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线有多少人

㈠ 鲁迅被称为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鲁迅先生的"民族魂"是指一种积极向上，能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拥有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敢于对权威提出疑问！因为鲁迅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所倡导的是一种新生力量，然后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是为民族寻求出路，最后是作家，他是要用文字来传递思想的。

当时在武汉街头，每十个人里面，都没有一个识字的，没读过书，更没接触过当代的进步思想，文化和思想都是落后的。这些人，在民族需要变革进步的时候，不仅不能帮忙，而且还拖后腿。这还跟自身利益无关，他们纯粹是不懂而已。即使是现在，你上头条看看评论，好多人真的就是不懂道理，你得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

㈡ 左翼文化运动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蒋光慈、钱杏屯、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由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创办了创造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无论在政治经验、马列主义水平，都处于幼稚阶段，加之受国际、国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表现了较为严重的急躁情绪与宗派主义情绪，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士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持贬低和否定的态度，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攻击，鲁迅、茅后等人也对这两个团体的某些主张提出过尖锐批评。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团结和组织广大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初，我党根据进步作家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3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沈端先(即夏衍)、冯乃超、钱杏屯、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

在“文委”的领导下，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便于统一领导这些组织和团体，“文委”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参加“文总”的共有八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阵容最大、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是“左联”和“社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着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锻炼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队伍。而鲁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㈢ 如何打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品牌

一、制度品牌要突出针对性

制度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保障。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形成了很多制度，但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还不是很多。制度品牌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征：1.激励创新的特征。这种制度能够形成人才脱颖而出、作品层出不穷、活动丰富多彩的局面；2.强化管理的特征。这种制度能够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掌控性，使想管的事情不但管得住，而且管得好；3.彰显成果的特征。这种制度能够使基层的创新成果能够被及时地发现、总结和推广，并得到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应用。

打造制度品牌，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注意把握如下几个环节：首先，思想认识要到位。只有提高认识，才能增强建设制度品牌的自觉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制度开道，用制度治本，充分发挥制度的力量，才能使工作有章可循，有条不紊。“制度高于技术”，这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名言。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来说，特别是处于体制改革关键时期的文化单位来说，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显得尤其重要。其次，建立制度要严谨。只有制度严谨，才能保证制度品牌的科学性。建设制度品牌，要以合理化为基础，以规范化为要求，以高绩效为目标，既指向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又符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实际。第三，执行制度要严格。只有严格执行，才能保证制度品牌的约束性。领导干部要在制度落实上率先垂范，身体力行，逐渐养成习惯，带头形成风气。要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监察，使制度的执行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同时，对不符合发展要求、不符合实际的“过时之法”，要及时修改完善。制度缺失的，要尽快建立。

二、活动品牌要突出时代性

组织开展活动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抓手。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有很多活动，但有广泛号召力的活动还不是很多。活动品牌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征：1.方向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职责。活动品牌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线，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接触性。每一个活动，都是由部分人群参与的。组织开展活动，要使活动的主题真正接触到特定的人群，做到精准定位、高度契合；3.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就是活动要找准切入口和共鸣点，引起参与者深度响应，这样的活动才会有生命力，才会长久，而不会昙花一现，或成为组织者的“自娱自乐”。

打造活动品牌，根据活动的组织层级和推广范围，可以分市级、市（县）区级、街道级和社区级活动品牌。市级品牌活动，一般是大型主题活动，由市级组织策划，因活动次数所限，参与度和覆盖面不可能很大，主要是通过媒体大力宣传，扩大影响，发挥其倡导性和动员性。市（县）区级可不再简单重复效仿，而是形成市（县）区、街道、社区三级工作体系，按照活动要求，结合实际将其细化成具体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法。不能搞动员对动员、文件对文件、活动对活动的形式主义一套。只有这样，才能给基层留下创新创造的时间和空间，激活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工作亮点和特色。同时，对于基层创造的具有普适性的工作方法，要及时发现并总结推广，逐步晋升为上一层级的活动品牌。

三、人才品牌要突出前沿性

人才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有很多人才，但领军型人才还不是很多。人才品牌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征：1.前瞻性。人才品牌要有宽广的视野，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够预见和把握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和方向，高屋建瓴，洞若观火；2.高端性。人才品牌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具有领军性、权威性和话语权；3.创新性。人才品牌要善于学习，努力进取，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采取新的方式方法有效开展工作。

打造人才品牌，可以根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不同领域，按照理论人才、宣教人才、文艺人才、策划人才、产业人才等，分门别类，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锻造，造就一批理论、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造就一批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造就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要把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全市人才战略中去思考、去谋划，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大力营造有益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工作、生活的人文和政策环境，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营造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切实抓好人才的培养、管理、使用工作，对于急需的高端人才，要不拘一格，大胆引进，努力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四、阵地品牌要突出参与性

阵地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载体。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有很多阵地，但产生广泛影响力的阵地还不是很多。阵地品牌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性：1.生动性。阵地要发挥有效作用，首先就要做到吸引人，让人想来、愿意来；2.丰富性。阵地的内容要充实，内涵要丰富，要有说服力，让人真信；3.专业性。每一个阵地要突出主业，把特色做亮，显示出在教育中的独特地位和不可替代性。

打造阵地品牌，首先要根据阵地的不同功用，认真分析参与对象的不同类型和接受习惯，精心策划，精心设计。比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就要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特点，这样才能入脑入心。其次，阵地建设要加大投入，改善硬件设施和环境，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切实改变陈旧落后的面貌。第三，要健全组织机构，提高管理水平，提升队伍素质和专业讲解水平。

五、作品品牌要突出地域性

作品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成果的最终体现。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出了很多作品，但产生广泛认同的力作还不是很多。作品品牌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征：1.服务性。服务大局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职责，作品品牌要能服务地方科学发展、共建幸福和谐；2.贴近性。作品品牌要能切合地方实际，把握民众心理，才能发挥作用，产生共鸣；3.实用性。理论文章要能拓展视野、解决问题；文艺作品要能愉悦身心、引领风尚；教育作品要能增益才智、引人向上。

打造作品品牌，理论研究要量身定做，及时总结地方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升华，着力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攻坚克难；文艺作品要深度挖掘地域传统文化资源，使其得以传承并发挥光大。在引导创作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耐得住寂寞，潜心钻研的同时，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设立重大作品专项资金，支助重大理论课题研究和重大文艺作品的创作，为多出精品力作提供经费保障。同时，要加大成果的转化和宣传力度，使理论研究成果及早变成现实生产力，使优秀文艺作品走进千家万户，增强地域成果和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提升城市幸福感和美誉度。

㈣ 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

鲁迅（1881～1936）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着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着《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着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着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1892—1978) 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川乐山人。1914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2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初到日本时，异国生活中所受的民族歧视，个人婚事的失意，使郭沫若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因此读《王文成公全书》，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王阳明学说又把他导引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此时郭沫若接触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感受到清新恬淡的风味，由泰戈尔进而接触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后来他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由歌德又导引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着作，“对于泛神论和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我的作诗的经过》）。“五四”时期，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派的影响。中外诸家的多种影响，使郭沫若前期思想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1924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他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同年，参加南昌起义，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抗战开始，回到中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他所着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经验，当时被定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1949年北平解放后，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发表了《蔡文姬》等历史剧作。他长期担负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对发展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 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