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徽商文化

① 徽商文化古今文化区别

徽商文化和古代徽州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它们的内前羡容、概念和时代有所不同。

徽州文化一般指古代(南宋、元至明清)徽州地区的文化，也称徽派文化或徽州学派，是以徽州府官商阀慧丛拍层为主要代表的文化形态。其特色包括了工商业发达、重视风水、注重规矩、尊重孔孟。徽派书院、清明讲、皖南学派等都是徽派文化的具体表现。徽派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而徽商文化郑型则是指徽派商人(徽商)创造并形成的一种商业文化，也就是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业文化特点和发展历程。徽商主要生活于安徽地区，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广泛。徽商文化的特点包括重视信誉、着重发展教育、强调精神财富等等。徽商通过企业家精神、社会责任感及文化素养等方面，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商业文化体系。

总之，徽商文化与徽州文化虽然联系紧密，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注重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

② 新安商人：文化传承造就不朽徽商

新安商人：文化传承造就不朽徽商

核心提示：徽商文化是安徽的骄傲,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300年前,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作为古代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所以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橘仔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圆带汪，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 赀 买官的道路。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行伍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除了徽商好儒这个特点以外，诚信经商和独特的经营理念也是这个群体不败的原因。

诚信经商

徽商在异域他乡的立足、发展和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一些客观机缘以及聚散网络等有关，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之所在。在那个历史年代曾有过鲜明的对比，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坚持不为。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导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五湖四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据此作过精辟的总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经营理念

在经营理念上，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满。并且，做到薄利多销，让利于客。反对强取豪夺，鄙视对顾客欺诈行骗。同时，还热心社会公益，乐善好施。在用人之道上，坚持任用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雅之士，并且，注意培养他们学习思考的习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始终坚持“勤苦、诚实、谦和、忍耐、变通、俭朴、有主见、不忘本、知义理、重身命”的选人思想和用人标准。在人生哲学上，做到重德尊儒，坚持和为贵、礼为先、广交良缘。奉行“温良恭俭让”即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认为谦以交友，和以生财，勤以补拙，俭以兴业。而且，强调“五谊并重”，即族谊、戚谊、世谊、乡谊、友谊并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别崇文、重教、孝亲、讲礼，或者说是重读书、讲孝道、识礼节、扬文风。在古黟，诸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具有教化意蕴的楹联比比皆是。徽商家庭非常重视奉亲至孝。此外，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文风浓郁，崇尚以文会友。同时，在交际中注意公众形象和注重公关策略，所谓“正衣冠，迎送宾客，尊而有礼”就是其重礼讲仪之写照。

回到我们现代创业历程当中，有多少创业者忘记了这些古老的信条。诚信重义，这个被前人反复证实的创业经商不败真理，是不是也应该被我们重新拾起！

③ 徽商文化的文化特征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哪尺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徽商文化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从商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端口、立于不败之地呢？研究徽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时，人们就会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 清末许奉恩所着笔记小说《里乘》中有一个“一文钱”的故事：
有甲乙两位安徽商人，挟重资来苏州贸易，两人各恋一妓女，未几，便为此挥霍一空。很快，他们沦落到日则行乞，夜则寄宿古刹。
一天晚上，两人就地燃火，相对歔欷。甲徽商摸出仅存的一文钱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说：“我有办法了。”不一会儿，乙徽商怀抱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等物归来。
他鼓动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钱买来的面粉，索水调浆，将草缠竹片上，蒙上纸，再遍粘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种禽鸟纸玩具。
待天亮，甲乙徽商各携这些禽鸟纸玩具至玄妙观。玄妙观为苏州寺观之薮，特别是春天，游人如织。妇孺士人见甲乙徽商所携禽鸟，以为酷肖，争求购买，顷刻俱尽。每具禽鸟是以十数钱出售的，甲乙徽商收入了五千多文钱。这时，乙徽商才告诉甲徽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皆拾于诸市上，又用那一文钱买点面粉，这就是全部“家当”。
此后，甲、乙徽商用一文钱赚来的钱，添购各色纸张，拾来鸡鸭毛羽，以肖人物花草等状。两人夜间分制，白天便到玄妙观出售。不到两年，甲、乙徽商便积资数万。他们遂于苏州阊门开设一爿布店，为不忘此店所本，大书“一文钱”三字榜于门。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生意日隆。
无独有偶，徐珂《清稗类钞》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主角是江西南昌籍商人，在明清又称作“江右商”：
一“江右商”因经营不善，在年末只剩下二百钱，债主毕集。于是他到坟间准备自尽，却遇到一轿缓数位也想自尽者，他急救下，相与慰劳。
那人知道“江右商”寻死的原因，嘲笑他二百钱办不了事的观念，便向“江右商”要了那二百钱，买了一坛酒，一块肉，几十件玩具，两人找座古庙，席地饱餐一顿。翌日清晨，那人叫醒“江右商”，告诉他：今日新年，士女嬉游，你去卖玩具，如大人买，可便宜些，如有带小孩，小孩牵衣索买的，可卖贵些。
“江右商”按这话去做了，结果发了笔小财，返见那人，并打算再去贩卖玩具，那人却笑他：
此子之所以折阅也。昨尚岁暮，市中玩具价较廉，故贩售之，可以获利。今已新岁，市中玩具价亦涨矣。吾侪成本无多，利货速售，方足以资周转，非若多财善贾者流，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
徽商是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绝境中，只凭着一文钱，买来面粉，捡来禽毛破纸，依其自身所具备的艺术才能，做成了长者幼童皆喜的玩具，而且他们敢于到玄妙观去和别人竞争。玄妙观在清代确为一商业中心之地，店肆密布，伎艺纷呈，甲、乙徽商却以新美的玩具获巨利，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再看“江右商”，也是走投无路，全靠明白人的指点，自己则缺乏艺术修养，不会动手，只能用二百钱去买玩具再贩卖，才渡过难关。
而且他还不能审时度势，毫无主见，这就阻碍了自己进一步赚钱。
将“一文钱”与“二百钱”作一比较，有见地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徽商”要高出“江右商”一筹，差距是很显着的。也许正是基于此闭首，“一文钱”故事又被丹青高手加以图绘，布之于《点石斋画报》。尽管《点石斋画报》中的“一文钱”故事发生在广东，与“一文钱”祖本有出入，然而情节大致相同，看来“一文钱”故事在清代流传的范围不小，影响也很大。
-------------------------------------------------------------------------------- 但这些“一文钱”故事的源流真假究竟如何?笔者认为：“一文钱”着者许朝恩为安徽文士，耳目甚近，撰文真实性较为可信。度之于明清晋、陕、鲁、粤、浙、闽、湘等诸多商帮，他们的经历虽然也是艰苦创业、揣透行市、擅长经营、灵活应变，可就所处的具体物质环境，挥毫舞墨，娱乐遣情的浸染，教育的开化，礼俗的投入等，均不如徽商那样集中而又扎实。明白于此，便找到了“一文钱”的徽商何以能在逆途转衰为胜的关键。
现撮主要叙述，先从徽州的具体物质环境谈起。据《歙事闲谭》，明清的徽州，“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可以说，明清时的徽州人一生下来，就置于一种典雅隽永、装饰秀丽的时空氛围之中。
他们所居住的楼阁、门罩、廊柱、梁架、栏杆、窗户，雕镂细腻，纹样华美。人物故事、灵兽花卉、神话传说、放牧射猎、挑水劈柴、行走收割、百戏游乐、稚儿玩耍、西湖风景、烟云黄山……无所不包，一砖一物，一栏一事，无处不在，尽收眼底……
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群，如许国牌坊，它是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两侧单间双柱三楼的建筑组成，大块石料，质硬色青，梁枋、栏板、斗拱等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彩凤珍禽、飞龙奇兽，石坊上所有题字，皆是馆阁体”、“擘窠书”。

④ 徽商文化与浙商文化，有什么不同

徽商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儒”字，徽商是典型的儒商，很多徽州人走上创业道路并不是因为他们想经商，而是多年寒窗苦读不得功名，才不得已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有一段典故很好地说明了徽州人之所以经商的原因，徽州许氏族后人许广文读书多年但始终未成，家境也渐渐贫寒。有一天他悲伤地说道：“年纪这么大了，却不能养我的母亲，反倒是我的母亲还在养我，真是羞愧啊！”于是他就弃儒从商了。

浙商经商是从现实出发，很少有虚无缥缈的幻想。有一句话可以很好的体现浙商理念，近代浙商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宁可赚100个人一毛钱，也不赚一个人一块钱。

可见浙商人已经掌握了经商的本质，相比于徽商，浙商更懂得经商。这也是为什么随着朝代的变更徽商渐渐陨落，而浙商能依然屹立不倒的原因。

⑤ 谈谈徽商在历史上的贡献

在殷商时期，就有许多人善于经商，周武王将商朝灭亡之后，这些经商的人作为商朝遗民继续在周朝从事商业，周朝百姓称他们为商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商人。

徽商

商朝时期的商人使用的货币是贝壳，后来逐渐发展为金属货币，商业在商周时期也都是由国家管理。到了春秋时期，这种由国家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都出现了商人和市场，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一、徽商的起源和发展

历代的封建王朝中，有的朝代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商业的发展速度 也有朝代鼓励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到了宋朝时期，因为宋朝统治者对商业的重视，所以商业在宋朝发展到了一个十分繁荣的地步。

徽商发展

再到后来的明清时期，商业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的产业。徽商是商业的一个分支，徽商的崛起也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徽商文化

在封建社会时期徽州人有着宗族聚集居住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明清时期，加上徽州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太多战乱，于是形成了徽州独有的人文环境。宗族第一是许多徽州百姓的真实心理，这也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在徽州宗族之间一起经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明清时期，许多大大小小的商帮开始合作，共同建立商业网络，而徽州商人也以宗族为纽带联合建立了一个商帮——徽州会馆。

徽州会馆既是以徽商为主要成员建立的组织，又是一个含有宗族性质的团体。而当徽州会馆建立之后，徽商团结的力量就开始发挥出来，减少互相之间的竞争损耗，一致对外，排挤外地商人势力。

徽州会馆不但对各地经商的徽州商人提供经验上的帮助，也为外出的徽州人提供食宿或者资助，这些举动对于当地徽商的商业发展和整个徽州会馆的扩张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提高了徽州人之间的凝聚力。

徽商成功的捷径就是依靠官吏，除了同为徽州人的官吏，还有宗族之中进入官场的人可以依靠。徽州对于教育十分看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能够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徽州人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不在少数。封建官僚和徽商互相帮助，让他们的势力渗透到了政治上，无论是地方政权还是中央政权都有徽商的影子，这也是徽商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商结合，依托官吏，这就是徽商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徽州人重视学术，文化之风盛行，尽管许多人从事商业，但是对于未成年的孩童的教育却十分重视。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兴盛，许多人从小接触儒家思想，许多儒士也开始从事商业。

徽州会馆

而儒士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徽商的整体素养，他们将传统的治事与治人之术和商业互相结合，在商业上更加成功。儒商通过对商业的经营发现只有读书，才能明理知事，才能对复杂多变的商业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商业的成功。

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明朝和清朝时期，这个时候的徽州人在朝廷中的势力也十分强大。

三、徽商壮大之后的影响和作用

徽州人大多是以小本起家，为了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在商界站稳跟脚，大多徽州商人都是勤俭节约，坚持经营。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致富的徽州商人因为知道最初经商的不易，更是以勤俭自勉。

徽商故里

但是徽州商人中也有致富了之后喜爱奢侈享乐的，有人沉迷酒色，也有人购买田地宅院。而徽商虽然勤俭，但是在疏通关系上可不小气，为了打开官府对于经商的方便之门，许多徽州商人在赠予官吏财物时都是一掷千金。

但是商业的根本目标是利益，在明清时期，商业因为已经发展的较为繁荣，许多人开始用商业关系来看待周围的人或物。《林居漫录》记载："天下之人，惟利是趋，视仁义如土芥"，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徽商已经是国家中最强大的商帮之一了，但是徽商仍然表面上追求任仁义，主张正义比利益更重要。

但是实际上徽商依旧是追求迅速增加财富，利益至上。儒家的思想虽然帮助徽商在经商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儒家仁义和礼让的思想并没有对徽商造成影响。儒家强调要以"仁义"来约束自己，舍小利而取大义，但是商人们长久以来受到商业思想的熏陶，仍然认为利益为先，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些排斥。

但是有文化的徽商并不会和心中只有钱财，追求利益至上的商人一样。在封建社会中，文人阶层是一个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并且十分看重名声。

而徽商中有不少是儒商，儒商和只追求利益的商人不同，他们遵循儒家思想，讲求仁义至上，因此在文人阶层中受到的待遇也和普通商人不同，封建社会对儒商的认可程度也比较高。

徽商

儒商改变了封建社会时期百姓对于传统商人的一些看法，将他们和明事理，知仁义的儒商联系到一起，提高了徽商的声望。而徽商和文人阶层的接触多了，也做出了许多符合儒家思想教义的事情，如舍小财和取大义，救助贫苦人家等，在百姓中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结语

⑥ 中国的徽商文化是怎样的

徽商是肆滑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从实力上来看可以与山西商帮相抗衡。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于南宋（1127年-1279年），发展于元（1271年-1368年）末明（1368年-1644年）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裂族腊，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以荣宗祖，壮大势力；特别热衷于兴院，开学堂，办试馆，培养封建人才，巩固宗法统治。明、清时，徽州名臣学者辈出，仅仅有五个小县城的进士（中国古代考试中的一个级别）就穗喊有2018人，而歙县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连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为“尚书”（一种朝廷里的官职）、兄弟两个一起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诗书礼仪之风，培育了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⑦ 徽州及徽商的文化历史

徽州文化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

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

在此后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

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

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名称的不断变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对稳定，这就为徽州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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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文化历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

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干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干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4lifechina/Article/nonglilunwen/200708/1157.

徽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在漫长演进的中国封建社会，徽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的产生、崛起、兴盛和逐渐从顶峰消退，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演进，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又和中华文化大背景、和长三角历史地理条件紧密相关。

古徽州山多田少人众，许多人必须“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

这一义，无反顾的“丢”，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条生存新路的开辟，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步很了不起的迈进。

“徽民寄命于商”，是一种生存选择，是一种顺时应变。

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为中原移民，顽强的生命力是构成徽人开拓性的重要基因。

徽人不仅在儒学原典中发掘到不少“士商异术而同道”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明清实学思潮特别是王学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鲜的思想营养，“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商贾何鄙之有”的呐喊给徽人为商者“治生为先”信心的坚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现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广阔的中国长三角大市场。

南宋以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临安(杭州)都城的繁荣，使长三角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凭便利的新安江水运手段输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产竹、木、茶、石料、药材、纸张等有较大需求量。

在长三角大市场里，徽商进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抢占先机经营盐业，获得了商业的空前发展。

典当等行业也在江浙两淮遍地开花。

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徽商，“贾而好儒”，将儒、官、商进行了灵动的．协调，交替为用，以儒饰贾，以仕护商，以商促仕，终于在长三角这一得天独厚的大市场上首先创出了一片天下，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声望。

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言，商的兴衰，说到底一靠市场二靠商品，在某些时候，这些客观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

清道光以后，江浙两淮的地利之便，泛长三角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崛起。

受外国资本主义工商影响，这一带新型工商业快速发展，沿海浙商、广东粤商崛起，而传统工商业则逐渐衰竭，一落千丈。

徽商主要从事盐、典当、茶木等传统的商业，随着时间推移，清廷官盐经销制度的改变使徽商失去了盐业专利之优势，机器生产方式又占尽了徽商一类传统商人手工作坊生产之先机。

特别是咸同太平天国战乱，泛长三角兵荒马乱，徽商昔日快意驰骋的天地已成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战乱将平静的徽商故里变成了拉锯战场和荒野废墟，“十室九空”。

这场战乱对徽商的打击是致命的。

在变化了的时势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思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有的则定居经营之地，成了近现代的宁波商、浙商、广商。

所以梁小民教授认为，说徽商清末以后衰败并不确切，其实是分化了。

当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们则在外国列强挤压和自身的种种局限制约之下r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徽商这种从历史颠峰的消退，徽州各县的徽商并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后，徽商盐业整体消退，而茶、漆、酱行业仍鼎行一时。

婺源、黟县的徽商则在道光以后的仍在各地浩浩荡荡开辟新的市场，直至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周仲友、吴荣寿，郑吉仁、周绥之、程霖生、曹廷声这样一大批名传内外的徽商。

至于有人提出，为何当代以来徽商已销声匿迹，风光不再?众所周知，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长期的“灭资兴无”一直发展到“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个徽人还敢执意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徽商后代湮灭了当年先辈们的开拓闯劲，思想太保守太陈1日，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市场和商品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广东，泛长三角商潮汹涌，在“南下”、“东进”打工经商热潮中， 当代徽商也正在崭露头角，上海码头的歙县徽商，把徽菜馆开到欧洲的槐塘农民，把茶叶叫响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们正在和继续承传徽商的优良传统，创造新时期的更大辉煌。

因此，我们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才能理解种种似乎矛盾的徽商现象，恰如其分地评析影响徽商兴衰的内外因素，准确把握历史背景，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论。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

历史妁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

“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这样一个跨时宋、元、明、清、民国数百年的庞大特定人物群体，在各类史志、各种宗谱、族谱、家谱及有关文献记载上有名有姓有事迹可寻的不下数千上万，仅一部光绪《婺源县志》，就载有婺源徽商千余人，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见记载的徽商，其数目也不在小。

要评析和把握这样一个庞大人物群体的整体特性，准确认知其“主体形象”，似乎有几点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我们既要把握徽商的总体共性特征，又要同时关注其群体内部千差万别的个性表现，从这些丰富的个性内容中准确地归纳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

我们应该坚持从徽商客观实际，史料文本实际出发，认真对这一庞大人物群体作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多种思维方式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将个案分析和整体把握相结合，而且这种量化统计和分析必须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系统的，而不是主观、随意和严重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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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徽商的文化传统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
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勤俭精神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奉献精神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文化精神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着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执着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着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着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着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着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精神文明
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⑨ 大学生为什么要了解徽商文化

徽商文化对于大学生“双创”的启示作用，学者探讨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如何从徽商的产生、发展，直到成功的过程中汲取养蔽枯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念，塑造大学生的“双创”品质，助力大学生创业教育获得突破性发展。其次是提炼徽商宏冲洞创业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信念、互帮判尺互助的团队精神和成功后的“达者兼济天下”的情怀，助推大学生的“双创”教育取得更好效果。

⑩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部动力加上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历扰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困烂梁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汪运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