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域如何转型

⑴ 如何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参照十年前，国家对房地产产业的频繁政策引导，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的相似性。文化产业已经没有悬念的成为了地产之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继任者。文化经济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取得较快发展。“十三五”期间，是中国文化产业进入大数据时代，新兴产业门类和新业态对文化产业进行大解构、大变革、大融合、大转型、大升级的历史机遇期。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成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增长比例至少每年要达到15%以上。由此可以见，未来文化产业的增长空间及发展潜力巨大。实现文化领域的新旧动能转换，既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也需要大的发展战略的创新。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应该及时地校正目标、更新思维，首先要重视县域文化发展，进而要进行县域文化发展的创新战略研究。

⑵ 如何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当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要抓住机遇，把文化产业放在更重要位置，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结构、扩内需、增就业、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重要进展，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进出口贸易逆差逐步缩小，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总的看，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并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诸多影响，但困难和挑战中蕴含着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这为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带来了契机。要抓住机遇，把文化产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要加快发展重点文化产业。
要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着重发展文化科技、音乐制作、艺术创作、动漫游戏等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影视制作业要提升影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扩大影视制作、发行、播映和后产品开发，满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对影视数字内容的需求。出版业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动漫产业要着力打造深受观众喜爱的国际化动漫形象和品牌，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2、进一步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加快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大力培育各类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培育文化人才、信息、技术和版权等交易市场，不断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要建立健全现代流通体制，积极培育全国和区域性的大型现代流通组织，加快文化产品物流中心建设，扶持基层农村连锁网点，推广新型代理配送制度，构建覆盖广泛、贯通城乡的文化产品流通网络。
鼓励文化企业开展连锁经营，大力发展文艺演出院线，加快电影院线特别是中小城市电影院线、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建设；积极发展文化电子商务，构建网络文化产品交易平台。要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大力发展经纪、代理、评估、咨询等文化中介机构，推行文化领域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推动行业组织更好地履行市场协调、监督、服务、维权等职责。
3、要培育骨干文化企业。
要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重点文化产业中选择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文化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
4、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培养各类人才，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发展文化产业，队伍是根本，人才是关键。我们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把那些思想政治坚定、组织领导能力强、具有开拓精神、熟悉文化工作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创造条件、完善措施，继续推动文化领域人才培养工程，努力造就一批名家大师、一批各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文化经营管理人才、一批掌握现代传播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要认真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创造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努力在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育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等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⑶ 文化事业转型是什么意思

文化事业单位，是指在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不同转型主体的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转型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因此，文化事业转型，即从事文化事业的组织机构，主动要求求新求变，使组织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及人们的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过程。

⑷ 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

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一、洋务运动与物质文化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被迫仓促展开的。所以有人将这次转型比喻为“中西文化的一场遭遇战”。现代着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形象地说，“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他一切以‘安足’为目的，现在他骤然遇见了西欧一个以‘富强’为目的之商业文化，相形见绌了。”
身处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逐渐放弃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和自大心态，放眼世界，认识和学习当时人认为先进的西方文化，这便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实质。从文化的内在结构来看，这次文化转型首先从物质层面入手，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最终到达思想层面。在历史实践中，这次文化转型大致表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少数政治精英们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下作出的艰难抉择。1861年初，奕忻、文祥等人在一封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困境：“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终于结束了，但是英法联军攻陷京城而遗留给清廷的深刻震动无疑还将持续存在。不过，这也意味外国军事势力带来的威胁已经退居次席，而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此时成为满清政府的关注焦点。
在当时人眼里，为了应付清政府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危机，最简捷的方法便是创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这种思想来源于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着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进而将此主张分为三个阶段，“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特别强调道，“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由于物质文化的具体感知性，中国人在近代认识西方的过程中，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被急功近利地简化为军事问题。而西方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向清军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洋人的“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走上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道路就成为当时人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首先要“学习外国之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先要“觅制器之器”，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指现代机器。这样，以建立强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为直接目的的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所谓“洋务”指的就是实现此目的的牵涉对外关系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事交涉、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购买洋枪洋炮、按照洋法编练军队等等。自1862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起，至七八十年代，各省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形成官办军事工业。然而，强大的军事工业又必须依赖于发达的国民经济。中国传统的财税政策根本无力为开办这些现代化的军事工业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因此，开发和挖掘新的税收来源便势在必行。洋务运动后期，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民用工业，开矿设厂，修建铁路，铺设电缆，设立洋务学堂，还大量翻译外文书籍，派遣出国留学生。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五年后又创办开平矿务局，九十年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汉阳铁厂、织布局等等，形成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这批洋务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方资金外，还招募了私人资金入股。
当时许多人都乐观地相信洋务运动的种种改革措施，都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时权宜之计。“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提出，无疑为他们的乐观主义提供了最好阐释。早在洋务运动前期，冯桂芬就已经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倡导“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些主张既有力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将其实践活动局限于物质层面，未能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高到更高层次。
不过，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尝试，深刻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序幕，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随着崭新的近代大工业的初步建立，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工业化历程。同时，这也必然意味着适应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以适应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文化为目标，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与制度文化转型
在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一批改良主义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有效的行政体制。通过对早期洋务运动的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反思，他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西方诸国的议会民主制。如郑观应认为：“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张之洞也认识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们看重的不是西方政治中体现的民主精神，而是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步伐缓慢，成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传统官僚体制已经无力适应现在列强竞争的危局。改良主义者并没有否定洋务运动所高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是在他们看来，西方人的“长技”技已经远远超出于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然而，少数有识之士的深刻认识并不能改变反映迟缓的满清政府的保守态度。
当中日甲午战役惨败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感中。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也摇身一变，从温和转向激烈。较之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稳健作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则以慷慨激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1895年，他在《强学会叙言》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目夹），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值此存亡之际，维新派认为救亡之道惟有变法自强。所谓“变法”，梁启超以一言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7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的思想局限，将改革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如康有为主张“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实行三权分立，只要行宪法、开国会，君民共主，“则中国之治强”指日可待。在当时的维新派中，严复和谭嗣同的民主思想更为鲜明。谭氏的《仁学》一书公开向封建三纲五伦宣战，提出每个人都应“不失自主之权”，经济政治上都应有平等权利。严复把孟德斯鸠《法意》、穆勒《论自由》等名着介绍到中国，极力倡导个人自由。这些主张大大超越了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中体西用”的思想。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作为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制度化载体，遭到了维新派的深刻怀疑和批判。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已经不能为今日中国所处之“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思想资源了。为了寻找救亡道路，维新派将西方思想大规模介绍到国内，不仅超越了洋务运动时期偏重翻译自然科技类西方书籍的局限，而且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向制度层面的过渡。在此期间，各种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无疑宣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也加快了文化转型的步伐。同时，各种学会团体和报刊杂志也应运而生，《中外纪闻》是维新派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被迫停刊后，又先后于上海澳门等地创办了《时务报》《知新报》和天津《国闻报》等等。各报大声疾呼国家处于危亡之境，变法不仅是修路开矿、练兵购炮，而且要在政治上来一番改革，甚至提出了“民权”的口号，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震动一时的维新运动宣告流产。这也预示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孙中山自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较维新派更深刻，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更彻底。他折衷西方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试图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派坚持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实现共和政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与避居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在举国上下的变革呼声中，保守的清政府也一度竭尽全力地依照当初维新派的改革措施施行新政，宣布君主立宪，建立中央内阁机构，先后制定了宪法、刑法、民法等诸多法律，彻底废除科举制，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等等。但是，极富历史嘲讽意味的是，满清政府的新政最终只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当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竟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同时宣告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成为历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这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在制度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在中华民国建立五年后，袁世凯企图在传统政治中为自己找寻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努力，最终只可能是一出荒唐的历史闹剧。袁世凯及其党羽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潮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受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
三、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变迁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后，中国的现实却使孙中山不禁发出“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叹息。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则更进一步地指明了新社会的诞生必须伴随着文化深层结构的转型。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发行，发起了冲决封建精神网罗的斗争，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新文化运动揭开序幕，也同时宣布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至精神层面。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它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如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文化教育等。这场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胡适在1919年总结的，以“一种评判的态度”来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这场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的精神文化进行的一场大批判。在猛烈攻击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都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华大地上都受到热烈欢迎，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也纷纷亮相。在这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文化价值观上大大超越其前辈，他们不再把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地位，而是继承了中国早期传统思想中的大同观念，站在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大力主张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
新文化运动深刻动摇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至高信念。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依据进化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冲突论”，张东荪提出文化发展的“突变论”驳斥新旧文化调和论，胡适也主张在文化上的革命与突变。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政治落后，而且素以礼仪之邦自豪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是落后的。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的发展，必须经过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文化更新重塑民族精神才能实现，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从根本上改造传统文化。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一个民族的心理定势，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压制下的中国国民，严重缺乏民主和科学观念。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首先从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着手。陈独秀曾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其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其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阿谀、夸张、虚伪、迂阔”，正是招致民族危亡的深层原因之一。鲁迅也认为要解救同胞，就要首先向同胞的病躯——国民劣根性开刀。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药方。陈独秀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洲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缺乏这三者也正是中国落后、专制、黑暗的症结所在。李大钊号召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希望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从精神层面指出了世界潮流是全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科学化”与“民治化”。
他们指出中华民族要追赶世界潮流，应“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是鉴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只知道科学技术可以学而制夷；六七十年代的洋务派企图用科学挽救清朝的没落；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要用科学以救亡图存，均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只有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诸方面彻底扬弃传统文化，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国人自我解放的武器，让民主与科学的光芒照耀整个民族，将未来的新社会建筑在民主与科学的成果之上，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
他们把科学引入人生观领域，把人的解放与科学的解放同时推向了高峰。他们用科学来击破儒家圣道的权威，大胆怀疑过去的一切，提倡科学实证方法，使事事求实证成为思想界的新风气。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被作为一面旗帜举起，力图把中华民族从蒙昧主义状态下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个视角上，他们发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知识精英们高唱民主和科学，寻求人的自我追求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合理关系。他们努力在传统社会的废墟上建构起全新的现代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不仅大声呐喊个性解放，而且不断实践，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民主的社会组织方案，以冲破传统专制社会的束缚。例如王光祈等人1919年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主张“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政治权力和政府是人类社会一切暴力和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因此只要废除政府，人类就会自然进入理想社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等人更主张首先发展实业和教育，建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自由联合组成的二重结构社会。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民主与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主义，但当下的主要目标不是谋求“分配平均”，而是发展生产。
尽管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主张具有很多乌托邦色彩，但是追求民主与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寻求中国在世界的平等地位却是各派思想和主张一以贯之的目标。此间，共产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其原因也正在于它为这个总目标提供了科学化系统化的解决途径。然而，新文化运动毕竟历时太短，而且其影响更多地滞留于知识群体内部。历史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从容建设现代文化，尤其是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文化的建设时间，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转型还需要整个民族来消化吸收。

⑸ 怎样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毛概

当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要抓住机遇，把文化产业放在更重要位置，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结构、扩内需、增就业、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重要进展，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进出口贸易逆差逐步缩小，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总的看，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并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诸多影响，但困难和挑战中蕴含着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这为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带来了契机。要抓住机遇，把文化产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要加快发展重点文化产业。

要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着重发展文化科技、音乐制作、艺术创作、动漫游戏等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影视制作业要提升影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扩大影视制作、发行、播映和后产品开发，满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对影视数字内容的需求。出版业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动漫产业要着力打造深受观众喜爱的国际化动漫形象和品牌，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2、进一步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加快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大力培育各类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培育文化人才、信息、技术和版权等交易市场，不断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要建立健全现代流通体制，积极培育全国和区域性的大型现代流通组织，加快文化产品物流中心建设，扶持基层农村连锁网点，推广新型代理配送制度，构建覆盖广泛、贯通城乡的文化产品流通网络。

鼓励文化企业开展连锁经营，大力发展文艺演出院线，加快电影院线特别是中小城市电影院线、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建设；积极发展文化电子商务，构建网络文化产品交易平台。要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大力发展经纪、代理、评估、咨询等文化中介机构，推行文化领域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推动行业组织更好地履行市场协调、监督、服务、维权等职责。

3、要培育骨干文化企业。

要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重点文化产业中选择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文化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

4、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培养各类人才，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发展文化产业，队伍是根本，人才是关键。我们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把那些思想政治坚定、组织领导能力强、具有开拓精神、熟悉文化工作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创造条件、完善措施，继续推动文化领域人才培养工程，努力造就一批名家大师、一批各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文化经营管理人才、一批掌握现代传播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要认真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创造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努力在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育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等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⑹ 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如何才能振兴我国的文化产业

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1、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原则，基本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 2、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行业和项目对文化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以资本为纽带推进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取得重要进展，力争形成一批跨地区跨行业经营、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产值超百亿的骨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 3、文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文化原创能力进一步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广泛运用，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科技含量显着提高。 4、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城乡文化市场进一步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逐步成为文化流通领域的主要力量，文化消费领域不断拓展，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5、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进一步扩大。一批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初步形成，对外文化贸易渠道和网络进一步拓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大幅增长，文化贸易逆差明显缩小，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增长点。 重点任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做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 （一）发展重点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着重发展文化科技、音乐制作、艺术创作、动漫游戏等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影视制作业要提升影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扩大影视制作、发行、播映和后产品开发，满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对影视数字内容的需求。出版业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出版物发行业要积极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形成若干大型发行集团，提高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印刷复制业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特色印刷，建成若干各具特色、技术先进的印刷复制基地。演艺业要加快形成一批大型演艺集团，加强演出网络建设。动漫产业要着力打造深受观众喜爱的国际化动漫形象和品牌，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二）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以文化企业为主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建设一批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继续推进国产动漫振兴工程、国家数字电影制作基地建设工程、多媒体数据库和经济信息平台、“中华字库”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选择一批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三）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重点文化产业中选择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文化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培育一批文化领域战略投资者，实现低成本扩张，进一步做大做强。 （四）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布局的统筹规划，坚持标准、突出特色、提高水平，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分工。对符合规划的产业园区和基地，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建设若干辐射全国的区域文化产品物流中心，建设一批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和动漫等产业示范基地，支持和加快发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 （五）扩大文化消费。不断适应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和审美的新需求，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文化消费意识，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加强原创性作品的创作，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努力降低成本，提供价格合理、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主题公园。开发与文化结合的教育培训、健身、旅游、休闲等服务性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六）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健全门类齐全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重点建设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渠道。发展文艺演出院线，推动主要城市演出场所连锁经营。支持全国文化票务网络建设。推进有线电视网络整合，鼓励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进行广电网络的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推进电影院线、数字电影院线的跨地区整合以及数字影院的建设和改造。支持国有出版发行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跨地区兼并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演艺娱乐、动漫等领域。支持优先选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质量水平高的文化设备及产品。 （七）发展新兴文化业态。采用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支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数字多媒体广播、手机广播电视，开发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娱乐产品等增值业务，为各种便携显示终端提供内容服务。加快广播电视传播和电影放映数字化进程。积极推进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发挥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宽带光纤接入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的作用，制定和完善网络标准，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进三网融合。积极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娱乐设施和舞台技术，鼓励文化设备提供商研发新型电影院、数字电影娱乐设备、便携式音响系统、流动演出系统及多功能集成化音响产品。加强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关键技术设备改造更新。 （八）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落实国家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优惠政策，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海关通关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形成鼓励、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长效机制。重点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展览、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网络游戏、出版物、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抓好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支持动漫、网络游戏、电子出版物等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独资、合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在国外兴办文化实体，建立文化产品营销网点，实现落地经营。办好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会展，通过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现场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支持文化企业参加境外图书展、影视展、艺术节等国际大型展会和文化活动。

⑺ 供给侧改革大潮下 文化产业怎么做

当前，我国正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解决供需错配的问题。对文化产业来说，虽然近年来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15%，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文化产品数量多、精品少;产业结构落后，数字类、创意类业态较少;文化消费与需求不匹配等等。因此，文化产业也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发挥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树立精品意识
我国文化市场充斥着大量同质和山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产品附加值低，文化品牌还不够强大，文化企业的经营模式粗放。以动漫产业为例，国家自2004年开始重视动漫产业，一年批了9家动漫产业基地。政策利好期间，受益者包括以打造动漫产业园为概念的地产商和靠生产大量低质动画来获得国家补贴的企业。到2012年，政府补助对动漫企业利润总额的贡献率为42.35%。优质动漫产品和企业严重缺乏，动漫产业链不完整，产业发展乏力。
对比来看，迪士尼此前出品的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火速成为内地动画电影票房冠军。鲜为人知的是，这部作品历时5年筹备，项目启动前花了约18个月进行研究，有近500位工作人员参与制作，共绘制了19.7万张草图。为了使电影中的64种动物的毛发更加形象逼真，一个几秒的镜头可能耗时数月制作。
用急功近利代替精品意识，成为文化产品粗制滥造的重要原因之一。提高文化供给的质量，首先要树立精品意识，用精益求精、千锤百炼的匠人精神贯彻始末，才能真正创造出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打磨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
建立市场核心
文化具有“双重属性”和“两个效益”，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如果不恰当地介入往往会导致企业的专业水平低、市场能力差、产品竞争力弱、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因而，培育优质文化产品、释放文化产业动能，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激活市场主体，建立公平开放、良性竞争的文化市场。
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速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减轻赋税等，提高文化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规范程度。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管理体制，打破长期以来文化管理职能割裂、政出多门的情况，实现文化资源跨体制的自由流动整合。
同时，维护文化市场的规范有序还需要依靠法律手段。目前，我国在文化领域的法律建设还相对滞后，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提高文化立法内容的覆盖面和前瞻性，加快推进依法行政。
创新要素驱动
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点。发挥文化产业创新要素的驱动作用，要重点抓好人才、科技、知识产权和资本四大要素。
文化产业是以人力资源带来创意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这使得人才成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要求与人才储备存在较大缺口，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要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制定文化人才战略，建立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保障的体系与机制，落实保险、奖励等经济激励制度。
在科技方面，要发挥科技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积极对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环节进行科技化改造，加速推动文化旅游、工艺美术、文博会展等传统业态的转型升级，培育发展互联网文化、动漫游戏、数字出版、3D打印、虚拟现实等新兴战略科技文化业态。
同时，盗版等侵权行为制约了文化产业主体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应当要进一步健全和强化知识产权制度，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和应用。建立知识产权登记、评估、质押、交易的机制，保障和鼓励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流通。积极实践知识产权资本化新模式，探索知识产权登记、转让、交易的机制，开发探索版权金融、版权资本化等金融手段，吸引活跃的社会资本进入。
此外，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当前，文化领域与金融资本融合不足，破解金融难题、补齐金融短板，实现文化与金融的有效对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不断创新和丰富文化金融产品，扩大融资渠道，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通过制度创新，营造宽松金融政策环境，引导各类资本参与文化领域的PPP模式。建立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加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等瓶颈领域的建设，如推动版权资产评估、质押、登记、托管、流转和变现机制，建立项目数据库、投融资服务平台、技术金融孵化机构等。

⑻ 文化产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

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是以创新形成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另一方面是让市场及时出清，通过杜绝低俗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淘汰过剩供给、清理僵尸供给、盘活呆滞供给，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简而言之，就是“良币驱逐劣币”。
（一）杜绝低俗供给
杜绝低俗供给，首先要警惕封建落后文化的“沉渣泛起”，警惕自身成为西方文化糟粕的俘虏；其次要从本质上解决低俗产品和服务，在受众层面提高大众审美水平，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则要培育德艺双馨的创作者，对于管理者而言则要掌握负面清单，画出市场红线。杜绝低俗供给，首先要提高文化审美层次，使广大人民能够自觉拒斥那种以丑态“愚乐”观众、以病态刺激观众、以媚态迎合观众的低俗娱乐。其次应建立警示名单和黑名单制度。为市场经营划出清晰的“红线”和“底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建立惩戒机制约束低俗供给。
（二）减少低端供给
当前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端存在的显着问题，一是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企业产品积压；二是高质量、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却生产不足。减少低端供给首先应当通过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等横纵联合，创新文化业态，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全产业链的大文化发展格局。此外，还应通过强化产业融合度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黏度，延长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提高文化附加值、提升文化领域供给水平。

（三）淘汰过剩供给
要化解文化产业的过剩产能，一方面要分类、分级、分步进行分别处置，另一方面需要在处理方法上运用创新，把工作重点放在消除体制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化解结构性过剩、力避周期性过剩上。一是以创新能力消化和吸收收过剩供给，不断提升文化产业链各环节的附加值，通过创新带动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和布局结构的优化，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新增优势文化产品和服务挤出过剩供给，强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以新的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三是以创新政策打通供需通道消化过剩供给，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四）清理僵尸供给
“僵尸供给”来自于“僵尸企业”。清理僵尸供给应当从其形成的根本原因上寻找对策。一方面要通过横向和纵向整合，打造“文化航母”；另一方面要促进民营企业、小微文化企业发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蓄动能。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文化企业转型升级。适应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模式和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纵向上下游并购打通链条，生产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五）盘活呆滞供给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不少呆滞供给、呆滞资产。可以通过梳理、分类对呆滞供给的进行盘活，制定专门方案处理。一是要减少新增呆滞供给。建立文化领域负面清单制度，更新限制类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目，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二是盘活存量呆滞供给。在确保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前提下，加强文化资源梳理和合理开发利用；充分运用创意和科技手段，实现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

⑼ 文化产业自身如何实现转型升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今年，国家政策先后在文化立法、体制改革、文化“走出去”和新兴数字文化等多个领域涌现出诸多闪光点。
文化“走出去”政策持续加码
文化部正式发布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据悉，该行动计划是为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所制定的，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就了路线图。
目前，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全部国家签订政府文化协定，通过从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合作等五个方面发力，推进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商务部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公示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初步认定295家企业为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108个项目为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涉及出版、影视、动漫、游戏、演艺、文化用品、艺术品等行业。
自2007年起，发布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名单可谓商务部支持文化出海的“年度常规动作”。随着今年十九大报告中对文化自信核心地位的肯定，可以看出政府层面对“文化出海”相关配套政策实施力度和强度将持续加大。而在政策红利大方向明朗的情况下，这份名单就显得有更积极的意义。
自贸试验区放宽外商投资限制
国务院印发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第三批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这些新晋自贸区的创新清单中，均有文化产业方面的措施，涉及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艺术品市场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等内容。
6月份，国务院还发布了自贸区负面清单2017年版，与2016年版相比减少了10个条目、27项措施。其中，缩减的和文化产业相关的措施共4项，涉及信息技术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自贸区文化产业外商投资限制再次放宽。
纵览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既有从体制机制保障到搭建平台发展对外文化和版权贸易的广度，也有就文化产业发展某一点着力展开的深度，在文化领域探索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格局。例如，河南提出要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机制，推进文化传承和开发，完善服务链条，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创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新模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格局则被写进了总体方案中。
积极参与游戏规则制定
由中国主导的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第16研究组全体会议上顺利通过审议；经过6周全球公示以后，3月16日，正式发布成为国际标准，由此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的第一个国际技术标准。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主导的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的通过，是文化领域中国科技、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在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互联网+文化”的领域中发出了中国声音，为全球手机动漫产业提供了中国标准。据文化部介绍，构建文化产业国际标准群，是文化部下一步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此外，4月份，文化部发布了首个“数字文化产业”概念的政策文件——《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向社会发出国家鼓励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明确信号，到2020年，数字创意产业将成为产值规模达8万亿元级的新支柱产业之一。这意味着数字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高度的政策保障，未来将着眼于从人才培养、财税金融、科技创新等多方面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创新发展。

⑽ 如何加快文化体制结构性改革释放文化发展潜力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改变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增加有效投资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把消费需求作为投资的重要引导。适应文化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需要加快文化领域的结构性改革，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扩大文化有效供给，提高文化产业占比，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

加快文化企业走出去。我国正进入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新阶段，文化进出口重要性日益凸显。需要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国内文化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直接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在金融、财税、出入境管理等方面加快改革，为文化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良的服务环境。

推进文化领域简政放权，释放文化企业活力。开展以简政放权为最大特点的新一轮改革，加快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监管体制，把文化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