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福州有哪些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
福州疍民群体文化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趋同于汉文化，而构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很多方面，但主要是表现为移民融合与通婚汉化、文化渗透与制度强制、疍民社会地位角色的变迁等。
“疍民”，是古书上对水上居民的称呼。疍民（蜑民）这一称呼由来已久，“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蜀，北接上庸。其属有奴、獽、夷、蜑之蛮。”这是历史上对疍民的最早记载。而福州疍民历史亦悠久，他们多是生活在闽江流域中下游及出海口区域的水上居民，又被福州话俗称其为“曲蹄”或“科题”。学界一般认为，闽江流域的“疍民”，最早应源于汉晋时期福建闽越土着。在中国历史上，疍民一直是个特殊的群体，他具有与其他所有民族的不同特点，即是以船为家的水上族群。在历史上，疍民遭受到了各种歧视和剥削偏见，其社会地位角色极其低微，历史上关于福州疍民及其相关的史料记载相当有限，《隋书》、《北史》、《太平寰宇记》、《藤山志》、《闽都别记》、《三山志》及民国时期的《福州疍民调查》等历史文献史料均对福州疍民进行一定的记叙。在学术界，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对福建福州疍民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有陈碧笙《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起源、特征及是否少数民族诸问题》、韩振华《试释福建水上居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蒋炳钊《疍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林蔚文《福建疍民名称和分布考》、杨济亮《福州疍民考略》、刘传标《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等都对福州疍民作了专题探讨研究 。
在古代社会，福州疍民形成并在一定程度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清代的《闽都别记》中描述“曲蹄”，即福州疍民，形成了一个与汉文化反差相当大的、概念化、符号化的疍民文化现象。如在道德品性上，“曲蹄”是自私自利、贪图小恩小惠、见利忘义；在待人接物上，他们冷漠无情、自我封闭、自我保护，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上，他们的子女“不待呼唤，该来接客才是”，不能“自称小生”；在社会心理上，他们与来自鬼怪世界的危险有关，等等。这些可以充分反映福州疍民“曲蹄”文化与中原北方汉文化的差别之大，反映前者的明显特殊性。但在了解当今社会福州地区的疍民情况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了今日“曲蹄”的生活形态、心理状态等各个方面与福州地区的“汉人”表现的并无特差，显然，这与历史史料上所记载的福州疍民的文化状态、生活形态、心理状态等表现得为汉民族文化所同化，即逐渐趋向“汉化”。鉴此，本文欲就福州疍民的“汉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在学术界里，“汉化”一词用法颇有争议，当今学界对“汉化”词义本身的解释和讨论已寥寥无几，而对“汉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中国人民大学祁美琴教授在其《关于十年来“汉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考察》一文中比较典型地概括了“汉化”一词的深层次的涵义：“汉化”是指改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使该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都同化于汉族。这里的汉族是指北方中原文化群体。历史史料记载，福州疍民“愚蠢不谙文字，不记岁年”，所描述的福州疍民文化状态是还不懂得文字表达这一原始现象，表现出了其自身文化发展明显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唐刘禹锡云：“闽有负海之饶……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 “家桴筏者”即是指水上居民，即疍民，这说明了在福州地区的疍民有形成自己的语言。疍家的风俗习惯与汉文化风俗习惯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异处，闽江流域的疍民是一支古老而源流多元的群体，所以其也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习俗形态。刘传标在其论着《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一文中，指出了福州疍民文化习俗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可窥其闽越传人特征：“以舟为居”，“干栏式民居”，“跣足不冠”，“生食水产品习惯”等等。而福州疍民的心理状态也与中原北方汉人的有着一定的差别。疍民由于其生活的空间、地理环境相对较封闭等客观因素，心理状态与陆上居民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的隔膜。因此，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福州疍民的群体文化是不同于中原北方汉文化的。而在当今社会，在闽江流域依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疍家人，但是这些疍民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已基本与福州人同化了，表现不出明显的异样性或特殊性，福州疍民已几乎完全为汉文化所同化了，但这一“汉化”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本文欲对福州疍民的“汉化”问题进行初涉地探析。
同历史上其它少数民族的传统汉化历程相比，福州疍民的“汉化”现象既有其独特之处，又有这某些共同的特点，如历史上诸异族群体的“汉化”一般都表现为移民融合、通婚、文化渗透、制度强制、社会地位角色的变化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上，福州疍民的“汉化”表现得也不例外。
一、移民融合与通婚汉化
历史上最早关于水上居民的记载是晋代的《华阳国志》，而历史上对福州疍民的最早记载是在隋朝时期，“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即福州）”，在隋朝时，福州地区就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疍民生活存在，而且大多数是“为亡命”，可以知道，在战乱时期，包括汉人在内，一部分人为了逃避战乱，顾全性命，成为了福州疍民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也反映了早期的移民存在，这些移民与其它来源的疍民一起，成为了闽越土着居民的组成部分。《史记》有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在汉晋南北朝时期，闽越地区被中原势力所征服，在闽越地区的土着居民被迫迁徙到“江、淮间”，闽越地区出现人烟荒芜的同时，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原汉人也不断南迁，汉文化开始在闽越地区传播。而由于这一时期生活在陆上的居民也被迫北迁，所以仍生活在闽越地区的居民则大多数是生活在水上的疍民。因此，这一时期中原汉人移民到了闽江流域后，与福州疍民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虽然在此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某种文化抵制现象，但是通过移民，通过融合汉化，汉文化已初步影响到生活在闽江流域的疍民文化。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北方战乱，“江东衣冠右阻”“八姓入闽”，又有大批汉民避乱南移，其中的一部分就定居在闽中地区，闽江流域疍民群体的原始文化受到了艰巨的挑战。中原汉文化的输入往往会对福州疍民的原始习俗、制度和文化形态产生一定程度的征服和挑战。
中原北方汉人向闽中地区的迁徙、定居，开始了汉人与疍民的融合过程。而这种融合更加表现为通婚汉化的过程。通过汉族与异族之间的通婚，是推动汉文化传播发展的最便捷途径，唐景福三年，汉人王潮、王审知率领三千部队入闽，由闽南攻打福州后，这三千士兵驻扎在福州。王审知为立足福州，安定福州，采取了“汉蛮联姻”以缓和民族对立。福州土着疍家女被迫与汉人士兵通婚联姻，从而是汉文化与疍家文化进一步融合，并逐渐趋向汉化。这是中原北方汉人通过“通婚汉化”对福州疍民迁移、传播甚至灌输其汉文化的典型史例。
二、文化渗透与制度强制
中原北方地区的汉人迁徙到闽越福州地区，推行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典章制度于福州土着，尤其是当时占福州土着大多数的疍民。
汉文化从文化领域对福州地区的疍民群体进行渗透，表现得较为显着。以福州的闽江口地区的疍民为例，唐朝时期，该地区的疍民甚多，如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就认为“唐代福建境内的土着少数民族人口应该超过汉族人口”，而唐朝时期在闽越地区较大多数的“土着少数民族人口”是属于疍民身份，可见唐时该地区的疍民数量之多。而“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陵、细陵等，并授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唐朝政府通过这种招抚的办法对闽江流域的疍民进行思想文化的“唐化”，目的是为了是这些疍民“不为寇”。从而保证了海疆的稳定，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这里既是文化渗透的手段，又有以制度强制的意味。为了使闽江流域的疍民归顺朝廷政府，政府通过利用汉文化对前者的渗透，使这些疍民逐渐地被“唐化”，而“不为寇”。 “授骑都尉”，这已上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制度的规定强制疍民归顺汉文化，归顺朝廷政府。“贞观十年始输半课”，说明唐朝已经对这些归顺、被招抚的疍民施行了租税制度。而这些疍民既然已经被招抚了，就别无选择地要去接受这些文化、制度和政策，从而逐渐推进其自身的“汉化”进程。因此，不论是从文化渗透还是从制度强制方式来看，中原北方的“汉文化”对福州疍民的文化影响和制度影响，使福州疍民原始的疍家文化进一步淡化，而不得不去吸纳、接受来自异地的汉文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原北方政府对闽越福州地区的疍民推行“汉化”政策，可以方便统治者对海疆边防的控制，提高中央集权的统治力，从而能够合理地把海洋土着、疍民纳入其政治结构中去。
三、疍民社会地位的变迁与其“汉化”
疍民的社会地位历来都是极其低微，福州地区民间较为流传的“骂语”、“咒语”都与疍民有关，如“好个‘曲蹄瘟’”，“鬼穿人皮变曲蹄婆”，“曲蹄贪食，不来报知”，“疍家贼”“疍家妓女”“疍妇卖淫为生”等之类的话语都要与福州疍民“曲蹄”联系起来。而历朝政府也为了方便管理，把疍民同其它弱势群体一起被列为贱籍，因此，在古代疍民“曲蹄”几乎与贱民等同在一起，受到了世俗的普遍歧视和偏见。
自有明一代以来，各朝政府出于诸方面的考虑，逐步取消了疍民的贱籍身份，尤其是入清以来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雍正七年颁上谕准疍户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下旨对疍民“解放”：“凡无力之疍户听在船上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并令有司劝令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加田为务本之人。”政府已经把疍民与齐民对等，允许疍民上岸居住、耕作。虽然当时疍民的生活水平仍较为低下，但在较过往历史已经有巨大的变化。疍民的社会地位可以与齐民相媲比，又可以在岸上居住，从而可以摆脱其在水上居住的艰苦条件，原本的生活形态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变化，并逐渐与陆上居民的生活形态演化靠拢，从而进一步推进其汉化进程。如干隆年间，颁发上谕“……准其（疍民等）报捐应试”，使疍民进一步接触汉文化，吸纳、接受汉文化，而允许疍民报捐应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疍民与其它人群同等对待了。但在实际上，清朝对疍民的“解放”是很不彻底的。正是因为疍民的社会角色地位“解放”的不彻底性，民国时期，福州疍民又曾几次请愿咨议局，请准与平民平等。民国元年孙中山下令“开放疍户堕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福州闽江流域的疍民再次请愿要求“疍族复权”，“……亦有人民一律平等之规定，其不能独外于疍族也明矣”，反映了包括福州疍民在内的“贱民”的平等意识的觉醒。
因此，从福州疍民社会地位的变迁这一角度而言，一方面，福州疍民的社会地位上升既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又是自有明以来各朝统治者调整其政治经济政策，图求进一步维护其统治利益的结果，这一变化客观上是为疍民群体所接受；而从侧面观之，疍民能够接受其社会角色地位的变化，能够顺服统治者的政策制度规定，自觉要求平等，也是反映了疍民对先进汉文化的仰慕，要求与全国平民地位平等，要求“汉化”，甚至要求其“封建化”的愿望。因此，福州疍民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从原始的“贱民”逐渐演化成后来的“与齐民平等”，是其逐渐地加深汉化的过程体现。
四、福州疍民汉化的表现
中原北方汉人通过移民融合、通婚汉化、文化渗透、制度强制和提升疍民的社会角色地位等途径对福州疍民推行其汉文化，使后者逐渐地淡化了其自身的原始文化、生活习惯等，在此基础上又不得不吸纳、接受汉文化，融合于汉文化，从而在民族归属方面产生某种意义的文化认同，逐渐演化成为今天的福州人的一部分。《闽县乡土志》云：“本境（闽县）内无他种人，止有疍族”，可见当时的疍族之多，而这 “疍族”在面对汉文化渗透，利用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抵制的同时，又或被动，或主动地吸收汉族群体的文化因素，丰富和调整自己的文化形式和生活习惯。而以上几个因素对疍民“汉化”影响最大无疑是移民融合，疍民与移民长期共处，在抵制与反抵制之间最终顺从了移民的原本文化传统，不得不服从“汉化”。
五、余论
综上所述，疍民在学习、吸纳、接受以至认同汉文化的同时，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疍族异于其它群体的特色部分，但其发展的主流是对汉文化的认同，福州疍民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是疍民逐渐“汉化”的过程，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从宏观而言，如果一定要把文化分出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疍家文化较之于汉文化显然是属于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终究要服从于先进文化，或是主动自觉吸纳、接受先进文化，或是后者对其强制推行，这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势（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疍族文化也影响到汉文化的发展变化），福州疍民对汉文化的依赖是顺应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由选择，因此福州疍民的“汉化”历程是其自身历史前进发展的体现，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从文化角度而言，不同层面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存在对等的关系，处于下风的文化要吸纳、学习处于上风的文化优点，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历史上，福州地区的疍民较为广泛地吸收汉族社会的文化因素，学习、借鉴汉文化的长处，以丰富和调整自身的文化形态和内容，提高其文化内涵水平及社会地位角色，而这一过程又往往是表现为对汉文化的认同，顺服于汉族统治的过程，是以一定的代价换取其历史进步、社会地位提高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较之于疍民文化所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这种代价显然是轻微的，福州疍民群体也只能通过对汉文化的认同这一途径，才会逐渐地顺应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潮流。
❷ 泉州区域有哪些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 ，请举例说明。我是泉州的
泉州春节习俗拾掇
年兜
大年腊月三十、小年腊月二十九，是农历一年里的最后一天，也指最后一天的晚上，泉俗称“年兜”、除夕。
备节：节前，要完成扫尘、拆洗
被褥蚊帐等大扫除，炊年糕、年米果，给大人小孩买衣服，操办“敬神敬佛敬公妈”的供品及年货，请先生写春联，有的还到各宫庙“烧过年金”。
馈岁：清·干隆《泉州府志·卷二
十·风俗》：“除夕：前一、二日，以豚糕相遗，谓之馈岁。”
挑水盖井：除夕日，家家
户户该洗的东西洗完，到水井提水挑水，把水缸装满，并稍溢出，以示年年有余。后即把水井用石板或木板上加压石头，把水井口盖住，不再打水，直至正月初四方才掀盖用水。现在使用自来水，此习俗已不存。
辟火符：清末·陈德商《温陵
岁时记》：“辟火符：里胥于除日印辟火符，分贴各家门首，主人给制钱四文，借以度岁。符纸用青蓝色，长四寸许，广三寸，中画老人像，上作两蟠龙，旁两行四语：左曰‘姓宋名无忌，火光速入地’；右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按：《道德经》曰：月中仙人宋无忌。《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无忌（见《史记·封禅书》索阮注）。又，‘家有壬癸神’贰语出佛书。然则所画者，殆元冥之神；所言者，乃呼水禁火也（详《尺五天随笔》）。”
置甘蔗：清末·陈德商《温陵
岁时记》：“除夕：除夕人家以甘蔗置门侧，殆取渐入佳境之意。桐荫吟社黄谋熙（敬堂）先生云：佳境到头休嚼尽，大家珍重岁寒心。”
放炮：从大年三十午后到初一
整天，祭祖敬天公贺新岁，要放好几次鞭炮，驱邪添喜。
祭祖、烧天金、祭神、祭路：
泉州民俗认为年兜日是全年祭祀祖先最重大的节日。清·干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除夕……至夕，祭先及神，谓之辞年。”
是日中午，每个家庭皆尽力备办丰盛菜肴，祭祀敬奉祖先。同时，摆香案，面向天井空中“祈年拜天”，俗谓“烧天金”。主妇们还挎着装满筵碗的神篮大庙进小庙出，敬过神佛敬“地基主”、敬过往亡灵“好兄弟”。
清末·陈德商《温陵岁时记》：“祭路：既夕，或陈庶馐于门外以祭路，遵古五祀之意也。《东阳县志》：除夕具酒馔于门前设祭，谓之赛路神。”
拜岁：
清·干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除夕……泉人度岁，皆以米粉为糕米果、饽饽之属，留宿饭于明日，谓之过年饭。”
除夕晚上年夜饭后，撤去宴席，各家各户要在厅堂和房里的桌上插“春花”（或称“春枝”），摆上红橘、柿饼等果盒，以及硬币、红蛋、“隔年米”（也称“过年饭”）、甜米果、“九鬃芋”，供奉祖龛之前，直至大年初一。还要以三牲供果，敬奉厅中神和灶君，俗称“拜岁”。
“隔年米”意为“年年有余”；“九鬃芋”也是一件重要物什，这种芋头有许多芽，闽南人称之为“芋子芋孙”，象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
吃年夜饭：是夜家人团
聚，吃年夜饭（团圆饭）。
民俗对合家吃团圆饭和“围炉”过年历来十分重视。闽南俗谚：“清明不回家无祖，年兜不回家无某（妻）。”在外地工作者务必赶回，即便远在南洋、香港者，也力争赶回参加除夕团圆之庆。
此时厅堂上红烛高烧，摆上丰盛菜肴酒席，围上“吉祥喜庆”的绣花桌裙，由家长拈香，向列祖列宗跪拜，男女家人一齐跪拜，恭请祖宗降临饮宴，并庇佑合家大小平安，兴旺发达。
晋江的年夜饭照例要有鱼，取“年年有余”吉兆。无论吃不吃，大年夜还得煮些米饭，盛放着过夜。米饭上置放芋、红枣、红柑、钱币，用来祈祝未来的日子多子、多福、多财和丰收。
聚餐后长辈要给晚辈分压岁钱，又称“分过年钱”。
掩火种：旧时煮饭烧柴火，当
夜灶里要“掩火种”，意为兴旺。
辞年守岁：古称“围炉”。清·
干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除夕……至夕……设酒食聚饮，达旦不寝，谓之守岁。”
除夕夜，家务收拾停当后，合家欢聚一堂。然后再进行“围炉”，守岁迎春。灯明蜡亮长明到次日，一家人紧门闭户，围坐炉前守岁等“年”过。俗谓可为父母或长辈延年益寿，故又称“坐寿”。
避债戏：按照旧俗，正月不宜
上门讨债，因此，债主讨债须在除夕日之前。
除夕夜，泉州东街元妙观常例演戏敬神，通宵达旦。负债之人为避债主追讨，是日辄往元妙观看戏。由于看戏的多是穷人，债主若追债至戏场，是会惹上众怒的。因此债主即使知道，也暂作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债主不向看戏人讨债的风俗。故元妙观的年兜演戏，民间称“避债戏”。
跳“火墩（谐音裙）”：
清·干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除夕……至夕……炽炉炭，烧杂木爆竹于庭前，或超而越之，谓之过炎。（〖夹注〗《吴中风俗记》：人家各于门首燃薪，谓之相热，此即其意云。）”
清末·陈德商《温陵岁时记》：“火盆光：村中于入夜拾柴枝焚门外，少年跨而越之。城内亦有烧木骨拙于火炉，牵子女团坐，俗谓火盆光。《熙朝乐事》：除夕人家祀祖先及百神，架松柴齐屋，举火焚之，谓之粉盆，烟焰灼天，灿如霞布。”
或云年谷大熟，燔柴报天，以示来年好运；亦有人认为意在以火祓除附在身上的不祥之气，是一种古老的避邪和驱疫巫术。
农村除夕夜团圆饭吃罢，在门外旷地上用干稻草、干地瓜藤以及“掸尘”用过的扫尘枝等烧起火堆，或烧起火盆，凡家中大小男子成员（妇女不参与“跳火墩”）逐一依此从熊熊火堆上由外朝里跳跃过去，就是男婴亦要由成人抱着跳过，外出未归的男人则由在家兄弟替跳。大家边跳边念谣词，各地大同小异。如“发彩！火盆跳入来，新年大发财；火盆跳出去，新年有福气；火盆跳向东，新年银钱满厅房；火盆跳向两，新年财源人厝内。”或“跳入来，年年发大财；跳出去，无忧又无虑；跳过东，五谷吃勿会空；跳过西，钱银满屋内。”沿海乡民则念：“发彩！新年好海路；发彩！新年好虾蚝。”
火墩跳后，待到篝火将熄，各家主妇即把其余烬收置火笼、火盆中，端进屋里藏于床下，俗称“挑金挑银”，寓意火红兴旺。
烧大人：传说，人间过年，天
上的仙人到了年底也有仪式。一到年底，天兵天将们就要换防了，这时候，家家户户就按着家里的人口数扎起约十厘米高的小纸人，称“替身大人”，再派家里的小孩子为代表，拿着全家的“替身”，跟着“斋公”（道士）周游铺子（老泉州的行政区域分为36铺72境）做法事，将全家来年的灾祸都附在小纸人上，请求天兵换防时，将纸人和灾祸一起带走。
过年
正月初一。清·干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元日：鸡初鸣，内外咸起，贴门帖及春胜，设茶果以献先祖，拜祠堂及尊长，戚友相过贺。日午，复献馔于先祖，明日乃撤；亦有晚即撤者。是日，人家皆以柑祭神及先，至元宵乃撤。（〖夹注〗按此即传柑遗意。《岁时记》：上元以柑相遗，谓之传柑。）”
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泉州称为“过年”，要待过了十五，“年”才算过去了。民谣云：“初一场，初二场，初三无姿娘（姿娘意为妇女，此日妇女不上街）；初四神落地（灶君从天上汇报回来）；初五舀肥（掏粪便，农事开始）；初六隔机（整理织布机，隔开经线与纬线，妇女们开始织布）；初七七元（人日，取菜、果等七样做‘七宝羹’）；初八完全（年糕吃完了）；初九‘天公’生；初十好食天（指天气寒冷宜在家饮酒）；十一请女婿；十二倒去觅（妇女再回娘家探望一下）；十三吃糜配芥菜（糜即稀饭，连日吃腻了酒肉，改改口味）；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丸；十六‘地妈’生；十七‘那怎生’（节日就这样过去了）。”
从正月初一至初四，人们欢度春节。初五，百业经营，俗称“初五隔开，初六淘肥，初七人生日，初八五谷生日”。
敬天公：子正之时（零点）一
到，四处爆竹声响成一片，人们即在家中厅堂设案，摆上三牲、果合、清茶、金楮等供品，燃三炷清香，点烛，恭拜“天公”，敬祀祖先。这种祭祀一直持续到初四。
开正：除夕之夜守岁至深夜12
点钟响，迎来了新年黎明，在子正之时“敬天公”的同时，家家户户燃放爆竹，开门迎春纳祥，俗称“开正”。
贴春联：元日，家家户户贴红
纸春联，逢门必贴，无论前后，无论大小。
另有白头春联和丁忧春联：白头春联，是指对联顶端留有二、三寸长的白纸额头，此俗莆田和泉州都有。其缘起与清初福建人民的抗清斗争有关。其时闽人因抗清和不肯剃发，被杀甚多，办丧事者家家贴白联，清朝地方官府为粉饰太平，下令各户人家都要贴红纸春联，并以违者杀头相威胁。人们迫不得已遵命贴上红联，但却在顶端留出一小段原有白联的纸头，以示抗议，后沿承成俗。
丁忧春联，是新丧人家于丁忧期间不得贴红纸春联，在守孝的第一年春节须贴绿纸春联，第二年春节为粉红纸春联，联语皆为哀感句子。
贺正：清晨，无论男女老少，纷
纷起床盥洗，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早餐合家吃面线加鸡蛋，吃蛋去壳，意在除霉气，迎吉祥，面线则象征福寿绵长。早餐后即出门走访邻居亲友，笑脸相迎，首次见面皆要互道“恭喜”，俗称“贺正”，亦拜年之意，一直到元宵。有客上门，要奉上糖果、蜜饯，或喝甜茶、咖啡，让客人“甜一下”，以示有个甜蜜的开端。
清·陈德商《温陵岁时记》：“先辈于贺年时，皆衣冠往拜。今则请人持名片叩门往贺矣。许徵甫祖芳刺桐城新年词：‘忙杀司阍勤接应，不教名刺顿生毛。’黄喈南春联句：‘时节承平春正月，吉祥语在两行中。’又新年词：‘书窗亦藉承平福，开写春联试彩毫。’”
团拜：清·干隆《泉州府志·卷二
十·风俗》：“宋《郡志》：元正贺礼，乡老相约聚拜，省往复之烦。郡守两司率僚属会焉。旧于贡闱，后于承天寺，至淳间（1241—1252年）乃即泮宫。邻里则各于侧近庵宇会集，齿长岁推一人，具酒果为礼。今此礼废。”解放后又恢复。
压岁钱：未成年晚辈给上辈拜年，上辈给一“红包”作为压岁钱。
女儿女婿日：正月初
二，泉州民俗称之为“女儿女婿日”。
这一天清早，女儿、女婿和外甥，穿着盛装，随带鸡、猪脚、面线、猪肚、糕米果和糖果饼干等，一起来到外公、外婆家。女婿带领一家人来给岳父、岳母大人拜年，其礼数之重与为老丈人祝寿差不多。
岳家设宴款待，岳父同众女婿以及自己的儿子一桌，岳母同众女儿、儿媳围成一桌，而众多表兄弟姐妹围成一至几桌，大团圆欢宴。
迎灶君：农历十二月二十三
（或二十四日）灶君上天述职，正月初四回来，家家户户于该日迎灶君，复之如送只礼，意求灶君保平安添福寿，故亦称“接神”。
旧俗送神均在下午举行，接神则在初四清早即要举行，即“晏送神，早接神”，其意在于要把神早早接回，让神佑护的时间尽量多延长。
接神的礼品与送神时略同，也是三牲果合、金香烛炮，先焚香迎接神社氏下降，斟酒祭献之后，再鸣炮烧金，以示欢迎。并祈求诸神佑护合家大小，一年平安如意。
做大岁：正月初五：这天，在
惠东的崇武，惠北的山腰，后龙、南埔等地，以及介于惠东、惠北之间的辋川村，及其北邻的莆田地区独有的特殊节日。其称呼各地叫法不一，或曰“吃大顿”，或曰“做大岁”，或曰“无头节”。
其由来各有个大同小异的民间传说。明·嘉靖某年春节前，因倭寇偷袭，人们纷纷外逃，至次年的正月初五前，才先后回乡，于是就于正月初五这天补做“年兜”节（除夕），祭奠来不及逃难而惨遭倭寇杀害的亲人和抗倭捐躯的将士。
众人生（人日）：旧俗正
月初七是“人日”，即众人的生日，俗称“众人生”。清·陈德商《温陵岁时记》引《魏书·自序》云：“帝宴百官，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对。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
清·干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人日，《闽书》：泉人以是日取菜米果七样作羹，名七宝羹。（〖夹注〗《（荆楚）岁时记》：人日以七种菜为羹。）”
清末·陈德商《温陵岁时记》：“亦有熟煮面线，合家团食，若寿日。俗以是日为人生日云。”
这一天的清早，家庭主妇要比平日更早起床，为全家老小煮一锅美味可口的面线，掺入春节期间早已准备的肉丸子、炸排骨、鱼丸、香菇、虾米等佐料。而晋江还有一种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做法，即在上述面线中加入几块甜煎米果。
备好面线以后，主妇又得准备一些煮熟剥壳的鸡蛋和鸭蛋，每人两个，因传统风俗是“一鸡一鸭，吃到一百（岁）”。其风俗有如做生日吃鸡、鸭蛋一样，其差别只是一人生日和众人生日而已。
天公生：正月初九，即“天诞
日”，玉皇大帝神诞。清·陈德商《温陵岁时记》引《蠡海集》云：“玉皇生于正月九日者，阳数始于一而极于九，原始要终也。”
清·干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初九日：《闽书》：泉人谓是日为天诞。（〖夹注〗《玉皇本行经》：玉皇以是日度世。按：干宝《搜神记》：玉皇乃外国王子之成佛者，具有父母姓名，今即以为天，误矣。）”
初九民间普遍“敬天公”。从子时起，家家户户燃放鞭炮，厅堂点燃红烛灯，曰“天公灯”，祈求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在大厅的天井口用两条长凳架起一块八仙桌，桌上靠后摆上一道纸糊的高大“天公庙”，座前摆上三牲，隆重的主牲是大猪头，其次是五斤大猪脚，边牲是鸡、鱼或鱿鱼干或目鱼干，这三项组成“三牲”，放在一个大长方形木盘或圆形大瓷盘中，以及酒瓶、酒杯，这些都得在当日清早摆好。点上一对大红烛，焚香之后，长辈领着合家大小，跪在桌前，叩谢玉皇大帝保庇平安顺舒的浩荡天恩，与此同时，也向玉皇大帝有所祈请，并许愿日后隆重酬谢。
做天香：即设天香清醮。清·
干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初九日……道观多报赛，近则里巷有之，乡村之间无定日，谓之天香。”
清末·陈德商《温陵岁时记》：“是日元妙观最为热闹。初八、初九、初十三日，观之董事，即遍观中悬灯结彩，早夜奏乐演戏。清晨迄暮，男女老幼，持办香陈八珍，叩拜阶前者踵相接。晚于观门外仿燔柴而祭意，斫柏木六、七寸长，造作塔形，投火于尖处焚之，光灼宵汉。”
正月，各铺境各自择日举行庆典，除摆坛祭拜外，还有“添香”、“投符”、“赞诞”、“巡境”等活动。□汇雨辑
❸ 来说说泉州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是有好有坏的，不能以偏概全。网上确实常看到说泉州不好的，无非是围绕这几点：排外、粗话、治安差交通乱。
排外是真的，为什么外地人喜欢厦门不喜欢泉州，因为厦门外来人口都快差过本地人口了，哪的人什么口音都有，根本听不到闽南话都是说普通话。泉州呢，本地人一听你说普通话，就一脸瞧不起的样子，因为就认定你是外地人了。到政府机关办事，态度更是差的要死，这是公认的吧，行政服务中心的医保社保交通局窗口，是公认的差。遇上办事说普通话的，更是差到极点，懒得多说一句。为什么很多外地人要学几句闽南话，因为他们说不学点的话会被看不起啊。我就在想，难道他们学几句闽南话就成本地人了？泉州人排外的标准到底是看籍贯还是看会不会闽南话？
我读大学的时候，班里外地的女生都说，泉州男人都大男子主义，都是土财主暴发户，没文化，安溪人都是骗子，晋江惠安只找上门女婿，这种男人不能嫁。你看，外地人对泉州的印象都是这样。有钱人很多，但是没素质暴发户。外地人再怎么打拼再怎么有钱，还是被人看不起。而本地再穷再乡下的，也不会被看扁。
但是还有公认的一点也是，泉州人敢拼敢闯，顾家，泉州现在的发展确实很不错，至少我喜欢泉州多过厦门，我曾在厦门工作不到两个月就打道回府了。外地人看泉州，真的发展的很好，人人都想留在这，但是太排外了，不好立足。
其实在泉州市区是比较好的，这种现象不多。人家说的那些不好的，主要是针对晋江石狮惠安比较乡下的那一带，思想真的很封建，女人没地位，只要男人在外赚钱女人就在家看孩子就好了。如果找的是外地老公，那老公就是上门女婿，否则别想结婚。泉州人结婚很排拆外地人，必须就是两个本地人谈恋爱，否则家里极力反对，很奇怪。
泉州男人很豪爽很仗义，女人很勤俭持家，这些都是美德。我是一个祖籍在泉州但在外地出生长大现在又回到泉州的人，身份很尴尬呵呵，不会闽南话，说是外地人呢，可家和籍贯都在这啊，说是本地人呢，可又不会闽南话，哎。
以上是我回到泉州六年的强烈感受，希望楼主不要介意。因为我也被人排外过呵呵。不知道是不是政府部门都这鸟样，还是只有泉州比较严重，本来态度就不好了，遇上个说普通话的，抬头看你一眼直接狠狠白你一眼，我说我招谁惹谁了。。。我妈是惠安女，真的很勤劳很节俭，我爸年经时敢闯，也是自己到外面打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