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名词解释 文化误读
是比较文学变异研究的名词术语：指文学作品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而形成的误差。是文化过滤的结果，导致文化错位，但是也必然带来文化创新。有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两种类型。
② 什么是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一门艺术。行为艺术必须包含以下4项基本元素，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该艺术不同于绘画、雕塑等仅由单个事物构成的艺术。
虽说理论上行为艺术可以包含一些相对而言更为主流的活动，比如：杂耍、喷火、体操等杂技，以及戏剧、舞蹈、音乐等，但这些一般归为表演艺术。行为艺术通常仅指视觉艺术范畴中前卫派（avant-garde）或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的一种。
起源
行为艺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它是指艺术家把现实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媒介，并以一定的时间延续。
行为艺术的鼻祖是法国着名艺术家伊夫-克莱恩(Yves Klein，1928-1962)。1961年，他张开双臂从高楼自由落体而下，把这称作《自由坠落》。
行为艺术的特征
特定的环境和含义为依托而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艺术形态。行为艺术相较于架上绘画、传统雕塑等艺术注重艺术行为的结果留存而言，它更是强调、注重艺术家的行为过程意义，是典型的具有表演性特征的过程艺术形态。作为行为艺术家，大多坚信——艺术家个人的艺术创造自由。
其次，艺术泛化性特征。行为艺术家以自己特有的艺术创造行为过程展示，把传统艺术从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高度的神圣殿堂，摆放到了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不过如此”的“平淡”状态。尤其在有的作品中，还请一般观众参与，这就更消解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观者对艺术创造行为的认同感，同时，行为艺术强调的是行为过程，这在客观上，就把艺术注重行为结果的单一视域拓展到了充分认识、注重艺术行为过程的领域。从而有助于人们完整地认识人类艺术整体行为的，合乎艺术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发展运动。最后，行为艺术具有平凡中的艺术深刻性特征。即是说，行为艺术是行为艺术家“有意味的”行为过程展示艺术。我们讲行为艺术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的传统界线，行为艺术家曾邀请观众参与到其具体作品中去共同创造艺术作品。
关于行为艺术的讨论
行为艺术其实也就是当代实验艺术中的一种类型，但是，由于近一二年来，有一些在视觉上比较"刺激"的行为艺术作品被冠上"病态"、"血腥"、"暴力"等称谓之后，不仅在"圈"内，同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行为艺术"的现场性、直接性的特点，在事后仅仅靠几张照片很难来完整地反映某个作品的具体实际情况，所以难免会引起别人对于行为艺术理解的片面性。
关于"行为艺术"的讨论进行到现在，已经在艺术界和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场讨论中，我们的一些大众媒体包括一些专业刊物在这场讨论中一直没有对所谓的"行为艺术"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介绍，道听途说、以偏概全式的报道误导了大众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对于"行为艺术"的了解。
我们要客观、公正地讨论这些艺术现象，就必须要提供给业内人士包括一些对前卫艺术有兴趣的网友全面了解这些作品以及与"行为艺术"有关的评论文章和知识背景，这对于我们冷静、理性地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论会有所帮助。
行为艺术采取很夸张的表现手法，用行为来表达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些行为有的是美的，有的是丑的，但不是人在正常状态下有的。
自行为艺术出现在中国以来，由于和中国人的审美观、道德观以及社会传统反差较大，始终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行为艺术”的发展中部分创作者更以自虐、伤害、鲜血等极端行为作为表达的主要方式，直接挑战人性和道德的极限。我们在这里列举，希望可以拓宽我们对于艺术、人的生活乃至生命的思考。
行为艺术在中国
所谓行为艺术是一种艺术家用思维和行为过程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现代行为艺术兴起于西方，是西方当代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
中国的行为艺术是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拿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从1985年新潮美术时期�（1985—1989） 它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宋永平、宋永红兄弟的“一个场景的体验”、丁乙等人的“街头布雕”等具有行为展演倾向的艺术活动，普遍采用包扎或自虐的方式，这与80年代年轻艺术家企图通过反文明、反艺术的手段来求得精神自由的价值取向有关，透露出对“文革”、对精神压抑的反抗，表达了艺术家寻求思想解放的时代愿望。
80年代，行为艺术进入中国。最开始的行为艺术总是惊世骇俗、叛经离道的表现形式出现，猛烈地撞击国人的感官、挑战精神的承受极限，让大众敬而远之不能接受。在大多数人看来，行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小团体性质的行为，是社会非主流的意识。
如今，这种曾经小众的、先锋的、前卫的、充满哲学意义的艺术形式，已经蔓延到各个圈子，融合了各个领域特色、以变幻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娱乐圈、文学圈、宗教领域、公益事业……都借以行为艺术这把利剑在第一时间吸引到眼球宣传了理念，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悄然走进了泛行为艺术时代！
其实艺术也好，做秀也罢，各取所需未尝不可--表演人士或达到商业目的，或引导教育了大众，或发泄了情绪，而看客观众们思想受到启迪心灵受到震撼，再差也能添份茶余饭后的谈资。泛行为艺术，何乐而不为
90年代行为艺术
90年代行为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艺术家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过程，一种是艺术家展现自身生存生活状态的行为活动。
第一种往往是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的社会性行为，例如有一群艺术家从大都市来到贫困山区，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创作，用来表达艺术家们厌恶商业文化希冀回归自然的心态，这整个过程就是一项行为艺术；一个名为“新历史小组”的团体出售自制的“集邮牛仔服”和着名企业家肖像画，用来说明消费时代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的关系；更有人把成千上万的红伞挂在公园的树上，让游人漫步其中，使观众成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或许您在不经意间也搞了一把行为艺术呢。但是这种行为艺术在进入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往往受社会、市场、公共秩序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这种行为艺术目前很难举行大规模的活动。
第二种形式，因为是艺术家展现自己生存生活状态的行为艺术，所以越来越成为行为艺术家热衷的形式和手段之一，结果就有了赵半狄与玩具熊猫就环保问题展开对话；舒勇在情人节找花草树木谈情说爱；王晋与一头骡子结婚等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行为艺术与行为艺术家。
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行为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当生活被艺术家们作为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又是那么出忽我们意料，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常态生活的理解，猛烈地撞击着我们感官和精神的承受极限。他们用艺术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往何处去？但同时我们也对艺术的底线提出了巨大的疑问.
回望几百年前的传统艺术家，伟大的在历史上留名者往往反映当代现实者，行为艺术作为当代新兴艺术形式，更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可以嬉笑怒骂，可以玩世不恭，可以做很多出乎人们预料的事情，不怕引起争议，不怕当局禁止。艺术是个很伟大但却很平凡的东西。再看如今中国行为艺术，普遍并没有平凡化，恰恰相反，一个个都装得高深莫测。行为艺术是需要观众的，当绝大部分观众对其厌恶反感的时候，此时的艺术已不能称之为艺术。血腥暴力色情并不是人们审美情调的主体，过多靠渲染如此的小众群体者，在人们普遍审美情趣上便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即使很多参与行为艺术的人自己本身便不以为然。
通过行为艺术的含义解释我们可以了解到，非视觉审美性就的审美，既行为含义审美，这种形式有些类似中国水墨写意的意思，重点是在一个意字。这个意字必须服从于审美性之下。而一般从学富五车的学者到大字不识者心中，都有一个人类普遍审美性，也就是非丑恶性，这是个人类共性，不丑既为美。当人们在审视他所看到的行为艺术作品时，当所看到的作品超出这个审美共性时便会感觉难受，厌恶。而中国当代行为艺术作品很是不乏此类作品，这也是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糟人非议的原因。这种现象最终将导致行为艺术为大众所难以接受，影响行为艺术本身的前途。[编辑本段]中国当代的行为艺术从地下走到地上的开端
中国当代的行为艺术发端于1979年的星星美展。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行为艺术以不速之客的方式在展览会上亮相，立即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由于行为艺术抢了现代艺术大展的风头，在圈内遭到排挤。随后，由于政治原因行为艺术家们一直处于地下状态。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一位美国女艺术家，来到中国，周游了北京、上海之后，去了成都。当时成都市政府正在治理护城河，并且把这一工程作为政府的头号工程。这位既是行为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环保主义者的贝特西·达蒙女士，通过成都市环保局，以保卫水的名义，在成都街头成功举行了一次行为艺术活动。由于这次活动有政府的支持，新闻媒体也放开了手脚，对公开出现在成都繁华地段的行为艺术进行了大肆报道。从此行为艺术以正面的形象在中国大陆粉墨登场。这次活动邀请了中国和美国近10位艺术家参与。中国艺术家尹秀珍、曾循、戴光郁的作品备受关注。成都也因此成为了行为艺术的前沿阵地。
中国的行为艺术需要警惕“非艺术”的颠覆
各种以“艺术”之名，行“非艺术”之实的行为一度迅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的危害性不在于针对某种艺术问题而在于对整个艺术的颠覆。
我们今天对西方艺术的过去百年至的发展历程已不算陌生。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有三个词是普遍被提及和运用的。一个是“现代”。这是西方艺术总体上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性质，其中积极的历史性成果已为我们所识并借鉴。另一个是“前卫”。它以超越形式语言规范的实验性为表面特征，更以在文化内涵上的探索性为根本特点。“现代”的艺术不一定都以“前卫”姿态出现，但“前卫”的艺术推进了艺术的“现代”进程，它本身良莠掺杂，只有经过历史选择和文化过滤，它有价值的精神方面和物态结果才成为文化总汇中的组成部分。再一个是“非艺术”。它经常与“现代”和“前卫”伴生并混同于其中，但实质上并不具备真正的现代精神和前卫意识，因为它以否定艺术的价值、特别是艺术的创造性价值为目的，采用极端的手法和捣乱方式颠覆艺术。它要打破的并不是所谓艺术的“界限”，而是整个艺术本身，因此，它属于艺术之外的破坏性行为。对这三个词也即西方艺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种现象，我们不能混而视之，尤其不能把形形色色的“非艺术”行为视为“现代”“前卫”。
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非艺术”行为，首先是对国外各种“非艺术”现象的抄袭和沿用。血腥的、残暴的、破坏的、敌意的；自虐的、施虐的种种手法，在西方早已有之，这是“非艺术”行为不求其“新”、只求其“异”的基本特点。在某些行为者那里，甚至“异”得超过了西方的已有程度。这些行为的出发点完全不是建立在艺术发展史逻辑之上，也没有提出什么艺术问题或要解决什么艺术问题其意义不在艺术之中，而是指向我们正在发展的艺术形式，向认真的、严肃的艺术创造进行挑战，以构成对艺术的颠覆。这类活动的策划人和组织者想必了解和熟悉西方艺术已走过的历史知道这类“非艺术”行为的真正指向。让这类行为在中国发生，无非是针对正在朝着现代型态发展的整个中国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艺术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总的趋势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条件下建立具有现代文化内涵和视觉样式的型态，不同年龄段的几代艺术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发扬创新精神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艺术实践的各种课题。“现代”一词已不再是与“传统”对立的艺术样式，而是中国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几代艺术家共同的文化理想包括许多青年艺术家以“前卫”的意识对某些艺术问题进行真诚的探索，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要警惕的是。一些“非艺术”行为试图颠覆艺术在今日的存在价值和健康发展的中国艺术。
③ 精神分析心理学对设计心理学的启示有什么
美国西密执安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J.A舍伦伯格甚至将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作为20世纪社会心理学大师的第一人。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地审察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内容就会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似乎缺少与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更广泛的联系。在许多社会心理现象或社会行为的实质性解释上精神分析理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行为主义、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等各种理论学说对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说明。那么，精神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的根据是什么呢？查普林和克拉威可认为：“弗洛伊德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是有限的”[1](P578)。那么，作为精神分析的整个学派是否也缺少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呢？或者说，精神分析理论是否也同其他心理学流派一样主要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而不属于社会心理学呢？
显然，简单地否定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心理学价值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的确，精神分析一开始与社会心理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它甚至仅仅是一种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以及后来的代表人物并没有使这一理论仅仅停留在个性心理研究的层面上，而是从关注与人类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入手，使精神分析逐渐走上了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精神分析运动中融及到了大量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说，在各种心理学理论流派中，精神分析是最具有社会心理学意义的心理学流派。至于为什么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体系中，除了个体社会化理论及态度学说等少数的几个方面外，精神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缺乏应有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逐渐被排斥到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边缘。与当代完全尊奉实证主义原则的科学社会心理学相比，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显得极不合时宜。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当代社会心理学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人文主义取向的排斥已经使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越走越窄。第二，长期以来缺少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概括。精神分析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其内容丰富而庞杂，既有对一般心理动力的探索，也有对变态心理过程的研究，许多社会心理学论题就是与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当把它们从精神分析话语中“翻译”成现代社会心理学语言之前，人们往往会忽视它们的社会心理学价值。因此，在精神分析创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发掘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心理学论题，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可以系统地总结精神分析学派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所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期获得关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的启迪。
二、精神分析中的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
精神分析，就其内容来看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理论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代表人物那里，理论观点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我们很难估计在所有精神分析理论中到底涉及到了多少社会心理学的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把各精神分析理论家的学说中具有社会心理学本质意义的内容加以概括则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中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
论题之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
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研究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如E.A.罗斯指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由人类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面(psychic places)和心理流(psychic currents)。”托马斯则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主观方面的普通科学[2](P1-2)。与这些社会心理学主张一样，精神分析理论也是从探索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而涉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的。
1913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自《梦的释义》出版之后最为自信的一本着作——《图腾与禁忌》，这部着作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开始了社会心理学的历程。在该书中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扩展到了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上，他指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这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认为相同的此情结构成了心理症的核心不谋而合。”[3](P192-193)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类对图腾的崇拜活动就是出现在我们今天儿童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表现。因为他相信，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原始人曾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一个充满暴力和嫉妒的父亲将所有的女性都占为己有，并驱逐了他的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儿子们，有一天，被驱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继而儿子们后悔了，罪恶感使他们制定了两条戒律，(1)祭奉象征父亲的某种图腾动物；(2)宣布放弃那些促成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这便是原始图腾崇拜以及外婚制的由来。总之，道德、宗教、艺术以及一切文明化的制度都是起源于某种心理动力——在这里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从这种心理动力中弗洛伊德得到了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起源的说明。
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大弟子（后来又与其分道扬镳）卡尔·荣格那里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表述——集体无意识说。所谓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存在于个人无意识深处的更深广、更隐晦、年代也更久远的东西，“他不是源于个人获得物，而是源于遗传的一般心理功能的潜能，即源于遗传的大脑的结构，这就是神话联想——即那些不需要历史传统或移植就可能重新萌发于任何时代和国土上的动机和意象”[4](P588)。荣格相信，曾经被原始人所获得的集体无意识内容，经过世代相传已经积淀在人的天性之中了。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活动中具有先验的决定作用一样，荣格也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个体按照他的祖先当时面临的类似情境所表现的方式去行动的先在的决定因素。进而，集体无意识也就成了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因素。因为无论是科学发明还是艺术创作，虽然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最后都得凭借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或“原始意象”。例如，荣格认为，“能量与能量守恒观念一定是某种潜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5](P68)。这种原始意象在最原始的时代就存在，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对魔鬼的信仰、魔力、灵魂不死的观念等。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这些充满着神秘主义迷雾的学说，显然得不到科学研究的证明。但是作为一种对文化与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却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包括各种文明制度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其中涵括着人类心理活动的轨迹也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学说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中我们看到，探索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已经成了文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6](P56)。
论题之二：心理现象的社会文化决定
把社会文化要素看成是人的心理生活的决定力量，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文化学派的基本观点。如果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社会心理学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探索上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则把这个过程颠倒了过来，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主要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因此，寻求心理活动的社会文化原因便成了社会文化学派的自觉任务。而他们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也就构成了精神分析中又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
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阿德勒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理本能或性本能学说，强调人的行为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他认为只有研究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别人的态度我们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正是阿德勒的这一主张使精神分析理论开始了从注重本能和个体因素到注重社会群体因素的转向。沿着阿德勒开辟的道路，社会文化学派的主将霍尼进一步将社会背景、文化因素以及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发展的重要性提到了首位，使得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主旋律。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霍尼指出，要了解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必须考虑他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模式。她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冷漠、对立、疏离和怀疑之感，这往往会使人体验到一种孤立无助的失意与惶惑，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潜伏着敌意的世界里的人，难免从儿童时代起就会形成一种基本焦虑，并由此埋下了日后产生神经症的隐患。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改变自私自利的状况，神经症的自私就会肆无忌惮地发展。概括起来看，霍尼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心理活动是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的反映，个人潜在的内心冲突实际上是他所处的文化中的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
与阿德勒和霍尼一脉相承，精神分析学者沙利文和弗洛姆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理论。沙利文认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心理过程（包括变态过程）的主要参数。从这一观点出发，沙利文提出了一个极其独特但却深刻反映了他的社会文化观的思想，即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即社会心理学”[7](P166)。这一让人感到奇特的思想的前提是：精神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由身体的构造决定的，而是由患者的人际关系受损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损伤造成了患者的焦虑，并进而导致了其整个经验世界的分裂。总之，精神障碍导源于不适宜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精神病学所涉及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7](P167)。这种观点能否得到生物医学的承认暂且不论，但仅就沙利文对社会文化因素——人际关系——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来看，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社会心理学思想。
同沙利文及其他社会文化学派的学者们相比，弗洛姆则更加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弗洛姆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本性，他的热情和焦虑，都是文化的产物”[7](P173)。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历史创造人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对人的创造过程加以理解和解释。弗洛姆在其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等理论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于精神世界的机制。如弗洛姆认为社会潜意识就是通过语言、逻辑和禁忌这三把“文化滤斗”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共同语言中的语法和句法规则通过其蕴涵的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哪些则不能；一种文化范畴中的逻辑规律则决定着其成员认定什么是自然的或合理的，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方式甚至思想内容；而社会文化中的禁忌则对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起着塑造作用，那些被认为是不合理或危险的思想、情感或态度就会被排除在意识之外。通过文化过滤器的作用，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导致该社会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意识经验的压抑，这就是社会潜意识形成的文化机制。
总之，我们从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中看到了一种极具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即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所有的思想情感，都是为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所决定的。
论题之三：群体心理问题
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个性心理学理论，这与精神分析学家的治疗对象是个体的患者不无关系。然而，精神分析决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心理学，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精神分析学家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群体心理问题应是不争的事实。群体心理问题也是蕴涵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
在精神分析的范围内，首先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集中关注的当是弗洛伊德。为了实现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体心理学向社会心理学的转变，弗洛伊德于1921年完成了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在该书中，弗洛伊德几乎完全接受了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G.勒朋关于群体心理的观点，认为群体之所以使人“着迷”，取决于这样三个因素：(1)从纯粹的人员数量上获得无敌感；(2)行为和感情的相互感染；(3)暗示感受性。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试图用里比多的概念给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8](P96)。他从精神分析特有的立场出发，强调联结群体的力量是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他认为暗示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是因为受暗示者具有与他人保持和谐的爱他人的倾向。换言之，只有体现这种爱的关系的里比多“才是构成群体心理本质的东西”[8](P98)。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观。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是力图将群体心理的产生纳入他的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里比多理论的框架之中。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甚至认为他除了重复和肯定勒朋的观点之外，自己在群体心理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9](P72)。对此，在这里我们不想多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弗洛伊德把群体心理研究看成是精神分析的份内之事，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在精神分析的体系内部无疑是极具社会心理学意义的“举措”。
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是属于动态的群体过程中的心理问题，这种群体被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称之为“群众”(crowd)，它属于群体的一种非常规形式——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形式。弗洛伊德的研究集中地代表了精神分析理论对群体心理学中的集体行为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精神分析还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探讨了群体心理问题，或者说，该派理论家们还以诸如民族、部落等社会群体为对象进行了富有精神分析特色的群体心理研究。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弗罗姆的社会性格学说。弗罗姆认为，每个具体的人的性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个体性格，它体现的是同一社会群体中成员间的心理差异。二是社会性格，它是一社会阶级或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的重要的性格成分，“社会性格体现着一既定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性格结构的核心”[7](P174)。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心理就是该群体全体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特有的共同心理，也就是由共同的存在条件引起的对他们来说是典型的心理”[10](P185)。应该说弗罗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已经正确地揭示出了群体心理的本质，相对于行为主义的科学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心理的否定而言，这是群体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的重大贡献。而在文化人类学阵营中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类似于弗罗姆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准确和具体的表述。如拉尔夫·林顿的“基本人格类型”、卡丁纳的“基本人格结构”以及杜波依斯的“众数人格”等都是对类似于“社会性格”的群体心理问题的典型研究。当人们在感叹因缺少有效的方法而不能对诸如阶级、民族等这样的大型群体心理进行科学分析时[10](P179)，精神分析理论家们早已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甚至还使用了颇具科学意义的统计方法——“众数人格”正是通过人格资料的统计学处理而获得的一种属于民族、阶级等大型群体的人格概念。
④ 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已成为国际人文学科显学之一的新兴学科，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今，它在全世界的影响正日益扩大，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都早有了十分正规的比较文学系，在我国，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着名大学在内的高等院校，也先后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这一切，表明了这门学科在世纪之交和21世纪来临之际的勃勃生机。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国家教育部于1998年正式确立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将其列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定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无疑更为这门学科注人了生命活力。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相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目标所隐含的潜在可能性或研究成果所达到水平的一个程度量，是界定比较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内在尺度。这种尺度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性质，并因时代的变迁、学派的不同而有所变动。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原则，是在进行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为实现比较文学的学科目标和确保研究成果的可比性水准所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比较文学得以存在的立身之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同源性。在以同源性为突出特征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中，影响的种类、影响的途径和接受的实证性方式就成为法国学派比较文学具体的研究内容。除此以外的一切比较文学研究，由于缺乏同源性，法国学派均否认其属于比较文学。由于在法国学派那里可比性已被人为限制到很小的领域内，显而易见，这并不是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全部。
(2)、变异性。出自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差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
（3）、类同性。比较文学发展到以平行研究为特征的美国学派时，影响研究的束缚便得以突破。可比性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类同性和综合性作为平行研究可比性的特征凸现出来。平行研究的对象是彼此毫无直接影响和亲缘联系的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文学。因此，类同性所指的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在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思潮乃至文学规律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而综合性则是立足于文学，以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比较的一种交叉关系。因此，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就在于类同性与综合性。
⑤ 为什么说文化过滤必然导致文化误读
太监被净身了你能说他是纯粹的男人？
⑥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过滤和文化迁移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在你学的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基础上，对比中英两个不同背景下的茶文化，怎么产生，演变和发展的等等。同时要注重突出文化因素的作用。这个可以写一篇小论文了。
⑦ 关于比较文学的一些问题
在香港，相对严谨和体系化的流传学研究约始于70年月中后期，标志性事故即是美国流传学泰斗施拉姆到香港中文大学短期任教并开办了流传学硕士课程，开展了亚洲新闻的研究。80年月，随着更多在美国学有所成的本土学者回港，研究阵容和效果都显着强化。进入90年月后，来自本土、大陆及外洋的学 者搜集香港，学科配景、知识框架的差异，关注领域及研究题材的宽泛多元，使得香港流传学渐渐成为中西交汇之地。
⑧ 为什么说文化的过滤必然导致文学的误读举例说明
这个来自《诗经》的典型范例。雎鸠本来是一种凶猛的鸟,《关雎》原是以雎鸠求鱼以象征男子求爱。而到了汉代，儒家却视之为贞鸟,“关关雎鸠”乃雌雄和鸣,来比喻夫妻和谐。这绝不是因学者的无知而造成的理解上的错误,而是一次具有文化意义的误读,它反映了民族社会生活及婚姻观的变化与民族追求和谐、温柔的心理趋向。
还有诸如迪斯尼版的《花木兰》、中国的《小红帽》等等，都是文化误读现象，不过，故事是不是真实或者哪个版本最接近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以及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和风尚，不同的故事也就成为我们认识不同社会的风向标。
⑨ 为什么说文化过滤必然导致文学误读
文存环境取决于所处文化区域思想潮流能够确握住读者思潮作家才能文领域拥拥护者读者文处退难向前瓶颈阶段作者或文本身实力足文化环境迁徙让作家所适丛文构思创新阶段需要符合众化文化趋式相应机制实现说文化环境像条路文路车路封死再车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