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怎么样

1. 中国乾元家族文化研究院是不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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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有何贡献

相同点是: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都是友好交往,历尽千辛万苦.
不同点是:玄奘是去学习佛法,学成之后还回到了大唐,翻译了许多佛经,写了本书(书名忘了),为大唐做了许多贡献.而鉴真是去日本传播唐朝文化,到死也没有回来.
玄奘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着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祎（yi），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创始人。高僧，佛教学者、旅行家，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

幼年出家玄奘家贫，父母早丧。13岁出家，之后遍访佛教名师，先后从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以及《大般涅盘经》等经论，造诣日深。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银晌，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五万余里。

贞观二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苏联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信纸佛学，前后共2年。以后，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锋租锋纳受《型升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五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

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历游五印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盘、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着《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着《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已佚）。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着《三身论》（已佚）。

接着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 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回国译经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祗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完备的译场。同年五月创译《大菩萨藏经》20卷，九月完成。

贞观二十年正月，玄奘译出无着《显扬圣教论》20卷；并口述由辩机笔受完成《大唐西域记》。同年尚译出《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推进了因明在中国的发展，嗣又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作梵文，传于印度。二十二年五月译出《瑜伽师地论》100卷，并请太宗作经序。十月，译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不久，大慈恩寺落成，玄奘遂奉敕入住任上座，并悉心从事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奏请建塔以安置经像，经高示敕许，乃于大慈恩寺西院营建雁塔。玄奘“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年），功业始毕”。

显庆三年（658）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着。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

主要学说①五种姓说。进一步发挥了印度戒贤一系五种姓说，即把一切众生划分为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无种姓。认为根据人的先天素质可以决定修道的结果。玄奘在此总赅印度诸家的学说，对五种姓说作了系统的阐述。②唯识论。玄奘及其学派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自我）皆非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人们的意识变现出来的，即所胃“唯识所变”。最根本的意识称作“阿赖耶识”，是世界各种事物、现象的一切“种子”，是宇宙的本源。③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学系中就十分发达。世亲之后，经过陈那和护法的发展，因明和唯识学说就紧密地结合。玄奘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识量”。回国以后，除翻译了因明的主要着作外，并对因明辩论、论证的性质作了精细的发挥，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论进行了精细的分析。

玄奘毕生致力于佛教事业，共事迹多见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研究玄奘一派学说的重要着作，除《成唯识论》外，有“唯识三大部”，即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成唯识论演秘》。

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弟子玄奘之学，博大精深。一时硕彦，俱集门下。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号称奘门四哲，皆为法相之大家；普光、法宝、神泰，则称俱舍三大家；窥基、神泰、顺憬又为因明巨匠；新罗高僧圆测，为玄奘神足，新罗元晓，为华严大家；西域利涉，为护法名僧；南山道宣为之证义，乃律学宗师；玄应，义学名家；东塔怀素，后为新疏之主。

玄奘死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葬于长安兴教寺（在今西安市南郊）。生平事迹见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他的取经活动受人钦佩，使他后来逐渐变为神话中的人物。唐中叶就有关于他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玄奘法师故事二则
一提起玄奘法师，一般人们都会想到《西游记》中那位胆怯懦弱、人妖不分、是非难辨的糊涂和尚。其实这仅仅是作者的虚构，就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而言，对其形象未免过于歪曲。史实记载的玄奘法师，不仅精通佛法，虔心求学，而且胆识过人，是位大智大勇的高僧。
一、 大智大勇降逆徒
玄奘离开长安，艰难地跋涉在西域的雪山荒漠中，偶然遇到一名胡人，是个猎户，名叫石磐陀。当他得知玄奘要远赴印度求法，心中十分敬仰，发誓要做玄奘的弟子，随师父前往印度。
但经过十多天的日夜兼程，石磐陀感到前途艰险，九死一生，顿时失去信心，竟产生了杀师叛逃的恶念。一天法师正在打坐，石磐陀抽出钢刀，向他逼近。见石磐陀目露凶光，玄奘知道他已经动了杀机。此刻，不论是厉声斥责，还是乞求饶命，都会激起石磐陀的杀心。于是玄奘静静地坐着，闭目不视。见此情景，石磐陀竟不敢下手，徘徊良久终于还刀入鞘。
直到此时，玄奘才开口说：“石磐陀，你为何还不走？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子，你快回家和妻儿团聚吧。”
在玄奘法师的责难下，石磐陀终于惭愧而去。
二、 大度义服婆罗门
玄奘法师经过两年的艰险旅程，到达印度后，拜在着名的那烂陀寺百岁高僧戒贤法师门下，刻苦参研佛法，数年间精通了经藏、律藏、论藏，因此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但也因此招来了印度一些僧人的嫉妒。
一天，一名婆罗门僧人自以为学问高深，无人可及，于是在那烂陀寺门前贴出五十条疑难经义，自称如果任何人能够破解得其中一条，就立即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寺中众僧不服，纷纷前往观看，但果真无人破解得出任何一条。众僧求助于玄奘，玄奘却淡淡地说：“都是出家人，何必好勇斗狠呢？”遂一连三日不出寺院。
到了第四天早上，玄奘刚刚走到寺院门前，就被那婆罗门僧扯住。那婆罗门僧骂道：“玄奘，你连一条经义都破解不出，还是滚回大唐去吧！”
玄奘微叹道：“身为出家人，为何还要出言不逊？这五十条经义，我又怎能不解。“说罢，玄奘随口讲解经义，众人听的如同醍醐贯顶，大为欣喜。婆罗门僧面如死灰，为了履行誓言，只得拔剑准备自刎。玄奘制止道：“你舍命求学，实在难得，说过的话何必当真呢？”婆罗门僧拜倒在地，拜玄奘为师。
不久，玄奘听说那婆罗门僧回讲解《论胜》这部经典，于是便请他为自己讲解。婆罗门僧惊异地说：“我是弟子，怎敢给师父讲经？”玄奘回答：“那部典籍我没有学过，既然你精通，我就应该向你求教。”
待到那婆罗门僧讲解完毕后，玄奘对他说：“以前我是你的师父，现在你给我讲经，又是我的师父，咱们还是不以师徒而论，平起平坐地研究佛法吧。”
经此一事，全寺众僧无不敬佩玄奘的渊博和大度。

生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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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

过海传戒的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氏，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唐中宗嗣圣五年(688年)出生于一个奉佛家庭。父亲曾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习禅门。鉴真 14岁时随父亲入寺参拜，见到高大慈祥的佛像，很受感动，要求父亲让他出家。父亲见他年幼志高，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恰好这一年武则天下诏让天下诸州度僧，鉴真便就智满禅师出家，在大云寺里当了一名小沙弥。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在着名律师道岸手下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游学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次年三月二十八日于长安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主持受戒的是德高望重的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

鉴真的菩萨戒师道岸和具足戒师弘景都是律学名僧。尤其是道岸，在江淮一带大力宣扬道宣开创的南山律宗，终于使一向奉行《十诵律》的江淮地区改行《四分律》。他多次主持结坛受戒之事，被誉为天下400余州的受戒之主。鉴真在这些律学名僧的影响下，潜心研究三藏，尤其致力于律学的探讨。受具足戒后有了正式僧人的身份，也取得了讲授学问的资格。经过数年的苦心研讨，他精通了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羯磨疏》、《星处轻重仪》和法砺的《四分律疏》等律学着作，遂于开元元年(713年)开始讲授律疏，时年26岁。

不久之后，他回到淮南。道岸律师于开元五年(717年)逝世后，鉴真接替了老师留下的重担，继续在江淮地区传播律学，登坛授戒，为整顿教团弘扬佛法而不遗余力。30多年中，他一共讲律、疏40遍，律钞70遍，轻重仪及羯磨疏各10遍；又组织发动建寺、造像、开元遮大会供养十方众僧，缝制袈裟3000领赠送五台山僧，抄写《一切经》三部，各11000卷。经他剃度得戒的共有4万余人，江淮奉持戒律的人，都尊他为授戒大师。

鉴真的名声远扬，也传到正在长安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耳中。当时，日本国还处在奴隶社会的阶段，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寺院享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不堪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人民纷纷逃进寺院，或自戒为僧，或连人带产投靠寺院当僧祗户。这样，寺院的势力不断扩展，世俗奴隶主的剥削利益则受到损害。代表世俗奴隶主利益的朝廷急欲整顿教团，肃清僧尼伪滥的状况，但政令屡颁，收效却很小。于是有人提议要向中国学习，严格受戒的条件和程序，立刻得到朝廷的批准，决定派人赴唐朝招聘高僧前来传戒。荣睿和普照就是肩负着招聘的使命，于日本天平五年(即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随第十次遣唐使入唐留学的。

荣睿和普照在长安一边学习，一边留意物色适宜的招聘对象。最初他们请到了东都大福先寺的道璿律师和婆罗门僧菩提等，乘坐副遣唐使中臣名代的船，先赴日本，拟为传戒师。后来听到鉴真的大名，认为是更理想的传戒者，便决定设法邀鉴真东渡日本传戒。天宝元年(742年)，他们事先请到了长安大安国寺僧道航、澄观，洛阳僧德清和高丽僧如海，又约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玄朗、玄法，一齐来到扬州。当时，鉴真正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睿和普照至大明寺向鉴真顶礼膜拜，具述来意说：“佛法东流到日本，有寺有僧，却没有传法受戒之人。敝国先前有位圣德太子，曾预言：‘200年后，圣教兴于日本。’如今200年之期已到，希望和尚东游兴化。”鉴真听了二僧的陈述，觉得他们很有诚心，便答道：“我曾听说往昔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为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听说日本长屋王崇敬佛法，造了千领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话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看来日本确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啊。那么，我的法众当中，有谁肯应此远请，到日本国传授戒法的呢？”堂上济济众僧，对于鉴僧的发问，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时陷于冷场。过了好一会儿，鉴真的弟子祥彦才打破沉默，答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以此之故，众僧都默然无对。”鉴真一听，不觉动气，斩截地说：“我们此去，是为了传播大法，何惜身命？你们大家不去，那我就自己去吧！”祥彦连忙说：“如果师傅要去，我也跟着去。”结果道兴、道航、如海、澄观、德清、思托等21僧也都表示愿随鉴真同赴日本。

鉴真见众多门徒愿意追随自己赴日本传法，转怒为喜，于是共同在佛像面前立下宏愿，并商议了准备东渡的策略和步骤。鉴于朝廷海防甚严，他们决定暂不公开渡海目的，宣称准备供具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在这一幌子下，加紧打造船只，备办干粮。荣睿、普照在长安时曾求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书信，请他们在扬州任仓曹参军的侄儿李凑帮助造船，所以造船工作得到了李凑的支持，进展顺利。

时值天宝二年(743年)，东南沿海海盗横行，台州(今浙江临海、黄岩、温岭、仙居、天台、宁海、象山等县地)、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及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文成、泰顺等县地)、明州(今浙江甬江流域及慈溪、舟山群岛等地)海边都遭受其害，海路堙塞，公私断行。在此形势下，鉴真一行的动向，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减少阻力，避免误会，他们亟须加强团结，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道航提议：“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海等人学道未久，是否可以暂留国内，不预此行？”

如海听了道航的话，愤怒异常，当即裹头入州，上采访使衙门诬告道：“有僧道航造舟入海，与海盗勾结。总共若干人，已备好干粮，分布在既济、开元、大明寺，又有100名海盗已经入城。”采访使得报，即发兵搜捕鉴真一行。经过推问，证明鉴真等清白无辜，但所造舟船被没收入官，日本僧人被囚禁了四个月，奉旨送还本国。玄朗、玄法就此回国去了，荣睿、普照不愿官送，留了下来。如海因诬告之罪，被断还俗，决杖60，送还新罗。但第一次东渡的计划，终究是被他破坏了。

荣睿、普照两僧矢志不移，经此磨难，毫不气馁，辗转找到鉴真，商量再次东渡之事。鉴真安慰他们说：“不用发愁，等到合适时机，必遂本愿。”并拿出上好官币 80贯钱，买到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只，雇得水手等18人，又采办了各种食物、用具、经卷、佛像、法物、香料、衣物，备足钱帛，携带僧祥彦、道兴、德清、思托等，连同荣睿共17人，玉匠、画师和其他各类工匠85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再度扬帆东下。但船刚出长江口即被飓风击破，只得上岸修理船只，一个月后第三次东渡，又因航程中风浪险恶，航道艰危，船被打破，历尽苦辛，飘泊至明州，被明州太守安置于鄮县(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歇息。

天宝三载，鉴真先后应越州(辖境相当今浙江浦阳江流域大部分、曹娥江流域及余姚县地，治所在今绍兴)、杭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僧众之请，往各地巡游、开讲、授戒，最后还至鄮县阿育王寺。越州僧人得知鉴真欲往日本国，为了留住鉴真，便向州官告发说：“日本国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致使荣睿再次被捕，械送京城，途经杭州时诈称病死，才得脱身。

荣睿、普照二人为了求法，前后所历艰难难以形容，然而坚固之志，毫无退悔。鉴真深受感动，也一往无前地要实现东渡传戒的愿望。因此又遣僧法进和两位侍从，携带钱帛往福州买船，并采购粮食杂物，作第四次东渡的准备。自身则率祥彦、荣睿、普照、思托等30余人，翻山越岭，餐风宿露，从陆路向福州进发。但在台州始丰县境，被江东道采访使派人追及，护送回扬州。原来鉴真的弟子灵佑和其他一些僧人，担心鉴真渡海遇到不测，具公文向官府报告了鉴真一行的动向，故使此次东渡计划又告夭折。

天宝七载春，荣睿、普照两僧从安徽来到扬州，与鉴真筹划第五次东渡事宜。此次东渡同行者有僧祥彦、神仑、光演、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14人，水手18 人，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崇福寺出发，经瓜州运河入海向南。一路上风急浪高，水米断绝，九死一生，飘泊至振州(今海南崖县)地界始得靠岸。这样，第五次航海又失败了。鉴真等受到当地地方官的供养，在各地做了些佛事，便被资送回扬州。归途中，日僧荣睿和鉴真的高足弟子祥彦先后逝世，鉴真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加上不适应海南炎热的气候，患了眼病，视力大受损害。

天宝十二载(753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日本国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右麿和吉备真备，以及留学中国多年已任中国秘书监兼卫尉卿的阿倍仲麻吕，来到扬州延光寺拜访鉴真。他们告诉鉴真，日本遣唐使已正式向唐玄宗奏请让鉴真到日本传戒，但被玄宗拒绝了。鉴于这种情况，请鉴真自己决定是否随遣唐使的船只东渡日本。此时鉴真已有66岁高龄，眼睛又不好，而唐朝官府对于私自过关出国又有明文禁止，但鉴真坚持渡海传法的初衷，不顾千难万阻，欣然允诺随遣唐使船赴日本。经过一番安排，鉴真和尚终于在十月十九日离开了扬州龙兴寺，踏上了第六次征程；并于十一月十六日乘上日本遣唐副使大伴的船，从扬子江口驶向日本。此次随鉴真同行的有弟子思托等14人，还有尼僧智首等3人，以及几位居士：扬州的潘仙童，西域人安如宝，东南亚人军法力，越南人善听等，总共24人。携带的物品除各种佛像、菩萨像、舍利、经卷、律典、幡幢之外，还有各种金、玉器皿、饰物、王羲之、王献之等着名书法家的字帖等。

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之船到达鹿儿岛秋目浦，正式踏上了日本国土，实现了鉴真12年来的心愿。次年二月四日，鉴真经过日本太宰府、大阪而到达了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所到之处，都受到统治者和道俗群众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招待。在奈良，他被迎入东大寺安置。日本国王下诏慰劳鉴真，并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之位，宣布“自今已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

同年四月，鉴真初于东大寺卢舍那殿前立戒坛，登坛为日本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等授菩萨戒。不久又为沙弥澄修等400多人受戒。已受过戒的日僧灵福等80多人也纷纷舍旧戒，重新从鉴真受戒。这年九月，东大寺戒坛院成立，由鉴真担任戒和尚，为众僧受具足戒。

翌年五月，日本朝廷任命鉴真为大僧都，规定日本僧徒非经其授戒不予承认。但不久日本统治者就发生了矛盾，原来日本最高统治者尊崇鉴真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他把僧尼直接控制起来，而鉴真弘法的指导思想却是想让佛法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因此在圣武天皇死后不久，日廷就托词免去了鉴真大僧都之任，尊之为大和尚。从此鉴真摆脱了纲统众僧的行政事务，专事教化僧尼之职。为了排除干扰，他利用日本朝廷施给自己的田园，自立一所唐律招提，从东大寺迁住此地，大事传律弘道。在他和他的弟子思托、如宝等的惨淡经营下，日后唐律招提被收为官寺，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庙。而鉴真本人则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

鉴真除了在日本开创了南山律宗外，对于日后日本佛教界的两大流派天台宗和真言密宗的创立也很有贡献。他东渡时所携经疏中有不少是属于天台和真言两宗的。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最澄，真言密宗之祖弘法在年轻时都受过鉴真遗泽，他们在事后的追述中还不断感怀这遗德。

鉴真对于日本佛典的整理也有杰出贡献。在鉴真到来之前，日本寺院中所用的经典，都是从朝鲜半岛传入，只凭口口相承而传袭下来，所以各本间歧异和错误很多。鉴真一行到达后，日本政府就把校正经疏中的错误一事，委给他们。经过鉴真及其弟子们的辛勤努力，这些经卷大都得到了订正。

此外，鉴真对于日本的医药学、书法、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的发展都有巨大促进作用。传说他曾用鼻嗅的方法，把正仓院所藏药物一一加以辨证，并说明它的用途，着有《鉴上人秘方》一书传世。江户时期以前，日本的药商一直把他当作医药之祖奉祀。鉴真携至日本的二王真迹法帖，及带有能写一手漂亮王体书法的弟子，对以后日本书法界流行王书有极大关系。鉴真携来的干漆夹纻像，及其弟子技工们指导下完成的唐招提寺木雕群，可以说是日本雕刻史上的起点。其弟子设计的唐招提寺建筑和西大寺佛塔，则在日本的建筑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现代日本学者推崇鉴真是一位站在奈良文化最高峰的人，同时也是替以后平安文化开道的人，是恰如其分的。日本天平宝宗七年(唐广德元年，763年)五月六日，鉴真于所住唐招提寺宿房结跏趺坐，安然寂化，享年76岁。他的一生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六次东渡，舍生忘死、坚忍不拔的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3. 安徽省庆元堂徽菊有限公司的历史文化

1753年，徽州府休宁闵口村人高祖恩在京城设铺营商，号“庆元堂”，以徽菊为主，兼售徽茶及徽州土产，一时间京城无人不知。数年后，高祖恩回乡为亡母旦厅缓守孝，将庆元堂迁回徽州。2010年，高氏后人——安徽省庆元堂徽菊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守清再次将庆元堂徽菊带回北京，延续三百年徽菊故事。徽菊以色白、蒂绿、芯小、朵美、质柔、味香而享有盛名。高守清说，庆元堂在生产徽菊的整个过程，都严格执行了有机食品的生产规程，经检测农药残留为零。庆元堂革新了传统的生产工艺，做到了久储不变质，春夏不生虫，汤色金黄发亮，口感甘甜无苦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徽菊的营养成分。
风雨庆元堂
“安徽省庆元堂徽菊有限公司，位于三江源头黄山脚下的安徽省休宁县海阳镇盐铺村，自然景观优美、生态环境极佳。“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徽菊“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科研、生产、贸易为一身，拥有独立的自主产品研发能力和知名品牌。公司荣誉出品的“ 庆元堂”牌有机徽菊和无公害徽菊，是目前国内独具特色的生态保健饮品。现已开发的2万亩徽菊基地，2007年10月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授予“国家级I类有机徽菊标准化示范区”称号。公司依靠科技创新，严格的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加工设备，清洁化生产线，先进的加工工艺，为国内外市场提供“纯天然、无污染、富营养、高品位”的有机和无公害徽菊系列产品。
“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这是《礼记·月令》中出现的关于菊花的描述。作为人性气节的象征，菊花的高洁一直为中国人所推崇，被颂为“四君子”之一。“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自屈原后，菊花更是已化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文化的追求。
一朵生长于中华大地的奇葩，在我们民族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它无处不在，却又难以一言蔽之。所幸的是，那些穿越时空的老字号们仍在将这种影响的奥义伏悉活生生地加以演绎，让我们能够置身其中细细体味。透过这些更直观、更凝聚的符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种辉煌的商贸景观，我们看到的还有更为深刻的精神品格。
“庆元堂”便是这样一种浓缩着历史的名典珍藏。
（一）
公元1760年5月，“庆元堂”在京城开业，以经营徽菊为主，兼售徽茶及徽州土产。店主高姓祖恩，字念持，安徽休宁闵口村人。
与当时行遍大江南北的徽商一样，高祖恩虽于京城经商日久，却是仰慕读书人，家乡学子赴京赶考，每得其益助。一时间，高氏商铺几成休宁会馆，往来学子络绎不绝，毕沅也是其中一位。
毕沅，祖籍休宁闵口村，幼年丧父，由母亲张氏培育成人。干隆十八年（1753），毕沅乡试中举，被授内阁中书，撰拟、结写诏令。后入值军机处，任军机章京，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干隆二十五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四月发榜，毕沅榜上有名。能否登科，还得看四月二十六日的殿试。不料到了二十日，也许是上榜后颇多应酬，又或临殿试之忐忑，毕沅突发眼疾，双眼赤肿，目不能视。高祖恩得知后，径直从店中取了两包徽菊，送至毕沅寓所，教其每日以泉水冲泡，一洗目，一热饮。不三日，毕沅疾愈，更觉眼睛明明有神，浑身舒畅。二十六日殿试，毕沅被干隆帝擢为一甲第一名。
毕沅高中状元，高祖恩亦是欢喜无限，遂将店名更为“庆元堂”，寓庆贺毕沅高中状元之意。毕沅感乡党之德，亲往道贺，并手书“庆元堂”，嘱匠人制成匾额，悬于店模模堂正中。
“庆元堂”徽菊从此名闻遐迩。毕沅晚年曾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余一生得益徽菊，盖念持之德。”
又三年，高母病故，高祖恩举家迁回闵口为母守孝，并将店铺移至屯溪老街，继续经营菊、茶生意。并广置田产，其间多种徽菊，选茁壮之苗，育全盛之花，经高氏独特精制之工艺，历久用心乃成，由是高氏菊花，称甲于徽州。毕沅后，徽州学子纷纷仿效毕沅饮用“庆元堂”徽菊，其后有多人高中状元，乡人亦称“庆元堂”徽菊为“状元菊”。
三个世纪过去，高氏种菊却不曾间断，不仅当年菊香涌泄的“庆元堂”名存后世，“庆元堂”徽菊的种养采制之秘也正为高氏后人不断光大。
（二）
时移轮转，科学不断进步，各种新技术、新理念深刻的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高氏后人不敢懈慢，孤心苦诣，谆谆追求做顶级菊花，终成有机徽菊。
所谓有机徽菊者，以采自颁证的有机菊园之菊花为原料，按照有机徽菊栽培技术规程所种植的徽菊新鲜头状花序，以采摘，摊晾等传统工艺加工而成。
庆元堂选盐铺之自然良田，其地势平坦，近水源，土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避风、向阳，施农家有机肥，并沿路栽荷，以为隔离，免地块受任何污染.
科学管理菊田，从每一株幼苗的破土，到每一朵徽菊的绽放，都在我们精心的呵护下，每一个白天，每一个黑夜，为了每一朵徽菊的成长，庆元堂人通过电子监控设备一直在关注。
纯采自有机菊园的花朵在洁净、透气的容器里被专车运往加工厂的无菌摊晾间，最专业的加工者像艺术的创作一样运用先进设备专注于每一朵徽菊的成品。
（三）
暮春时节，让秋菊绽放，实是人生一大快事。“东篱同坐尝花筵，一片琼霜入口鲜”，和菊花注定了的千年之约。全体庆元堂人在高氏精制徽菊传统理念指引下，不断创新，把徽菊做成了一种健康、一种艺术、一种信念。庆元堂的专业源自于300年的专注，徽菊的有机积蓄于365天的呵护。
庆元堂一直在努力！

4. 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时期”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那时的中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的怎么样

元朝疆域元朝（公元1206年～1368年，一说1271年建立，定国号为元），又称大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1279年统一全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台湾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内。1368年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灭亡。北迁的元政权退居漠北，仍沿用大元国号，与明朝对峙，史称“北元”。元朝自成吉思汗起历经十五帝163年，自忽必烈定国号起，历十一帝98年。

元朝前期
大元扩张－ 至元八年（1271），蒙古大汗忽必烈称帝，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 九年（1272），在刘秉忠规划下，元朝建都于金国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其统治中心向南部转移。元世祖忽必烈十年（1273），元军攻陷樊城。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随后，元丞相伯颜督率大军沿江东下，宋朝守将或败或降。1275年，宋朝奸臣贾似道被迫出兵应战，但很快战败。 至元十三年（1276），临安陷落，宋恭帝被俘。之后，宋朝大臣文天祥与张世杰、陆秀夫等继续在东南沿海坚持抗元，拥立益王赵昰为帝。赵昰死后，又拥立卫王赵昺，继续抗战。至元十五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于大都三年之久，拒绝了元朝的诱降，后从容就义。至元十六年（1279），元将张弘范指挥元军在崖山消灭了宋朝最后的抵抗势力，陆秀夫背着8岁的幼帝赵昺投海殉国，宋朝灭亡。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安南、占城、爪哇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入侵日本的战争最为着名。元朝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入侵日本，但皆因内部不和、不习水战，以及遭遇台风等而遭致惨败。（有学者认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灭宋之后 元灭宋后，统治阶层出现了以许衡为首的儒臣派与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官员之争。由于元廷需要赏赐大量财宝予各封王，加上开支繁重，所以财政日渐紧张。以汉人及汉化的蒙古人为主的儒臣派官员认为元朝应该节省经费、减免税收。反之以色目人为主的理财派官员认为，南人藏有大量财物，应没收以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于是这个问题在元朝廷中没有停止。 元薛禅汗信任色目官员阿合马，设立尚书省解决财政问题。而儒臣则以受汉化更深的太子真金为核心形成一派，与阿合马抗衡。结果迟数阿合马被刺杀，而真金也于其后得病而死。元世祖仍然先后任用汉人卢世荣、西藏人桑哥等理财派官员以之来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 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薛禅汗驾崩。由于太子真金早死，帝位由各方争夺。最后，群臣在真金的长子晋王甘麻剌及三子铁穆尔之间选择，由于铁穆尔受元薛禅汗下赐皇太子宝及镇守和林。故码搭首晋王甘麻剌退让，铁穆尔即位为元完泽笃汗。 元完泽笃汗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守成局面，并下令停止对外战争，罢征日本、安南，专力整顿国内军政，减免江南部分赋税。他执政末年还成功与长期敌对的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讲和，结束了西北的动乱局面。
元朝中后期
大德十一年（1307），完泽笃汗死，前太子真金之孙海山即位于元上都，是为元曲律汗。并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枝轮弟及，同时又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帝位复归武宗之子和世剌。 元曲律汗即位后，随即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对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种种称号。他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下令重新设立尚书省，并印发至大银钞，结果导致至元钞大为贬值。至大二年（1309），他与察合台汗国瓜分了窝阔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从此灭亡。 至大四年（1311），普颜笃汗即位，但违背前约，封和世剌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而改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普颜笃汗即位后，生母兴圣皇太后的重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普颜笃汗取消了曲律汗的经济措施，并将曲律汗长子周王和世琜徙居云南，但和世琜在途中起兵前往西北游牧。普颜笃汗把和世琜之弟图帖睦尔放逐至南方，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破坏了与曲律汗相约先立和世琜继位，再传位硕德八剌等之约。 延佑二年（1315），曲律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大元的官方思想。 延佑七年（1320），普颜笃汗死，硕德八剌即位，是为元格坚汗。元格坚汗继承了其父普颜笃汗的以儒治国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并于至治三年（1323）下令编成并颁布元朝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条。他还下令清除朝廷中铁木迭儿的势力，但随着清理的扩大，再加上朝廷中的蒙古保守势力对元格坚汗以儒治国的施政不满，导致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在至治三年（1323）夏天趁格坚汗去上都避暑之机，在上都以南15公里一个名叫南坡的地方，刺杀了格坚汗及宰相拜住等人，史称南坡之变。元格坚汗被行刺后，镇守和林的晋王甘麻剌的长子，真金的长孙，也孙铁木儿率兵南下，杀掉行刺元格坚汗的叛臣后即位，是为叶顺铁木耳汗。叶顺铁木耳汗即位后，封被普颜笃汗放逐到海南岛的图帖睦尔为怀王，镇守建康。 泰定五年（1328），叶顺铁木耳汗死。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而与此同时，元曲律汗的旧部重臣燕帖木儿与河南行省丞相伯颜则分别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时迎接周王和世剌与其弟图贴睦儿。结果，图贴睦儿先至大都，在天历元年（1328）自立为帝，是为元札牙笃汗。而和世剌抵达和林后，也宣布即位，是为和元西拉古图土。札牙笃汗表面上表示愿意退位，奉兄为帝，两人遂相会于上都之南，札牙笃汗毒死西拉古图土后称帝。 札牙笃汗重祚以后，大兴文治。天历二年（1329）二月，札牙笃汗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掌进讲经史之书，考察历代治乱。又令所有勋贵大臣的子孙都要到奎章阁学习。奎章阁下设艺文监，专门负责将儒家典籍译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同年下令编纂《元经世大典》，两年后修成，为元代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着。 但札牙笃汗在位期间，丞相燕帖木儿自恃有功，玩弄朝廷，导致大元朝政更加腐败。札牙笃汗于至顺四年（1333）去世后，为洗刷他毒死哥哥（元和西拉古图土）的罪行，遗诏立年仅七岁的和西拉古图土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元宜林奇葆。但元宜林奇葆仅在位不到两个月即去世，不久后燕帖木儿也去世。元宜林奇葆的长子妥欢贴睦尔被札牙笃汗皇后卜答失里从静江（广西桂林）召回并立为帝，是为元图干铁木耳，又称元宣仁普孝皇帝。 元图干铁木耳在位之初，右丞相伯颜的势力很大，把持着朝政，甚至一度不把元图干铁木耳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图干铁木耳与伯颜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在伯颜之侄脱脱的帮助下，元图干铁木耳终于成功地废黜了伯颜，并控制了政局。 至正三年（1343），元惠宗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
元朝崩溃
大元后期，统治者变本加厉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人民被压迫被掠夺更为严重。在泰定二年（1325）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 大元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因此加速了大元灭亡的进程。至正十年（1350），元政府下令变更钞法，铸造“至正通宝”钱，并大量发行新“中统元宝交钞”，但导致物价迅速上涨。次年（1351），元图干铁木耳派贾鲁治黄河，欲归故道，动用民夫十五万，士兵二万。而官吏乘机敲诈勒索，造成不满。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在5月率教众发动起事，但事泄，韩山童被捕杀，于是刘福通带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杀出重围，指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打出“复宋”旗号，以红巾为标志，其后郭子兴等人也纷纷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寿辉起义。至此揭开了大元灭亡的序幕。元政府则派兵镇压各地红巾军，由丞相脱脱亲自督战攻徐州起义军芝麻李部，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至正十四年(1354年)，脱脱率军围攻高邮起义军张士诚部，被朝中弹劾，功亏一篑。至正十六年（1356）到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继承了病逝的郭子兴的地位，并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攻占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在北方察罕帖木儿（李察罕）和李思齐等元军将领则开始对北方红巾军展开反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红巾军在安丰之役中败给新兴并降元的张士诚，刘福通战死，韩林儿南下投奔朱元璋，随后被杀。朱元璋在击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其它南方起义军和南方大元势力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协助下，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攻陷元大都，元图干铁木耳北逃，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图干铁木耳北遁，明廷认为他顺天明命，给他上谥号为“顺帝”。 北迁的大元退居漠北，仍沿用大元国号，与明政权对峙，史称“北元”。1370年，元图干铁木耳在上都（今会宁）病逝。
元朝灭亡
明洪武元年（1368，元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徐达率军攻陷元大都（今北京），元图干铁木耳北逃至上都，后逃到应昌，并多次组织反抗，失败后在应昌去世。在明军的继续追击下，元廷逃离中原，最终来到漠北，与明军对峙。 明太祖第六次北征的结果影响巨大，乌萨哈汗脱古思帖木儿逃走后被其部将也速迭尔（阿里不哥后裔）缢杀。从此以后，自忽必烈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嫡系黄金家族对元政权的控制开始崩溃，大多数蒙古部落宣布自立。 洪武三十一年（1399），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吉尔吉斯部首领鬼力赤，否认脱古思帖木儿之子额勒伯克的宗主权，将其打败并杀死，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额勒伯克之子坤帖木儿继位后也于建文四年（1402）被鬼力赤杀死，大元去国号灭亡，改称鞑靼。

5. 为什么儒家文化没有在东南亚传播很快

东南亚在中国之南，且濒临海洋，所以古代把它称为“南海”或“南洋”。“东南亚”这个名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出现的，当时，盟军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战后，人们感到这一名称能够正确表述它的地理位置，于是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东南亚实际上是由海洋与陆地两大部分组成，陆地包括中南半岛（旧称“中印半岛”或“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群岛（又称“南洋群岛”）两个地理腊察单元，而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这些陆地分隔开来，又通过巴士海峡、巽他海峡、托雷斯海峡及马六甲海峡相互连通。中南半岛上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轮哪茄和缅甸，马来群岛上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前者是所谓“半岛国家”或“陆地国家”，后者则是“海洋国家”或“海岛国家”。东南亚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处在三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海运的冲要之区。在地质学上，亚、澳两大陆板块和若干海底板块在这里辐合，又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度次大陆的锁链，称为“东南亚陆桥”。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来自亚、澳两个大陆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个民族大走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亚、澳两大陆动植物区系在这里交织混合，显得丰富多彩。在文化学意义上讲，这里是印度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交错重叠的地方，又是中国通往印度、阿拉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在地理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西南地区与“东南亚陆桥”连成一气，许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岛，形成山河纵列、峻岭与平原交错的地形，并伸入海洋形成许多岛屿。中南半岛的山脉呈由北向南的走势，实际上是我国横断山脉的延伸。主要山脉有三列：耸立在半岛东侧的是长山山脉，形成广阔的山地；中间一列向南一直伸延到马来半岛，入海后形成巽他台地的台基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西侧的一列是阿拉干山脉，向南伸入海洋后，断断续续地形成苏门答腊群岛、爪哇岛和努沙登加拉群岛。奔流在这些山间的河流，大都发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如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是我国的怒江，伊洛瓦底江源于我国的龙川江，泰国的湄南河上游在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为我国的澜沧江，在越南入海的红河上游为元江，它们都是国际性的河流，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天然水道。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的“亲缘关系”，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长期发展起来的水陆交通，把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紧密联结在一起；二、越南属“汉字文化圈”，全面受到中国文化的薰染；三、华人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四、众心的跨境民族，与东南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五、佛教的传播，使中国与东南亚都进入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一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发端很早，大抵有三途：一是南方丝绸之路，二是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三是被称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近代以来则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还有海运与航空。
在中国西南部有一条隐藏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的南方丝绸之路，它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它是一条民间开辟的道路，而且起点不在中原的京城。最先提到这条道路的是《史记》，是书《西南夷列传》说：“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据考，南方丝绸之路由三条路段组成：一条是由蜀地（成都）经bó＠①道（宜宾）、汉阳（威宁）、味县（曲靖）至滇池、洱海的“五迟道”，另一条是由蜀地经邛都（西昌）渡金沙江抵叶榆（大理）的“灵关道”，两道合路后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入缅甸的称“永昌道”。这条道路长期是中国经缅甸达印度的古道。缅甸在汉代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甸，自汉以来便有使节与我国通好，献大象、水牛、珍宝、骠国乐及幻人，以后又输入棉花、象牙、翡翠、琥珀、玉石，而中国的丝绸、茶叶、食盐、金银首饰等也运缓扮往缅甸。在中印文化交流上，缅甸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云南的阿A梨教和上座部佛教就是从缅甸传入。
通往南洋的海路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云：“自回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lú＠②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三国时吴国遣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自晋代法显从海道归来高僧往来不绝，宋代海运至天竺国、狮子国，元明时期直航阿拉伯半岛，途中必经东南亚各国。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船队到达占城、爪哇、真腊、旧港（印尼巨港）、进罗、满刺加（马六甲）、渤泥、苏门答腊、阿鲁等地，留下许多遗迹。
如前所说，沟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河流有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及红河，这些天然水道很早便被利用，尤以湄公河为着。这是一条民族大走廊，许多跨境民族都居住在澜沧江与湄公河流域，历史上的哀牢国、真腊王国、澜沧王国、南诏国、大理国、景龙金殿国、八百媳妇国都通过这一水道交往。它是中国通往东南亚陆地国家的大动脉，穿越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国，老挝的首都万象及柬埔寨首都金边都在湄公河畔，沿岸有许多城市和港口，湄公河三角洲乃是肥沃之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有重要作用。
二
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汉字在越南长期通行，因而有条件全面吸收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受惠国。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发士卒戌守五岭以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便将越南北部和中部纳入象郡，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汉之际，赵陀建立“南越”政权，推行“南北交欢”、“和集百越”的政策，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汉武帝平南越，将其地划分为九郡，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内。东汉初年，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定二征起义，“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及至隋唐，郡县制达到高峰，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如同中国一样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行唐律，又建学校导之以礼，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唐末五代，中原混乱，安南土豪蜂起，经过一番酝酿，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丁部领平定了“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结束了郡县时期。安南独立以后，一如既往，继续与中国和睦相处，仍然遵循中国的典章制度。安南的官制悉如中国，中央设六部、六寺、六科及御史台、翰林院、东阁、国子监、国史院、府尹、宫师府、同天监、太医院、秘书监、中书监、华文监等机构，地方行政为路、府、州、县几级，官品与冠服饰物仿唐宋之制。李朝颁布的刑书及陈朝确定的刑律皆以《唐律疏义》为准，后黎朝圣宗颁布的《洪德法典》更加完备，《历朝宪章类志》说：“洪德刑律，参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轻重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式”。安南历代王朝，均以儒学为安邦治国之本，李朝兴建文庙，陈朝创办国学院传习四书五经，黎朝以《四书大全》为科举考试内容，阮朝刻印儒家经典颁行全国。从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起以科举取士，陈朝更仿中国“试定三甲之分”，以状元、榜眼、探花迷三魁，至黎朝时朝廷重臣皆以科举出身的人担任。立国之初，兵制略仿唐朝的府兵制，以后仿宋朝设立禁军和厢军，又仿明朝“寓民于农”之制。安南的武庙，祀奉的是姜太公，东序配祀管仲、孙武、韩信、李靖、李晟、徐达，西序配祀穰苴、张良、诸葛亮、郭子仪及岳飞。由此看来，越南的体制，实际上是中国的仿造型。
汉语和汉字在越南颇为流行。从郡县时期开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进入越南，致使越南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调查，现代越语中，汉族借词超过50%。由于越南语大体属于汉藏语系，又有大量汉语借词，比较适合使用汉字，所以，自秦汉以来的千余年中，汉字一直是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称为“儒字”。大约在我国的宋代，在广西“方块壮字”（即俗字）的推动下，越南也开始用汉字来表记越南语，称为“字喃”或“喃字”，亦称“俗字”。喃字最早见于1210年在永富省所立的《报恩寺碑记》，相当于南宋后期和越南的陈朝。喃字与壮字的结构大体相同，借义又借音的如文（文Van）、南（南nau）等，借义不借音的如驭（马nqua）、鲜（鲜tuoi）等，借音不借义的如吏（来lai）、英（兄aub）等。喃字中还有一些是仿汉字创造的新字，创字的方法不外乎会意，形声和简化三种，读音皆依越南语。用这种方法形成的喃字，字形仍然是方块字，往往是借用汉字与自创新字夹用，有的借用汉字的音，有的借用汉字的义，绝大多数是以汉字越南语音。实行的结果，一音多字多义、一字多音多义、同字异形及重叠繁复的现象严重，所以，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虽有几个短暂时期明令公布施行，但作为正式文字并不通行，多半是民间使用。喃字现存的读物有千余种，着名的如长诗《金云翘传》。自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以后，改用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独立后以拉丁文为法定文字，称为“国字”。
越南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越南也是独尊儒学，把它作为统治思想和教育、科举的主要内容。越南的佛教，事实上是汉传佛教的外传。道教在隋唐即传入越南，元朝尤为兴盛，第一代君王阮潢自号“仙主”，以后又设立“道士道录司”和“道士良医司”。越南民间祀奉的“天后圣母”里供奉的是伏波将军马援，不少地方建有关圣庙。越南的文学以汉文学为主流，国君、贵族、文士大都能诗善文，按照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创造了“六八诗体”和“七六八诗体”，早期的代表作家韩诠就是因为仿韩愈作《祭鳄鱼文》而畅姓韩，越南的古典名着《金云翘传》、《玉嫱传》、《苏公奉使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模仿中国文字的痕迹。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潘叔直的《国史遗编》、张合桂的《大南实录》、郑怀德的《嘉定通志》及编年中《越史略》等，均用汉文写成，而且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无不奉《春秋》、《史记》、《汉书》为圭臬。武将多习中国兵法，陈国峻的《兵书要略》是越南武库中的珍品。长期借用中国历法，元代的《授时历》传入越南后一直沿用到明初，以后又改用明代的《大统历》，直到清代才参照《历象考成》一书制定自己的《协纪历》，干支纪时法在民间广为使用。越南医学是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朝野都很重视，立先医庙祀奉我国历代名医，仿中国设太医院、广济署、济生堂，学习中国医书，进口中国药材，以后则结合越南的情况编写《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书。中国的数学在郡县时期即传入越南，科举加试“书算”，梁世荣所撰《算法大成》有九九歌诀、九归歌、归除法等，广泛使用算盘。造纸术在汉代即传入越南，据《南方草木状》载，东汉时交趾便有了“蜜香纸”。越南是东南亚最早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最早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年）的“木印贴子”，官刻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史馆本等，民间印本也仿中国题为某堂、某斋或某地某字藏版。丝绸、陶瓷、青铜、砖瓦、火药、铸钱等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入的。越南的姓氏都来自中国的《百家姓》，共有200多个单姓和复姓，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姓阮、黎、陈、李、黄、武、潘、范、郑、吴、裴、杜，尤以黎、阮二姓最多。男子的名字和中国一样有单名、复名，且用别号，妇女也用某氏以示其父系，王室、贵族的名字常在旁边加金、木、水、火、土以象征崇尚其中的一德。此外，越南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古乐，戏剧的音乐、服装、脸谱、道具如同中国戏曲，旧式衣冠如同中国，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民间岁时节令有元旦、端午、七月半、中秋等（注：参见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三
“海水到处，就有华人”，这句话表明，海外华人分布很广，散布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但华人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据1991年统计，共计2271.6万人，大约要占海外华人的70%以上。东南亚华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十个国家。十国中，人数最多的是泰国（645万人），其次是印度尼西亚（600万人），再其次是马来西亚（500万人）。华人在当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新加坡(76.5%)，其次是马来西亚(27.3%)，再其次是文莱(20.4%)。这种分布状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表征。
华人移入东南亚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苏门答腊，以南部的巨港人数最多，因当时唐朝的国际威望很高，故皆自称“唐人”，其海外聚居地称“唐人街”。宋代海外贸易兴盛，但当时航行主要靠季风，错过季节便只好留居当地，有的长往下来，生儿育女，称为“驻蕃”。元明两代与阿拉拍的海上贸易更加发展，东南亚是必经之地，所以沿途留下许多侨民，建起若干“新村”，如爪哇的麻诺巴歇、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加里曼丹、新加坡、越南的南圻、菲律宾等地。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南洋侨民剧增，大部分是闽粤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动乱而避居南洋的人，巴达维亚（今雅加答）、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侨居的华人均在万人以上。华人大量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以后的100年间，每年平均10万以上。出国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进行资本输出，开采矿产、兴办农场、修建公共设施，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于是以“招工”的方式签订契约，称为“契约华工”，或者叫做“苦力”和“猪仔”。
移入东南亚的华人，为了谋生，各施其能，无形中把中国的生产技术传到南洋各地，成为一股重要的开发力量。经过若干世纪的努力，华人在经济上自立起来，有的还成了南洋富商，例如：在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公司”开采金矿的罗芳伯，组织拓荒的“新福州港王”黄乃裳，“爪哇糖王”黄仲涵，“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华侨旗帜”陈嘉庚，企业家兼教育家李光前等。华人离乡背境，飘泊海外，往往以家族宗祠、同乡会馆、同业公会等传统组织形式保持联系，相互支援，因而在东南亚出现“侨团林立”的局面，以后进一步以宗族、同乡或方言群体为中心建立许多“帮”，如广东的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福建的闽南帮、兴化帮、福州帮，还有江浙和江西的三注帮等，把中国社会移入了东南亚。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汉语方言得以长期保存，文化习俗也一直传承下来，并影响周围的社会。随着华人的大量移入，汉族词汇也被东南亚各国语言所吸收，据统计，柬埔寨语中有300个汉语词汇，泰语的汉语借词达汇总数的30%以上，马来亚语中有270多个汉语借词，且多与移民的方言有关，马六甲、槟榔山与和新加坡因土生华人数量众多，还形成了汉语与当地语言结合的“巴巴马来语”，印尼有“中华—马来语”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东南亚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例如泰国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泰译本，老挝、柬埔寨、印尼也有译本，这都与华人的传播有关，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还仿《诗经》创作“马来民歌”。福建、广东的地方戏传到泰国，闽台一带的“布袋戏”也在印尼流传，菲律宾人喜欢中国的锣鼓，缅甸舞剧的表演方式与中国戏曲有相似之处。总之，由于“华人社会”的存在，他们通过民间交往、创办侨校和侨刊等方式，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和突出。
新加坡旧名淡马锡，也叫狮城，原先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小渔村。1819年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在此开端口，采取鼓励外来移民的政策，人口迅速增加，到1901年时已增至20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其中，华人达16万人，基本确立了华人占大多数的格局。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胡璇泽、左秉隆、黄遵宪等先后出任领事，来取“护侨”政策，积极传播中国文化。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最为典型，侨团林立，帮派特多，1906年结合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并涌现出陈笃生、胡璇泽、陈金声、章芳琳等一批为华人谋福利的“先贤”。1942年遭日本侵占，1946年划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9月脱离马来西亚建立共和国，成为英联邦成员国。新加坡以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日历上印有公历、中国农历、印历和马来历四种历法，有英文报、华文报、马来文报三种，学校也有英文学校和华语学校两类。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在国际航线上占有极重要位置，独立以后，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大力引进和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条件，发展多元化的国民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又是东南亚海运、空运、贸易、加工制造、金融服务中心和最大的修船造船基地与石油输出港，同时又是世界第三大商港、第四金融中心和第三炼油中心及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注：参见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出版。）
四
跨境民族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联系的另一条重要纽带。与华人的情况相似，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但又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传播的不是汉文化，而是少数民族文化；其二是这些跨境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移民的结果。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理相连，历史相关，许多民族长期居住在两个以上的国度，或者是分别建立不同的政权，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他们在族源上、语言上、文化习俗上却有天然的不可割断的联系。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和广西，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并与泰国邻近，在长达4700公里的漫长国境线上，分布着16个跨境民族，他们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僳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京族，还有在中国尚未确认为单一民族的克木人。从历史上考察，这些民族都源于古代西南地区的四大族系，并与一定的语言系属有对应关系。因为他们出自不同的族群，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直截了当地说，跨境民族的文化，分别具有百越、苗瑶、氐羌和濮文化四种风貌。
壮族、布依族和傣族均属“百越”族系，其语言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之相关的民族在东南亚大约有2700万人。与壮族同源的有越南的岱族和侬族，合计160万人，在壮族中亦有“布岱”和“布侬”两种自称。越南的布依、都依、布那和热那四支，均出自我国的布依族，总数近3万人。人数最多的是与傣语同源的民族，越南的傣族约90万人；老挝的佬族约180万人，另有傣族18万人和泐族4万人；泰国有傣族2000万人，另加泐族8万人；缅甸有掸族250万人，总共2550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保留百越文化的若干特征，如“干栏”建筑、铜鼓、纹身等。
东南亚的苗族和瑶族都是明清以来由我国西南迁去的，其中，苗族约85万人，瑶族约45万人。越南的50万苗族称“赫蒙族”，分“赫蒙豆”（白苗）、“赫蒙都”（黑苗）、“赫蒙西”（红苗）、“赫蒙冷”或“赫蒙佐”（花苗）和“赫蒙刷”（汉苗）五个支系；老挝30万苗族分白苗、青苗、黑苗三支；泰国有5万苗族，缅甸有7000苗族。瑶族主要分布在越南，有红瑶、窄裤瑶、钱瑶、卢岗瑶、白裤瑶、青衣瑶、蓝靛瑶等七个支系，共40余万人，老挝有瑶族2万人，泰国约3.2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以山地农耕为主，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家族与村寨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婚姻、丧葬、服饰、头饰、节日、禁忌、宗教等与国内苗瑶民族大同小异。
出自氐羌体系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民族较多，但人数不多，总计不过80万人。彝族在越南、老挝各2000人，称“倮倮族”。哈尼族在越南有万余人，老挝称“卡果”、“依果”的亦有万人，缅甸自称“阿卡”的约6万人，泰国有3.5万人自称“阿卡”或“卡果”、“依果”。僳僳族在缅甸有4万人，在泰国有2万人。拉祜族在缅甸有5万人，在泰国有3万人，在越南有2000人。缅甸有独龙族千余人，怒族近万人。缅甸的“克钦”与中国的景颇同族，约56万人。在这些民族中，除景颇族而外，其余民族的主体部分均在中国，文化习俗是一致的。
比较复杂的是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京族和克木人。按其族源，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克木人的先民均出自“百濮”族系，即古代的“闽濮”、“鸠濮”、“裸濮”、“扑子蛮”之类，但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而我国濮人的后裔仡佬族、木佬族等的语言按张济民先生的意见属汉藏语系的仡基语族，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探讨。京族的语言在国际上习惯称为越南语，系属至今未定，但文化上又与百越和百濮有若干相似之处，其族源亦有待探索。佤族在缅甸有8万人，泰国有1万多人。德昂族在缅甸称“崩龙”，人数为24万。布朗族在老挝有分布，人数不详。克木人在老挝称为“老听”或“卡族”，泰国称“卡”，越南称“摩依人”，总数不下40万，以老挝最多，我国的云南仅有2500人。京族在越南有4500万人，我国广西只有1万多人。

五
佛教既是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这是因为东南亚处于中、印两大文化圈的幅射范围之内。东南亚与印度和斯里兰卡，无论海路与陆路交通都比较近便，而且又是中印航道必由之路，佛教很早就传入这一地区，我国古代西行求法和一部分印度高僧也往来于这条道上，如唐代的会宁、义净等。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复杂：有的原先盛行大乘佛教或者印度密宗，后来改奉小乘佛教；有的一度信奉佛教，以后又被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所取代，如印度印西亚、菲律宾等。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东南亚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但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散布各地的华人大都信奉汉传佛教。云南的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有密切关系，唐宋时期在云南盛行的阿梨教乃是通过缅甸传入的印度密宗。
释迦牟尼逝世后一百多年，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人在吠舍厘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而以跋耆比丘为代表的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另外组织了上万人的“大结集”，从此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部派。后来，大众部逐渐演变为大乘佛教，上座部演变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最初从斯里兰卡开始，以后传到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边境，进而传到柬埔寨和老挝，其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后才取代了大乘佛教与印度密宗。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儿子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扬上座部佛教，锡兰国王举族皈依。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在阿努寺举行上座部第四次结集，用巴利语写成上座部《三藏》，以后分化为大寺派和兼习大乘的无畏山派。五世纪时，印度佛教大师觉音用巴利语翻译和注释《三藏》，使上座部的教义得以彻底贯彻。但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的五百年中，印度密宗在斯里兰卡极盛。直到维A耶跋护王一世时，才重新建立寺院，供养佛牙，派僧人往缅甸延请上座系长老，从而勃兴起来。缅甸与印度邻近，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佛教，上座部佛教传入部分地区，但八世纪时密教传入后形成了阿A梨教，直到十一世纪蒲甘王朝才废阿梨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将《三藏》译成缅文，以后形成“僧伽罗僧伽”与“上缅甸”两个教派，自此大兴，有僧尼十万余人，有寺院二万多座，佛塔十余万认，素有“佛塔之国”的盛誉。泰国原先盛行大乘佛教和密教，十一世纪由缅甸和斯里兰卡传入上座部佛教，十三世纪素可泰王朝将其定为国教，佛教徒占人口总数的95%，全国通行佛历，每个男子都必须出家一次，全国有寺院二万五千余座、佛塔十万座以上，中央机构由十几个高僧组成，法相应部和大部两派皆有僧王，各级行政组织都有与之平行的僧伽机构。老挝在十四世纪时奉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十九世纪被法国占领一度中衰，随着老挝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又开始复兴佛教，国王、国家和佛教被视为老挝的三个组成部分，教派与泰国相同。柬埔寨古称扶南，六世纪时已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十四世纪以后在泰国的影响下改奉上座部佛教，两派都有与政权机构平行的宗教组织，分设僧长、省僧长、区僧长和村佛塔主持，国家元首每年要在金边召开两派僧长年会，向他们作政府工作报告。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佛教，是从缅甸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先形成润派和摆庄派，以后又有左抵和多列两派。马来西亚原先信奉佛教与印度教，八世纪盛行密宗，十五世纪马六甲王国奉伊斯兰为国教，十九世纪以后佛教开始复兴，大乘、小乘兼有。印度尼西亚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公元五世纪佛教取而代之，七世纪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之一，大乘与小乘时有兴衰，八世纪盛行密教，十三世纪则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
大约从七世纪起，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于是大乘佛教便与婆罗门教的变种印度教相结合，广泛吸收民俗与民

6. 鉴真东渡对文化交流与传播有何贡献

鉴真，俗姓淳于氏，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唐中宗嗣圣五年(688年)出生于一个奉佛家庭。父亲曾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习禅门。鉴真 14岁时随父亲入寺参拜，见到高大慈祥的佛像，很受感动，要求父亲让他出家。父亲见他年幼志高，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恰好这一年武则天下诏让天下诸州度僧，鉴真便就智满禅师出家，在大云郑态寺里当了一名小沙弥。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在着名律师道岸手下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游学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次年三月二十八日于长安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主持受戒的是德高望重的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

鉴真的菩萨戒师道岸和具足戒师弘景都是律学名僧。尤其是道岸，在江淮一带大力宣扬道宣开创的南山律宗，终于使一向奉行《十诵律》的江淮地区改行《四分律》。他多次主持结坛受戒之事，被誉为天下400余州的受戒之主。鉴真在这些律学名僧的影响下，潜心研究三藏，尤其致力于律学的探讨。受具足戒后有了正式僧人的身份，也取得了讲授学问的资格。经过数年的苦心研讨，他精通了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羯磨疏》、《星处轻重仪》和法砺的《四分律疏》等橡丛宏律学着作，遂于开元元年(713年)开始讲授律疏，时年26岁。

不久之后，他回到淮南。道岸律师于开元五年(717年梁册)逝世后，鉴真接替了老师留下的重担，继续在江淮地区传播律学，登坛授戒，为整顿教团弘扬佛法而不遗余力。30多年中，他一共讲律、疏40遍，律钞70遍，轻重仪及羯磨疏各10遍；又组织发动建寺、造像、开元遮大会供养十方众僧，缝制袈裟3000领赠送五台山僧，抄写《一切经》三部，各11000卷。经他剃度得戒的共有4万余人，江淮奉持戒律的人，都尊他为授戒大师。

鉴真的名声远扬，也传到正在长安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耳中。当时，日本国还处在奴隶社会的阶段，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寺院享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不堪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人民纷纷逃进寺院，或自戒为僧，或连人带产投靠寺院当僧祗户。这样，寺院的势力不断扩展，世俗奴隶主的剥削利益则受到损害。代表世俗奴隶主利益的朝廷急欲整顿教团，肃清僧尼伪滥的状况，但政令屡颁，收效却很小。于是有人提议要向中国学习，严格受戒的条件和程序，立刻得到朝廷的批准，决定派人赴唐朝招聘高僧前来传戒。荣睿和普照就是肩负着招聘的使命，于日本天平五年(即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随第十次遣唐使入唐留学的。

荣睿和普照在长安一边学习，一边留意物色适宜的招聘对象。最初他们请到了东都大福先寺的道璿律师和婆罗门僧菩提等，乘坐副遣唐使中臣名代的船，先赴日本，拟为传戒师。后来听到鉴真的大名，认为是更理想的传戒者，便决定设法邀鉴真东渡日本传戒。天宝元年(742年)，他们事先请到了长安大安国寺僧道航、澄观，洛阳僧德清和高丽僧如海，又约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玄朗、玄法，一齐来到扬州。当时，鉴真正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睿和普照至大明寺向鉴真顶礼膜拜，具述来意说：“佛法东流到日本，有寺有僧，却没有传法受戒之人。敝国先前有位圣德太子，曾预言：‘200年后，圣教兴于日本。’如今200年之期已到，希望和尚东游兴化。”鉴真听了二僧的陈述，觉得他们很有诚心，便答道：“我曾听说往昔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为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听说日本长屋王崇敬佛法，造了千领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话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看来日本确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啊。那么，我的法众当中，有谁肯应此远请，到日本国传授戒法的呢？”堂上济济众僧，对于鉴僧的发问，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时陷于冷场。过了好一会儿，鉴真的弟子祥彦才打破沉默，答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以此之故，众僧都默然无对。”鉴真一听，不觉动气，斩截地说：“我们此去，是为了传播大法，何惜身命？你们大家不去，那我就自己去吧！”祥彦连忙说：“如果师傅要去，我也跟着去。”结果道兴、道航、如海、澄观、德清、思托等21僧也都表示愿随鉴真同赴日本。

鉴真见众多门徒愿意追随自己赴日本传法，转怒为喜，于是共同在佛像面前立下宏愿，并商议了准备东渡的策略和步骤。鉴于朝廷海防甚严，他们决定暂不公开渡海目的，宣称准备供具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在这一幌子下，加紧打造船只，备办干粮。荣睿、普照在长安时曾求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书信，请他们在扬州任仓曹参军的侄儿李凑帮助造船，所以造船工作得到了李凑的支持，进展顺利。

时值天宝二年(743年)，东南沿海海盗横行，台州(今浙江临海、黄岩、温岭、仙居、天台、宁海、象山等县地)、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及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文成、泰顺等县地)、明州(今浙江甬江流域及慈溪、舟山群岛等地)海边都遭受其害，海路堙塞，公私断行。在此形势下，鉴真一行的动向，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减少阻力，避免误会，他们亟须加强团结，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道航提议：“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海等人学道未久，是否可以暂留国内，不预此行？”

如海听了道航的话，愤怒异常，当即裹头入州，上采访使衙门诬告道：“有僧道航造舟入海，与海盗勾结。总共若干人，已备好干粮，分布在既济、开元、大明寺，又有100名海盗已经入城。”采访使得报，即发兵搜捕鉴真一行。经过推问，证明鉴真等清白无辜，但所造舟船被没收入官，日本僧人被囚禁了四个月，奉旨送还本国。玄朗、玄法就此回国去了，荣睿、普照不愿官送，留了下来。如海因诬告之罪，被断还俗，决杖60，送还新罗。但第一次东渡的计划，终究是被他破坏了。

荣睿、普照两僧矢志不移，经此磨难，毫不气馁，辗转找到鉴真，商量再次东渡之事。鉴真安慰他们说：“不用发愁，等到合适时机，必遂本愿。”并拿出上好官币 80贯钱，买到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只，雇得水手等18人，又采办了各种食物、用具、经卷、佛像、法物、香料、衣物，备足钱帛，携带僧祥彦、道兴、德清、思托等，连同荣睿共17人，玉匠、画师和其他各类工匠85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再度扬帆东下。但船刚出长江口即被飓风击破，只得上岸修理船只，一个月后第三次东渡，又因航程中风浪险恶，航道艰危，船被打破，历尽苦辛，飘泊至明州，被明州太守安置于鄮县(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歇息。

天宝三载，鉴真先后应越州(辖境相当今浙江浦阳江流域大部分、曹娥江流域及余姚县地，治所在今绍兴)、杭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僧众之请，往各地巡游、开讲、授戒，最后还至鄮县阿育王寺。越州僧人得知鉴真欲往日本国，为了留住鉴真，便向州官告发说：“日本国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致使荣睿再次被捕，械送京城，途经杭州时诈称病死，才得脱身。

荣睿、普照二人为了求法，前后所历艰难难以形容，然而坚固之志，毫无退悔。鉴真深受感动，也一往无前地要实现东渡传戒的愿望。因此又遣僧法进和两位侍从，携带钱帛往福州买船，并采购粮食杂物，作第四次东渡的准备。自身则率祥彦、荣睿、普照、思托等30余人，翻山越岭，餐风宿露，从陆路向福州进发。但在台州始丰县境，被江东道采访使派人追及，护送回扬州。原来鉴真的弟子灵佑和其他一些僧人，担心鉴真渡海遇到不测，具公文向官府报告了鉴真一行的动向，故使此次东渡计划又告夭折。

天宝七载春，荣睿、普照两僧从安徽来到扬州，与鉴真筹划第五次东渡事宜。此次东渡同行者有僧祥彦、神仑、光演、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14人，水手18 人，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崇福寺出发，经瓜州运河入海向南。一路上风急浪高，水米断绝，九死一生，飘泊至振州(今海南崖县)地界始得靠岸。这样，第五次航海又失败了。鉴真等受到当地地方官的供养，在各地做了些佛事，便被资送回扬州。归途中，日僧荣睿和鉴真的高足弟子祥彦先后逝世，鉴真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加上不适应海南炎热的气候，患了眼病，视力大受损害。

天宝十二载(753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日本国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右麿和吉备真备，以及留学中国多年已任中国秘书监兼卫尉卿的阿倍仲麻吕，来到扬州延光寺拜访鉴真。他们告诉鉴真，日本遣唐使已正式向唐玄宗奏请让鉴真到日本传戒，但被玄宗拒绝了。鉴于这种情况，请鉴真自己决定是否随遣唐使的船只东渡日本。此时鉴真已有66岁高龄，眼睛又不好，而唐朝官府对于私自过关出国又有明文禁止，但鉴真坚持渡海传法的初衷，不顾千难万阻，欣然允诺随遣唐使船赴日本。经过一番安排，鉴真和尚终于在十月十九日离开了扬州龙兴寺，踏上了第六次征程；并于十一月十六日乘上日本遣唐副使大伴的船，从扬子江口驶向日本。此次随鉴真同行的有弟子思托等14人，还有尼僧智首等3人，以及几位居士：扬州的潘仙童，西域人安如宝，东南亚人军法力，越南人善听等，总共24人。携带的物品除各种佛像、菩萨像、舍利、经卷、律典、幡幢之外，还有各种金、玉器皿、饰物、王羲之、王献之等着名书法家的字帖等。

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之船到达鹿儿岛秋目浦，正式踏上了日本国土，实现了鉴真12年来的心愿。次年二月四日，鉴真经过日本太宰府、大阪而到达了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所到之处，都受到统治者和道俗群众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招待。在奈良，他被迎入东大寺安置。日本国王下诏慰劳鉴真，并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之位，宣布“自今已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

同年四月，鉴真初于东大寺卢舍那殿前立戒坛，登坛为日本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等授菩萨戒。不久又为沙弥澄修等400多人受戒。已受过戒的日僧灵福等80多人也纷纷舍旧戒，重新从鉴真受戒。这年九月，东大寺戒坛院成立，由鉴真担任戒和尚，为众僧受具足戒。

翌年五月，日本朝廷任命鉴真为大僧都，规定日本僧徒非经其授戒不予承认。但不久日本统治者就发生了矛盾，原来日本最高统治者尊崇鉴真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他把僧尼直接控制起来，而鉴真弘法的指导思想却是想让佛法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因此在圣武天皇死后不久，日廷就托词免去了鉴真大僧都之任，尊之为大和尚。从此鉴真摆脱了纲统众僧的行政事务，专事教化僧尼之职。为了排除干扰，他利用日本朝廷施给自己的田园，自立一所唐律招提，从东大寺迁住此地，大事传律弘道。在他和他的弟子思托、如宝等的惨淡经营下，日后唐律招提被收为官寺，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庙。而鉴真本人则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

鉴真除了在日本开创了南山律宗外，对于日后日本佛教界的两大流派天台宗和真言密宗的创立也很有贡献。他东渡时所携经疏中有不少是属于天台和真言两宗的。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最澄，真言密宗之祖弘法在年轻时都受过鉴真遗泽，他们在事后的追述中还不断感怀这遗德。

鉴真对于日本佛典的整理也有杰出贡献。在鉴真到来之前，日本寺院中所用的经典，都是从朝鲜半岛传入，只凭口口相承而传袭下来，所以各本间歧异和错误很多。鉴真一行到达后，日本政府就把校正经疏中的错误一事，委给他们。经过鉴真及其弟子们的辛勤努力，这些经卷大都得到了订正。

此外，鉴真对于日本的医药学、书法、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的发展都有巨大促进作用。传说他曾用鼻嗅的方法，把正仓院所藏药物一一加以辨证，并说明它的用途，着有《鉴上人秘方》一书传世。江户时期以前，日本的药商一直把他当作医药之祖奉祀。鉴真携至日本的二王真迹法帖，及带有能写一手漂亮王体书法的弟子，对以后日本书法界流行王书有极大关系。鉴真携来的干漆夹纻像，及其弟子技工们指导下完成的唐招提寺木雕群，可以说是日本雕刻史上的起点。其弟子设计的唐招提寺建筑和西大寺佛塔，则在日本的建筑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现代日本学者推崇鉴真是一位站在奈良文化最高峰的人，同时也是替以后平安文化开道的人，是恰如其分的。日本天平宝宗七年(唐广德元年，763年)五月六日，鉴真于所住唐招提寺宿房结跏趺坐，安然寂化，享年76岁。他的一生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六次东渡，舍生忘死、坚忍不拔的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