南、广西和雷州半岛等地，传播至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各国及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而闽都文化单指福州文化。

闽南文化的历史

闽南文化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福建设置闽中郡，开启了中原文化与闽南土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晋时期，大批中原汉民迁入泉州地区，推动了闽南文化的形成。晋唐时期，闽南地区汉民人口剧增，经济迅速发展，政教管理体制日臻完善，闽南文化得到发展。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启航点和东方大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到泉州经商，带动来了伊斯兰文化，闽南文化得到丰富。明清时期，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传入了西方文化，闽南文化进一步得到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