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代良渚文化中代表什么

① 良渚文化指的是什么

良渚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分布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1936年发现的该文化遗址，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

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出了“玉器时代”说，以诠释玉器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数量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

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良渚时期的玉矿，有人就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这个观点显然很难站得住脚，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会，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运载工具、交通工具简陋，良渚人如何能够从那么遥远的东北、西北，穿过无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运至东南的良渚文化圈内？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来，所以有的专家执着地认为，在良渚文化的区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遗址群内的天目山余脉，一定存放着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玉石矿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开采的古玉矿藏却应该是永恒存在的。良渚文化为何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他们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许多谜等待解答。

有人说是因为装饰，美化生活的原因。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就往往把具有高洁品质的人和玉相联系。可以证实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把玉当做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礼仪。

贵族、土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5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然后是比附人的五个美德：仁、义、礼、智、信。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多优美的玉器，是出于装饰生活的原因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产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后的事情了。此说的证据是从良渚玉器本身情况来说的。

最能反映良渚琢玉特色的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如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隐隐透出一股凉气。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是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壁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相关。

因此他们认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是用于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的“玉”的地位可以反证，“玉”不仅仅作为装饰，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上，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其为何有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为装饰，还是因为祭祀尚不能明确，不过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先民神秘的思维。

1982年，在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软玉矿藏，经取样鉴定，此矿藏的软太硬度在5.5－6度之间，玉石的质地细腻，色泽呈白色和青绿色，透明度较好，呈蜡状光泽，与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这一发现兴奋了考古学术界，专家们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非远地转运，有关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但是位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遗址出土玉器数量的总和，其所需的玉料也应是良渚文化圈内量最多的，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从江苏小梅岭运来的吗？在良渚遗址群内至今没有发现矿藏的同时，不少专家仍坚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来自附件的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这一推测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愿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这一推断

②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浙江余杭良渚镇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年代约距今5200～4000年。
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全面高涨。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石制工具主要有三角形犁状器、斜柄钺形器、双翼耘田器、长方形或半月形石刀、石镰等，器类显着增加，有些器形较大。在多处出土了粳稻和籼稻的实物遗存，还在浙江湖州钱山漾等地发现有花生、蚕豆、甜瓜子、小泡瓜子、红蓼、菱角、葫芦、酸枣核、毛桃核等植物籽实，其中有的可能已属人工栽培。竹编、木作手工业发达，竹木器广泛应用于生活和生产方面，钱山漾一地即出土整、残竹编器物200多件和不少木器。在历史悠久的麻纺手工业之外，又开辟了丝织手工业新领域，钱山漾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是目前中国史前时期最重要的丝织品实物，经鉴定原料都是家蚕丝。琢玉工艺在当时各原始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大至重6500克的玉琮、直径20多厘米的玉璧，小至玉管、玉珠和玉质镶嵌附件，琢制都很精良。玉器种类在20种以上，采用了多种雕琢技法，主题图像是具有神灵崇拜含义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徽”）。有的大墓出土成组成套玉器，玉质玉色相近，可能是利用同一批玉料专项加工的。当时治玉业已成为专门性的手工业部门。制陶工艺也很进步，流行黑色陶器，刻划有纤细禽鸟纹、蟠螭纹的鼎壶及漆绘陶器，是良渚文化陶器中的尖端产品。还发现有数例陶文。
聚落在形态和规模上形成等级。良渚镇遗址群在24平方千米范围内有遗址三四十处，包括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居民点和显贵专用墓地等，具有地区中心聚落的性质。吴江龙南遗址可作为普通聚落的代表：一条古河道由东向西流经村落，两岸有半地穴式房址，北岸筑有一段护堤。在钱山漾出土了木桩、长木、竹席、苇席和大幅树皮等盖房材料，有的遗迹可能是适合于南方地区居住的高架干栏式建筑。良渚文化遗址虽然临近水域，但在多处见有土井，有的还用大块弧形木板围成井圈，构筑讲究。
在浙江余杭墓地、瑶山遗址和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显贵专用墓地，是在人工堆筑的土墩或废置的低山祭坛上营建的。一般墓坑较大，有棺椁葬具，随葬有数十至上百件玉器，如玉琮、玉璧、玉钺等。有的大墓中还出现了殉人。一般认为，在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原始氏族制度瓦解并向文明时代过渡；中期以后可能已处于中国古文明的始创时期。

良渚文化出土的文物以“玉、石、陶、文”为主——
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石：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陶：良渚文化以黑陶着称，胎质细腻、造型规整，器种变化多样，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良渚文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
附：
良渚文化出土的石器示例图片：
http://www.gotravel.com.cn/fram/fenjing/sight/zj/hz/lzwh/a1.files/s1.gif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示例图片：
http://www.gotravel.com.cn/fram/fenjing/sight/zj/hz/lzwh/a1.files/y1.gif
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示例图片：
http://www.gotravel.com.cn/fram/fenjing/sight/zj/hz/lzwh/a1.files/t1.gif

③ 良渚文化是哪个时期

良渚文化是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槐拍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

良渚古城遗址的“特色”

1、发达的稻作农业：良渚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呈现多样化和专业化，已普遍使用犁耕；水稻生产规模大，仅在余杭茅山遗址就发现了总面积达55000平方米良渚文化稻田；粮食产量也较高渗橡，在莫角山南面池中寺台地发现的一处仓储区就有20多万斤的炭化稻谷。

2、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良渚文化时期玉石制作、制陶、漆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等手工业门类齐全，技艺上都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器，其品质、数量、体量、种类以及雕琢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一个高峰，形成了玉礼制度，影响深远。

3、灿烂的玉文化：良渚玉器丰富的器形，众多的数量，先进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复杂的功能，深远的影响以及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唯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也为世界同时期所绝无仅有，它在中华玉文化传统中铅喊羡的突出地位，已不言而喻，成为疏解中国古代礼制形成以及中华五千年文明无可替代的重要实证。

4、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据考古学家推算，良渚古城总土方量超过700万立方米，古城外围水坝工程总土方量超过288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不是原始社会阶段那种血缘组织做得了的，需要高度集权、精心规划、统筹组织、长期营建才能完成，这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5、发达的水利工程：良渚古城外围发现的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该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其价值可与同时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

④ 归纳出良诸遗址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表现

良渚文化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远古文明，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瓶窑镇，核心部位于古城“反山、莫角山、汇观山，11条水坝”均在瓶窑境内。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1][2]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4]
中文名
良渚文化
外文名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3]
年代
距今5300-4000年
地址
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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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文化特征分布范围代表文物文化馆院遗留谜团文化价值
考察发掘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良渚文化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5]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
在前一阶段考古诸多发现的启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目前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遗址发现
1935年5月，在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近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⑤ 什么叫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的意思具体如下：

良渚文化是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

良渚古城遗址是怎样被发掘的？

1936年，杭州古荡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试掘。

在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的施昕更敏锐地发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杭县北乡良渚一带见过。

于是，施昕更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他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11月3日那天，施昕更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这个重大发现令其激动不已。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实物资料，同时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由此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观众参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

⑥ 良渚文化的意义

分类: 社会/文化 >> 历史话题
问题描述:

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良渚文化具有哪些重大的意义?

解析:

1．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突破

晋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1926年李济进行的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晋南地区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至1976年，大致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考古学编年。1977年后，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在晋南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陶寺遗址的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发掘前保存下来的面积有30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面积范围最大的约模嫌距今4000年以前的遗址。在1978年至1985年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发现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反映着墓主的“王者”的风范。发现的建筑遗存中，有大型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反映着“王气”的建筑特点。还发现有红铜铜铃、毛笔朱书的字等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知识阶层”的遗物。研究还表明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晋南临汾地区，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地区的特征，又有北方地区的特点，还有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这些发掘收获是空前的。这个发现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其中，发掘者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略早于夏代，当时可能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的国家（或国家雏型）已经产生。他们还推测陶寺遗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也可能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李民则从古代文献的分析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收获，提出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的看法。而苏秉琦于1985年11月7日在侯马召开的“模颂晋文化研究会”上指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后于11月14、15日又指出陶寺遗址就是一处古城，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这些论述表明，陶寺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2．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旦码手，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着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 *** 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端口、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3．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对史前城址的研究，是因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而开展起来的。至1985，除登封王城岗城址外，发现的史前城址，还有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边线王等，都是土筑的城墙。在内蒙古中南部则发现了包头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以及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10多座石墙聚落。其中，王城岗、平粮台、边线王3座城址的形态较为规范，又位于新石器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受到研究者的更多重视。

登封王城岗城址有东西两个并列的城，面积各约1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为距今4300年前后。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筑造的，也是方形；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墙基槽口宽4.4米、深2米多；在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在墙基下发现有奠基坑。

淮阳平粮台城址发现于1979年，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在南北城墙中部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城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道下有排水管道。城墙外侧有护城河。城内发现了10多处长方形成排建筑，有平地起建，也有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城内还发现了一块铜渣。

寿光边线王城址发现于1984年，至1986年的发掘，确认为内外两城相套的城址。小城先筑，为方形，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大城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亦有四个城门。城墙为夯筑。在大城基槽内发现多处奠基遗存。

这几座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发现，使学术界对距今4000多年前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中尤以王城岗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的影响最大。主持王城岗城址发掘的安全槐在论证王城岗城址为夏都阳城的同时，还指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城堡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王城岗城堡遗址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它标志着豫西龙山文化类型的中晚期，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这些建立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基础上的认识的形成，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

此外，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面积达29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引发后来对仰韶文化晚期已产生中心聚落址的思考。

4．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

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梁思永调查了赤峰红山遗址，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在红山后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存。1955年尹达命名为红山文化。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等人开始对西辽河流域进行系统工作，逐步明确了该地区内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关系问题。1979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了小型孕妇等陶塑人像、双龙首璜形玉饰和绿松石饰，开始明了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玉龙、1973年在辽宁省阜新胡头沟发掘的玉器墓葬都属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1981年，孙守道、郭大顺据此探讨了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问题，并重新认识红山文化。他们认为：“促成文明到来的因素很多，如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等。而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在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这一认识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联系了起来，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新的渠道。在1982年全面揭露了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之后，他们又将西辽河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纳入了自1981年以来苏秉琦实践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结构的系列探索之中，并于1983年9月在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多年的积石冢群和祭祀建筑址，使辽西红山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是由石块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也许是一处积石冢），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在其南部是一座圆形祭台，直径约2.5米。

牛河梁位于东山嘴西北方向，相距约50公里，有10多处积石冢群和一座祭祀建筑址等组成。在祭祀建筑址中发现了多个女性塑像，最大的约有真人的3倍；一件与真人大小相若的头像，双唇涂朱，两颊涂红，眼窝里镶嵌着淡青色圆玉片。在该建筑址中还发现了彩绘图案装饰的墙皮，被称为“女神庙”。积石冢群分布在祭祀建筑址附近的山丘上，有的一处有数个积石冢。至1985年，对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群的发掘，在110余米长的积石内揭露出一排4座积石冢，有的为方形，有的为圆形。有的一个积石冢内有中心墓葬及数座乃至二十多座墓葬。墓葬中出土了玉猪龙、玉箍形器等一批制作精美的玉器。个别大型积石冢，直径达60米，高16米。1985年后又对多处地点的积石冢进行了发掘。

东山嘴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1985年10月，在这些重大发现的基础上，苏秉琦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当时他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的主要目的，虽然仍然是围绕他在8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即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 *** 家的起源和具体过程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在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时形成的相关理论，却为后来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辽西红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⑦ 良渚文化分为几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什么特征

良渚文化是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钱塘江地区一支着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社会进程

良渚文化所处的钱塘江流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钱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手戚枝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端口、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毕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仔余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社会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8 县市，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 *** 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水利工程

2015年, 以2009年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 经多方调查发掘和分析, 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 存在着一个由秋坞、石坞、蜜蜂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km的塘山长堤共计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该水利系统占地辽阔, 雄伟异常, 其土方面积据测算高达260万m, 控制范围达100多km,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兼具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良渚水利工程遗址所在地位于浙江省太湖平原, 其地势低洼, 沼泽满布, 水草丰盈, 适合人类居住、作物耕种, 但同时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天目山系作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 雨水充沛, 夏季极易形成山洪, 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胁。智慧的良渚先民通过设计施工良渚水利系统中高、低两级水坝, 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 以此来达到防洪作用。此外, 良渚时期距今年代久远, 当时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 水运是最便捷合理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 降水季节性明显, 夏季山洪暴发, 冬季则可能枯水断流, 不具备行船条件, 而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 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方便运输。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 有效利用附近一带断断续续的山包和山岗, 节省了80%的筑堤工程量, 这些都充分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资源规划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规划设计过程中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 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 同时对于水工建筑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而良渚水利工程遗址中被发现的土坝, 就足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要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发现其可有效阻挡该流域短期内960mm的连续降水, 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于现在而言, 其设计施工要求都很高, 而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为了适应自然, 营造生存环境, 设计出这样的工程可谓是一个奇迹。为了完成土坝的施工, 智慧的良渚先民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完成了施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即工程材料的制备。在位于良渚水利工程遗址鲤鱼山、老虎岭等地的土坝断面处, 可清晰地发现一个个错位排列的“方格子”, 这其实是由良渚先民利用“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上下堆叠形成的, 这种运用在土坝筑坝工程中的技术被研究人员们称为“草裹泥”技术。“草裹泥”技术, 即先用淤泥堆筑, 外裹黄土。这些土并非散土, 而是用芦荻、茅草把泥土裹成长圆柱形, 然后码成坝体, 通过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咬合构成一体 。

⑧ 良渚文明

良渚，指的是距今5300-4300年期间，在中国南方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所存在过的一个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良渚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同期。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称之为良渚文明而不是良渚文化呢？

根据西方考古标准，国家的产生或文明的产生有几大因素：比如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出现、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宗教礼仪洞山或等等。

虽然良渚遗址的考古过程，没有金属，没有明确的文字，但有大型的水利工程、社会等级以及生产的发展。然而，这些发现与考古标准的制定所要指向的目的是一致的——证明社会的发达程度已经达到具有国家组织形态的水平。

良渚的文化绝对不亚于古埃及或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程度。

良渚是迄唯神今发现的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国家，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遗址就是良渚文明的中心。

关于它的发现要回溯到1936年。

当时，杭州古荡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试掘。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一位馆员施昕更，在对位于古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件黑陶。他觉得，类似的黑陶在自己的家乡良渚也曾见到过。于是不久后他就回到良渚，进行文物调查。

在他的主持下，良渚陆续出土了黑陶、石器、玉器等数百件文物。这一次发现掀开了良渚遗址的一角。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然而，随着次年抗战的爆发，良渚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不得不被迫中断。

更糟糕的是，因为战乱时期，施昕更随西湖博物馆一路南迁，一路上缺医少药，最终因为不幸染病，年仅27岁就英年早逝。

文明火炬的传递落到了考古学权威梁思永、董作宾的手上。

当年梁思永、董作宾曾受施昕更之邀在发掘现场查看过良渚遗址，并对这一发现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

1939年，考察过良渚遗址的梁思永先生，经过一番比较研究，认为良渚遗址发现的陶器以黑陶为主，这一点和龙山文化有相似之处，便提出良渚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的杭州湾区。这个结论，统治了考古学界将近20年，一直到50年代末。

直到1957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提出：“浙江的黑陶容易干后褪色，没有山东龙山文化的那种标准的蛋壳陶。器形除圈足外，也有大量圜底的。山东龙山文化中盛行的平底器却较少。陶鬶发现不多，也不是标准的龙山文化的形式。”这彻底推翻了之前的论调。

2年后，纳伍他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这个全新的命名——它标志着良渚是有着自身演变、发展序列的一个考古学文化，与龙山文化彻底区分出来。

这个概念提出后，专家们才开始着手考察它的源头，并先后于1975年、1979年提出了“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的命名。

最终，考古学家通过吴县（今苏州吴中区）草鞋山的地层堆积，确立了三大文化的发展序列：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然而，良渚文化虽然发掘出了一些文物，但始终没有那种能入选“十大考古发现”的大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都只停留在对其文化内涵认识的确立上。终于在1986年，这种小打小闹的局面被打破，良渚文化有了属于自己的“代表”。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开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明遗址从40多处添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1992年开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修建遗址，明显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全国各部族领袖集会，“万国”赴会，是有必定依据的。

2007年11月29日考古人员在杭州宣告，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中心区域被发现。

良渚文化分布的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

⑨ 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到底有多高他们和华夏文明有关系吗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一支着名分布在古越族定居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的古人。良渚文化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200年，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

而且良渚文化的发源地是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曙光，可见良渚文化的文化程度的高。良渚文化的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玉器的，玉文化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多年的历史，像和氏璧还有各种玉器。在世界很多博物馆，对收藏的玉器的鉴定和命名时，一度认为良渚文化的玉器是汉玉，将当时玉文物的命名已经推前了2000多年。可见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是多么的精良，以至于让国外的收藏家们误以为良渚文化的玉器是源于汉朝。

⑩ 良渚指的是什么

良渚，“良”意为“拖尾”，即狼尾或半个波浪之形。“渚”是可供一户人家居住的小洲。“良渚”字面含义是“侧面形状如半个波浪的小洲”。良渚地区是被誊为“中华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发祥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镇（良渚街道），1959年命名，其存在年代距今5300—4300年。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良渚秦至清属于钱塘县管辖，民国属于杭县，解放后因杭县和余杭县合并成新余杭县改属余杭县，现属杭州余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