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文化资本转化为权力

⑴ 文化资本的作用机理

现代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企业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因果关系网。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时时刻刻与环境相联系并相互影响。企业从环境中吸收能量、资源和信息，通过有目的地分配和调整，再输出环境，形成环境与企业的组织系统。因此。研究企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还要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影响。
首先，企业内部的文化因素是企业发展的内核，企业内部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三个层次的文化要素，它们相互作用形成的企业文化力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从而构成了企业的文化资本。而这三个层次的文化因素中，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其次，在现代企业理论看来，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成员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企业被认为是一种“关系契约” 的网络，企业利益为“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按照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共同分享。企业经营理念的“最大化利益原则” 要考虑经济效益(利润最大化)、社会效益(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效益(人与环境的和谐)的统一。或者说，企业的发展受到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而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
再者，“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思想深入人心，它包含环境与发展和谐共生的内涵，由此我们提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Ecological Ethics)。企业生态伦理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环境问题，它以价值理念的形式来影响企业发展。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这一作用机理可用下图1来进行描述： 在企业三个层次的文化中，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反映和维系着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构成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制度文化在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制度(enterprise system)在一个国家的微观经济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主体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说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过渡，可以说是文化的过渡，观念的过渡。要造就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必须与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观念彻底决裂，必须对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理念进行坚决地改造，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公司制度文化。制度是形，文化是神，形神兼备是企业长寿的保障。具体来说，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子系统、一个层面，它是指在企业运行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为所有f或大多数)成员接受或共同享的制度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或者说，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规则层面和秩序系统。它包括制度信念、制度伦理和制度价值观等。其中，企业制度文化的核心是制度伦理。就企业制度文化的层次而言，可分为根本制度文化、具体制度文化和规章制度文化。主要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组织机构和企业管理制度三个方面。
在企业文化中，企业制度文化是人与物、人与制度的结合点，既是人的意识与观念形成的反映，又是由一定物的形式所构成，即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制度文化既是适应物质文化的固定形式，又是塑造精神文化的主要机制和载体。正是由于制度文化的这种中介的固定、传递功能，它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反映和维系着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构成的整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制度文化在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中发挥着决定，陛的作用。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企业的创新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推动企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的核心， 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属于高层次的企业文化范畴。企业家精神涵盖了企业家能力， 同时又有着更多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 企业家精神是比企业家能力更加稀缺的资源，对企业发展作用也更大。企业家精神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被激发出来，其中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原因。
企业家及其创新行为在经济组织中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主要在于他们对企业发展战略和企业行为具有决定 陛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直接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体现在企业内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带来的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和企业对外部竞争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的提高。
具体地讲，企业家的创新功能影响企业发展的途径有：
第一，创新活动使企业能够领先一步。不论是成本、技术或是组织体系方面的领先使企业成为行业中的领导者， 其后的竞争对手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追赶；
第二， 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知识、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软性生产要素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从集权到分权、从U型到H型到M型组织结构。都是企业创新的结果，实现了对资源的更有效的整合；
第三， 创新使得企业的适应能力提高。创新并不仅仅是企业根本的、全面的革新，企业的适应性调整也是一种创新。调整后的企业能更适应竞争环境的要求， 有了一个更高的发展起点。为企业的后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四，创新造成产品的差异化，创造出出奇制胜的机会。创新使得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众不同，这种差异化优势是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主动。正如德鲁克所说，“创新就是创造一种资源，创造一种新的市场。” 学者们还预言，大量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企业家精神的复苏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精神准备和支持，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复苏将在下个世纪创造更多的新企业，促进经济的持续繁荣。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创新能力和创新文化的集合。芮明杰认为，创新能力是企业所拥有的能够不断创新并使之成功的内在特质。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能力的支撑。创新文化是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企业在创新及创新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及创新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它包括创新价值观、创新准则、创新制度、创新的物质文化环境等内容。创新促进企业发展的关系如图2所示。 近来的研究表明，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高度的信任感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影响着企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一般地说， 可以将企业的人际资本划分为内部的和外部的人际资本两个部分。企业的内部人际资本指的是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 从而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具体包括存在于员工之间的、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管理者之间的和各部门之间的人际资本。企业的外部人际资本指的是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摄取各种稀缺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它包括企业的纵向联系(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间的联系)和横向联系(企业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之间的联系)。
从内部来看，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企业效率的真正来源是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而企业成员间具有良好、密切、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则必然有利于增强组织整体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或“队的忠诚”，从而普遍地提高组织成员在合作中的积极，陛。企业成员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提高了企业内部人员间相互熟悉和相互信任的程度，也即积累了人际资本，从而降低了后续交易中的交易成本。同时，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降低了制度执行成本。保持企业员工的稳定，减少人事上的纠纷。这种约束力量还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的一致性， 克服“搭便车” 成为，解决委托代理成本，降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从外部来看，存在的各种良好的人际资本同样也可以节约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广泛的企业外部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发挥信息收集和传递功能。为企业获取机会利益(它是指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主体利用相对信息优势所提供的机会而获得的经济净收益)提供有利条件，克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所带来的机会利益损失。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人际关系往往能够提供一种信任机制。使经济交易融入一些情感因素，为“关系网” 内成员间的合作、获取更大的机会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企业外部人际关系资本有利于企业摄取参与竞争所需的各种稀缺资源和争取更多的经营项目，如某个业主只需要掌握单一生产环节的加工技术，并通过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不必需要太多的资金就可以设厂创业。这就大大加速了小企业的形成和发展。熟人之间的交易也因相互之间的信任、长期合作而节省讨价还价、契约制订和执行费用。企业外部的人际资本对于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总之、企业人际资本的存在有利于节约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运行效率的提高。我们用图3来说明这一作用过程：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 企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就是获得最大化利润，衡量企业发展的标准是经济效益。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提出了挑战。现代经济理论则认为，企业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自然环境的诸种力量的平衡。不考虑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是不会持久的；企业生产从滥用资源和排放废物中得到好处而把坏处转嫁给社会是不公平的。在企业经营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 企业经营理念的“利润最大化” 应转变为“利益最大化”， 即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从生态伦理出发，企业发展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企业经营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与生态伦理的关系。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时时刻刻与环境相联系并相互影响。企业从环境中吸收能量、资源和信息，通过有目的的分配和调整，再输出环境， 形成环境与企业的组织系统。恩格斯说过。劳动不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向劳动提供材料，而劳动则把材料变成财富。经济增长、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如图4所示。
因此，正确处理好企业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生态伦理。是促进社会和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即在不损害社会利益、后代利益、生命和自然界利益的前提下，谋取企业利润。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企业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从而能持续地取得物质和精神成果。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全球性的资源危机与生态破坏等严峻的环境问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做到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协调发展。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既重视让会经济发展又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时代”。人们渴望消费安全卫生的产品，享受舒适温馨的服务，拥有清洁宽敞的工作环境，对随意排放废弃物、乱砍乱伐森林资源等各种破坏生态伦理的企业经营行为予以抵制和谴责，并到一定程度时采取法律的制裁措施。建立和谐的生态伦理还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促使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变为集约型经营，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关系中实现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永保企业的活力，维系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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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le capital culturel）是一种已被广为接受的社会学概念，由皮耶·布迪厄首先提出。布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于《文化再制与社会再制》一书中首次使用到了此一名词。在本书中，他试图去说明法国在1960年代间教育支出的不同。之后经过了再次地阐述和发展之后，文化资本在《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中被指为另一个形式的资本，并在《国家贵族（The State Nobility）》中被指为较高等的教育。对于布迪厄来说，资本在一个交易系统中扮演着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一词并延伸至指所有不论是物质性的或是象征性的商品，那些商品是稀有的且在特定的社会组成之下是值得去追寻的。而文化资本即是指包含了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文化知识的一种社会关系。[1] 目录 [隐藏] 1和其他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关系2文化资本的类型3和布迪厄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4参考文献5另见6相关阅读

⑵ 西方社会学简答题： 1．布迪厄怎样论述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状态

布迪厄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状态：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

具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指与个岩判人的身体直脊首接联系的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

客观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以文化商品形式存在的，它是文化观念和文化能力的物化。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具有两种基本特征：物质性和象征性。

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它的常见的或典型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毕业证书、单位证书和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文化程度。

(2)怎么把文化资本转化为权力扩展阅读：

布尔迪厄认为古典社会体现了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一种对立。主观论者往往对信念、欲望、行动者的判断等估计过高，而客观论者则力图从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或文化逻辑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与行为；

并把这些因素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比行动者的象征结构、经验和行为更为强有力的东西。布尔迪厄认为，无论是客观论还是主观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生活。

在他看来，社会生活必须从下列角度来理解，即：既要公平对待客观物质、社会的和文化的结构，又要公平对待正在建构的实践和个人与团体的经验。

布尔迪厄在许多文章中，还试图克服与之相关的两种知识之间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观察者建构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对他们自己的世界具有实践性把握的人所运用樱枣数的知识。

⑶ 为什么说文化也是一种资本文化资本包括哪些部分

说明两点：
1、标准的答案不会给你，只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吧，如果你真心去研究，对于你毕业后工作也非常有益，给一个好答案容易，给你一个好思路更加受益。
2、如果是组织行为学的内容，应该与企业文化的建立有关。企业文化的不同、彰显出的文化资本也不相同，比如百年老字号的文化内涵：诚信。比如淘宝的文化，你研究一下马云。现代企业文化的方式有企业内训、企业报刊、企业网站等等。作为文化与资本嫁接，无非是把文化内涵转变为价值的过程。

《参考一》：
文化资本就是用于文化商品生产、运输和交换的价值积累。它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方面，有形的方面包括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建筑、遗址、雕塑、绘画、书法、书籍、报刊、电影拷贝、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无形的方面包括人们的思想、创意、信念、技巧(手艺)、民间传说、传统、社会价值(知名度)等。
文化资源的资本化，是文化资本运营的基础。

《参考二》
资本为文化企业带来四大助力

资本可以为文化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助力。第一，能更好地提升文化企业的资本理念。在我们刚开始接触一些文化企业，包括影视公司、传媒公司、创意类型的公司、动漫类型的公司时，大家对资本是没有感觉的。他们想，自己是一个创意团队，自己的钱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不一定要去贷款，或者谋求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的帮助。后来是看到行业中，他们的竞争对手资源和人脉比较多，才对资本有了非常深的体会。很多影视公司、传媒公司的老总说，我们现在没有钱，行业规模就做不起来。可见，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在资本方面的理念获得了极大提升。
第二个方面，对于高端人才的引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文化产业尤其是演艺传媒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非常低，我们甚至都听说过不到1000元的月薪资水平。这种薪资水平没有办法吸引更高端的人才进入，所以，资本的流入实际上也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方面，使得文化企业的内控、内部管理规范和财务管理规范提高了一个档次。我曾经看过一家影视公司，如果所有的财务规范和内部管理规范都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来做的话，没有多少利润。资本如果考虑到退出问题，还是需要提升文化企业在管理上的规范程度。
第四个方面，资本进入对于整个文化产业整合和产业集中化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文化产业大部分都比较弱、比较小、比较分散，而现在一些上市公司对文化产业上下游的资源可能也会有并购的需求。资本的出现，对文化产业集中化和产业的整合会有很大的帮助。

⑷ 如何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

这次改革无疑是一次重大进步，相对有效地解决了“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中的“条”的问题，必将大大加快和促进我国新闻出版业与广电业的整合进程，传媒业的整合、兼并、重组将大量展开，由于我国传统媒体基本上是国有资产属性，这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出资人制度，确保出资人不缺位、不越位和不错位，即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 而我国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的现状却不容乐观。虽然传媒业收入规模大、资产管理任务重，如２０１１年我国广告收入总额高达３１２５．５５亿元，但由于我国传统媒体单位意识形态属性很强，且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方式，资产基本上采取的是事业单位资产的管理方式，在资产管理方面乏善可陈：我国的文化国有资产缺乏统一的监督管理机构；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不科学、不明晰；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文化企业的管理方式存在着“国有股一股独占或者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等诸多问题。 成立统一性的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应在中央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和地市财政部门三级设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以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 第一，在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性的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１年多来，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因此，可以扩充现有的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机构及职能，建立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由于文化国有资产有意识形态属性，建议目前依然设立在财政部下，由中宣部、财政部等部门协调管理。此外，应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建立起“三级管理”体制。完善的机构设置是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前提，因此，应在中央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和地市财政部门三级设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以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当然，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立是三级管理体制的机构保证。 明确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 既要充分考虑国有文化企业与其他国有文化企业的共性，又要考虑自身的特性。 第二，科学界定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一是由于国有文化企业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经济效益，绝大多数既有事业性资产又有经营性资产，因此，既要充分考虑国有文化企业与其他国有文化企业的共性，又要考虑自身的特性，实现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和主管主办等相关制度的有机结合，采取如下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可以采取职权分项管理的办法，即人事由宣传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和组织部门共同管理，重大事项和决策由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负责，资产由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负责，导向由宣传部和相关主管主办单位负责。第二种办法是由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宣传部、组织部、相关主管部门建立起联合机构的办法来进行联合监督管理。 二是借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经验，把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确定为：（１）根据财政部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和重组；对所监管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加强文化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文化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２）代表国家向部分大型国有文化企业派出监事会；负责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３）通过法定程序对国有文化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４）通过统计、稽核对所监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拟订考核标准；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５）起草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有关规章制度；依法对地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 界定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的范围和内容 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应是“大文化”意义上的国有文化资产。 第三，清晰界定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一是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应对国有文化资产实现统一化管理，既要管理相应的事业性资产又要管理相应的经营性资产。在具体管理中，可以由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把包括事业单位在内的所有资产授权给成立的经营性公司负责运营，至于事业性资产，由负责事业性资产的事业单位和经营性公司签订相应的委托协议，以确保事业性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应是“大文化”意义上的国有文化资产，既要包括广播电视业、新闻出版业、演艺业、动漫业，又要包括互联网以及其他新兴的业态。 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 通过上市等融资方式实现国有文化企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解决国有文化企业的一股独占或一股独大的问题。 最后，对国有文化企业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一是实现国有文化资本的社会化。一方面，进一步放宽民营经济进入文化领域的范围和深度，除了意识形态属性特别强的领域，中央级和省级的党报、党刊、党台、党网之外，都应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另一方面，通过上市等融资方式实现国有文化企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解决国有文化企业的一股独占或一股独大的问题。 二是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既要建立起科学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相关机构，实现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制衡，进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又要通过引进高素质的独立董事，更好地实现董事会的独立性、专业化和规范化，以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 三是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市场，强化市场评价机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缺乏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遑论文化企业家市场了。这就导致缺乏对文化企业家评价和筛选的机制，同时由于文化企业家的高度稀缺导致供求完全失衡，很多外国文化巨头不惜重金挖角，更导致传统文化企业企业家的供需失衡。企业家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相应地应形成企业家市场。通过建立企业家市场，通过企业家的市场化流动，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文化企业以市场化方式通过公开招聘等方式选择经营者，出资者及代表出资者利益的专家是选择经营者的主体，并给予企业家合适的薪酬方式。此外，还必须采取市场化的评价机制来评价文化企业家，即以市场业绩及资产市值作为核心标准来检验和评价企业家，建立企业家的市场评价机制。出资者有权通过合法、合理途径依据企业家的市场业绩来选聘和辞退经营者。 四是实现文化企业家来源的多元化。当前，文化企业的领导一方面主要是上级直接任命，而很少采取市场化选聘手段，另一方面多从采编队伍选拔，而很少从经营管理队伍中选拔。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与文化业自成体系、相对封闭等特点，以及文化企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重采编轻经营管理，导致了企业家阶层的整体性缺失。要实现文化企业家来源的多元化，一要打破文化企业家上级直接任命的方式，更多使用市场化选聘机制。我国目前文化企业家群体严重缺乏，即使一般的经营管理人才也极为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从外部引进企业家就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二要拓展企业家的职业背景来源，即企业家不应该只从采编队伍中来，要更多地从经营管理中来。 五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当前，国有文化企业尚未建立起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严重的大锅饭倾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导致企业家的创新和冒险精神缺失，难以调动骨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管理层持股”等行之有效的经验以及市场化文化企业“骨干员工持股”的体制化优势，通过逐步引入“管理层持股”等制度，以建立起“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有机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

⑸ 西方国家是如何通过文化殖民掌控他国的

文/陈曙光李娟仙

文化殖民，是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霸权地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通过文化符号系统的强势传播，向“他者”输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企图同化“他者”，教会“他者”如何依托西方的价值观念去思考、用西方的话语去表达、参照西方的模式去实践，使“他者”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言、美其所美、行其所行。

其最终结果在于瓦解“他者”民族文化根基、削弱“他者”文化主权意识，从而实现世界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形成西方式的一元文化体系，将世界永久置于西方的统治之下。

【一】

文化霸权是文化殖民的操盘手。长期以来，世界各民族文化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文化不是在各个国家、民族间的双向或多向互动，而是在文化霸权的操控下，“自西向东”单向输出。

世界范围内权力格局的不平衡性，为文化殖民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文化殖民之所以呈现为西方之于“他者”的单向输出，就是由西方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霸权地位决定的。

自二战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因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方面的先发优势，使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支配和统治的地位。

而非西方国家，则相对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劣势地位。毫无疑问，谁拥有更多的权力，谁就能把握先机，掌握主动权、决定权和支配权，谁就掌握了别人的命运。

文化殖民，正是西方秉持“弱肉强食”法则的必然选择，是西方权力扩张的必然产物，也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维的体现。西方凭借其在硬实力方面的先发优势，人为地将文化主权国家主客二分，视自己为权力主体，将东方客体化、他者化，并以主体的“优越性”和游颤凳“支配性”为据点，强迫“他者”被动接受其价值观念。

西方的目的在于将硬实力方面的优势转化为软实力的优势，从而实现赢者通吃。由于硬实力方面的差异，西方国家对文化输出的内容、方式等具有决定权；而其他国家，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

西方文化横行世界，首要的不是因为它本身的优越性，而是源于它背后的硬实力，源于权力主体的操盘。文化殖民貌似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软实力的较量，实则是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抗衡。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不具有直接的效力，它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权力。

总之，文化殖民作为一种软实力的扩张，它是依托于硬实力的支撑而奏效的，反过来，硬实力的扩张，也离不开软实力的保驾护航。

一方面，硬实力为软实力的扩张提供物质保障、强大后盾和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文化殖民为西方这一权力主体获得经济利润，实现霸权统治鸣锣开道。前者是后者的坚强后盾，而后者则洞慎是前者的天然保护色，是前者的精致的包装。

【二】

资本是西方社会的真正主人，资本逻辑是西方文化殖民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不仅经济领域服从这一逻辑的统治，文化领域同样服从这一逻辑的主宰。

文化殖民，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源于资本的扩张本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曾预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这种从属关系，正是文化殖民的社会历史根源。众所周知，资本的本性是实现无限增殖。不知餍足地乃至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产阶级的最高目标。而当神旅国内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时，向外扩张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最佳选择。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对内剥削和对外扩张，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战争、实施经济掠夺来占领资源和市场，不断进行资本扩张。

在资本扩张过程中，西方文化也顺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西方国家的掠夺行为提供辩护与支撑，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以实现其思想上的征服。这正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言：“输出美国的资本，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

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促使文化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西方文化产业的巨大繁荣背后，体现的正是极力追求资本增殖的魅影。

西方国家为了寻得新的利润增长点，都倾向于把资本转移到文化领域，将文化资源不断开发成可实现价值增殖的文化资本，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同注入经济生产和资本循环系统中，获得经济收益，实现资本增殖。

正是由于文化产业成本低而利润大，也正是由于文化产业有暴利可图，才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亨和寡头们趋之若鹜。

以美国为例，其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迅速席卷全球文化市场。美国影视传媒产业的发展，使得迪斯尼公司、福克斯电影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等一度成为影视巨头，并垄断好莱坞长达半个世纪。

《环球时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在中国投资，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已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而在这前10名中，文化企业占半数以上。美国通过其大众文化产品在全球的销售，既可获得丰厚的外汇，又可宣传其价值观。

这种新殖民主义比战争侵略和遏制策略更加冠冕堂皇，也更具有隐蔽性。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资本从来不会眷顾没有利润的行业，正是资本不断逐利的本性，使它从经济领域渗透至文化领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文化殖民的进程。

【三】

文化殖民，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输出。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编码在符号系统中，利用其话语优势和先进传播手段，植入到“他者”的意识观念之中，并对其进行“洗脑”，是西方文化殖民所惯用的把戏。

西方一些国家凭借其话语优势和先进的传播手段，借由文化工业布道，将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形态观念，标榜为“普世价值”；将所谓“休闲”“娱乐”“舒适”的生活方式，勾勒成现代生活的样板，企图以此来桎梏“他者”对民主制度和美好生活的想象。

这实际上是想通过文化的符号化，传播西方的政治价值、生活方式等，使“他者”产生一种崇拜和归附心理，从而使“他者”美其所美、行其所行。

话语掌控是西方一些国家推进文化殖民的关键环节。西方正是凭借其在经济、技术以及网络传播体系中的话语霸权，来主导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扩展其意识形态，强化其软实力建设，奠定其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

话语具有重塑的功能，它可以使“主体”与“客体”或“自我”与“他者”的表象失真。西方凭借其话语优势，一方面不断地美化自身，鼓吹“种族优秀论”“普世价值论”，使自己的“完美”形象更加“逼真”；另一方面，极力丑化、甚至妖魔化“他者”，使“他者”不断失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图像里有许多“非中国元素”的原因所在。

一种话语的独尊就意味着一种霸权。西方一些国家凭借其在话语方面的先发优势，极力鼓吹“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普世价值论”等，实则是为西方推进文化殖民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接踵而来，则是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杜撰理论依据。这些论调无不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目的在于让“他者”向西方靠拢、向西方看齐。

广告参与使文化殖民更加行之有效。人们大多认为广告不过是宣传商品的手段，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广告一方面是商品的美化与宣传，一方面又是输出国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综合表现。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说，“从广告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理想”。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更是直言不讳：“在移居新大陆、扩张经济和建立美国生活水平方面，广告一直属于美国文明的主流”。

在信息化时代，广告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通过广告，西方所呈现给世界人民的是旅行、休闲、咖啡厅、高尔夫、挑战极限运动等“美好”的生活情调，正是这些桎梏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让根本没有条件享受这些的人盲目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诱惑，更是精神上的殖民。它使“他者”对西式的生活更加向往、对西式的价值观念更加认同。西方国家通过无限重复的广告，以一种“填鸭式”的方式，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在无意识中受到“诱劝”。

【四】

西方一些国家推行文化殖民，目的在于实现世界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从而形成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标尺的一元文化体系。这种价值标尺西化的结果就是“他者”民族文化根基的瓦解、文化主权意识的失落。西方国家正是企图通过掌控“他者”文化主权，来引起“他者”政权更迭，从而将世界置于西方的统治之下。

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来标榜自身价值的所谓“合法性”，力求用所谓的“西方评判标准”来衡量世界文化，从而实现思想的征服和文化的霸权。

例如，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这是想要用美国的文化标尺来丈量色彩斑斓的世界文化。

着名的卡通文化研究者伯克指出，美国的卡通片使受众产生了这样的观念，“美国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美国人的优越性是自然而然的，符合每一个人的最佳利益”。

这种论调虽有些夸大其辞，但也确实是一些主张全盘西化者的心理的真实写照。西方国家积极兜售为强权者利益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对被殖民者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进行渗透、同化和改造，其结果就是造成被殖民国民族主体意识的失落、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民族自豪感的丧失，这不仅会动摇其他民族国家的理想信念，而且还会动摇它们文化主权的根基。

文化主权的沦丧是西方文化殖民的隐形结果，也是西方文化殖民的最终企图。文化主权，关乎每一个民族的前途、每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国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文化，就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

西方国家耽视文化主权，隐藏其后的则是更大的利益需求和政治阴谋。他们企图凭借殖民文化所形成的“统治意志”，控制和掌握被殖民国家的政治主权，来实现自己的霸权统治。

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我们同东方交往越多，我们就能使它受西方典范力量更大的冲击。??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定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

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形式嬗变常常是内容嬗变的先声。文化主权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主权的争执。这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

美国原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瑞琪曾说：“恐怖分子不仅是怀揣炸弹的人。思想与文字同样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因为思想与文字具有无形的力量，而“这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导弹驱逐舰护卫下的货轮那样气势汹汹，但是它却能够散布在全球性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从而能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

不幸的是，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就像受到魔咒一样被言中了。

文化的征服是最彻底的征服，文化的屈从是最彻底的屈从。西方国家，不费一颗子弹，就能在他国掀起轩然大波，甚或导致政权更迭，这正是文化殖民的效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方一些国家推行的文化殖民，正在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向全球扩张。这可谓后患无穷。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此必须提高警惕，绝不能等闲视之。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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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文化资本：当文化成为一种资本时，如何影响着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很多的文章中看到一个词语“文化资本”，文化和资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他们在教育这个场域中又有着怎样的生产途径。

来谈及文化资本之前，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历史追溯。文化在最初并不是作为一种资本而存在，从着名社会学家孔德把资本的概念引入进文化之中，才使文化成为一种资本的概念，他提到:“资本来源于劳动,来源于人类能生产出超出其消费所需的产品的能力,来源于这些剩余产品中一部分的耐久性,这些耐久性使得它们可以世代相传和不断积累,而这就是人类学所谓的“文化”， 这种“积累”的存在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资本，这就是文化资本概念的最初开端。关于资本的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解释和分析，但文化资本处于一种社会学的环境视角中，在这个方面，真正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着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是由于他，文化资本在学界成为了一种用语，在教育领域也引起了长久的争论与研究。

作为当代着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研究教育问题、文化消费问题和社会阶层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在文化资本的发展历史中，布迪厄的研究使得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得到了学界极大的重视。布迪厄第一次提出文化资本理论是在一九八六年的《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文化资本这个理论范畴的提出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一种突破，是对资本的概念进行抽象化而得出的。从本质方面来看，文化资本是属于具体化的文化资源，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产生了具体化的文化资源，现存的世界是通过人的劳动积累而成的。布迪厄透彻的认识到了这些情况，认为劳动的积累形成的现实的文化世界。积累是社会的存在原因，才能够把资本的概念到引入文化积累，布迪厄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一文中给“资本”下的定义是：“资本是积累的(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通过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那里得到启发，布尔迪厄也认为,资本能够通过一些特定的条件异化成一种统治力量，迫使人们遵从资本的规则,“资本是处于客体或主体的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种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的原则”。布迪厄认为资本有三个方面，分别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之间能够转化，并且把三种资本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状态称之为符号资本。

那么，文化资本有何存在形式，布尔迪厄认为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具体化的形式,“即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化、实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为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同化,所以极费时间,因此它们的获得必须由投资者来亲力亲为,衡量文化资本最为精确的途径,就是获取收益所需的时间的长度作为其衡量标准”；二是客观化的形式，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一大特征就是能够具有传承性，“在物质和信息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文学、绘画、纪念碑、器械等,在物质性方而是可以传承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最常见的就是文化产品。三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最明显的就是教育文凭，在布迪厄的《国家精英》就分析了这种学生通过进入名牌大学和培养群体精神获得的学术资格，他认为学术资格“是官方认可的、合法化的能力，它和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的差别,那种简单的文化资本则需要不断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此情况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体制性权力、自我表达的权力和捍卫信仰的权力的魔力,一言以蔽之,看到强迫他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 布尔迪厄着,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在这三种具体的形式中，再将其纳入到教育的领域中进行探讨，得出了结论是让人震惊的。拥有更多资源的学生能够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比如较为良好的经济基础能够提供较多的文化产品。较为优越的家庭环境能够影响学生的文化和修养。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能够就读精英大学的比例更大。换布尔迪厄的话说，就是不同阶层的家庭在文化资本的影响下，实现了教育系统中文化的再生产，不同群体的学生再生产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父辈阶层的原貌，这是一种隐藏在教育系统中的不公平。也是由于如此，布尔迪厄也就成为了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教育。虽然，这个理论提出后受到诸多的批评，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这个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用来观察教育的视角，很多人也因此借助这个理论在学术上收获颇丰。回到理论的提出者布尔迪尔来说，是很让敬佩的，作为一个从家庭出身并不良好的学生，一步一步进入到法国的巴黎高师就读，在其着作《国家精英》这本书中就是这种高师的经历和观察让他更加的了解那个社会，他的这种人生经历使他一直与法国的学术界顶端和上层社会保持一种警惕，对社会保持一种批评。但很巧妙的是他最后也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站在了学术界的链条顶端。他个人的这种批判视角落在了教育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比如着作《文化再生产》《实践理性》，当然还有一本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和风格之间的不同而导致的人群的区分的《区分》着作。

透过其文化资本理论，能够解释诸多的教育问题。比如经济条件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想就读最好的大学？文凭真的重要吗？个人的风格和思维与未来的所处的阶层究竟有多大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思考。拿文凭来说，这是属于布尔迪厄所说的制度性质的文化资本，依靠的这个文凭说明了这个人有能力获得这个文凭，是一种证明方式；在学校中，认识了诸多同样具有这样文凭的人，这是一种资源优势；能够就读这类学校，家庭付出或者条件大多数不会太差，这是一种家庭优势。多方面来看，这种文化资本就构成了一种竞争力。我之前看过一本关于大学生入学情况变化的书籍，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为例，分析了近三十年新生入学数据的变化。从总的来看，他们的这项研究是比较尴尬的，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和经历得出了结论并不是很让人感兴趣。他们也分析了学生的家庭来源的变化，也就是之后，才会经常说清华北大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下降，然后才会有什么农村地区专项计划，这也算是一种贡献。

其实，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来看，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这种理论，而是一种批判的方法，看待教育问题要有批判的观点。特别是作为教育研究者来说，只有站在批判的视角才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这种批评并不是诋毁也不是谩骂，而是一种对问题的发现和思考。很多人不喜欢听到批判这个词语，一方面这个词语很有文革遗风，仿佛像是动不动就批判谁；另一方面谁都不愿意听到自己被批判，教育管理者不希望自己的措施被批判，教育研究者不希望自己的理论被批判，甚至学生也不想听到有人说自己的错误。所以，只能够是形成批判的思维，换一个让人舒服的词语去提出问题，这也体现了学术界风气的狐狸气质与圆滑。虚实之间，究竟有没有批评的话语需要自己去领悟。

⑺ 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方式有哪些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文化资本就是文化资源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的劳动能给行动者带来潜在的收益。身体化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生活工作经验获取；客观化文化资本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取；体制化文化资本是国家政策取向的结果。

⑻ 如何掌握权力

这个你首先得弄清楚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是什么。我试图从“资本”的角度给出一种答案：权力的产生和多少取决于你所掌握资本的性质和数量，所谓资本，马克思的定义是“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这样几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经济资本向权力的转化是最常见的，“卖官鬻爵”就是典型；文化资本包括两方面，一是你的文化素养和能力，二是其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学历和学位；社会资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所掌握的社会关系网，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这一点尤其重要；符号资本是最为隐匿的，其在传媒、广告等之中大量存在，于无形中取得一种实际的操纵权力。四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当然转化的具体形式和难易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任一方面的积累都有利于权力的实现。当然，资本只是一个基础，要实现其向权力的实际转化还是需要一些策略的。

⑼ 布尔迪厄的教育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初探

他使用了场域、资本、习性等核心概念，一方面他所构建出的各种客观结构，其中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构成了深藏于整个社会秩序之中的等级制，并获得了一种被不断再生产的机制。

另一方面，她也强调行动者本身的各种身心图式，它使得各类资本有可能发挥某种符号权力的作用。在生产机制，也可由此获得相当的合理性。这是从场域、习性位置与性情的倾向，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的这种持续多层的辩证关系出发，阐述了其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

布尔迪尔所说圆行的社会再生产强调了重点是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以及场域中有行动者所占据的不同位置的继承，传承。

在他看来，社会是各个相对自主场域的聚合，可分隔为经济，政治知识，审美的不同的部分，他将场域描述为有附着于某种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和构型。其中，资本是指行动者通过积累的劳动而占有社会资源，具有获取生产力的潜在能力。他区分了资本的三种根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不同种类资本的等级次序。随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场域中拥有各种资本的行动者，已将一定类型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外在结构内化为自身的一套性情倾向的系统，及习性使之成为推动自身生成并采取某种策略的机制。

场域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正是根据行动者所占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及其分布结构所决定的，占据了这些位置，也就意味着确定了场域中专门利润分配，行动者可能的行动策略，以及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比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对应关系。

资本在马克思那里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得以进行和发展的条件，他由此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在他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社交能力，关于我们个人的风度举止，你对成功机会的把握能力。从定量的角度看，可以到用到剧院的次数，参观美术馆，听古典音乐，看世界报，阅读名着或休闲杂志，有无电视机或电脑，来计算一个人家庭，我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多少？是否具有高等文化修养，是衡量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标准。

他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也自然而然的获得了雄厚的文化资本，因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使他们有条件，去进行文化消费，听听歌剧或音乐会，参观美术馆，对他们来说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哪怕仅仅是附庸风雅，但对下层阶级的家庭来说，买一张音乐会票，或歌剧票的费用，使他们的经济条件所不允许的，也许会耗费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纠结的原因就会使下层阶级家庭的子女需要很多积累文卜闷化资本的机会，另外，法国的上层社会经常举办的沙龙，也是一种文化消费，这里经常汇聚着各界名流，而这是下层阶级子女无法享受的。

文化资本在生产中，学校教育之功能。再生产一次并非指单纯的复制，重复有再生之意，但他的主要学术旨趣，是在于说明现成的场域位置，是如何通过再生产机制，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如何被颠覆的。

他着力论述了两种社会资本生产在生产方式，其一是经济资本再生产，基于私有财产，在家庭内部，传递权力的直接再生产，却是文化资本再生产，即教育制度为中介，通过学校进行的特权继承，学业资格于文化资本的关系，就如同货币与经济资本的关系。

对文化再生产的论述，是从现代教育制度这个背景上展开的，他竭力强调学校教育的保守作用，把学校看作是现代社会中为社会等级制提供证明的极为重要的制度机制，他认为，个人在技术学校体系之间，便早已通过早期的社会化凭借家庭内部型腔弯的代际传递，获取了各种不同数量与类型的文化资本。

这种差异是一些社会经济背景为基础的。一方面，文化资本主要是指对占统治地位的上层文化准则和惯例的熟悉与精通，他嵌入个人最为意识，我是最微不足道的身体姿态，语言技巧和生活方式之中，就是通过家庭成员间，未觉察的倾力传授，个人才得以获得正统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如果资本所指涉的上层文化，包含了一种积累的过程，即代表了通过艰辛的努力，反复的摸索和深重的磨难后方能达到的水准。得以接触和继承这种文化的机会和条件本身，并不是在普遍的范围里分配的，少数占统治位置的个人或团体，垄断的这种文化资本，因而文化资本的传承，又属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应的，而学校教育制度，所以要求和奖赏这是这种文化资本，还需要要求学生具备接受和破译文化的能力，但却并不提供这种具体的技术，现代教育制度要求个人应该具有他所不给予的东西，这种主要包括语言和文化能力，以及与文化的亲近关系，而这种亲近关系，只有当它传递主导文化时，才可能有家庭教育产生出来，以语言技能为例来说普通教育却忽视将来自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所使用的语言，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语村言。

他指出教育打着追求平等化，其实从一开始就播下了不平等的种子，由于学生们的家庭和阶层背景不同，使他们入学时所负载的文化资本，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上层阶级子女在高等学校中占绝大多数，而下层子女这是凤毛麟角，如果再从专业选择来看，上层阶级子女大多选择社会地位，声望较高，学术性强的专业，如法律，也许而下层阶级子女，大多只能选择一些职业技能性的，为学术性的专业，而在学术性科目上则不断遭受教育失败，难以与上层阶级子女平分秋色。

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先赋予的文化资本上的差异，进一步的分化，而不具有通常所假设的那种情绪化趋势。那些具有上层文化资本的学生，往往来自于拥有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本的家庭，他们能够迅速有效技能学校所赏识的知识技能，审美品味，生活方式，从而达到较高的教育阶段，。如此这般最初的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没有经济学校，演绎为某种学业资格引导的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继承者，不像其前辈相似的什么位置，并拥有适合该位置的一系列社会资源，进而再生产出既存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总是选择统治阶级的文化作为它的传播内容，同时就把统治阶级文化的随意性和专断性，强加与来自其他文化体系的儿童。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语言掌握模式和教育的权利，完成的是统治阶级和文化和符合化的目的，在人们高度赞扬义务教育与社会平等，公民素质提高起到巨大作用是，布尔迪厄却从另一角度看到，义务教育最不引人注目的作用之一，就是他是被统治阶级，承认了合法的知识和技能，是这些阶级实际掌握知识和技能贬值，而因此，而为一切物质尤其是符号的生产，提供了一个市场，而这些生存的手段，几乎被统治阶级完全垄断，也就是说义务教育在传播文化的活动中，巧妙地把统治阶级的文化意图，价值观念体系，传递给了被统治阶级，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种文化。

他并没有仅仅指出这种合法化了现象上，而是深入到现象的背后，指出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文化合法化的条件。

符号，学历，暴力是一个教育当局教育权威的基础，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强大的权力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群，首先，语言在教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也不仅仅具有传达思想，交流感情和负载文化信息的功能，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体系，语言还具有权力，尤其是当它一旦支撑一统时，他所拥有的符号对人就具有一种暴力作用，——符号暴力。

教育，正是运用这一手法，统治阶级文化，既有语言这一中介传递给所有学生，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受到了统治阶级文化的洗礼，同时在教育中，教育行动自身也具有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是统治阶级文化合法化的保障，学校教育作为统治阶级再生产工具，他在意识形态中就赋予了权力，尽管这种权利并不像法律机关的权力那样明显，教育系统权力是靠符号系统来表征的。学校教育一旦拥有权力，那么他所传授的知识，就无需证明其合法性同样传授这种合法性知识的人，也带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性质，教育的权威性，又增强了统治阶级文化的专断性，不仅使他获得了合法性，而且还巩固他的统治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支柱。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两种再生产方式，都可以实现特权地位的传承及社会问题的再生产，但是当财产权继承这种直接传递方式，可以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时，文化资本的传递方式就在再生产过程中获得了相当的重视，在生产方式上的这种转换成为现代社会区别传统社会的这一项特征，因此他指出教育行动使他灌输文化再生产，除了有助于作为专断加强强加权力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学校教育所具有的种种中立表现，使得文化再生产这种方式就是经济再生产，更具隐蔽性，在以教育制度为宗教文化再生产实际过程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教育投资，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承，实际是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但表面看来，却是持有者本人的本质属性，自然能力，不是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平等分配，因而在全部历史中就权力和特权转让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确实无一比教育制度提出的办法更具有理性，往往拒绝公开的权力继承和转让型社会，教育制度通过促进阶级关系展示，通过一种显然是中立的态度来掩盖事实，它填补了权力转让这一功能，而提供了解决的办法。

尽管在生产方式有家庭，财产继承到学校教育的转移，从经济制度到文化资本转换，更隐蔽地保证了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而再生产的隐蔽程度与其固有损失率成反比变化，也就是说各种资本的传递方式愿意，传递过程中的损失和造成损失的潜在风险就越大，因而以学校教育为中介的文化再生产，又具有某种随机的逻辑，那时的一个阶级作为团体可在生产自身，却不能保证其中所有成员都能保住自己原有社会位置，这种再生产，即使在他维护的阶级团体利益与他不可避免，要剥夺了一部分人利益之间，无法两头兼顾，然而出于增强隐蔽性的需要，教育制度告别那种公然给予每个人，他暗中要给予他们东西的做法，对每个人提出了相似的要求，但为了保证某些更主要的合法权益，利益旁落，这种风险性又是，统治阶级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与行动者的心智结构，以及对应的关系，对现代教育制度进行深刻的剖析，在他看来正如宗教被视作当代新生资本主义的神正论，学校也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了社会正义，而这种社会正义的心智结构基础，这是行动者对社会合理化机制的务实，通过这种务实以学校教育为中坚的这种社会再生产机制，被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为人们所接受。他指出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是人们务实作为支配基础和任意关系，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从这意义上说，继续再生产文化资本，也具有某种符号性维度，即资本再强加并灌输其特定逻辑，其实施占有积累这一现实，对行动者务实并接受的一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并不主要是通过人身暴力来行事的，而是通过符号暴力来实施的，因而学校教育之所以举足轻重，最主要原因在于它制造一种假象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是由个人不同的努力和欲求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从而在充盈着民主的社会，使得社会特权和地位相称，合法化，永久化。学校在物质分配的客观性和认知分类体系的主观性上，为再生产披上了圣洁的外衣，使之成为社会不平等，得以维持的认知和道德基础上的合理

布尔迪厄之所以如此关注教育体系，其用意正是为了揭示现代发展社会中某种社会再生产逻辑，也就是在生产机制的自我维续，自我伪装。他用经验加理论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学校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中社会等级再生产极为重要的制度机制，为现存社会秩序提供了行动的社会正义论，不平等的合理化原则和使他得以维持延续的认知和道德基础上的合理原则。

⑽ 试述文化资本、教育与象征权力的关系

整个资本和教育之间象征着权利的关系，是权力之间的交替，以及权力之间的金钱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