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语言文化包括什么

1. 红色经典有什么意义

意义是：在红色书籍中跨岁月感受革命英雄的坚定不移、无私奉献、为信仰奋斗终身的精神。

作为一种特殊的历明源史文化资源，红色经典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也是当下的，原作仍在被不断阅读、观看、欣赏，并成为当下文艺创作的一种资源，被反复改编、重拍、翻唱。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它把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和蔑视的普通民众塑造成英雄，这区别于“五四”时的俯视和怜悯平民，平视加仰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

红色经典表现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其追求和创造的超越一己之利的高远艺术境界，是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当今的文学写作缺乏的，需要学习和汲取的，特别是挣脱“经济力”的束缚时，更需要在红色经典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

当今活跃在文艺创作一线的作家、艺术家，都受到过红色经典的影响，它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传统和资源之一，与诞生红色经典的那个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与战争年代相比，当代中国也在发生着深刻巨变，也应该能够产生新的经典之作。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它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它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它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

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

只有像柳青、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

梁生宝、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生命和个人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乎尘之一。但是，关注个人、激顷态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

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

红色经典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

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因而，时过境迁之后，读者可以批评红色经典的各种局限，却难以忘怀它，我们不应忽略它的存在。

2. 什么叫红色经典、那些属于红色经典.急求

红色经典释义：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

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

属于红色经典的作品：

1、《红岩》

《红岩》是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

1961年12月，正式出版，此书重印113次，再版2次，册数则超销正过了一千万。作为红色经典作品，轰动一时。作者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此长篇小说《红岩》，后改编为红色电影《烈火中永生》。

2、《红日》

《红日》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天马电影制片厂） 拍摄的战庆斗薯争故事片，由汤晓丹执导，张伐、高博、中叔皇、李农等主演，于1963年5月1日上映。

该片根据吴强的同名小说改编，以涟水、吐丝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主誉者线，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故事。

3、《红旗谱》

该片人物众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编导者将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作为主线，并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了其他各阶层人物及其矛盾，在诸多矛盾斗争中使人物形象得以确立。

4、《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成长命运的优秀长篇小说。

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5、《保卫延安》

《保卫延安》是一部着名的“红色经典”、“英雄史诗”，作者杜鹏程从基层写起，描写了一九四七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敌人以十倍于我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发动疯狂进攻的情况下。

由防御转为进攻，取得西北战场辉煌胜利的故事。赞颂了无数解放军战士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精神和许多解放军指战员镇定自若、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

3. 红色文化书籍是指什么(红色经典书籍是什么)

1、什么是红色的书籍。

2、红色的书籍是什么书。

3、红色的书籍是什么意思。

4、红色的书籍有什么。

1.广义上的红色书籍，是包含所有有关中国革命题哗返材的书籍，包括小说、诗、话剧等等。

2. 红色题材主要书籍有：（1）《毛主席语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主席名言警句选编本，发行量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

3.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首芦腊。

4.（2）《钢铁是怎样者滑炼成的》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着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写成。

5.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6.（3）《林海雪原》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曲波。

7.该小说描述了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侦察英雄杨子荣和威虎山座山雕匪帮斗智斗勇，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的故事。

8.（4）《红岩》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

9.该书讲述了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敌人为了得到口供，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但在党员的坚强意志前，敌人却是一筹莫展，一败涂地的故事。

10.（5）《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一生的真实经历。

11.他的生命源于矿山，也就注定了他在机械方面的天才。

12.战乱的时代给了他觉悟的意识，也为他发挥才能创造了条件。

13.吴运铎的一生和共和国的枪炮制造史一起走过。

4. 传统文化和红色经典都属于什么课程

您好，传统文化和红色经典都属于历史课程。传统文化指的是指汉族传统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链森纯、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习俗、中国传统礼仪、中国传统文学、中国传统艺术等。红色经典则是指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棚咐以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应用。这些经典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文春迅化，以及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

5. 红色经典书目有哪些

红色经典书目：《红岩》、《铁道游击队》、《闪闪红星》、《小英雄雨来》和《青春之歌》等。

1、《红岩》

小说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歌颂了革命者在酷刑考验下的坚贞节操，塑造了许云峰、江姐、陈然等众多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刻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思想光辉。

2、《铁道游击队》

这是一部描写在抗日时期，鲁南地区确有这样一支游击队，开始在临（城）枣（庄）支线，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活动。在广大的革命根据地中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支特殊的游击小分队以打击日伪军的交通线为目的而与日伪势力进行游击斗争的英雄故事。

5、《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以高亢激昂的旋律为爱国知识分子写下了一首青春的赞歌。

6. 对“红色经典”的看法

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
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
——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

随着世纪末的降临，人们似乎是习惯性地对历史作一一的检视，随之产生的就是一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怀旧情绪的影响下，“红色经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谓“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⑴“红色经典”的重现，除了以传统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以及对于淡出舞仔迟台的“段锋样板戏”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为突出的是多媒体时代的多种表现形式：“红色经典”被大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林海雪原》、《红岩》、《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烈火金刚》等等先后开播或投入拍摄，收视率可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于“红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可以说，“红色经典”的重现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
从建国后的蓬勃发展，六七十年代的独领风骚，到八十年代起由于对文革的否定而带来的销声匿迹，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学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红色经典”浪潮，“红色经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中国革命真正骨干”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的创伤之后，在中国社会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红色经典”因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和革命文化霸权的产物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10多年的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渐被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等科技、经济领域的专家所取代。知识分子被逐渐边缘化和市场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文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因为“红色经典”为大众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商机，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色经典”热。⑵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重新崛起绝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被“推出”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必须服从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商机，是与一种怀旧情绪分不开的。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这是一个时代消失后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二十世纪走向尾声之时，这种怀旧情绪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怀旧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色经典”的重现，无外乎是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不大不小的一种时尚而已。追随这种时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众，他们大多亲历过“红色经典”所表现的时代，或是在“红色经典”的包围中长大，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同时，也重温当时的青春岁月，重温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的印记，这种怀旧带着强烈的追忆色彩。同时，年轻人群对于“红色经典”也不仅仅是厌恶和排斥，而是用一种新奇的眼光审视其中体现出的特殊美感，追寻那一段显得陌生而神秘的历史，显示出一种猎奇状态下的怀旧。无论是偏向何种色彩的怀旧，都可以说是“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面念燃李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不无戏噱、亦不无感伤的回首”。⑶
在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也蕴含了对于旧世纪的告别，在怀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摧毁和重建，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红色经典”的重现就不是简单的对于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现，它在重现的同时已经经历了再造的过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色经典”来说，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按当时的话说，“怀抱深厚的阶级感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群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仍然有人爱看，经得住时间的磨洗。”⑷但如果依旧按照原先的阶级斗争的主题来表现，恐怕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于是，在重现的过程中，原本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被有意地虚化和弱化，而与此相对的，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成为卖点。不可否认，这样的再造的背后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面对这样的改编和再造，引发了广泛和持久的争论。
如果说电视剧的改编为“红色经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澜的话，那么青年作家薛荣在浙江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就无疑为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在薛荣的小说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在小说中，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开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无策，只知道依赖阿庆嫂。相反，胡传魁倒成了江湖豪杰，“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由于阿庆嫂的牵线，作为新四军某部指导员的郭建光与“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做了一笔交易：以提供一批军火为代价，请胡传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军伤病员。这对人们熟知的故事，几乎是采取了全盘“翻案”的写法，因此小说一发表便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争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严厉批评和极力回护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随后批评的意见逐步居于上风。《浙江日报》在2003年2月18日发表萧何的文化时评，认为小说《沙家浜》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北京娱乐信报》在2003年2月24日发表李庚辰的文章，针对小说《沙家浜》指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张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郝铁川在题为《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认为“说其不合理，是因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着标题，又要诋毁名着内容。”“说其不合法，是因为小说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董键、丁帆、王彬彬随即以《“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的文章⑹与郝铁川进行商榷。三人认为“在今天还认定‘样板戏’代表着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无论对样板戏《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而《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地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据说故事发生地沙家浜对小说《沙家浜》的描写更为恼火，镇政府的领导已表示，小说作者和小说出版社如不认错，将与之对簿公堂。⑺
无论是哪一种看法，其实背后都蕴藏着其对于样板戏的看法，认同样板戏的，必然认为游离于原作精神的改造是离经叛道之举；而厌恶样板戏的，则并不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同样的，关于“红色经典”再造的争论也是由对于“红色经典”原始文本的认同程度而决定的，试图从“红色经典”中追忆过去的人们往往因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无法接受对于“红色经典”的再造，而对原始文本的记忆为空的年轻人怀着猎奇的审美心态，就比较能够认同和接受这样的再造。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的确是文学范畴的事，没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来讨论。然而，文学是否就如此纯粹？文学是否真的拒绝政治、经济、法律的一切干涉？答案却又是否定的。小说作者、出版商以至于电视剧改编者，从一开始恐怕就未必是怀着一种十分郑重的心态来对待这样一种文学的再造，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游戏和媚俗的意味的。公众的怀旧情绪被敏锐地抓住，文化商人们适时地将通俗剧的因子穿上“红色经典”的外衣投入市场，最终目的仍是赚取商业利益。2004年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禁止戏说“红色经典”，无疑也是在限制“红色经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继续发挥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视的是，许多“红色经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献礼”这一形式出现的。无论“红色经典”被冠以何种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迹或是爱国主义），它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共同产物。
“红色经典”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下的文化资源，它得到了长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显示出的怀旧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可以说是“世纪末文学”的重要表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场，获得再次启动的机会，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了使人们再次进入红色风潮的世界。无论是“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成电视剧《林海雪原》），还是“红色经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进行文学创作（如根据样板戏《沙家浜》写作的小说《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带有商业化的成份，最终目的是为了赚取大量的商业利益。 同时，对于大众来说，这些熟悉的故事和场面，让他们缓解了现实的焦虑和失落，在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断层，回到了一个充满了强烈情感和浪漫表达的青春岁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理想主义也只能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在怀旧中了。
最后也许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现今文学与影视等等多媒体形式的联系如此紧密，我已无法将“世纪末文学”甚至“文学”这一概念从整个文化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的讨论了。随着各种发明创造（如电视机、电影、互联网等）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学的概念似乎显得更不明确。在电子传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学应该进一步向商业性大众文化靠拢，还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保持一些较为纯粹的特征，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在充满商业意味和怀旧情绪的“世纪末文学”大潮中，顺应现实，保持批判，这也许是逐渐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无奈而又唯一的选择。

[注释]
⑴引自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
⑵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⑶引自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⑷引自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转引自中国图书信息网）
⑸载《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
⑹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⑺参见白烨执笔的《小说〈沙家浜〉招致批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第1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7. 口号标语之红色文化宣传标语

1、红色耀中华，精神传后人。

2、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

3、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4、传承红色圣火，共建绿色家园。

5、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6、畅游红色故土，饱览大好河山。

7、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

8、坚持崇高信仰，坚信社会主义。

9、英雄永远在我心，革命传统不可抛。

10、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

11、缅怀先烈，继承遗志；祷告英灵，发扬传统。

12、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3、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4、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15、发扬革命传统，谱写时代新篇；继承先烈遗志，铸就共同理想。

16、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8. 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红色经典文章有哪些

“我国语文教育向来注重革命传统教育，希望通过革命领袖人物、英雄人物的事迹传承红色文化经典。”华中师范大学陈秀玲教授说。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附属小学听了一节一年级语文课《吃水不忘挖井人》，赵静老师带领学生们朗读文章的关键句。这一节课的重点是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但是记者在整堂课上，没有看到生硬的灌输，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自然而然地进入课文描写的情境中。
陈秀玲教授指出，语文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因此，自去年9月起在全国中小学投入使用的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目。既有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气节和革命精神的篇目，如写毛泽东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写朱德的《朱德的扁担》以及写周恩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写李大钊的《十六年前的回忆》；也有反映特殊时期革命英雄人物事迹的篇目，如小学教材的《狼牙山五壮士》《手术台就是阵地》《金色的鱼钩》，中学教材的《最后一次讲演》等；更有反映革命精神代代传，在新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新时代的楷模们，如钱学森、邓稼先等。另外，在中小学推荐的文学名着阅读中，除了常见的鲁迅、茅盾等着名文学家的作品，也会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色经典名着。据统计，小学教材中有革命传统选文约40篇，初中教材中类似《纪念白求恩》《海燕》《回延安》等革命传统选文约30篇。
教材有了，但是不少一线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仍然面临着难题。“文本的阅读本身不难，作为一年级课本选文，这篇课文的难易程度还是非常适中的，真正的难点是时间，”赵静老师说。比如《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是一篇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篇目，自上个世纪就多次被选入语文课本。“但是面对一年级的小学生，如何让孩子们更好地去理解课文的内容，并且把课文中想要传递的革命传统教育主题的内容和基础的语言教学结合起来，并不容易。”
于是，很多老师在细节上下了功夫。
在赵静老师的课堂上，记者看到，她首先解决的是因为“时代久远” 带来的问题。
“很多城市里的孩子没见过扁担。”所以赵老师在课件里面添加了很多过去年代人们用扁担挑水的图片。
此外，在生字词的识读过程中，通过多媒体的展示，在孩子们识读正确后，点亮一颗红星。“这样既可以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又在细节上体现红色特点，以红星来表达革命特色，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赵静说。
理解了“扁担”“挑水”这些难理解的名词后，赵老师又用黑白画的形式展现了毛泽东和一位老乡的对话过程。有了足够的铺垫，孩子们情感的产生就水到渠成了。
有了教材，有了精心的课堂设计，这些“红色基因”就能进入孩子们的心灵吗？现实告诉我们，从教材到学生内心的转化过程还是会有损耗的。“拿到红色经典课文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文章所想要表达什么，但是再深入一些，我们就琢磨不出来了。”十八中（左安门分校）初一的张舒毓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北京的部分中学看到，一些学校开展了重读小学课本中革命传统的活动。
在十八中（左安门分校）的一节班会上，薛钢键老师把学生们曾经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学过的一些革命传统教育经典课文择选出来，带着孩子们一起诵读。在诵读的过程中，让孩子们体会语调和语气的变化，感受情感的起伏，从情感的自我表达里面，体会人物和事件的情绪和状况。
“用孩子们可接受的、和现实联系紧密的方式来进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十八中校长管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首先就是重视课堂教学，这是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阵地，通过老师上好教材、上好课，对孩子们进行非常直接的教育；还要通过开展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比如利用举办主题班会、综合应用歌曲歌谣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承红色精神。
“语文教科书作为非常重要的教育窗口，选文必须与纯文学类读本的选文有所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文质兼美’，既展现文学的魅力，又要带给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要带有红色基因。”一位教材编写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