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如何交流

㈠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做好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包容兼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西方文化加强相互交流合作，强化国际间的沟通。

㈡ 简述如何才能达成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话和融合

摘要 包容兼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西方文化加强相互交流合作，强化国际间的沟通

㈢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如何看待和理解西方文化

首先一点，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事物，否则先入为主的思想一定让你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
其次，自己探求真理的脚步，除了真实的历史以外，其他人的评论只能做为参考，要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西方的文化历史，这样才能了解西方历史。
最后是比较，假如你对东西方历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你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比较，假如这你也能办到的话，欢迎你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㈣ 如何让东西方文化融合

如何让中西方文化融合。自从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文化就象两条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现在相交汇流了。时至今日，运用先进通讯技术，信息传播极快，地球上的各种文化真正进入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相作用的时代。举个例子来说，如今圣诞节已由原来传统的宗教节日发展成一个充满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聚会。在西方，人们这天更多地选择和家人在一起。国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则更多地把过圣诞作为一种时尚，他们更愿意和朋友到酒吧、歌厅和商场去狂欢，他们的这种推力正把圣诞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洋节中国化。更多热衷过圣诞的人恐怕是一种从众心理，他们更愿意把圣诞当作一个休息放松、聚会的机会。国务院批准出台的节假日放假方案中已将端午、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使人们在对圣诞、情人节等洋节的喜欢和追捧中也不数典忘祖，不淡漠中华文明哺育的传统节日。其实喜欢洋节，并不代表我国人们崇洋媚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出国、留洋已不再神秘，近年来，不少美国、澳大利亚人都兴致勃勃地过起春节，这充分说明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中，中华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正在互相影响和改变着。

虽然中西文化逐渐相交、融合，但是两种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鲜明个性，因为在我看来，融合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各自实现本土化的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说，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合流的话，这也是一种泾渭分明的合流。交会是一个事实，而融合则只是一种可能。文化总是具体的、个别的，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历史形态，没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出于一源，也不能以某一种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标准。首先，随着东方经济，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崛起，东西方在经济上的差异已逐步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政治上的两大体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都在不断异化，相互借鉴，去他之所长以补己之所短，争取建立更完善的体制。其实，随着经济政治的不断跨国化，文化层面已经不自觉的做出了反映并一定程度的发生了融合。一种单一的文化无论如何潜力总是有限的，只有不断的借鉴，吸收，创新，才有发展的前途。况且这种交融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历史潮流。中国作为东方世界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大国，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文化来创新，同样世界文化也更需要中国文化来丰富。基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决非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霸权，奴役，而是平等互利的，因此确实是必要的。

无论如何，文化，这种人类所创造出的永恒瑰宝，有着其隽永的魅力与强大的力量。世界上美好的文化，文明，远不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然文化两种，他们有的将顽强的继承了下去，有的已然沉默的消失，他们都如同其自然诞生的过程一般，本就没有任何界限，暂时的冲突，只是为了更长久的存在，只是为了更加的丰富与完美。而站在城内的我们，不要总是向往城外的美好，无论内外，守住已有的，关键在于用自己的双眼展望真美的，那么我们文化的发展，正如千百年来，正如所有事物那浩浩荡荡的前进一般，是自然的，是自有其结局的。

文化的沟通交流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达到交融境界的。交流当然应该允许争鸣，但争鸣必须是以尊重、宽容为前提，以借鉴、扬弃为手段，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最终回归到交融的本原。

㈤ 探讨当前世界格局下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当前，我国和西方各国日益频繁的经济交往使得文化冲突问题越来越突出，而此冲突已经逐渐进入到了社会和谐的“领地”中，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影响势必将越来越大，最终必将破坏我们的社会和谐，故此事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些迫切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从而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什么？这一冲突如何对我国的社会和谐产生影响？怎样才能减弱这一冲突的能量传递以降低其影响力，从而保证社会和谐？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一、当代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质

要探讨如何减缓文化冲突以保证社会和谐，就必须要探究当代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质；而要探究这一冲突的实质，就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实质？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前代学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作了大量、长期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对文化概念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人。1871年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泰勒第一次给了文化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将文化视作一个复杂的整体，强调的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文化。他认为文化可以继承和学习而得，揭示了文化的传承性特点。文化功能学派的创始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从功能的角度认识和阐释文化，认为文化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而存在，“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②。在马氏的理解中，文化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一切构成要素都具有各种有效的功能，并处于变化和运动中。美国着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在总结了160多种具有影响的文化定义之后，对文化作出如下解释：“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③ 他认为文化体系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有显型和隐型之分的行为模式，由某个人类群体的成员共同享有，反映了群体的意识和行为状况。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则对文化有着这样的解释：“总之，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糊不清的：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④ 格尔茨认为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系统，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对每一种文化的各种意义进行解释以达到能被理解的目的。

从以上几个对文化的“经典性”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相似之处：第一，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可以继承和学习而得，并对人们继续发生着影响。第二，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完整的人工体系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各构成要素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运动中。第三，某一文化为某个人类群体的成员共同享有，反映的是一定时期特定人类群体的意识状况和行为模式，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意义。由此，根据以上对文化内涵的一些共同理解，并进而由这共同理解来看文化冲突，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冲突实际上就是不同文化体系及其构成要素之间产生矛盾、碰撞，进而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乃至相互对抗的现象。由于不同的文化代表了不同人类群体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激烈的文化冲突必然导致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对抗和斗争。

现今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使得中西方文化频繁接触，然而双方在接触之前就有着各自长期独立发展的文化史，都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其构成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建立在包容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良好的自然及地理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不用依靠对外扩张就能够自给自足，所以文化体系几千年来一直有着较大的内涵量和较强的内生力。西方文化则诞生于自然资源及物质条件都十分有限的地中海，人们临海而居，粮食不能自给，陆地交通和交往又极其困难，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努力开拓海洋事业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因此商业航海贸易十分发达。与中国农耕文明相比，地中海文明的对外扩展力较强。由于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存在着很大差异，当二者频繁接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构成要素差异小的文化体系冲突就小，构成要素差异大的则冲突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代中西方文化冲突就是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下，两种构成要素差异较大的文化体系之间激烈的对抗与斗争。

二、循环作用与能量传递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而人又是社会的主体，要探讨文化冲突如何影响社会和谐，就必须要以人为出发点来理解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社会是由社会成员共同建立的有组织的群体，某一社会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共同享有一种文化体系，并处于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的持续影响下，因此每一种文化都是与某一特定社会相联系的。实际上，人、文化与社会之间是相互循环作用的：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又对人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文化决定了社会存在的模式，而社会又是文化的承载者与维系者；社会是我们人类生存斗争的单位，同时人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中才能被理解。

文化冲突对社会和谐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由于文化冲突是不同文化体系及其构成要素之间产生矛盾、碰撞，进而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乃至相互对抗的现象，因而也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文化运动。社会和谐则指的是构成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均衡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一个比较均衡、比较稳定的关系，社会呈现出稳定有序、协调发展的态势。正如我们所知，一切事物的活动都伴随着能量的产生和传递，能量传递的规律则是单向趋于平衡状态，即能量由高到低传递并最终达到相同为止。激烈的文化冲突使得构成文化系统的各种要素在摩擦、碰撞中处于剧烈的运动状态，加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循环作用，冲突产生的能量必定会传递给整个社会系统，从而导致社会系统稳定状态的失衡。当代中西方文化冲突正是这种剧烈的文化运动，它不断地冲击着我国社会的底线和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有可能使社会陷入或至少局部地陷入混乱状态。激烈且长期持续的文化冲突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最终将导致社会陷入整体的危机。我国近年来不断攀升的离婚率、青少年犯罪率以及不断扩大的吸毒人数、艾滋病感染人数等就已经敲响了警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内驱作用，给西方各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经济力量又是当今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西方各国将会更为努力地开发更大的文化市场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将很可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继续加强。由于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差异较大，决定了两者的相互融合就只能是部分性的，如果仅仅依靠文化融合来减少文化冲突，实际上大多是在作无用之功。因而减少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以保障社会和谐，更需要的是尽可能地降低由文化冲突产生的能量，使之尽可能少地传递到社会系统中。由于无法控制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外部冲击，如果要降低文化冲突的能量，就必须将我国文化系统的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保持我国文化系统自身的相对稳定性。

三、文化有限流动

如前所述，文化是组织结构严密的整体，那么构成文化体系的诸要素间就有着一定的组合秩序和架构关系，各要素之间按照相对稳定的方式组织和联结起来，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结构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表层结构可以直接观察到，如器物和技术；深层结构无法直接观察到，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指挥着人们的行为，在一切文化现象的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文化系统的真正决定者是深层结构即核心结构的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决定了文化系统之间的异同，同时它们的稳定与否也决定了整个文化系统能否稳定。因而，要保持我国文化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要使文化核心的各构成要素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对于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国内外文化人类学界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例如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三分法：物质的文化、社会制度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精神文化针对物质文化和社会制度文化而言，是二者的上层结构，所以也是文化的核心⑤。克罗伯等人认为每一文化体系都由显型部分和隐型部分组成，物态的、制度的及行为的文化是显型文化；精神的和心态的文化则是隐型文化。隐型文化即文化的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⑥。怀特则将文化系统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他认为技术系统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组成；社会学的系统由人际关系组成，这种人际关系以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和知识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意识形态系统是文化系统的核心，整个文化系统受到意识形态系统的控制⑦。

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文化结构的核心就是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它们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的不同就是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例如，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西方人则认为人必须战胜自然进而控制自然；中国人强调群体认同，西方人注重个体自由；中国人推崇依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循序渐进，西方人则崇尚冒险进取；中国人注重内心的修炼，西方人则强调上帝的意志。

那么，如果要保持文化核心构成要素的稳定性，就是要保持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的稳定性，如此则会表现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轻易改变。同时，由于文化流动是文化系统生命力的保证，各构成要素必须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运动中。在文化核心构成要素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表层结构的文化要素必须适当地流动，以保证文化系统的活力。这种系统内核不变，表层要素适当流动的文化流动实际上可称为文化有限流动。

文化有限流动不同于文化一般流动，文化一般流动是全面的流动，文化有限流动是部分的流动；文化一般流动是由文化系统自然调节，文化有限流动则是文化系统在一定控制下调节。相比较而言，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文化有限流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自身文化系统的稳定。

四、加强传统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与文化有限流动密切相关，文化认同是文化有限流动的基础，文化有限流动是文化认同的结果。要真正实现文化有限流动，必须加强人们的文化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更多地表现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流动性，而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又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阻隔，因此与以往相比，人们更加需要加强文化认同以提供安全基础。

如前面所示，文化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联，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都是文化的产物。因而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当人们处于一种不同文化接触、碰撞、对抗的环境中时，面对着各种不同的事实存在，会产生一种自我认同以保持自身统一的反应，如果缺乏文化认同，个体就会没有归属感。一个中国人可以和一个美国人友好相处，互相谈论对方的文化，这个时候双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而如果这个中国人缺乏自己的文化认同，就会感觉到在精神上不能和那个美国人对等，则无论如何内心都会有焦虑，很有可能在行为选择上出现问题，而且如果一旦形成一种群体性反应，对社会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现今，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被部分破坏，新的文化体系又正在建立之中，不可否认，社会上出现的所谓“文化虚无”、“文化荒漠”、“文化无根”等等说法，正反映了我们文化体系核心层面的某种缺失。再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人们大多不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来认识经济和科技，反而是被动地依据经济和科技力量来认识自己的文化，这种认识并不是建立在对文化本体的正确认识上，而此时西方文化挟经济实力和先进科技之强势与我国文化发生冲突时，再加以我国文化核心层面出现某种缺失，人们便很容易鄙弃自己的优秀文化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美国着名文化人类学家、文化模式论的创始人本尼迪克特指出，人类文化的形成是因为受到文化模式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正是这样一些模式，区别着不同的文化，同时也塑造着各自所辖的那些个体，控制着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由先民的原始思维发展而来的，以儒、道两家思想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为主流的长期形成的文化模式，两千多年来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道德情操与价值观念。所以，即使人们在崇拜各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可能完全忘怀传统文化。而今，中国经济力量的逐渐强大，已动摇了人们认识西方文化的基础，对西方文化的普遍认同已经逐渐受到质疑。如，美国两大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和肯德基进入中国市场之初，曾倾尽全力宣传本土饮食文化，使得国人趋之若鹜。而近几年，人们开始提倡多吃中国传统食物，少吃西方“垃圾食品”，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顾客比以往明显减少，这两位西方快餐巨头就都只有“入乡随俗”，烹制各种中国传统食品以吸引顾客。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餐饮业，在其他各行业也已经有了相似的情况。由此简单事例即可看出，国人的文化观念已在回归，所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实际上只是在“顺水推舟”而已。

五、余论：探寻共同的文化核心要素

如前面所述，文化的样貌由核心结构决定，那么与系统内核接近的文化要素进入，系统的排异反应会较小，则有可能被接受；反之，系统的排异反应会较大，就很难被系统接受。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甚大，有时表现出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差异较大的文化体系之间可以部分相互适应、补充，但要做到完全融合、涵化，则有着很大的难度。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如同人类的身体有着共同的某些特征一样，人类的文化也有着某些相同之处，只是它们隐藏在各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处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经常是人们下意识的反应，不易察觉。换而言之，人类文化应该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核心要素，这正是中西方文化之间实现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基础。我们应该把握文化的整体结构，探究人类不同行为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寻找到这些隐藏于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共同核心要素。

文化人类学界中有相当一批学者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他们认为：任何一种人类文化，无论多么原始或多么复杂，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研究某一种文化，不能由主观好恶而决定取舍，而应根据它自身的来龙去脉以研究其现象本身。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现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文化冲突问题，更需要深入了解我们自己世代相传的文化，也更需要站在尊重对方文化体系的立场上，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积极理解、比较研究，从而真正地实现中西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㈥ 如何正确看待中西文化交流

回顾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不经意间你会注意他们的身影——传教士，近代历史长河里，他们充当了先锋，为传播西方文化和思想而积极奔走，穿梭于各大场合，给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一笔难于抹去的重彩。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史学界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希望以此为借鉴，探索出一条适合当今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进一步促进中西文化繁荣和发展。那如何辨证地看待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作用则显得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一枚硬币分正反二面，而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锋——传教士，他们的传教对中西文化交流也存在利弊这方面。而这篇文章讨论的主旨是为需求当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部分借鉴，以此在看待近代传教士对中西文化的影响方面，主要侧重于积极影响。 一、 中西接触的先锋。 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既有西方政治上的对峙、军事上的冲突等显性背景原因,也有佛儒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对异域文化的排外性影响等内隐性原因。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清初由于罗马教廷与清政府的“礼仪之争”,康熙帝遂下令禁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此后清政府又进一步强化禁教令,因此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可谓举步维艰。 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西方传教士虽屡遭摒弃,但仍不断来轻叩关门。代表人物有：利马窦、汤若望、马礼逊、洪若翰、罗德先、李损摩太等。以利马窦、汤若望和马礼逊为例。 1577 年利玛窦被派到东方传教，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策略，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展示地图、宣传西方科技等，然后再伺机行事，马上就改变了处境。利玛窦的这些行动不仅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而且也招来了很多知识分子，招至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瞿学会并亲手制作了天球仪、星盘。[3]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有知名学者顾起元、知府王泮、着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及他的两个学生和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的境遇。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着述颇多，他参与编写翻译的着作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策：“一、《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和《崇祯历书》有关。明末汤若望还撰写了对西洋火炮的整个制造工艺的《火攻挈要》一书。 1807年,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作新的努力。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美国的美部会、圣公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等也纷纷派员来华传教。直到鸦片战争,香港割让、五口开端口通商后,有了条约保障的传教士们才将活动基地迁到这些地方,以后,又往内陆腹地迁移。这期间,除了传教士们的悉心传教布道,直接影响信众外,他们还出版了大量的宗教书籍。有的学者统计,仅在1843-1860年,香港、

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就有434种书籍出版,其中宗教书籍329种,占总数的75.8%。这在当时我国报刊出版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在西方宗教文化并不为多数中国人所知的情况下,其影响是颇大的。历史地考察我国基督教文化的渊源,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的宗教介绍到中国,不仅使中国近代宗教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更给博大浩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对我国宗教文化以至民族文化的丰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西学东渐的实践 19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学校、出版书籍报刊,揭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传教士即担当西学东渐的实践者。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一万七千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一万三千所,学生总数约三十五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一万五千所,学生共约八十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一百万名,其中大学生约八千名,中学生约九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一万二千多所,学生约二十五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所,学生共约一百六十三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五比一,学生是六比一,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除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外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外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据统计,1842年到戊戌变法前后,外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多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英国商人美查兄弟在上海创办的《申报》等。这些报刊在宣传宗教、进行殖民教育的同时,也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洋务运动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在这时期,西学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堂、各种近代报刊和品种繁多的西书,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西学的影响已经逐渐从知识界扩大到社会基层。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西学的广泛传播,传统的封建观念开始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价值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着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传教士将西学传入我国,客观上对我国近代科学、文教、医学事业的形成和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学识、思想起到
了启发作用。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王韬等一大批科学家、思想家也正是在与西方传教士的合作中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并在近代中国科技、文教事业、思想领域多有建树,并产生重大影响。 三、传播中学的使者 19世纪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探究。借用“旁观者清”这个说法,他们的研究中有中国人自己没有做或者看不到的新鲜东西。传教士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完成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语言是传教士布道的基础,早期来华传教士不得不攀越汉语这道万里长城。编辑了大量的西文、汉文字典,如1815年马礼逊出版了英文版的《汉语语法》,被誉为19世纪英国中国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鸦片战争后出版了《汉英字典》和《英汉字典》，其它研究中文语法的还有传教士晏马太和富善等等。出版这些字典是过去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以利于更多的西人有兴趣研究中学。传教士的贡献在于把中国经典介绍到西方,如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经典,如《论语》、《老子》等译成西文并介绍到西方;传教士在编撰字典、翻译中国经典的同时,也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许多传教士回国后,都在大学中开设了汉学讲座,并担任主讲,有的则直接参加或帮助欧美学术机构建立中国学的研究中心。其中很多人如卫三畏、理雅各等还成为本国极有影响和学术地位的中国学家和中国学的泰斗;传教士在向中国传布福音与介绍西学时,也注意对中国社会各方面情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向西方社会作详尽的介绍。如:裨治文赴华时,美国传教事务局便要求他“在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等,特别要求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公理会做出完整的报告。”尽管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及其观点带有一定的偏见,但多数传教士对中国儒学文化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外国传教士以其特有的观察视角和学术风格对传统国学提出了一些较中肯的批判。也正因如此,一些初步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曾表现得相当活跃,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许多传教士成为中国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在历史上留下了长久的痕迹。 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来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的文化问题，如冲击传统文化、奴役民众思想、掠夺中国资源等等。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近代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及对中国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发展，中西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的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双方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交流，吸收以往经验，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渠道尤为重要。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中国崛起已成为重要的话题，而文化传播成为我国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障碍，如何让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为此我国在全球积极推广汉语教学，试图通过汉语教学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让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在我看来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方式，但远远不够。 首先，内忧严重，国内思想主导近年来受到直接挑战，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深广，特别的关于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加之自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发展，国内年青一代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严重泛滥，其次，国内5000年的文化精髓未能受到良好的提倡，优良文化传统流失严重，在传统文化脱节和西方文化泛滥的冲击下，国民思想发展让人堪忧。所以，在我看来，要推广和发展中西文化，首先的重点狠抓自身文化塑造，而非所为的马克思主义主导思想。让民众拥有精神归宿，塑民族魂，强中国魄。
其次，在国内经历塑魂强魄后，国家应尽心打造民族文化，5000文化过于庞杂，而能够传输与国际特别是西方的更为稀少，不如毕其功于一役，提炼民族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并以此为主线，借鉴西方传教士先输入数学、天文、医学等优良成分一般，同时适当吸收外来优良文化，使之与中华文化融合。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国际化的今天，加强中西文化交流，是中西双方加强全方位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崛起的一个良好契机，充分利用5000年文化底蕴，并吸收优良的西方文化精髓，以史为鉴，我相信中国文化将更为繁荣。

㈦ 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

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文化承接着过去又昭示着未来，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要结合时代特点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加以积极借鉴，做到洋为中用，博采众长。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㈧ 中西方在古代都有过哪些重大的文明交流

我们都知道中西方存在着巨大的文明差异，甚至发展到今天这种文明差异也确实是存在的，并且一直冲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在很多的地方见识到这种文明的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中西方在古代就有过很多重大的文明交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之路是一条打通东西方的文化之路，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把东方的商品带到西方去，再把西方的商品带到东方去，而通过这不停的商品交换买卖的过程中，毫无疑问的就会带来文明的交流，能够有助于帮助东西方，对于各自文明的认识。这一点即便是在现代也是拥有着特别大的意义，并且现在中国仍然在打造一条新的，前所未有的丝绸之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㈨ 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差异,举俩例

中国人重“内”，西方人崇“外”。

中国人通过节庆活动企盼丰收、享受喜悦，而西方人则更偏向借此发泄个人情绪、张扬个体人格。

思维模式，西方重唯理、思辩细节分析；中方重经验、直觉整体综合。

隐私方面，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时间观，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

客套语，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餐饮习俗，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行为规范，比如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

风俗习惯，中国人对龙有着至高无上的尊重，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西方有一个“打龙节”，龙被视为恶。中国人将红色视为“喜庆”“吉祥”的象征，而白、黑两种颜色为“不吉利”的颜色。因此在重大节日或者婚礼上会穿红装、挂红灯笼、贴红“喜”字。而在丧礼中，人们都会穿黑或白颜色的衣服，代表对已经过世人的哀悼。但西方人则非常喜欢白和黑这两种颜色。外国新娘则穿白色，表圣洁，参加晚会时中国女性一般穿黄色或紫色的衣服，表高贵，而外国女性则穿黑色的衣服，表典雅。（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不断深入，中国人的一些观念也在悄悄发生转变会穿白色婚纱）

饮食文化，西方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而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讲究一天要摄取多少热量、维生素、蛋白质等等。即便口味千篇一律，也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中国则是一种美性的饮食观念，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即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色、香、味、形、器”来把这种“境界”具体化，也难以涵盖全部。

宗教信仰，中国以儒学为核心，以佛教为宗教的文化体系和西方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双数是吉利的数字“666”在中国是吉祥数却是魔鬼复活的日子。

㈩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正如世界上其他种类一样，人类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性情。从广义上讲，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而个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化的角色。正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个性才有魅力和存在的价值。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源流和文化传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背向和发展的异途。这和个人发展的走势有相似之处。因而，要想洞察一个民族之文化和由此衍生的制度、伦理、审美价值等观念的内在灵魂，就必然涉及到对文化的梳理和辨别。然而文化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来加以界定，这样有利于阐述。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从地理环境方面，之所以把这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部分，那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成长离不开他的环境所赋予他的种种特点和品性。同样，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也必然对一民族的文化个性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西方各个国家的领土普遍都不是很大，并且紧紧相依，四周又有诸多的海域。国土面积不大，意味着他们的能源就会想到贫乏。在能源处在危机状态，就会向外扩张（亚洲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早期的西方人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劳作，但随时代的发展，国内的能源匮乏，影响到了自身的发展。所以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世界大战”和各式各样的侵略战争，都或多或少带有能源上的经济因素，当然政治野心是离不开的。正是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他们的资源状况，决定他们的民族的性格都具有外扩性特点。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就显得内敛许多。
这也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细细息息相关。中国可谓地大物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夺。当然元代的铁蹄曾穿越欧亚，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那只能算是凤毛麟角。整体而言，中国对外的扩张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这样的地理环境，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闭关锁国，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据历史的记载，清代的一些官员还不知中国的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甚至闹了笑话：“说的是一位官员对于英国来访的使者，不愿下跪，解释为外国人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等等。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个性当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讲究含蓄（不张扬）、圆容（在一个圈里转）。这种特点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的审美和文化心理。例如，在审美上，女性行为上讲究“笑不露齿”的含蓄美，文学艺术上，讲究含蓄美，重表现而不重再现。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在美术上，讲究散点透视，讲究计白当黑，不讲究三维透视等等。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让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个性。具体在个体上，也是如此，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西方的传统注重“个人本位”“集团意识”而不太注重“家庭本位”“天下意识”（梁漱溟），而中国正好颠倒。正如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中所谈到的“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轻个人，故欧西之自由主义遂莫能彰；后国家，故近代之国家主义遂非所夙习”。西方强调个性要张扬，要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包括身体的魅力（如希腊神话中所展现的人体美以及后来发展的雕塑艺术）。而中国则强调个体应该服从集体，应该把自己融入集体当中，不要张扬自己，要处处体现集体的意志和作风。以大局为重，为了大局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是个体的尊严。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相对而言，只不过中西方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这正如，市场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运用，只不过是以哪一个为中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民族的性格的塑造是具有特殊意义。正如法国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理论着作《艺术哲学》中所强调环境的意义那样。不过他过分强调把环境对于民族的成长的意义和作用罢了。可以说，东西方民族的不同的特点应该以不同的地理环境作为一个前提来加以考虑。
有了这一前提，我们才能在其基础上进行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的（据着名学者梁漱溟对文化的内涵的界定为其三方面）对比探讨。下面就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述。
首先，在物质层面（衣食住行），中国的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西方在中古阶段的物质生活也是以农业为主，只不过中西方的气候不同，所适合种植的东西有所不同，但其发展的内涵是差不多的，没有质的区别。在物质层面，西方与中国出现质的不同应该表现在产业革命以后，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工业上大展宏图，尤其是英国，而中国还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汲汲以求。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我们用的极黑暗的油灯，而西洋却用电灯；我们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骡车，而西洋人用火车飞艇。”（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在中古时期，在物质层面是没有多少质的不同，但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呈现出来的穿着打扮也有所不同（西方由于宗教气氛比较浓烈，参加教会活动时，穿着以黑色为主），住的方面也一样呈现出文化特色和地理特点。直到产业革命以后，这一切才发生巨大变化。
从社会生活层面讲，西方由于受到希伯莱文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宗教可以是如影随行，非常之重要。在中古阶段，还一度对整个西方起到垄断作用，教会的势力之强已达到主宰国家运行的地步。同时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在文艺复兴以后，它们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近现当代的西方的发展可以说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就是它们的瑰宝。使得自然科、社会科学研究得到的蓬勃的发展，国家的法制意识、人权意识得到深入的贯彻。而中国由于在“伦理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对外的探索没有表现出过大的热情，而一心在人事上下功夫。社会的一切包括国家制度都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思维中蔓延开来，家与国是同构关系，国的制度与家的制度没有多大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讲，皇帝就是一家之主，只不过这家的范围比较大罢了。伦理的名分思想让家和国都得以有秩序的存在。在加上礼乐的协助和促进，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温情脉脉的道德秩序。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建设是道德建设为核心，所谓的“修心养性”“修己安人”就是其的表现。就连德国的着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都很惊讶中国的国家建设，说“中国是用伦理治国”。可想而知，中西方的巨大差异。
从精神内涵上讲（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西方表现出来的向度也是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别。先从中国谈起：
中国文化具有“儒、道、佛”三元合一的文化内涵特征。儒家主“入世”学说，道家、佛家主“出世”学说，它们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中国的文化内涵。儒家主要的贡献是那种“天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的精神以及“敬鬼神而远之”的“科学”精神。至于它的“尊卑等级”的观念从现在的角度讲应该放到历史博物馆去。“中庸”（不偏不倚）思想是不利于当今社会的竞争，不利于培养创新精神的，所以也应该取其利避其害。还有其为了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统一、稳定的“伦理纲常”如：“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以及“唯上是尊”的思想，是应该采用“拿来主义”（鲁迅）的态度来进行鉴别、吸收、继承，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其政治上的主张也应该持有历史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如：“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仁政”思想是值得提倡的。如果能融合当今社会的“民主、科学”精神，那么，其精神将会发扬光大。总之，应该充分挖掘其精华，抛弃其糟粕。
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出世”上，道家的“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以一种超世的眼光来普照万事万物，不局限于人世间的“衣食住行”（在庄子时代，经济主体形式是属于小农经济，其周遭环境没有现在社会贫富差距这么悬殊的竞争氛围，大部分百姓过的都是比较贫困的生活。因此，庄子能够纵情于天地山水之间而忘乎人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当时的自然环境允许他在其中“逍遥”思索）。道家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艺术上，尤其是其关于“意境”的阐发在艺术史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极深远的意义。
佛家（指的是中国化的禅宗）讲究“轮回”，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认为人间处处有佛，只要心中有佛。则可以成佛而不必隐居修行。这种思想的传入对中国的文化心理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民间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知识分子当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唐代诗人王维、宋代词人苏轼，就是典型的榜样。
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早熟文化，如打个比方则像是小孩老成化，活像一个小老头。按照梁漱溟所言，则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而这一位小老头却屹立东方几千年，其原因何在？有一位学者曾有点夸张地说：中国的历史是孔教的历史。这话虽然过于偏激，但却不无道理。周孔教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佛、法、道都只是它的助手，围绕它而转动。中国古人总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其中的“兼济天下”就是儒家的入世精神，而相应的“独善其身”则是道家、佛家起作用的所在。至于法家，中国除了秦朝统一时，采用了李斯的法家思想为其突出外，其他朝代都鲜于见到，因为秦朝短暂的历史寿命，不能不归咎于法家的严厉，历代王朝对此都有见识，并以此为鉴。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定儒家于一尊，儒家得到弘扬发展，并奠定了儒家在中国的地位。而儒家又凭借什么来巩固其心脉，按照梁漱溟的说法，那就是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礼俗代替法律”的一种以“伦理本位”为基础的建设思想。这一思想，通过一个家庭套一个家庭组成一个大的家庭——国家，并且通过“士”这一阶层的积极努力宣传，通过礼乐的熏陶，使得整个秩序得以强化和巩固，从此绵绵不绝。要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这一套运行机制还会维持整个中国的运转，就算过几千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总之，中国文化由于早熟，过分向内发展，而忽略了对外的探求，打个比喻，那就是，身体发育还没有完全，智慧已过早发达，越到后面，越发现体力不支，难以为继。这就是跨越发展阶段的结果。
相对于中国文化精神而言，西方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则是异样的色彩。如果说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向内探求的生命活力，那么，西方则表现为一种向外扩张的生命张力，无论是其科学还是其民主。如果说中国文化精神的倾注的对象更多的“人”的话，那么，西方更多的关注“物”，也正是因为关注物，并且把人和物进行分离，“物”是“人”要政府的对象，而不像中国“人”与“物”是统一的，讲究“天人合一”。由于西方“人”与“物”的对立，所以，人要想方法认识客观事物，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才逐步诞生了科学精神。而中国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好亲兄弟一般，当然就不会用心去加以研究对待了，从而也就没有科学精神的诞生，早期中国的科学发明，只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并没有把所发现的东西，提炼成知识，做系统的研究。这也就造成了中国本有的发明成了别人利用后发展的工具。
而西方文化的另一核心“民主精神”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生根发芽呢？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民主，例如，孟子就提出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中国的民主没有西方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如果按梁漱溟的话说那就是：民主精神可以有五种表现，即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取决多数、尊重个人自由，而中国的民主只体现了前面的三种，没有后面两种。而后面两种就是西方的政治民主和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中西方为何会如此不同呢？我们来看看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阐发：“西洋之政治和法律，早于古代海国城邦见其端倪。其次，则基督教会又有千年更好陶冶：在教会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直属于团体；破除家长家族之间隔。最后则经过中古后期之自由都市，培养出近代国家。在近代国家稳定进步之中，乃更发展了其政治和法律。但家族生活偏胜，又演为伦理社会如中国者，天然缺乏政治其事，法律其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与西方发展方向的差异，也就明白了其之所以存在的样态。
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方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和西方是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属于不同的发展路向，就好比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应该认清各自的文化优势和不足，从而扬长避短。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
或是“敝帚自珍”。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竞争、合作的世界，我们应该善于从西方那里学习其“科学”和“民主”精神来丰富自己。我想这才是应有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