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什么文化

1. 壮学的特点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壮学同样不会例外。从壮学经历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期的过程中看，笔者认为壮学学科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已为壮学界一致公认，壮学的综合性由壮族及其壮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两方面所决定，即前述的意蕴丰富的“壮”（族）与意蕴广博的“学”（问、科）组合而成的“壮学”具有综合性特点，而非由壮族单方面的客观存在所决定。
从研究主题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涵盖壮族历史文化和壮族现代化两大主题。
从研究内容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渐进扩大。在壮学形成期（20世纪50～60年代），壮学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包括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壮族民歌、歌仙刘三姐、左江花山崖壁画、青铜器与铜鼓）、考古、壮族土司制度、壮医药为主，开始具有了综合性特点。到了发展期（1978年～20世纪80年代），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在形成期的基础上的深化、扩大和推陈出新。这一时期壮族史学、文学、艺术以及语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壮族的别称、地名、文化、民风习俗、婚姻、都老制、羁縻制、歌圩、歌会、文学、葬制、俍兵、近现代历史人物、图腾、社会经济、农业种植、住居、巫术、神话、史诗、原始宗教、哲学、音乐、庄田制度、人口、壮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内容问世，从而突现出了研究内容上的壮学综合性特点。进入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进一步得以彰明，表现为壮族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对新内容的开拓。壮族的“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图腾文化”、“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筛文化”（师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谣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壮锦文化”、“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盘古文化”、“红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们当中的一些壮学研究新内容，皆在这一时期相继登台亮相并逐步建构了部分文化体系，提出了“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解明了壮族“那文化”对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作出的杰出贡献。壮学繁荣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以及壮医药的体系形成和完善。这些皆为八桂学派的“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和“院派”等支派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当中尤以“覃派”（以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三覃”为代表）的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黄派”的粟冠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何龙群、覃德清；“壮医药派”的班秀文、黄瑾明、黄汉儒；“文艺派”的蓝鸿恩、潘其旭、郑超雄、覃国生、韦苏文、范西姆、农冠品、农学冠、丘振声、黄桂秋、廖明君；“院派”的蒋廷瑜、范宏贵、黄成授、萧永孜、李富强等人贡献突出，俱功甚大。
除此之外，在壮学繁荣期，壮族的体质人类学、教育、壮泰文化关系等研究新内容先后问世。这一切完全展现出研究内容上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的交叉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样化和融会贯通性），二为学科的交叉性。
从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壮学形成期主要以调查资料（包括统计史料和口述史料）、历史文献、考古史料等涵盖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为基，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义指多样化和交叉化）展开研究。到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种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进一步扩大，开始借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人口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度研究。
从学科上看，在壮学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展开的壮汉民族关系研究、壮侗语民族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皆属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当然，这种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壮学单方面的成果，应属多学科成果。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壮学的综合性特点以及壮族的地域性特点所决定。壮族人民主要世代居住在当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里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主要民族，自治区西南又与越南交接。因此，历史上壮族与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历史关系上同源异流的壮泰文化关系密切。这就决定了壮学与传统汉学、泰学和新兴的瑶学、苗学、侗学等有着必然关联，从而决定了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这些方面看，壮学学科属典型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壮族被确认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特别是民族学家费孝通、黄现璠等人于1951年领导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黄现璠）访问广西各县后，经过民族访问团深入的调查和专家论证以及壮族各界代表协商，将分布较广的“布壮”和支系多达20多种的壮族分支统一起来称为“僮族”，这一族称为沿有壮族历史上的旧族称。不久，始于宋代的“僮族”民族称谓，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僮族（1965年周恩来总理建议将“僮族”改为“壮族”，取健壮、强壮之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为此，专门以壮族为研究主题的壮学开始得以萌芽和确立，进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发展和繁荣。壮学的萌芽始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壮族历史学家黄现璠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和撰写的调查报告。国家实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壮族学者强烈的民族振兴自觉意识，可说是壮学萌芽的基础。壮学的萌芽、确立、发展和繁荣可说与黄派和八桂学派的兴起、确立、发展及其壮大具有同步性。
按照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客观存在的明确单一研究对象、理论（包括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应俱全，一般认为，壮学形成的起点以1957年黄现璠教授撰述并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论着《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36万余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2月）、《谈壮歌》（《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和《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为标志。黄现璠在这些论着中首先将壮族当作了明确单一的研究对象，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了壮族历史。正如权威的《壮族网络辞典》指出：《广西僮族简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壮族的专着。” 广西大学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确指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着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着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黄现璠的“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黄氏之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提供了史料准备。” “他是最早对壮族进行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学者。”由此有了黄现璠“壮族史学奠基人”和“壮学宗师”的盛名。 黄现璠所着《广西僮族简史》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此，它推陈出新的记叙体例，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后来相继问世的一些壮学论着，正如日本学者冢田诚之教授明确指出：“《广西僮族简史》虽说是‘简史’，但论述的范围较为广泛，内容涉及到壮族的分布和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史、生产、衣食住、婚丧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教育等……这种新模式与后来由《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较而言，虽然两书细节上稍有差别，但显而易见，《壮族简史》的体例大体上继承着《广西僮族简史》的新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志的记述体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等程式化连续性外，还存在着以黄现璠为代表的站在少数民族立场和视点上展开记述的民族志模式的连续性。” 这些评价为黄现璠的民族学在旧民族志与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间作了准确的定位，扭转了千年来只有大民族主义史家随意一味歪曲壮族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格局，揭示出黄氏之书的问世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研究和壮学发轫起到了筚路蓝缕作用。由此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现璠教授最先以壮族为专门研究对象而展开的一系列壮族田野调查及其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成果，满足了壮学形成的基本要件，标志着壮学的形成。而且，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壮学研究与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史或广西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壮族论述比较而言，可以明显看到，无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还是在观点、民族思维和指导理论上，两者既无丝毫关联，更无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从黄现璠等人的着述对早期研究中有关壮族的论述无丝毫引用而多为批判的客观事实方面同样可窥一貌。壮族正是在壮学形成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主体——历史和民族文化，而且从中引出了自己的主题思考——壮族族源、古代社会性质、历史人物评价及其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特质，并从中提出和论证一系列问题，提炼出一些概念和理论，从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壮学学科。
特别是国家在1957年11月正式推出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拼音壮文后，黄现璠的学生韦庆稳便开始了长期专门从事壮语及其文字的研究，硕果累累。“黄派”（由黄现璠及其众多弟子组成）弟子周作秋教授于1958年秋季在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下同）首次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成为将壮学研究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设置了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由此表明，壮学学科不仅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已经成立，而且标志着壮学学科作为“教学科目”的同步诞生。 1956年，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领导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如壮学专家指出“1956年8月，先生（指黄现璠，下同）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爬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时跟随先生从事调查工作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说，这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培养了人材，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壮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束后，先生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着《广西僮族简史》，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特别是1956年在黄现璠教授领导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该所的研究工作为推进壮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62年和1963年，学术界分别在南宁和北京召开了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着重围绕着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即壮族族源问题、壮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和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进而促进了壮学的发展。在壮学发展期，黄现璠及其黄派门人弟子不顾当时“左倾思潮”的泛滥，排除“阶级斗争理论”的干扰，继续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壮学研究，学术成果层出叠见，例如黄现璠撰《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关于僮族族源的探讨》（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黄增庆撰《从出土文物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司马骅、李干芬合撰《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周宗贤、李干芬合撰《关于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深入探讨和辨析了壮学传统研究课题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黄派”宗师黄现璠及其黄派名贤黄增庆、粟冠昌、萧泽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李干芬、周宗贤（后两者为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干芬即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成员）等教授或研究员在这一时期对“僮族考古”、“僮族山歌”、“瓦氏夫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花山壁画”、“铜鼓”、“刘三姐”、“土司制度”、“壮族文学史”等壮学课题的研究中，不仅具有开拓性贡献，而且扩大了壮学研究的课题，对促进壮学的发展和“八桂学派”的兴盛皆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除此之外，八桂学派的支派“文艺派”主将韦其麟、蓝鸿恩、黄勇刹、莎红等人同样在发展期推出了一些壮学研究成果。
1979年改革开放后，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的壮学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 这一时期以韦庆稳、覃国生合着《壮语简志》（1980年）；《壮族历史人物传》（1982年）；胡仲实编《壮族文学概论》（1982年）；黄现璠遗着《侬智高》（1983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汉壮词汇》、《壮汉词汇》（1984年）；韦以强编《壮文论文集》（1984年），韦庆稳着《壮语语法研究》（1985年），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合着《壮族文学史》（3卷，1986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着《壮族通史》（1988年）；《广西壮语地名选集》（1988年）；黎国轴着《论韦拔群》（1989年）；黎国轴,严永通合着《韦拔群传》（1989年）；广西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古壮字字典》（1989年）等壮学论着名高一时。特别是黄现璠遗着《壮族通史》，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 “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着《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 正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评价说：“从黄老教授亲自组织、参加和领导过的多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调查活动及其身居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以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等重大事件中，他无疑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他将大量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和古文字学识，去伪存真，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历史，从而结束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壮族没有一部完整历史记载的历史，可谓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以后黄老教授撰写出版的《侬智高》、《壮族通史》等着作，同样史料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均为国际民族学界开山之作，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 由此便有了国际学术界将黄现璠尊称为“壮学之父”的盖棺论定。 这绝非溢美之词，盖自有其缘由。事实表明：在壮学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八桂学派领袖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已为世所公认。由此加速了壮学的发展，使得壮学进入繁荣期。 任何学科的形成或产生都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知识积累，只有当它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回顾、归纳和总结，方会出现对这一知识体系的命名，给出一个适当的称谓。壮学正是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大量研究成果的知识积累，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知识体系，始有了繁荣期对前期壮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回顾、归纳和总结从而提出“壮学”概念，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壮学概念的思维形成不可能来自毫无客观事实依据和毫无壮学知识积累基础的凭空想象而一夜之间一蹴而就，这显然不符合新生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壮学形成期和发展期的大量知识积累，壮学概念提出的认识思维观念基础如同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壮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实与蒙古学和藏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具有相似性，即这些学科概念的提出或产生，皆经历过学科形成期或发展期的知识积累，即在一定的知识体系已经建立的基础上方会产生。
壮学进入繁荣期以1991年1月21日成立的“广西壮学学会”为重要标志，壮学概念的提出即产生于此时。1999年4月15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壮学繁荣的象征以及壮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壮学从形成期经发展期到繁荣期，学术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国内公开出版的壮学论着共100多部，发表的壮学论文达800多篇，尤以繁荣期硕果累累，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于此不复赘列。在这一时期，八桂学派的五大支派黄派 、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院派等派中成员对促进壮学进入繁荣期皆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区内外学者莫俊卿研究员（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庆稳研究员（黄现璠的学生）；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王昭武研究员（曾任黄现璠的助手）；贵州民族研究所的雷广正；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的韦文宣研究员（壮）；中南民族学院的黄印庆教授（壮）；贵州社科院的朱俊明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等人，皆对促进壮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2. 左江花山崇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怎么样

左江花山崇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是2017-02-16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位于宁明县城中镇珠连村岜荷屯-花山时空剧场。

左江花山崇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451400MA5KYTGY91，企业法人甘陈雨，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左江花山崇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各类文艺演出，对花山文化、骆越文化、民俗文化、边关文化进行文化包装，以文艺演出、展览等多种形式对游客进行展示，组织各类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影视策划、创制、发行；唱片、广告片、广告音乐制作，广告发布，包装签约艺人，艺人经纪，承办新闻发布会，各类商务性会议及庆典活动，市场营销策划，承办展览展示，话剧音乐剧等演出剧目经纪，音频、影视、广告、三维、DVD等多媒体制作，电视台、电台的节目制作，灯光音响、舞台设备、服装和道具租赁，房屋场地租赁；崇左市水路旅客运输经营；民族文化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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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分析左江花山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

①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左江花山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展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独特的作用,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4分）
② 保护文化遗产有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育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品格；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义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4分）

4. 花山岩画是世界遗产还是世界文化遗产

花山岩画是世界文化遗产。
花山岩画地处广西崇左市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流域（范围包括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及江州区和扶绥县境内。）与其依存的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壮丽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包含约105公里左江、明江河段。遗产区面积6621公顷，其中宁明县为第一遗产区，龙州县为第二遗产区，江州区和扶绥县为第三遗产区。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项目。该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中国岩画类世界遗产名录的空白。

5. 知识链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等申遗成功有何重要的意义

早春时节，左江两岸春意拂面。云雾缭绕间，绿的、黄的、红的……鲜亮的色彩点缀其中，凤尾竹、灌木、木棉花和峭壁上赭红色岩画共同构成了一副神秘而震撼的文化图景。

谈及刚刚入选世界遗产的逗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地，画家任赛仍难掩内心的激动。去年早春，受国家文物部门邀请，任塞和北京美术组20余位画家赴广西崇左花山岩画所在的区域采风，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逗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当地山川是非常秀美而独特的。和其他文化遗产聚焦一处人文、自然风光不同，花山岩画是绵延了一百余公里的狭长景观带。对画家而言，现场写生对视觉感受和记录是最为完整的。绘画作品不是对文化遗产的照搬，而是用艺术化的手法对当地景致与人文风貌的艺术再现。地7月26日，任赛在北京环铁艺术城的工作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6. 左江里有什么鱼

左江当然有鱼。左江是西江的支流，发源于越南，和右江一起汇入西江。左江流域的峭壁上留有骆越先民的千年岩画，是广西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7.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的价值

花山岩画地处广西崇左市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流域（范围包括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及江州区和扶绥县境内。）与其依存的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壮丽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包含约105公里左江、明江河段。遗产区面积6621公顷，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我国现在对于文化软实力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对于建设中国文化实力力度加强。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与修复。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申遗成功，不仅是我国文化的历史悠久同时也是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崇左的花山岩画也凭借其独特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留下光辉的一页。

8. 花山崖壁画的文化意蕴

花山崖壁画的文化外显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多样性 - 综观散落在左江流域范围的花山崖壁画之遗址，充分展示了它们独特的多样性，这些壁画多样性阐释了花山文化多样性的外显特征。促成花山文化的多样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左江流域多样性的地形特点是花山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第一，左江流域内的地形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有小块的平原、有高峰矮山、有宽阔的谷地、有曲折的峡谷等等。这些多样性的地形决定了花山文化之外显多样性，而花山文化的外显多样性则体现在花山文化之外观（壁画）上。
2.神奇性 - 审视斑驳不堪的花山崖壁画，呈现在眼前的是引起人无限神奇感的图案。这些怪异、动感的人物和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动作，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到底要反映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学界目前尚无准确的定论。但是，综合左江流域的地理和气候，现有的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粗略判断有一下几种可能：一是祭祀水神，这是目前比较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二是放映当时人们准备出征时而举行的出征仪式；三是放映当时人们喜庆丰收的情景；四是反映人们渴望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祈祷仪式；五是欢迎贵宾的隆重场面。
3.和谐性 - 依据花山壁画斑驳的图案和以往的资料，不难知道，花山壁画图案中有人、有娃、有鸟、有兽、有船、有鼓等，而且这些动物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呈现一种敌对的关系，而是呈现一种和睦相处的状态。这就足以表明，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尊重自然、崇尚自然、有着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念，且这些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生活的起居。如壮族称“房子”为“栏”、“干栏”。一般分上下两层或三层，上层铺以木板，供人居住，下层用作猪牛圈、堆放杂物等。而“干栏”或“栏”则起源于“巢居”，也就是把住所直接构筑在一棵或数棵树上，后来就演变为“构木为巢”的“栅居”。南朝的沈怀远在《南越志》中曾记载：“栅居，实惟俚之城落。”，而“俚”则是东汉至宋代之间对壮族的一种称呼。由此可见，古老的花山文化的和谐性外显源远流长、绵绵不绝。 花山崖壁画的多样性、神奇性与和谐性的花山文化之外显，是左江流域壮族先民在恶劣的环境下、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生生不息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成果展现。它充分显示了左江流域壮族先民坚忍自强、崇尚和谐、兼容并蓄的性情特征，具有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 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花山文化孕育了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苦干、敢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左江流域多山、少地、缺水，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使得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异常艰辛。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古来的左江流域的生产条件也相当落后，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即使是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左江流域壮族先民并不恨天怨地、顾影自怜，而是凭着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出了许多丰富多彩、举世闻名的文化成果，花山壁画就是其中一支美丽的奇葩。从当时的科学技术角度来分析，左江流域壮族先民能创造出如此的文化奇观，完全是凭着一股苦干、敢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创造出来的。
综观花山壁画，巨大的猛兽能和赤手空拳的人和睦相处、载歌载舞，这些都充分证明左江流域壮族先民具有勇敢无敌的精神。此外，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极为落后，他们如何在如此高度的悬崖陡壁上作画，这不仅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更是充分展现了左江流域壮族先民不怕艰险、不畏牺牲、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敢干精神。
花山壁画成于何时？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花山壁画最少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绘画用的颜料、壁画所处的位置进行综合分析，如果左江流域壮族先民缺乏一种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实干精神，那么花山崖壁画绝对是“豆腐渣”工程，经不起2000多年的日晒雨淋、风吹霜蚀。
巧干：花山壁画的图案笔画粗犷、古朴，用现代化学分析法，虽然能够得知涂料的成分，但依照按图索骥制成的涂料，却达不到这样超绝的效果。此外，从花山壁画的构成图案来看，它们的比例、粗细、色彩等都呈现出一种巧夺天工的态势。因此，如果没有一种心灵手巧的内在精神作为基奠，那是不可能绘画出如此精美绝伦的壁画的。
再从古壮字上看，“驮”是古代的壮族文字，读音为“大” （ta），在壮族文字中的意思为“河”；“龙”音为(lŋ)，在壮族语言中的意思是“大”。因此，“驮龙”在壮族语言中的意思就是“大河”。花山的壮族文字是phja lai，phja是“石山”的意思，lai是“麻点、花斑”的意思。因此，phja lai高度概括了花山的外显和内涵，充分显示了壮族人民创造文字具有音、形、意高度统一的技巧，表现了左江流域壮族人民具有过人的智慧。
由此可断，花山文化孕育着左江流域壮族先民苦干、敢干、实干、巧干的精神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的。
2.花山文化孕育着左江流域壮族先民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左江流域地处低纬，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域。常年气温较高，夏季长而炎热，冬季短而暖和，且热量丰富，雨季也比较长，雨热同季。因此生物种类繁多，资源也相当丰富，这都是发展生产的有利因素。但是由于左江流域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山多地少。石山面积大且分布很广。因此，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即使外在的条件这么恶劣，但是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并没有听天由命、无所作为，而是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地创造除了众多令人惊叹的文化成果。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左江流域壮族先民不屈服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是凭借自己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勤劳地从事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在人类的文化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浓浓一笔。虽然花山崖壁画中的一些图案的真实性尚未可以断定。但是，即使这些图案不是真实生产和生活的反映，是虚构的，那也充分论证了左江流域壮族先民在恶劣的条件下，没有庸碌无为；在艰难的道路中，没有裹足不前；在贫瘠的土地上，没有等天靠地！而是对未来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努力改变恶劣的条件，去踏平艰难的道路，去改造贫瘠的土地。因此，才能给后世留下了悠久灿烂的花山文化。
3.花山文化孕育这左江流域壮族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和谐的精神。左江流域壮族先民认为，人有灵魂依附在其体，人死而灵魂不灭；人如此，万物亦然。因此，在“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观念下，左江流域壮族先民产生了“花图腾崇拜观念”、“龙蛇图腾崇拜观念”、“蛙图腾崇拜观念”、“鸟图腾崇拜观念”，等等。这些图腾崇拜观念充分体现了左江流域壮族先民敬畏自然、崇尚自然的精神。从左江流域崖壁画以及铜鼓上的装饰图案看，壮族先民巫师的装束是头戴翎羽冠，身穿羽服，这些装束充分反映了壮族先民与自然界动物和谐相处的思想。在左江崖壁画的人物，其动作姿势有的双手上举，两脚叉开，呈跳跃前进的姿势，这是左江流域壮族先民蛙图腾崇拜的历史画卷，也证实他们有善于模仿自然界的动物，崇拜自然界的动物和渴望与它们和谐相处的精神。在广西扶绥县岜赖山和崇左县（今为崇左市江州区）楞庙山的崖壁画的人物图像中，有的头顶一只鸟，有的戴着鸟头冠帽，这也说明的左江流域壮族先民具有敬畏自然、崇尚和谐的精神。晋人张华《博物志》曾有这么一段话：“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为冶鸟。……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还有资料表明，明朝时期，左江流域还有大象群居；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常有黑斑虎进入太平府城（今位于广西崇左市范围），故时人有“俗有鬼神蚕放蛊，夜无盗贼虎巡街”。（清，雍正《太平府志》）这些都证明左江流域壮族先民具有敬畏自然、崇尚和谐，不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涸泽而渔、焚林而猎。

9. 请问有人知道崇左糖文化的历史吗

早在5万年前，左江流域就有早期人类活动，崇左市绿青山矮洞文化遗址，和“柳江人”同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自古以来崇左为壮族先民骆越民族聚居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地区后,设桂林、象、南海三郡，象郡治所临尘(今崇左市区)。今崇左、宁明、龙州、大新、靖西 、德保等地都属象郡。公元前207年，秦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汉灭南越。公元前106年，汉朝又分全国为13州刺史部，象郡属交趾刺史部(治所龙编县,今越南北江)。汉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废象郡，属地归郁(郁)林郡(治所布山县，今广西桂平)。三国时，郁林属吴。永安七年(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孙吴析交州分置广州(治所南海,今广州市)，郁林郡为广州管辖。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从郁林郡分出晋兴郡(治所晋兴县，今南宁市)，崇左属晋兴郡晋城县(治所在今崇左与扶绥之间)地，历经南朝宋、齐、梁、陈4个朝代。隋属西原地。
唐贞观元年(627年)，置左江镇，分领思同、万形、万承、波州、上下恩城州。唐末设邕管羁縻太平州、左州。宋初沿袭唐制。仁宗年间，侬智高“大南国”起义，后被朝廷派狄青镇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设左江道置太平寨(治今崇左)、永平寨(治今宁明县城)、古万寨(治今扶绥县西北)、永乐寨、横山寨等5寨。太平寨辖太平、万承、思同、上下思城、思明、结安等土州峒，永平寨辖宁明县大部地区，古万寨辖江州、左州，茗盈、全茗、镇远属邕州。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置崇善县，隶邕州都督府辖太平寨，县治在今新和镇岜关山东南1公里处的鳌石村(今旧址已废)。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闰六月改太平寨置太平路。太平路治所今城区太平镇，元末徙治驮卢，辖崇善、陀陵、罗阳、永糠4县和太平、左、养利、思同、思诚、安平、万承、全茗、镇远、茗盈、龙英、结安、结伦、都结等14个土州，辖境相当于今江州区大部、龙州县、大新县中部东部、天等县东部和隆安县西部。
明朝朱元璋的朝臣提出，对广西少数民族，“宜如宋元制，录其酋长，以统其民”。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七月改太平路为广西布政司左江道太平府，太平府治所初置驮卢团，洪武三年复还丽江(今太平镇)，辖太平等16个土州和崇善等4个县。凭祥、江州直隶于广西布政司。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崇善县治由新和迁到太平府治太平镇附廊(县治设在太平镇南街当时的积庆寺内)。清初，思明府降为土府来属，龙州、下石西、江、凭祥、思陵5土州和罗白土县来属。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析思明土府置土思州，十一年改思明州为宁明州，改思明土府为明江厅，省思诚土州入崇善县。
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土左州、凭祥改为县。民国二年(公元1912年)撤销太平府府制，由省直接统辖各县。1917年,全省划分为6道，崇左地区属镇南道(治今龙州)。1921年8月，废除道制，各县行政由省直辖。1928年，撤销土江州、罗白县，并入崇善县。对实行土州制的地方继续“改土归流”,土司制度逐渐瓦解。1930年2月1日，在邓小平等领导下，举行了龙州起义，建立左江革命委员会,下辖龙州、崇善、凭祥、上金、养利、龙茗等县革命委员会。解放前夕，大部分属第七行政督察区，小部分属第四、第六行政督察区。第七区，治龙津 (今龙州) 。辖龙津、崇善、左县、凭祥、宁明、明江、上金、雷平、万承、养利、思乐等11个县。扶南、绥渌、同正3个县(今扶绥县)在第四区。镇结、龙茗、向都3个县(今天等县)在第六区。
1949年12月19日，崇善县城解放；1950年1月14日，左县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左江地区属龙州专区。1951年4月，崇善县与左县合并为崇左县(1952年8月11日政务院批准),“崇左”因此得名。1951年5月，宁明、明江、凭祥三县合并为镇南县，龙津县和上金县合并为龙津上金联合县(后改丽江县)；6月，镇结县与向都县合并为镇向县；7月扶南、绥渌、同正3个县合并置扶绥县；9月镇向又与龙茗合并为镇都县(1957年4月更名天等县)，雷平、万承、养利3个县合并置大新县。1951年10月19日,龙州专区更名为崇左专区。崇左专区下辖崇左、扶绥、镇南、思乐、丽江、大新、镇都、隆安、上思等9县。1952年8月崇左、宾阳两专区合并置邕宁专区(1953年4月23日政务院批准)。丽江县因与云南省丽江县同名,改称龙津县(1962年复名龙州县)。撤销镇南、思乐两县，合并置宁明县。1956年10月宁明县析凭祥市。1958年11月14日邕宁专区更名为南宁专区，1971年11月更名为南宁地区。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南宁地区设立地级崇左市。2003年8月6日，崇左市正式挂牌成立

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浓郁的壮族边关文化。早在二千多年前，壮族的祖先骆越民族就创造了灿烂的花山文化，散落在左江河畔的壁画群至今仍是千古之迷。古老的土地见证了反侵略、反封建、反压迫的历史；1885年，清代名将冯子材在这里奋起抵抗法国侵略者，“镇南关大捷”闻名中外； 1907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这里亲自拉响反清第一炮；1930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在这里组织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崇左市市区在明清时期为太平府府治。市内至今留存有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的太平府古城墙、3座古城门，以及《丽水龙神庙碑》、《奉宪勒石》、王元仁连笔草书《千年寿》等3处碑刻。

10. 请问我们国家壮族的发饰,服装,语言有什么特色

壮族男子多穿对襟的上衣，纽扣以布结之。胸前缝一个小兜，与腹部的两个大兜相配，下摆往里折成宽边；下短而宽大，有的缠绑腿；扎绣有花纹的头巾。妇女穿藏青色或深蓝色矮领、右衽上衣，衣领、袖口、襟边都绣有彩色的花边；下着黑色宽肥的裤子。也有穿黑色百褶裙，上有彩色刺绣，下有彩色布贴，色彩绚烂耀眼。扎布贴、刺绣的围腰，戴绣有花纹图案的黑色头巾。节日或赶墟歌场穿绣花鞋。披戴绣花垫肩。妇女的发式各地有所不同。壮族服饰一般都用自织的土布制成。

服饰是人类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复合表征，即外表特征与心理审美的结合。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是各民族创造智慧的结晶，展示出各民族的精神风貌。

壮族服饰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指服装，即衣服（衣裳），包括衣、裤、裙、帽、围巾、手套、腰带、鞋、袜、绑腿等；一是指装饰（修饰），包括发型、首饰、眼镜、背包（背袋），甚至文臂、文身等。两大部分组合成壮族服饰，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衣是一个民族最具特色的外在形象，既属于物质的硬件性文化，同时又属于精神的软体性文化。它反映了壮族经济发展水平，形象展现壮族的思想理念，即精神内涵，如民情风俗、哲学思想、审美意念、道德伦理、社交礼仪、宗教信仰等。壮族服饰文化形态，包含经济的因素，又包含精神的风格特征。

壮族服饰，与古越人、西瓯、骆越人、僚人有关。现在的民族学专家只能从一些文字的史料来回顾壮族先民服饰产生与发展、衍化的历史。资料表明：桂林甑皮岩发掘的新石器遗物中，有若干件骨锥，专家们推断：那是岭南壮族先民用来缝制兽皮或牵引纤维原始蔽体物的工具，说明古壮人早就有遮体的原生态服饰。以后到汉、三国、隋唐、宋、明清至近现代，壮族服饰随着经济发展而进化。

据专家的专着论述：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黑地橘红色回纹锦残片，说明当时就有了壮锦这种饰物。还有一种“峒布”，是麻织品及蚕丝品，说明远在汉代，古壮民就种麻养蚕，为服饰提供原材料。三国时代的竹疏布，隋唐时代的蕉葛布、细白麻布、筒中布，均作为当时的贡品。元代始种棉花，织吉贝布。明清时期，壮锦饰品制织达到高峰，五颜六色。从专家专着中的回顾论述，可看出壮族服饰制品，从蕉纤维、麻纤维到棉花纤维的进化过程。服饰印染工艺，壮族蓝靛染是有名的，直至当今，一些壮族村寨的妇女，仍以蓝靛染制黑色布料，以缝制黑色的服装。如百色市那坡黑衣壮人，崇左市龙州县金龙一带自称“布代”的壮人，大新县板价布侬妇女，她们穿着黑衣服装在舞台上展示其亮丽，成为展示壮族服饰特点的亮点。布匹染成之后，过牛角胶，折叠打平，闪闪发亮。有的则用米浆来浆过，晒干打平。

壮族１５００多万人口，集居于广西，分布于云南文山及广东连山等地。这么广大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域服饰各有特点，即不同地域，不同板块的壮族服饰，构成多元一体的壮族服饰。

壮族学者梁庭望先生在他的专着《壮族文化概论》中，将整个广大的壮族聚居与分布地区的文化，划分为九个文化区：红水河中下游文化区，柳江、龙江文化区，桂西北文化区，桂粤文化区，邕南文化区，邕江、右江文化区，左江文化区，桂边文化区和文山文化区，来考察、分析各地域的文化特色。对壮族服饰文化的考察、发掘、收集、研究与展示，同样可以用地理学观念来进行。

另一种方法，以江河流域为划分，来收集、发掘、整理、展示壮族服饰，如红水河流域，左、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等等。水文化与服饰文化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巴马、凤山，南丹的蛙婆崇拜风俗文化节，节日展示的服饰亦充满浓郁的民族特色。

我个人多年的采风观察发现，壮族服饰目前仍相对保留传统特色的，如桂西有隆林、西林、那坡、靖西等县，壮族服饰特点较浓，以蓝、黑两色为主色。桂西北的巴马县壮族妇女服饰，其色彩以蓝、白色为主色调，与那坡黑衣壮人服饰形成鲜明对比。那坡黑衣壮男女老少身上，很难找到白色或黄色、蓝色。桂西南的龙州、金龙一带布代男女服饰，以黑色为主色调，妇女穿衣、裤、外套黑色长裙，头戴黑巾，穿黑布鞋，从头到脚，均为黑色，加之人的肤色洁白纯净，形成黑白对比，相辅成统一的服饰美学整体。桂西南的大新县板价村的布侬妇女服饰，亦别具特色：短衣、长裤裙，浅线花头巾、花鞋；镶金牙、戴银手镯等装饰。

他们常在溪边唱壮欢，在家门前晒坪舂糯米糍粑，一派稻耕民族的鲜明形象及精神风貌。桂东北的龙胜壮族服饰，亦颇有特色，妇女戴花头巾，上衣是无领开胸衣，两只扣子，宽大滚花裤，穿布鞋。其他地区也有特色，如云南文山的壮族服饰，特点突出。

壮族服饰的颜色，古代、近代多以蓝靛作染料，染成黑色或蓝色，黑色是壮族服饰主色调。这种主色调，如今保留在那坡与龙州等地的壮人群体中，他们是自耕农服饰文化的活性形态。其他地域的壮人服饰，由于自耕农自足自给经济形态的衰落，转入现代的农耕技术与经济形态，自种自纺自织自制的经济已被打破，自然而然在服装的颜色取舍方面，趋于当代的共同的流行色，如红色、白色、花色、黄色、青色、茶色等，这才出现所谓白衣壮、蓝衣壮、花衣壮之称。其实这是与经济基础形态紧密相关联的。由于在变化，穿黑衣的壮人，就显得特别奇特，引人注目，称之为“黑衣壮”。壮族是统一的整体，服饰不同是由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产生、形成的现象。

我个人以为，纵观整个壮民族的原生态审美，开始都从黑色主调审美观出发，以后才产生异化。

要搜集、展示壮族的服饰特点及发展史，是需要作一番深入的考察与调研实践过程，特别是当代多元化文化的互相撞击形势下，经济及各种文化在互通、互动、互融，势不可挡。壮族传统的服饰文化特点能否保存、发展，变成一种既有传统元素，又有当代审美观的完美结合，重要的一点：不能割断传统，不能否定民族的历史创造，我们只能继承、吸收、创新再发展，形成不远离壮族母体文化、本土主体文化的新型服饰文化，展呈在新世纪民族之林的大舞台。

创新再创造，博物馆提供了依据，即历史、传统，还要从民族的审美传统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如今舞台上及礼仪场合出现的“饺子形”头饰，是硬壳两角尖尖翘上天，配有彩丝，这在劳动中，就失去了功能，只能作舞台装饰品，过于夸大了，就脱离了壮家作为稻耕民族的审美与实际需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壮族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若以性别分类，分男服饰、女服饰；以年龄分类，分老年、中年、青年、幼年服饰；以身份分类，分村老、师公、么公、道公服饰；以礼仪分类，分平装（劳动装）与节日装等。各类壮族服饰都是壮族服饰文化的构成因素，一定要保护、抢救、搜集、整理，为壮族服饰新的进步打下传统基础。在适应当今社会节奏的形势下，壮族服饰应进入一个新的审美境界，做到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当代人的审美需要和实际功能。任何文化的创新，都要从民族的传统、心理、审美、哲学等内涵出发，切忌主观臆造。只有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服饰文化观，才能让悠久的壮族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真正成为壮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鲜明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