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和东山文化哪个好

① 古滇名城有什么特色文化

我来介绍下，
古滇名城依托昆明晋宁石寨山古滇文化，所以它的特色文化就是古滇文化呀~~
晋宁是古滇国的都邑治所，滇文化的发祥地、云南青铜文化的中心。据考古研究推断，古滇国约于公元前5世纪即已形成存在。滇国时期，滇池地区的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据《史记》记载：“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可见古时的滇中地区非常富饶，古滇国在历史上曾一度辉煌。公元前286年，楚人庄𫏋率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用武力降服了“靡莫之属”各部落。这时秦军攻下了四川、贵州，截断了他回楚国的路，庄𫏋便“变服，从其俗”，加入了当地民族社会行列，史书称其为“滇王”。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王朝发巴蜀兵数万人击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汉，“请置吏入朝”。汉王朝在“滇王””统治区设置了益州郡，并赐给“滇王”金印，仍令其为“长帅”。在我国历史上，庄𫏋是内地第一个开发西南边疆的伟大历史人物。庄𫏋及其起义军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落后的滇池地区，加速了滇池地区的社会发展，从政治上、经济上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置郡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灿烂的古代“滇”文化，是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滇”文化的最早渊源，应该从庄𫏋入滇开始。庄𫏋对云南地方古代历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② 什么是东山文化什么是班清文化

论远古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格局
2005-09-27 何建木 学术月刊2005/8,髙瑞扫校 点击: 597

三 青铜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三 青铜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都是各有特色，也有一些共性，这说明该时期的整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四川最早的青铜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即蜀文化)与巴文化，它们和中原的商文化相比，可是说同时甚至更早。在云南的青铜文化也可以分为几支，滇中和滇西以及滇南，各自不同；贵州有夜郎文化；广西西部主要是同云南滇南相近的句町文化；在越南主要是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是班清文化。这几大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不同，也有共性。张光直即曾指出：“石寨山、太极山、李家山发现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它们近似东京湾的东山文化典型遗址，并且三处墓群许多共同点无疑表明它们代表同一文化。它们具备以下特征：铜鼓；扇形和靴形斧；青铜浮雕；牛和孔雀作为题材；某些纹饰等。……我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显然是以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为中心，但它的影响十分广泛。”[10]显然张先生已经认识到在青铜文化上表现出来的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了。王大道把云南的青铜时代文明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东、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西的地区．具体而言，他又把前面一个大区分为三个类型，即滇文化(汪宁生称之为石寨山文化)、洱海区域文化和红河区域文化。后一个区又可分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和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两种类型[11]。

关于滇文化和洱海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很多学者已经撰文探讨，也都认为它跟其他地区的文化有很多共性。而红河文化因其在地理上正好连接了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所以要探讨该大区域的整体性问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并揭示其作为两大文化的中转地所表现出如何的特点[12]。红河文化分布在今红河领域，其墓葬形制同滇文化相同，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农具与滇文化一样，也是以有肩长条形锄和尖叶形铜镢为主；此外还有一字格青铜短剑。在石榴坝遗址还出土有带翼无胡戈，这种戈也见于越南的安山、青亭。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以及越南的东山、象山都出有带翼戈，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做长胡形[13]。在文山州东北部，西汉时为句町属地。在这里发现的时代早于西汉前期的铜鼓墓和铜棺墓中的随葬品即跟中原器物相近，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可以同云南滇族文物相比较[14]。句町处于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三大经济区的枢纽地带。其北部与夜郎、漏卧为邻，西接于滇，中有北盘江、南盘江提供了交通便利，东与南越毗邻，沿红河、郁江可通交广，南下沿锦江、明江可抵交趾。交通便利，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到句町国“置自濮，王姓毋”。它与滇、夜郎、且兰、靡莫、漏卧等同屑濮越族系的民族[15]，生产水平及风俗习惯相近，所以其青铜文化面貌跟滇、夜郎都有很强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及，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中出土中原地区典型的铜戈和滇文化系统典型的铜鼓、铜剑和玉环[16]，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同见于右江中游的同一墓地，说明岭南经由句町人滇以及到达中原的交通在汉代以前已经打通。在文山、广南和西畴等地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17]。

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典型器物，在东南亚也有大量分布，这是探讨该区域古代文化及其联系的重要资料。这类器物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是铜鼓，另一种是刃部两端呈不对称状的铜钺[18]。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在滇中西部的楚雄地区产生起，流传至今已有2600多年，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8个省区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份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1920年代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铜鼓以来，1950年代以后又相继在云南、贵州、广西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不少的铜鼓。这些考古发掘品通过碳14测定年代和根据共存器物已知的年代知识，已经可以对其入土年代作出准确的判断，为断定同类传世铜鼓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关于铜鼓，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此无须赘述①。可以肯定的是，铜鼓文化分布区，恰恰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区域，它的分布正好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在红河地区，靴形钺(不对称形钺)的广泛流行，也是该区的一大特色。红河地区虽有可能是靴形钺的起源地，但在滇文化中出土不对称形铜钺的仅有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地，而且两地的65件铜器中仅有21件为不对称形，因此不对称形钺不是云南青铜钺的主要形态[19]。其实，这种靴形不对称钺跟南方很多青铜器一样，有很多制作中心：“由于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居住在这一地区内的很多民族集团常常使用共同的器物，保持相同和类似的习俗。……对不对称形铜钺的研究再次表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文明，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是在云南及其毗邻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发展到它的极盛阶段的。……不对称形铜钺和其他若干迹象表明，代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青铜时代的极盛阶段的东山文化、石寨山文化等，与这一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间，有某些文化继承关系”[18]。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持此观点的汪宁生却说这种形状的钺不可能起源于石器，因为在东南亚和云南都没有发现这种形状的石斧，那么它们到底起源于哪里呢?从考古资料看，在滇西、川西以及澜沧江流域中游的忙怀、昌宁、云县、景东、龙陵等地和下游(即湄公河)的泰国北部、越南南部，都发现有一种形状非常相似的双肩石器。在昌宁和云县的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对称形的有段石斧，非常象不对称形钺，因此估计还有可能不对称形钺的更早祖型是这种石器[20]。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一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在此遗址中发现了3件钺，其中有一件略呈不对称形，中南半岛和西南地区的不对称形钺可能都是由此种形制演变而来。从以上证据看，不对称形钺最早是起源于滇西，然后向东、向南传播，其传播路线一路可能是沿着澜沧江传播到泰国、越南南部，另一路是沿着礼社江、元江一直到达红河流域。

泰国班清文化最先发现于泰国东北部的乌隆府班清村，处在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中游地区，它是东南亚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据泰国与美国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报告称，班清文化可以分成早、中、晚三期：一、早期(公元前3600年～前1000年)，成人的埋葬方式以仰身直肢为主，陪葬陶器放在死者的头部或脚旁，此外也有屈肢葬，婴儿则盛行瓮棺葬。陶器大多拍印绳纹，肩部施加划纹。青铜器有矛头、手镯等，但数量不多．二、中期(公元前1000年～前300年)，只发现仰身直肢葬，陪葬的陶器被故意打碎，覆盖在死者的身上。陶器的特征是尖底，或在口部施加红色彩绘。青铜饰物较早期为多。三、晚期(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葬式仍为仰身直肢，但陪葬陶器完整的置于死者身上。陶器上多施红色彩绘，以圆涡纹为主。同时，也发现许多青铜饰物与铁制工具，以及刻有花纹的陶滚筒，可能用来在树皮布上印制花纹②。在泰国的东北部，还有许多属于班清文化的遗址，比如，在能诺他墓地就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形制和班清一致。从这个分期看，班清文化的早期，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波里尼西亚群岛的拉皮塔文化一样，都是以绳纹陶器为特征。而从它的分布范围来看，又可能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有关，也同南岛语民族的迁移有关，而民族的迁徙，恰恰是在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整体性形成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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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20世纪铜鼓研究情况的概述，详见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对班清文化年代、族属及其文化内涵的探讨，详见美国学者Joyce C·White着作Ban Chiang：Discovery of a Lost Bronze Age，Philadelphia，PA，The 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2。必须指出，班清文化的年代问题在国际学界一直有争议，中国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并没有那么早，而且遗址发掘时还出现过扰乱现象．以笔者从事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经验来看，班清文化的出土器物尤其是青铜器的型式，与云南滇西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出一辙，所以估计年代相去不远，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而从班清遗址中还出土了铁器这一点看来，其年代最早也不超过中国的春秋时期。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的证据也更充分、更明显。在远古时代，越南被称为交趾。在我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有许多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神农、颛顼等本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些记载也并非信史，但却反映了我国西周、春秋战国、甚至更古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考古资料看，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器都具有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样式和风格，说明越南的“东山文化”正是受中国西南古文化的影响而成长发育起来的。东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为公元前4～公元2世纪，受中国战国至汉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在其典型遗址即今清化省的东山村，出土了磨制石斧、有肩石斧及青铜制作的鼓、武器、容器和装饰品，还有陶器、玉制装身具、货币等，是典型的汉文化遗物。特别是铜器，在鼓面和鼓壁上装饰着圆弧纹、锯齿纹、飞鸟纹、船纹、蛙纹，制作精巧，装饰性极强，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器相仿佛[21](p300～413)。根据公开发表的这一批青铜文化资料，它其实是起源于我国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古交趾境内的延伸，越南发表的青铜器出土图式就是很好的证明①。在越南发现的青铜器时间上没有早过我国云南的铜器，且与我国旧史所记的竹(蜀)王子人交趾的年代相合[22]。这种情况说明，越南青铜文化与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如滇文化、红河文化、句町文化是同源的，都在大体上屑于同时代的百越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要想找出越南东山铜器文化的渊源。不要在西方找，而应该在越族人共同的铜器文化中去寻求。并且如果我们认识到越族各支间文化的交流很频繁的话，那么我们将会了解东山铜器和淮河铜器之间形式上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可能是由于战国铜器对岭南百越铜器的影响，以及越族人铜器对雒越人铜器的影响。”[21](p381)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其中象郡就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秦末赵佗乘乱并击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不久即归属于汉，成为汉王朝属下的一个诸侯王，与汉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直属中央政府，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从此时一直到10世纪越南独立建国止，它一直都在中国各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是中国的郡县。而随着中原军事、政治力量的南下，汉文化广泛南被，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公元初年，中原人锡光和任延分别任交趾和九原太守，教当地人民种植庄稼，建立学校，铸造铁器，制定婚娶礼法和衣服样式，晓以礼义。这对于在当地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汉书》中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越南地区被纳入到中华文化圈的文化版图中，至此，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达到一个新局面。

从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立交趾郡、益州郡，一直到东汉时期设立永昌郡，打通西南夷道，西南并人王朝版图为止，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青铜文明也渐次走向衰落．不过青铜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中原人在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就此结束．相反，由于伴随着中原文化大量南进，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族群交通、交往更为频繁，铁器时代才可能在整个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真正开始。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大大加强，奠定了此后又一个千禧年(即截止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双方交往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告别了远古，这个大区域随之进入文字历史时代，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也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③ 除了四大文明古国外，古代还有哪些国家文化较为先进

安纳托利亚文明

大约是今天土耳其中东部地区，其缔造者是哈梯人(Hattians)，哈梯人发展出早期国家大约是公元前2700年，有人认为是亚述人与哈梯人进行的贸易活动刺激了哈梯文明的诞生。但早期哈梯人的文化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美索不达米亚元素，直到公元前1900年从北方迁入的赫梯人征服了哈梯人的国家，其文明才结束。但赫梯人继承并发扬了哈梯人的文化，建立了强大的赫梯帝国，成为古代近东的霸主之一。早期学界因赫梯人采用楔形文字而往往视其为美索不达尼亚文明的衍生文明，但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哈梯-赫梯文明有很强的独立性的文明体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精湛的金属冶炼技术，制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黄金艺术品，下图是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哈梯人青铜牛像，可以看到其细长弯曲的牛角展现了哈梯人精湛的金属冶炼工艺。另外我们一般认为赫梯人是世界上最早冶铁的民族，但根据赫梯早期文献，赫梯征服哈梯人时候曾要求哈梯人交出铁权杖和铁王冠，如果此记载属实那么哈梯人很可能已经掌握冶铁技术，但目前无任何证据。公元前12世纪赫梯帝国瓦解，其领土上出现很多小国，成为新赫梯诸国，延续了其文化，但公元前8世纪这一地区被亚述征服，此后安那托利亚文明逐渐消失，古典时代安那托利亚已经彻底希腊化，

④ 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五百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古滇国的青铜

这是华图网校的回答吗？这和你们的视频内容不符合啊，蔡金龙老师上的课，这题应该选B。

⑤ 古滇国的文化求大神帮助

秦汉时期，在我国云南滇池地区生活着一个较大的部落，称为“滇”。滇池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居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亦饲养牲畜，兼营渔猎。滇人手工业发达，尤以青铜冶铸、金银器及玉石制作闻名。近年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在春秋末叶至西汉初年，滇人已进入兴盛的青铜器时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简称滇文化），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为代表。1955年至1996年间5次发掘的晋宁石寨山墓地，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墓地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证实了古代滇国存在的史实。此外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官渡羊甫头遗址，也都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 在以滇池、抚仙湖、星云湖等高原湖泊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地区，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址星罗棋布。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古代文化遗存，就像五彩的珍珠，散落在滇池周围。尤其是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工艺精湛，形制特殊，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在我国青铜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闪烁着古滇文化的璀璨光芒。 一、“滇王之印”与古滇国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晋宁石寨山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发掘20座古墓，其中第6号墓长3.40米，宽2.30米，深2.58米，墓内存放着一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随葬品有金器、银器和铜器等共计137件。其中青铜器最为丰富，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青铜重器，还有各种人物、屋宇、模型、饰物和贮贝器；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一组6枚）和随侍铜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剑、戟等；生活用具有铜镜、炉、釜、熏炉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显示了墓主的富有和显赫身份。当将要清理到棺底时，突然在随葬物中闪现出一枚亮铮铮的金印。考古队长亲自将它拾起，拂去尘土，只见上面清晰地刻着四个篆字：“滇王之印”。顷刻之间，发掘工地上爆发了一片欢呼声，人们奔走相告：千古传闻中的神秘古墓被找到了！ 据《汉书》和《华阳国志》记载，汉代益州郡首府为滇池县，即今滇池南岸的玉溪晋宁县。《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国故地设置益州郡，又赐封滇国最高首领为滇王，并赐给滇王王印。在西南各民族中，滇王最受汉武帝宠信。但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在各种史志中就再也找不到有关滇国的任何记载，古滇王国从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很怀疑古滇国的存在以及《史记》记载的真实性。滇王金印的发现，证明石寨山遗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也证明了《史记》等汉文古籍有关古代滇国的纪事是可靠的。 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曲，背有鳞纹。滇王之印是云南隶属中央王朝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虽是王印，但其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其原因可能是滇王虽被汉王朝封王，但在中央王朝的心目中，滇王的政治地位只等同于列侯。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滇王和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 “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此墓的墓主是一代滇王。在考古学上，“滇王之印”可以作为西汉时期“蛮夷”王金印的一种类型，为今后可能发现的此类印章（如同样见于史载，但至今仍未发现的“夜郎王印”）提供了进行比较、鉴别的可靠的实物资料，有着重要的考古学价值。“滇王之印”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云南地区隶属于中央王朝最早的实物证据。从这一点上说，“滇王之印”不愧是国宝级的文物。 二、滇国重器——青铜贮贝器和铜鼓 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30多件特殊的青铜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此类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因此，云南考古学界给它们定名为“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藏贝壳的器具。器内贮藏的贝壳，经云南大学生物系鉴定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长期以来，贝壳一直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据唐代樊绰《云南志》记载，南诏时期仍使用贝壳货币。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就是滇人象征拥有财富的特有习俗。 按照形制，贮贝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桶状贮贝器，另一类是铜鼓或其他容器改装的贮贝器。 桶状贮贝器是设计铸造时就是用来盛放贝壳的，外形似桶。腰部微收，上下较粗，底部有三或四足。器盖上往往装饰牛、虎等动物，以牛最普遍。 另一类贮贝器以铜鼓形贮贝器为代表。这是滇国最重要的礼器。滇国没有文字，就利用铜鼓平坦的鼓面，雕铸各种立体的人物、动物、房屋等，以人物活动为主，构成了滇国社会生活一个又一个生动场景。 滇国还有另一种国之重器——铜鼓。分别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两具铜鼓均属于同一种类型——石寨山型。其特征是：制作精美，纹饰繁缛，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纹。铜鼓原系统治权力的象征，并作为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宗教信仰中，认为击鼓可通神灵。因此，铜鼓是祭祀中必备之物。两汉以后，铜鼓除了用作重器外，还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传信集众、婚丧喜庆、歌舞娱乐等方面。铜鼓是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纹身踊”。总之，铜鼓已渗透到西南古代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之深，由此可见。时至今日，我国壮、侗、水、苗、瑶、仡佬、布依、佤等少数民族还相当珍爱铜鼓。 三、“牛虎铜案”与滇人独特的审美观念 江川历史悠久,是古滇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蜚声海内外的李家山古墓群已出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青铜文物4000具，分兵器、乐器、装饰五大类。其中“牛虎铜案”堪称天下无双的国之瑰宝。 “牛虎铜案”1972年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此器为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形体为一站立的大牛，四蹄作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中空，内立一小牛。牛后部一圆雕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此案中之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巨角前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有一虎，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在艺术风格上，充分利用对比、反衬、烘托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态、心理、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老牛驯良无私，小牛单纯可爱，猛虎凶恶残暴，构成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悲剧色彩，反映了滇人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全案构思精巧，造型完善，重心平稳，生动形象，风格写实，具有滇人青铜器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艺术审美和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是云南我国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在古代滇族的青铜饰物中，多有表现猛兽格斗或群咬的激烈情景。在描绘动物题材的扣饰中尤以刻画虎豹凶猛形象者居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画虎豹者也很常见。如有的青铜器常饰以虎豹纹，有的将器耳铸成虎形，有的铜器刻画饲虎形象，也有的在铜器上雕铸蟠蛇立虎的铜柱图像作为奴隶主权威的标志等等，足以表明滇人将虎豹作为勇猛威武的象征而受到崇敬。这种敬畏虎豹之风，古代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例证。 古代滇族青铜动物造型艺术的特点是：主题鲜明，构思奇巧，层次分明，热情奔放，概括而不腻味。以写实为主，又带有一定的夸张色彩，在强调动物外部特征时，又注意内心世界的刻画，从而达到形神俱备的境界。 四、从古文物看滇人的生活 经过相关的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综合分析，学术界已经确认，“滇”人分布在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属“西南夷”诸部落中“耕田有邑聚”的一类，他们的文化遗存，代表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 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青铜器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画卷。其中又以贮贝器反映最为生动全面。着名的青铜器有石寨山杀人祭祀贮贝器、纳贡贮贝器、纺织贮贝器、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铜案等。杀人祭祀贮贝器上，铜柱上捆绑着一个赤身的奴隶，立于两侧的奴隶脚上戴着枷锁，主祭的奴隶主梳着发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展现在人们面前。叠鼓形战争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激烈的战争场面，可能是当时滇人和洱海区域的“昆明人”作战的场景。杀人祭铜鼓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当时滇人举行“祈年”仪式，通过杀人祭祀，以求得农业丰收。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铜俑18人，均为女性，中间一人为女奴隶主，在监督女奴隶从事纺织劳动，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的生产图景。贮贝器反映的生产生活内容非常广泛，有战争、献俘、纺织、纳贡、狩猎、放牧、斗牛、乐舞等场面，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滇国青铜器中直接表现牛的题材最多。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的滇族社会中，畜牧经济仍占重要地位。牛马不仅是重要的家畜，很有可能还是当时衡量财富的一种标志。 经过研究可知，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制造已经掌握了合适的铜锡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兵器掺锡约20%，硬度较大，不易弯曲折断；装饰品约10%，硬度较小，便于打造成各种形状的装饰物。并知道用分范合铸的办法塑造人物、动物及壮观的场面，制范工艺及浇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璀璨的滇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⑥ 古滇文化有什么魅力，令许多人向往

古滇文化是春秋至东汉初期古滇国的特色民族文化。古滇文化作为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名片之一，是春秋末至东汉初期以滇池为中心，劳浸、靡莫、叟等部落融合周边兄弟民族文化、中原汉文化、楚文化、外国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
古滇国孕育了独特的古滇文化。古滇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充满神奇色彩的古滇青铜器，它是开启古滇文化神秘大门的钥匙。古滇的青铜文化，是云南古代文化史上充满神奇色彩的灿烂篇章，是云南古代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寨山滇国古墓群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古滇国神秘的面纱，滇王金印及大量青铜器物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它和安阳的殷墟、陕西的秦佣成为了被国际公认的三大出土奇迹。考古界认为，“石寨山文化”以青铜文化为核心，是古滇青铜时代文明的标志和代表。此外，元代观音洞壁画、石将军山北方天王石刻像、佛教圣地盘龙寺等文物古迹也充分印证了晋宁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云南青铜文化的中心。

⑦ 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五百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古滇国的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

我觉得是D，因为春秋时期的古滇国是处于历史上的青铜时代，抚仙湖南岸江川县李家山墓葬群出土了数千件古滇青铜器，抚仙湖北岸相连的晋宁石寨山曾出土滇王印，这个都说明抚仙湖附近有一座皇城，而只要证明抚仙湖水下古城与古滇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就可以支持上述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