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如何继承传统

A. 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吗

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握态化的继承和创新吗？这得分几种情况来说，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但是也对段空源孔子的学说有一些否定态度，孔子学说不代表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孔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抨亏激击了孔子学说，所以是对传统文化没有完全的继承

B. 新文化运动继承和发展五四运动的那些内容

根本差别：（1）前者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运动，后者拍启源是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2）前者的目的是冲破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后者的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帝国袭态主义列强的无理行径和封建军阀的卖国行为。（3）前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后者则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在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注重反对帝国主义。（4）前者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但它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没有给中国人民指明出路。后者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成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社会实践上的影响：（1）新文化运动启发了一批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去，青年学生站在运动的前列，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2）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十月革命的大力宣传，呼唤了五四运动旁基的到来。（3）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从中成长起来的先进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核心人物，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 内容上的继承和发展：（1）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在批判封建腐朽思想的同时，又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思潮的主流。（2）一大批先进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3）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优点。

C. 如何弥补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断层为什么会这样

可以对这段时间的文化进行传播，关注国家的文化发展，开办更多的民营学校，让更多的人学习文学，这样就可以补充这个时间的文化断层。在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不是特别好，而且我国的文化受到了相应的限制，才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文化断层。

D. 如何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就是它的精神之源，是它的身份证和象征，是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无异于将自己推到了灭种的边缘。因此，每一个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华夏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然而这个古老、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体系在传承上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怎样解决好这个问题已成为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
针对传统文化传承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而有人则认为我们应该融入流行。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太片面，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了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对于不同方面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选用更适合其发展的方式来传承。笼统单一地说要保留原汁原味或者融入流行都比较偏激。因此，我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手段。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不可能也没能力进行详细地阐述，因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浅陋观点。
首先来谈谈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文字和语言。 中国是最早拥有自己文字的文明之一，也是现今世界上少有的使用象形文字的国家中的一员。汉字可谓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然而从近代以来，汉字的传承便几经磨难。首先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为要讲求科学创新，向西方世界学习，鲁迅等人曾提出要以拉丁字母式的文字来取代汉字，但最终没有成行。然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也曾设想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但在几经权衡之后，仅仅是创造出了汉语拼音来辅助汉字的学习。随后的简化字改革中，我们的汉字差点被改了面目全非。到了21世纪，这个网络十分普及的时代，网络语言的泛滥又一次给汉字的传承带来巨大的冲击。网络语言中充斥着各种奇怪生僻的文字符号，语法错误屡见不鲜，千奇百怪的缩写和文体以及中西方文字的混用更是遍地开花。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网络语言已经遍及我们生活里的各个角落，被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这样的情形无疑会对汉字和汉语的传承造成巨大的损害。不是危言耸听，久而久之，这些青睐网络语言的人定会忘记真正的汉字该怎么写，真正的汉语该怎么表达了！国家显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高考语文试卷中也有了不得使用网络语言的规定。
我们的母语——汉语也遇到了与汉字相似的问题。由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国内的英语学习热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现在的情况较以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语的学习早已提高到“从娃娃抓起”的高度。因此，学生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英语的学习中，而完全忽视了汉语的学习。我敢说绝大多数高中生能对英语语法如数家珍，而对汉语语法却是知之甚少。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在背四六级词汇的学生，有谁会将时间花费在汉语的学习上？这样的现象不禁让人想到，什么时候会出现一股汉语学习热？
由此看来，流行的东西不一定就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帮助，有时甚至会对
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对于文字和语言这类意义非凡，对本民族影响深远的东西，最好还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加以改进即可。除此之外，古代诗歌、词赋、文章以及成语、俗语，我们就应该保留其本来的面目，因为这些都体现的是古人们的思想。如果我们肆意更改，就会改变它们的原意，这对我们的后人或许会成为一种误导。
然而，并不是说流行元素就不能融入到传统文化中。对于中国的传统服饰，例如唐装和旗袍，设计师如果在服装中融入一些当季流行的色彩或花纹，这样设计出来的服装不仅有传统特色，也有一定的时尚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中国的传统戏剧，我们可以将其融入到影视作品中，也可以编排一些有新时代特点的剧目来演出，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这些都不失为普及传统文化的方式。此外，像书法、绘画、剪纸等艺术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特色，进行创新。
反过来，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能够都原汁原味地继承。因为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或许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再者，传统文化也不一定都是优秀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但对于有些内容，我们需要剔除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 的封建等级观等。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根据其具体内容，选择更合理的传承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需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传统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所有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去传承和发展，特别是我们青少年一代，否则，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失去根基！根基不稳，大厦何以坚固并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

E. 怎样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弘扬五四传统 争做时代新人

86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的爱国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也标志着中国青年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青年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不屈不挠地奋斗烂宏，历尽艰辛地求索，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光辉业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进步与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知识更新不断加快，人才呈现年轻化趋势的今天，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和承担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已经愈来愈多的落在青年一代身上。青年大学生要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主人翁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同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结合起来，要抓紧学习，刻苦钻研，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充实提高自己，要敢于开拓，大胆创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前人，勇攀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全校广大团员青年只有在共青团组织的带领下，大力弘扬五四传统，发扬创新精神，唱响“永远跟党走”的主旋律，积极投身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竭诚为“三农”服务、参与学校跨越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去，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弘扬五四传统，发扬创新精神，要求广大团员青年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搏历核不动摇，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团员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用科学的理论构筑强大的精神支柱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希望所在。全校青年应进一步增强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断深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素养，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十六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新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切实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为将来报效祖国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同学们，青年朋友们！五四运动点燃的革命火炬，已经传到当代青年手中；五四先驱振兴民族的崇高理想，将通过当代青年继往开来。希望你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坚定理想信念，牢记时代使命，勇于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基掘地跟党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谱写更加壮丽的青春之歌.

F. 如何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就是它的精神之源，是它的身份证和象征，是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无异于将自己推到了灭种的边缘。因此，每一个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华夏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然而这个古老、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体系在传承上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怎样解决好这个问题已成为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
针对传统文化传承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而有人则认为我们应该融入流行。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太片面，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了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对于不同方面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选用更适合其发展的方式来传承。笼统单一地说要保留原汁原味或者融入流行都比较偏激。因此，我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手段。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不可能也没能力进行详细地阐述，因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浅陋观点。
首先来谈谈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文字和语言。 中国是最早拥有自己文字的文明之一，也是现今世界上少有的使用象形文字的国家中的一员。汉字可谓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然而从近代以来，汉字的传承便几经磨难。首先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为要讲求科学创新，向西方世界学习，鲁迅等人曾提出要以拉丁字母式的文字来取代汉字，但最终没有成行。然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也曾设想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但在几经权衡之后，仅仅是创造出了汉语拼音来辅助汉字的学习。随后的简化字改革中，我们的汉字差点被改了面目全非。到了21世纪，这个网络十分普及的时代，网络语言的泛滥又一次给汉字的传承带来巨大的冲击。网络语言中充斥着各种奇怪生僻的文字符号，语法错误屡见不鲜，千奇百怪的缩写和文体以及中西方文字的混用更是遍地开花。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网络语言已经遍及我们生活里的各个角落，被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这样的情形无疑会对汉字和汉语的传承造成巨大的损害。不是危言耸听，久而久之，这些青睐网络语言的人定会忘记真正的汉字该怎么写，真正的汉语该怎么表达了！国家显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高考语文试卷中也有了不得使用网络语言的规定。
我们的母语——汉语也遇到了与汉字相似的问题。由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国内的英语学习热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现在的情况较以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语的学习早已提高到“从娃娃抓起”的高度。因此，学生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英语的学习中，而完全忽视了汉语的学习。我敢说绝大多数高中生能对英语语法如数家珍，而对汉语语法却是知之甚少。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在背四六级词汇的学生，有谁会将时间花费在汉语的学习上？这样的现象不禁让人想到，什么时候会出现一股汉语学习热？
由此看来，流行的东西不一定就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帮助，有时甚至会对
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对于文字和语言这类意义非凡，对本民族影响深远的东西，最好还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加以改进即可。除此之外，古代诗歌、词赋、文章以及成语、俗语，我们就应该保留其本来的面目，因为这些都体现的是古人们的思想。如果我们肆意更改，就会改变它们的原意，这对我们的后人或许会成为一种误导。
然而，并不是说流行元素就不能融入到传统文化中。对于中国的传统服饰，例如唐装和旗袍，设计师如果在服装中融入一些当季流行的色彩或花纹，这样设计出来的服装不仅有传统特色，也有一定的时尚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中国的传统戏剧，我们可以将其融入到影视作品中，也可以编排一些有新时代特点的剧目来演出，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这些都不失为普及传统文化的方式。此外，像书法、绘画、剪纸等艺术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特色，进行创新。
反过来，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能够都原汁原味地继承。因为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或许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再者，传统文化也不一定都是优秀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但对于有些内容，我们需要剔除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 的封建等级观等。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根据其具体内容，选择更合理的传承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需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传统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所有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去传承和发展，特别是我们青少年一代，否则，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失去根基！根基不稳，大厦何以坚固并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

G. 论文 讨论在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精神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宏桐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弊绝老。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 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着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样一种精神和租升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着；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着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着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 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着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骗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 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着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着；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着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着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 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着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骗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原则，有历史的渊源，也不乏新的时代内涵。它与《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内在统一的。该准则的第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讲，就是要“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己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环境、面临的具体任务与邹韬奋等出版家是不一样的，但出版的职业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对出版行为的荣与耻的道德评价也有相同相通之处。知往鉴今，追慕前贤，今日的出版界才会真正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八荣八耻”中的重要一条。它强调将诚实守信作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道。现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对诚实守信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积极践行。 陆费逵把“做事先做人”作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阐发关于职业修养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学生》一文中，他也特别强调“人格之修养”，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第一义”。而我们“注意于灌输智识者多，注意于养成人格者少”，因此应格外重视“高尚之道德”的培养。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杂志，经常性地刊载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出版业在当时也属于实业，因此，其出版职业道德论也是他关于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的一部分。但出版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实业，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书业商之修养》等文章中，陆费逵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养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其益处定非浅鲜；反之，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图书月报》上发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一文，引用外国有关出版职业道德方面的谚语，希望同行注意，如“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以其身虽朽遗毒未尝止也”，“不良之书其害甚于盗贼”。因此，他不断强调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养。 现代着名出版家张静庐对出版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和责任。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认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他的这种出版观念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尔基全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张静庐主持上海杂志公司，在征得鲁迅同意后，和译文杂志社商量，准备用三年时间译完《高尔基全集》。全集分六辑，每辑十部，半年出齐。当翻译前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海杂志公司正准备登报公布时，另一家图书公司忽然在前一天刊登了《高尔基全集》出版预告，张静庐只好把这个计划搁置了。不料这家书店出版的所谓《高尔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张静庐眼里，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忧虑”。“这是《高尔基全集》吗？”张静庐愤怒了，“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问题，诸如抄袭剽窃、不负责任、刻意炒作、夸张误导、恶意竞争、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低级克隆、盲目跟风、盗版猖獗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危害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业，注定不可能长久繁荣；缺少职业道德和行业公认的准则，将使整个行业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表现出极高的职业操守，尽早克服这些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社的文化创新与文化积累。 总之，“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又有个人为人处事的社会准则。从个人角度讲，出版人要知荣辱，树新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从出版行业整体来讲，要形成良好的商业伦理，同时对于出版界中的不良现象甚至是丑恶的东西，找根源，想办法，予以彻底根除。加强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对于切实保证我国出版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H. 新文化运动反对孔孟之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古文化

“五四”运动以来的历次新文化运动反对“孔孟之道”，主要是反租蚂碧对儒家宣扬的封建礼教、愚民文化、“八股”文风等等糟粕性质的东西，大方向是正确的，效果也是与时俱进的。但后来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无限扩大到“批孔”“反儒”、“破四旧”，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弊举我们国家和执政党对古文化（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继承传统，勇于创新，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造福人类。所以，我们要学习古文化，继承古文化，并结合当今社会的新情况加以创新和发展，将华夏文化发扬光大。物兆

I. 如何做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针对传统文化传承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而有人则认为我们应该融入流行。这两种说法都太片面，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了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对于不同方面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选用更适合其发展的方式来传承。笼统单一地说要保留原汁原味或者融入流行都比较偏激。因此，我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手段。

(9)新文化运动中如何继承传统扩展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5、儒家、佛家、道家彼此共存共荣，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J. 当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承体现在哪

1、继承与弘扬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性的文明。五千年文明的连续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华文明的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各种其他因素之外，中华民族自觉的传承意识和传承实践，始终是一个重要原因。自觉地继承、传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连续性发展的根本条件。孔子注重“述而不作”，述是复述，也是传承，述是早期古代文化积累发展的主要方式。没有“述”文化的成果就不能保留和传承，孔子以后儒家对六经的不断解释和自觉传承对中华文化的久远传承发挥了根本性的示范和作用。唐数敬代的韩愈曾写下着名的《原道》，原道的道就是中华文明及其核心价值，强调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宋代以后，“学绝道丧”成为儒学的根本忧患，主张要把文化和价值的传承作为第一要务。

20世纪中凯颤国文化中的“继承”问题，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是指对于“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从而使得继承这一法律术语同时具有广阔的文化意义。在发生学上，这个问题既是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转变中发生的，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长期武装斗争时期就遇到的问题。就前一点来说，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突显的新旧文化问题，当时的主流声音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全面批判传统文化，以求走向近代化。就后一点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包含着自己的文化主张；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任务的时代使命不能不规定了文化继承和选择的主题。

换言之，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时代，对于文化的主张和选择必然是以服从革命斗争为根本、为革命斗争服务的。革命的武装斗争需要的是鼓励勇往直前、冲决罗网，以及坚决奋斗的气概、意识和精神，而反对遵守秩序法则，不重和谐守成。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而儒家思想本质上不是为革命呐喊的，而是为治国安邦、修身齐家服务的学问。因此儒家重视的是和谐、秩序、道德、团结、稳定。历史上，汉代的建立，经过军事斗争取得胜利，而后转入长治久安的时期。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成功发展不是自然地经历了这样的转折，而是以秦政为借鉴，通过重视汉儒叔孙通对刘邦所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认识到儒家不是马上得天下的学问，却是马下治天下的学问，而逐步取得的。马上得天下就是武装夺取政权，马下治天下就是和平时期长治久安，中心任务不同，盯毕败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认识也就不同，对文化继承的态度也就不同。