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品文化怎么样

㈠ 北京文化具有怎么样的特点

北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是朝拜的圣地。北京的旅游是典型的都城文化旅游。古代的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升国旗仪式……，都是都城文化的价值所在。因此，外地人到北京，首先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到人民大会堂去转一转，因为这里是祖国的象征。“都城文化”这四个字衍生出了诸多只有北京才有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譬如关心时政，参政意识强，文化素质高，精英云集，官派作风，轻商鄙利，好面子，喜摆谱，自命清高，盲目自大等等。下面，我们就择其要者谈一谈。

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作为数朝古都，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政府机构林立，各国使馆云集，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由此发布，各种国内外信息向此汇聚，甚至连各种小道消息也从这里向四方传播。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北京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觉悟从总体上看自然要比地方上高一些。有个顺口溜流传很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几句话点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敢说”是指北京人敢于批评时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很强。比如在茶馆里，南方人喝茶，谈的多是家长里短和生意场上的事，而北京人喝茶，聊的常是国家大事，这在过去难免要犯些忌讳。所以老舍先生在设计话剧《茶馆》布景时，一个突出的细节，就是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张告示:“莫谈国事”。由此可见，北京人关心时政，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有着优良传统的。历史上，北京成为多次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原因就在这里。

二、高素质的市民文化

北京作为都城，也是精英荟萃的科技文化中心。有组数字也许能说明这一问题:北京现有高等院校65所，国家级科研机构388所。每年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10万余人，科技人员8万多人，国家两院院士有50%在北京，人才指标居全国榜首。北京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受教育条件，由于高校众多，北京高考生员的录取率达70%以上。北京有着全国最高级的管理人才，最多的博士、硕士、大学本专科学生，有着最高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北京人的高素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北京市民的一举一动，常常会显现出较高的文化品味。看得深，想得远，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远，这就是北京人。在经济上，北京虽然是个典型的消费城市，但在科技和文化产业上，却是全国最大的产出城市。这就决定了北京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

三、轻商鄙利、述而不作的官派作风

北京自成为定鼎之地后，便是达官显贵云集之所，这也是都城文化的一个特点。官多的结果，就是官场上的习气与作风渗透到了京城的各个角落，就连普通的平头百姓，也会时不时地打上几句官腔。古人云，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天子脚下呢?听听老北京人说话时拖着的官腔，看看老北京人遛弯时踱着的方步，让你不能不相信这句古话。

官本位文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北京人的自命清高和轻商鄙利。北京服务行业的官商作风是全国闻名的，北京人把什么工作都当“官”来做。顾客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有卖与不卖的权利，因此顾客要赔笑脸，说谢谢，好像东西是经他批准后才卖给了你;乘客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就是你的领导，不管人多多，你也得挤到他跟前去买票，因为门口就是他的办公桌;你要坐出租车吗?得看你去哪，堵车的地方人家就拒载。在大多数北京人的观念中，不管干什么，挣钱都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眼中，体面和尊严高于一切。而在上海和广州人眼中，北京人着实有点傻，世上哪有有钱不赚的道理?可见，官派作风给北京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在北京，虽不乏小市民，但真正具有小市民寒酸气的并不多，也就是说，北京的小市民与其它城市的小市民在言行举止上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来自官场风气对北京小市民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官本位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好摆谱。据我所知，“摆谱”一词大约产生于清代，本意是摆出家谱给人看，原本并无贬义。历史上满族人是比较爱摆谱的。因为满族是中国历史上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由于部落分散，满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通史，它的历史记录，多半是通过对自己家谱的翔实的记录得以实现的。长者给后人讲史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给孩子们述说自己的家谱。满族有句名言，叫做“老人不讲古，小的失了谱。”但满族进关后，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这一勤劳善战的民族，一夜之间变成了特权阶级，他们不工、不商、不农、不桑，无论是谁，只要是旗人，就可以免除所有苛捐杂税，而且还可以按月领到可观的钱粮。不劳而获的悠闲生活，使得众多的八旗子弟逐渐失去了勤劳勇敢的本色，成为游手好闲的大爷，成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寄生者。他们唯一可以炫耀的资本，就是到《八旗满洲氏族宗谱》中，去寻找自己先祖的往昔辉煌，并以此显示自己家世的荣耀。于是，数祖摆谱成为一时风尚。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虽被推翻，但八旗遗风却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人。人们常说北京人好面子，究其原因，恐怕与好摆谱的心态不无关系。试想，大家不是帝王苗裔，就是名臣之后，若做了“不体面”的活儿，连自己的面子都过不去，更不用说祖宗的面子了。北京人常常抱怨外地人把北京人的钱都挣去了，其实，北京的就业机会不少，影响就业率的原因不在没有职位，而在于北京人从老祖宗那儿遗传下来的虚荣懒惰的毛病。解决北京人就业的关键不在腾出多少职位，而在于改变北京人头脑中的传统观念，观念不改变，就是腾出再多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用。

官本位文化的再一个表现就是处事圆滑，说的多，做的少。解放前就有这样一首民谣:“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所谓“京油子”，是指北京人处事圆滑，办起事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中正平和、闲散庸碌的作风，在明清时期的京师官场非常盛行。据说清道咸时期的三朝元老曹振庸就谙熟此道。曹振庸官列一品，门生故吏满朝廷，当别人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时，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时人作诗讽刺晚清官场说:“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晚清官场的遗风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北京人。北京国家机关多，事业单位多，国营企业也多，吃公家饭，端铁饭碗的人明显多于其它城市，这种机制是官本位文化继续存在的土壤。因此，北京人常常是“醒得早，起得晚，说得多，干的少，干成功的更少”。“北京出政策，外地出典型。”出政策是政府的行为，与平民无涉，但北京出不了典型，则不能不说是北京人的问题了。只要回头看看近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中央一个政策下来之后，外地人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但北京人还在开会学习，学习开会，理解中央的精神。“述而不作”已经成为北京在经济上走在其它省市前头的一块绊脚石，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要提倡真抓实干，勇于实践。

四、封闭自大的围城情结

有人说北京文化是多元文化，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定鼎北京，造成了多次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他们对北京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在我们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方言中的“胡同”、“旮旯”、“马虎”、“磨蹭”，饮食中的白水羊头、涮羊肉、烤全羊等等，都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的遗存。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游牧民族对北京文化的改造多限于衣食住行这些表层文化，而在深层文化上，他们更多的是为汉族所同化。环境决定文化，游牧文化一旦脱离草原，失去自己的生存环境，就必然会被新居地的农业文化所替代，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说，老北京本土文化的核心仍然是农耕文化。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心态上有很大不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北方游牧民族“不以败北为耻”。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喜定居，放牧牛羊也无法定居。如果与邻国开战，一旦败北，带上妻儿，赶上牛羊，一走了之，这对于他没有任何损失，最多就是提前换了牧场。因此游牧民族领地的观念比较淡薄。但中原的农耕民族就不同了，如果败北，他们就要背井离乡，不但失去了房屋，而且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将一无所有。严酷的环境逼迫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对于这些不善战事的农耕民族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层层的围墙将自己包围起来。所以，中国的农业民族，特别是与强悍的游牧民族比邻的北方农业民族，很早就有了筑墙的习惯，大到万里长城，中到各城镇的城郭，小到各家各户的院墙。为保险起见，有时围墙还不止一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小农文化封闭保守的传统。

北京是典型的城的世界。北京的城墙之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明初建的北京城有三重城墙，最里面一层是宫城，叫紫禁城，第二重是皇城，第三重是周长20公里(km)的京城。明嘉靖三十二年起又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加筑全长约14公里的外城。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这些坚固的城墙在阻挡敌人的同时，也阻碍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铸成了一种封闭的文化心态。作为权力中心，都城之内的文化确实具有着较高的品味，在众多的乡民面前，城里人无疑是文明的代表，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造成了都城人盲目自大的心理，使他们养尊处优进而固步自封。而这种心理无形中又阻拒了来自远方的异域文明。北京人之所以能成为北京人，正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围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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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盅”指的是茶盅，“两件”大多漏改指的是大份的松糕、芋头糕、萝卜糕之类的点心。一盅两件是饮早茶的代称，俗称“叹茶，是一种民间饮食风俗。“一盅两件”，厅桐这句饮茶用语来自20世纪老广州的饮茶文化。
广州喝茶文化，别具一格，“饮茶”亦是“叹茶”。在早期，一早起来谋生的市民凌晨四点即起，吃过茶点后储备好一天劳作的能量，因此，早期的返伏判两件主要是大包等粗粮为主，例如鸡球大包、西关的三星包。后来衍生成一种饮茶文化，寓意一壶茶几块点心，一品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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