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与儒家文化哪个好

1. 你对中国农耕文明的认识

农耕文明，是指由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其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光照充足、降水丰沛、高温湿润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雨热同期是我国非常优越的气候资源，是诞生农耕文明的重要条件。
农耕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农耕文明除了带来稳定的收获和财富，造就了相对富裕而安逸的定居生活，还为进一步衍生出高雅的精神文化创造，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各自的世界里不断发展、演变，由于文明的巨大差异，也是这些人类在性格上和体制上出现了很多不同。在亚欧大陆的广阔土地中，大陆的北部形成了一条天然的草原地带，众多的游牧民族生活在此，在大陆的南部及一些中部地区出现了一个个农耕区。从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以及特点来看，农耕文明一直被认为要先进于游牧文明，这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生存方式的不同，更为根本的则是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始终要快于游牧社会。

2. 农耕文明是什么

农耕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汉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原的农耕文化，更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重要发源地，在宋代以前，中原农耕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农业的起源于发达，与与农业技术的发明、创造、农业制度和农业理念息息相关。

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决堤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中国的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

我么都是从资料和书籍中学习农耕时代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自给自足，不用于商品交换。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国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汉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时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品格都是十分符合价值理念的的，例如在劳作中的培养和孕育出的：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至今都还在尊崇这些价值观，因此农耕文化是非常宝贵的。

还有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风俗文化，以农业服务和农民自娱自乐为中心的衍生和发展，有了现代大家认识的舞蹈、诗歌、小说等。像我们熟悉的舞蹈家杨丽萍，除了她的经典《孔雀舞》、《两棵树》等大家熟悉的，她2003年出任艺术总监和总编导并领衔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2011年 指导的中国第一部大型原生态藏族歌舞乐《藏谜》，都来自于西南山区农民的山野田头,和西藏的民间采风，只有对农业文明的十分了解，又融入艺术的构成，才能让所有的人都能透过原生态的艺术表达形式，展现中国农耕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美妙。

3. 填写中国的农耕文明，对那个中 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有什么促进作用

农耕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农耕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亦曾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那么农耕文明对中华文化有什么影响?
农耕文明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
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 格都是十分优秀的，例如培养和孕育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
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华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
早在先秦时期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民间流传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上万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同时，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又丰富了农业的 内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经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仍然一直蓬勃兴旺，绵延不断。

事实证明这一技术知识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开发利用好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与自然遗产资源，作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设美好家园、激发爱国热情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而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和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经济安全稳定增长、协调平衡增长、持续包容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农耕文明基本介绍
农耕 文明，是指由 农民在长期 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 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
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人类进入农耕 文明。农耕文明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这里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域。农耕文明一直延续到 工业革命之前。此间，人们以农业为主，政治体制一般实行 君主制或君主专制， 社会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农耕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它是 工业文明的摇篮。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 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农耕相对于游牧的好处就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才会有一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想吃饱之外的事情。如研发科技，发展文化等等四大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就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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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利弊影响

儒家学派由孔子所创。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间受到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在近代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五四运动”中受到“打倒孔家店”的否定，“文革”中受到“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儒家思想文化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代表，作为传统的力量，顽强地积淀在当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之中，以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风尚、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和血液，发挥着积极或消极作用。起积极作用的为精华，起消极作用的为糟粕。我们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必须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先进文化引领时代潮流，在大胆吸收西方符合现代化规律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扬弃”。因此，必须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现实利弊影响有清醒的认识。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着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5. 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为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自给自足，不用于商品交换。

农耕文明的格局主要为南稻北栗。

北方

北方的原始农耕以旱地农业为特色，这与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春秋冬三季干旱寒冷，夏季高温多雨。该区域普遍存在的黄土，持水保肥能力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所以选择对肥力水分要求不高，幼苗期能抗旱的栗。

南方

南方的原始农耕以稻作农业为特色。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多湿润，所以选择了喜水作物水稻作为主要农作物。

中国的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

(5)农业文明与儒家文化哪个好扩展阅读：

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

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6. 如何把握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文化的契合

一、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突出以和为贵

儒家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源于它植根于农耕文明，它既重视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体与思想的和谐等。儒家主流文化以和为贵，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中。孔孟均有论述：孔子有“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和”之价值性，孟子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人和在天时地利之后，在讲究天相地理的时代，孟子突出论述的“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和为贵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刻上了深刻的烙印，它是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典型思想，塑造了我国的国民整体的民族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均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中国历朝历代都强调政治格局的“大一统”，社会经济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和实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且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于我党的重要性，它是巩固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和谐的社会关系包括平衡的多方面群体利益、合理运行的社会秩序、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共处、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和谐等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无疑与儒家文化中强调的诸多“和”的观念是相通相似的：重视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体与思想的和谐等等。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突出发扬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以和为贵，通过宣传和普及，使参与到社会建设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公民，都能够注重发扬智慧，注重突出所长，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注重有序文明的社会秩序以及注重公民自身的全面综合发展。

二、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强调以人为本

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在很多儒家着述中都有所体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就是其中的经典表述。以人为本既是儒家文化一个突出强调的思想，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论是社会治理还是经济发展中强调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儒家文化强调重视人的价值，并非某个单独个体的价值，而是将这些单独个人组合成一个大的群体，是相对于统治者的另外一个社会组成。统治者应该注重这个社会组成，包括他们的尊严、价值，也包括对这个社会组成的内部运行秩序的协调和重视。儒家文化正是协调个体与群体、群体内部的和谐关系的一剂润滑剂，它强调伦理、强调道德，通过伦理道德的浸润，使人们提高自身修养、意识到“我”对“他”、“小我”对“大我”的责任和义务，内化为个人为人处世的守则，形成中华多民族的共识。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有力地提高了人们的道德素养、维系了人际和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

积极发扬儒家思想中以人为本的精神，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现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建立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要善于运用儒家文化的精华，充分注重吸收人民的智慧、听取和回应人民的诉求、落实和发展好人民的利益；在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符合人民群众需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决把人作为发展生产的第一要素，关注和满足人的不同层次的需要，进行人本管理；在涉及到分配问题时，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坚持改革开放成果与民共享，不与民争利。以人为本，就是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基于儒家文化与发展和谐社会的人本精神的共通性，我们可以用儒家文化的精华和智慧，来解决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地区发展的不协调、利益分配不平衡导致的社会矛盾、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使用、物欲发展与人的道德滑坡等多种问题。

三、在发展现代经济的过程中倡导伦理道德为先

儒家文化是伦理至上的文化，通过一系列的伦理守则和规范来要求和指导个体，突出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挖掘儒家文化中积极的内容，舍弃其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糟粕。从积极方面来看，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是基于个人的自我修养，即个人的身与心的关系，然后才能很好的处理其他各种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人要注重个人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正心修身”，才能够达到“修己安人”，才能达到见利思义、舍生取义这样高的境界，这个过程很典型的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发展的速度较之以往快了很多，物质条件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但是精神文明的发展较之物质文明的发展却缓慢了很多，物的刺激带来了物欲横流、重利轻义、失信于人等有悖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康精神的价值观，一些人逐渐改变和丧失了原有的信念和道德。我们要善于辩证的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来引导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一注重教育的力量。在学校教育中推行儒家文化中的积极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信”，不断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从娃娃抓起，道德培养也应该从娃娃抓起；在职场教育中，灌输正确的职业观，勤劳、信用、勇于奉献；在社区宣传中，进行爱国教育和利他教育，使重义轻利、爱国忠诚、诚实信用等内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守则；通过发扬儒家“以义制利”的精神，使社会成员正确看待物质、追求物质。二是注重法治的力量。儒家文化强调礼制，其中包含了部分法治的意义，但是更多的是突出伦理道德对人的约束。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我们应该礼法并用，内以礼制人，外以法制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营造公平有序的法治环境，各级公务人员在进行社会治理时，有法可依，依法行事，使经济活动中的个体都能够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指导。

四、在市场经济中注重务实求稳和创新相结合

儒家文化是根植于农耕文明，起源于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这就使务实求稳成为国人的一种普通心态。踏实肯干、知足守成、稳中求进、安定自保等一些性格特点也显现在多数中国人身上，这些品质也促进了我国农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扬弃地看待儒家文化的这些学说、人们普遍有的心态。市场经济是有其特有的规律和特点，一味照搬硬套儒家学说，不讲求和尊重市场的规律，就会发展滞后。市场的规律包括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以及竞争规律等等，强调优胜劣汰、优者更优。一方面，我们应该务实求稳、稳重求进，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有效的识别和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积极寻找和利用机会，市场中的机会与风险是并存的，不能因为有风险就停滞不前。一味求稳，在机会面前踟蹰不前，只会被其他竞争对手超越，最终导致市场地位的丧失；一味追求高利润，而不实事求是的承认风险和规避风险，那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在市场中运行，舍弃了务实求稳和积极出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只关注于市场的某一个方面，都将被市场淘汰。发展到当代，创新已经成为了第一生产力，所以，在踏实肯干、务实求稳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创新。从组织结构的创新，到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以及到组织文化的创新，结合组织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每一种创新都有可能给组织带来利益，甚至是巨大的发展。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都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不断引进和培养创新型人才，尤其是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人才，从而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奠定人才基础。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试图在模仿和山寨中来取得市场中的一席之地，发展后劲不足，长此以往，必然会推出市场。

五、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启蒙了公民意识

儒家文化固然一开始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为其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文化软工具。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无疑起到了开化人民意识，使人民开始有“公”和“共”的观念。一是“公”，是相对于“私”的，私人的我、他人的我。比如家庭中的“我”，儒家文化强调孝悌，在家庭的“我”和其他成员“他”的公共生活中，“我”作为儿女要孝敬父母，作为弟弟妹妹，要尊重兄长姐姐，长幼之间只有都不只是纯粹的私人的我，眼中有他，才能够使家庭伦理有序，和谐运转。这种从小的家庭中建立起来的“他”的、“公”的概念是辐射到整个大社会的“公”的概念的基础。另一个是“共”。我们要建设公民社会，强调了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社会的全员参与，共同参与到社会的治理中来，而不是局限于官员群体。在儒家文化中，民为贵，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民众的诉求、民众的智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儒家师徒之间，讲学者与求学者之间，构成了一些不规范的团体，这些团体也是“共”的，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议政，等等，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同治理模式种的题中之义。所以说，儒家文化中启蒙了公民的“公”和“共”的意识，是建立和发展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基础，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7. 中华文化的主体为什么是儒家思想是因为农业文明么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持久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有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三个直接来源。中华文明是三个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产物。黄河流域所产生的农业文明在历史时期受到自然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并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和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普遍种植小米，长江流域农业以水稻为主。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之间存在着过渡地带。这一地区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以汉族为主）相互竞争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地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得到了直接的交流和融合。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国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除中国外，这一地区还包括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中国文化也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科举制度、四大发明、航海造船业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必须增强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不仅通过扩大其范围，而且通过继承和创新来实现其吸引力。

8. 谈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并不是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推动作用。�

进入现代以来，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其在人类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发达日益减弱，失去影响力。但它并不会消失，而是与异文化碰撞之后，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前进的拦路虎。在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创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只可惜因历史的原因刚开了头又煞了尾。新中国成立后，没能够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本质的批判。改革开放之后，官僚资本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形式)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少数腐败的公职人员及其子女，以权谋私，倒卖国家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贪污受贿，形成其私有资本，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存活并发挥其社会影响的社会条件。同样，官僚资本主义也成为了腐败群体的精神温床和文化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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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的，它只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则是创造性转化的开始，今后的历程还是漫长而艰辛的。�

于丹这本书的后记为《〈论语〉的温度》，称《论语》为“简单真理”，为“一口奇特的‘向病’泉”。她的身心感受着泉水的“略高于体温”的温暖，承受着“温泉的恩惠”，并希望她的大众读者也“温暖地浸润其中”，还要“让后世子子孙孙在日益繁盛而迷惑的物质文明中得以秉持民族的根性，不至于因为可供选择的机遇过多而仓惶。”�

不独有偶，那位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与于丹同台献艺的易中天教授为于丹写了一个序，名曰：《灰色的孔子与多彩的世界》，用“色彩”去呼应“小妮子”的“温度”，可谓“色联温和”，颇有些温馨和谐的审美味道，猛一看去这个世界真是像易教授说的那么“多彩”了。

易教授说他“需要一位最具普适性的孔子。”于教授就唤来了一位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过上“快乐的生活”的孔子。易教授希望“灰色的孔子”“却是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温暖。”于教授就给大众读者唤来了一个“略高的体温，千古恒常”的孔子。对于教授唤来的孔子，易教授当然是欢迎的，那序就是他致的欢迎词，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他还接着用欢迎词惯用的口气强调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

易教授的口气太大了。孔子不只是“我们”(易教授与于教授)的，还是“大众”与“人民”的，又是“永远”的。�

稍有些名气的名人就可以为“大众”和“人民”代言了。有多少人在假借“大众”和“人民”之口在贩卖囊中之私呀!这就是那些“半部《论语》修自身”(于丹语)的名人们的专横表现。�

更可悲的是那些“早晨5点钟”就去排队等着于丹签名售书的读者，他们已经作为“大众”而被易教授专横地代表了。这些大众读者职业不同，年龄从3岁到83岁。3岁的还好，没有公民权，易教授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3岁的孩子一定有家长带领吧?否则恐怕连书店也找不到的。3岁的孩子需要什么“颜色”和“温度”的孔子呢?《北京晚报》没有提及，这家媒体只提及了他们的年龄，年龄小和年龄老如今都成了“炒点”。给一个3岁的孩子签名售书，到底是一种荣誉还是一种耻辱?这真有些像将加湿器卖给瓜棚里的瓜农，后面的话我就不必说了，说出来怕影响了孔夫子的“色彩”与“温度”。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修养的读者排着是队买同一本于丹的书。他们除了有以上的差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喜欢于丹的书，认为于丹写了一本好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百家讲坛”上听于丹讲过这本书的内容，还有些人虽然没听过，但也听别人说过这本书是本好书，因此也对它有了强烈的期望值，期望阅读后受益。他们阅读后很容易接受于丹的有毒的思想，很少有人能有批评于丹错误的能力。听说于丹还要接着在“百家讲坛”上讲《庄子》，当然也是要出《于丹〈庄子〉心得》的，但愿她别再犯太严重的错误。否则一个“小妮子”该害多少人的心灵啊!排队购她的书标志着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标志着不同年龄段的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标志着社会文化的整体滑坡。�

打住闲话，书归正传。我是想说无论是序还是后记还是整本书，对孔子的儒学都是推崇备至的。在21世纪的孔子的故乡，如果还不能对儒学进行理性批判，还不能不遗余力地揭出其现实表现的弊端，我们就不能对于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也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充满生机的传统。

9. 你怎么看待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思想——儒家思想你认为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相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